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有两份知名刊物，一是上文提到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二是《食货》。1934年12月，陶希圣不满社会史论战中史论式的空疏倾向，创办《食货》半月刊，希望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入手，解答社会史论战涉及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等一系列问题。发表在《食货》上的文章，在各个时代的研究中，以秦、汉、魏、晋、南北朝最多，涉及近代的最少。除了《国富论》的译介和全汉升对清末西医传入的介绍外，似乎只有王毓铨的《清末田赋与农民》[※注]，属于近代经济史范畴。《食货》虽然较少发表近代社会经济史领域的文章，不过它对历史上经济因素的强调、重视史料的研究风气，以及对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有益于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展开。

陶希圣回应王瑛在《食货》上发表的《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一文时谈道：“《食货》所定的任务，是重在搜求史料。我们所以这样做，是有鉴于今后如果还是空谈方法，使方法论仍旧杜留在观念的王国里，方法一定没有进步的可能。”[※注]汤象龙也在《食货》上发表文章，表示要有30年的积累，才能写出一部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史的不能急功近效，因为这种研究第一步仍然是一种开荒的工作……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走，将来中国经济史的写成不一定要在我们的手。我们目前的责任最要的仍是搜集资料。”[※注]可见，两份经济史刊物的主编，都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这与当时历史学界的主流主张是一致的。傅斯年在《历史语言所工作之旨趣》中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傅斯年还提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注]。此处傅斯年虽然没有提到经济学，但对经济史而言，经济学、统计学等是供给经济史研究的工具与方法，当为傅氏所赞成。

除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外，这一时期近代经济史领域的研究著作，呈现出全面开花的喜人态势。不仅出现了近代经济史总论性的著作，还在近代农业史、工业史、财政金融史、交通史、经济思想史等各个方面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著作。现详述如下。

192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商学系的侯厚培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侯厚培认为：“吾国以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无论何种产业，均落人后，固无经济发展之可言。唯自清末以来，经济界亦不无相当之进步。”[※注]侯厚培在感叹我国受到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同时，以较为乐观的态度、发展的眼光看待清末以来的经济史，书名用“经济发展史”而非“经济史”，也是此意。这本书的内容涉及人口变迁、农业、机械工业进步、货币制度改良、银行发展、贸易和交通进步等各个方面，论述简洁扼要，观点平和，可惜由于篇幅所限，研究并不十分深入。侯厚培是一位多产的、拥有较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另外还著有《中国国际贸易小史》《中国货币沿革史》《战后欧洲之经济》等十多本书。

1939年，上海生活书店推出钱亦石的《中国近代经济史》。钱亦石此时刚病逝不久，生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教于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这本书根据他的上课讲义编写而成，作为对他的纪念。全书共分五章：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鸟瞰、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国国民经济的概况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钱亦石认为：“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无论轻工业、重工业、农业、对外贸易、银行、交通，都在帝国主义者蹂躏之下。他们在中国经济侵略的形式，除勒索赔款外，大抵采用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形式，再不然，就是以商品向城市和农村进攻。”[※注]可见，这部书的主旨是运用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理论，探讨帝国主义侵略与控制下的中国经济。钱亦石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有名的笔杆子，文笔生动有趣，此书颇为通俗易懂。

有关近代经济史总论方面的第三本书，是1947年朱斯煌主编的《民国经济史》。[※注]朱斯煌曾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主攻信托业研究，是复旦大学教授、《银行周报》主编。这本著作正是为纪念《银行周报》创刊30年而编写。此时内战全面爆发，国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工商业不振。朱斯煌等人希望通过全面研究民国以来的经济史，总结经验、应对危局。本书共分四编：第一编为论著，分成金融、财政币制、农工矿商、一般经济、战时经济等若干部分，延请各方面专家，如寿勉成、金国宝、张一凡、吴觉农、方显廷等，撰成几十篇论文，分列于各部分之下。第二编为统计，包括银行营业、外贸、物价等各方面的统计数字，供研究者参考。第三编、第四编分别为经济资料和经济大事记。这本书兼具专著和工具书的功能，学术价值较高，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外贸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何廉主持编写的《中国六十年进出口物量指数物价指数及物物交易指数》。[※注]从1928年开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何廉领导下，用三年时间收集海关贸易册，编写了1867—1927年的外贸指数，后来又予以修正并将终止时间延长至1936年。南开外贸指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是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史时不可回避的原始数据。南开经济研究所当时和后来编写的指数，还包括华北批发物价指数（1913—1952）、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1926—1952）、津沪外汇指数等，统称为南开指数。南开经济研究所拥有民国时期极负盛名的两位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廷，他们开创了将西方经济理论、统计学方法大规模地运用于中国经济和经济史研究的先河。

