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史学日渐成熟，其标志就是三大学派的形成。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各种经济学说开始与中国经济史实践相结合，又出现了一些小学派或学派的雏形。

第一节 三大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吴承明认为，在我国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以经济理论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注]这三派可简称为历史学派、社会学派、经济学派。三派彼此互相独立，又互相融合。

一 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的特点是实证研究，这是中国史家的传统，近代由经济史历史学派发扬光大。历史学派的代表是李剑农和彭雨新。李剑农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十分注重历史的科学性，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态度相当谨慎。他对于殷商及周代的取材，多采用甲骨文和金文的有关记载，其他传说或据传说留下的文字记载，仅供参考和印证；春秋以后的经济史，则广泛征引正史、各种文集、笔记，以至诗词、谱牒、信札中的典型材料，进行相互印证，力求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准确可信史料的牢固基础之上。例如，作者在叙述唐宋时期火耕的畬田时，引用当时人诗共30条，在叙述水车灌溉时又引用唐人诗十余首，引宋人王安石等诗5首。作者正是借用这些诗句以补史料之不足，从各方面说明畬田、水车的全貌及其在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他辨析史料恒以历史进化的程序为标准，对史料的源流先做系统的清理，然后运用各方史料进行反复论证。他既注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又不囿于各家的观点，而是在综述各家观点的基础上细加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颇多真知灼见。

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史的核心内容，古代社会的生产力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两个方面。李剑农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对从殷周到明代近3000年间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依据各个时期的可信史料，按时段做了系统的分析，同时，在叙述生产力发展时，对各个时期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做了相应的介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在不断调整，反过来它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李剑农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化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不仅注意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同时注意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历史学派虽然以实证研究作为主要方法，但是，已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许多理论观点。

历史学派的治学特点是擅长考据。李剑农把各种资料的记载和别人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比较其长短，评论其价值，指陈其特点，找出彼此之间的共性和各自的特性，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常能发前人所未发，见前人所未见，并且便于读者思考，辨别真伪正误。[※注]

历史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彭雨新，他的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实证研究，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中国经济史整体研究、清代及近代财政史研究和明清经济史研究三个方面。

1954年，彭雨新协助李剑农整理讲稿。1957—195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相继出版《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此系列著作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经典、高等院校“中国经济史”课程的主要教材和重要参考文献。20世纪80年代后期，彭雨新又主持对讲稿的校改，并以《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之名，分三卷，于1991年由武汉大学出版。

彭雨新组织编纂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该书于1994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彭雨新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前言”中指出，该教材是继李剑农的经济史稿而编写，对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人口、农业、工商业、国计民生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方面予以特别的重视。该教材分为“封建领主制的兴衰”“秦汉封建经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经济在动荡中的缓慢发展”“封建社会时期的经济变动”等六篇。从这种分编体例中，也可以看出编者对传统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

彭雨新对传统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有自己的特点，并得到其他学者的继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克祥在《简明中国经济史》“前言”中介绍：“本书采用按历史发展阶段和按专题分章相结合的题例，叙述内容也不同于其他经济通史。它不是以土地制度、财政赋役制度以及其他典章制度的考察为中心，而是重点探索和揭示社会经济生产及其发展规律。”著作的四个专题分别为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农林牧渔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工业生产。陈锋和张建民主编的高等院校教材同样吸收了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成果，继承了武汉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与教材编写的传统。参加编写的学者中，陈锋与张建民都出自彭雨新门下，其他学者也都供职于武汉大学，浸染了前辈的学风，各有专长，并试图有所进步，有所发展。[※注]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派有向政治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史发展的迹象。如李剑农在撰写《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的过程中，学习和研究过政治经济学理论，并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史实中，探索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再如《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是彭雨新在明清经济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该书将土地开垦与财政、经济、人口、社会诸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清代土地开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有向社会经济史发展的趋势。

二 社会学派

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创办《食货》，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开拓和奠基，但社会经济史学派则在傅衣凌引领下形成。

傅衣凌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是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这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从考察社会结构的总前提出发，探求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以社会调查资料证史，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这种研究方法，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学，以经济制度和官经济取代经济史，也不同于以阐述经济形态为目的的经济学，把经济史实抽象化、静态化。它把经济变动和人的社会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动态的研究，使中国经济史见物见人，复杂多姿，更加接近于它的本来面目；它使世人视而不见、长期处于尘封虫蠹之中的史料，重新发出光彩，化腐朽为神奇，就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别开生面，另辟蹊径。[※注]

吴承明指出：“傅衣凌认为，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发生一系列变化，表明一种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出现了反传统的以至叛逆的思想。但这以后，中国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16世纪以来发生的资本主义因素经历了一个夭折、中断、再继承的长期的曲折道路。但是总的看，它并未摆脱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想，这是自梁启超先生提出‘近世’概念以后，中国近史最精辟的看法。我非常钦佩傅先生这个看法。”吴承明还指出：“傅先生是从大的方面，从几千年中国历史，从奴隶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的早熟性而又不成熟性来研究明清社会的；从中国社会体制的多元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来解释16世纪来，‘死的拖着活的’的中国经济曲折发展道路的。这种分析，可说是博大精深，前无古人。在具体考察明清经济时，他不囿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框套，视野开阔，注意流通；又同时研究社会的变迁和文化思想的变迁，乃至从民间习俗上来论证。这种整体观的研究方法也是傅先生开风气之先，我们应该学习。”[※注]

林甘泉也曾评论说：“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注]这一学派的创建，影响并带动了一大批学者，其后继者更勇于开拓创新，其中部分学者在“华南学派”的大旗下，推生了“走向田野”的“历史人类学”和“海洋史学”的研究，相当引人瞩目。[※注]傅衣凌学派新一代学者呈现一派生机，他们或茁壮成长，或蓄势待发，或已卓有成就。总之，经傅衣凌及其后继者前后几代学者的努力，诸多成就都已成为学界众口称誉的学术丰碑，令中外学界引颈而望，翘首于中国东南。[※注]在傅衣凌引领下以厦门大学为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团队，培养了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大都沿着既有的学术路径，将傅衣凌学派的学术研究推向更广的空间和更高的层次，扩展了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团队的国际性影响。

三 经济学派

有论者认为，一个学派的形成，应以四个特征为标志：一是有学术领袖；二是有学术机构；三是有学术刊物；四是有追随者。以此而论，则以吴承明为首的经济学派最具有完整的学派特征。经济学派又被称为新经济史学派，李伯重指出，“吴承明是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的主要倡导者”，“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吴承明”。“他对经济史方法论展开了积极的探索，构建起一个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系统。”[※注]王学典也指出：“吴氏的经济学理论训练之纯正有口皆碑。他的经济史研究之所以有如此多的重要发现和创见，可能主要得力于此。如果说傅衣凌的研究更带有社会学色彩的话，那么吴氏的研究更富于经济学色彩。”[※注]他还指出：“当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傅衣凌学派’正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弯的时候，以吴承明为核心的学者圈子却正向经济学等最新社会科学进展靠拢。假如说傅派学者更重新材料的话，吴派学者在重视新材料的同时则更重新理论与新方法。”[※注]判断一个学派，我们根据的不是它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而是它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虽然吴承明多次指明“经济史本来就是社会经济史”，但那是针对经济史的研究方向和领域而言，并有在理论和方法上兼容并包的含义。他研究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经济学，这是毋庸置疑的。

吴承明于1986年12月起担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近代经济史分会会长，并从1991年起担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他是学会的创立者，又是学会的指导者。在1986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做了“史无定法”的发言，在1991年中国经济史学会首届学术年会开幕词中，他主张在研究中国封建经济史的基础上创造一部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在1993年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二届年会开幕词中，他提出史学改革，吸收外国同行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宏观或微观的研究上，都能有所突破，上一个新台阶。

他也是专业性学术刊物《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创办者，他在手撰的《发刊词》中提出了发表著作的标准：或者是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是阐述了新的观点，或者是运用了新的方法，或者是发掘了新的资料；他指出，《中国经济史研究》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欢迎大家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率直的讨论，对学术著作进行认真的评介。在纪念《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20周年时，他指出，20年来该刊是遵循着这个主旨和承诺的。文中，他还论述了百家争鸣怎样推动经济史研究的前进：根据某种经济学说或经济规律提出的论点，若其资料还不足以完全证实所提论点的价值，就会进入百家争鸣。在百家争鸣中，这种论点或被肯定，或被否定，而更多是通过扬弃乃至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转化为新的概念，也就是原来论点的价值以新的概念表现出来，这当然是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他特别指出，百家争鸣是长期的，无尽头的。保留不同观点，对推进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永远有益的。[※注]

吴承明又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指导者，曾长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的魏明孔在纪念吴承明先生逝世一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介绍了吴老长期以来对编辑部工作的关心与指导，提出吴老曾以民国时期《食货》杂志短命夭亡的史事，谆谆告诫编辑部的同志要坚持兼容并包的办刊方针，认为一个学术单位或团体出现学派是幸事，但一个杂志如果只成为一个学派的发表阵地则是大忌，对于不同学派、不同风格、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一定要有容人之雅量，吴老的意见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的健康发展意义深远。[※注]

吴承明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倡导者和参与者，更是论坛的核心，李根蟠指出，吴承明先生和中国经济史论坛有着特殊的关系。这里讲的论坛，包括会议室中的论坛和网站上的论坛。会议室中的中国经济史论坛，是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发起的，京内外有关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不定期的小型（或中型）的学术研讨会，始于1993年，延续到21世纪初。每次就一个共同关注的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多学科的、长时段的研讨。由于论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会议规模适当，以及与会者积极参与，会议的学术含量较高，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002年创办的中国经济史论坛网站，是会议室中的论坛的延续，是为了加强信息交流，联系更多的学界同人参与有关讨论和研究，也为广大读者了解经济史学科提供一个窗口。网上的中国经济史论坛之所以能够较快地把“人气”凝聚起来，就是因为它刊登了一批像吴老这样“高端”作者的高水平文章，并比较及时地反映了学术界关注的有关重大问题的研讨和动态。[※注]

经济学派即吴承明学派。[※注]其学派成员遍布全国，骨干成员即达数十人，主要由与其有工作关系的同行、同事以及经济研究所培养的研究生组成。其中不乏非常著名的经济史学者，如赵德馨、方行、李伯重、王玉茹等。还有许多知名的经济史学者，虽然不一定师从吴承明，但大多受过吴老的耳提面命，把吴老视为终身景仰的导师，把自己视为其私淑弟子。

王学典把经济学派称为“会通派”，他认为，要研究社会经济史，没有材料固然不行，没有理论特别是没有西方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理的帮助也同样不行，在这个领域非要跨学科不可，这就是会通派出现的缘由。

改革开放以来，三大学派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历史学派的学派特征逐渐不太明显，其成员逐渐融入社会学派和经济学派。但是，历史学派的意义并未消失。正如王学典所说，会通派的出现绝不意味着史料派和史观派本身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实际上，它们各自都有自己长久甚至永远的生命力。“在历史研究中是否采用理论，完全应视工作对象的需要而定。若是考订字义、辨别真伪、校勘版本，总之当从事史料学或古籍整理工作时，大概非依乾嘉旧规和20世纪的新考据学不可。”[※注]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派的动向，该学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正从社会学取向向人类学取向调头，换句话说，这一学派现在有可能从社会经济史蜕变为社会文化史，从社会经济史学派蜕变为历史人类学派。而这一点则又与法国年鉴学派的最新动向步调一致。这从一个侧面可能也反映了这一学派的国际化程度。[※注]

