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除了在对楚帛书的文字考释工作不断深入之外，对于楚帛书的研究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楚帛书的结构；（2）楚帛书的性质；（3）楚帛书图像的考索；（4）楚帛书所蕴含的学术思想；（5）对帛书残片的研究。下面我们分别加以概述（由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以《天象》《四时》《月忌》来称呼《岁》《四时》《十二月》三篇，这里我们也予以沿用）。

1.楚帛书的结构

楚帛书虽然尺寸不大，但其结构很特殊，它共由两组图像（十二神像及青、赤、白、黑四木）和三部分文字（《天象》《四时》《月忌》）组成。由于内层的《天象》及《四时》书写的顺序正好颠倒，而外层的《月忌》与十二神像相配，分列四方，每方三神像配以三段文字，随帛书边缘循回旋转，四隅分别绘以青、赤、白、黑四色树木，帛文布局和神像构图都别出心裁，用意耐人寻味。因为中间两段文字一顺写，一倒书，周边文字图像又循环周转，因此怎样放置楚帛书和按怎样的顺序读楚帛书，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几十年来，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阐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

（1）以《四时》篇为正置图，按《四时》《天象》《月忌》顺序读图；

（2）以《天象》篇为正置图，按《天象》《四时》《月忌》顺序读图。

上述第一种意见始于蔡季襄的《考证》，采用蔡氏摆法的有蒋玄佁、陈槃、饶宗颐、林巳奈夫和高明诸位。第二种摆法始于董作宾，董氏根据东、南、西、北四方之序与春、夏、秋、冬四时相配的传统，将蔡图倒置，改以《天象》篇为正。李学勤在20世纪50年代末因为辨识了帛书中同于《尔雅》的月名，亦认为应当以上冬下夏为正。随后赞同这种摆法的还有商承祚、严一萍、安志敏、陈公柔、李零诸位。由于蔡氏本人并没有说明其摆法和读法的依据，而董作宾、李学勤、商承祚、严一萍、李零等则从不同角度申述第二种摆法的理由，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第二种意见似乎一直占据了上风。

然而至1982年，《湖南考古辑刊》第一集发表了李学勤的《论楚帛书中的天象》一文，文中对帛书的放置方向和阅读顺序提出新解。李学勤通过整理马王堆帛书，发现“其古地图，《胎产书》中的《禹藏图》和几种阴阳五行家著作的图，均以南为上”，因此断定“这应该是古图，至少是楚地出现的古图的传统”，主张恢复蔡季襄的摆法，即以上夏下冬为正。这样，三篇文字的次序就成了《四时》《天象》《月忌》。随后饶宗颐写有《楚帛书之内涵及其性质试说》（收入《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进一步阐明他向来主张以蔡氏的摆法为正的理由：“一、甲篇（按：指《四时》篇）起句以‘曰故’二字发端，有如《尚书·尧典·皋陶谟》言‘曰若稽古’，自当列首；二、乙篇（按：指《天象》）倒写，由于所论为王者失德，则月有赢绌，故作倒书，表示失正，无理由列于首位；三、帛书代表夏正五月之神像为三首神祝融，应当正南之位，是为楚先祖，故必以南方居上。”

李零最初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版）一书中主张帛书的摆放应当是上北下南，但后来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补正》（《古文字研究》第20辑）中改变了看法，指出，无论是上南下北抑或上北下南，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片面性，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二者统一起来。他总结了古籍中有关方位的各种论述，认为当时的方位是两者兼存。“‘上北下南’主要是天文、时令所用，‘上南下北’主要是地形所用，它们来源都很早。上述概念，从根本上讲，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这一模式最充分地体现在古代‘日者’所用的工具即式上面……天文图和时令图强调的是‘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淮南子·天文》），即以春、夏、秋、冬配东、南、西、北，所以是以上北下南为正；而地形图则强调的是‘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汉书·艺文志》‘形法’类小序），是按中国所处纬度形成的日照方向来定阴阳向背，所以是以上南下北为正。”“关于帛书的方向，有一点本来很清楚。这就是既然帛书的边文是转圈读，中间两篇也方向相反，那么它自然就有两种方向。所谓‘上南下北’说与‘上北下南’说完全可以统一起来，这个问题与帛书的阅读顺序应有所区别。”至于帛书的阅读顺序，“古人把四时十二月看作阴阳消长，这是理解帛书图式的关键。而帛书既然是转圈读，就有一个由内向外转还是由外向内转的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持保留态度，即认为两种可能都有”，经过分析，李零认为应采取由内向外转圈读。“这样转圈读，现在也有两种理解：（1）先读十三行（按：即《天象》），然后颠倒方向接读八行（按：即《四时》），再颠倒方向接读边文，里面转一圈，外面再转一圈，两圈作螺旋形，连在一起；（2）先读八行，然后颠倒方向接读十三行，再顺读边文，内外圈不衔接。”对此李零采取的是第一种读法。

