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史原本属于中国传统学术范围。吴承明曾举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为例。但是，近年来，受施坚雅模式影响，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有向国际学术潮流靠拢的趋势。

施坚雅曾于1949—1950年在四川考察中国经济和农村市场，于1977年提出将中国划分为九大经济区的体系。施氏的分区是以地文学为主，着眼于河流运输和市场体系，并采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和等级理论，每个大区都有其中心城市，区内分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和乡镇集市。他的九大区域是：华北区、西北区、长江上游区、长江中游区、长江下游区、东南沿海区、岭南区、云贵区、满洲区。

中国学者高度重视施坚雅的研究，对区域体系理论给予积极评价。同时，也看到了施坚雅模式的缺陷和局限性，并对区域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区域的界定

要进行区域经济史研究，必须解决区域界定这一首要和基本问题。而要解决区域界定问题，必须了解地理学和区域学对区域的界定。因为，区域首先是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又形成了区域学，对区域理论做了发展。区域史研究可以说是借用地理学和区域学的区域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张利民指出：“区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间的历史，区域史对区域的空间界定，应遵循最基本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准则，尤其是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注]

对于区域的划分有窄派、宽派和中派之分。窄派认为，区域史研究中的区域是指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社会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位。[※注]部分学者赞成这一定义。如王先明认为，区域史研究是指“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的研究”。如果讨论的问题不归于区域同质性或共趋性，就不应归于区域史，而只能归属于其他规范的历史。它们或是通史的地方化，或是专门史的地方化。他将近代史研究中许多把不具有区域史内在特性的研究称之为区域史，或将原来已成熟的地方史（如各省通史类研究）视为区域史，甚至将新兴城市史、乡村史、专门史等本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领域也转归区域史的现象称之为“区域化取向”，认为这种“区域化取向”造成了史学研究的失范。他指出，对这种“区域化取向”应保持清醒的理性认识：“是研究问题本身的区域性特征决定了区域性研究的选择，而不是只有 ‘区域化’才是推进研究深入发展的取向；同理，也并非只要冠以 ‘区域’的名堂就都是‘区域史’研究。”[※注]陈春声说：“毋庸讳言，时下所见大量的区域研究作品中，具有严格学术史意义上的思想创造的还是凤毛麟角，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 ‘地方性知识’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几十年来常见的《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地方性版本。”[※注]

徐国利认为，从科学意义来界定区域史和规范运用区域史的理论与方法，并不是排斥地方史研究和方志编撰的学科地位及其重要意义，区域史与地方史、地方志都有助于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整体史，在这点上它们的作用是相似的。指出它们的区别，旨在说明它们属于不同的史学分支学科与方法论，旨在强调区域史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和学科来发展，必须具有自觉与清醒的学科意识，这样才能有助于区域史的健康发展。科学地界定区域史，并不是否定行政区划和自然区域等人文地理概念乃至自然地理概念在区域史划定中的运用。如果通行的人文地理区域或自然地理区域的概念正好与区域史划分的区域重合或一致，那么，用通行的行政区域或自然区域的概念来命名区域史研究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更有利于人们的理解。[※注]

宽派可以吴承明为代表。吴承明认为，从事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必胶于区划的成规，可以从习惯，或大或小，以资料方便而权宜。大如江南、岭南、华北，小如皖南、苏北、巴蜀，皆已习用。而城市史、乡镇史，属行政区划，自成体系。[※注]

李金铮则另外提出了划分社会经济区域的标准。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经济区域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四种因素的制约：一是这个区域必须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二是能体现时代特色；三是研究者对该区域的当代社会经济有较多的认识；四是有丰富可信的史料做保证。其中，第一条当属最重要。所谓具有密切内在联系的区域，是指在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一致或相近的地理空间内，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所逐渐形成的特定区域。按照上述几个标准，可以将近代中国划分为大小不同的社会经济区域，比如可以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等区域，也可以划分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珠江流域、海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等区域，还可以分为环渤海地区、黄河沿岸地区、东海沿岸地区、沙漠地区、森林地区等区域。在这些较大的区域内，又可分出相对较小的区域，在其基础上仍可细分下去。以河北省为例，就可再划分为冀北、冀东、冀西、冀中、冀南、冀东南等社会经济区域。实际上，完全符合所有划分标准的区域是不多见的，在具体选择时也可以就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划定一个社会经济区域。[※注]