最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派的“后吴承明时代”，照耀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巨星的陨落，使正在快速发展的经济学派失去了引领相望的“共主”，经济学派将向何处去？经济史学界可能在短时间内，甚至在长时期内都很难产生像吴承明那样具有惊人的学术号召力，运用自如的理论把握能力的学术领袖。但可以想见的是，经济学派诸人将一如既往，沿着吴承明指引的学术道路继续走下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有形的经济学派将不复存在，而无形的经济学派或会长期存在下去，并体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经济史研究将进一步向以经济理论和方法为主，兼采其他理论和方法方向发展，呈现出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的局面，出现新制度经济史、比较经济史、计量经济史、历史经济地理等各个流派；第二，经济学派将进一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实现学术国际化，取得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建立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经济史学，这即是吴承明的弟子们正在进行的事业。

第二节 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各种理论和方法涌进中国，且都名噪一时，然而在经济史学界取得实效的却只有数种，即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史学、区域经济史理论、历史经济地理学和计量经济史学。

一 新制度经济学

多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已在西方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在进入中国后，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间，各种新制度经济学的专著和论文铺天盖地而来。然而，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动静却不大，运用并不广泛，只有少数学者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刘佛丁是将新制度经济学应用于经济史研究的有力推介者和践行者。他认为，古典经济学较多地强调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将制度系统作为系统外的非经济因素加以排斥，与历史实际不符，而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变化，只是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所造成的近代经济制度需求的不足，固然是中国近代经济制度不可能在其内部产生和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这种新制度供给的制约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从外部而言，闭关政策不只是造成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对近代经济制度需求不足的外部原因，同时也是造成其制度供给不足的外部原因。刘佛丁在论文中全面地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阐明中国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化对国家工业化的影响。[※注]

王玉茹也把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对中国工业化的研究。[※注]她指出，在传统经济学完全竞争的模型中，前提是完全的私有财产制度，而非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则往往被排斥于经济学的分析之外。但事实上，完全的单一的私有产权只不过是一种理论的假定，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的产权结构往往都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旧中国尤其是这样，所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适合于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国。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当所有者与其他有关人员，如经营者、劳动者对某一财产的权、责、利关系划分不清时，就会使所有者的财产权利及收益在不同程度上沦为他们之间的“共同财产”，这就损害了所有者的权益，因此必须把产权界定清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对产权立法的缺乏和不明确，所以人们通常的习惯是尽可能不把财产交给外人去经营，而交由自己的亲属来经营；雇佣劳动者也尽可能从亲属、宗族、同乡、朋友中选择，以借助于伦理道德习惯来约束这些人的行为，从而保证自己对财产的权利不至受到损害。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中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遇到困难。这种选择经营人才的机制是落后的。她还指出，在西方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工厂制度传入中国时，这种制度的弊病已十分明显。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很多政治精英，由于他们头脑中潜在的中国传统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始平等思想，在乌托邦式的理想的大同社会观念的掩盖下，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将这些由西方引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的封建制度一齐废除，以避免中国再走西方那种贫富不均的老路。因此可以说，近代经济制度在引入中国后立足未稳，就已斗转星移，成为明日黄花了。文章认为产权制度未能在中国生根，是近代中国工业化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无疑颇有新意。

第一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近代中国金融史的专著是杜恂诚的《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杜恂诚有关近代中国金融制度演进与变迁的阶段性研究的总结，也是对经济史研究范式的一种新的探索与尝试。其创新之处就在于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框架，将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分析相结合，以中国近代金融制度变迁为研究内容，以中外金融制度发展比较为方法，阐明中国近代金融制度发展的历程与轨迹，并试图从中找出问题根源。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理论的三大理论之一，也是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的核心观念之一。西方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而杜恂诚参照林毅夫的分类，除了考察诱致性制度变迁之外，还重点考察了“强制性制度变迁”，即由国家根据自身的偏好强制推行的制度变迁。这对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历代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显然更具有合理性，也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

杜恂诚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在一个国家交替发生，共同作用，影响制度的构建。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市场自发的制度变迁，当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小于预期收益时，制度变迁就可能发生，它是市场本身对利益均衡的选择结果。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以现在的制度结构与安排为出发点，形成路径依赖。在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发挥着作用，从大洋行时代，外国洋行取代大洋行、钱庄的兴起和发展，华资银行的兴起与壮大，到其他金融组织的兴衰发展无不体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模式。但是，在中国专制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国家始终保持着最高产权代表的身份，在必要的时候国家有权干预产权配置，替代市场成为制度变迁的主导。所以在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诱致性变迁只能算是次级力量，在政府强制力的夹缝中生存。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主导并通过法令引起的变迁。当制度失衡而市场本身又难以解决时，政府就会出面主导制度的重构，并为改革的成本埋单。当然，现实社会还存在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市场本身并未失衡，但为了寻求垄断利益，政府一意孤行地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这样的后果大多是惨痛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制度改革就是一个例证。在市场并未失衡的情况下，为了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为高额的军费寻求来路，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了一系列以强制性为特征的金融制度改革。对金融机构实行垄断政策，成立中央银行，进行币制改革，造成了无情打压民族资产阶级，恶性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的恶果。

而以“有限政府”为基础的近代西方社会，执行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变革，形成正向交替，即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最终的目标是一致和延缓的。作为正向交替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必然承袭诱致性变迁的目标与方向，在市场本身力不能及之时，通过政府主导性力量来实现，但政府仅起到纠正市场缺陷的作用，无法以行政控制完全代替市场机制，而要从市场出发，尊重市场的原有基础，并以这个基础来决定这个市场的作为。政府通过产权制度的修正，既要使自身利益得到充分保证，又要使社会产出实现最大化。对于大多数西方国家而言，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其主要变革模式，所以当以诱致性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发生后，一定会适时地继续向诱致性变迁过渡，促进相关制度的配套与体系的完善，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交替。变革以后的金融制度仍然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仍然具有诱致性变迁的内在冲动和外在动力，制度的强制性调整不会影响诱致性变迁的继续发生。

不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是逆向交替，即强制性变迁的目标，不是诱致性变迁的延续，政府以有利于自己的一套目标体系代替了原先诱致性变迁的目标体系。主导此类强制性变迁的是所谓“无限政府”，它们认为自己是全能的、万能的，它们不是为了纠正市场的缺陷，而是从执政者的利益出发，为解决政府自身的问题而设计出一套蓝图，强制地加以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就是“无限政府”的典型，其通过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革侵犯私有产权和企业，不接受市场反应的修正，只求政府利益最大化。这种制度变迁给市场造成巨大打击，不仅不会促进诱致性变迁的发生，还会压制已有的制度变迁力量，造成政府规模膨胀、官办金融机构取代私人金融机构成为市场主体，弱化了银钱业同业公会的地位与作用，最终造成了对金融发展的抑制。[※注]

尽管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区分在学术界尚有争议，对国民政府金融改革的评价也有不同声音，但是，《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一书将新制度经济学应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实现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水平，更充实了中国经济史学方法论，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范式新探索的典范。

尹振涛也运用制度变迁理论研究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其专著《历史演进、制度变迁与效率考量——中国证券市场的近代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分别对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政府干预与监管、市场效率与投资者行为以及市场的波动与原因等内容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具有明显的制度移植性，是在投资者等初级行动团体的需求和努力下产生的，初级行动团体是制度变迁的原动力；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表现出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特征，但随着以政府为代表的次级行动团体的出现与参与程度的加深，政府强制性干预成为市场发展的主导力量，表现出以强制性变迁为主导的特征；而且，诱致性与强制性变迁的制度变迁模式交替互动作用明显，致使市场运行与制度体系表现出内在外在的制度低效性。因此，在市场因素交替作用下，近代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程呈现出曲折性、波动性、投机性、财政性以及不健全的特征，属于一个运行低效的市场。

关于国家（政府）与产权的关系，是制度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近代中国产权问题尚处于尝试阶段。汪戎的《晚清工业产权制度的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是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制度理论对经济变迁的影响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晚清的军事工业企业、官办和官督商办民用工业企业、民有商办工业企业以及铁道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过程，通过对这些企业的产权主体的行为分析，通过对影响产权制度安排的政治统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分析，来解释中国工业化初期企业发展及其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冲突和基本道路选择，说明其变迁的历史走向。汪书提出，经济制度的变迁可能是源于外部力量的刺激，但却不能否定一个社会自身的传统经济制度对其变迁过程、途径、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工业产权制度安排就是在中国特殊的皇权专制和官僚体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下产生和进行的。一个国家产权制度的安排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决定其选择方向和途径的因素是选择特定产权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与全部收益的比较。同时，产权交易成本的变化又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经济行为，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产权制度安排，迫使社会政治统治秩序和制度安排以及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种相互的影响交织于人们的经济行为中，决定着企业产权制度的选择，构架了特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并影响了社会经济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制度经济学为“产权”定义了三大基本属性，即“产权的排他性”“实施产权的约束性”和“产权结构的历史选择性”，并将其作为产权实施的原则。因此，著者力图以清代旗田从回赎到私有化的过程为案例，证明产权的基本属性在中国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是能够得到实证的，以此为该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历史分析做了一个必要的铺垫。

著者还认为，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条件下，政府对手工业产权交易和经济行为的强制性约束是在它自身没有独立法律主体再约束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集行政、立法、司法、监督于一身，充当着产权交易和经济行为最终裁决者的政府，在理论上和道德上对经济（包括交换、生产、分配行为）都有强行干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且在实践中经常实施这种强制性的干预，就会成为一种习惯而被商人、地主、农民、手工业者等经济主体认同。这种强制性干预无制约地不断扩展，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而被历史所选择和社会所承续。从这一意义上讲，对于中国近代工业产生时所推行的所谓“官督商办”的企业形式也可以发现其历史的“路径依赖”。

著者指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就产权制度变迁的意义而言，主要是因为在“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形式下，私有产权被弱化；在官僚体制传统运行的规范中，委托—代理的风险不断加深；在传统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的矛盾中，官僚权力严重缺乏约束，并且“搭便车”行为造成制约软化的增大，专制的政治体制极大地增加了工业产权私有化的成本和资源耗费。

最后，著者评价了晚清政府“干线国有”的铁路政策，认为“干线国有”的铁路政策不仅是愚蠢的，而且在当时中国工业化的制度变迁中也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对工业领域中产权制度安排私有化方向的倒行逆施。晚清时期，中国工业化的产权制度变迁已经呈现出不断强化的私有产权安排方向，无论是从公司的所有权多元化趋势还是从治理结构的权利规范化进程来看，私有产权的改造已经显示出对资源配置、技术更新的效果。工业化在艰难地然而不断地推进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在缓慢发生着，工业私有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强化将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演进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清政府却简单地选择了铁路国有化政策，虽然这种国有化还不是在所有工业领域中推行，但是选择的对象却是在当时最为关键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行业，从而对当时中国已经发展较快的工业领域和私有产权制度改造，起了相当大的否定作用。它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不仅是自己政治统治的完结，而且是中国工业化稳定的政治环境的完结。

汪书较好地完成了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中国工业产权制度变迁的结合，但有个别论断仍然启人疑窦。如对于“铁路国有、私有”各国情况不同，对当时、现今，议论、主张也各有理论、历史依据，此处是否应遵循比较经济学理论进行中外比较，从而得到更完美的阐释呢？

