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各国，最初以输出丝绸而闻名于世，故名丝绸之路。西北汉简中有许多与丝路相关的史料，尤其悬泉汉简出土后，丝路走向及交流形式渐趋清晰，研究亦逐步深入，试略述一二。

张德芳《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一文，概述了西北汉简对研究古丝路的价值，认为西北出土的约七万枚汉简与当年的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但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始文献，也是展示丝绸之路历史的全景画卷。

论文首先考证了丝路东段（指长安到玉门关、阳关以东的路段）的路线。认可此段有南、中、北三条路线的传统说法，认为“其中一条就是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从西安出发沿渭河流域西行，经宝鸡、天水、秦安、通渭，翻越华家岭，经定西、榆中过河口，然后进入312国道，穿越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这就是我们所说南、中、北三道中的中道”。指出“居延汉简和悬泉汉简中的道路里程简，给我们提供了从长安到敦煌的基本路线、走向、里程以及停靠站体系。这是两汉时期丝路东段的主干道”。文中将此道分为六小段：一为长安至好止的京畿段（今西安至甘肃东部的泾川、平凉）；二为月氏至高平的安定段（今泾阳县南至宁夏固原）；三为媪围至显美的武威段（今景泰县芦阳镇响水村至武威凉州区丰乐堡）；四为删丹至表是的张掖段；五为玉门至渊泉的酒泉段；六为敦煌段。

二考丝绸之路中段及中原朝廷与西域诸国的交流。主要依据传世文献进行考证，结论云“综合来看，两汉时期的丝路中段（即新疆段），亦有三条道。南道沿昆仑山北麓走，中道（《汉书》中的西域北道）沿天山南麓走，两条道都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边缘穿行。北道即天山以北，从玉门关西北行，经吐鲁番一带及天山东部诸多小国，直达乌孙，进入康居。西汉时人们大多走南、中两道，东汉时南、中、北三道都已通行”。结合汉简资料，详述南、中、北三道诸国与中原的往来。

南道17国，从西向东以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蒲犁等10国为主，其他有的地处昆仑山山谷，不当道。引汉简所见屯田记载，指出汉朝为保障南道畅通，设施了伊循（今若羌米兰）屯田。

中道15国，见于汉简者有山国、危须、焉耆、尉犁、渠犁、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10国，皆为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城郭小国，其中龟兹最大，在丝路上的地位很重要，受汉文化影响深，对其他小国的依违向背有带动作用。汉朝在渠犁屯田，使者校尉派驻于此，是一处重要的军事堡垒。据汉简的大量记载，更重要的是汉朝在地处西域中心的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野云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为掌控全局奠定了基础。

北道16国，乌孙最大，其他15国皆小国，文云：“从东到西有：两蒲类（蒲类、蒲类后国）、四车师（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两卑陆（卑陆、卑陆后国）、两且弥（东且弥、西且弥）以及胡狐、郁立师、劫国、单桓、乌贪訾离。这些小国除车师前国和车师都尉国在今吐鲁番高昌故城一带外，其余都在东天山北部和东部，即乌鲁木齐以东到巴里坤。”认为丝路北道的开通当在东汉以后。但西汉时期已开始强化对北道地域的经营，战略重点有二：一是驻屯车师，汉简中有大量车师屯田的记载即证；二是密切与乌孙的交往，“汉简中公主和亲、少主出塞、常惠使乌孙、辛武贤穿渠积谷以及大小昆弥来汉朝贡的材料都极为丰富”。

结语中对葱岭以西的西段路线亦做了南、中、北三道的推测：“南道，从皮山西南翻越悬度到罽宾（克什米尔），进入印度等南亚次大陆，同时可从罽宾西到乌弋山离（今伊朗东部和阿富汗西部的锡斯坦地方）即所谓‘罽宾、乌弋山离道’；中道，从大月氏（今阿富汗）进入马什哈德、哈马丹、巴格达、大马士革；北道，从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锡尔河东北部哈萨克草原）进入咸海、里海和黑海北部，然后南转君士坦丁堡。”

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丝绸之路》一文阐述了丝绸之路的组织机构及人员管理。

关于组织机构。认为驿置是汉代邮驿的一级组织，如悬泉置。比置低一级的是骑置，置中也有骑置。不在置的骑置位于两个置之间，构成置（骑置）—骑置—置（骑置）的组织形式。邮驿机构的基层是亭。由置、骑置、亭三者的结合构成汉代邮驿体系：置—亭—骑置—亭—置。认为敦煌郡的邮驿路线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悬泉汉简记载敦煌郡有“厩置九所”，目前可确定的有渊泉、冥安、广至、鱼离置、悬泉置、遮虏置、敦煌和龙勒置等8个，另一个置或认为是效谷，或认为是玉门置。简文载效谷县有第二、第三、第四及悬泉置之骑置（相当第一骑置），凡4个骑置。推测效谷县（包括邻县接壤者）驿路分布如下（由东向西）：

