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古已有之，作为学术概念的“社会治理”却是近些年才被频频使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等概念的学术定义和内涵认识呈现多样性，迄今尚未形成普遍认同和共识。迄今为止，使用“社会治理”概念的史学论著并不多见，然而历史上的社会治理确实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故本书对使用“社会治理”概念进行研究的论著，以及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但涉及社会治理问题的论著略作分析。本书有关社会群体，以及乡村与城市社会研究等专题均涉及社会治理问题，在此主要讨论使用“社会治理”概念进行研究的论著，以及与赌博、毒品、土匪等社会问题有关的社会治理方面论著。有关近代社会治理研究的评述文章已有多篇，[※注]本书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对从社会史视角对近代赌博、毒品、土匪等社会问题及其治理进行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

使用“社会治理”概念进行研究的论著主要有任吉东的《多元性与一体化：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治理》、张健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胡恒的《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杨银权的《清朝陕西地方社会治理视野下的士绅研究》等。

任吉东的《多元性与一体化：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治理》关注村内部的各级组织管理与制度的发展演变，通过对其脉络的梳理和功能的解读，反映出地方社会在自我运行过程中的职能，以及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该书力求从最基层、最普通的民众视角，如实反映在村民行为与言辞下所体现的大众心态与集体话语，明确乡村治理在村民内心的认知程度与自我定位，揭示作为国家延伸机构的地方组织对民众的影响。[※注]

张健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将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以乡村社会既存的三套权威系统，即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为分析框架，考察了中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近代社会乡村治理、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治理和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治理。[※注]

胡恒的《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围绕明清之际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转型这一核心问题，由清代州县佐杂官的分辖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县辖政区为切入点，以顺天府、广东、四川南部县、江南、福建、甘肃、新疆等区域为个案，探讨了清代县辖政区的渊源、类型、空间分布及其与基层行政、法律实践、市镇管理、钱粮征收、州县置废、地区开发的复杂关系，力图从中国本土行政实践中寻找到清末以来县以下区划的历史渊源，对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皇权不下县”等相关理论假说也予以反思。[※注]

杨银权的《清朝陕西地方社会治理视野下的士绅研究》指出，从士绅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方式来看，官绅合作是主要形式。许多士绅正是在地方官员的委托下参与了地方社会大型公共工程，如桥梁水利、书院学校、庙宇城池的兴建等。[※注]

近代的毒品问题及其治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中国近代史上的毒品尤其是鸦片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晚清时期，一些有识之士著书检讨清政府鸦片战争失败之教训，兼论战前禁烟及战后鸦片弛禁状况。较早的有关中国鸦片问题的著述，是1896年刊印的李圭《鸦片事略》。民国时期，毒品作为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民国时期有关中国烟毒问题的著述主要有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以及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中国烟禁问题》《毒品问题》等。[※注]《中国鸦片问题》讨论了鸦片溯源、流毒、产额、贸易等问题。《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分5个时段讨论禁烟法令变迁：1729—1830年为初期禁烟时代；1830—1858年为严厉禁烟时代；1858—1906年为弛禁时代；1906—1926年为复兴时代；国民政府时代。该书主要记述禁烟法令发生的原因及推行结果，包括鸦片的种植、售吸和贩运，关于鸦片的社会舆论，拒毒运动，禁烟法令的执行、影响，等等。《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的分析框架为后来的研究者所继承，之后的论著时间段多后延，具体的时间段划分也略有分殊，内容更为丰富。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对毒品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多，学界纷纷推出毒品史方面的论著。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的有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的《鸦片与近代中国》，蒋秋明、朱庆葆的《中国禁毒历程》，王宏斌的《禁毒史鉴》，马模贞等编著的《中国百年禁毒历程》，苏智良的《中国毒品史》，傅建成的《百年瘟疫：烟毒问题与中国社会》，齐磊、胡金野的《中国禁毒史》，邵雍的《中国近代贩毒史》，王金香的《中国禁毒史》等论著。[※注]这些论著对鸦片问题的由来，洋鸦片的合法化及猖獗，国内自种罂粟的兴起与发展，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与成效，毒贩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演变、他们的社会网络以及经营之道，军阀割据与鸦片泛滥，国民政府时期的毒品泛滥与禁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禁毒运动，上海万国禁烟会等问题的研究均有所深入。近代中国的毒品问题不仅是外交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一些论著从社会史的视角考察毒品问题的由来及治理。如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的《鸦片与近代中国》从社会史角度对近代中国的鸦片问题进行了分析考察，阐明了鸦片泛滥的原因及危害，剖析了鸦片与民众生活，鸦片对近代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影响，揭示了鸦片问题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

