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四 是否存在官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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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对于资产阶级的研究成历史学界乃至近代经济史学界的一个热点。1983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 1988年11月在南昌召开了第二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同时，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相关的研讨会也非常多。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资本主义是紧密联系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同资本主义的形成相伴随，因此讨论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必有之义。另一种观点并不否定资产阶级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但对资产阶级的评价仍持部分否定。正是在资产阶级的直接推动下，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日趋向近代化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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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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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 买办 资本主义 官僚 民族资产阶级 阶级 民族资本 国家资本 国家资本主义 买办资产阶级 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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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是否存在官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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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官僚资产阶级相伴相生的是官僚资本。官僚资本这个名称出现较晚，最早见于瞿秋白1932年所写的《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指的是早期官办、官督商办等企业。20世纪40年代，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开始盛行。这与毛泽东有关。1940年代，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到了官僚资本这一概念。他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官僚资本，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 1947年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中关于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资本时进一步指出：“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说：“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官僚资本主义”。[※注]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学术界习惯把当时占主要地位的洋务派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称为“官僚资本”，因其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把它们从民族资本主义中排除出去。但丁日初和沈祖炜认为，早期中国的资本主义都是民族资本主义，可以根据资本所有权把它们划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官办企业和国家与私人合作经营的官督商办企业可以统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与商业企业一样都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有着积极的影响，为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学术界主流把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视为官僚资本主义，主要论据在于认为其具有垄断性、买办性和封建性。
丁日初和沈祖炜对这三个论据进行了分析和澄清。一些学者将洋务派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作为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三个阶段的最初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北洋政府的官营企业，最高阶段是1927年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所控制的国营企业。丁和沈认为，虽然晚清洋务企业与后两个阶段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若干联系，但如果用国民党政府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考察晚清的洋务企业，那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时洋务派企业只在一些部门初步建立起来，远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绝不可能起到垄断作用，甚至还不具备完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对于买办性，丁和沈认为所谓买办性，不应指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而应指企业基本上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其业务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起着破坏作用。按这一标准，洋务派企业并不具有买办性。因为洋务派企业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利用其资金，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利于企业生存的，它们雇用洋员并没有造成被洋员控制企业的局面，它们吸收买办人物参加经营管理，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它们在实际社会经济中并不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起了抵制外资入侵的作用。对于封建性，洋务派企业是由封建政府派封建官僚去主持而带有较严重的封建性，但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仅仅因为封建性而把洋务企业归为官僚资本，是不妥当的，洋务企业应视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才符合历史事实。[※注]
有一些学者也持相似的意见，比如孔经纬就认为洋务运动中的一些商办企业，是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和在实际上违背传统的封建经济统治的产物，属于民族资本，不能因此而把洋务活动同民族资本主义绝对地对立起来。而洋务运动官办军事工业含有资本主义的或类似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注]
这一见解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这一见解仍未被学者普遍接受，一些学者或者仍然坚持，或者习惯性地使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概念，这一现象在今天仍然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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