199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第10期发表了李零的《楚帛书的再认识》，该文将楚帛书与马王堆帛书的形制作了对比，指出，马王堆帛书分别是幅宽24厘米的半幅帛和48厘米的整幅帛，后一数字与原来所说的楚帛书的横长47厘米十分接近，李零因而怀疑过去所说的“横长”实际是纵宽，后来他请专家目验原物的经纬，果然如此。也就是说，通常按南北方向放置的“横长”才是真正的幅宽。李零因此而基本复原了帛书摆放的本来方向和原作者的书写顺序，并指出，这件帛书的幅宽，现在虽然只剩47厘米，但据破损情况修正，应与马王堆帛书的整幅帛相近，恐怕原来也有48厘米长。

2.楚帛书的性质

关于楚帛书的性质，学者们讨论很多，曾宪通曾将之概括为六种意见（见《楚帛书研究述要》，收入《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

（1）文告说。此说始于蔡季襄，是早期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蔡氏第一个把楚帛书称为“缯书”，并根据汉代“缯书告神”的俗例，谓帛书即当时的“告神之缯”；缯上所书文字，则是“古代祠神之文告”。陈槃赞同蔡说，以帛书内容为“文纪祀神”。董作宾认为帛书主旨在于宣扬“天道福善祸淫”的遗训，所举为古帝王告诫后人敬慎之词。

（2）巫术品说。此说是郭沫若首先提出，见于《晚周缯画的考察》。郭氏在一注文中介绍帛书的图文布局之后，认为帛书“无疑是巫术性的东西”。安志敏、陈公柔两位也认为郭说比较可信。商承祚说帛书是“占卜式宗教迷信的东西”，其文辞则类似《诗》《书》《左传》和《楚辞》的风格。此外，饶宗颐说过帛书“为楚巫占验时月之用”，林巳奈夫以为帛书十二月名起源于楚国的巫名，而巫名又代表某一巫师集团，实际亦是将帛书看成巫术品一类的东西。周世荣更将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图形文字与楚帛书相比证，认为楚帛书应是一种巫术占验性的图文。

（3）月令说。陈梦家在《战国楚帛书考》一文中认为楚帛书的性质与公元前400年间（战国中期至西汉以后）的若干文献很接近，如《管子·幼官》《周礼·月令》（佚文）、《王居明堂礼》（佚文）、《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洪范五行传》（佚文）等，并将上述各篇与帛书作了细致的比较，认为它们都是月令一类的书。其中《幼官》（即玄宫）是齐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各纪之首章是秦月令，其他各篇是汉代的月令，而帛书则是战国中期的楚月令。作者认为，帛书四周十二章就其方位排列与内容来看，应是较早形式的月令。严一萍《楚缯书新考》亦将帛书边文十二月纪事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诸篇对照，发现帛书所记十二个月行事以“戎”与“祀”为主，与十二纪、时则、月令等篇所记内容之广泛有很大不同，且行事之可与不可亦有相反的规定，因断言帛书纪事为另一系统，可能是当时楚国月令的一部分。曹锦炎更直接称帛书边文为《月令》篇。此外郭沫若认为楚帛书类于《管子》的《玄宫图》或《五行篇》；俞伟超说“是一部相当于《明堂图》的楚国书籍”。杨宽在《战国史》增订本将楚帛书置于“月令五行相生说”一节加以论述，亦有类似的看法。

