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综述近代社会风俗变迁以及政治与风俗变迁等专题外，学界还考察了相关的服饰、丧葬习俗变迁等专题。

（一）服饰习俗

在近代社会风俗的变迁中，服饰的西化尤为引人注目。女子服饰的变革亦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吕美颐在《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一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女子服饰式样逐渐发生变化。清末出现崇尚男装、青睐西式服装的趋向。民国初年呈现出多样性特点，经过改良的旗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为流行。近代女子服饰变迁的总趋向是追求适体与方便，并与社会近代化的潮流相适应。[※注]金炳亮分析了民国时期女子服饰的改革问题。他指出，民国初期政府所实施的服饰改革仅限于男性，引起了女权领袖的不满，她们也提出了更新女子服饰、简化女子装饰的问题。女权领袖所热衷的是服饰的随意性、多样性和奇异性。从总体来看，民初女子服饰的变革既具开创性，又有很大的盲目性。[※注]

近代一些少数民族的民俗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方素梅撰文考察了清及民国壮族婚丧礼仪等风俗的演变。该文认为，近代壮族社会风俗变迁的原因在于壮族地区和全国政治局势的影响、壮族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和汉文化影响的加强。此外，该文还指出，清及民国壮族社会风俗的变迁固然有助于壮族人民解放思想，提高文化水准，促进了壮族与中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但也减弱了壮族自身的文化特色，使原本存在的壮族内部的差别更加扩大，影响了壮族社会的整体发展。[※注]

张敏撰文论述了晚清上海服饰风尚的变革。[※注]该文认为，从追求高档和标新立异到破除服饰等级限制、废缠足、易服色，上海服饰习俗的变更始终应和着社会变迁的节奏，折射着变迁的不同侧面。从服饰急剧变化中反映出清末上海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正迅速倾向于学习西方、变革社会。这种心理的变动进而为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和移风易俗社会运动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李跃乾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的服饰改革问题。他认为，此时期人们在选择衣式、发型时，不再视身份贵贱，而以简便实用或美观新奇为尚，这是中华服饰从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开始。[※注]秦永洲也从现代化（近代化）的角度撰文论述了近代山东的服饰变迁。他认为，近代山东服饰的变迁是政治变革、西俗东渐和文明开化的产物，是近代化的一种重要方面，主要表现为：以新潮服饰为先导的多元化服饰结构的形成；服饰上华夷大防的消失；服饰新潮的领导者由个体名人、妓女转变为具有高层文化素养的学界群体。近代山东服饰的变迁带有显著的传统文化情结与政治象征意义，在变化的深度与广度上都比较有限，这体现了山东人重礼义名节、自尊自信、保守内效的个性。[※注]

丁万明撰文考察了清末10年的服制变革与民国前20年的礼俗变迁以及二者的关系，指出这一时期的服制与礼俗变迁具有“过”与“不及”两个极端特点；化礼为俗不仅需要政治意识的进步，更需要价值观念的更新。该文具体分析了民国初期的衣冠服制变革的特点：第一，废除了传统服饰的等级制；第二，中西服式混合杂糅，新旧并行于世；第三，与民国初期公布的服制相比，1929年公布的服制条例无疑更适合中国国情，考虑更周详。作者认为，民国初期的服制变革蕴含着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使传统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文化秩序进一步被消解，并朝着近代化的方向演变和重新构建。[※注]郑永福、吕美颐认为，这一时期的女性服饰以中西交融、满汉交融为特色，充分展示了人性化、个性化和近代化的时代特征。影响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化的因素如下：君主专制制度的崩溃，社会制度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时装表演与选美活动的开展，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以及近代服装服饰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注]