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窄派或中派的划分区域标准，间而采用宽派的标准，如李伯重研究的区域大到江南，小至华娄；李金铮虽似中派，研究区域却主要是定县。可见，研究区域的大小不是区域经济史理论的核心问题，其核心问题还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二）中心地理论

1933年，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在其《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中提出中心地理论；1944年，A.罗希出版《区位经济学》予以发挥和定型。该理论认为，在一个大约匀质平原地带，经济的发展常会形成以中心地区为核心向边缘地区扩散的局面。核心地区常为一大城市之所在，而以辖区内的中心城市为边缘和市场；这些中心城市又常自成核心，而以更小的镇市为边缘和市场，一般形成三级市场体制。各级的核心和边缘的辖区均以正六边形的面积最为适宜，因而高一级的六边形面积恰为次一级六边形面积的三倍，即所谓“三三制原则”。

吴承明认为，中心地理论现已为区域经济研究者所通用，但必须根据所考察地区的实际条件予以修正，不能拘泥坚守三三制原则。中心地理论来自资本主义已发达的经济状况，用于历史研究未必适宜。施坚雅对中国经济区域的划分即过于拘泥克里斯塔勒—罗希模型，且是以19世纪后期中国市场体系为准，用于早期历史研究必须有更大的修正。[※注]

任何研究模式的提出，都必须接受来自学术界同人以及研究者自身的证实和证伪。这种证实和证伪必定是多重的、长期的，必须体现尊重科学的精神旨趣和宽容自由的学术心态，其目的在于使研究模式的科学性得以彰显，伪科学性得以摒弃。

施坚雅模式以及日后中国市镇经济研究的其他模式，同样需要不断地证实或证伪。迄今为止，大陆学者依循施坚雅模式从事市镇研究最为典型的例证，当推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王笛运用施坚雅模式，详尽分析了有清一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包括集市的作用与功能、市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高级市场与城镇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王笛充分肯定施坚雅模式，称“美国学者施坚雅将中心地理论运用于长江上游城市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第226页）。

王笛强调长江上游集市贸易的发达与成都平原分散的居住模式密切相关，即一个耕作区域内散布着许多分享的农户，这有助于市场发育。清代以后，由于上游商品经济的发展，集市既可作为输出市场的起点，又是农民日常生活品销售的终点；它依赖高一级市场销售其聚集的土产，又将高一级市场运来的商品出售给农民，从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商品流通网络中最基本的环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耕作面积和人口密度决定了需求圈和销售域的大小。场均耕地和场均人口表明了市场所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是市场发展的决定因素，它们制约了市场的商品流通和交易数额。经济距离（即换算为运输成本的地理距离）、生产成本以及平均购买力，是考察需求圈和销售域的三大要素。

客观而论，施坚雅模式远非十全十美，它有着明显的“硬伤”。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学术背景的差异、意义诠释的多元化等原因，施坚雅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史料收集与文本解读是不完全的。这种文化上的“天然屏障”，使施氏的见解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抑或误区。例如，施坚雅的九大区域划分法就有令人质疑之处。就市镇而言，各区域之间在经济地理、商贸互动、经济特征、市场发育、人口构成、管理机制、价格弹性等方面有哪些差异，施坚雅模式缺乏有力的回应。在创立研究模式的过程中，施坚雅对其他理论模式的借鉴有略显粗糙之嫌，他用正六边形叠加而成的空间分布图来分析中国千差万别的市场等级，不能不说有些牵强和生硬。此外，虽然施氏曾对长江上游区域的市镇经济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但当他力图将该模式套用于中国其他区域时，便陷入了论证乏力的窘境。

当然，苛求施坚雅用一个分析模式解决所有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问题是有失公允的。施氏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个贡献，就是他为中国经济史的学术展拓提供了一个独创性的分析工具。[※注]

