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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

六 帛书《老子》研究

来 源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2019 \ 下编 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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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帛书《老子》甲、乙本材料公布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郑良树曾指出,帛书《老子》的出土,影响最大的还是有关《老子》的训诂、句读,并分别从“今本《老子》有衍文”“今本《老子》有夺文”“今本《老子》有错字”“今本《老子》句读有误”“帛书可澄清被误解之文字”“帛书可解决聚讼多时的文字”等六方面加以阐述。这批材料发表后,又掀起了一个简帛本《老子》研究的热潮,比如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的《古简新知——西汉竹书〈老子〉与道家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就收入了多篇学者们将竹简本和帛书本《老子》相结合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老子

帛书

张政烺

竹简

法家

学者

传本

马王堆汉墓

研究成果

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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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帛书《老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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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老子》甲、乙本材料公布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热烈讨论。

帛书《老子》甲、乙本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其顺序为《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与传世《老子》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完全不同。对于帛书《老子》的这一现象,学者们作了很多讨论,大致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认为古本《老子》的次序应是先《德经》,后《道经》,这一看法最早由张政烺在《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言中提出。[※注]张先生还认为,传世的材料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不过久不为人注意而已,如《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两篇,都是先“德”后“道”,西汉严遵的《道德真经指归》,开卷就是《德经》的“上德不德”篇,由于此书的《道经》部分已经佚失,有的版本称所存的《德经》部分是全书的后半部,但是该书的序文《说目》言全书的篇数是“七十有二首”,“上经四十”,“下经三十有二”,“阳道奇,阴道偶,故上经先而下经后”,这已经说明了把《德经》四十篇放在前面的理由。张先生的这一看法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有学者甚至认为今本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次序直到唐玄宗时才正式固定下来。[※注]

(2)认为古本《老子》有两种次序: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一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高亨和池曦朝。他们在合撰的《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一文中说:“帛书《老子》甲、乙两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德经》是上篇,《道经》是下篇。这种编次是不是《老子》原书的编次?这一点,我们现在还无法论定。不过,从先秦古籍的有关记载来看,《老子》传本在战国期间,可能就已有两种:一种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这当是道家传本。《老子》本书论述道德,总是把道摆在第一位,把德摆在第二位;《庄子》论述道德,也是把‘道’摆在第一位,把‘德’摆在第二位(例子很多,从略),便是明证。另一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当是法家传本。《韩非子·解老》首先解《德经》第一章,解《道经》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后部,便是明证。大概是道、法两家对于《老子》书各有所偏重。”但此文发表后不久,邱锡昉即发表了《〈老子〉在战国时可能只有一种道家传本》一文,对高、池二氏认为《老子》在战国时期可能有两种传本的说法提出了异议。[※注]

(3)认为《老子》应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帛书本的次序应属后起。如饶宗颐言:“按《老子》本书,如下篇屡言:‘道生之,德畜之。’无不先道而后德。韩非《解老》,非论列全经,其先解《德经》首章,自是随手摘举,不足援之以证《老子》全书之必先德而后道也。或云以德列前,盖法家之《老子》本子如此(高亨说),不悟法家正本道以立法之体,故韩非书有《主道》《守道》等篇,而不闻作《主德》《守德》……法由道而生,法家不特不贬道,而实尊道。法家之解老,自宜以道为先,岂有反以德居前之理?故知马王堆《老子》本之先德后道,殆写经者偶然之例,若持此以论法家本旨,弥见其龃龉而已。”李学勤在《严遵〈指归〉考辨》一文中,则对论者以为严遵《指归》一书先德经后道经的观点进行了辨析。李先生指出,这种看法“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自《指归》见于著录,不知多少人亲见全书,却没有任何记载讲到《指归》是《德经》在前。《老子》从来称‘道德’,《史记》本传便说:‘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指归》若以‘德道’为序,何等奇异,怎么会无人提到呢?”他还进一步指出,从思想考察,《指归》书中的《说目》《总序》可能皆是后人所作,未必出自严遵之手。[※注]这样,有些学者所说的“《道德指归》二经的排列法也是《德经》居上,《道经》处下,与帛书《老子》相合”[※注]的观点自然也就失去了依据。

利用帛书本《老子》的内容与今本《老子》进行对比研究,也是很多学者非常留意的一项工作。张松如曾以《老子校读》为题,采用帛书《老子》的资料,对《老子》重新加以校勘;[※注]高明曾以《帛书〈老子〉甲乙本与今本〈老子〉勘校札记》为题,将各种传世《老子》版本与帛书进行对勘;郑良树曾指出,帛书《老子》的出土,影响最大的还是有关《老子》的训诂、句读,并分别从“今本《老子》有衍文”“今本《老子》有夺文”“今本《老子》有错字”“今本《老子》句读有误”“帛书可澄清被误解之文字”“帛书可解决聚讼多时的文字”等六方面加以阐述;许抗生著有《帛书老子注释与研究》等等。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高明的《帛书老子校注》,有学者评价说:“这是帛书《老子》研究二十多年来的一部总结性的集大成的著作,其引证材料之丰富,注解之准确,都是其他著述所无法比拟的。”[※注]

关于帛书《老子》的研究著述还有很多,陈广忠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帛书〈老子〉的用韵问题》。从音韵学角度对帛书《老子》进行了研究。尹振环多年潜研帛书《老子》,著述宏富。港、台等地的学者严灵峰、徐复观、饶宗颐、刘殿爵等人对帛书《老子》做了很多研究。

海外的汉学家们也对帛书《老子》做过不少研究。如日本学者金谷治、波多野太郎及美国学者韩禄伯等人都有研究成果面世,韩禄伯还将帛书《老子》译成了英文。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二号墓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竹简本《老子》,其材料公布后,许多学者将之与帛书《老子》进行了对比研究,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

2009年,北京大学入藏了一批西汉竹简,总数达3300余枚,经过整理拼接后,估计可复原的完整竹简在2300枚以上。竹简保存情况良好,字迹清晰,抄写工整,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书写风格。通过简上的“孝景元年”字样,可知年代大约在西汉中期。竹简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献当首推《老子》,共有220余枚竹简,近5300字,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古本,其残缺部分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几乎堪称“完璧”。竹简有《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每章前均有分章符号,文字内容和篇章结构也与以往所见各种本子有所不同,对于《老子》校勘与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批材料发表后,又掀起了一个简帛本《老子》研究的热潮,比如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的《古简新知——西汉竹书〈老子〉与道家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就收入了多篇学者们将竹简本和帛书本《老子》相结合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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