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
一 帛书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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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2019 \ 下编 帛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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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的是,汉代的书籍在西汉末的王莽之祸和东汉末的董卓之乱中遭到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在董卓之乱中，皇室图书遭到董卓士兵的大肆抢掠， “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后汉书·儒林传上》），这些帛书遭到这样的践踏，实在令人痛心。同简册相比，帛书具有许多优点，帛书可以免除简册容易散断错混的弊病，同时帛质柔软平滑，易于运笔及舒卷，分量又很轻，便于携带。到目前为止，真正属于书籍的帛书总共出土了两批，它们都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附近，一批是20世纪40年代出土的楚帛书，还有一批是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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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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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 缣帛 竹帛 信件 简牍 考释 遗物 后世子孙 匈奴 蚕丝 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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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帛书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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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或称缣帛，系丝织物的总称。帛书也叫缯书，是中国古代用来书写文字的丝织品，因为帛一般是白色，所以又有素书之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丝织技术的国家。关于养蚕织帛，在中国曾经流传着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其中有两个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一是伏羲氏化蚕桑为绵帛；二是西陵氏之女、黄帝的元妃嫘祖始教民育蚕缫丝以供衣服。这些神话传说展现了中国丝织历史的久远。
20世纪以来的考古成果也充分印证了中国养蚕织帛的漫长历史。1926年春，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在李济的主持下，组织了一个考古团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进行的第一次成功的田野考古工作。当时李济他们所挖掘的是一处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在出土的众多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经锐器切割成一半的蚕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宽约1.04厘米，上部被锐利刀刃切去。这个茧壳虽然已经有些腐坏，但是仍旧发光。后来李济将它带到美国化验，证实确是蚕茧。该遗址同时出土了一些陶制的或石制的纺轮残片。这些遗物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也为人们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具体物证。[※注]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土了一批距今4700多年的丝织品，其中有平纹残绸片、蚕丝编的丝带，以及用蚕丝纺捻而成的丝线。[※注]另外，1984年在河南荥阳还出土过我国北方丝麻织品的最早实物——一些平纹组织物和组织稀疏的浅绛色丝织罗。[※注]这些发现充分证明，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开始养蚕织帛，而且当时生产丝绸的地区已经比较广阔，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均有所分布。
不过，虽然中国养蚕织帛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很显然是将之作为衣物使用，中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帛来书写文字，至今仍是一个不易说清的问题。
丝帛什么时候用作书写材料，目前尚难考订。不过，从文献记载来看，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帛书。《晏子》外篇卷七云：“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予管仲狐与穀，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以为其子孙赏邑。’”我们知道，齐景公和晏子是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的人物，而齐桓公、管仲则是春秋早期的活跃人物，本篇文字中称齐桓公赐给管仲两块地一事曾经“著之于帛”，如果此言可信的话，那么在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已经出现帛书。另外，《论语·卫灵公》中有“子张书诸绅”的记载，而《周礼》卷三十《司勋》中则说：“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这里的绅、太（大）常皆为缣帛之类的织物。又，《士丧礼》言“为铭各以其物（郑注：杂帛为物），亡则以缁”，《国语·越语》则曰“越王以册书帛”[※注]，也可证明春秋时期帛书的存在。《墨子·明鬼》篇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墨子是战国早期的思想家，成语“书于竹帛”即源自他的这篇论述，它反映了当时简册和帛书并行的情况。又如《韩非子·安危》篇亦有“先王致理于竹帛”之语。有鉴于此，王国维曾指出：“帛书之古见于载籍者，亦不甚后于简牍……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注]应该说王氏的这一见解是很有见地的。