（三）区域内的研究

乡村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该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关系、运行机制及其变化趋势。杨国桢将清代福建社会经济区域的研究架构分为八个部分，即自然与社会环境、人口和赋役、财政制度、土地制度、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市场结构与商人资本、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注]李金铮根据对近代冀中地区乡村社会经济的系统研究，认为其应该包括十个部分：一是自然环境与村落生态，主要指地理位置、行政沿革、村落构成、地形土质、水系分布、气候条件以及它们与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关系；二是社会构成，主要指人口构成、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宗族结构、社会组织等；三是土地关系，主要指人地比例关系、土地分配关系；四是农业经营，主要指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农作物种植结构、农业生产力水平；五是手工业生产，主要指家庭手工业的种类、数量、规模、经营方式以及手工业与农家经济的关系；六是农民与市场，主要指集市、庙会、店铺等市场网络、商品交易和市场价格；七是金融调剂，主要指借贷关系的各类形态、运作方式及其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八是农民负担，主要指农民缴纳赋税的种类、数量变化及其与农家经济之关系；九是农家收支状况，主要指农民的收支对比、衣食住行水平、农民生活与农村社会问题的关系；十是在上述基础上，综合分析该区域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走势。这一构想突破了单纯的经济或社会层面，将经济与社会结合起来，从而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结构。[※注]

李金铮同时在文中强调了社会经济变迁和国家的影响，但这些在他的构想中体现得不很鲜明。有些学者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重点论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尤其是边区政治、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对于发生在边区内外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引起的经济政策的变化，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如他把边区的经济发展划分为皖南事变前后两个时期，认为皖南事变以前，边区的经济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外援。皖南事变后，边区经济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其基本点是发展经济，自力更生。直至抗战结束，这个方针没有发生变化。就经济发展过程而言，皖南事变前是边区经济恢复和“家业”的创立时期。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把边区的经济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政策和法规，边区的经济法规80%以上都颁布于这一时期，并且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边区的经济体系在皖南事变后建立起来了。由此可见，从国家—制度—经济的视角，该书构建了陕甘宁边区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理论框架。

以上讨论的仅是农村的区域经济研究架构，至于包括城镇在内的区域，其研究架构自然有所不同。施坚雅认为，近代中国城市没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完整的城市系统，而只是若干个地区性系统，每个系统与相邻系统之间相互分离，只有些脆弱的联系，提倡将城市研究纳入区域考察的范围。[※注]

不少中国学者将市镇研究纳入区域考察的范围。如江南市镇的研究成果，就有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区域研究。城镇区域内的研究包括如下几方面。（1）经济层面：市镇的兴起与分布、市镇经济、经济结构、地权关系、市场关系、市镇网络。（2）社会层面：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慈善事业、社会救济、灾害与民间信仰、商人与市镇的关系、市镇的著姓望族、人口考察、城镇化、近代教育等。（3）政治层面：行政管理、社会控制、地方权力关系等。（4）文化层面：市镇文化、休闲娱乐等。[※注]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上有所改进。

首先，注意到了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的结合。如张利民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即根据历史发展，将近代环渤海地区分为三个经济区域：以奉天为中心的辽宁经济区域、以北京为中心的直隶山西经济区域和山东经济区域。作者认为，各区域存在的同一性促使相互之间空间地域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增强，以经济为主的联系频繁广泛；而这种联系受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种种因素的限制，是在原来经济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构成了以中心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为主要方式的平等、互动和一定互补、互利性关系。这就是环渤海地区各区域经济联系的特点。作者还专门论述了各经济区域发展的同一性和相似性，分析了各自的特征和差异性，论证了跨省区大经济区域形成的可能性。

