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17000余字。这批材料公布后，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加以讨论，这些文章主要围绕着帛书的定名、分批、文字校勘、成书时代及史料价值的阐发等方面。

这件帛书原无篇名，关于本篇帛书的性质，帛书整理小组最早称这件帛书为《战国策》，唐兰起初曾怀疑是《汉书·艺文志》纵横家里的《苏子》三十一篇。[※注]但大部分学者还是同意帛书整理小组的定名，郑良树还在其《论帛书本〈战国策〉的分批及命名》一文中，对唐先生的论据逐一进行了商榷。后来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把本篇帛书改题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样，既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又可为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所接受。因此这个定名出来后，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对于本篇帛书材料的分批，学者们一般把它分为三组。如杨宽言：“《战国纵横家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是从三种不同的战国游说故事的册子中辑录而成的：（1）从第一到第十四章，是苏秦游说资料。各章体例相同，内容相互有联系，编排也有次序，和以后各章编排杂乱的不同。所用的文字也有它的特点，例如‘赵’字多省作‘勺’，‘韩’字多作‘乾’等，应该是从一部有系统的原始的苏秦资料辑录出来的……（2）从第十五到第十九章，该是从另一种记载战国游说故事的册子中辑录出来的。每章的结尾，都有个字数的统计，第十九章结尾除了有本章的字数‘三百’以外，接着有‘大凡二千八百七十’八个字。‘二千八百七十’正是这五章字数的总数……（3）从第二十到第二十七章，应该是出于又一种辑录战国游说故事的册子。前五章，都见于今本《战国策》或《史记》。其中第二十到第二十二的三章也属于苏氏游说辞，却没有和开首十四章苏秦资料汇编在一起，应该是出于另一个来源的缘故。这三章所用文字，和开首十四章也不同，例如‘赵’都不作‘勺’，‘韩’都不作‘乾’，张仪的‘仪’作‘羛’。”对于这种三分法，大部分学者没有异议，但郑良树则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充分肯定了杨宽等人对帛书第一、二部分的划分，但认为其中的第三组材料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一批，认为杨氏等人对第三部分的划分显得有些粗疏，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先生统计了各章主要人物的出现次数，将这八篇细分成了五个单元：“（1）第二十及二十一章没有提及任何人名，无法和其他篇章贯穿起来，而且，它们都是苏氏说辞，我们列为第一单元。（2）第二十二及二十四章所提及的人名完全雷同，应当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列入第二单元。（3）第二十五章出现的人物是文信侯和蔡鸟，与其他篇章无法连串，我们编为第三单元。（4）第二十三及二十七章虽然没有相同的人物出现，不过，它们所叙述的都是楚人楚事，我们归为第四个单元。（5）余下的第二十六章，我们归为第五个单元。”[※注]

郑良树还在此基础上，根据帛书用字情况的统计，对整件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提出了两种新的划分方法，一种是四分法，即（1）第一章至第十四章；（2）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3）第二十章至第二十四章及第二十七章；（4）第二十五章及第二十六章。另一种是三分法，即（1）第一章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章及第二十六章；（2）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3）第二十章至第二十四章及第二十七章。

至于这几批帛书内容的关系，学者们的观点也很不一致。马雍认为，帛书“编排次序杂乱无章，不按时间先后”。具体而言，第一组一至十四章“有密切的联系，内容集中，应作为一整体看待”，但是这十四章帛书“原来的编次非常淆乱，先后倒置，完全不按时间顺序”。第二组和第三组“各章之间无直接联系”。杨宽则言，帛书第一至十四章“编排很有条理，和十五章以后的杂乱无章不同”，可见杨先生认为第一组的编排很有次序，而第二、三组则是杂乱无章。

对于杨氏、马氏有关帛书各组次序的这些观点，王泽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同意杨宽的意见，认为帛书第一组的十四章原来的编排“有一定原则，首先，依据给燕王的书信和游说辞或给齐王的书信和游说辞分成两部分，即前七章和后七章，各部分内部基本上以时间先后排列；同时，两部分之间相互照应，总的遵循一个相同的时间次序。这个次序也体现了帛书所涉及事件的发展脉络”。对于第二组帛书，王泽文指出学者们过去多关注其每章末均有统计字数、第十九章末有这五章的总字数以及用字写法统一等特点，但他指出本组帛书还有另外两个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时间跨度，这组帛书反映的都是战国晚期的形势，均表现出秦对山东诸国（尤其是三晋及齐国）的咄咄攻势，且时间上均晚于第一组即前十四章。第二个特点是语言风格。这组帛书的语言有较鲜明的特色，如帛书十五章“须贾说穰侯”引《周书》“唯命不为常”，帛书十九章“谓穰侯”引《诗》“树德莫如兹（滋），除怨者莫如尽”，而且各章对游说者的智谋和高超技巧多有展现，与第一组相比，第二组帛书似较为侧重游说之术。至于第三组帛书，王泽文也认为其内容驳杂，但指出这八章似乎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偏重游说之术，且多谈祸福、存亡、安危、顺逆等矛盾的对立转化。