以上三书都是将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于专业史领域。杜书、尹书主要运用了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理论，汪书主要运用了产权制度理论。可以说，三者都是仅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某一侧面，而下述《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刘建生、刘鹏生、燕红忠等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晋商研究的全面结合。著名经济史学家经君健指出，该书将晋商的盛衰看作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方法，对晋商制度变迁的主体、变迁的动因，以及制度的方式进行了系统分析，从理论上对晋商的发展脉络、运行机制、变迁规律进行了梳理和论证。在分析晋商本质特征的基础上，作者通过对晋商的制度系统、制度配置、制度成本—绩效的系统研究，运用制度分析，建立一个较完整的晋商制度变迁模式的理论框架，并对关系晋商兴衰的管理机制、组织系统、资本运营、信用博弈、交易成本、官商关系等做出了新的解释，归纳了制度配置—制度变迁的内在运行规律。作者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制度分析与非制度分析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对大量可靠的史料进行理论分析，使晋商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入。这是对晋商研究非常有益的尝试。[※注]

吴承明指出，历史上经济的发展不是线性的，结构也许更重要。这在方法论上就要求排除单一因果链，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因素可以解释全部历史的发展。[※注]左峰尝试以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互动为切入点，借鉴吸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技术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综合运用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总体分析与个案分析、比较分析与系统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提出了互动合力论工业化理论模型，对中国近代工业化加以解读，力图厘清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与不发展的脉络和原因，探求其历史发展模式。首先，从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视角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历史进行了考察，通过史实印证了二者互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贯穿于其整个工业化进程。其次，阐述了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是工业化进程中相对独立而又密不可分的两个重要变量，旨在说明这是二者互动必备的基础条件。再次，根据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基本原理，论证了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互动有着充分的、科学的理论依据。最后，分析并描述了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相互决定且共同作用于工业化的机理与路径。指出制度变迁往往不能排除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技术进步的形成和扩散则进一步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变迁，于是二者在互动中动态地演进和发展，螺旋交互上升并形成S形工业化发展路径。[※注]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和利用，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新的气象，但也产生了一些应用中的问题。（1）有的研究者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解释史料，以期对经济史事件有更深的理解和把握，做出新的结论，但因自身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较浅，对其概念和范畴不能准确理解，因而在运用其分析方法时显得生硬，给人有削足适履的感觉，谈不上融会贯通于经济史实践。（2）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脱节。往往著作分上、下两篇，上篇谈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下篇谈近代经济史事件的实证，不能将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紧密结合，形成牛蹄子、两瓣子。（3）对制度变迁的历史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解释较多，对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较少，因而不能合理地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本质性方法，对经济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因此，研究成果往往解释不了经济史过程中的深层次现象，很难有理论说服力。

今后对新制度经济学在近代经济史上的应用，似仍应强调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而不能用经济史的现象和史实做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注解，走过去“以论代史”的老路。

二 比较经济史学

比较经济史学是经济史学的一个分支，它考察世界上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史过程的差异与共同点，分析这些差异和共同点的原因与后果，以加深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的认识。

历史比较不等于比较史学。有比较而非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仅是一种比较的观点。比较的观点更多地具有日常比较的直观色彩，更多地依赖经验性的知识系统。而比较研究则需要自觉系统地应用某种比较方法，通常要求凭借一套条理清晰的简单比较规则，追求比较结论的可靠性。比较史学“不仅仅是潜在的比较、内涵的比较，而是要自觉地……系统地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注]

比较方法具有目的性，它的目的在于比较史实，以确定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假如仅仅是史实之间的比较，而不用于确定史实而做因果关系的解释，那是不可以称为比较方法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比较经济史研究中既可以采取纵向比较分析，又可以采取横向比较分析。纵向比较分析是指按照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一国不同历史时期或若干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以探索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性。横向比较分析是指对一定时期内或一定时点一国国内不同地区或若干国家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以说明待比较的各国或各个地区历史上的经济特色。

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最困难的是指标的选择。吴承明认为，比较研究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双方的人口、资源、生产和消费的水平，哪方更富裕；二是比较双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哪方更先进。[※注]

侯建新的《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和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都是近代中英农村社会经济的比较研究，但是比较的地域、时点、方法有所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在地域和时点上，侯建新是用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和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乡村进行比较，而徐浩是用整个清代华北农村与15—19世纪的英格兰乡村进行比较。比较的样本不同，时间段也不同。再从比较方法来看，据侯建新自述，他用的不是同期比较，而是同态比较。所谓同态就是由系统的同一性所决定的状态，绝对时期不一样，但二者的历史背景却有同一性，因此，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与工业化前英国农村的比较是可行的。[※注]

徐书用以进行比较的时段较长，多达300年。其不利点是不易进行比较，易流于疏阔；有利点是易于实行横向比较分析与纵向比较分析相结合，能更清楚地说明经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如该书第三章在对照华北、英格兰粮食生产时写道，研究表明，16世纪以来英国和低地国家的经济取得明显发展，商人资本主义的惊人发展是决定性因素。商业资本主义涉足农业，造成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革。在经济上，商业资本和新贵族承认农业的重要性，以商业方式经营农业，不断调整生产以适应市场条件，大量资本用于改进农场生产，商业化农业带来对技术进步的强烈渴求。商业化农业导致“新型农业”制度的产生，主要内容是农牧轮作制，扩大饲料供应，增加牲畜数量，避免地力下降。从此，英格兰低地混合区农业得以摆脱了牺牲畜牧业发展粮食生产的旧模式，解决了地力衰竭对农业生产的制约。显然，同时期的华北农业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在研究对象方面，二者也有所不同。徐书主要利用生产力分析方法，研究了中英两国农民的粮食生产和工副业生产及其消费，兴趣完全集中在生产力上。而侯书不仅研究两国农民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而且研究了近代华北的土地产权制度，认为：“所有制及其他制度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生命和意识，也不能自行运转，它总要依赖于生产力及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总要以生产者个体及其发展水平为载体，因此，似乎很难孤立地谈论所有制的好恶。”（第317页）作者同时利用生产力分析法和经济制度分析法，研究生产力与制度的关系，明确提出：“个体农户的生产与消费，始终是我们观察和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人们可以在这里寻找到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根本依据。”（第333页）而由此得出“明晰的产权关系，政府的有力扶植和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这三大要素是促进以劳动生产率为核心的农民生产、消费、交换和投入再生产的关键环节”（第334页），这一结论意蕴极为深远。

比较经济史不仅要实行纵向比较分析与横向比较分析相结合、生产力因素分析与经济制度分析相结合，还应实行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吴承明指出：“历史分析一般都是回顾性的，即就已发生的事情回溯其发生的条件和原因。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人总是根据他所处的时代精神来回溯历史，可给历史以新的解释。但也有毛病，即可能出现目的论或先验论，把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成历史必然或‘应当如此’的事情。有人认为工业革命是欧洲文化特殊性的结果，就是这样来的。前瞻性分析是一种开发型思维，是在某一事件点上，例如18世纪中叶，根据当时环境，设想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甚至设想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样，对以后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能给予历史的解释。历史本来是多样性的，多样之中有共同性的东西。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可以避免先验论，符合历史多样性的本来面貌，取得比较客观的判断。”[※注]李伯重的《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就运用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可能前景，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

比较经济史另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互为主体的比较与检验结合的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经验来评价中国历史，另一方面用中国经验来评价欧洲历史，通过互为主体的比较，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这一比较研究方法，由王国斌加以总结提升，吴承明称之为双轨制的研究方法，并指出这种方法很朴实，但应用起来并不容易。李伯重对江南模式与英国模式的比较研究，就是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取得了具有创见的突破性成果。[※注]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中，他成功地以近代早期的英国作为参照来分析明清江南的工业发展特点，对16—18世纪的英国和江南轻、重工业的具体规模进行考察、比较，认为明清江南工业结构是一种“超轻结构”，其实质是一种高度节省能量和材料的工业结构，这样的分析应该是道出了事物的本质。而参照江南，英国之所以能够“自发”地发生工业革命，进入近代工业化阶段，其原因是发生了“煤铁革命”，江南由于自身的能源问题，不可能发生英国那样的能源革命，也就不能自发地由早期工业化进入近代工业化了。

同样，在《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一书中，李伯重仍然沿用了互为主体的比较与检验相结合的方法，他写道，与荷兰相似，自16世纪后期开始，江南经济日益商业化，城市化也明显提高。到19世纪初期，江南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由于近代早期江南与荷兰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众多的相似，因此如果我们把1500—1815年的荷兰经济称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经济”的话，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把同时期的江南经济同样称为世界上最早的近代经济之一。同时，他指出，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内，在以工作小时计算GDP水平方面，荷兰已落后于英国，但是此时期内荷兰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每工作小时GDP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直到1870年，荷兰的生产率水平也只仅次于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同样，到了19世纪，虽然江南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已逐渐落后于日本，但是仍然是亚洲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考察相结合也是比较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人类社会发展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过程，各种偶发事件和意外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方式形成。已经发生的历史并不一定是实际上最可能发生的或应当发生的，甚至并非是必然的。必然性的意识，掩盖了在特定历史时刻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比较研究在不同历史轨迹中发现相似的时段，在因果律预期的一致中发现不同的结局，可以给出更大范围的现象的积累，有助于使人们的认识更具普遍性的意义。李伯重的考察说明，从人类发展道路言之，英国模式并不具有必然性，工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结果。既然如此，以英国模式来衡量江南或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就会误入歧途。[※注]

但是，判断何为偶然、何为必然却是比较研究难以逾越的障碍。杜恂诚对加州学派（包括李伯重）的研究提出了质疑。其主要问题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属于偶然还是必然。杜恂诚认为，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表面看起来颇具偶然性，但偶然中有必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不偶然；工业革命首先在哪些产业中发生不偶然；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来利用美洲等地的“鬼田”不偶然。第一，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是因为它最早最集中地具备了各项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第二，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棉纺织、动力和冶金这三个行业中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棉纺织业的产品与每个人的消费相关，拥有最广阔的市场，其产业链长，技术又较为复杂。棉纺织业的突破，具有最好最稳定的市场基础，并会引导产业的连锁反应。另外，随着大机器工业的诞生，动力问题不可避免地提上议事日程，因此能源采矿业必然优先发展。而机器的制造又离不开冶金技术的突破，这是材料上的革命。第三，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利用殖民地和新大陆的“鬼田”不偶然。加州学派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由于英国利用了环加勒比海和北美等地的殖民地，从殖民地输入大量棉花、糖、木材等产品，殖民地的土地成为英国的虚拟土地，如果英国没有这些虚拟土地，就会爆发生态危机，根本谈不上工业革命。杜恂诚认为，首先，糖并不是生活必需品，它的可替代性是很强的，英国人不进口糖也能生活。不能把非必需品以热量形式换算成必需品，再得出其生产条件的结论。从国际贸易分工和相对优势的理论来看，这样的换算也是很不合理的。其次，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棉花为英国节省牧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要强调指出的是，北美棉花大量向英国出口是发生在北美独立之后，美国当时已不是殖民地。[※注]从上例可见，在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将偶然性与必然性考察相结合是颇有难度的。

互为主体比较方法的应用是“江南道路—英国模式”的比较研究所给出的基本结论是否成立或是否有意义的关键。喻小航在《“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的比较》（《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该比较对象所呈现的论据并不适合展开互为主体比较。喻文提出，在相似与差异并存的前提下，比较双方越相似，可比性越强。因此历史比较研究的相对可比性的衡量标准可以概念化为对应可比原则。

