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三 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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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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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从1980年到1994年，先后共举办了七次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每次会议参加者都达百人上下。洋务派创办的一批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近代机器工业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重要内容，洋务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开始了1860—1894年共历时35年的洋务运动。汪敬虞认为，把洋务派企业说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这是来自一种没有根据的简单类比的结论，不能为了强调洋务派企业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一脉相承，而把洋务派企业视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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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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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 洋务派 买办 军事工业 商办 资本主义 洋务企业 商办企业 资本主义性质 外国资本 电报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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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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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企业产生于复杂的历史情境之下，凡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阶级关系、社会思潮，以及外来侵略等诸多因素，都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评价标准也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多重因素无不给评价带来困难。
关于洋务军事工业的性质，学者主要有两种意见。
第一，认为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具有封建性买办性。张国辉指出，从军事工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来考察，这些企业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封建主义关系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生产的目的不是交换，而是强化封建政权的统治，产品更不是社会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加之经营上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严重依赖，还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性，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企业。[※注]
第二，张国辉认为近代军事工业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有的学者从使用生产工具出发把近代军用工业的出现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发生，有的学者则因军用工业中雇佣劳动的存在，而强调其资本主义的性质，有的学者从产品的分配上提出了军用工业的生产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因此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注]李时岳和胡滨认为，洋务军事工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工艺，在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这是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其显然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旧式官办手工业的地方，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新的社会生产力输入中国之后，必然会逐渐引起一切社会关系的变化，促进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因此，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点。军事工业虽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是，从工人所处的地位和所受的剥削压迫等方面来考察，这些工业存在着颇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工人们不完全享有人身自由，不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仍受着封建工役制度的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这些工厂由于引进了机器设备和近代工业生产技术，因而不得不采用某种形式的雇佣劳动。从这些情况看来，这些工厂又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其生产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受价值规律的支配。[※注]夏东元指出，用大机器从事军火制造的工厂企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比较广阔的发展资本所需要的条件下，它不可能不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注]黄如桐从洋务军事工业的经费来源和雇工角度来考察其性质。他认为，洋务军事工业经济来源主要是海关洋税，海关洋税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用这种资金投入企业，也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原始资本积累的性质，同时这些军事工业的雇工，基本上已是自由的工资劳动者，他们的工资也基本上是劳动力的价值。因此是洋务军事工业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不过，这些军事工业还不是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生产，资金尚未转化为资本，劳动者并未受雇于资本，因此还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注]
关于洋务军事工业的作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如张国辉认为洋务派经营军事工业的主要目的不是“自强”“御侮”，而是对内镇压，提供镇压人民的武器。[※注]而孙文苑则认为，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主要是用来御侮，用洋务派自己的话说，即是“师夷”“制夷”“防侮”“御侮”。[※注]
除了洋务派军事工业，学界对于洋务派的民用企业也提出多种观点。汪熙具体讨论了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汪熙认为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有影响的大型民用企业，包括航运、电报、纺织、开矿和冶炼等，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官督商办”，这些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它们吸收商股并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但它们又不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因为它们的经营管理权并不掌握在商人股东手里，而是掌握在代表封建政权的官僚手里。“官督商办”就是要把资本主义植入封建主义的轨道或模式之中，加入企业的买办把“官督”理解为“官为维持”，想仰仗它突破一些经商发财的封建阻力，把“商办”当作真正可以一展身手的保证。因此官督商办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们是吸收商股并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企业；官督商办企业是清政府在封建主义的机体上植入它自己的一个对立物——资本主义性质的细胞。正因为如此，洋务企业又具有很浓厚的封建性。招商局与电报局，钦定每年须从盈余中报效20%，即使无盈余的亏损之年，也须动用折旧资金凑足报效给下至地方官上至朝廷的份额。按盈余提成报效的办法在通商银行、漠河金矿等企业一体照行。上海机器织布局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汉阳铁矿每出铁一吨抽银一两，电报局对官电实行免费，等等，原来是作为归还官方垫款的一种措施，但还清官款以后，仍然要永远报效。这些封建的勒索不能不说是构成官督商办企业的沉重负担，也是对它的一种摧残。因此官督商办企业不属于民族资本性质应当是很明显的。此外，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具有垄断性质，它们与外国资本联合垄断着各自的行业，阻碍民族资本的发展。不过，官督商办企业也是有贡献的，它毕竟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第一次大规模地移植到中国封建的躯体上，其资本主义性质的一面还是应该肯定的，它们提供的物质产品满足并适应过国家的需要，汉阳铁厂的产品为中国早期铁路的建设提供了铁轨和钢材，招商局的轮船和电报局的电信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在后勤和军电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注]
李时岳和胡滨认为，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无论是采取官办、官督商办还是官商合办的形式，都和军事工业有所不同，它们明显地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它们的产品大部分销售于市场，经营的目的主要是猎取利润，工人们是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工厂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中，还招集了一部分“商股”，有了私人的投资，其资本主义性质较官办的民用企业更为明显。虽然当时的所谓“商股”，大部分是和洋务派有密切联系的官僚、地主和买办的投资，但他们既然以“商”的身份出现，就不代表官方的利益，他们便是最早从官僚、地主、买办转化而来的资本家，构成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虽然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中夹杂着封建性，有的还带有垄断性。[※注]
丁日初和杜恂诚认为，洋务的官督商办企业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既不同于完全官办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又不同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从总体上看，清政府对于本国新式企业仍然是强调国家控制的。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和经营的目的不是勾结外国侵略者，相反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民族利益的。[※注]如果说，官督商办企业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那么它是不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呢？汪敬虞认为，把洋务派企业说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这是来自一种没有根据的简单类比的结论，不能为了强调洋务派企业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一脉相承，而把洋务派企业视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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