鱼离置—□□亭—万年骑置—石靡亭（以上属广至县）—临泉亭—悬泉置—毋穷亭—平望骑置—□□亭—遮要置—□□亭—甘井骑置（中部都尉）—安民亭（以上属效谷县）—乐望亭—西门亭（以上属敦煌县）。

关于人员管理。阐述悬泉置是官方的接待机构，悬泉置设有最高行政长宫“丞”，其下又有分管不同职能部门的啬夫、佐，置啬夫主要负责住宿、厨啬夫负责饮食、厩啬夫负责养马，主要功能是迎来送往（包括内地官员及西域来宾）、传递政令。归纳简文常见的西域国名有渃羌、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莎车、疏勒、尉头、温宿、龟兹、乌兹、乌垒、渠犁、尉犁、焉耆、危须、狐胡、山国、车师、卑陆、乌孙、皮山、蒲犁、大宛、大月氏、罽宾、康居，还有未见于史载的折垣和祭越。西域使者进入敦煌之后，多由敦煌派员护送至长安。作者又据简文详考当时的交往状况及管理方式等细节，指出有些简文亦体现民间层次交往的方式与方法。[※注]

葛承雍《敦煌悬泉汉简反映的丝绸之路再认识》回应对丝绸之路的质疑。该文从敦煌悬泉汉简所见，论证汉代丝绸之路涉及的西域胡商及物资交流都是真实存在的，体现了以官方使节与民间客商混合为代表相互往来的难得细节。还指出出土文献既有不可替代的证据珍稀性，又有碎片化疏漏的局限性。全文分三段叙述。

一述汉代传置道里簿记载的驿站路线。指出居延汉简及悬泉汉简所见驿道里程简，展示了汉代长安到河西敦煌的里程表，清晰记载了汉代丝绸之路驿传设置和前进路线，回答了丝绸之路真实存在的问题。归纳汉代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是“东面始于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经咸阳，一条路沿泾河而上，经固原、景泰进入河西走廊，路途短但缺水补给难；另一条路沿渭水西行，经陇西、金城（今兰州）进入河西走廊，路途适中补给一般。沿河西走廊西行，经武威、张掖、酒泉，再西行即到咽喉之地敦煌。由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长安至敦煌的路途按照汉简分为京畿段、安定段、武威段、张掖段、酒泉段和敦煌段等六段路线，每个站点平均相距约38公里”。

二述悬泉汉简所见西域胡人与物资交流。关于使者，通过考察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所见康居使者，又其他简文所载乌孙、莎车、大宛、大月氏等国使者，认为“如果说使者是官方代表，其本身就说明了西汉后半个世纪政治稳定与边塞畅通的状况，汉代长城、烽隧、关隘、驿置、城堡等构成的军事设施保障着道路的畅通，反映出当时丝绸之路往来的频繁”。关于贵人。简文载西域贵人来访的规模很大，认为这些贵人不是一般平民，而是贵族上层的显赫人物。关于客商。详考简文所载“诸国客”即西域商人，扮演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间人的角色，规模也庞大。关于侍子。认为侍子就是质子，是西域诸国与汉朝保证友好联盟的人质。简文中有给质子供食的记录，表明汉朝经营西域策略中非常重视与各国的联盟。关于物资交流。认为当时西域之献马、献骆驼大多是打着奉献、朝贡的旗号进行商贸活动。简文所见迎接“天马”之事，是汉朝上下追求外来物种的标志，因此它既是一种西域载体符号，又是汉朝人朝思暮想的西极神马。认为正是人员的大量流动，才形成以后沿中西古道沿线的移民聚落。

三从汉简所见阐述汉代人所认识的西域人种面貌。悬泉汉简中多见西域之人员登记信息，造册的内容包括国名、姓名、年龄、身高（短壮、高瘦）、肤色（白色、黄色）以及脸部特征（面短）等。说明当时人们通过频繁的交往，已能清晰辨别中亚、南亚人种。

文末特意指出：“从敦煌悬泉部分残存的汉简来看，虽然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丝绸之路整体状况，有些外来官名还不清楚其职守，祭越、钧耆、折垣等国位置至今还未破解，但汉代丝绸之路涉及人物与物品都是实实在在的，它体现了以官方使节与民间客商混合为代表往来的真实细节，而且超越了我们以往对大宛、康居、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等国的认识，我们不能‘为其所用’地筛选使用一些出土文书，而应全面理解出土文献既有不可替代的证据珍稀性，又有碎片化疏漏的局限性。”

王子今《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考察》，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展示汉武帝打通西域后丝绸之路贸易的情况。从六个方面论述。

一述“戍卒贳卖衣财物”与“吏民贳卖”现象。以多件居延汉简册书，论述“戍卒贳卖衣财物”是河西汉简社会生活史料和社会经济史料中常见的现象。参与类似“贳卖”“贳买”行动的主体是一般“吏民”，质疑“买卖双方均非军职人员”的说法。讨论简文“平”的含义。指出“吏”禁止的首先是“贪利贵贾贳予贫困民”的行为。戍卒的贳卖行为通常发生在驻地或行道中。认为戍卒贳卖衣财物的行为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一种特殊方式。