到了秦汉时代，用帛书写文字的记载材料就更为丰富，仅以《汉书》为例，从中即可见到秦汉时代有关帛书的众多记述。
陈胜、吴广起义时，为了在众人中树立威信，“乃丹书帛曰‘陈胜王’”（《汉书·陈涉传》）。
刘邦起义时，为了策动沛县城中百姓，“乃书帛射城上”（《汉书·高帝纪》）。
秦始皇焚书坑儒，但《诗》却未遭损失，究其原因，《汉书》谓为“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书·艺文志》。又，《汉志》历谱类载《耿昌月行帛图》卷二三二）。
匈奴拘扣苏武，向汉使诡称苏武已死，汉使遂以“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加以斥责，匈奴信以为真，只好释放苏武（《汉书·苏武传》）。
……
根据学者们的意见，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为皇室进行图书整理工作，往往是先把文字的初稿写在竹简上，改定以后，再写上缣帛。[※注]西汉末年，扬雄调查各地方言，也是把调查来的材料先记录在“油素”（光滑的白绢）上，便于涂抹改动，修改妥当后，再写上缣帛的。[※注]
很可惜的是，汉代的书籍在西汉末的王莽之祸和东汉末的董卓之乱中遭到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在董卓之乱中，皇室图书遭到董卓士兵的大肆抢掠，“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后汉书·儒林传上》），这些帛书遭到这样的践踏，实在令人痛心。
帛书在先秦秦汉时期的使用情况大致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用帛来书写，是与帛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同简册相比，帛书具有许多优点，帛书可以免除简册容易散断错混的弊病，同时帛质柔软平滑，易于运笔及舒卷，分量又很轻，便于携带。帛的另外一项用途，是用来画图。这些方面是简册所不可企及的。不过用帛书写，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帛上面的文字一经写定，就不好像简牍那样随意删改。更为重要的是，帛是很贵重的丝织品，价格较高，不易获得，从而限制了它的使用。[※注]总的来说，帛要比简册方便，但帛价也比竹木贵重，从而不能像简册那样普遍使用。
自从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之后，纸逐渐取代了简册和帛书而成为更为流行的书写材料。帛书虽然在魏晋时期还间或在使用[※注]，但已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帛书和其他丝织品一样，在地下不易保存，因而历史上并未见到有确切的出土发现记录。帛书的情况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个不解之谜。只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我们才有幸看到了历史上的帛书原物。
1908年，英国人斯坦因（A.Stein）第二次到中国西部进行探险活动时，在敦煌发现两封帛书信件，这两封信件保存还较为完好。两封信都发自一人，可能是驻山西北部成乐地方的官员致书敦煌边关某人的信，其内容主要抱怨通信困难。其一约9厘米见方，另一长15厘米，宽6.5厘米。另外，斯坦因在敦煌附近还发现一件未经染色的素帛，一面载有1行28字，文云“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另一面印有黑墨印章。这些材料后来都收录在罗振玉与王国维所编的《流沙坠简》一书中，罗、王二氏还对它们作了考释，如对前两封书信的考释云：
对于后一件载有零星文字的素帛，《流沙坠简》考释云：
除了上述材料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所发现的敦煌文物中还有2片织造精致的素帛，其一上有深黑色梵文铭，可证明古时中国与印度和中亚有丝帛贸易。1930年，在罗布淖尔古墓中也发现一件丝帛残片，乃公元2世纪之物，右角有10个Kharosthi文字。[※注]
1973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发现棨信一件，这件棨信为红色织物，长21厘米，宽16厘米，上边有系，正面墨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原件保存良好，字迹清晰，据简报应为西汉晚期遗物。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棨信即信幡，是一种旌旗，其作用是作为符信，用来传令启闭关门。[※注]
1979年，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出土了一件帛书，据报道，帛作长条形，长43.4厘米，宽1.8厘米。它的左侧是毛边，右侧则边缘较整齐，上端作半弧形，下端平直。帛上有墨书一行，是绢帛染成红色后再写上去的，其内容是：“尹逢深，中殽左长传一，帛一匹，四百卅乙株币，十月丁酉，亭长延寿，都吏稚，釳。”[※注]
自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甘肃甜水井附近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发掘，获得了以简牍文书为主的大量文物。其中帛书有10件，均为私人信札，用黄、褐二色绢作为书写材料。其中编号为II90DXT01143∶611的帛书信件为黄色，长34.5厘米，宽10厘米，保存最为完整。整件帛书竖行隶书，共10行，322字。信中除问候祝福语外，也有诉说边塞辛苦的内容和从内地代为买物寄与敦煌的日常小事，通过这些信件可以了解当时敦煌与内地的交往以及居住边塞人们的生活状况。[※注]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这些帛书材料显得比较零散，另外，如果从内容上来看，它们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籍。到目前为止，真正属于书籍的帛书总共出土了两批，它们都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附近，一批是20世纪40年代出土的楚帛书，还有一批是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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