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以前，社会文化史基本停留在少数学者比较分散性的研究，实证研究成果很少。1998年后经过长期的积聚能量，研究成果开始大量出现，其中尤以广义上的社会文化史（即研究社会文化交织领域）成果为多。但社会文化史特色更加突出的，主要是那些明确地、自觉地以社会文化交叉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就是所谓狭义的社会文化史。如前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边界不很清晰，在一般人们所认知的社会生活史、城市史、妇女史、风俗史、文化史、思想史、革命史等领域广泛存在，以研究内容为专题来做梳理如此分散而庞杂的研究成果，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不过，如果以理论方法是否具有社会文化史意涵来看，则是比较明晰的。笔者认为，当今中国学术界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径主要是本土崛起的一脉和较多借鉴西方新文化史的一派，两者各自分途发展，在某些地方又相互借鉴；当然也有一部分青年学者热衷于西方新文化史的路径，并刻意撇清与本土社会文化史的关系。如果从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和特色的阐释来看，本土社会文化史和西方新文化史并无本质差异，风格的些许差异不妨碍两者的共存共荣，完全可以各自发展并相互借鉴。

本土社会文化史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社会史研究中心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的各位学者。以下对其代表性实证研究作品的内容、方法和特色试做评析。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团队中，李长莉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社会文化史学科意识比较明确，而且比较注重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命题。她在研究路径上比较注重探讨社会生活的变动如何影响新的社会观念的生成。

以她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注]一书来说，这本书以晚清上海为个案，探讨从上海开口通商至甲午战争前后50余年间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的若干新风尚（如洋货流行、尊卑失序、享乐崇奢、妇女走上社会以及男女交往等）如何使近代化的新观念萌生（如发展工商、社会平等、消闲消费合理、男女平等以及自主择偶等）。作者认为，近代伦理观念发生变迁的根本动力来源于近代化生活方式的引进与发展，在思想资源上则多借重于有别于儒家教化伦理的民间生活伦理，西方的富强榜样在这个时期只是起到了参照和借鉴的作用，并不是判断问题的首要标准。作者还指出：“中国近代伦理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虽然都具有世界普遍性的近代取向，但同时都具有从中国内部产生、适应中国现实需要而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的自己的特性。这些特性对于以后中国近代化社会变迁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全体生存’基础上的‘民富国强’观念，可以说是贯穿着中国近代化直至现代化过程的一条主线，就是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中国走上了直至今天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一过程中的所有大的跳跃和曲折，也几乎都与这一主线有着某种关系，因而给我们留下了深沉的历史思考课题。”[※注]该书为“观念源于生活”这一社会文化史路径作了具体的阐释，并对中国近代社会伦理观念的衍生机制和特性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揭示，充分体现了社会文化史所具有的思想深度。

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注]一书，研究论题和范围都有所扩展。这本书是对晚清至清末民初二三十年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近代化变迁的系统研究，从生活空间、生活日用、交通通信、衣服装饰、休闲方式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入手，讨论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如何引起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的变化。作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人生活方式变迁的轨迹是：“经过19世纪末后半叶以通商城市为中心的初变、渐变和局部变化，到20世纪初清末民初以全国城市为中心的制度化、系列化、急剧化、普遍化的变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由传统城乡一体化的小农家庭村社形态，演变为近代城市市场化、社会化、大众化‘公共生活领域’为主导、以乡村传统生活为主体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态，标志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农业生活方式向早期近代工商业化生活方式的转变。”[※注]其演变机制可以概括为：社会生态变化产生新生活方式→制度变革导致生活方式系列性转变→与社会文化形成互动效应。作者还重视生活方式变迁所引起的社会文化效应：浓重的殖民性“西洋化”色彩造成崇洋心理阴影；新生活方式与传统的联系与并立是近代社会文化的底色；生活方式的演变成为文化观念近代变革的突破口和民众启蒙的最有效方式。生活方式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核心概念之一，对其在近代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做出系统全面的梳理和理论上的总结，使许多具体的个案研究能够在长时段的历史演变和宏观的理论架构里得到准确的定位，对于社会文化史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左玉河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比较善于提取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焦点事件或社会运动，对与其相关的多个层面的互动以及社会文化意蕴加以揭示。因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多重意蕴，遗留的材料又比较充分而完整，所以往往能以小见大，讲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来。他写的关于民国废历运动的两篇论文和关于1929年废止中医案引起的风波就是鲜明的例子。