有关各地毒品史的论著有秦和平的《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和《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肖红松的《近代河北烟毒与治理研究》，苏智良等的《上海禁毒史》，尚季芳的《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等。[※注]这些著作已经涉及云南、四川、甘肃、上海等区域。

中共治理毒品工作涉及中共政权与乡村社会互动。齐霁的《中国共产党禁毒史》在上篇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禁毒活动，对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禁毒斗争、成就及经验进行了梳理与归纳。[※注]肖红松的《中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研究：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以1937—1949年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治理烟毒活动为考察对象，分析了该地区烟毒基本形态、社会根源以及中共治理烟毒的理念、举措、效果；继而透过治理烟毒活动讨论中共革命政权与乡村社会如何互动。作者指出中共烟毒治理政策与具体实践之间既有一致也有差异的史实，梳理中共受诸多因素制约而不断调整政策、不断克服障碍走向胜利的过程，揭示中共革命政权与农民大众的关系是一个排斥、融合的多重互动过程。[※注]这些著作以及一些论文认为陕甘宁边区、川陕苏区，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设置了较为完备的禁烟机构，颁布了禁止种植鸦片、贩运、吸食毒品的法规法令，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宣传动员，在禁毒实践中发动群众，严格奖惩，赋予群众查毒禁毒之权，把禁毒斗争变成广泛的群众运动，这些禁烟禁毒活动取得了显著效果。

有数本专著对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展开研究，如日本江口圭一的《日中鸦片战争》，韩国朴檀的《中日战争与鸦片（1937—1945）——以内蒙古地区为中心》，李恩涵的《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吕永华的《伪满时期的东北烟毒》，王宏斌的《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曹大臣、朱庆葆的《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等。[※注]这些著作论述了日本在中国各地实行毒品专卖制度、大肆进行毒品生产和销售、诱使民众吸食毒品的罪恶史；也揭露了日本为维持其殖民地和占领地，经由鸦片政策的实施，利用鸦片收入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

毒品史资料整理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主要有上海市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万国禁烟会》，马模贞主编的《中国禁毒史资料》，苏智良、赵长青主编的《禁毒全书》，史志诚主编的《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等。[※注]这些资料依托各级档案馆藏禁烟禁毒档案，包括禁毒机构、政策法规、禁毒工作、典型案例、报刊言论，以及国外禁毒立法、国际禁毒等资料。

总之，现有的毒品史论著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鸦片烟祸，毒品与军阀，毒品与政府税收研究，毒品与农村经济研究，日本毒化中国问题，历届政府禁毒政策、禁毒运动及经验教训等方面。从阐释政策、论述史实、总结经验等宏观研究逐步趋向微观研究，从单纯政治视角拓展到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多视角探究。

近代中国乡村危机持续发展，民族危机也日益尖锐，各地匪患大炽，引起了中外人士对土匪问题的关注和初步探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了一些有关土匪的论著。如何西亚编的《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日本学者长野郎的《土匪·军队·红枪会》等。[※注]这个时期的土匪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土匪概念的界定、土匪的分类、土匪产生的根源、土匪的组织结构、土匪的生活状况、土匪枪械的来源、土匪的隐语、土匪的分布等。

20世纪80年代土匪史研究取得一系列新成果，如吴惠芳的《民初直鲁豫盗匪之研究（1912—1928）》、赵清的《袍哥与土匪》、英国学者贝思飞（Billingsley，Phil）的《民国时期的土匪》、蔡少卿主编的《民国时期的土匪》、彭先国的《民国湖南土匪史探》、邵雍的《民国绿林史》、何文平的《变乱中的地方权势：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袁文伟的《反叛与复仇：民国时期的西北土匪问题》等。[※注]