对应可比原则必须完整地贯穿于历史比较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对象属性比较维度和目的属性比较维度。对象属性比较维度是指对象—对象之间的比较。其对应原则是指，纳入对比的双方在类属上应尽可能一致。如果双方的整体性质被确认为类同，则可以推断构成双方整体的各个对应部分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整体性质越类同，可比性越强。以明清时期的中国与当时的西欧为例，如果双方在整体性质上越相似，则构成双方整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制度、经济水平、政治架构、文化传统等各个对应领域的可比性越强。目的属性比较维度是指对象—目的之间的比较，其对应可比原则是指需要说明的问题（比较目的）总是要以比较对象为依据和出发点，应尽量以比较对象的界域内涵一致，二者越类似，可比性越强。例如，如果比较研究最终要说明的问题属于经济范畴，那么比较研究的可比性就较强；反之，比较研究的可比性就较低。因此，“江南道路—英国模式”的比较结论要具有最大的可靠性，就必须在这两个维度上尽可能严格遵循对应可比原则。可以确认，“江南道路—英国模式”比较研究在这两个维度上均存在重大而深刻的不对应，因而可比性很低。

喻文指出，“江南道路—英国模式”的比较研究暴露出两大局限：在概念上内涵的界定上，存在强调静态经济决定而淡化文明整体动态联系的片面性；在比较方法上，存在强调客位理性认知而忽视主位感性经验的偏好。这两大局限的结合使得所揭示出的双方相同性不过是某些片段表象，进而令这项比较研究的结论缺乏可靠性。

最后，喻文强调，如我们所看到的，仅在我们试图解释多少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时，比较方法才是行之有效的。互为主体比较并不能避免比较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可比性问题并不会因为采用了互为主体比较而有任何的消解。[※注]

三 区域经济史理论

区域经济史原本属于中国传统学术范围。吴承明曾举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为例。但是，近年来，受施坚雅模式影响，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有向国际学术潮流靠拢的趋势。

施坚雅曾于1949—1950年在四川考察中国经济和农村市场，于1977年提出将中国划分为九大经济区的体系。施氏的分区是以地文学为主，着眼于河流运输和市场体系，并采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和等级理论，每个大区都有其中心城市，区内分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和乡镇集市。他的九大区域是：华北区、西北区、长江上游区、长江中游区、长江下游区、东南沿海区、岭南区、云贵区、满洲区。

中国学者高度重视施坚雅的研究，对区域体系理论给予积极评价。同时，也看到了施坚雅模式的缺陷和局限性，并对区域经济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区域的界定

要进行区域经济史研究，必须解决区域界定这一首要和基本问题。而要解决区域界定问题，必须了解地理学和区域学对区域的界定。因为，区域首先是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又形成了区域学，对区域理论做了发展。区域史研究可以说是借用地理学和区域学的区域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张利民指出：“区域史是研究一定空间的历史，区域史对区域的空间界定，应遵循最基本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准则，尤其是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注]

对于区域的划分有窄派、宽派和中派之分。窄派认为，区域史研究中的区域是指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社会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位。[※注]部分学者赞成这一定义。如王先明认为，区域史研究是指“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的研究”。如果讨论的问题不归于区域同质性或共趋性，就不应归于区域史，而只能归属于其他规范的历史。它们或是通史的地方化，或是专门史的地方化。他将近代史研究中许多把不具有区域史内在特性的研究称为区域史，或将原来已成熟的地方史（如各省通史类研究）视为区域史，甚至将新兴城市史、乡村史、专门史等本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领域也转归区域史的现象称为“区域化取向”，认为这种“区域化取向”造成了史学研究的失范。他指出，对这种“区域化取向”应保持清醒的理性认识：“是研究问题本身的区域性特征决定了区域性研究的选择，而不是只有‘区域化’才是推进研究深入发展的取向；同理，也并非只要冠以‘区域’的名堂就都是‘区域史’研究。”[※注]陈春声说：“毋庸讳言，时下所见大量的区域研究作品中，具有严格学术史意义上的思想创造的还是凤毛麟角，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几十年来常见的《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地方性版本。”[※注]

徐国利认为，从科学意义来界定区域史和规范运用区域史的理论与方法，并不是排斥地方史研究和方志编撰的学科地位及其重要意义，区域史与地方史、地方志都有助于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整体史，在这点上它们的作用是相似的。指出它们的区别，旨在说明它们属于不同的史学分支学科与方法论，旨在强调区域史作为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和学科来发展，必须具有自觉与清醒的学科意识，这样才能有助于区域史的健康发展。科学地界定区域史，并不是否定行政区划和自然区域等人文地理概念乃至自然地理概念在区域史划定中的运用。如果通行的人文地理区域或自然地理区域的概念正好与区域史划分的区域重合或一致，那么，用通行的行政区域或自然区域的概念来命名区域史研究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更有利于人们的理解。[※注]

宽派可以吴承明为代表。吴承明认为，从事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必胶于区划的成规，可以从习惯，或大或小，以资料方便而权宜。大如江南、岭南、华北，小如皖南、苏北、巴蜀，皆已习用。而城市史、乡镇史，属行政区划，自成体系。[※注]

李金铮则另外提出了划分社会经济区域的标准。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经济区域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四种因素的制约：一是这个区域必须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二是能体现时代特色；三是研究者对该区域的当代社会经济有较多的认识；四是有丰富可信的史料做保证。其中，第一条最重要。所谓具有密切内在联系的区域，是指在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一致或相近的地理空间内，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所逐渐形成的特定区域。按照上述几个标准，可以将近代中国划分为大小不同的社会经济区域，比如可以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等区域，也可以划分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珠江流域、海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等区域，还可以分为环渤海地区、黄河沿岸地区、东海沿岸地区、沙漠地区、森林地区等区域。在这些较大的区域内，又可分出相对较小的区域，在其基础上仍可细分下去。以河北省为例，就可再划分为冀北、冀东、冀西、冀中、冀南、冀东南等社会经济区域。实际上，完全符合所有划分标准的区域是不多见的，在具体选择时也可以就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划定一个社会经济区域。[※注]

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窄派或中派的划分区域标准，间而采用宽派的标准，如李伯重研究的区域大到江南，小至华娄；李金铮虽似中派，研究区域却主要是定县。可见，研究区域的大小不是区域经济史理论的核心问题，其核心问题还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二）中心地理论

1933年，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在其《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一书中提出中心地理论；1944年，A.罗希出版《区位经济学》予以发挥和定型。该理论认为，在一个大约匀质平原地带，经济的发展常会形成以中心地区为核心向边缘地区扩散的局面。核心地区常为一大城市之所在，而以辖区内的中心城市为边缘和市场；这些中心城市又常自成核心，而以更小的镇市为边缘和市场，一般形成三级市场体制。各级的核心和边缘的辖区均以正六边形的面积最为适宜，因而高一级的六边形面积恰为次一级六边形面积的三倍，即所谓“三三制原则”。

吴承明认为，中心地理论现已为区域经济研究者所通用，但必须根据所考察地区的实际条件予以修正，不能拘泥坚守三三制原则。中心地理论来自资本主义已发达的经济状况，用于历史研究未必适宜。施坚雅对中国经济区域的划分即过于拘泥克里斯塔勒—罗希模型，且是以19世纪后期中国市场体系为准，用于早期历史研究必须有更大的修正。[※注]

任何研究模式的提出，都必须接受来自学术界同人以及研究者自身的证实和证伪。这种证实和证伪必定是多重的、长期的，必须体现尊重科学的精神旨趣和宽容自由的学术心态，其目的在于使研究模式的科学性得以彰显，伪科学性得以摒弃。

施坚雅模式以及日后中国市镇经济研究的其他模式，同样需要不断地证实或证伪。迄今为止，大陆学者依循施坚雅模式从事市镇研究最为典型的例证，当推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王笛运用施坚雅模式，详尽分析了有清一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包括集市的作用与功能、市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高级市场与城镇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王笛充分肯定施坚雅模式，称“美国学者施坚雅将中心地理论运用于长江上游城市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该书第226页）。

王笛强调长江上游集市贸易的发达与成都平原分散的居住模式密切相关，即一个耕作区域内散布着许多分享的农户，这有助于市场发育。清代以后，由于上游商品经济的发展，集市既可作为输出市场的起点，又是农民日常生活品销售的终点；它依赖高一级市场销售其聚集的土产，又将高一级市场运来的商品出售给农民，从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商品流通网络中最基本的环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耕作面积和人口密度决定了需求圈和销售域的大小。场均耕地和场均人口表明了市场所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是市场发展的决定因素，它们制约了市场的商品流通和交易数额。经济距离（即换算为运输成本的地理距离）、生产成本以及平均购买力，是考察需求圈和销售域的三大要素。

客观而论，施坚雅模式远非十全十美，它有着明显的“硬伤”。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学术背景的差异、意义诠释的多元化等原因，施坚雅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史料收集与文本解读是不完全的。这种文化上的“天然屏障”，使施氏的见解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抑或误区。例如，施坚雅的九大区域划分法就有令人质疑之处。就市镇而言，各区域之间在经济地理、商贸互动、经济特征、市场发育、人口构成、管理机制、价格弹性等方面有哪些差异，施坚雅模式缺乏有力的回应。在创立研究模式的过程中，施坚雅对其他理论模式的借鉴有略显粗糙之嫌，他用正六边形叠加而成的空间分布图来分析中国千差万别的市场等级，不能不说有些牵强和生硬。此外，虽然施氏曾对长江上游区域的市镇经济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但当他力图将该模式套用于中国其他区域时，便陷入了论证乏力的窘境。

当然，苛求施坚雅用一个分析模式解决所有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问题是有失公允的。施氏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一个贡献，就是他为中国经济史的学术展拓提供了一个独创性的分析工具。[※注]

（三）区域内的研究

乡村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该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关系、运行机制及其变化趋势。杨国桢将清代福建社会经济区域的研究架构分为八个部分，即自然与社会环境、人口和赋役、财政制度、土地制度、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市场结构与商人资本、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注]李金铮根据对近代冀中地区乡村社会经济的系统研究，认为其应该包括十个部分：一是自然环境与村落生态，主要指地理位置、行政沿革、村落构成、地形土质、水系分布、气候条件以及它们与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关系；二是社会构成，主要指人口构成、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宗族结构、社会组织等；三是土地关系，主要指人地比例关系、土地分配关系；四是农业经营，主要指农业生产条件和技术、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农作物种植结构、农业生产力水平；五是手工业生产，主要指家庭手工业的种类、数量、规模、经营方式以及手工业与农家经济的关系；六是农民与市场，主要指集市、庙会、店铺等市场网络、商品交易和市场价格；七是金融调剂，主要指借贷关系的各类形态、运作方式及其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八是农民负担，主要指农民缴纳赋税的种类、数量变化及其与农家经济之关系；九是农家收支状况，主要指农民的收支对比、衣食住行水平、农民生活与农村社会问题的关系；十是在上述基础上，综合分析该区域社会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走势。这一构想突破了单纯的经济或社会层面，将经济与社会结合起来，从而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结构。[※注]

李金铮同时在文中强调了社会经济变迁和国家的影响，但这些在他的构想中体现得不很鲜明。有些学者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重点论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尤其是边区政治、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对于发生在边区内外的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引起的经济政策的变化，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如他把边区的经济发展划分为皖南事变前后两个时期，认为皖南事变以前，边区的经济政策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这个政策的基本点是争取外援。皖南事变后，边区经济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其基本点是发展经济，自力更生。直至抗战结束，这个方针没有发生变化。就经济发展过程而言，皖南事变前是边区经济恢复和“家业”的创立时期。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把边区的经济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政策和法规，边区的经济法规80%以上都颁布于这一时期，并且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边区的经济体系在皖南事变后建立起来了。由此可见，从国家—制度—经济的视角，该书构建了陕甘宁边区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理论框架。

以上讨论的仅是农村的区域经济研究架构，至于包括城镇在内的区域，其研究架构自然有所不同。施坚雅认为，近代中国城市没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完整的城市系统，而只是若干个地区性系统，每个系统与相邻系统之间相互分离，只有些脆弱的联系，提倡将城市研究纳入区域考察的范围。[※注]

