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北20世纪初叶出土的简牍，大多为屯戍遗简，它为研究汉代的屯戍体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故起步早，成果多。1901—1904年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先后两次在中国新疆、甘肃一带考察，掘获许多汉晋简牍及纸文书。利用这些数据，斯氏对敦煌地区的烽隧的分布、形制结构、功能、时代等做了全面分析。王国维充分利用了此批简牍及斯氏之成果，据斯氏纪行书附图重绘东经93°—95°、北纬40°—40°30′间的烽隧及长城分布图，以表格方式展示44座烽隧遗址与名称间的对应关系，纠正了斯氏的许多错误。[※注]1944年，我国学者向达、夏鼐、黄文弼、阎文儒等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也在敦煌进行考察。而规模最大与时间最长的是1979—1982年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的三次考察发掘，1987年又进行普查，1992—1995年间由甘肃省文化厅文物处原处长钟圣祖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岳邦湖率领的考察团又对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进行全程考察，考察长城500多公里，烽隧228座，鄣城45座，古城遗址32座，比当年斯坦因所见烽隧多134座，为下一步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注]

居延汉简数量多达三万余枚（已公布两万余枚），为研究汉代屯戍体系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据，故许多人从此入手。论述较全面者如劳榦先生曾复原都尉以下体系为：都尉（属下有丞、掾属）—候官（属下有丞、鄣尉、士吏、掾属）—候长（属下有候史）—隧长。

文云：“即边塞职官自都尉以下，凡有候官、候长、隧长三级。其所居之地则大者曰城曰鄣，小者曰隧。其理之者则鄣有鄣尉，隧有隧长。都尉大率居于县城或鄣，候鄣则治在隧间。”

关于敦煌诸鄣隧，劳榦先生“将王氏所编次之敦煌诸候隧重为董理”，以列表方式列宜禾都尉、玉门都尉下属诸候官及各候官下属诸隧。但与今之研究结果有出入。

关于居延诸鄣隧，劳文亦以列表方式列居延都尉（下辖殄北候官、卅井候官、甲渠候官）、肩水都尉（下辖肩水候官、广地候官、橐佗候官），又详列各候官下辖诸隧，亦与今研究成果有出入。此乃时代限制所致，其文亦云：“以上所列烽隧之系统，全系初步假设。将来简牍出土所在如能完全明白，则此表或应全部修正也。”此客观科学的态度十足可取。[※注]

关于屯戍体系自身及相关职官，则陈梦家先生《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及《汉简所见太守、都尉二府属吏》二文论述已甚详尽。

《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一文首先对太守府与都尉府之组织结构作了比较，文云“都尉是太守下专职武事者，边郡武事重要，亦开府治曹辟吏，因此都尉府的组织和太守府的组织虽略小而相仿”，文中还列表如下：

文云：“因此，两府属吏（阁下和诸曹）在汉简上有时不易分辨，但其直系防御组织即太守—都尉—候—部候长—隧长则是分别清楚的。”详述都尉属官之称谓与职责，所举有：

1.都尉丞，举例后云：“由此可知在公文上都尉与其丞常常并列为正副之职。都尉丞出缺时可由近次之官兼行……据《百官表》都尉‘有丞，秩皆二百石’。属国都尉有丞，与部都尉同。”

2.候（见候——候官）。

3.千人，举例后云：“由上可知千人有‘千人’与‘骑千人’二种，其属吏有丞与令史。”

4.司马，所举例包括司马、骑司马、假司马、属国司马、左部司马、郡司马、城司马七种，文云：“司马与骑司马，犹千人与骑千人……《百官志》将军下曰‘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是假司马是司马之副。司马之属吏有丞和令史，与千人同。”

陈文认为都尉丞、候、千人、司马是居延与肩水两都尉下的四种属官，云：“都尉丞与都尉同在都尉府，而候、千人、司马各以候官、千人官和司马官为其治所。候与所属的部候、隧在塞上司候望与烽火，另成一系统。千人与司马应为屯步兵骑兵的首长，而千人所辖有骑兵。候、千人、司马，除职司不同外，或许是有高下等级的。”又“属国都尉的编制同于部都尉，但也有它自己的官名”，认为“千长”“百长”即属国都尉下之官名。

关于城尉与城官，陈文考订破城子与大湾分别为居延与肩水都尉府所在。又认为“城尉与城司马之‘城’，似指居延与肩水都尉府所在的破城子与大湾两城”。则此节之考证未详且有误，如破城子为甲渠候官遗址而非居延都尉府遗址。

关于候与候官，陈文作了较详尽的考证，认为“候与候长皆居塞上警戒，乃是军候、斥候之候……候、鄣候、塞候是一，因候皆驻于鄣城之内，而鄣在塞上与诸部候、诸隧构成一条防御战线”。确认候之治所称“官”或“候官”。每一候官所辖塞约百里，属吏有丞、掾、令史、尉史、士吏。陈文认为：“尉史、士吏与令史都是候官的属吏，惟尉史与令史仅限于候官一级，而士吏也是低一级塞和部候的属吏。”准确地说，士吏应是候官派遣驻诸候长部的属吏，而非低一级塞和部候的属吏，故陈文亦云：“简虽称某某部士吏，但士吏似直属于塞尉，分驻诸部。”