英国学者贝思飞所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勾勒了民国时期中国土匪的概貌、性质、特征，匪帮内部的结构、组织层次、生活方式、行动准则，土匪与地方政权、军阀、农民、革命党派、革命者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他指出，土匪群体分成单纯的匪帮、综合的匪帮、匪军三种基本类型；匪患问题是民国时期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综合表现，土匪活动的发生与发展和民国时期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长期失业的农村劳动力是土匪的基本来源；土匪加入匪帮在心理上有满足感，土匪的严重暴力行动是心态失衡后的生理宣泄的结果。

蔡少卿主编的《民国时期的土匪》讨论了土匪的定义、种类、来源、内部组织，土匪与秘密社会、军队的关系，土匪与革命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分别探讨了各地的土匪，如东北马贼，苏鲁豫皖地区的土匪，湘鄂赣地区的土匪，云贵川地区的土匪与袍哥，闽浙两广地区的土匪与海盗，太湖运河地区的土匪与盐枭，西北地区的土匪。邵雍所著《中国近代绿林史》按时间顺序将近代绿林的历史分为几个阶段：19世纪下半叶为中国近代绿林的发轫期，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膨胀期，北洋军阀时期为盛行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衰落期，抗战时期为分化期，民国末年是衰亡时期。该书对每个时期不同地域的土匪进行了介绍，讨论了国民政府对绿林的利用、围剿，中共对绿林的政策等问题。

蔡少卿主编的《民国时期的土匪》和邵雍所著《中国近代绿林史》等宏观性论著已经涉及不同地域的土匪，还有一些论著专门讨论某地的土匪，推动各地区的土匪研究不断深入。吴惠芳的《民初直鲁豫盗匪之研究》对直鲁豫盗匪的时代背景、种类、巢窟分布、盗匪的组织规律与隐语、盗匪的武器、战术和习性、盗匪的祸害与影响都做了积极的探索。赵清的《袍哥与土匪》专门探讨了四川袍哥的起源，开山立堂及其纪律、活动联络方式，袍哥的发展与军队土匪的关系等问题。彭先国的《民国湖南土匪史探》分析了湖南土匪的内部系统、反社会行为、民国政府对土匪的围剿、中共根除匪患等。何文平的《变乱中的地方权势：清末民初广东的盗匪问题与社会秩序》，在重建清末民初广东盗匪问题史实的基础上发现，广东盗匪在规模上并非全国之最，其对社会的破坏也不是最严重的。广东盗匪问题既有全国盗匪问题的共有特点，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同样对清末民初广东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袁文伟的《反叛与复仇：民国时期的西北土匪问题》分析了导致西北土匪滋生的乡村危机、政治危机以及文化危机，讨论了西北土匪的类别、发展阶段、分布概况，土匪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土匪与民主革命的关系，探讨了对土匪的治理。莫代山的《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与社会控制》以酉水三村调查为基础分析了民国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匪活动类型、产生的原因、政府与乡村社会对其采取的控制、土匪的反控制和土匪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一些论文探讨了各地的土匪，东北、华北、西南、西北、华南、华东、华中等地区均有所涉及。

土匪研究的主题包括土匪的界定、兴起原因、成员、结构，土匪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土匪与军阀、军队的关系，土匪与革命的关系等。

学界对土匪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1969年，英国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出版了《匪徒：秩序化生活的异类》，书中提出了“社会土匪”的概念。[※注]贝思飞认为，真正的土匪是越出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不反对制度的人。[※注]吴慧芳对霍布斯鲍姆提出的“社会土匪”思想提出质疑。他通过对“临城劫车案”的分析，提出盗匪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以一套架构作通盘的解释，特别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注]蔡少卿指出：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索为生的人。[※注]

土匪有不同的类型。贝思飞将土匪分为临时性土匪和职业性土匪两种。[※注]蔡少卿提出，应该按照土匪活动的地域特点、性质及土匪的组合方式、活动规模、持久能力等不同的标准对土匪进行分类。如按地域分，土匪分成山匪、平原的马贼及响马、边界土匪、海盗和湖匪；按性质，则土匪有侠盗、兵匪、会匪、教匪等区别；按照组合方式、活动规模、持久能力等因素来划分，则可将土匪分成暂时性的匪帮、半永久性的匪帮和土匪军队三种类型。[※注]