工农业方面的著作，强调近代以来出现的进步。1933年，曾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的唐启宇，出版了《近百年来中国农业之进步》。他回顾近百年来特别是戊戌维新以来农业方面的革新运动，涉及农业行政机关的变迁、农业试验场和农业教育机构的建立，包括肥料与新式机器在内的农业推广等。他认为，“中国农业渐由沉滞不进自足自给状态之下，日进于机械化、科学化、商业化、组织化之途径”。写作这本书，是为了展现戊戌维新以来农业的“进化之迹”。[※注]以往研究者往往强调在1929—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中国农村陷入崩溃与危机之中。唐启宇这本书出版于1933年，他从新式农业推广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较为乐观的研究结论，这值得我们注意。

这一年，龚骏的《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所谓的“新工业”，指机械、日用消费品的制造和现代能源工业。该书从鸦片战争写起，重点是从民国元年至成书前夕。该书至少有两个优点：一是使用的资料极为丰富，行文简洁明了，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系统的总结。每章结束时附有注释，书末有参考书目，遵守了一定的学术规范。二是对每一时期新工业发展的时代背景有所介绍，对各行业的发展概况有宏观认识和恰如其分的总结。如作者认为新工业发展有三个障碍，一为不平等条约的障碍，二为国内政局的障碍，三为工业界本身的缺陷，认识全面并有说服力。

财政金融史仍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贾士毅的《民国续财政史》已在第二部分提到。1941年，贾德怀出版《民国财政简史》。内容涉及国地收支划分、财政收入与支出、公债、预决算等，可发现其受到现代财政学理论的影响至深。作者还谈到财政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对财政制度的利弊予以评判，难能可贵。

由于中国关税主权受到外人钳制，关税问题一直是国人关注的重点。1926年陈向元推出《中国关税史》，五年后江恒源编辑出版《中国关税史料》[※注]。《中国关税史料》主要记录民国以后报纸上出现的关于关税的记载和论述，内容包括海关行政、海关税收、海关重要进出口货物价值历年比较、常关，关税与外债，关余、关税特别会议之经过等，确实是一部详尽的史料书。然而遗憾的是，江恒源是一位教育家，而非专业财政史家，未利用这些丰富的史料开展进一步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十年，银行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我们熟知的江浙财团正是活跃于这一时期。1934年王志莘著《中国之储蓄银行史》[※注]，详细研讨了各种储蓄机关的开办与停闭、地域分配、经营等，是第一部专门讲述储蓄银行的历史。王志莘一生经历丰富，钱庄学徒出身，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银行学硕士学位，时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他主持开设多种储蓄，以集聚零星资金，在繁荣银行自身业务的同时襄助实业。这本书可视为王志莘大力提倡银行储蓄业务的学术副产品，由银行家亲自撰写学术著作，践行业务理念，是本书的特别之处。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进入民国后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山西票号史研究因有收集资料、采访当事人的便利，可谓正逢其时。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其田对山西票号颇感兴趣，四处收集史料，到太原、祁县、平遥、太谷等地实地考察，还远赴日本搜寻资料，于1937年完成《山西票庄考略》。他考察了山西票庄的起源、沿革、派别和组织、营业概况等，分析了这种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作用与局限。书后附有《山西票庄调查表》《山西资产家一览表》《日升昌和大德通近年营业统计》等重要表格。作者认为：“我国旧式的经济制度，重信用，轻组织，资本虽小，营业甚大，一切都是以人为中心，鲜有业务的保障。经济的活动建筑在家族主义的上头，山西票庄可说是这种旧式经济制度的典型。我们研究山西票庄，就可以看出旧式经济制度的弊端及其应该改进的地方。”[※注]这些对山西票号经营特点的总结和研究心得，令人称道。

同时开展山西票号研究的，还有史学家卫聚贤。卫聚贤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此时因山西同乡之谊，在孔祥熙领导下的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任职。1936年，卫聚贤奉孔祥熙之命赴山西调查票号，收集到诸多资料，随后分期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出版的《经济月报》上发表。1944年出版《山西票号史》[※注]。卫聚贤对山西票号的历史、概况、组织、人事、业务等方面作了评述，并认为山西票号在晚清80多年中，对于汇兑通畅、调剂各地金融、协助政府财政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惜这部书有资料堆砌之嫌，对票号的深入分析不够。

