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阶级观点是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近代经济史非常关注资产阶级分化问题。按照黄逸峰的说法：“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便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买办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豢养的阶级；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或者没有联系的中等资产阶级。”[※注]经济史学界对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与特征予以特别关注。

吴承明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三个来源：一是由原来的剥削阶级分子——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转化为资本家，一些大工业基本上是他们创办的；二是手工业者、小商贩或学徒、店员转化为资本家；三是从各种投机活动中积累资本，变为资本家。买办资本的积累，主要是直接分润一点帝国主义掠夺的余沥。官僚资本的来源，不仅靠官僚和旧式的贪赃勒索，而且更多来自海关、官银号、军火买办、借款等新式财源。地主、商人投资于工业，都是民族资本的主要来源。他认为，这些资本家“都是剥削起家，而且很多是食取了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市场动荡的机会，有些并且是同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相关”。[※注]

买办阶级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买办资本，从而形成了买办阶级。那么，什么是买办呢？什么是买办阶级呢？黄逸峰先后发表《关于旧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注]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支柱——买办阶级》两文，对买办阶级做了详细阐述。黄文带有强烈阶级斗争的意味，可以说是从经济的角度为当时的阶级理论做了注脚，他的很多说法非常值得商榷。此处对文章的介绍在于了解整个阐释的系统性。

首先，他阐释了买办和买办阶级的概念。“买办”一词在明代系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后指为外商服务的采办员或管事。鸦片战争后，则是在中国从事经济侵略活动的外商企业所延揽或雇用的居间人或代理人。此时的买办主要担任的任务是，探听经济情报、招揽业务、代购代销商品，以及为外商企业垫付资本等。后来，凡是从事于为帝国主义侵略活动服务并甘心充当它们代理人的中国人，社会都称之为买办，他们是为军阀向帝国主义借外债、买军火的经手人，帮帝国主义推销军火、鸦片的经纪人，在帝国主义同反动政府之间担任穿针引线的政客，以及为帝国主义宣扬和贩卖文化的掮客。买办资产阶级是反动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他认为，以往研究将买办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归因于中外语言隔阂，风俗习惯不同，中国货币制度和度量衡制度不统一，中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以及外国商人不了解中国国情等，是不合乎客观实际的，是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他认为，外商废除了买办的名义，采取了各种变相的更有利于他们的买办制度。主要的办法有：第一种是经销制，就是把中国划分为大小若干地区，每一地区物色一个他们认为适宜的商人包销产品，商人根据包销数量交付一定的保证金，在销出产品后提取一定的佣金。第二是合伙制，就是和中国商人合股组织公司。

他总结买办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七个方面。（1）外国资本家在华的企业推销商品，收购物资，吸收和投放资金，以及经营交通运输、保险等业务，不直接与中国人打交道，而是延揽或雇用中国人充任买办，作为居间人或代理人办理业务。（2）买办与外商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契约规定。双方签订的契约须向外国领事馆备案。（3）买办是外国资本家认为忠实、勤劳并对他们服从的人物。买办必须向外商企业提供保证，包括现金、实物和信用保证，但外国资本家向买办不提相应的保证。（4）买办对外商企业有垫付流动资本的义务，其数额由契约规定。（5）买办或者作为外商企业的使用人，取得少量的薪金；或者作为企业的合伙人，分得一部分利润。（6）买办契约对买办业务活动作种种限制，如非经外国资本家的认可，不得以外商企业的名义活动，不得承办和外商企业有竞争行为的业务，等等。（7）买办犯了罪，因受雇于外商企业，可以在外商企业的保护下，逃避中国政府的制裁。