唐致卿的《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面分析了近代山东各地农业经济结构、布局及生产环境的历史和现状，综合研究各地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主要特点与存在问题。他把山东划分为七大农业分区：东部沿海丘陵农林渔区；鲁中南农林牧区；湖东鲁南平原农业区；鲁西平原农林牧区；鲁北平原农林牧区；渤海农牧渔区；胶济平原农业区。各农业区在农业生产特点和发展方向、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及应采取的重大措施方面具有相对一致性。做这种农业分区，不仅让读者可以全面了解近代山东农业、农村的情况与特点，而且对今天如何发展山东农村经济仍有一定现实意义。[※注]

其次，注意了专业研究与综合研究的结合。区域经济史是对区域经济的全面考察，综合研究是区域经济史研究典型方法。美国学者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都使用了专业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考察了区域内的农业，而且全面考察了区域内的农村经济。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从土地开发、生态演变、居民移动、商业交流、社会流动以及户口、田地、田赋等诸方面对宋代江南经济进行了全面考察。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区域经济史综合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新的尝试。如任放的《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即是专业研究与综合研究紧密结合的典范，“即便是在经济史的范畴内，也不为单一的商品经济研究所束缚，除开对长江中游市镇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服务业（以对茶馆业的研究为主）、金融业（对当地钱庄、票号以及开埠后的外国银行等的研究）进行考察，还注意到了与之相关的市场管理体制（以巡检司、牙行、乡村基础组织为主）和社会保障体制（以社仓、义仓为主的民间仓储制度），使市镇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其他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怪乎李伯重赞之为 ‘超越市镇’的著作”。[※注]又如戴一峰的《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 （岳麓书社2004年版）是既包括农村区域研究又包括城市区域研究的区域经济史著作。全书共分五篇：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变迁；闽江上游的经济与环境变迁；福建农林业经济；区域城市的发展以及商业、商人群体和商贸网络。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近代福建区域内的人口、环境、城市、经济以及区域内经济活动的主体——商人及商人群体——研究。其农村区域研究主要考察了闽江上游的茶叶、木材、纸张等商品生产及上游区域市场的形成，并综合考察经济发展的各种交通和社会因素，从而完成了对闽江上游的整体社会经济考察。其城市区域先后探讨了厦门城市的兴起、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城市商业、航运业、工业、金融业以及市政建设等方面，系统完整地考察了厦门作为闽南区域中心的兴起和发展的方方面面。把城市研究和农村研究结合起来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难点，非将专业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不能见其功。区域经济史研究既需要广度，又需要深度，戴一峰的创新尝试是值得赞许的。

再次，注意了研究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共时性研究是指区域经济史对经济结构的考察，而历时性研究是指对经济演化过程的考察。我们必须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整体。庄维民的《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正是这样的佳作。该书一方面涵盖了比较宽的研究范围，内容包括市场结构变迁与商人资本兴替、产业改进与工业化进程、农业改进与农业经济变迁三个近代经济变迁的主要方面，以比较宽的视野对上述问题做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同时，作者从实证研究出发，着重分析了以开埠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市场结构的形成，商路网的兴替，商品流通的变化，商人资本的兴衰等，并对各类市场间的联系机制、商人资本蜕变与近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之间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作者从产业改进这一新的视角出发，全面探讨分析了发生于农村和城市两个地域，运行于加工业、交通和农业等部门的生产变迁，将工业化、手工业转型、农业改进纳入一个统一的历史范畴之中，通过分析市场和产业二者的变化，勾勒出市场经济在近代的发展趋势与新结构的基本轮廓和特点，揭示出近代市场体系形成的动力和条件，从而理清了近代市场经济的起源、演变、运行的基本脉络和趋势。[※注]

吴柏均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注重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结合。该书首先论述明清时期无锡区域的经济结构，确定此时期区域经济区位的特征，评估其经济发展水平，并论述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无锡区域新经济的成长和波动，其中包括对新兴产业及其新生产项目的引进和发展、资源的重新配置、经济增长过程及其水平、经济组织及市场演化等方面的分析。然后，该书论述了无锡近代经济格局及其内部结构，并对重新定向后的区域新经济区位特性进行分析和判断。此外，还以经验实证方法对工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做了结构分析。最后，该书探讨了无锡经济发展的各种约束条件和因素，特别是对无锡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进行分析，并对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动力和约束条件做了理论的探讨。该书在对区域经济结构做了充分的共时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历时性研究。该书第六章从土地占有方式与经营方式结构变迁的制度分析着手，揭示了生产结构及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变迁，认为无锡农村经济在经济组织、土地生产方式等经济制度没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生产结构及其资源配置方式得到了较大的变革。吴承明对作者这一研究结论击节叹赏，认为“作者研究的结果给我以很大启发”[※注]。可见，区域经济史研究必须把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首先对经济结构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考察，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区域经济的演变过程，得出正确的、有价值的结论。