关于候长与候长部，陈文据汉简所见列表，排列八个候官下的52名候长，指出“部有候长、候史和士吏……各部大小不同：部吏或主吏有7人、9人、11人者，部卒有18人、22人、30人或数十人者，隧有六所、八所者。数所中有一隧为主所，或为部治所”。

关于隧长——隧·署，陈文据汉简所见列表，排列八个候官下属隧约260座，但认为实际数量要更多一些，指出：“在防御组织的候望系统中，隧是最基层的哨所，即烽火台和它的屋舍。从残存的简文看来，每隧人数不多，少者一二人，多者五六人。因此除了隧长外，属吏很少见……隧史、助吏当是隧长下极小之吏。”

陈文亦列二表概述与张掖郡屯戍体系相关之机构。

其一为《张掖太守系属简表》。

其二为《张掖部都尉系属简表》。

此表基本囊括了汉代屯戍体系诸系统（所利用仅为20世纪初出土的数据，实为难能可贵），五个系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尤其一至三项规模通常较大，但迄今对后四项的研究仍然做得很不够，其中固然有资料不足的问题，也有重视不够的原因。

由于简牍大多出自候望系统诸遗址，因此对候望系统的研究是最深入的，尤其《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一书出版之后，成果甚多，其中马先醒先生《汉居延都尉与其四塞》论述甚详尽，文中考证了居延都尉与遮虏鄣，居延城与居延候、小居延候官，详述甲渠候官鄣塞、殄北候官鄣塞、卅井候官鄣塞的布局及部隧隶属关系，三塞联防等。[※注]候望系统诸遗址中，又以甲渠候官的情况最清晰，《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公布前，除陈梦家曾详述其鄣隧布局与隶属关系外，最早提及此事者为劳榦先生，先生在其《居延汉简考证·烽燧二》中编制了汉简所见候官隶属关系表，隶属于甲渠候官之下的有：“甲渠候、不侵候、诚北候、第四候、第廿三候、夷虏候”（所谓“候”，实指候官下属诸部而言）共六个部，部之下列有五十三座烽隧。[※注]再者为日本学者永田英正《试论居延汉简所见的候官——以破城子出土的“诣官簿”为中心》一文之结论云：“以甲渠候官为例，至少也有十三个候，九十二个隧。假如每候有候长、士吏和候史各一名、戍卒十名，每隧有隧长一名、戍卒四名，那么隧长以上的吏就是一百三十一名，戍卒则是四百九十八名。据此推测，一个候官管辖的候、隧，共配备吏一百三十名左右、戍卒五百名左右。”[※注]今将三位先生的结论列表如下：

《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公布后，对甲渠候官规模的探索则获得更为精确的结论。李均明撰《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一文之主要结论如下。

关于甲渠候官塞吏、卒总数：甲渠候官吏总数通常在一百零六至一百零八人之间，以一百零八人的编制居多。分配至各职位之名额如下。

候，或称鄣候、塞候一人，候官的最高长官。

候丞，候之副手，不常设，或有时设一人。简牍中塞尉出现的次数远远多于候丞，故候官可能长期只设塞尉而不设候丞，只是曾短期有过丞的编制。

尉，或称塞尉，候之副手，常设一人。

掾，候官属吏，驻候官鄣，主文书事，秩百石以下，汉简所见签署文书名，掾总是签在令史之前，知其地位高于令史，常设掾一二人。

令史，候官属吏，驻候官鄣，主文书事，汉简所见签署文书名，令史总是签在掾之后，地位低于掾，秩斗食，常设三人。新莽时期称“造史”。

尉史，塞尉属吏，驻候官鄣，主文书事，汉简所见签署文书名，尉史总是签在掾、令史之后，地位低于掾、令史，秩当佐史，编制多时达四人。

士吏，候官属吏，“主亭隧候望，通烽火备盗贼为职”，秩百石，巡派驻诸部，常设二至三人，因此不是每个候长部都驻有士吏。

以上官员皆为候官直接管理的官员，除士吏外，皆常驻候官鄣。

候长，候官下属诸部负责人，秩百石，每部设一人，凡十人。

候史，候长属吏，主诸部文书事，秩当佐史，每部设一人，凡十人。

隧长，诸部下属基层烽火台的负责人，每隧设一人，秩当佐史，据汉简记载，甲渠候官隧长总数一度为六十七人。

以上为候官下属诸部、隧之常设吏员，不同时期之数量虽有波动，总数皆在一百余人上下。

东汉初年的简牍中犹见“隧助吏”的称谓，或为隧长辅佐，秩级、人数未详。

关于戍卒数量，简文所载摆动幅度较大，在二百四十至三百人之间。

据简文而能确定部隧隶属关系者，如：

万岁部（曾名第三部）隶属隧有：万岁隧、却适隧、临之隧、第一隧、第二隧、第三隧。

第四部隶属隧有：第四、五、六、七、八、九隧，临桐隧。马先醒先生文引初师宾表尚附有望桐隧。[※注]

