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二 金融政策与金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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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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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金融经济的发展，新史学的兴起以及西方新理念的引入，金融史研究渐趋活跃。近年来，金融史的研究突破以往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研究，将内容扩展到金融体系、金融组织、金融货币、金融运作及其监管等，并注意引入西方金融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金融包括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其载体是金融机构，主体为银行及钱庄等。因此，对于近代金融史的研究，本节将从金融史料的整理、金融政策与金融制度、货币的发行流通、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五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一梳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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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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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金融机构 金融 币制 国民政府 银行 史料 证券市场 金融中心 金融业 票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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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政策与金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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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飞等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金融通史》（全六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集合叶世昌、张国辉、杜恂诚、洪葭管、姜宏业、杨希天六位金融史专家，系统整理了从先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金融史，其中第二卷为鸦片战争后的清时期、第三卷为北洋政府时期、第四卷为国民政府时期、第五卷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时期，对近代流通领域的贸易和金融有一个全面的回顾和考察。徐进功、邱松庆、董长芝等则分别关注北洋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时期和抗战时期的金融体系，论述较为全面。[※注]这些研究，从政治史的分期出发，划分为主要的三个时期，并分析每一个时期的金融状况和特点。
货币政策是近代金融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晚清币制改革、民国废两改元与法币政策两个方面。
晚清货币政策研究的重点在于考量晚清政府在白银价格波动引发的“钱荒”的压力下，为扩大财政税收，促进货币流通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以及试图实行币制改革以挽救中央财政的过程。王宏斌认为，光绪时期迎来几十年的银价跌落，清政府为挽救银贱钱贵造成的金融危机所提出的改革币制的方案，多不失为缓解中国金融危机的积极方案。[※注]王业键则着重分析清代“银铜复本位”货币制度何以不能适应商业化及经济发展的需求，认为造成诸种货币杂然并陈的局面是清代官方的货币政策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结果。在该书中，他系统提出币制近代化的思路，全面地考察了从晚清币制改革至民国法币改革的转型过程。[※注]张宁则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晚清币制变革，认为晚清的货币制度延续了明中叶以来的格局，其特点是政府采取放任政策，任由市场力量推动货币制度的转型，清朝财政处在诱致性创新向强制性创新的转变期，但是由于国家转型中存在“路径依赖”效应，清代并未能完成这一转变。他认为：“政策失败的背后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艰难转型。”[※注]许弘考察了货币从嘉庆中期至咸丰初年的银贵钱贱如何动摇银两制度、迫使政府改革币制，并在1947年的法币改革中放弃了银圆本位，发行纸币，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注]
在民国币制改革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要有三次，即法币、金圆券、银圆券。而法币改革备受关注。柏禹邮、贺水金等梳理了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从准备到实施的过程。[※注]黄余送、裴平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南京国民政府在1932—1935年推行的货币制度改革，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系统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货币现代化运动。[※注]该时期对于法币改革的评判也从过去的全盘否定转而承认法币政策是一柄双刃剑，既有企图控制全国货币、聚敛资财的一面，又有推动当时经济发展、利于抗战时期金融调度的历史作用。[※注]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行的币制改革成为货币史研究的重点。[※注]郑会欣侧重于分析此次币制改革的动因，认为除了帝国主义直接操纵的结果之外，还需要注意到国民政府内部的作用。对于此次改革，国民政府早有企图，事先也听取过国内外不少经济学者的建议，并为币制改革的实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注]即使是在对帝国主义影响1935年币制改革这一点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一刀切的见解。吴景平认为，过去把币制改革视为英国同美国争夺中国货币控制权的产物的观点不甚确切，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的币制改革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美国对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持“不介入”的消极态度的结果；只是到了中国宣布币制改革之际，美国才一改单纯消极观望的立场，开始以从中国购买白银的方式，向中国提供用来稳定法币汇价的外汇储蓄，并企图阻止法币与英镑建立契约性、依附性联系。[※注]仇华飞进一步论证了从中国实施币制改革，到中美签订货币协定、金银交换协定之间，法币与美元发生的连锁关系，以说明币制改革后中国白银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注]
币制改革一旦政策不善，出现货币贬值甚至不能流通时，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趋于瘫痪，如张公权曾就此撰写了《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对南京政府的货币改革与通货膨胀进行反思。透过对通货膨胀的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化对货币改革和时政的认识。郑起东揭示北洋政府为获取财政收入而制造恶性通货膨胀，滥铸铜元、滥发公债等；李育安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批判国民政府滥发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从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二者从货币与通货膨胀的联系，考察政府衰败的必然性。[※注]冯宪龙则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看待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他指出在战争的环境下以通货膨胀来平衡收支，解决财政困境，其用意有可以被理解和容忍的一面，但同时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也留下了极其严重的恶性后果。[※注]李金铮通过考察金圆券发行的背景及币制改革出台和最终崩溃的过程，展示法币极度膨胀之后政府如何又在金圆券改革中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注]
金融制度建设的重点之一是中央银行制度。程霖著《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从近代银行业制度建设思想的角度对近代华资银行业的发展历程做了述评。程霖认为从清末（1884—1911）、北洋政府（1911—1927）到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社会各界对于中国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必要性、中央银行的产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职能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设想和建议，推动了中央银行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注]另一个重点是银行监管制度的建立。刘平著《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研究（1897—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近代中国的银行监管制度变迁进行了相对较完整的考察和分析，包括银行监管的法规依据、主体特征、客体构成、市场准入监管、业务持续监管、问题银行与市场退出的监管、发行监管、监管方式，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对银行的监管等内容。姚会元、易棉阳认为中国政府金融监管制度经历了“单一监管—双头监管—单一监管”的变迁过程；其变迁方式表现为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且二者之间为一种逆向交替关系。[※注]
杜恂诚的研究则从市场自身入手，将西方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引入金融史的研究，对我国近代金融制度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总结与归纳。他指出中国近代的金融分期，应以1927年为界，经历了自由市场型和垄断型两种金融制度模式，二者的基本功能特征很不相同，主要表现在政府作用的大小、有无中央银行制度等多个方面。杜氏还指出1927年之前，中国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一种平行关系，当时当地金融业基本不从属于财政，金融与经济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着，彼此的关系则由市场需求决定；但在政府垄断金融的条件下，金融成了政府任意操纵经济的杠杆，经济不再有独立性，完全仰赖于金融，而金融大权则操诸政府之手，金融市场自然的创造性也完全被扼杀。[※注]
除了整体把握，还有学者从具体的金融行业的变化窥见金融制度的演变，透过细化分析来深化整体的宏观把握和评价。银行制度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通过银行制度的考察，能够明晰近代金融体系的演变过程。透过中央银行制度孕育和演进的过程，李桂花指出，中国银行经历了从分立特许制向复合集中制转变，进而形成单一集中制，并认为这一事件应该发生在1939年，而不是以往公认的1928年。[※注]西方对中国金融制度建设的影响也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巫云仙对汇丰银行的个案考察，便揭示出外国银行在中国的设立对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革的作用：汇丰银行的成立和发展壮大突破了原有金融体制的约束，成为近代中国多元化金融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依赖洋行、钱庄和买办等中介组织与个人，建立了中外贸易间接融资体制；积极介入权益角逐，垄断近代中国的内外债金融市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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