买办制度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制度，而是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被压迫民族实行侵略的工具，它具有六大特点。第一，这个制度把帝国主义收买和使用中国奴才的卑鄙目的，用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外国资本家操持了买办所提供的经济物质保证，使买办个人的利益牢牢地服从于帝国主义的利益，并成为它的附庸，迫使买办死心塌地地为它服务。第二，这个制度是雇佣制度和合同制度相结合的制度，它使买办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家的雇佣奴才，必须受他们的支配与控制；另一方面又是外商企业的参与者，可以发挥买办经营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为外国资本家服务，而且也为买办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第三，这个制度是帝国主义“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制度。第四，这个制度是外国资本家利用少数买办为他们甘冒商业经营风险而使自己居于万无一失的盈利地位的片面制度。第五，这个制度具体实现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经济侵略条款，而且通过买办圈占土地、盗窃天然财富和国家机密等能实现它们在不平等条约中所不能取得的特殊权利。第六，帝国主义利用买办制度，培养买办阶级，从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掠夺和控制，接着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政治，从而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再次，他将买办阶级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2年以前），是买办阶级孕育、形成和初步发展的阶段。随着外国在华企业日益增多，买办队伍随之扩大，形成了万人以上的买办阶层，占有了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通过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劳动，逐步形成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积极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内发挥和扩大他们的社会影响。第二阶段（1912—1927年），是买办阶级的发展阶段。为适应帝国主义扩大商品输出和搜刮资源的需要，把初步形成的买办剥削网，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进一步扩展起来了，买办队伍也相应地扩大了。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买办阶级还在中国建立和发展了一个金融控制网。此外，买办阶级凭借帝国主义的关系和已有的经济力量，利用军阀政权，操持了国家的财政金融，通过举借外债、发行内债、购买军火等发展了经济力量。他们已经懂得如何利用政权，把经济变为政治，又转而把政治变为经济。第三阶段（1927—1949年），是买办阶级发展到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买办阶级凭借经济力量勾结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充分利用国民党政权，并与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政治暴力，大力发展官僚买办资本，逐步操纵和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使自己发展成为垄断国家经济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大大小小的买办资本家集团成为他们的卫星。

除黄逸峰以定性为主的研究外，张国辉、聂宝璋、汪敬虞分别对19世纪后半期的买办做了具体个案研究，时至今日仍是相关问题研究的典范之作。张国辉论述了钱庄的买办化过程。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虽然取得了条约特权，但要把外国制成品推销到中国的内地市场，必须经过买办人物和各种商品流通的渠道。钱庄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调拨资金的职能，在商品流通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对一系列人物活动的分析，他认为在通商口岸的买办中，有许多人同时兼具钱庄主（或钱庄股东）和买办双重身份，一方面便利了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另一方面把钱庄和洋行或外国银行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据此，他提出钱庄职能严重地买办化。钱庄的买办作用主要在于它给予进口商人以信用便利，即在口岸本地是庄票，在口岸和内地之间是汇票，协助洋行推销洋货，搜罗土产。1846年，外国商人利用上海钱庄庄票进行贸易活动。到了19世纪50年代，外商普遍接受庄票作为结算工具，还用其作为支付手段。到六七十年代之交，经过银行买办的媒介，外国银行开始接受钱庄庄票作为抵押，向钱庄进行信用贷款，也就是外国银行向钱庄的“拆款”。此后，原先洋行与钱庄之间的清算关系便转移到外国银行去进行了。在这种办法实行以后，中外商人的进出口贸易就都离不开外国银行和中国钱庄的支持了，也就是说钱庄职能的买办作用更加前进了一步。钱庄通过汇票，在洋货的内销和土货的汇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注]此文虽然深受阶级观点的局限，但切实考察了近代中国贸易发展过程中钱庄所起的作用，分析了本地金融业发展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仍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旗昌轮船公司创办于1862年3月27日，是美国侵占长江航权开办的第一家航运企业。聂宝璋以其发展过程为例，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总结买办所起的作用。旗昌轮船公司的创办和发展过程，是长江航权丧失的过程，也是英美资本竞争的过程。该公司的创立主要依靠的是华商资本。在起始资金100万两中，有60万—70万两是买办华商的资本，其他洋商资本有30万—40万两。开办之后，在与其他航运公司的竞争中，该公司进一步设法笼络华商运货主，争夺华商货运，取得了长江航线的垄断地位。但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及1871年海底电线的敷设，中西贸易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多洋商参与到对华贸易的竞争，引起了在华轮运的激烈竞争。尤其是英国的航业资本所显示的竞争威力，怡和和太古两轮船公司对旗昌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内部经营亏损，加之美国有更好的投资机会，美国人于1877年将全部资产卖给招商局。作者认为，侵略者的目的在于：依靠买办华商，打击竞争对手，形成垄断地位；进而利用垄断地位，喧宾夺主，控制华商口岸贸易，转而打击压迫华商。[※注]此文是一篇很好的企业发展历史的论文，分析了多方竞争中企业的生存状态，揭示了外资企业的实际资本状态。