这一时期的交通史研究领域，与清末北洋时期仅有一部《中国铁路史》的寂寞情形不同，涌现了多部综合性重要著作。1931年，张心澄出版《中国现代交通史》[※注]。张心澄先后任职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官至交通部会计长，是交通会计专家，笔耕不辍。该书内容广泛，包括铁路、公路、航路、航空、电报、电话、邮政等各方面，厘清了晚清以来现代交通的涵盖面和发展脉络，具有开创性质。

抗日战争凸显了现代交通的重要性与国内交通事业存在的诸多弊端。1947年，龚学遂著《中国战时交通史》[※注]，以为总结。龚学遂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1937年抗战爆发时曾赴粤协办战时运输，后又担任过西南运输处副主任，对战时交通状况有切身体会。这本书分为三篇，上篇是公路，中篇是铁路、水运、驿运、空运，下篇是建议，包括友邦人士的建议和从业人员的建议。由全书的论述和下编的建议可知，龚书有强烈的鉴往知来的意味。他对于战时交通运输政策、交通运营中的缺陷有切肤之痛，希望今后海陆空交通能互相配合，发挥最大效用。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出版了《十五年来之交通概况》[※注]，论述从“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我国交通事业的推行演变情况，由当时的交通部部长俞飞鹏作序。书中有很多珍贵资料，如运价与物价指数比较表、交通事业战时财产损失表。该书对于战争爆发后的运力变化、后撤工作人员的安置、西南西北交通网之建设等有详细论述。或许是交通部出面编撰的原因，这本书较之龚著，从更为积极的角度来论述战时交通事业的表现，对于战时交通的弊病有诸多回避。

除了以上三部专著外，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陆续编撰出版了大型丛书《交通史路政篇》《交通史航政篇》《交通史邮政篇》《交通史电政篇》《交通史总务篇》等。因是官方修订，资料丰富、气魄宏大，值得后人参阅。

最后要提及的是在近代经济思想史方面，有两部不俗的著作出现。

一是燕京大学赵丰田撰写的《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注]。该书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晚清经济状况”“国民经济改良诸说”“国家经济改良诸说”和“附论”。作者提到的思想家有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张之洞、张謇、康有为等人。这些人所处的时代为19世纪下半期，经济思想的落脚点都在“富强”二字上。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为当时人所言“富强”的含义，往往兼经济、政治、教育而有之，可谓是符合时代实况的见解。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作者的材料选择，如把一些非经济史领域的材料与专题纳入。另外，作者经常大段引用思想家的言论或撰述，略显冗长。总体而言，该书资料丰富，文字流畅典雅，是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二是夏炎德1948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注]夏炎德曾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史硕士研究生，时任复旦大学教授。他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世界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背景下，论述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这一大转变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全书分为绪言、清代重臣的富强政策、驻外使节的洋务献议、维新志士的变法理想、官商巨子的实业方案、革命领袖的民生主义、结论，共计七章。附录有《中国经济思想之轮廓》《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学之进步》和《中国抗战期间经济研究之成绩》三篇文章，都十分重要。作者对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的评论较为精辟，对此后经济理论的建设也提出了展望。其中，对民国经济学界只知接受外来经济思想而不能自我创造的批评，最为严肃、恳切。此书的缺点是对民国时期政治人物的经济思想叙述较多，而对经济学者的经济思想较为忽略，仅在附录中有所提及。事实上，一部民国经济思想史，绝大部分当为经济学者所创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史大论战，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获得快速传播。当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的侯外庐晚年忆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虽然受着高压，却能够像不可抵挡的潮流涌进每一个角落，是从30年代开始的，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矛盾与时代背景所决定的”。[※注]当时的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郭沫若、吕振羽、陈翰笙、薛暮桥等。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比较突出的作品，是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原名《中国经济原论》）[※注]。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状况。作者认为帝国主义入侵动摇了中国原来的封建体制，它又通过中国的买办、官僚实行间接统治，因此新式的工商业和金融业都打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在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既有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又有封建经济，这个经济形态具有过渡性质。王亚南是译介《资本论》的著名经济学家，该书被誉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大著作之一。

总体而言，1927—1949年的近代经济史研究，较之1904—1926年有了巨大的进步。北平社会调查所近代经济史组是促使近代经济史学科形成的主要力量。他们以集体作战的方式，为近代经济史研究贡献了宝贵的资料库、专业期刊和一大批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甚而为1949年后的近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人员储备与学术规范、学术方法等精神财富。其他单兵作战的各位学者，普遍受到了更为专业的学术训练，毕业于海外名校、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不乏其人。他们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了近代经济史研究，使此时的研究呈现出经济史各个领域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虽然连绵十余年的抗战和内战阻遏了经济史研究的势头，但气象已成，学术向前推进的势头已不可阻遏。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近代经济史研究则经历了从萌芽到学科正式形成的过程。这一时期的近代经济史研究，较之传统的“食货”之学，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研究范式都有了极大改变，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对象的更新与拓展。随着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机器工业、银行业、现代交通业等新行业相继出现。从传统封建王朝向民国的改变，则使政府层面的财政税收方式、经济政策产生了较大变化。国债史、关税史、金融史、新兴工业史、现代交通史等，都是崭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也为经济史研究拓展了空间，并增强了对学者专业素养的要求。