一些论著讨论了土匪的组织结构。学界多认为，土匪的基本成员来源于流离失所的无业游民、溃散的士兵及在社会变迁中缺乏谋生技能的人。关于土匪的首领，贝思飞根据其成就和能力分为“地痞”“恶霸”“阴谋家”“政客”等几种类型。蔡少卿认为，民国时期的土匪头目，往往不是生活所迫，而是政治、道德和个人气质的原因，他们之中固然有一部分是来自农村下层社会，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上层阶级和一些边际的团体。他根据匪首来历和从事盗匪活动的特点，将其分成侠盗型、复仇型、升官发财型、兵痞型、惯匪型和恶霸型等。贝思飞和蔡少卿都根据人数多寡将土匪团伙分成三种组织形式：小股土匪、大股土匪和土匪军队。组织形式从简单到复杂直至仿照军队组织形式。小股土匪一般由一两个头领在地方上拉起杆子，聚集数十人，通过结拜结成匪帮，在小范围内活动，其结构简单，只有一个头目，以下皆为弟兄。大股土匪一般由数个或数十个小股土匪联合组成，共推势力较大的一股匪首为大头领，称为大爷，以下头目依次为二爷、三爷、四爷等。这类土匪人数少则数百，多则成千甚至上万，活动范围也较大。土匪军队则是指军队化的土匪和土匪化的军队，其内部组织按军队编制而成，设军、师、旅、团、营、连、排等。蔡少卿还指出，在土匪内部，土匪一般以人、枪入股，按股分脏。

不少论著探讨了土匪出现的原因。何西亚的《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认为盗匪产生的根源有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注]一般原因包括内乱之影响、经济之破产、天灾之流行与贫富之悬殊。特殊的原因有招抚之诱惑、绑票之恶例、生活奢华之流弊、小说戏剧之恶化、传统的侠义观，以及因怨愤与报复而入盗者。该书归纳了土匪产生的大部分原因，不过一些论证太简略。之后的论著补充了另外一些因素，对何西亚所提及的各点也有更为具体的说明。如刘平指出，外国商品的侵略、阶级关系的恶化、苛捐杂税的剥削、各级政府及军阀豪绅的敲诈、连年兵焚的摧残、剩余人口的急剧增加等，都是产生土匪的不可忽视重要因素，然而，就太湖地区而言，地理环境与经济背景、太湖枪匪与淮军流入、辛亥时期的社会动乱这三个因素更重要。[※注]谭属春认为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是近代中国匪患日趋严重的根本原因，中国落后的自然经济，近代中国道德的沦丧，武侠之风的盛行及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宗族冲突，对近代中国匪患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注]众多论著提出了土匪出现的原因，可谓五花八门，然而这些因素与土匪出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二者联系到底有多紧密，这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

学界探讨了土匪与袍哥、帮会、神兵、红枪会等社会组织的关系及区别。

赵清的《袍哥与土匪》专列有一章讲述土匪与袍哥的关系。刘平从社会背景、宗旨、成分、组织结构、活动内容、宗教信仰、秘密仪式、誓词戒律、历史作用等方面探讨了会党与土匪的共性和差异，并认为近代会党与土匪的关系经历了天地会、哥老会、土匪三个时期。会党和土匪都是穷苦人特别是游民无产者的聚合体，但两者的宗旨和成分还是有差别的。会党的组织结构比较完备、稳定，匪股则比较原始、松散；会党的宗教信仰、秘密仪式、誓词戒律、隐语暗号相应完备，土匪在这方面则简单得多。会党的活动内容十分广泛，政府视为不法的事情都与他们有关，土匪活动则比较单纯。会党有革命的进步性，但也有破坏性和政治盲目性；土匪也兼有会党的双重作用，但一味注意打家劫舍，力量比较单薄，只有在革命运动高潮到来时才纷纷卷入。[※注]彭先国指出，湘西土匪是帮会化的土匪，抗日战争前，是哥老会的匪化时期，此后，土匪内部青帮、红帮合流是它的基本特点。土匪中有帮会，这在湘西土匪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湘西的帮并不等于土匪，也不是所有的土匪都有帮会组织。土匪内部缺少制约，在对外抢劫上没有顾忌，而不像帮会有戒律约束。土匪的行为已经把自己与社会对立起来，而不像帮会有既定的政治目标或社会目标。[※注]