（四）区域间的研究

吴承明指出，区域经济史不仅是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考察本区域与外区域以至外国的历史关系。区域无论大小，都不是孤立的，因为即使是封闭系统，也要与环境交换能量，并受环境的制约。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制度下，各区域之间基本上是竞争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价值化和市场不充分，各经济区域之间是一种发展和制约的关系。吴承明以李伯重的《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版）为例，说明近代江南的发展受外区域制约，只有外区域经济有了进步，江南在能源、原料和粮食上得到保证，它才能进一步发展。

吴承明还指出，每个区域都有它的强项和弱点，都存在发展和制约问题。区域经济史之所以要做区域间研究，就是要综合考察，做出判断，并从全局出发，提出发扬强项，弥补弱点的意见。[※注]

有三部著作在区域间研究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

李伯重的《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研究了江南农业的外向性，指出从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江南对于外部市场与资源的依靠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丝、棉（及加工产品）的输出越来越多，同时粮食、肥料的输入也日益增加。丝和棉花的输出量分别达到86%和40%；粮食和肥料的输入量分别达到14%和27%。李伯重认为，“这样高的比重，对于通常被认为是 ‘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是在近代以前世界上商业化和外向化程度最高的农业之一”（第27页）。如此重要的对中国前近代农业的判断，如果没有区域经济史的外向视野，是不可能得出的。

樊树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考察了本区域与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关系，指出明清两代江南市镇及其四乡生产的生丝、丝绸、棉纱、棉布，不仅行销全国，而且行销海外，在全球化贸易中，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这种盛况，是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所望尘莫及的。连续几个世纪，数量巨大的资源从江南市镇流向海外，刺激了江南市镇的繁荣昌盛。把这种江南市镇经济称为外向型经济，是毫不为过的（第11页）。

罗婧的《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提出了“交往力”的概念。“交往力”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区域社会历史横向运动所体现出的不断突破地域空间界限的扩张力和富于黏性的“经济—社会”结合力，它们之间的互动促进了区域内部各个特色因子的整合，构建与扩大了对外联络和沟通，进而推动市镇聚落的兴起与发展。

借助交往力概念，从横向历史运动的层面出发，罗婧首先考察了盛泽所处的地域空间，为其织绸业的兴起与长盛不衰以及围绕丝绸的生产与交易形成的区域性市镇网络，发掘地理环境、人文传统等方面的结构性基因。其后，分别将盛泽丝织业的发展与转型置于苏嘉湖蚕桑丝织区域性交往圈和世界市场之中，既追溯了它由宋代的乡村草市成长为明清江南丝织业巨镇所彰显的传统内变迁意义，又探究了世界体系重整过程中盛泽丝织业所承载的传统丝织业的近代转型压力，以揭示交往扩张力在其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盛泽绸业通过区域性和世界性两个市场网络的联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交往的结合力推动了盛泽市镇社会在形制、范围、人口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深刻变迁。而一系列源自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地域性、制度性特质，又制约着交往力在盛泽经济、社会成长与变迁中的作用。[※注]可见，我们在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既要考察区域经济的纵向运动，又要考察区域经济的横向运动；不但要考察区域经济的内部发展，而且要考察它的外部联系与互动。只有这样，才能把“区域性的世界”研究融入“世界性的区域”研究之中。

十余年前，曾有学者断言区域经济史已过时，预言区域研究方法将终结，从现在看，区域经济史研究不仅没有退出学术舞台，反而更加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热度未减。这说明区域经济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以中国之大，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史的研究实属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