历法是安排民众经济、文化生活节奏的重要时间制度安排，民初革故鼎新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废除旧历，采行世界通行的公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社会上层和下层民众之间发生了哪些冲突，它们又是怎样调和的？左玉河的《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注]一文依据报刊、地方志等材料，比较详细地梳理了这段多方角力又互相渗透、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对政府颁行新历并禁止民众过旧历年引起民间社会重大反弹之后不得不采取默认、宽容态度，甚至军政界也开始过旧历年，以及新历年在旧历年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形势下逐渐扩大影响等一系列事实，都有翔实的叙述。从这项研究中，作者反思政府在移风易俗过程中应充当何种地位，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拧在世界时钟的发条上：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注]不仅在研究时段上是《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的续篇，而且在资料的丰富性和认识的深入程度上都有新的进展。南京国民政府在推行新历、废除旧历问题上采取的措施更为激进和暴烈，引起的社会反弹也更为巨大，作者不仅对历史过程的梳理相当细致，而且对其文化内涵有比较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在废除旧历运动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和举措上的失当。官方将新历和旧历对立起来，没有充分认识到旧历暗含的社会生活节奏安排上的合理性和岁时节令所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对其仍具有生命力缺乏应有的估计，仅以不科学、不准确视之，所以才会导致许多过激的举措。这篇论文对于旧历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生活的密切关系，旧历与中国传统岁时节令中的文化蕴含有比较充分的认识，避免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观点，反映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思想认识水平不断走向深化。

社会文化史要使选题不流于细碎，选择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局势多方面事物有联系的焦点事件作为切入点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废除旧医运动评析》[※注]就是如此。作者以1929年3月开始中医界抗争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几个废止中医的议案为切入点，追溯清末以来西医对于中医的打压过程，详细叙述和分析这次中西医之争中各种势力的较量并揭示其文化内涵。他认为，中西医之争，从学理层面进而扩展到文化层面甚至卷入政治派系之争，是解剖知识、文化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典型标本；这次抗争经各方角力，从表面上看中医获得了重大胜利，实则其生存危机依然如旧，西医界及政府的歧视和打击政策并未根本改变，中医从此被迫走上了科学化的自我革新之路，但这对于中医来说，却未必是它的真正出路。这篇论文牵涉多个层面的事实，有一定的复杂度和纵深度可供解析，是社会文化史目前学术积累不够深厚的时候较为恰当的题目选择。

如上所述，刘志琴在倡导社会文化史以及构建本土社会文化史理论方面有重要贡献，在实证研究方面，她也有一些较为突出的作品，如《从药品、食品到毒品——鸦片的社会学研究》[※注]一文。这篇论文回答了为什么鸦片在世界各地均有生产和销售，却独独在19世纪的中国成为公害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作者认为，鸦片由生饮、煮食到吸其烟气，使用方式的变化，促使其从药品、食品，一变而为毒品，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从饮食改变为吸食以后，才迅速诱人上瘾，烟馆的普及更使得鸦片已从少数权贵享用的奢侈品变成大众嗜好的消费品。她认为，以往我们将焦点放在进口鸦片上，将种族主义的义愤、爱国主义的声讨，都指向外国侵略者；殊不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李鸿章提出以土烟抵制洋药的主张，中国本土鸦片产量急剧上升，自产自销才是毒染中华的第一推手，揭示自害更甚于他害的现象，这是深入认识近代中国沉沦的重要因素。这篇论文从饮食到吸食方式的变化说到鸦片在中国各地区各阶层的风行，从官方提倡广种鸦片抵制洋药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说到后来禁烟禁种的困难重重，把生活方式和政治决策勾连起来，从而解答了影响中国社会走向的重大社会问题，凸显了社会文化史角度的新颖之处和处理重大题材的能力。

最近20多年来，罗检秋的学术研究一直在学术史和社会文化史之间交错进行，时而学术史、时而社会文化史给他带来了独有的风格。他以学术史的角度切入社会文化史，注重揭示传统礼俗的连续性以及士人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离合。《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1895—1923）》[※注]一书最能代表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这本书研究的主题是从戊戌到甲午大约30年间中国传统的人伦礼俗，在传统礼学变革思想和外来西学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动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之下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涉及的领域包括清末礼学与精英思想的变动，清末民初社交、休闲和节日礼俗的变动，孝道、贞节观念的新陈代谢，雅俗难辨的信仰世界等；另外，这本书独具特色的是将大众娱乐文化中的近代京剧置于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中予以考察，对其商业化、社会性别蕴含以及与西潮的融合与分离等问题都做出了富有特色的研究。作者注重中国传统德性思想的连续性，将清代礼学思潮中关于改良礼俗的呼声视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渊源，对新文化运动的阐释则侧重其改造、延续传统德性的努力。书名中富有传统色彩的字眼“人伦礼俗”与“文化新潮”相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将传统德性的内在价值与适应时代要求的种种变革融合在一起，隐约地提示了该书的学术路径和学术旨趣。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上，该书侧重挖掘两者交融与互动的方面，并倡导“走近大众的文化史”。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近年来在推动社会文化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的实证研究作品以学术带头人梁景和与青年学者余华林的研究最有代表性。在研究论题上，他们都比较注重分析新观念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力度。