不少中国学者将市镇研究纳入区域考察的范围。如江南市镇的研究成果，就有宏观的、中观的和微观的区域研究。城镇区域内的研究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层面：市镇的兴起与分布、市镇经济、经济结构、地权关系、市场关系、市镇网络。（2）社会层面：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慈善事业、社会救济、灾害与民间信仰、商人与市镇的关系、市镇的著姓望族、人口考察、城镇化、近代教育等。（3）政治层面：行政管理、社会控制、地方权力关系等。（4）文化层面：市镇文化、休闲娱乐等。[※注]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上有所改进。

首先，注意到了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的结合。如张利民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即根据历史发展，将近代环渤海地区分为三个经济区域：以奉天为中心的辽宁经济区域、以北京为中心的直隶山西经济区域和山东经济区域。作者认为，各区域存在的同一性促使相互之间空间地域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增强，以经济为主的联系频繁广泛；而这种联系受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种种因素的限制，是在原来经济区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构成了以中心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为主要方式的平等、互动和一定互补、互利性关系。这就是环渤海地区各区域经济联系的特点。作者还专门论述了各经济区域发展的同一性和相似性，分析了各自的特征和差异性，论证了跨省区大经济区域形成的可能性。

唐致卿的《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全面分析了近代山东各地农业经济结构、布局及生产环境的历史和现状，综合研究各地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主要特点与存在问题。他把山东划分为七大农业分区：东部沿海丘陵农林渔区；鲁中南农林牧区；湖东鲁南平原农业区；鲁西平原农林牧区；鲁北平原农林牧区；渤海农牧渔区；胶济平原农业区。各农业区在农业生产特点和发展方向、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及应采取的重大措施方面具有相对一致性。做这种农业分区，不仅让读者可以全面了解近代山东农业、农村的情况与特点，而且对今天如何发展山东农村经济仍有一定现实意义。[※注]

其次，注意了专业研究与综合研究的结合。区域经济史是对区域经济的全面考察，综合研究是区域经济史研究典型方法。美国学者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都使用了专业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仅考察了区域内的农业，而且全面考察了区域内的农村经济。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从土地开发、生态演变、居民移动、商业交流、社会流动以及户口、田地、田赋等诸方面对宋代江南经济进行了全面考察。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区域经济史综合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新的尝试。如任放的《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即是专业研究与综合研究紧密结合的典范，“即便是在经济史的范畴内，也不为单一的商品经济研究所束缚，除开对长江中游市镇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服务业（以对茶馆业的研究为主）、金融业（对当地钱庄、票号以及开埠后的外国银行等的研究）进行考察，还注意到了与之相关的市场管理体制（以巡检司、牙行、乡村基础组织为主）和社会保障体制（以社仓、义仓为主的民间仓储制度），使市镇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其他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怪乎李伯重赞之为‘超越市镇’的著作”。[※注]又如戴一峰的《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岳麓书社2004年版）是既包括农村区域研究又包括城市区域研究的区域经济史著作。全书共分五篇：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变迁；闽江上游的经济与环境变迁；福建农林业经济；区域城市的发展以及商业、商人群体和商贸网络。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近代福建区域内的人口、环境、城市、经济以及区域内经济活动的主体——商人及商人群体——研究。其农村区域研究主要考察了闽江上游的茶叶、木材、纸张等商品生产及上游区域市场的形成，并综合考察经济发展的各种交通和社会因素，从而完成了对闽江上游的整体社会经济考察。其城市区域先后探讨了厦门城市的兴起、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城市商业、航运业、工业、金融业以及市政建设等方面，系统完整地考察了厦门作为闽南区域中心的兴起和发展的方方面面。把城市研究和农村研究结合起来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难点，非将专业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不能见其功。区域经济史研究既需要广度，又需要深度，戴一峰的创新尝试是值得赞许的。

再次，注意了研究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共时性研究是指区域经济史对经济结构的考察，而历时性研究是指对经济演化过程的考察。我们必须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整体。庄维民的《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正是这样的佳作。该书一方面涵盖了比较宽的研究范围，内容包括市场结构变迁与商人资本兴替、产业改进与工业化进程、农业改进与农业经济变迁三个近代经济变迁的主要方面，以比较宽的视野对上述问题做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同时，作者从实证研究出发，着重分析了以开埠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市场结构的形成，商路网的兴替，商品流通的变化，商人资本的兴衰等，并对各类市场间的联系机制、商人资本蜕变与近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之间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作者从产业改进这一新的视角出发，全面探讨分析了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地域，发生于加工业、交通和农业等部门的生产变迁，将工业化、手工业转型、农业改进纳入一个统一的历史范畴之中，通过分析市场和产业二者的变化，勾勒出市场经济在近代的发展趋势与新结构的基本轮廓和特点，揭示出近代市场体系形成的动力和条件，从而理清了近代市场经济的起源、演变、运行的基本脉络和趋势。[※注]

吴柏均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注重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结合。该书首先论述明清时期无锡区域的经济结构，确定此时期区域经济区位的特征，评估其经济发展水平，并论述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无锡区域新经济的成长和波动，其中包括对新兴产业及其新生产项目的引进和发展、资源的重新配置、经济增长过程及其水平、经济组织及市场演化等方面的分析。然后，该书论述了无锡近代经济格局及其内部结构，并对重新定向后的区域新经济区位特性进行分析和判断。此外，还以经验实证方法对工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做了结构分析。最后，该书探讨了无锡经济发展的各种约束条件和因素，特别是对无锡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进行分析，并对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动力和约束条件做了理论的探讨。该书在对区域经济结构做了充分的共时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历时性研究。该书第六章从土地占有方式与经营方式结构变迁的制度分析着手，揭示了生产结构及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变迁，认为无锡农村经济在经济组织、土地生产方式等经济制度没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生产结构及其资源配置方式得到了较大的变革。吴承明对作者这一研究结论击节叹赏，认为“作者研究的结果给我以很大启发”[※注]。可见，区域经济史研究必须把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首先对经济结构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考察，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区域经济的演变过程，得出正确的、有价值的结论。

（四）区域间的研究

吴承明指出，区域经济史不仅是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考察本区域与外区域以至外国的历史关系。区域无论大小，都不是孤立的，因为即使是封闭系统，也要与环境交换能量，并受环境的制约。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制度下，各区域之间基本上是竞争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价值化和市场不充分，各经济区域之间是一种发展和制约的关系。吴承明以李伯重的《发展与制约——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版）为例，说明近代江南的发展受外区域制约，只有外区域经济有了进步，江南在能源、原料和粮食上得到保证，它才能进一步发展。

吴承明还指出，每个区域都有它的强项和弱点，都存在发展和制约问题。区域经济史之所以要做区域间研究，就是要综合考察，做出判断，并从全局出发，提出发扬强项，弥补弱点的意见。[※注]

有三部著作在区域间研究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

李伯重的《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研究了江南农业的外向性，指出从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江南对于外部市场与资源的依靠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丝、棉（及加工产品）的输出越来越多，同时粮食、肥料的输入也日益增加。丝和棉花的输出量分别达到86%和40%；粮食和肥料的输入量分别达到14%和27%。李伯重认为，“这样高的比重，对于通常被认为是‘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是在近代以前世界上商业化和外向化程度最高的农业之一”（第27页）。如此重要的对中国前近代农业的判断，如果没有区域经济史的外向视野，是不可能得出的。

樊树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考察了本区域与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关系，指出明清两代江南市镇及其四乡生产的生丝、丝绸、棉纱、棉布，不仅行销全国，而且行销海外，在全球化贸易中，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这种盛况，是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所望尘莫及的。连续几个世纪，数量巨大的资源从江南市镇流向海外，刺激了江南市镇的繁荣昌盛。把这种江南市镇经济称为外向型经济，是毫不为过的（第11页）。

罗婧的《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提出了“交往力”的概念。“交往力”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区域社会历史横向运动所体现出的不断突破地域空间界限的扩张力和富于黏性的“经济—社会”结合力，它们之间的互动促进了区域内部各个特色因子的整合，构建与扩大了对外联络和沟通，进而推动市镇聚落的兴起与发展。

借助交往力概念，从横向历史运动的层面出发，罗婧首先考察了盛泽所处的地域空间，为其织绸业的兴起与长盛不衰以及围绕丝绸的生产与交易形成的区域性市镇网络，发掘地理环境、人文传统等方面的结构性基因。其后，分别将盛泽丝织业的发展与转型置于苏嘉湖蚕桑丝织区域性交往圈和世界市场之中，既追溯了它由宋代的乡村草市成长为明清江南丝织业巨镇所彰显的传统内变迁意义，又探究了世界体系重整过程中盛泽丝织业所承载的传统丝织业的近代转型压力，以揭示交往扩张力在其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盛泽绸业通过区域性和世界性两个市场网络的联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交往的结合力推动了盛泽市镇社会在形制、范围、人口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深刻变迁。而一系列源自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地域性、制度性特质，又制约着交往力在盛泽经济、社会成长与变迁中的作用。[※注]可见，我们在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既要考察区域经济的纵向运动，又要考察区域经济的横向运动；不但要考察区域经济的内部发展，而且要考察它的外部联系与互动。只有这样，才能把“区域性的世界”研究融入“世界性的区域”研究之中。

十余年前，曾有学者断言区域经济史已过时，预言区域研究方法将终结，从现在看，区域经济史研究不仅没有退出学术舞台，反而更加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热度未减。这说明区域经济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以中国之大，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史的研究实属必经之路。

四 历史经济地理学

历史经济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历史上生产力的空间分布是历史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的内容之一。历史经济地理学又分为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牧业地理学、历史工业地理学和历史商业地理学等分支学科。由于历史经济地理学无论是在地域的划分上，还是在研究的内容上，都和区域经济史一致，因此，有些经济史学者利用历史经济地理学进行近代经济史区域研究。

（一）历史农业地理学研究

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注]具体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各地的农业自然环境、水利建设、土地开发利用、农林牧副渔猎业结构及各业内部结构、各农业经济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农业开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

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特定地理区域和历史时段的农业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截至2000年，史念海指导的20余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均以历史农业地理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内容，以某一朝代和某一区域作为关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对中国历史时期的农业地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使历史农业地理学成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科当中学术成就最突出的分支之一。

史念海的弟子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以一个省区作为空间范围而对其进行综合性考察的区域历史农业地理著作。该书内容共分为区域农业、五种作业（种植、副、林、牧、渔猎）的嬗替、区域差异、余论四大部分，以文献考古资料为主，结合实地调查，资料翔实，结论可信，填补了当时四川乃至中国区域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学术空白。

稍后，史念海团队又推出了一系列断代和区域相结合的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其中与近代经济史有关的有：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耿占军的《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马雪芹的《明清河南农业地理》（台北洪叶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周宏伟的《广东历史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萧正洪的《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等。它们共同构筑起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大厦，使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心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基地。[※注]

（二）历史牧业地理学研究

长期以来，运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前代牧业地理现象和规律进行探讨的中国历史牧业地理学著作，非常稀少。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历史时期的牧业生产主体，是生活在中原地区以外的边疆游牧民族，他们对本民族生产和生活内容的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的方式，用文字特别是用汉字记载并流传下来的牧业文献相对缺乏；二是受苏联教科书影响，牧业长期被视为“大农业”的一部分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结果，与成果丰硕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研究相比，中国历史牧业地理学的研究仅处在萌芽状态。

迄今为止，专门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牧业地理的著作，是王建革的《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主要根据满铁资料对近代蒙古草原的生态与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内容包括草原生态、游牧生态、畜群、汉族的渗透与蒙古社会的关系及其历史变迁，对于考察蒙古高原近代牧业地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原创性较强的单篇学术论文，则有韩茂莉的《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地理研究》2003年第1期）、樊如森的《开埠通商与西北畜牧业的外向化》（《云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等。