（4）历书、历忌说。历书是李棪在其所作帛书摹本的题名上的。他把摹本称为“写在帛书上的楚历书”（见郑德坤著《中国考古·周代》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李零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详尽地论述帛书是一部与历忌之书有关的著作。他说帛书在大范围上与《管子·玄宫》《玄宫图》《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记·月令》《逸周书·月令》《淮南子·时则》以及《大戴礼·夏小正》等基本相同。帛书虽与月令性质相近，但形式上比月令原始，没有复杂的五行系统，内容上比较单一，没有月令诸书那种说礼色彩，只讲禁忌。因此，李零认为帛书当与古代历忌之书相近。从帛书有月无日看来，只能算是月忌之书，而且是这种书中较为简略的本子。

（5）阴阳数术家说。李学勤提出帛书的思想属于阴阳家，有明显的五行说色彩，在传世文献中接近于《洪范五行传》（《论楚帛书的天象》）；又说：阴阳家与数术家密不可分，据《汉书·艺文志》所记，偏于理论的则《志》中列入阴阳家，专供实用的则列入数术家，帛书的《四时》《天象》应归前者，《月令》则近于后者（《楚帛书通论》）。在《再论帛书十二神》一文中李学勤更明确指出：“总之，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是阴阳数术的佚书，亦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数术书。”

（6）天官书说。饶宗颐在《长沙楚墓时占图卷考释》中论及楚之天文学，谓楚之先世出于重黎，重黎即羲和氏，乃世掌天地四时之官，即后世阴阳家所从出。20世纪80年代读了李学勤、李零等的著述后，又写成专文《楚帛书之内涵及性质试说》，就帛书性质问题加以讨论。饶宗颐认为，《周礼·春官》冯相氏主常度，保章氏主变动，一常一变，职司各异。帛书甲篇（按：即《四时》）辨四时之序主常，乙篇（按：即《天象》篇）志天象之异主变，常、变异趣，反映古来天官即有此区别。他说帛书虽兼有兵阴阳家言，然于乙篇保存保章氏遗说特多，所言主体仍是楚人之天文杂占，故视为楚国天官书之佚篇自无不可。高明将帛书所载内容与古代天文学著作互相比较，发现二者所述虽繁简不同实质则大同小异，因此认为楚帛书是一篇比较原始的天文学著作。[※注]

3.楚帛书图像的考索

楚帛书的图像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位于四隅的四木；另一组是分居四方的十二神像。对于这些图像，学者们也做过不少探讨。

对于四木，蔡季襄在《晚周缯书考证》中认为“盖藉以指示所祀神之居勾方位，祭祀时使各有所凭依也”。这是由于蔡氏将帛书视作祀神的文告，十二神像为所祀之神，故以四隅之四木为指示所祀神之方位。

董作宾则将绘画的“四木”与帛书文字中的“五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帛书原有以五木表示五方的观念，“盖本有五木，东青，南赤，中黄，西白，北黑。今止有四木，则中央黄木，既漫灭不见矣”（《先秦两汉帛书考》附记所录董作宾语）。但是陈槃对董作宾的方位之说提出异议，认为四木代表四方，“据理则应安置四边正方之处，今乃置之角间，则非东南西北之谓矣，此其义未闻”。

李学勤在《再论帛书十二神》一文中指出，帛书四木分别作青、赤、白、黑四色，“这显然与五行方位直接有关。《四时》篇提到‘青木、赤木、黄木、白木、黑木’，也可能与此相应。至于和文献中五木改火之说是否有关，还值得考虑”。

李零将楚帛书直接与式图联系起来，因而指出帛书四木是代表四维和太一所行（《楚帛书的再认识》）。

周边十二神图像自蔡季襄开始，即将所图奇诡神物与《山海经》《淮南子》《国语》等所描述的怪异神话相比附，认为帛书图写的就是当时所崇祀之山川五帝、人鬼物魅之形。后来由于李学勤辨识出神名首字与《尔雅》月名相同，人们从而认识到十二图像为十二月神，但试图从古籍中索求解释帛书图像的做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一些学者所热衷采用。其中以陈槃、安志敏、陈公柔诸位用力最多。根据各家考证的意见，如谓“取（陬）”月神为委蛇（安、陈二氏文），“余”月神为肥遗（饶文），“仓”月神为长角之兽（安、陈文），等等，但是，正如曾宪通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比证，其中有不少问题。