对于帛书编排的这些截然不同的看法，与对各篇帛书的断代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第一组的十四章有关苏秦的帛书，学者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对各章的断代却存在不同的认识，从而也直接影响了对苏秦生平事迹的勾勒。如马雍对这十四章的排列顺序是：

至于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成书时代或汇编时代，学术界争论不大。马雍在《帛书〈别本战国策〉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一文中，对帛书27章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年代进行了逐章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这部帛书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属于战国后期的史料，大体上相当于齐闵王称帝到齐闵王亡国这一阶段。对于帛书的汇编时代，杨宽在《马王堆帛书〈战国策〉的史料价值》一文中则认为“这部帛书的编成年代，当在秦汉之际”。唐兰则言“此书之编集在始皇二十二年以后，但总还是秦代编集的”，理由是有些材料“在秦以后就不易搜集了”，总之，把本件帛书定为秦汉之际编成的纵横家之言，应该没有什么异议。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之间的关系，是许多学者一直探讨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在对这件帛书做初步研究之时，学者们就已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它们可能是《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中的《苏子》，另一种意见认为把它看作《战国策》的前身比较恰当。许多学者注意到刘向《战国策书叙》所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李学勤等曾据此指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应为其中一种，只能算今本的一部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属于《战国策》”。[※注]王泽文则进一步提出，“刘向所写传本，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曾有过散乱、残脱和再整理，与今本在有些篇章的分属和文字上或有出入。但是，其体例上最重要的一点，即整体上将各种说辞分系于不同国别，古今应当没有太大的变化。据此，再重新审视这二十七章帛书的篇章结构，便会有进一步的认识”。王氏指出，帛书前十四章“其中有两章见于今本《战国策》，即帛书四和帛书五，均系于《燕策》，我们今天若尝试依帛书的内容和体例定其余各章的国别归属，则一、二、三、六、七章应入《燕策》，八至十四章入《齐策》。如果这种判定可以接受，那么就表明，这组帛书是将十四章严格按照燕、齐两国而划分开的（当然，前后各有七章也许属巧合）。这十四章既有共同的主题，有一个中心人物贯穿始终，而且编排体例也有一定之规，先分国别，再大致依时间先后编辑；此外，行文也较质朴，近于实录”，而第二组帛书从篇章结构上看，“这五章中，有四章见于今本《战国策》，帛书十五、十六属《魏策》，帛书十八属《赵策》，帛书十九属《秦策》。这四章之间的国别排列也是有序的，尤其同属《魏策》的十五、十六两章紧密相连，应当注意”。帛书十七章不见于传世文献，但如据其内容判定帛书十七章的国别归属，可能入《魏策》较为合理。“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就会发现，第二组帛书依国别排列得相当整齐，其篇章结构也有体例可寻。还有一点也应提到，即从国别的归系来看，第一组和第二组两部分是没有重合的。”第三组目前很难找出其编排的原则，但“同前两组相比，从国别的角度看，多出了可入楚、韩的内容。但仅此目前尚不足以得出更多的结论”。因此王氏总结说：“这样看来，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本身在结构上就存在三种表现形式。”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帛书出土于古长沙国，非中央政府所藏，足见其时有大量的类似材料在流传过程中，收集者或使用者依不同的目的和方式，已经进行过多次的整理了。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和研究《战国策》一书的形成过程。通过帛书三部分的复杂构成，再结合上引书叙，可以想见，刘向当时所面对的大量材料的原始形态的多样性，而且更可以体会到，当日刘氏整理、纂辑文献的难度之大。”应该说，王氏的这些讨论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至于对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阐述，特别是运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第一手材料重新探讨苏秦事迹，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唐兰曾总结说：“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重要历史价值，正在于它保存了已被埋没两千多年的真实可信的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十四章，既可以纠正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根本性错误，又可以校正和补充这一段战国时代的历史记载。”[※注]此外，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还为有关历史文献的校勘训诂提供了众多的材料，如裘锡圭在《“触詟说赵太后”章中的错字》一文中曾据帛书材料校正《战国策·赵策四》中的错误，他的另一篇文章《读〈战国纵横家书释文注释〉札记》则对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释文和注释作了一些商榷和补充。

近年来关于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赵生群在《〈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为后人所托，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明了司马迁所说的“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秦丙坤则著有《〈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散文时事考辨》（《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4期）。

另外，近年来对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内容的解读方面有一个重要的进展，在《苏秦谓燕王章》中苏秦言“自复而足，楚将不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阉”，过去对于“秦将不出商阉”的含义，学者们一直不得其解。而据清华简《系年》可知，秦人本来是生活在商阉一带的嬴姓部族，后来因为参与三监之乱，而被周人强制迁徙到了西北的朱圉一带。看到了《系年》的记载之后，学者们才最终搞清了秦人与商阉之间的关系，也彻底理清了《战国纵横家书》的这段文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