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一 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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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藩篱尽撤，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此后至甲午战争，中国再次战败，被迫允许外商在通商口岸设厂。与此一史实紧密相关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以来也受着外因论即“冲击—反应”模式的影响，这一模式把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归之于19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以为西方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条约口岸都有利于中国近代化。出于这些原因，中外经济关系问题成了20世纪80年代近代经济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界曾围绕这一问题举办过几次会议，其中1987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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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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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 内部因素 西方资本主义 外部因素 资本 学者 贸易逆差 贸易 外国资本 海关 甲午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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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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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再一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注]学者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始于明后期，到清中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农业中还微不足道，但也有所萌动，在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形虽然较为乐观，但也只占了很小的比重，没有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同时，学者也强调，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晚于西欧约两个世纪，发展也很迟缓，但与近代工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近代企业是在传统手工工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人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趣是试图发现中国近代化的内部因素。比如对资本主义萌芽有深入研究的吴承明认为，要寻找中国近代化的内部能动因素，19世纪后半期中国新式工业的创建，无疑是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中国大门的结果，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它的出现和发展，同样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中国文化有它引入近代的能动因素。和受西方冲击的洋务派不同，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还是有一个传统的、立足于本土的且积极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同时大生纱厂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本土传统的手织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管理上也不违农时，这条道路是中国式的，19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化，本来应当走自己的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立足于本国大地的民族工业和相应的教育文化，是不可能实现本民族的现代化的。[※注]桑兵也认为，中国近代化虽然并非自我更新，但同时包含着民族对于传统的自我反省和否定，资本主义萌芽仅表示自我转变的可能性，而且预示出中国近代文明本来有一个潜在自然形态，只是来不及发展成熟便夭折，中国近代化因此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外来模式与内部因素相融合中交错行进。[※注]一些学者也具体分析了内部因素对外部因素的能动作用。王迪讨论了晚清重商主义思潮与清政府经济改革的关系，认为清政府的主动改革造成了清末大范围的振兴工商业的热潮，对于近代化起了较大的作用，表明内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注]彭雨新则探讨了清末自开商埠的积极意义，甲午战后，面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将内地一些重要港口主动开作通商口岸，以此排斥租界制度，预防外人入侵。[※注]
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强调外部因素的决定性和重要性。刘佛丁认为中国虽然有资本主义萌芽，但远未发生工业革命，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是西方提供了近代化的起点。丁日初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母体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远不足以成为发生产业革命的条件，中国关起门来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看法，只是无法实现的假设。就中国被迫实行对外开放，到自觉采取措施实行近代化来说，西方刺激的影响是主要的，因此，拿内部矛盾起决定作用的一般性原理作为根据，而把承认在具体条件下外部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的意见说成是外铄论，是不科学的。[※注]总之，外部因素即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主要因素，内部因素即资本主义萌芽是次要的因素。另一些学者则具体讨论了租界和海关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影响。上海租界的设立有利于聚集外商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科学技术，开埠第一年外商设立洋行11家之多，到1854年激增至120家，使古老的上海城市迅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促使国人仿效西方经营方式，创办一系列近代工业。租界的客观作用是带来了上海城市的日趋近代化[※注]；而近代海关的设立及其引进的一系列近代化设施，如创办同文馆、试办邮政、引进海务港务，提出全面改革的建议等，展开了它对清政府的改造，促成了洋务运动的开展。[※注]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注重把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结合起来考察。朱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引发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所无法解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清政府也逐渐意识到面临了“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开始其近代化历程，清政府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直接推动者和组织者，但其不愿在政治上做任何改革的局限也导致了近代化的失败。[※注]马敏以清末商品赛会为例分析了内外因素的作用，参加商品赛会使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并由此引发一系列变化，如振兴工商、竞争和世界市场诸观念的产生，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存在根深蒂固的封闭性，商品赛会活动只是一种缺乏真正内在转化机制的“跛脚开放”。[※注]虞和平则探讨了1910—1915年中美商会的交往和合作活动，中国商会希望通过这一活动，利用美国资本振兴中国实业，并以此抵制日本和其他列强的经济侵略。[※注]章开沅从张謇的大生资本集团的个案角度分析了内外因素对于民族近代工业的复杂影响，张謇对西方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的态度开明通达，大生纱厂的设备和技术都从西方引进，并大胆引进外资，企业一度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它面临了日本企业的残酷竞争，其渴望得到的政府切实奖励扶持都落空，因而走向衰弱。大生资本集团的个案说明，西方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但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和小农经济结构，中国的近代化仍然无法取得真正的突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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