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五 对中外经济关系定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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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藩篱尽撤，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此后至甲午战争，中国再次战败，被迫允许外商在通商口岸设厂。与此一史实紧密相关的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以来也受着外因论即“冲击—反应”模式的影响，这一模式把中国近代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归之于19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以为西方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条约口岸都有利于中国近代化。出于这些原因，中外经济关系问题成了20世纪80年代近代经济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界曾围绕这一问题举办过几次会议，其中1987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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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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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 内部因素 西方资本主义 外部因素 资本 学者 贸易逆差 贸易 外国资本 海关 甲午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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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中外经济关系定性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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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外经济关系的性质，20世纪50—60年代特别强调其侵略性，几乎所有的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研究都倾向于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趋向有所扭转，相当多的学者也注意到了中外经济关系对中国的客观的积极影响，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总体来说，在近代中外关系，特别是中外经济关系方面，近代经济史学界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军事和政治、经济、文化分开，认为近代中国饱受了外国的军事侵略，这是近代中外关系中的负面影响，但在军事以外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外国人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另一种观点更认为，甚至是军事战争，也对中国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是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对于桑榆暮年的封建王朝的战争，有进步意义的一面。有一些学者强调了中外经济关系客观上对中国有利的一面。
当然，近代经济史界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虽然近代中外经济关系有其客观积极性的一面，但是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的事实仍然不能否认。严中平认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者进行间接政治统治的国家。政治是一种暴力，西方入侵者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者的政治声势，又凭借炮舰威力和条约特权，为所欲为。所以，它们的经济侵略带有浓厚的政治—暴力强制性。[※注]
汪敬虞也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讨论的，西方文明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确有其先进性，但是要评价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活动所起的作用，需要一个全方位的客观的评价，以确定其主导方面，归纳起来，不外乎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他们的目的是给还是拿；二是他们的活动是促进还是压迫。就经济关系来说，主要是侧重于经济方面的判断。对于这两个问题，汪敬虞认为西方文明最初依靠武力进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掠夺中国，而不是帮助中国，其所作所为是为了它本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租界、银行、工矿业、铁路、航运、贸易和投资等诸多方面，都是如此。这是无可否认的客观现实。入侵近代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既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传播者，又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者。不区别两种作用的不同，会走上一个极端，不区别两种作用的主次，会走上另一个极端。[※注]无疑，这一评判更贴近历史真实。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持基本客观的立场。丁日初等人强调即使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对外开放也比闭关自守为好。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民族资本受到在华外国资本的各种竞争，但这也是对中国近代化的一种刺激，也是有益的，外贸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商人在对外贸易中所得利润是进口替代工业增长的重要基础。[※注]张仲礼指出，虽然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获得了超额利润，但在对外贸易中，尤其是中美对外贸易中，中国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他认为与英国和日本相比较，中美贸易的基础较为平等，且在较为合理的中国农业半制成品与美国机器制成品之间的交换之下，中国获得了贸易的比较利益。[※注]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提供了较好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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