和简牍典籍印证古史相比，利用出土简牍研究古代文学的起步有些晚，但通过学者的不懈努力，其成就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出土简牍对古代文学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银雀山汉简到郭店楚简，从上博简到清华简，出土的简牍典籍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是早期文学研究的直接证据，为先秦、两汉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诗学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儒家以诗学著称，孔子有删诗之举，后世历代的诗学注疏，往往附有学者的主观诠释，上博简《诗论》29支简，约1006字，记述孔子对《诗》的评论，为现存最早的早期儒家论诗的著作，为研究早期诗学史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郭店楚简《缁衣》《五行》、马王堆帛书《五行》等篇多处引用《诗经》，《性自命出》《语丛一》《语丛三》有对《诗经》功用的阐发，上博简收有《逸诗》两首，阜阳汉简《诗经》多通假字，与三家诗皆不同，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诗中的任何一家，很可能是实际流传而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楚地诗说，展现了汉代《诗经》学的繁荣面貌。阜阳《诗经》残存诗序对于认识《毛诗》序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从上博简《诗论》到阜阳《诗经》，出土简牍印证了战国至汉代的诗学传流，对于重新认识早期诗学面貌，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先秦至汉初，是中国文学经典的形成时期，因此简帛典籍的发现，不仅为文学史增添了的新材料，而且为传世文献的形成年代有了新的认识。《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宋玉赋历代经籍志或艺文志皆有著录，至清人崔述首先怀疑宋玉赋为伪出，其后刘大白和陆侃如等学者从用语、人称、音韵、风格等不同方面，力证宋玉赋为伪作。

刘大白先生认为，宋玉赋中多称“楚襄王”“楚王”，并且说“昔日”，可见不是楚人宋玉当时所作，而是后人的伪托；宋玉时代赋体尚未产生，今本题名为宋玉的赋作只能是汉或者汉以后人所作；宋玉赋中多出现“宋玉”一词，显系第三者口吻；《讽赋》与《登徒子好色赋》格调词句，颇多相同之处，如果同出宋玉手笔，不会如此雷同；《大言赋》《小言赋》出于对晋代傅咸《小语赋》的模仿；从用韵上来看，宋玉作品中“醒”“人”等14条韵例都不合先秦古韵；从篇数来看，《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现在《楚辞》中有《九辩》九篇，《招魂》一篇，都是宋玉的作品，如果《风赋》等十篇，真是宋玉所作，那么，宋玉赋便有二十篇，不应该只有十六篇了。[※注]

袁梅《宋玉辞赋今读》将否定宋玉作品诸理由增至13条[※注]，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认为除《九辩》之外，其他传世的宋玉赋全部为伪作。宋玉曾与屈原并称，是继屈原之后，楚辞最有成就的创作者，他的赋作开启了汉代散体赋的先河，刘勰称其为文章的宗师的宋玉，竟然只有一篇赋作传世。

虽有胡念贻等学者坚持认为宋玉赋不伪，但声音过于微弱，直到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汉简《唐勒赋》的出土，为宋玉赋研究带来了转机。《唐勒赋》残简26枚，232个字，银雀山汉墓上限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限为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早于司马相如，与宋玉和唐勒的时代十分相近，简题“唐革”应作“唐勒”，罗福颐先生据此认为是《唐勒赋》，《唐勒赋》篇首云：“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唐勒先称曰……”其问答体形式与宋玉《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等篇的开头极为相似，皆是宋玉最后发言，因此李学勤等学者判定《唐勒赋》为宋玉所作，是十分可信的。[※注]

古书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宋玉赋的楚王实际是后人的追称，这与《何尊》称姬昌为文王一样，不能因此否定其为伪作。《唐勒赋》记述唐勒与宋玉在楚襄王面前谈论“御术”，以对话形式展开，且称赞“尧、舜、禹、汤之御”，在体式、结构、语言风格、内容等各方面都与传世的宋玉赋极为相似，使以前否定宋玉赋真实性的理由皆不再成立。汤漳平、谭家健、廖名春等通过研究，证明今传宋玉的大部分赋作不容置疑[※注]，宋玉作品真实性的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等10篇当为宋玉所作，已被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可。[※注]