第二，研究方法和范式的改变。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曾慷慨激昂地指出传统史学只知排比历史资料、描述历史现象，作为传统史学一环的“食货学”，当然也存在着这样的缺陷。但研究方法的改进并非易事。相对而言，研究对象的更新较为容易，只要有新领域、新行业的历史资料，研究即可展开。1904—1926年处在萌芽期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大体就呈现出这样的特色，即用旧的历史方法描述新的研究对象。1927年后，随着西方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大规模地进入中国，随着一大批学人在国内或海外接受经济学、历史学专业训练，西方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在近代经济史领域得以运用，使经济史研究方法有了极大改变。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规范与路向也基本确立：学者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学科方法分析史料，得出相应的结论，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深研究中显示大关怀。以社会调查所经济史组为代表的研究力量，对收集与整理史料格外重视，他们不急于求成，怀有宁愿让近代经济史在下一代人手中完成的胸襟。同时，他们大胆运用统计学、经济学的方法，用新数字、新视角呈现近代财政史与经济史的整体面貌，体现他们对社会经济体制与结构的深层关怀。这一时期，学者具有的国际化背景与视野也值得重视。上文谈到的何廉、严中平、巫宝三、陈振汉、夏炎德等人能成为国内最优秀的学者，恐怕与他们在国外的训练与收获密切相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书籍介绍栏目，也经常译介欧美最新出版的著作。

第三，两条研究战线的分立。一部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列强的入侵有着直接的关系。如何认识列强的经济侵略，如何认识近代史上外资与民族资本的关系，如何评价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发展水平与基本状况，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焦点。无疑，从近代经济史的总体研究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并未占据主流，本章论及的代表性论著仅有漆树芬、钱亦石、严中平、王亚南所著的四部书。但不容置疑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经济史和经济学研究，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并日渐成长。他们将近代经济史写成一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史，将民族产业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困境完全归结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做法，直指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的痛处，迎合了民族主义情感。而当时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认识到列强施加给中国的经济压迫，但一般是从就事论事的角度出发，不予刻意强调。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很关心经济困境中的国内政治因素、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同时也能看到近代经济演进中的积极因素与进步事物。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内两条战线的分立，是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先后传播到中国后的直接反映。当然，这种分立，更与当时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选择、不同政治倾向者的政治诉求、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对于20世纪上半期的近代经济史研究状况与水平，我们需予以尽量客观的认识和审慎的评价。

首先，整个社会并未给研究者提供一个较好的学术研究环境。经济史研究需要大量的史料，若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机构提供资料、场地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单靠个人之力很难长期从事深入研究。这也是为何北平社会调查所近代经济史研究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以及贾士毅、张心澄等经济部门的官员能取得较大研究成绩的原因。可惜当时的大学、科研机构为经济史专业设置的岗位非常少。严中平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目前副教授以上的中国经济史教学人员全国不过三十人左右，而专攻近代经济史者又是这三十人中的少数。”[※注]可以想见，民国时期从事近代经济史教研的学者应当更少。频繁的战乱使人们流离失所，大量经济史资料的搬迁更非易事。汤象龙离开北平社会调查所，罗玉东和刘隽的早逝，都与抗战有关。

其次，近代经济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经济学界，都处在一个较为边缘的境地。民国时期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学权威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钱穆等，都不从事经济史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之交的社会史大论战扭转了人们忽视经济史的局面，但以陶希圣为首的“食货学派”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经济史和社会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则较多地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通史、思想史的研究。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以马寅初为首的中国经济学社集合了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其中只有唐庆增以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为主攻方向，大部分学者都致力于解决纷繁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社的社刊为《经济学季刊》，遍览其发行八年期间刊发的三百多篇文章，难觅近代经济史论文的踪影。

所以，整体而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在20世纪上半期确立了学科地位，但尚处在幼年期。整个学科的从业学者数量与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数量，不可与1949年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相提并论。但是，近代经济史学科创立于国家内忧外患与西学冲击之下，成长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拥有它特殊的历史地位，并能折射出近代学术史与政治经济环境的诸多面相。它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几位优秀学者的作品，更是学者、学术争鸣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