汪敬虞研究了在华外资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认为其“是中国买办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中国社会中的买办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附股于外国侵华企业的道路成长起来的”。这一问题的研究，对阐明近代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和资本主义的发生过程，都有重要意义。他对航运、保险、银行、码头、地产和工业各部门的华商附股活动的资料进行了梳理，指出在整个19世纪，外国在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是一个大量的现象，从资本数百万两的大型企业到资本只有几万两的小型企业，从贸易中心的上海到其他通商口岸，只要有侵略者的活动，就离不开中国商人的附股。初步统计，所有华商附股的外国企业资本累计在4000万两以上。洋行买办在所有附股活动中所占比重最多，他们不仅自己是最大的附股者，而且又是一般华商附股外商企业的媒介。[※注]

民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一翼，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讨论中，学者们以毛泽东的论断作为评价标准。吴江以毛泽东1947年12月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作为证据来说明将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吴江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划分有两个不同场合，第一个场合是整个社会的阶级划分，小资产阶级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说的“小生产的经济”，如中农和手工业主，再加上小知识阶级，是不剥削别人劳动的人。第二个场合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分类，相对于官僚资产阶级而言，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只拥有小规模的工商业的资本家，是剥削别人劳动的人。[※注]林涤非则指出：“吴江同志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 ‘中小资产阶级’看待，正是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而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阶级视点。我们知道，毛主席在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怎样一个阶级时，只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 ‘中产阶级’或 ‘中等资产阶级’来加以分析，他从来没有像吴江同志这样 ‘中小资产阶级’的提法。就在这一字之差，却有原则性的分别！”[※注]

此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未形成定论。部分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19世纪末叶。范文澜认为：“十九世纪的下半期，开始有地主、官僚和一部分商人投资于新式工业，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到了商办工业数量较多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也就形成了。”[※注]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到了同世纪（19世纪）的末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注]部分学者认为19世纪末叶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孙毓棠认为：“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生时期是旧社会的商人、地主、官僚通过新式企业的经营开始逐步蜕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时代。这蜕变转化的过程是曲折而缓慢的。到了十九世纪末叶，这转化过程还只开始不久，距离着它的完成还很远很远。”[※注]有人认为：“早在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已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当时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注]还有学者认为，“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年，逐步形成为一个新兴的阶级”。[※注]

学者们在企业史、行业史的研究中，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为重要内容予以关注。例如，张国辉对近代煤矿企业的研究中，指出由数量上远较大买办大官僚为多的中下层资本家所组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煤矿工业的发展中代表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在兴办煤矿企业的过程中和大资产阶极的关系表现为微弱的联系和深刻的矛盾。在民族资本近代煤矿的发展过程中，他们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迫和束缚，甚至面临被吞并的危机。他们有反对洋务派集团控制和外国侵略势力压迫的要求。但是，从近代煤矿的发生过程中我们同时可以看到，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缺乏强大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未能断绝与封建主义在经济上的联系。这种情况决定了这个阶级在其产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