银雀山汉墓《唐勒赋》残简从根本上推翻了把宋玉赋看成伪作的定论，而西汉前期，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片的出土，屈原的作品系汉人伪托的问题同样得以终结。学者多认为《庄子》杂篇为后世伪托，而阜阳汉简出现了《庄子》中《则阳》《让王》《外物》诸篇的文字，张家山汉简也有《盗跖》篇，廖名春先生指出，这些发现证明《庄子》杂篇距庄子时代不远，它们应该是战国时期作品，谈先秦散文，毋庸置疑应包括《庄子》杂篇在内。

简牍典籍的发现，使我们对早期文学的创作情况和发展面貌有了更多的了解，改变了我们以往对文学史的认识。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将先秦诸子散文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纯语录体，以《论语》《墨子》为代表；二是对话式的论辩文，以《孟子》《庄子》为代表；三是专题议论文，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这一排队实质是认为春秋时期不可能有《老子》那样的非问答体议论文，沿袭了冯友兰二三十年代的疑《老》论。但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90年代初，湖北荆门又出土了楚简本《老子》，事实证明，非问答体议论文不可能迟至战国才出现，春秋时代早已有之，早期散文发展史无疑要改写。[※注]

先秦散文可分为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两大块：先秦历史散文，注重分析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等作品在叙事、人物描写以及语言艺术方面的演进；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论语》《墨子》为第一阶段，《孟子》《庄子》为第二阶段，《荀子》《韩非子》为第三阶段。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论题，是由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引发的。陈桐生先生将七十子后学著述的《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郭店简及上博简中儒家文献等作品称之为“七十子后学散文”。从孔门七十子到战国秦汉之际的儒生都可以称为七十子后学，而陈先生所说的七十子后学，仅限于孔子第一、第二、第三代弟子，因为对中国说理散文的贡献主要是这三代人特别是前两代人做出的。

七十子中的“先进”，仿照史官记言记事传统，首开记述孔子言行之风，由此实现了从先秦历史记言散文向诸子说理散文的过渡。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并非从零开始，此前史官的历史记言文是它的直接源头。七十子中的“后进”，突破了言必“称其师”的惯例和对史官记言的形式依傍，以个人名义独立地发表学术见解，这些文章已经具备了说理文的基本要素，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专题说理论文，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及其弟子手中已基本成熟。

七十子后学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有着共同宗师、共同思想信仰的文化学术团体，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着共同文风的散文流派。他们人数众多，作品丰富，正处于从先秦历史记言散文向先秦诸子说理散文过渡的转折点上，中国文学史应该给他们一席之地。希望能以七十子后学散文为枢纽，打通先秦历史散文与先秦诸子散文的内在联系，勾勒出从历史记言散文到诸子说理散文一脉相承的发展轨迹，对先秦散文的整个知识体系予以重新审视。[※注]

简牍典籍使我们看到了古书的真正面貌，结合出土文献，对先秦、两汉时期各种文体形成、演变的研究逐渐成为文学界的热点。《汉书·艺文志》“杂赋”著录“成相杂辞”，《荀子·成相》56节为成相辞的代表，朱熹说：“相者，助也，举重劝力之歌……亦托于楚而作。”[※注]学者们普遍认为《荀子·成相》是荀子借鉴当时民间歌谣的形式，抒发自己政治理想和治国抱负的作品，其形式并非荀子所创，但长期以来，却始终无法证明。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其中《为吏之道》篇是讲官吏学习为政之道的手册，有8首成相辞，基本上是三三七四七句式，与《荀子·成相》体例完全相同。《为吏之道》上限为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52年），下限当在秦统一之前，与《荀子·成相》的时间接近。《为吏之道》成相辞是讲诵给下级官吏听的“语体”文学，是地道的民间文学。