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注]从选题上看，带有比较明显的20世纪80年代文化批判的风格，比较注重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作者将陋俗文化界定为在特定时期内体现于风俗惯制上的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文化糟粕，不为传统人伦所认同的糟粕并不在研究范围之内。陋俗文化在历史上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的客观因素多方制约才形成的，作为历史的产物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因为在某些特征上被过分强调而转化为文化糟粕。在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过程中，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陋俗文化就必然面临着被批判和否定的命运。这本书从女性、婚姻、家庭、性伦四个方面叙述陋俗文化的内容、特点以及它们随着近代社会变化所发生的嬗变。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对陋俗文化现象本身的简单罗列，而是注重从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之间的关系去着力发掘其文化蕴含，这就使得这项研究具有社会文化史的基本特色了。作者把知识分子对于陋俗文化的批判作为他们精神进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加以考察，并揭示出习俗演变与观念变革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对于陋俗文化演变的规律及其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给予了充分而深刻的揭示。

梁景和的《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注]延续了上一本著作的主题，但在社会文化史研究学科意识的明确性上有进一步的发展。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发生重要变化的历史时期，这本书从女性、婚姻、家庭、性伦四个方面论述新文化人所提出的种种新主张，和保守人士围绕社会文化变革诸多具体问题发生的思想大论战以及五四时期社会生活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作者对社会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史有清晰的界定，所以主要着眼于分析外在的社会生活与其内在的观念意识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主要是四种情况：社会生活变化引起观念意识的变化；观念意识变化引起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生活变化但观念意识未变；观念意识变化但社会生活未变。这种细致的区分是很有价值的。从该书的研究来看，似乎在观念意识上有力较多，而在社会生活变化上相对薄弱，仅限于少数个案的举例。该书将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认为其核心内容是从讲求权威、等级、尊卑、亲疏和主奴的人伦文化转变为看重和强调个体价值，确定个体人身地位，从而获得个体间相对平等和自由的个性文化。这本书对于社会生活方面变化的研究虽稍显单薄，但也提示了一些重要线索，有助于开启后来者的许多研究门径。

余华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注]一书明确地、自觉地采取社会文化史的取向来研究民国时期城市妇女的婚姻问题，主要讨论了恋爱、结婚、离婚、纳妾四个方面的内容，对于非婚同居、恋爱悲剧、性爱自由、职业妇女的双重负担、妇女主动离婚以及新式女性的变相为妾等新式婚姻现象，都做出了内容充实、角度新颖的研究。这本书还告诉我们，妇女解放运动在给一部分妇女带来解放的同时，又使另一部分妇女陷入新的社会困境，在肯定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作用时应当对那些被牺牲的女性予以特别关注。该书对观念史的呈现注重在实际讨论中，在具体表述中，甚至在大规模的论战中加以动态的把握；而且特别注重新观念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对于观念史和社会史两种材料和视角，该书能够加以平衡的处理，使得两者都比较丰满，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上是一本比较成功的著作。

比较注重吸取西方新文化史方法，并运用于实证研究的中年学者有黄兴涛、杨念群及陈蕴茜等。黄兴涛比较突出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集中在新名词或概念史方面；杨念群在新社会史和医疗社会史方面颇为努力，其最引人注意的是理论上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陈蕴茜则是善于结合政治史和文化史，以过去不为人重视的边角材料来分析政治权力渗透于社会生活领域的途径。

黄兴涛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她”一字和“黄色”一词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论争以及社会化过程的分析。虽然仅是一字一词的发明和流传，但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却相当复杂，将其层层解析出来，就是一部部精彩的社会文化史作品。《“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注]以翔实的材料梳理了女性第三人称新代词“她”字发明、论争直至稳定下来广泛使用的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作者特别注意挖掘“她”字发明这一“文化史事件”背后的社会因素，如社会性别考虑、社会化认同以及符号文化效应。“她”字虽仅是一个字，但意义非凡，它引进到汉语世界，无论就其产生过程的曲折性还是就其所带来的新颖的表现力而言，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堪称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作者从社会史维度对这一文化史议题所做的丰富开掘和展示，充分体现了社会文化史中的“文化的社会史”这一路径的魅力。黄兴涛、陈鹏的《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注]一文是对“黄色”一词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所做的梳理和分析。黄色本为中国人长期珍重，近代以来又被格外赋予其民族象征意义并被声称应“保护其纯洁”，但随着西方带有贬义色彩的“黄色新闻”“黄色工会”等概念的传入，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整体颓废氛围中竟缩小涵括范围，沦落为淫秽色情的代名词。这篇论文考察了黄色由尊贵畸变为低俗的历史过程，注重分析其相关的中西文化与社会因缘，从社会与文化的交叉视角对一个新名词的产生、演变与定格做出了有深度的阐释。