二述简牍记录中的“卖”与“转”现象。展示简牍所见“贳卖”与“贳买”之数量可观的布料，多者达“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价值“六十万八千四百”。文中亦谈到河西织品运输的绩效规定和时限要求、衣橐的封缄等。

三述边塞织品文物的遗存。文中列举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关于宁夏海原出土的汉章帝木简有缣、锦的记载，甘肃敦煌长城烽隧遗址出土实物中丝绸排序列第三，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隧遗址曾发现大量的丝帛残片，有的还保留完整的宽度。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纺织品140件，其中丝织品114件，品种有锦、罗、纱、绢等，不乏织法与图案精美者，如四经绞罗是一个不多见的品种。出土的绢92件，据其中61件标本，“颜色有：红、黄、绿、蓝、青、乌黑、紫、本色、青绿、草绿、墨绿、深绿、朱红、橘红、暗红、褐红、深红、绯红、妃色、褐黄、土黄、红褐、藕褐、蓝青、湖蓝等二十五种”。这些纺织品在军人身旁出现，当有特殊的织物市场背景，而其纺织质量当可满足远销的需要。又引述其他学者的见解，“其制作水平从技术和艺术两个方面来讲都很高。图案属于很特别的类型，堪与欧亚地区流行的动物风格相媲美”。此节结论云“河西烽燧遗址发现的大量的‘汉代丝织品’，也成为丝绸之路贸易史的生动见证”。

四述“禄帛”“禄布”“禄絮”。据汉简常见以实物计价给官吏替代奉钱，而帛、布、絮是常用的替代物。说明边地机构有能力提供大量的织品，人们接受以纺织品为等价物，市场亦有充分的交易条件。凡此对河西丝绸的流通产生重要影响，也反映河西“府帑”中的纺织品有充足的储备。

五述河西的“市”与织品贸易。列举汉简所见织品的大宗买卖，投入市场的货物包括“衣物类”和“布料类”。衣服类如皂布衣、韦绔、皂袭、皮绔、皂襜褕、布复襦、绛单襦、皂练复袍、布复袍、皂襦、缥复袍、白紬襦、袭布绔、皂复绔、单衣、缣长袍、皂绔、裘、绉复襦等。布帛类如：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练、缣、皂练、白素、皂布、布、絣、鹑缕、廿两帛、白缣、絮巾、缇绩、系絮、丝等。

作者指出，随着新资料的发表，品种数量将远远超过此统计。此外，汉简见“市吏”的称谓，其或参与织品交易的管理。

六述河西军人消费生活中的毛织品。列举马圈湾遗址及贝格曼报告所见毛织品。指出这些毛织品，尤其是质量较高的毛织品，不能排除其采自西域地方的可能。或经匈奴传入，西域商人或许曾经直接促成毛织品在丝绸之路沿途市场的流通。例如“罽”等毛织品，先进入河西军人的消费生活，然后继续向东传输，当是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中很自然的情况。[※注]

刘春雨《从悬泉汉简中的使者看西域与内地的关系》一文，以悬泉汉简所见涉及西域使者的简文，阐述西域使者派遣的主体多样性特点，证明汉朝对西域实行的民族政策赢得了西域各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反映了西域与内地的关系是密切、深入和友好的，西域与内地的交往是积极的、主动的。同时也反映了西域与内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沟通交流程度的加深。文中对诸国使者分五个层次进行讨论。

一述国王的使者（包括正、副使）。结合传世古籍，对简文所见乌孙、莎车、康居、大月氏、大宛、踈（疏）勒、于阗、渠勒、精绝、扜弥、龟兹等国的国王派遣使者到汉朝来的情况做了详尽的考证。文中还提及史书未见之折垣王派遣使者贡献狮子的情况。推论罽宾、祭越、乌弋山离国等国王亦曾派遣使者。

二述康居、大月氏属国的使者。以《康居王使者册》考康居王所属苏薤王遣使贡献的情况。指出简文中的苏薤王，是康居所属的五小王之一。但苏薤王可以同康居王一起向汉朝派遣使者，说明他们有独立的外交权。又考大月氏的属国双靡翖侯、休密翖侯遣使汉朝的情况。末云康居、大月氏虽然是西域大国，但对其所属的“小王”和“翖侯”的控制有限。

三述王后的使者。考解忧公主派冯夫人赴汉廷的情况。又述鄯善王后、疏勒王后、莎车王后之遣使。

四述王大母、王母、太子、乌孙左大将军、右大将军的使者。特别指出冯夫人（解忧公主的侍者冯嫽）在稳定乌孙政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杰出的女外交家。

五述使者派遣主体多样性的原因。指出，其原因可能与西域各国松散的政治体制有关，更与内地汉朝政府对西域实行友好的“羁縻”政策有直接关系。“西域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一个个独立的绿洲国家，这些国家仰慕汉朝的文化与制度，各国国王、各级贵族，凡有条件者，皆纷纷遣使内属。这种西域使者派遣主体多样性的特点，既是西域与汉朝友好的象征，又是汉朝文化深入西域人心、得到西域各个阶层认可的表现。”[※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