《汉书·艺文志》把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四类。杂赋12家中有“成相杂辞”，《为吏之道》使我们看到了孙卿赋与杂赋之间的关联，揭示了《荀子·成相》与民间文学的密切联系。秦简《为吏之道》的发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以《荀子·成相》为代表的这种文学样式的研究。先秦文学自“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至楚辞“奇文郁起”的三百年间，一方面，散文创作如江河汹涌，日趋成熟，诸子散文、史传散文双峰并峙，各放异彩；另一方面，以“成相辞”为代表的民间诗歌，也在演进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成相辞”应成为先秦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链环。先秦诗歌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诗经》与《楚辞》，还必须研究和探讨与“成相辞”类似的精英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结合体。只有这样，先秦文学的研究才能不断得到深入和拓展。[※注]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战国秦汉墓群，其中《志怪故事》[※注]一篇故事离奇，记载了一位名叫“丹”的人被杀死后埋葬，三年后在墓中复活、重返人间的故事。李学勤先生认为，我国古代志怪小说以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等为代表，而《志怪故事》所记故事颇与《搜神记》等书的一些内容相似，情节虽不如《搜神记》曲折，但仍可视为同类故事的最早版本，而且时间早了500多年，对研究当时的风俗文化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注]

伏俊琏先生在汲冢竹书中也发现了一则类似于《墓主记》的志怪小说：

它产生的时间比秦简《志怪故事》还要早，故事保留在西晋初年汲冢出土的竹书《古文周书》中。《古文周书》已经散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十五辑录二则，明代梅鼎祚《文纪》引此段作汲冢《师春》，未注明出处，严可均辑本乃据李善《文选·思玄赋注》。[※注]汲冢《师春》的志怪故事与秦简《志怪故事》相印证，可知志怪小说的起源是很早的。从汲冢竹书《师春》到秦简《志怪故事》，从魏晋志怪小说中所记述的复生故事到唐宋传奇小说的繁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早期小说演进的历程。放马滩秦简的时代远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汲冢《师春》志怪故事的发现则将志怪小说的历史提前到了战国中期以前，纠正了魏晋志怪小说单纯受佛教影响产生的错误说法，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小说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语”是先秦时期一种常见的文体，是古人知识、经验的结晶和为人处世的准则，蕴含着先民的经验与智慧，但对于“语”体的来源，学界一直不是十分清楚。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语”作为一种文体，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1987年，慈利楚简出土，其中有《吴语》的内容，上博七《吴命》篇从文章内容到体例，《吴命》篇有可能为《国语·吴语》佚篇（曹锦炎先生语）[※注]，截至目前，在发表或介绍的出土简牍中，“语”类文体资料已达二十余种，探究先秦“语”体源流的时机已经成熟。

俞志慧等学者认为，“语”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知识和共同的思想、话语资源，它出于实录，最早出自史官的“记言”，是早于“六经”而出现的，而它的部分内容是被吸收进“六经”的。后来“语”出现分化，实录性质减弱，多少加入作者自己的主观意志，符合诸子写书的需要，因此诸子书最初多采用“语”这种文体，被称为“百家语”。长时期内，“语”文体发展并不成熟，一直到《国语》结集成书，“语”作为一种文体才完备起来。《国语》主要记君臣之政治得失，这种取向对后代影响很大，形成正史中的“国语家”。

先秦时期，“语”作为一种文体，包含的内容相当宽泛，“谚语”“俗语”是其剪裁，“事语”是其流变，《国语》是其集大成。上博简《曹沫之阵》既有鲁国史官记言的特征，也有后人整理的痕迹，它在学术史上应处在“王官文化”向“诸子文化”转化的过渡阶段，对于我们认识先秦“语”文体的演变很有启发意义。[※注]