首先，图像的某些造型虽然与《山海经》等古代神话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就整个图像本身或某一具体细节而言，却很难与神话传说的记载完全吻合。

其次，各家根据不清晰的图片所描述的形象以及比证的结果，有的已被红外线照片证明是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

再次，即使个别的比证是有说服力的，但从整体看来，仍显得零散不成体系，不易令人信服（见《楚帛书研究述要》）。

因此，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二十七章“帛书、帛画”中指出，帛书十二神一类的神像并非楚地所特有，只是其他国的材料比较罕见罢了。这些神像于文献无征，未必能用《楚辞》《山海经》等古书去说明。应该说，这种看法是很值得深思的。

也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来阐释帛书十二月神。

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十二神考》对于帛书十二月神的名目提出另外一种假设，认为帛书的十二月名起源于楚国的巫名，每一个巫名代表着一个巫师集团，由于这个巫师集团职司某月，便把这个集团的名称作为该月的月名。

李学勤在《再论帛书十二神》中指出，帛书的十二神可能与式法中的六壬十二神有相近之处，或许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一看法被学者们誉为“帛书研究的又一突破”（李零《中国方术考》第177页）。

李零在《楚帛书的再认识》一文中指出，要从图像的整体来解释其含义。他谈了自己的三点理解。（1）楚帛书的图像与文字是相互说明的。它的图、文结合比较紧密，难以分出主次。它的图像是按四方八位和十二度而划分，代表岁、时、月、日的阴阳消长，文字是讲顺令知岁，四时之产生，以及各月的宜忌。图像和文字二者是相互说明的关系。特别是它的文字，边文不仅是图注，还按顺时针方向排列，代表斗建（斗行左旋），与帛书四木皆按逆时针方向排列，代表岁徙（岁行右旋）形成对照；中心的两篇文字处于北斗、太一所在的位置，颠倒书写，也是像其阴阳顺逆、转位加临，本身也是图的组成部分。故称图称书皆无不可。（2）楚帛书的图式是来源于式的图式。楚帛书以三个神物为一组分居四方，分别代表四时的孟、仲、季三月，古人把仲月所在叫“四正”，帛书四方的夹角还有青、赤、白、黑四木，是代表天地四维，古人叫“四隅”。二者合成“八位”。而帛书的十二神按斗行方向排列，则代表“十二位”。这都与式的图式安排十分相似。帛书中间没画太一、北斗，但两篇文字一正一反，正是象征“太一行九宫”或“斗建十二月”。古代数术，凡属时日选择或历忌、月令性质的古书都与式法有密切关系。《汉志·数术略》的五行类就是属于这一类古书。出土发现，像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刑德》都附有相关的式类图式，可见这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总之，从各方面看楚帛书的图式来源于式，这点是没有问题的。（3）楚帛书的十二神应与式的配神和演禽有关。楚帛书的十二神是十二月之神，由于楚帛书的图式是属于式的图式，那么从式法的角度想问题，很自然地会想到它与六壬式的十二神有些相似。古人表示十二辰位的名称有很多种，古书记载的两种六壬式十二神有不少名称是取自天象。其他种类的式也有许多复杂的配神。另外，古代的式法与演禽关系十分密切，中国古代的演禽也是以星象与动物相配，测算年命，其中比较简单的一种是“十二属相”或“十二生肖”。帛书十二神的图像很可能是楚地流行的一种配禽系统。李零的这些分析使我们对于帛书十二神的认识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王志平的《楚帛书月名新探》（《华学》第3辑）则探讨了《楚帛书》各月月名与所对应的天象之间的关系，认为楚帛书月名中所蕴含的天文学知识正在于它们实际上是对各月星象的描述。

4.楚帛书所蕴含的学术思想

郑刚曾总结说：“楚帛书是一篇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出土文献，它提供了研究战国时代有关楚国人的世界观、神话和天文历法知识的珍贵材料，弥补了传世典籍材料的不足，对于思想史、学术史和历史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楚帛书中的星岁纪年和岁星占》，《简帛研究》第2辑）实际上我们上面所介绍的许多内容已包括了众多对楚帛书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述，下面我们再把前面未提到的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著述介绍一下。

