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指的是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革命性变迁和整体性发展，现代化的理论则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理论传入中国，因此，中国现代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影响，但是，中国学者对现代化理论也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造，使之具有中国特色。

一 现代化的内涵

罗荣渠把通常人们对于现代化的含义的理解归纳为四类：一是指经济落后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二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工业化；三是指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四主要是指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接着，罗荣渠对现代化的含义从历史的角度做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他认为，现代化的广义含义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大变革，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化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它的狭义含义是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途径，通过广泛的经济技术改造与社会改革，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新环境发展的过程。

但是，罗荣渠并不认为“现代化即工业化”，他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范畴和社会学范畴，就是用来概括比‘工业革命’‘工业化’‘经济发展’更为广泛持久的一个长过程而提出来的”。[※注]

包心鉴把现代化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1）经济现代化，这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内容。经济现代化在任何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都一直占据突出的地位。（2）政治现代化，它既是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保证，又是经济现代化发展必然的要求。（3）文化现代化，主要指科学文化的进步、意识形态的建设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4）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按照商业化、社会化、现代化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要求调整和改革组织机构与组织管理，消除其中僵化的弊端，是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致力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一大趋势。这将是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内容。（5）人的现代化，人是社会现代化的主体，又是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承担者。社会现代化的各个要求——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都需要通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实现。[※注]

孙立平把现代化的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2）以效率和民主为标志的政治现代化；（3）城市化；（4）以阶层制为起点的组织管理现代化；（5）社会结构的现代化；（6）文化和人的现代化；（7）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他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把社会现代化看作一个整体性过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全新时代。他认为，经济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但它要以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为条件。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相当一些发展中国家都走过一段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弯路，其结果是，虽然经济上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但两极分化的状况进一步恶化，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失业问题严重，各种社会问题突出，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被人们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注]。

章开沅、罗福惠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也不是简单的“工业化+民主化”，它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一般说来，现代化包括：非农业（特别是工业与服务行业）的相对迅速增长；商业化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经济相对稳定而持续的增长；城市化及与此相应的人口流动；多层次的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渐趋协调平衡；组织与技能的专业化与分衍；科层化（或称行政化）；群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增进；等等。其中，工业化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诚然是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重要关键，然而如果社会人文环境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如果人民生活总体素质存在着严重缺陷甚至继续恶化，则很难说是已经全面实现了现代化。[※注]

长期以来，对于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10年的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历程，学术界多以“近代化”来概括。罗荣渠不赞成使用“近代化”概念，主张使用“现代化”概念，他认为“近代化”概念不适用于中国的历史，也不适用于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历史。他认为，如果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理解“近代化”和“现代化”，将现代化理论运用到不同国家的历史时，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章开沅起初也使用过“近代化”这个概念，但后来在他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改用了“现代化”这一概念。但他在使用“现代化”这一提法时，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现代化做了明确区分，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现代化叫作“早期现代化”，把后者称为“现代化”。

虞和平把自1840—1949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称为早期现代化，1949年以后的现代化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指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民主化和民族化[※注]，其研究的总体对象是工业社会史。[※注]

周积明不同意把早期现代化称为“近代化”，认为这与划分“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不同，也不同意将“近代化”与“现代化”分别规定为“资本主义化”与“社会主义化”，认为这包含着理论上的失误以及概念应用上的不可操作性。他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即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历程。在广义上，它包含现代化的预备阶段与启动阶段，涵盖1840—1911年这一历史时段。在狭义上，它专指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50年间的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他的这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时期划分与大多数学者的时期划分（1840—1949）不同。[※注]

其实，在中国近代化研究领域，无论是使用“近代化”“现代化”还是“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其所提示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少学者正是用了“近代化”或“现代化”等术语来探讨中国近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近代化的过程，以至于有的学者在同一篇或不同篇的文章中交替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表述，说明这两个概念的同一内涵都是指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化。

刘大年指出，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从落后的封建社会步入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经济相当发达，走向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注]

李文海指出，始于晚清的中国近代化也称作“现代化”，意思一样，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但资本主义化绝不是仅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常常要以政治等多种手段为其开辟道路。[※注]

吴承明则认为，无论是“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还是“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二者都不正确。“现代化即工业化的假设，自然是不完整的”，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比把实现资本主义化作为标志更符合历史实际。“任何民族迟早总会实现现代化，但不必需经过资本主义社会。”[※注]因此，他采用希克斯的学说：“现代化就是市场经济化。”[※注]

近年来，“现代化”和“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已广为经济史学者所接受，已少有学者仍在使用“近代化”的提法。如林家有即认为，有“早期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区分，“比没有这个区分要好得多”。[※注]看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做一点区分，是可以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

二 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和发展阶段

关于中国从何时起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问题，以往的有关研究已有两种说法：一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端说；二是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开端说。

大多数经济史学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陆续输入，中国由此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