1993年，《神乌傅（赋）》出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尹湾村汉墓6号墓葬坑，墓主人为男性，可能做过东海郡的卒史、五官掾或功曹史等小官。墓葬下葬的时间为西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而《神乌赋》创作的年代肯定要早于这一时期。原简最后一支简文是“□（廿八）书佐□朐病兰陵游徼□□故襄□（功曹掾）□□”，伏俊琏先生根据赋中出现的“功曹”一语，认定该赋产生的上限在成帝置“功曹”以后，应是西汉后期的作品，其中官职为“书佐”或“游徼”的人可能是赋的抄手或作者[※注]。周宝宏认为《神乌傅》显系墓主所作，因为墓主生前做过“五官掾”“功曹史”等官。[※注]

《神乌赋》中的雌乌，虽是一位勤劳持家、心地善良、勇敢刚毅、胸怀博大的贤妻良母，但不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我们认为墓主创作或抄写的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即便是抄写，墓主为何要抄写此篇呢？最起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抄写者的内心境遇。《神乌赋》以“传曰”总结全篇，发表感慨，认为人生在世，唯有效法凤凰高翔、蛟龙深藏，才能远祸避害。官场黑暗，“远去高翔”才是作者或抄写者的本意。

如果把《神乌赋》与《鹞雀赋》《鹰兔赋》《燕子赋》进行对比，那么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便清晰可见：它们都是以鸟类为故事的主角，都以代言体展开生动的情节，都是以四言为主体的韵文，而且都根据内容的需要进行灵活换韵。它们属于同一个系统，有着共同的承继源头。[※注]今存汉赋200余篇，有骚体赋、文赋、诗体赋等不同形式，但《神乌赋》具有独特的风格，在现存的汉赋里连一篇同类的作品也找不出来（裘锡圭先生语），《神乌赋》采用对话形式，用拟人手法叙述故事，四言押韵，末句传曰，阐明主旨，是一篇典型的民间故事赋。《神乌赋》的出土，展现了汉赋题材的多样性，填补了汉代民间故事赋的空白，使“赋出民间说”得到了出土简牍的印证。

《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汉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颜师古注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清儒王念孙认为，《离骚传》之“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并引《尚书》《论语》异文和荀悦《汉纪》、高诱《淮南鸿烈解》为证（《读书杂志·汉书第九·离骚传》）。《神乌赋》出土后，裘锡圭、扬之水等认为，《汉书》原文“傅”应作“赋”，王念孙之说确为卓见。[※注]曲德来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在汉代，骚、赋、颂诸体无别，屈原《离骚》又可称为《离骚赋》，《怀沙》又可称为《怀沙赋》，刘安所作必然不是《离骚赋》，而只能是《离骚传》，属于章句之学，不能说是文学作品。[※注]李若晖认为，刘安的《离骚传》其实是属于“序传”之“传”，即附于作品之后，用来说明作者生平事迹的文字，与赋无关。[※注]张继海认为，淮南王所作的是《离骚传》，主要是对《离骚》中一些人物典故做了注释，阐说《离骚》的大旨。[※注]

实际上，对于《离骚赋》的解释还要从《汉书》本身探寻，《汉书·淮南王传》：“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暮然后罢。”《离骚赋》与《内篇》《颂德》及《长安都国颂》等篇并列，《内篇》是淮南王召集宾客所著的新作，刘安是汉武帝时期最具文才与学识的诸侯王，此处《汉书》夸赞的是刘安的创作才能，与把《离骚传》解释为传疏、章句之类的作品，不如把“傅”解作“赋”，意为刘安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仿照《离骚》韵律的新作，这样更符合《汉书》的本义。

先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是诸类文体的萌生时代，简牍典籍给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弥补了一些文学史研究中缺失的链环，使先秦文学史的面貌焕然一新。更为重要的是，简牍典籍的出现，冲击着我们以往的文学观念，对陈旧的文艺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由先秦顺延至隋唐，引发我们对早期文学史的重新思索、重新认识，增强了我们改写上古、中古文学史的信心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