（三）历史工业地理学研究

历史工业地理学是运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中国历史时期工业地理分布及其规律的学说。在中国，这一研究素来薄弱，而且主要围绕工业区位理论进行。

工业区位又称为工业发展布局，其中分为宏观分析、中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三种方式：宏观分析，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中观分析以某一经济地理区域产业为研究对象，而微观分析则主要处理单个厂商的区位问题。

戴鞍钢、阎建宁利用宏观分析的方法，对中国近代工业区位及其变迁进行了全面研究，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剧烈变动，工业（包括手工业）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大致经历了1840—1894年、1895—1913年、1914—1936年、1937—1949年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其间，中国近代工业虽然从无到有，但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其发展速度和规模都很有限，其地域分布也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这种状况限制了其社会影响，有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工业发展。[※注]

严艳以中观分析的方式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揭示边区时期经济发展及其产业布局的主要特征，分析各产业发展与布局的互动性及其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除了在研究方法方面值得充分肯定之外，该书通过运用工业区位理论得出的一系列令人信服的具体研究结论，也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如作者认为，就工业布局格局来看，边区工业的地域结构有如下特征。第一，边区工厂数量发展迅速；工业布局呈现出从空白布局走向单中心布局，再从单中心布局走向多中心布局为主要特点的格局，充分体现了历史工业地理的区域成长论。第二，公营工业是边区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数量多，规模大，布局呈现出以首府城市延安为核心。当时的延安结合政治环境和资源技术优势条件，成为边区的军事工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造纸工业等工业部门的布局中心，为边区的核心增长极。在延安外围的县份，如安塞、志丹、绥德、子长、庆阳等则形成次级中心增长极。围绕中心增长极布局各类工业部门。第三，不同的工业部门，布局特点不同。如盐业和石油业是典型的原料指向性工业布局，主要布局在原料产地三边分区和原油产地延长县；煤铁主要布局在有煤铁资源的，有一定技术条件的安全地带；纺织业为原料和动力双向指向性工业布局特征。第四，私营工业是公营工业的良好补充，大型的私营工业企业布局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县份，与公营企业布局互为补充，各种类型的手工业布局十分广泛，形成了较为均衡的不同类别的工业布局网络。第五，边区工业部门发展中的互动性，导致了工业部门布局中的互动性，如军事工业、机械工业、冶铁业和化学工业的布局，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注]该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充分体现了区域工业地理学的传播论和成长论。

袁为鹏的《聚集与扩散：中国近代工业布局》（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选取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三个最重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工业部门即煤炭、钢铁和棉纺织业为对象，运用经济学、历史学和经济地理学、比较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和分析方法，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影响近代中国工业布局的资源、交通、社会和人文自然因素，以及其在不同行业、不同时期和地域层次中对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影响和作用，勾画出中国近代工业布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轨迹。以此为基础，该书还澄清了以往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某些错误认识，对中国近代工业布局演变中的区位因素、时空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

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得出的结论是：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是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前提条件，但社会文化因素、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和布局仍然对中国近代工业布局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从总体看，在影响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诸种因素中，政治因素对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特别是一些重大工业企业的布局影响极大，但是，在影响中国近代工业区位的错综复杂的因素中，社会经济因素的条件和影响，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注]这一点和吴承明的看法一致，吴承明认为，A.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提出多种“区位因素”，都是根据经济规律而来，但不包括政治、气候、技术问题。在多种经济因素中，又逐一排除了固定资本、利息、地价、机器设备等因素，因为在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这些都与工业区位的选择无关。最后，劳工一项亦因假定劳动力自由流动而被排除，决定工业区位的就只剩下原料、工业、消费三项在地区间运输成本最小一条原则。这种区位理论显然不适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在近代中国，如上海之所以成为工业中心，以及诸如汉阳铁厂之厂址选址问题，都不是根据这三项运输成本而来的。[※注]

（四）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

自觉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特定地理区域和历史时段的商业地理内容，进行系统探索的历史商业地理学著作，首推复旦大学吴松弟、戴鞍钢带领的“港口—腹地”学术团队。和史念海团队研究历史农业地理的成功做法相类似，复旦“港口—腹地”团队也采取指导二十余名硕、博士研究生分别撰写相似专题学位论文的方式，选取中国近代沿海、沿江、沿边的主要通商口岸及其背后的经济腹地作为关注空间，以主要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为研究主线，系统考察中国不同地域范围内的近代经济地理特别是商业地理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截至2011年，该团队已完成相关硕、博士学位论文20部，出版相关著作7部。

第一部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港口—腹地关系的历史商业地理专著，是戴鞍钢的《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综合运用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专业知识和方法，独辟蹊径，将港口与所在城市及经济腹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深入探讨了上海依托港口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城市的进程和特点，揭示了上海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对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经济格局、市场网络、城镇体系和习俗风尚等社会生活诸方面带来的深刻变动，论证了上海以内外贸易为纽带，与周边地区及内陆省份之间互补互动的双向经济关系。

稍后面世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的《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齐鲁书社2005年版）属于在学术会议基础上的学术论文集，但该书在理论上仍可谓自成体系。首先，该书探讨了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港口—腹地的必要性、理论基础、主要概念和方法；其次，研究了近代港口贸易和区域经济变迁，并分别考察了华南地区、上海、浙江、长江流域、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港口及其腹地。该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以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作为切入点；（2）从国内外的贸易入手，分析港口—腹地关系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3）根据各区域的地理环境、空间位置、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四个方面，工业化和市场化两个层面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4）进行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交通学等多学科的合作。

之后出版的吴松弟主编的《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是吴松弟、戴鞍钢团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该书讨论了上海、广州、香港、宁波、福州、厦门、汉口、重庆、天津、大连、青岛、烟台12个港口城市的港口—腹地关系及其影响。内容包括：各港口的发展史和贸易史，各港口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腹地的空间范围及其层次的变迁，港口城市通往腹地的交通网络和市场体系，港口城市与腹地之间主要通过进出口贸易体现出来的经济上的联系与互动，以及这种港口—腹地关系对区域经济与现代化带来的影响。该书的特点是，大多数章节都有一定的篇幅用来对比近代和现实，对今天港口城市的发展、港口城市和腹地的经济关系、港口的定位、港口和交通网络的建设，以及区域中的首位城市及其与其他城市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北方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和重要商业地理舞台，樊如森的《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以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口岸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天津为切入点，以进出口贸易对华北大部、东北西部、西北东部广大腹地外向型经济的拉动为关注面，以港口—腹地之间的商品市场网络为综合体，系统地考察了北方广大地区的近代商业地理状况，并将学术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了对北方农业、牧业、工业、交通、城市等多个经济领域的整体性经济地理探索。

在长三角的近代港口体系中，上海、宁波无疑是两个最重要的港口，王列辉的《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从唐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港口形成及分工的过程入手，从三个层面对上海与宁波这两个重要港口城市空间关系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第一，从历史的长时段分析了长三角首位港口空间转移的大趋势。第二，分析了上海、宁波两港口历史上的功能转变。第三，分析了近代以来两港口分工关系的演变。尤应引起注意的是，与前人或者强调区位优势或者重视历史、经济、制度等不同，作者尝试通过运用“区位优势—自我增强”的思路来分析上海港取代宁波港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全中国第一大港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见解。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注意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使用了计量经济学和基尼系数法等分析工具，也是值得赞许的。

20世纪以来，东北地区不仅是我国工农业发达的重要经济区域，而且是近代中国国际关系交叉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姚永超的《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中国海关出版社2010年版），选取东北的营口、大连和安东（今丹东）三港作为考察的具体个案，系统地利用中国旧海关档案、“满铁”调查报告及其有关市县的地方志和文史回忆录等资料，运用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详细剖析三个港口空间的构建主体行为、动态形成过程及其客观结果，从比较中得出港口空间构建的地域模式和历史经验。最值得称道的是，该书对东北近代商业地理特别是制度运作方面，着力尤勤。

吴松弟、樊如森、陈为忠等著《港口—腹地与北方的经济变迁（1840—1949）》（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从进出口贸易这一促进区域经济变迁的途径入手，论述了中国北方在沿海、沿边，尤其是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营口、大连、安东等城市开埠以后所发生的巨大经济变迁，展示了东北、华北、西北等区域近代经济成长的过程和差异，分析了近代北方经济变迁的主要特点、内因和外因、经济成长及其限度。该书是复旦大学“港口—腹地”团队有关近代北方商业地理研究的最新学术集成。

国内外其他学者的中国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应推张萍的《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该书深入考察了明清时期地域商品生产的空间差异、商路与商品运输条件、商业市场的地域分布格局、区域商品流通格局、商业发展的区域性规律，根据市场层级理念，针对明清时期陕西商业市场的实际状况，建立起商业中心城市—商业城镇—农村市场（包括庙会）三级相互关联的市场体系。该书并从“人地关系”这一历史地理学法则入手，紧密结合具体内容，按照陕西省自然地理区域分异特点，将之划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区域，逐一按明清时期各自之商业市场与商品流通的地理分布状况及其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进行论述，还逐一对这三个区域之三级市场体系进行了比较，既使这三个区域商业地理特征得以凸显，又使全境商业地理总体状况得以准确充分显现。

近年来，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在史念海团队和吴松弟、戴鞍钢团队的开拓下，尤其在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商业地理方面，突飞猛进，成果喜人。但在总体方面，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的综合研究方面，尚成果不多。多年来，仅有黄公勉的《福建历史经济地理通论》（福建科技出版社2005年版）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福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与特点；全方位地论述了各个时代全省经济的整体面貌。最近听说由吴松弟担任主编、戴鞍钢担任副主编的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丛书，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各卷的具体分工为：概论卷，由吴松弟等撰写；华北与蒙古高原卷，由樊如森撰写；东北卷，由姚永超撰写；西北卷，由张萍、吴轶群撰写；江浙沪卷，由戴鞍钢撰写；华中卷，由任放、陆发春、杨勇撰写；西南卷，由杨伟兵、张永帅撰写；闽台卷，由林玉茹、姜修宪、周子峰、周翔鹤撰写；华南卷，由方书生撰写。该套丛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把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特别是近代经济地理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我们可期待的。

五 计量经济史学

计量经济史是20世纪中后期在美国首先兴起的学科，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日臻成熟，成为理论经济学旗下的一门独立学科。

吴承明大力提倡计量经济史研究，早在1982年，即指出，凡能定量者，必须定量，这就可以破许多假说，立论才有根据。问题是，对一些看来不能定量的也力求定量分析。所谓不能定量，多半是还没找到量算方法，再进一步，还可以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注]

刘佛丁也主张推广计量经济史研究。他认为，旧中国经济统计资料较之发达国家更为零散和缺乏，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方法，在这方面经过试验，做出成绩，理应成为我国经济史学工作者的奋斗目标。那种面对数据不足，在一些重大课题面前望而却步的状况必须改变。至于少数人视新方法为异端，在对其只有一知半解，甚至浑然无知的情况下，即盲目加以排斥的态度，更是不可取的。[※注]

经济史定量分析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会计核算方法，即根据史料对个体数据进行加总，得到总体数据，这种方法被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广泛使用。二是计量推断方法，就是运用现代经济理论，根据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条件，抽象出前提假设，建立或者修正现有的理论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得到估计结果。我们评述的是后一种方法。

近十年来，计量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GDP研究

1998年，刘巍、刘丽伟[※注]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逻辑框架，使用文献中的GDP数据和其他间接数据估算了近代中国劳动力、资本存量等数据，建立了数量模型，用插值法估算出1927—1930年的GDP，与叶孔嘉的资料数据衔接，形成了中国1927—1936年连续10年的GDP数据，初步解决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GDP瓶颈问题。