（二）丧葬习俗

2006年以来，学界侧重于讨论近代地方社会的丧葬习俗。邓红、陈善本认为，民国时期皖北农村丧葬礼俗有自己的特征，其所表现的愚昧性、腐朽性和落后性仍是在移风易俗中提倡科学、更新观念的根本障碍，其中的陋俗也是移风易俗所要革除的主要对象。[※注]刘荣军、袁胜昔分析了民国时期湖南丧葬礼俗的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变化：一方面，戴黑纱、登讣告、设吊唁处、开追悼会、送花圈等仪式与礼节体现出现代丧葬意识；另一方面，火葬、设立公墓已经适应近代社会流动和城市化管理的丧葬理念。但与沿海相比，民国时期湖南的丧葬礼俗近代化的步伐还是迈得比较缓慢，更多地表现在对旧式丧礼的改良上。[※注]此外，李春雷分析了民国时期山东地区的宗教信仰与丧葬习俗变迁的关系。[※注]

严昌洪撰文讨论了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该文认为，中国传统丧葬礼俗崇尚厚葬，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性与迷信色彩。民国历届政府和民间团体对丧葬礼俗的改革作了一定的努力，其突出之点是借用了西方的追悼会形式，在国丧中吸收了西方丧礼中臂缠黑纱和下半旗的致哀方式。同时，政府通过取缔停柩、设立公墓等举措，积极革除多传统丧葬礼俗中的严重弊端。尽管这些举措未能完全奏效，但其中一些办法、规则、公约等在各地丧葬礼俗中却部分地得以实施并固定下来，沿袭至今。[※注]王青考察了从民国成立到全面抗战前的山东丧葬习俗的变化。其认为变化的动因在于革命运动的推进、经济发展的驱动以及文化教育的作用。此变化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社会进步，在远远落后于一些发达省份的丧葬习俗改革的幅度。[※注]李彬彬注意到，上海租界公墓制度的引入为华界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范式，也引起了民众丧葬观念的发生变化，他们开始认同并仿效西式公墓制。[※注]

沈宏格注意到，民国时期的丧葬礼俗变革不只是表现形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动摇了丧葬礼俗的伦理精神，即由原来维护“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过渡到体现民主科学精神。他还认为，这种丧葬礼俗的变化是一种制度革命，还是一种身体革命，体现了民主科学文化理念和民主共和政治观念的传播。[※注]

（三）历法节日文化更新

近年来，近代节日文化研究出现热点。由于清末民初政治鼎革，由帝制变为共和，政治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国家礼制也随之大变，革故鼎新，旧礼制多废除，而新礼制肇建，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新设的节日庆典，作为新政权及新体制的文化象征和符号。伴随着近年来“文化建构”理论在史学研究中产生影响，一些研究者或从国家礼制演变角度，或从新政权的文化建构角度，对民国以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及中共政权等相继设立的一些新节日庆典展开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制定历法是国家礼制的重要内容，历来受到各朝当权者的重视，视为统治天下、控制万民生活的象征。民国建制后，也把历法改革作为新政权的一项重要举措，一些学者对民国初期的历法改革及社会影响作了研究。朱文哲撰文讨论了近代中国纪年中的“耶稣”与“公元”纪年的变迁。该文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重审“废止旧历，普用国历”，消解“耶稣纪年”的宗教色彩和“西方”局限，重构其“普遍性”则成为时人的重要考虑。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政府政治权威的建构与民众习俗的改造，时间计量方式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因素影响了纪年变革，最终促使“耶稣纪年”蜕变为“公元纪年”，并确立了主导地位。[※注]忻平、张坤考察了民国时期政府废止“春节”的政策因民众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的历程。他们认为，民国时期官方使用的阳历与民间仍沿用的阴历，形成了新旧两个新年并存的局面。社会上围绕过哪个新年、春节存废等问题产生了广泛争论，这在客观上传播了现代文明的要素，推动了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转型。但废除春节政策的失败，表明官方对习俗的改造应尊重生活的逻辑，采用渐进的方法，尤其要处理好习俗变迁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注]此论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一文。左文认为，“政府推行的像移风易俗这类触及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举动，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民众习惯势力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是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注]湛晓白撰文以陈果夫所著《中华民国生活历》为中心，讨论了民国岁时节令中的政治与民俗。该文指出1927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彻底结束阴阳历并行的二元格局，强制推行国历。国历运动手段过激，对旧历作为民俗的价值和惯性作用均估计不足。1945年国民党政要陈果夫编制出版的《中华民国生活历》一书则对国历运动的失衡进行了有意识的纠偏补弊。这本日历反映了陈氏重建基层宗法社会及其礼制的政治理念。[※注]