学界多注意到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兵匪之间的相互转化。

何西亚的《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指出，战争中败者的溃兵散卒成群结队滋扰乡里，摇身一变，成为土匪。战胜者在结束战事后，额外之兵势必裁汰，一些懈惰成性的退伍游勇，久不惯自食其力之生活，往往流为盗寇。贝思飞所著《民国时期的土匪》认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是土匪滋生最好的温床，军阀混战和政权分裂又使得兵匪之间的互相转换成为一种必然，土匪成了军阀之间政治平衡的关键因素。蔡少卿、杜景珍指出，军阀军队与土匪之间的关系不但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共存共荣”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兵可以转而为匪，匪也可以升格为“官军”。兵匪把中国的盗匪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程度。[※注]张欣认为军阀时期割据混战所造成的经济衰败，使破产农民和游民成为军队的主要兵源。在中央政治权威衰败的情况下，各派军阀大量地收编溃兵和土匪，从而造成军纪败坏，士兵逐渐匪化。军官与士兵的素质明显呈劣化趋势，缺乏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从而导致军队军纪废弛，背离了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职能，导致其本身就成为社会的动乱之源。[※注]

关于土匪与政治、革命的关系，一部分人认为，土匪的活动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土匪活动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但它有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贝思飞的《民国时期的土匪》指出，土匪可能成为革命者的不可靠的合作者，革命者对待土匪的态度与昔日争权夺利者对土匪的态度没有什么区别。蔡少卿的《民国时期的土匪》将土匪与革命的关系放在不同时期论述。资产阶级革命者以一定的物质、地位的诱惑吸引土匪参加革命，仅仅是一种利用。中国共产党则把自己的革命宗旨、组织原则运用到土匪的改造上，使之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对于与人民为敌的土匪则坚决消灭。谢晓鹏对比分析了北洋军阀、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对匪祸治理的不同背景和措施，突出强调人民政府在治理匪祸的过程中，注意教育和引导土匪群众，争取使之成为一支有力的革命力量。[※注]

一些学者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统治区内的土匪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和政策，以强调党的治匪政策的先进性和合理性。李妍指出，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剿匪斗争的三个阶段，剿匪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开展政治动员、提高部队剿匪积极性武装群众、形成人民剿匪运动，以及采取不同的剿匪策略等正确措施是分不开的。[※注]梁家贵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山东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积极、稳妥、灵活的政策，经历了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和轻视争取土匪武装参加抗日的思想认识的斗争，对于积极反共的土匪武装，则坚决给予打击和消灭，成功地解决了会党和土匪两大社会问题。[※注]周蒋浒介绍了全民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土匪策略的背景，以及合作、剿灭、争取中立三种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策略，认为由于中共对土匪采取了灵活的对策，从而分化了土匪力量，壮大了抗日力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顺利发展。

学界也出版了一些关于土匪的资料，如“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的《近代中国土匪实录》，[※注]徐有威与英国学者贝思飞编的《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注]以及各类《剿匪斗争》等。

近代赌博史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主要有郭双林、肖梅花的《中华赌博史》，戈春源的《中国近代赌博史》，涂文学的《赌博的历史》等。[※注]郭双林、肖梅花的《中华赌博史》时间段涵盖古今，近代部分的内容约占全书篇幅的一半。该书介绍了近代各类赌博方式，分析了不同时期的禁赌法令，以及不同地域、不同主体进行的禁赌行动。戈春源的《中国近代赌博史》重点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至20世纪中期赌项与赌场的嬗变、赌博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赌博的罪恶与历来禁赌的法律措施，作了概述。涂文学的《赌博的历史》梳理了中国赌博的历史流变；中国传统赌博及其文化意蕴；赌博骗术；西方赌技东传及中西方赌博之比较，揭示了赌博对政治、士林风气，社会时尚等方面的影响。

鸦片烟、盗匪、赌博等问题是近代中国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国家、各种社会组织和群体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做出了贡献，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未来，社会史学界对各类社会问题的治理展开研究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