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吃饭是人们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无论何人都不可一日无之。但衣食的内容、形式却依不同的环境和条件而有所不同，并形成一定的文化形式。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的服饰饮食文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以往衣食生活被认为与社会变动关系不大，很少进入史家研究范围。近十余年来，随着社会史、生活史研究的深入，近代衣食生活才开始被作为与社会变动相关互动的一个领域而日益受到关注，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对于近代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有一些综合考察，如有对近代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西俗化现象及其规律有相关探讨[※注]，还有对政治变革时期日常生活变动的考察，如颜浩《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一书，透过民国初期文学的纪实性描述，细腻展现“民国元年”这个历史切片中的民间日常生活——男女、衣着、娱乐等，从文学叙述构建的空间中探寻时人对改朝换制的困惑，乱世飘零的艰辛，新旧道德的碰撞，岁月沧桑的感慨，以文字叙述的历史细节，贴近变革时代日常生活的“现场”。[※注]对近代衣食生活的更多研究体现为专题研究成果。

（一）服饰变迁

1.服饰生活与文化

服饰不仅用来遮体御寒，还有外在装饰功能，具有较强的社会文化意义，因而受到关注较多。以往较多从移风易俗的风俗史角度进行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饰变迁与近代社会变动的互动关系受到较多关注，还出现从社会文化史角度研究近代服饰变迁的新趋向，一些学者注重探讨近代服饰变迁的社会文化意涵。

李长莉认为，通商以后城镇市民穿用洋布日渐普及，带来了新的社会文化含义：洋布与土布成为城里人与乡下人衣着外观上的一般标志性区别；洋布的普及使传统服制的上下等级色彩减弱；市民的衣着消费方式更加市场化和大众化，并与近代工业制品市场相连接；市民的衣着时尚性和流行化增强。这些由洋布流行引起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都与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趋向相联系，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变迁在人们日常生活上的反映。[※注]余红认为，清末民初服饰变迁主要表现为男子剪辫、女子放足，以及服装从中、西装混杂到中西结合的新式服装的出现，民众对服饰的追求上出现了求简、求新、融合变通的价值趋向。服饰变化对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民众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启蒙，同时也对新的生活方式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服饰变迁表面上改变的是人们的外在服饰，实际上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民众文化心理的改变和自我调适。[※注]王彤旭通过对1906—1912年《申报》中剪辫易服信息的调查，对其剪辫易服舆论宣传的内容、特点、技巧、因由进行了详细的评述与梳理，探究《申报》作为大众商业报纸，对于剪辫易服的舆论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注]还有相关研究对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社会剧烈变动引起服饰变革作了分析。[※注]

将近代服饰变迁还原到生活领域进行考察，也是近年出现的新趋向，表现为一些区域服饰文化变迁的研究成果。亓延对1861—1949年山东民众服饰变化作了考察，从日常服饰形态、礼仪服饰习俗、历史演变特点、地理分布特征、齐鲁文化体现等方面，分析了近代山东服饰变迁的地域特征，探讨了社会因素变迁对近代山东服饰发展的影响。该书指出，作为孔孟家乡的山东，传统儒家礼教文化一直深刻影响和制约着山东人的生活方式、服饰穿着与搭配。近代山东人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鲁东半岛沿海地区具有典型的中西服饰文化交流的特征，传统服饰体系也出现了中西服饰杂糅的现象，其服饰文化定型为一种区域服饰文化体系。近代山东服饰变迁的整个过程，都带有山东人心理、品性的深刻烙印。[※注]

还有对华北农村近代服饰变化的考察，认为出现了工业纺织品取代手工纺织品的现象，各种新颖的服饰款式不断出现，种类日渐增多，但这种变化是缓慢而又不平衡的。[※注]还有对特定城市服饰变迁的考察。如谢金伶研究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服饰变化，认为当时的变化呈现出服饰表现形式上的新旧杂陈、中西并存性，人们对服装选择上的从众性和盲目性，同时带有浓厚的保守性。论文指出北京服饰变化过程，或者由当时政府强令推动，或者受上海潮流的带动，大量传统成分的存在导致在服饰上含有消极因素和惰性色彩，缺乏自主更新的内在动力。[※注]

还有研究者梳理了民国男性服饰的发展脉络，论述中、西式男装变革动向和推动因素，归纳民国男性服饰的形态特征与物象意蕴，并剖析其与女性服饰在形态意蕴上的差异。该论文挖掘民国男性服饰的深层文化，探索男性服饰与时代思想、社会生活、权力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注]

2.女子服饰

由于性别文化的影响，女子服饰比男性服饰更加多样多变，特别是近代女性身份、角色、地位等变化剧烈，也反映在女子服饰变化明显，因而受到研究者关注，出现较多研究成果。

有些关于近代女性服饰变迁的综合研究，如吕美颐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女子服饰式样逐渐发生变化，清末出现崇尚男装、青睐西式服装的趋向，民国初年服饰呈现出多样性特点，经过改良的旗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为流行。近代女子服饰变迁的总趋向是追求适体与方便，并与社会近代化的潮流相适应。[※注]罗苏文对清末民初政治转换之际女性妆饰出现明显且快速变迁作了探讨。[※注]金炳亮分析了民国时期女子服饰的改革问题。他指出，民国初期政府所实施的服饰改革仅限于男性，引起了女权领袖的不满，她们也提出了更新女子服饰、简化女子装饰的问题。女权领袖所热衷的是服饰的随意性、多样性和奇异性。从总体来看，民初女子服饰的变革既具开创性，又有很大的盲目性。[※注]