第十部隶属隧有：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隧。马先醒先生文引初师宾表尚附有高沙隧。

第十七部隶属隧有：第十七、十八、十九、廿、廿一、廿二隧。马先醒先生文引初师宾表尚附有陷阵隧。

第二十三部隶属隧有：第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隧，箕山隧。马先醒先生文引初师宾表尚附有箕北隧。

临木部隶属隧有：临木隧、穷虏隧、木中隧、终古隧、武贤隧、望虏隧、□□隧。

诚北部（曾名城北部）隶属隧有：诚北隧（城北隧）、武强隧、俱南隧、□虏隧、惊虏隧、俱起隧、执胡隧。马先醒先生文引初师宾表尚附有收虏隧。

吞远部隶属隧有：执胡隧、执虏隧、惊虏隧、吞远隧、吞北隧、次吞隧、万年隧、平虏隧。

不侵部隶属隧有：不侵隧、当曲隧、止害隧、驷望隧、止北隧、察微隧、伐胡隧。马先醒先生文引初师宾表尚附有望南隧、察虏隧。

关于烽隧之间的距离，简文有明确记载者如第廿六隧至廿七隧为汉里二里八十一步（见《新简》EPT5·17），武贤隧至诚北隧为汉里四里以上（见《合校》99·1），第十一隧至十二隧为汉里三里十步、第十隧至十一隧为汉里二里二百三十步（见《新简》EPT52·107），《新简》S4T2·159：……去第四隧九百奇百一十七步，合汉里三里百十七步。知各隧距离不等，平均在汉里三里左右。台北简牍学会罗仕杰先生曾实测甲渠塞之烽隧间距离如下：

T5→T8=6.84km

T8→T9=1.24km

T9→A5=1.33km

A5→T10=1.31km

T10→T11=1.28km

T11→A6=1.27km

A6→T12=1.30km

T12→T13=2.57km

T13→A7=1.28km

A7→A8=1.22km

A8→T14=1.31km

T14→T15=1.37km

T15→T16=1.38km

T16→P1=1.12km

P1→A9=1.34km

A9→T17=1.26km

T17→T18=1.41km

T18→T19=2.64km

马先醒文云：“由前表明白显示，甲渠塞上诸烽隧之间距，多在1.12公里至1.41公里之间，即其间距约略相等，足见是颇有计划的修筑而成。至于前表中的三个较远间距，均各有其特殊原因……T18至T19之间距是2.64公里，所以较一般长些，因为其间的伊东河弯曲于二烽隧间，不克将烽隧筑于河水中，有以致之。”[※注]

关于居延都尉所在地，迄今未有定论。陈梦家曾推测其为破城子，但已为《新简》等资料及后人的调查研究所否定。马先醒先生力主K688古城为居延都尉治所并辨明其与居延城、小居延的区别，其结论云：“简文中的‘居延城’，即县令治所，其规模稍小于K688，则都尉治所的K688，可名为‘大居延’；居延县城当名为‘居延城’，至于‘小居延’则为‘居延候’驻所。而居延候主要职责在卫护居延县城及其治下的百姓，即维持内部治安，与甲渠候等以防御外敌有别。故其重要性较小，统辖士卒亦少，治于小居延候官。由于汉居延县城及小居延候官均尚未发掘，甚至未十分确定。故居延简中有关其资料甚少。职是之故，未曾亲临居延的陈梦家，所推往往待商。尤其定居延都尉治破城子（A8，即甲渠候治所），因此破城子即为简文中的居延城。但破城子出土之万余简中，‘甲渠’者多过‘居延’者，又当何解？”又云“K710系汉居延县城。居延城司马即驻此守卫。居延候当系居延城司马之下属，率部驻居延城外之居延候官，又名‘小居延’”[※注]，可备一说。

候望系统最大的建筑工事为候官鄣。候官鄣是候官的领导机构所在地。甲渠候官鄣遗址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二十四公里处，俗称破城子，它筑有较坚固的防御设施，如鄣堡、坞墙等，有较强的防御能力。据甘肃居延考古队的发掘调查报告，现坞墙为一长47.5米、宽45.5米、厚1.8—2米、残高0.9米的近似方形建筑。坞门设于东侧靠南处，门外筑有曲壁，类似瓮城。坞墙四周三米以内的地面上设有四排木尖桩，间距70厘米左右，呈三角形排列。坞内还有许多房舍遗址，鄣堡以土坯构筑，基方3.3米，厚4—4.5米，残高4.6米，堡门高出地面0.7—0.9米处，设有马道，鄣顶有类似女墙的结构。有一烽台位于坞南50米处，以夯土构筑，基方4.8米×5米，残高0.7米，附近发现有积薪、烽杆等遗物。[※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