周积明提出，早期现代化从预备到全面性启动之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中心点”，它是早期现代化得以真正启动的关键。他把这一历史“中心点”定置于1860年，意即洋务运动的开始。他用现代化构成的要素理论论证了它的存在：一是现代化领导力量的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内在一致地形成了一个锐意进行变革的政治领导集团；二是一个推行变革的领导机构的形成，这就是由奕在1860年奏请，1861年初设立的“同光新政”的“总枢之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三是一个动员变革的纲领口号的崛起，这就是源自中华元典，主动回应西方挑战的“自强”呼声。总括以上三点，可见以1860年为标志，“中国真正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上都转入近代”。[※注]

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开端还有不同意见。吴承明在其《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注]一书中提出了第三种说法，即以16世纪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

以16世纪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主要是从市场经济出发的，其理由是，因为生产发展和工业化的前提是市场的扩展，市场经济的出现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又都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所以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市场经济体制建成之日就是现代化实现之时。16世纪时，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开始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以也就有了现代化的因素，也就开始了现代化。

虞和平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也是一种全新的研究体系，值得重视，但是也有不少令人疑惑之处。第一，市场虽然是工业化的重要前提，但它只是现代化的前提，并非现代化的本身内容，而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身内容。第二，市场只是工业化的一个前提，而并非唯一的前提，如果这一前提可以作为现代化的标志，那么其他前提是否也可以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如此则现代化的标志将莫衷一是。第三，尽管市场是工业化的一个前提，也只是说它有可能促进工业化的产生，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它还需要有科学技术、制度变革等条件，否则在16世纪已经有明显发展的市场经济，为何在300多年中一直没有促使工业化产生，而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才有工业化的开端？第四，市场和商品经济在16世纪之前已经存在，16世纪以后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它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是否有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的明显区别？第五，以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和建成作为现代化开始和实现的标志，就意味着在非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工业化建设和实现都将被排除在现代化之外，从而也就完全改变了现有研究对世界各国建设和实现现代化所排列的时间表，有的将提前，有的将推迟。

因此，虞和平提出，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传统社会因素虽然发生了不少的变异，但很难说它们已是现代化的因素，已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而只能说传统社会内部产生了对现代化的潜在适应性，或者说产生了一定的开始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注]

现代化或近代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社会变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其面临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其发展又表现为不同的特点和内容，于是，这个总进程就表现为各不相同的若干阶段。目前，经济史学界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划分有不同的观点，大体说来，主要有二阶段说和三阶段说。

三 中国现代化的类型

史学界普遍认为，世界的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又不尽相同，类型也有区别。因此，许多学者开始注重于对中国现代化类型的探讨，以求揭示中国现代化的自身特点，促使这个问题的研究向深层次拓展。许多学者把英法等国率先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并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变革而逐步实现的现代化，称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把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开始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榜样而进行现代化探索的国家的现代化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并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一种类型。

孙立平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从类型上说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它明显不同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不是本社会内部现代性不断成熟和积累的结果，而是对外部现代性挑战的一种自觉的回应。[※注]

张琢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世界历史进入现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外铄性影响下开始启动的。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最先回应，在口号和理论上显示出了防御性现代化的特征；但在中国土地上兴办新式工业最先的实践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主持的殖民地型现代化和中国封建官僚主持的依附型发展，以后才走向自主型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中国的现代化归于后发——外生型之内。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封建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甚至在政治上亦有所反映。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又不是纯后发——外生的，而是在本民族固有的社会基础上嫁接成长起来的，就不能不具有这种嫁接后的中外融合的变异的特性，显现出浓烈的中国特色。[※注]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对此持类似观点，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要素。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化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应”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地绵延。只是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注]

罗荣渠认为，由于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方式的不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通向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可大致概括为两大类不同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现代化，即内源的现代化和外源的现代化，我国属于后者，即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罗荣渠亦称之为“外诱的现代化”或“传导性”现代化。[※注]

虞和平既不同意中国1949年以前的早期现代化是“外源性”现代化，也不同意“传导性”现代化的提法，他认为“传动性”现代化的说法可能更为合适。一是因为“传导”所包含的主要是外国现代社会因素的注入及其所引起的中国人的学习和仿效；而“传动”所指的除了“传导”所包含的这一层意义之外，还指中国人因外国的民族压迫而激起的谋求自强自立的动机。二是因为“传导”含有长期的意思，而“传动”突出初期的促动意义。“传动性”现代化这一概念更能够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和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特点[※注]，并指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压迫共同构成一个主要动力。[※注]

许苏民主张中国现代化“内发原生”模式，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冲击—反应”论的西方模式与“侵略—革命”论的苏联模式占据主要地位，而以明清之际为开端，强调中华民族历史创造活动之主体性的“早期启蒙”模式则长期受到冷落。作者确立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内发原生”模式，试图将晚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万历九年（1581）确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认为，这一突破不仅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叙事方式，而且有助于突破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一元扩散”的西方话语模式，确立现代性因素“多元发生”的新观念。[※注]

有的学者把中国现代化的类型称作“防御型现代化”。罗荣渠指出，从世界范围看，作为现代化第二次大浪潮时期遭受西方扩张侵略的东方国家的强烈反应，中国的“自强新政”走的正是“外生型”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的防御性现代化道路。[※注]闾小波认为，“防御型现代化”是落后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面临先进国家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被迫加强自身防御而发动的现代化运动。中国从被动抵御西方国家的暴力和征服开始，继而不得不主动师法西方，学习坚船利炮乃至经济、政治、文化，从而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将自己融合到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之中，就属于这种类型。[※注]