国民政府出于政治文化建构的需要，陆续设立了一些新纪念日或纪念形式，以期发挥强化历史记忆，达到宣传、教化民众的作用。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赖德霖《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注]一书，对民国礼制建筑与孙中山纪念的政治文化意涵作了深入考察。一些文章探讨了“六六”教师节、国庆纪念日、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对九一八的纪念。张艳认为，1927—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对五四运动进行的纪念充满矛盾：它需要五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资源来号召青年、增强自身凝聚力，但又害怕学生被动员起来后扰乱其统治秩序，甚至被共产党利用；它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众思想革新方面的价值，同时也注意到其自由、民主的价值取向以及否定传统的态度对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潜在威胁。五四“缺点”的被发掘，成为南京政府由新生政权向稳固政权转化后逐步限制乃至取消五四纪念活动的主因。[※注]罗检秋分析了清末民初宗教迷信话语的形成，认为近代国家权力对民间信仰的干预不断深入，宗教和迷信的畛域逐渐清晰。民国政府将以前的“淫祀”及部分“正祀”纳入“迷信”范畴，而曾经处于边缘的外来信仰上升为宗教正统，从而使信仰世界转变为新的“文化网络”，实现了权力秩序的重建。作者认为，近代宗教与迷信的分野，主要是由权力来界定和完成的，与其说宗教迷信话语起源于启蒙思潮，毋宁说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渗透的结果，反映出清末民初政权参与、控制民众社会的强化路径。[※注]郭辉撰文分析了抗战时期民族扫墓节与民族精神的建构。该文指出为应对民族危机，国民政府制定民族扫墓节，这既继承清明节某些传统，也融合中国古代传统其他元素。民族扫墓节的国家典礼包括祭祀黄陵、周陵、茂陵、昭陵等先圣先贤陵墓，此后还加入明太祖孝陵。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扫墓仪式的举行被赋予了深刻内涵，即凝聚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力，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提供精神动力，但实际效果有限。[※注]

还有学者关注中共领导下的苏区、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红色节庆与礼俗。樊宾撰文分析了苏区的节庆文化及其特点。作者认为苏区节庆在传输革命理论、动员组织群众、显示群体力量、改造社会习俗、充实群众生活，建立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情感模式，树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注]薛云、李军全撰文讨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春节娱乐。作者认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开始利用具有深厚民众基础的春节娱乐开展政治宣教工作。该文指出，为使其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要求，中共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技术运作，使以娱乐为主的春节娱乐呈现出政治教化的意义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建构政治话语的具体途径不是抛弃或打击乡村旧有的文化形态，而是借助或利用，最终确立在乡村文化中的霸权地位。[※注]李俊领考察了中共根据地与解放区的红色礼俗。其认为，中共政权创造了具有革命含义的红色礼俗，以简洁为本色、以革命为指向，深刻改变了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日常生活，尤其在延安时期增加了以毛泽东权威为核心的个人崇拜特色。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不断传播的红色礼俗逐渐取代了传统礼教，重新塑造了民众的行为与观念，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作用。红色礼俗并没有完全打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而是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威权化的文化符号。[※注]

近年出现的上述有关国家礼制、节日、纪念日等研究成果，与以往以概括和描述为主要方法的节庆风俗史研究不同，而是多基于文化建构理论，从国家与社会、国家礼制与宣传教化民众的关系这一新视角展开研究，反映了节庆风俗史研究的深化，以及理论分析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学术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