城市女性领风气之先，是社会身份、角色变化最早最明显的群体，也是服饰变化领先的群体，城市女性——特别是引领全国风尚的上海城市女性服饰变迁吸引了较多关注。张敏指出，上海开埠后成为向世界开放的通商大邑，太平军战争后五方移民杂居，服饰习俗受社会变动影响，外观与内涵都发生程度不等的变化，越到后来，变化越快，可由习尚的变化观察近代服饰中心转移、社会某些制度和观念的变迁。[※注]初艳萍指出，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上海出现改良旗袍并流行，迎合了当时社会的变迁和妇女身份的重塑，上海妇女的职业道路、消费心态和家庭婚姻生活，反映在改良旗袍上，是近代上海社会妇女矛盾身份的写照。同时改良旗袍在上海社会的变化受到了政府力量的控制和社会舆论的关注。民国年间以改良旗袍为代表的上海服饰能够引领全国的时尚潮流，与上海文化的外向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注]樊洁指出，清末民初，上海名妓巧妙地将传统意趣和西方流行元素混融于一体，以趋洋炫异的消费品位，中西合璧的室内陈设，靓丽新奇的妆容和衣饰，创造出一种具有新活力的时尚文化。由名妓带动的时尚妆饰，逐渐变为一种流行于女界的装扮风格而为公众所接受，其别具一格的风范为传统女性提供了具有突破性意味的妆饰和行动模式，并为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开启了新的空间，兼具时尚之外的历史意义。[※注]鞠萍认为，1927—1937年，在西俗东渐的影响、商业活动的诱导、政府的有限推动、“摩登”女性的示范以及社会舆论的引导等社会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人们逐渐形成新的审美观。健康自然、时尚性感、简约美观等成为人们审视都市女性美的新的标准。上海女性的美容妆饰在新的审美观的指引下出现变化，呈现出多元性、时尚性、创新性、盲目性和差异性等特点。[※注]还有对近代上海与北京女性服饰变迁的比较研究。[※注]

关于近代服饰变迁研究，虽然从以往风俗史到近年生活史和社会文化转向，研究走向深入，但总体来看还处于数量有限且比较笼统、分散状态，有待于更系统、深入研究。

（二）西餐传入与饮食文化

西方饮食文化传入及传播，是近代饮食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些研究者对这一现象作了考察，并注重探讨其与近代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以及其带有中西文明和生活方式交汇的内涵。

尉麒珺认为，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消费崇洋之风从通商城市兴起，西餐馆也开始出现，并逐渐向其他城市蔓延开来。作者以“筷子”和“刀叉”分别作为中西“饮食文明”的重要符号，对中西方各自眼中的对方形象与自身文化心理的变化进行深刻剖析。西食东渐之后，中国饮食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注]蒋建国通过对《申报》《游戏报》《国闻报》《大公报》等报刊刊登的西餐馆广告进行梳理，考察了西餐消费的地域传播和社会化进程，西餐消费从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转向。该文指出，各种西餐广告对消费地理、消费形式、消费空间和服务等方面的介绍，不仅推动了西餐消费文化的传播，也为我们认识晚清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西餐消费文化的变迁提供了历史见证。[※注]

上海是西方饮食文化传播最为突出的城市，因而受到研究者关注。邹振环认为，近代西餐引入上海，与之同时输入的还有西餐礼仪，是中国人了解西方人日常生活行为方式的重要环节，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化的重要构成。西餐像一扇直观的西洋异质文化的窗口，立体地显现了西方的物质与精神的综合形象，成为上海人理解西化的物质元素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西方的礼仪、西方的精神元素巧妙的体验载体。西方餐饮食俗的引进，以及与中餐的交融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租界生活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成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空间拓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注]唐艳香、禇晓琦《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一书，在对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的研究著作中，考察了近代上海的中西各类餐馆饭店，与上海城市社会发展、城市空间拓展、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生活的关系。该书指出饭店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具有多种功能，是饮食空间、社会活动空间、娱乐空间，也是展示上海社会风情口味的窗口。该书还考察了菜场与市民生活关系，菜场不仅作为市民生活消费活动场所，也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汇集着各种社会矛盾，菜场里发生的人和事，展示着近代上海城市居民丰富的日常生活，折射出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的变化。[※注]

关于近代饮食生活研究，由于其涵盖内容所限，研究成果不多，有待于从饮食生活与社会文化联系中深入探索其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意义。

（三）住居

住居生活虽然也是人们必需的日常生活条件，是反映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但由于人们的居住相对稳定，与社会变动关系不紧密，因此关于近代住居生活的研究一般只是作为生活状况研究的附属内容，专题研究成果不多。相对研究较多的是居住生活变动较明显的上海。如张生《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一书，考察了近代上海贯穿近百年的住房紧张而形成的房荒现象，梳理了自租界华洋杂居而产生房荒及至后来历次社会动荡、战乱等造成房荒问题的轨迹，集中对20世纪20—40年代房荒中的官方应对、房荒问题与上海各阶层人的居住选择、历次房客减租运动作了研究，揭示了近代上海房荒问题所折射的中国人居住习惯与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内在矛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