还有的学者提出了其他的现代化类型。严立贤通过对中日工业化不同道路的研究，指出，产生中日两国现代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必须到两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去寻找。作者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空中楼阁，现代化的成功与不成功都必然蕴藏着其深刻原因。西欧、日本和中国分别代表着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和缺乏自下而上的道路从而自上而下的道路也走不通这样三种不同的现代化类型。[※注]其后，作者又在另一部专著中对这种现代化类型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称之为“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意指其近代工业化不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入水平和需求增长带动的，而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将民间的资金集中起来，引进西方的近代工业技术，直接投资于近代产业。其还指出，自上而下的道路往往都是非西方国家在本国自下而上的发展还很微弱，还不能够带动家庭手工业从农业当中独立出来的情况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而作为一种防御性措施的工业化，是一种尚未具备近代工业化条件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进行的培植性工业化。[※注]

日前，经济史学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类型之争，其焦点在于中国现代化启动过程中内外因素的作用程度。“冲击—反应”模式虽然包含合理成分，但因其太过强调外因而受到中外学者批评。而“内发原生”模式片面强调内因，亦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传动说”的推出以及对“外诱现代化”说法的质疑，无疑在强调内因的不可忽视和外因的不可夸大，以及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不可否认，外国资本主义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产生和发展，但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生与发展的状况及其情势，只有通过中国的内部因素及其变革才能产生效果。因此，应对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内外因素的作用给予适应评价，二者不可偏废。[※注]

四 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范式

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公认的科学定理、定律都会有解释不了的“异例”，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这样的“异例”会越积越多，终于导致“科学革命”，导致新的“范式”产生。因此，“范式”概念，具有“一种新的观察方式”的含义。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近代史以革命史为研究范式，强调以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作为主线。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以现代化为主线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并逐渐形成了现代化研究范式。

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学者，在研究和批判西方各种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有中国人自己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方法论框架。

罗荣渠认为，历史发展不是无规律的多线，而是有规律的多线，这就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力的变革。这种认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轴的理论，他称之为“中轴原理”。一元性是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多线性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罗荣渠还把中国的巨变放到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考察，提出了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现代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与以儒教为核心的东方农耕文明的矛盾三大矛盾交织理论。同时，还提出了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大趋势互动的理论。他把这三大矛盾交织、四大趋势互动看作是近代中国变革的基本线索。他反对把革命化和现代化看作两种截然对立的趋势，或者以现代化否定革命化，或者以革命化排斥现代化。在他看来，革命化不仅仅是中国巨变的四大趋势之一，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罗荣渠指出，从“范式”的角度看，“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社会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以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注]

罗荣渠的这两句话，既给出了“现代化范式”的内涵，又说明了“现代化范式”必须解决的任务，表明了“现代化范式”的研究价值。

虞和平提出了对现代化内容体系的补充。他认为，西方学者提出的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一是指标体系，如经济方面的工业化、政治方面的民主化、社会生活方面的都市化、文化方面的世俗化（大众化）；二是动力系统，如科学和技术革命、追求合理的精神、现代化各部门的内部运动和彼此互动；三是发展道路，先进国家主要是随着上述动力因素的增长而逐渐实现现代化，落后国家主要是通过引进和消化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协调本国的传统因素和外来的现代因素，建立强大而有现代化意识的国家政权而逐渐向现代化社会前进。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说，除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这些内容之外，还应该增加一些中国所特有的内容。在指标体系方面，应该增加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化），因为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只有在取得独立以后才能走上健全的现代化之路，这不仅已被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证实，也由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证明。在动力系统方面，应该相应增加争取独立和民主的反帝、反封建、反专制斗争。在道路方面，应该增加资本主义、苏式经典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和转变过程，以及为此而进行的革命和改革。[※注]

虞和平还对现在国内外部分学者提出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已经过时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研究范式仍然是很具有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一种范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在近代以来所追求的主体目标，而且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未来50年的中心任务，这正是它的现实意义所在，并强调应把现代化范式赋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特色，力求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研究范式。[※注]

林被甸、董正华则指出中国现代化研究范式至少在理论上取得了三方面的突破。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方面，探讨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以生产力为主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与“中轴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二是在现代化理论方面，突破了西方社会学的非历史的现代化理论，从宏观史学角度探讨了现代化的实质是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性转变过程，对此总趋势进行了历史论证，并运用多学科方法建立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宏观理论架构。三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方面，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框架，提出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新思路。[※注]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史学界对现代化史研究展现的兴趣，现代化史研究在深化理论、开拓研究内容和领域等方面，正在并仍将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深入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毕竟是一种历史进程，在强调其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正面效应的同时，我们还应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它，不要忽视或掩盖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各种负效应。因此，当我们用现代化眼光审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时，其负面效应也应纳入史学研究的视野。总之，我们应以全方位的视角去研究和审视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史，从而把中国现代化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