时隔10年，刘巍[※注]又对近代中国GDP做了进一步估计，从总供求的角度估算了1913—1926年的GDP数据，并做了验证。这样，中国近代GDP的时间序列就从10年延长到了24年。但是，由于估算的1914—1918年的中国GDP是连续负增长的，这就与史学界的传统观点，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之说相冲突，引起了经济史学界同人的质疑。对此，刘巍撰文作答，认为其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价格上涨较多，但产量增长不多，尽管既有厂商利润大增，市面繁荣，但经济增长不尽如人意。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业增速并不比前期快，而且，有些行业还是增速下降的。另一方面，农业状况是影响近代中国GDP的重要因素。而大战期间中国农业总产值是下降的。占总产出大头的农业总产值下降，占小头的工业产值也没有显著增长，于是，GDP必然是下降的。

刘巍的这一结论虽与有关成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业蓬勃发展相悖，却与日本一桥大学有关亚洲长期经济研究统计计划的研究成果相一致，该研究也认为中国经济1912—1920年经历短暂的经济衰退。[※注]

2012年，刘巍、陈昭合著《近代中国50年GDP的估算与经济增长研究（1887—1936）》（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出版。该书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算了1887—1936年50年中41年的GDP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对50年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而这些问题大都是在GDP缺失情况下无法研究的。

虽然计量经济史研究在国外流行已有半个世纪，但在国内仍属新生事物。该书无论在理论、方法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上，在国内都居领先地位，带有时代创新的特色。

（二）经济周期研究

王玉茹[※注]从批发价格总指数、进出口物量指数以及部分行业的生产和投资等多个层面对近代中国百年经济周期进行了分析，把近代中国百年经济划分为四个周期：1850—1887年，中国经济呈下降趋势；1887—1914年，中国经济增长缓慢；1914—1936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快；1936—1949年，国民经济衰退最为严重。刘巍对王文做了评论，认为，纵观全文，由于时间序列最长的数据也没有超过1937年，因此，第四周期尚属推测而非周期分析结论。此外，刘巍赞同王文在总产出时间序列资料缺失时，用与总产出有关的较丰满资料组替代，认为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指出，在做周期分析时，如对选用的各种数据与总产出的关系做出缜密的逻辑判断，并利用已有数据尽可能做些数量分析，以证明其因果关系，则说服力会更强。[※注]

刘巍和陈昭[※注]利用50年GDP数据，用HP滤波方法对近代中国1887—1936年的GDP做了周期分解，将50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五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1887—1913年，是近代中国经济初步发展的时期，宏观经济呈现大体平稳的态势；第二个周期是1913—1918年，为经济的下行期或衰退期；第三个周期是1918—1933年，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第四个周期是1933—1934年，是经济的短暂调整期；第五个周期是1934—1936年，是经济再度发展期。同英美两国的经济周期比较，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所不同外，其余周期区间的发展趋势、规律和特点都具有明显的趋同性，这是中国经济周期在世界经济范围内一体化亚种和从属地位的表现。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经济周期与英、美相异的原因，即进口影响中国的近代化投资，白银流动影响中国的货币供给，这是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最关键的两个因素。同时，这篇论文对于先前刘佛丁、王玉茹用批发价格为主的数据所做的周期分析是一个重要的修正。因为，第一，周期分析本该使用GDP数据才能反映经济总量的趋势，而当时没有系列GDP数据；第二，在中国近代供给约束型经济条件下，价格和GDP不可能是趋势一致的，二者呈“高低型”“低高型”“双高型”和“双低型”，态势也是不规律的。

（三）国际贸易研究

郝雁的《近代中国出口贸易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1870—1936）》（《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利用近代中国1870—1936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就银汇价和外国收入水平的变动对近代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三变量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汇价与近代中国出口贸易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外国收入水平变动与近代中国出口贸易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出口贸易的收入弹性大于汇率弹性，表明外国收入水平对出口贸易的拉动大于银汇价贬值对出口贸易的拉动。

董智勇[※注]对近代中国进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做了数量分析，结论是：1917—1936年中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高度相关，可以用贸易结构解释产业结构。数量分析结论表明了近代中国的产业结构随贸易结构调整并趋于优化；但是，贸易结构的调整是缓慢的，因而决定了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缓慢。论文从贸易结构入手，并构造了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统计量，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据此公式，文章首先计算出了主要进出口的单位价格和价格指数，然后对各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和价格指数进行加权平均，进而算出了中国对美综合出口价格指数和综合进口价格指数，最后算出了中国对美综合贸易条件指数。该指数显示：以1920年为界，1902—1920年中国对美贸易条件总趋势是恶化的；1921年以后至1936年，中国对美贸易条件逐渐有所改善。国际经济学家多认为，在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贸易条件在通常的情况下对落后国家是不利的，因为落后国家工商业规模太小，缺乏组织，情报信息不灵；同时，落后国家的出口大部分是农、矿等初级产品，这类产品的价格和需求弹性相对较低，这样便使落后国家的贸易条件在长时期内处于不利地位。但根据论文作者的研究，中美贸易似乎不符合这种说法。中美贸易同中英、中日贸易是旧中国对外贸易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中英贸易带有强权掠夺的性质，因此中英贸易的贸易条件不可能有利于中国。日本对华贸易的背景是军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的中日贸易，其贸易条件显然更不可能有利于中国。而美国工农业发达，资源丰富，国内外市场均极广阔，美国官方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又逊于美国实业界。所以，中美贸易与中英、中日贸易相比，有较多的自由贸易色彩。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两国贸易的商品构成和数量由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所决定。并且，除了鸦片之类绝对有害的商品以外，其他商品的贸易总会带来一定的比较利益。中美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贸易条件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一边的。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其贸易条件并非一定处于不利地位。文章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公式研究中美贸易条件，其结论也有理论创新。但其断定中英贸易带有强权掠夺性质，似应展开说明，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此说易于理解，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遭到极大削弱，作为和美国同样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如何对中国进行强权掠夺，似有令人费解之处。

袁欣的《近代中国的贸易条件：一般趋势及其与农产品贸易的关系》（《中国农史》2008年第3期）一文认为，近代中国的综合贸易条件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国内价格水平对其影响不显著。汇率和国际价格水平对其影响虽然显著，但影响程度不大。总体下降趋势具有内在的动态递延性，而这种递延性态势产生的原因就在于茶叶和生丝等农产品贸易的衰落。作者通过数量分析方法提出了“递延性态势因由假说”，很有学术价值，但其论证方法却主要是举例式的，因而未能充分证明假说。如果用一个或数个合理统计量作为递延性态势的工具变量，加入所做的模型，进一步证实假说，将更有学术价值。

刘巍和陈建军[※注]从贸易条件、马歇尔—勒纳条件、倾销与反倾销之间的矛盾入手，在经济学理论层面对贸易条件做了初步的研究，他们认为，穆勒时代之所以重视贸易条件，是因为大多数国家属于供给约束型经济，若要想在国际贸易中获利就必须抬高自己出口品的价格或压低进口品的价格，这样才会赚钱——使贸易收支得到改善。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马勒条件成立，汇率战、倾销与反倾销是常见现象。而汇率战和倾销都是恶化自己的贸易条件，贸易条件改善的一方（被倾销国）则反倾销。从表面上看，贸易条件、马勒条件、反倾销产生了矛盾，但是，这完全是总供求态势变化了的缘故。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产出潜力巨大，可以薄利多销——恶化了贸易条件，却能改善贸易收支。因而，刘巍、陈建军认为，近代中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中，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正相关，关注贸易条件是正常的；而美国在1919年之后，英国在19世纪中叶左右就进入了需求约束型经济，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负相关了。贸易的最直接目的是赚钱（即贸易收支改善），贸易条件概念则逐步退出了决策者的视野。总之，论文对贸易条件与马勒条件及倾销反倾销实践活动之间的矛盾做了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的考察，主要学术意义在于：贸易条件作为一国贸易绩效和贸易政策效果的考量指标只适用于供给约束型经济，而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贸易条件在宏观层面上失去了解释能力，不宜再以此衡量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的绩效。[※注]

（四）货币金融研究

1999年，刘巍、徐颖利用1927—1936年GDP和其他数据，发表《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与计量模型初探（1927—1936）》[※注]一文，对近代中国1927—1936年的宏观货币需求进行了实证考察，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得以运行的前提假设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抽象，建立了1927—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该理论函数进行验证，用Beta系数分析了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用双对数回归方程考察了货币需求量对各解释变量的弹性。论文首次讨论近代中国的货币需求，并在其中首次涉及了经济货币化问题，是有重要理论意义的。

2004年，刘巍发表论文《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1927—1936）》（《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在数量关系的引导下，对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做了理论分析，认为1927—1936年货币供给适度大于货币需求，即保持“信用扩张型的温和通货膨胀”，是该时段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为此，要求当局具备调节货币供给的功能。进而说明，1935年的币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2011年，刘巍、陈昭的专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研究：历史、逻辑与实证（1910—1935）》（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进一步用现代货币理论和计量实证分析证实中国货币供给属“不可控外生变量”性质和中国货币政策这根绳子既可以“拉车”，又能“推车”的结论。从而确定了“货币政策刹车有效启动无效”这一理论的前提假设是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而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这一理论不成立。

王玉茹给予了该书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有以下四个亮点：第一，1913—1926年GDP估算。作者从总供求决定价格理论框架入手，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得出了估算数据，又从储蓄、进口、投资等几个角度对数据做了验证。工作量之大，估算路径之新颖，国内前所未见。第二，对罗斯基估算的近代中国货币量（1910—1936）层次的认定。作者根据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数量分析准则，以各货币量层次与GDP的相关系数最大者为货币，这充分体现了“货币是效率手段物”的经济学思想。第三，确定近代中国货币供给的性质，该书作者根据银本位制下中国货币供给的形成机制，认为近代中国的货币供给既无经典的“内生性”，也无经典的“外生性”，而属靠天吃饭式“不可控外生性”。这一方面暗示了法币改革的重大经济意义，另一方面也对经典货币理论提出了新意。第四，论证近代中国货币供给对国民收入起到了“既能拉车又能推车”的作用，这一研究填补了货币政策理论之空白，补足了货币政策理论的运行条件。[※注]

2011年，陈昭和刘巍发表论文《对1887—1909年中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以罗斯基的估算数据为基础，以价格模型估算了1887—1909年的狭义货币供应量，与罗斯基的数据衔接之后形成了1887—1936年50年的M1时间序列数据。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是引起经济变动的重要因素，因此确定狭义货币的供应量对于研究近代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崔文生的《近代中国货币流通速度考察（1887—1936）》一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根据交易方程式计算了中国1887—1936年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并对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影响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国内外白银比价变动导致的白银流入与流出。这一判断对于货币流通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2013年，崔文生、刘巍的论文《近代中国的银行资本、货币量与货币化（1910—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收集汇总了近代中国1910—1936年的银行资本额，用数量分析方法证实了近代中国银行总资本额是影响货币量M1的主要因素。同时，也证实了银行资本规模是市场中货币需求的客观要求。该文采用货币化程度的国际比较方法考察了这一时段内近代中国银行业规模适当与否，近代中国与同时代的日本、美国和英国的货币化比率比较结果说明，近代中国银行业的规模尚嫌不足，远不是“畸形发展”。这一判断与经济史的传统观点完全不同。

