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三 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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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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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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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对于资产阶级的研究成历史学界乃至近代经济史学界的一个热点。1983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 1988年11月在南昌召开了第二次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同时，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相关的研讨会也非常多。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资本主义是紧密联系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同资本主义的形成相伴随，因此讨论资产阶级问题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必有之义。另一种观点并不否定资产阶级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但对资产阶级的评价仍持部分否定。正是在资产阶级的直接推动下，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日趋向近代化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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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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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 买办 资本主义 官僚 民族资产阶级 阶级 民族资本 国家资本 国家资本主义 买办资产阶级 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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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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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买办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1979年聂宝璋发表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该书系统地论述了19世纪买办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过程。1982年黄逸峰等发表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该书认为买办资本有五种形式，包括通过投资、附股或合营等形式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的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直接联系并受其控制的生产企业、商业、金融业等的资本，以及官僚买办资本等，所以该书所说的“买办”范畴特别大；汪敬虞从剖析著名买办唐廷枢入手，对近代早期的买办活动及买办与民族资本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严中平于1986年撰文论述了中国买办阶级发生的特点等，在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一书里也详尽论述了甲午战争前的买办活动、买办制度及买办资本积累等。这些研究都为我们厘清买办问题大有助益。
如上所述，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其二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官僚买办阶级，学界有着较大的分歧。主流观点认为官僚买办不断趋同。如刘大年认为“买办官僚化，官僚买办化”[※注]，吴承明也认为当时“官僚和买办合流，整个官僚阶层都已买办化”[※注]。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买办与官僚存在着分流。例如，汪熙认为买办在官督商办企业失败后成批地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买办和买办出身的资产阶级愿意看到中国政治有所变革，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和支持改良主义。[※注]这一观点，与官僚买办合流的意见有显著的区别。
对于买办是否成为一个阶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买办是一个阶级。例如，严中平是明确把买办定义为一个阶级的，他认为鸦片战争后首先产生了买办阶级，根据是当时已产生了依附于洋商的买办资本。[※注]杜恂诚明确把买办看作商业资本家，认为买办和非买办的新式商人一起，组成中国商业资本家，在鸦片战争后，首先出现的是资本主义商业和商业资本家，而中国资本主义商业的毛是附在外国产业资本的皮上的。聂宝璋认为，鸦片战争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买办通过附股外商企业，向华商企业扩张，将商品流通渠道买办化，并向行会组织和封建政权渗透，在19世纪40—70年代最终形成。[※注]二是认为买办是一个中介，不能成为一个阶级；例如，郝延平认为买办不仅是经济上必不可少的中介人，而且是中西文化有价值的引线人，以此逐步形成的以买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制度。[※注]黄如桐认为买办不能单独构成一个阶级，但却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或集团，他仍认为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大官僚和大买办结合而成为早期官僚资产阶级。[※注]三是对以上两种意见都不能满意，从而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丁日初认为买办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注]汪敬虞认为，在洋务运动时期，买办资本从外国资本的附庸向要求独立发展的方向转化，代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这是历史的进步。他强调进入洋务企业的买办与洋务派官僚并不能等同，一些买办在进入洋务企业后的处境也并不乐观。[※注]张国辉认为，洋务派集团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体，因此不能把整个集团简单地视同官僚资产阶级，洋务派集团的分化和一部分成员的转化在19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明显地存在着的，有一部分从他们经营近代企业的艰苦历程中逐步转向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为后者提供基础；[※注]类似的，马敏也认为，买办是具有双重身份和两种转化趋势的过渡性社会集团，[※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乔志强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分工角度主张买办是当时新的职业集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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