江林昌的《子弹库帛书“推步规天”与古代宇宙观》（《简帛研究》第3辑）认为《四时》篇的“推步规天”实际上是我国原始宇宙观的一种反映，隐含着丰富的内容。帛书说，包戏、帝俊、共工诸神“推步规天”，这些神灵实际上都是宇宙创世神，与日月岁时等天文历法有关。在《四时》篇里，宇宙的创造过程正是通过包戏、帝俊等日月诸神的“推步规天”而完成的。推步规天原是我国古代宇宙论中的主要内容，这一点在其他书面文献里已零碎不全，而在帛书《四时》篇里则保存完整，颇值珍爱。连劭名的《长沙楚帛书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文物》1991年第2期）也对帛书《四时》篇与中国古代宇宙论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

曾宪通的《楚帛书神话系统试说》（“第二届中国古典文学国际研讨会——纪念闻一多百年诞辰”，1999年10月）则对帛书中所涉及的神话人物包戏、女娲等人进行了研究，并将之与“武梁祠画像”等材料进行了对比，对楚帛书中所见的神话体系进行了揭示。

郑刚的《楚帛书中的星岁纪年和岁星占》（《简帛研究》第2辑）一文则对楚帛书的历法背景和占星原理作了进一步的探讨。郑刚认为，帛书《天象》篇的内容是一种在原始星岁纪年法背景下产生的早期岁星占，将历法缺陷带来的混乱用神话、宗教的方式加以解释是它的占星原理的主要来源，它是后代岁星占的雏形，但与星岁纪年法的联系更密切，岁星的中心地位更突出。《四时》篇从发生学和创世论的角度简述了世界的构成，《天象》则根据其星岁纪年背景和以岁星为中心的占星天文学来解释自然现象变乱的原理，并最终推向实用占星，《月忌》篇的选择术就是其应用的法则，虽然以十二个月为主导，但它也是星岁纪年体系和岁星占的一个部分。因而，在楚帛书的结构中，《天象》是一个枢纽，在它的星岁纪年法和岁星占的联系下，帛书的广泛内容才连为一体，它将《四时》的宇宙结构、《天象》的天文历法、《月忌》的选择联系起来。

5.对帛书残片的研究

上面我们介绍的都是对那件比较完整的楚帛书的研究情况（也有学者称之为“第一帛书”），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楚帛书不止一件，而是有若干件，只是其他帛书已破碎而已。这些帛书碎片绝大部分收藏于赛克勒美术馆，从已经揭示的帛书残片来看，也都是属于阴阳数术一类的书籍。

帛书残片也有若干片保存在国内，后来归商承祚收藏，共14片，可惜其中有13块残片现已不知下落，仅存原物照片和摹本，另外还有一片最大的残帛保存了下来。1992年商承祚的后人将这些公布后，饶宗颐、李学勤、伊世同和何琳仪等都做过研究，[※注]饶宗颐对最大的那片残帛作了释文，李学勤则对所有的残帛文字都做了隶定和考释，并指出，帛书残片是占书，应与完整的那件楚帛书一样划归数术类。天文家数术在战国时特为流行，楚国本有天文家之学，子弹库帛书存在星占，并非偶然。已知的这些楚帛书都属于数术一类，说明阴阳数术之学在楚国的盛行，这对于我们研究学术思想史及数术传统很有意义。伊世同和何琳仪则认为最大那片残帛中的“坪”（饶宗颐释为“唇”）字即文献中的“平星”，并对有关问题做了讨论。

到目前为止，楚帛书的出土和研究工作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已发表的有关楚帛书的论著已有150多种。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李零有两部有关楚帛书的重要论著问世，一是2013年中西书局出版的《楚帛书研究》（十一种），本书汇集了李零自1980年至2009年所撰有关楚帛书11种论著；另一种是李零汇集相关资料而编成的《子弹库帛书》（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是帛书资料的集大成之作。尽管人们曾多次试图对楚帛书研究做最后总结，但是，正如李零所说：“帛书研究却远没有‘山穷水尽’，反而显得好像初被开发，还有许多‘不毛之地’。”[※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