管汉晖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的中国经济与主要西方国家经济做了比较研究，结论是中国经济在大萧条中的表现好于其他国家。[※注]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在当时的中国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银本位制，另一个是竞争性的银行制度。赵留彦和隋福民对美国政府的白银政策与大萧条期间中国经济之关系的研究结论与管汉晖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不同之处。[※注]论文认为，1933年之前白银内流使得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同西方国家一样陷入危机，反而轻度繁荣，是银本位制的功效，并且在重新估算了这一时期的货币存量（M0层次）、分析了银行利率、对货币量与批发价格之间关系做了数量分析之后，认为“自由银行模式”对白银外流造成的中国通货紧缩是无能为力的，因而中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西方国家复苏之际反而陷入萧条。该文的结论肯定了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积极意义，同时，该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对货币数量论的检验。但是，当时的中国经济态势是供给约束型的，货币外生性成立，但推而广之是否可行呢？恰巧刘巍的一篇论文也分析了这个问题。[※注]刘巍通过对大萧条前后美国、英国和中国经济的考察，认为，近代中国的经验表明，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中，宽松的货币政策足以治理输入性的萧条。而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中利用货币政策反萧条也是有效的，即货币政策这根绳子不但可以“拉车”，也可以“推车”。刘巍认为，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当代。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和中国同时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共同取得复苏经济的效果即是明证。另外，刘巍也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经历也提示我们，本币快速升值所导致的潜在风险——这对当前的中国也有借鉴意义。

杜恂诚以上海为着力点，研究了近代中国金融业在经济史中的地位和金融业在促使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作用，[※注]他认为1935年以前，中国金融业在经济中的作用是积极的和正面的，政府直接统制金融业之后，消极的和负面的作用便日益凸显。他的论文用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了金融资本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资本的积极作用是显著的。论文构建的逻辑模式为：上海的经济规模是固定资产、金融资本和人口的函数。固定资本和金融资本可以视为大资本概念，与人口和劳动力概念相联系，于是，这一模型颇具CD生产函数的意味，在逻辑上是通达的。但在对变量赋予统计量时，则略有瑕疵。选择上海用电量作为经济规模的工具变量，这是个很好的办法，但罗斯基估计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个流量概念，而金融资本额是个累积的存量概念，数量模型中投资变量不显著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若能用某种方法将投资转换为固定资本存量数据，做双对数模型，也许效果更为显著。另外，人口数据和劳动力数据毕竟是有一定差异的，若能将人口数据调整为劳动力数据，加入模型，配三元方程，则解释能力更强。

近年来，运用计量经济史方法研究国内金融市场有一定的拓展。如在近代中国，上海钱庄庄票被誉为“直等现金”的功能，但关于此种票据却鲜有深入的分析。李耀华的《上海近代庄票的性质、数量与功能》（《财经研究》2005年第2期）采用理论与实证结合的分析方法，首先通过对庄票货币性的理论分析，认为庄票属于准货币的范畴；其次利用现有的资料对上海近代庄票的数量进行了估计；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庄票的发行弥补了货币供给的相对不足，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以往学术界对近代中国标金期货市场的研究多是运用历史学和史料学的归纳总结方法，而缺少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检验。魏忠的《近代上海标金期货市场的实证分析——基于上海标金期货市场与伦敦白银市场之关系的视角》（《财经研究》2008年第10期）采用1921—1935年伦敦银市场和上海标金市场每日收盘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1921—1931年，伦敦银市场与上海标金市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它们相互影响。检验结果表明，世界货币金本位制的放弃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市场的强制干预，是导致中国国内与国外金融市场隔离的主要内外原因。

近代上海黄金市场是世界三大黄金交易市场之一，位居伦敦、纽约之后，其有效运作奠定了上海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地位。魏悦、魏忠的《近代上海黄金市场效率的实证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1年第4期）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理论，对1921—1935年上海黄金的期现货价格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近代上海黄金市场具有价格发表的功能，是具备一定效率的比较成熟的金融市场。

以上三文都是开辟新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

（五）投资财税研究

投资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持计量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学者对此也有一些研究，但和贸易、金融领域的文献相比，数量相对较少。

梁华于2003年和2004年发表两篇论文[※注]，用数量分析方法论证了外国在华投资对中国投资（中外投资合计）或国人投资有负效应或“挤出效应”。论文拟合了几个数量模型，大都是以外国投资解释总投资或国人投资，即外国投资是原因，总投资或国人投资是结果。刘巍对其因果关系在逻辑上是否成立表示怀疑[※注]，认为在逻辑论证不充分的情况下，实证分析的可靠性会大大降低。例如，在《外国在华企业投资资本形成效应实证分析（1840—1936）》一文中，作者计算了外国投资和总投资的相关系数为0.998555，几乎完全相关，二者具有极强的同升同降态势，但模型2却得出了“外国在华企业投资每增加1万元，近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就会相应减少8万多元”这种强烈负相关的结论。作者在《1840—1936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研究》一文中得出结论：“外国在华企业投资净值每增加1百万关两，中国近代方向资本总额就会相应减少约1694万元。”从外资企业在华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来看，似乎对此也应存疑。正如刘巍指出的：“计量经济史研究范式中的‘计量’环节虽然是其‘标志性’特征，但这不过是对逻辑结论的证实手段，具有学术价值的核心部分在于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

刘巍用数量分析方法对中国1903—1936年近代化投资的影响因素做了初步考察[※注]，结果表明，在中国资本品制造业较弱且基本依靠进口的条件下，中国近代化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消费需求、汇率和投资惯性。其变量弹性值依次分别为0.46、-0.36和0.77，投资惯性变量仅涉及了滞后一期的投资，这说明近代中国投资项目不大，平均两年之内基本上都可以投产，不再需要后续投资。用Beta系数方法比较分析消费需求和汇率两个影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结论是，消费需求的重要性大于汇率。南京政府的关税政策抑制了一部分消费品的进口，但对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南京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产业投资是有利的。

赵新安用拉弗曲线对1927—1936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做了研究[※注]，数量分析的结论是，十年间中国宏观税负在2%—3.6%，远低于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统计的国际水平——人均年收入低于100美元国家10.6%的水平。当时的问题在于税负不公平，导致了整体税负沉重的印象。另外，由于征管制度不规范导致税收成本高，各级部门税收附加严重，造成下层民众负担沉重。论文的结论与多年来财政史的观点——名目繁多、征收苛扰、竭泽而渔——发生了较大冲突，至今未见有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响应。但是，论文受到当时国民收入数据的约束，样本区间仅为10年，因此论文的结论不宜推广开来。[※注]

（六）经济发展研究

近代以来，上海逐渐从一个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县城，发展成为中国的工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它获得了来自国内、国际两方面经济资源的支持。武强的《民国时期上海市场的对外联系——以1921—1937年贸易和物价指数为中心的分析》（《史学月刊》2010年第9期）。根据上海物价指数、贸易额、进出口物价指数以及各大城市物价指数等统计数据，通过相关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结论，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非常高，甚至在一定时期是大于国内市场的。但是，如果从时间序列中逐年分析的长时期来看相关系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又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由这种相关性可知，上海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有保持较低程度显著相关的趋向。因此，尽管国内外市场与上海的经济发展均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是二者的差异在于，同国际市场相比，国内市场与上海的联系更加紧密，特别是在长期与短期两种趋势的一致性方面，表现更为明显。这就说明，一个国家市场体系的整合，会为主要城市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保证。近代以来上海的发展，正是在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国内市场与它整合的过程中，得到实现的。

为什么近代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能够利用西方的工业技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代谦、别朝霞的《蒸汽机为什么没有推动晚清的经济增长——基于外生技术冲击与利益集团阻碍的探讨》（《财经研究》2010年第6期）一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论文在一个标准的GPTs（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一般用途技术）框架内进行分析，认为，并非所有的落后国家都能顺利通过引进外生GPTs实现经济的周期性循环，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传统经济中各种利益相关者不甘心被淘汰，因此他们有动力阻碍新技术的引入，延长自己的生存时间。

传统经济对工业革命技术的抵制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抵制一方面推迟了近代中国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时间，另一方面则使近代中国对新技术的应用没有能够达到应有的水平。为了冲破传统经济的阻碍，洋务企业被允许获得新的垄断利润，以弥补传统经济阻碍所造成的损失，这进一步推迟了经济在未来引入更新的GPTs的时间。当新一代企业（洋务企业）需要无限期延长自己的垄断时间才能弥补冲破传统企业阻碍所带来的损失时，经济会陷入停滞的境地。论文所得出的结论是与大量史实相一致的。洋务企业在外部压制、禁止民营企业，在内部妨碍管理、技术进步，作者若能在这一方面进行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将能把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李楠的《铁路发展与移民研究——来自1891—1935年中国东北的自然实验数据》（《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4期）一文以最新的移民重力模型为理论框架，利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东北地区移民和铁路发展的历史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该时期铁路发展与移民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铁路发展对移民具有正向影响，特别是1903年以后，随着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的对接及其他深入东北铁路网络的形成，该作用更加明显。铁路累计里程平均每增加1公里，经河北陆路进入东北的移民要比同期未受铁路影响从山东经海路进入东北的移民在数量上增加13%左右。此外，通过构建标准化回归，比较移民的各因素，虽然不同地区之间的边际工资率差异是导致移民的根本因素，但交通的改善同其他因素相比对移民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尽管预期收益等可以成为移民的主要动机，但是毕竟是预期，而交通设施的改善、交通成本的降低则是更为直接的影响移民的因素。

计量经济史是新兴学科，因中国经济史学者多缺乏经济学素养和数学能力，因而计量经济史在中国发展缓慢。但近年来，在刘巍团队的引领下，计量经济史研究颇有突飞猛进之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的几位研究人员多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专业毕业的博士，在中心主任刘巍的率领下，经过几年的努力，研究工作卓有成效，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影响日重。

以刘巍为首的团队，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史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研究。研究中心将近代至今的世界经济史分成三个阶段，即供给约束型经济、需求约束型经济和“新供给”约束型经济。该研究中心的研究结论指出，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就从供给约束型经济过渡到了需求约束型；美国从1919年开始，完成了这一过渡；中国自近代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期一直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直到1995—1996年才完成了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日本于1950年以后从供给约束型经济过渡到了需求约束型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则进入了“新供给”约束型经济。

第二，对贸易条件学说的修正。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指出，贸易条件学说只适用于供给约束型经济，而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已不适合作为考量国际贸易的尺度。并且，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两种不同的产品进行比较的“2×2模型”无效，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发生松动。

第三，对某些货币理论的修正。主流货币理论将货币政策喻为一条绳子，认为“可以用绳子拉车但不可以用绳子推车”，即在萧条时期，货币政策难以启动经济，必须依靠财政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结论认为，上述理论源自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的特例，不具有一般性。历史经验表明，货币政策也是可以引导萧条经济走出低谷的，就是“绳子未必不能推车”。

除上述主要学术贡献之外，研究中心的研究结论还有：近代中国法币改革前的货币是“不可控外生变量”，是一种有害的货币供给机制；通过对日本经济泡沫和“失去的二十年”的研究，从主流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回推，得出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是指有效内需不足”的结论。从政策意义上说，就是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能治理外需不足导致的经济低迷。此外，该中心多年来一直使用计量方法估算近代中国的GDP、货币量、消费额、投资额等统计量，取得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成果。

该中心发行的学术通信季刊《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赠送国内外150多家高校、科研机构和著名学者，目前，已印制20期，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

中国经济史学会在2010年的官方通信中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刘巍等人所从事的经济计量分析为经济增长的研究注入了一股清风，他们创办的专业性期刊在经济史学界的影响也日益广泛。”[※注]著名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指出：“在这份刊物的基础上，将来可能建立起一个学派。”我们期待着刘巍团队的发展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