杨念群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涉及思想史、妇女史、医疗社会史等领域，有多部作品发表后即引起广泛的关注。他曾提出过社会理论反思色彩的“新社会史”概念，也编过他心目中的“新社会史”论文集。他的研究往往和占据国内学术界主流的现代化范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比较注重解构现代性。这里以《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的多元历史进程分析》[※注]为例略做介绍。作者受西方妇女史研究的启发，注重发掘清末以降反缠足运动中男权对于女性个人权利和选择生活方式的遮蔽，在一定程度上使缠足女性发出了声音，传达了她们对于缠足的实际感受。对缠足女性的审美感和主动参与的一面、对缠足女性恐惧反缠足运动降低社会地位、对缠足女性放脚后行动艰难的具体感受等前人颇为忽略的面向，他都有较为充分的揭示。在作者看来，反缠足运动的第一波是西医传教士所宣示的医疗卫生观念使缠足从传统的美观沦为丑陋，第二波是维新知识分子将缠足视为强国保种的障碍，第三波是清末新政至民国时期政府以行政和法治措施强力取缔缠足。他认为，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只是男性权力支配方式的不同表现，女性自身并没有摆脱男权支配的阴影，在这个大前提的笼罩下，女性自我选择的自主意识只能从缝隙中萌生出来。这项研究带有比较鲜明的后现代色彩，发表后曾引起过不少争议，但这种引入新的研究视角的尝试确实揭示了过去研究中忽视妇女自身感受的面向，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蕴茜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注重发掘政治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渗透及其对于塑造民众历史记忆的重要作用。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注]一书。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国民党为了达到以党治国的目的，在仪式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所广泛推行的一系列神化孙中山的措施以及效果，包括各种数目繁多的纪念日和纪念仪式，中山陵、中山纪念堂、中山公园等空间政治符号建构，以及在校园塑像、课本、各级中山学校、中山图书馆与中山民众教育馆等教育空间推行孙中山崇拜等。孙中山符号在仪式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运用，对于塑造民众的历史记忆，增强民众对国民党党治国家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理论方法上，该书广泛借鉴了人类学的符号象征理论和历史记忆理论；在史料运用上，该书所搜集的资料丰富而多元，包括档案、政府报告、报刊、文集、课本、地方志、文史资料、回忆录、研究著作、图片、漫画和实物等。

中年一辈学术骨干受到新文化史的某些影响，颇能开拓社会文化史新境的也不乏其人，但因这些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不是社会文化史，也未具有明确的社会文化史学科方向意识，研究成果也比较分散，所以在社会文化史领域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比较分散的社会文化史成果有一部分是具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的，理应将其纳入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脉络加以积累。这里仅举一例。王奇生的《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注]就是一篇具有社会文化史意味的论文。新文化运动早已成为思想文化史精耕细作的一块熟地，如今要找到一个被人未曾研究过的议题已经很难了，但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出发却能够开拓出新的题目甚至得出颠覆性的结论。作者跳出了依据《新青年》文本阐发其思想意蕴的既存套路，从思想演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入手，特别注重揭示《新青年》主办者如何通过运用诸多文化传播策略来引起社会大众舆论的关注，使一个几乎难以为继的“普通刊物”一跃而为“一代名刊”。作者还指出，后来研究者所称道不衰的“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其实在《新青年》中并不居于重要地位，在当时最有影响并取得重要成绩的实为白话文运动。作者特别重视发掘《新青年》主办者、编辑群体实际社会处境的变化，他们对于文化传播策略的运用以及读者的接受情况等方面的材料，使历史本来的实际运动轨迹能够呈现出来。

一门学科，一个研究方向能否持续发展，青年学者的研究动向是不可不予以重视的。在社会文化史领域，青年学者一方面延续了老师辈（主要是中年学者）的学术取向，另一方面也因更多地吸取了最新学术潮流（主要是新文化史）的影响而有所发展。除了上文介绍本土社会文化史取向时已经提到的余华林以外，李忠恭、韩晓莉、瞿骏、湛晓白是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李忠恭关于中山陵作为现代政治符号产生过程的研究和上述陈蕴茜的研究在论题上、路径上颇多相似，可以相互补充。《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注]注重从政治文化史中的符号、仪式、纪念物等出发，探讨政治权力的建构及其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这本书主要论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整合和权力重组后，以建筑中山陵为中心，如何在丧葬仪式和陵墓建筑以及奉安大典中充分展示其“党治国家”的政治文化内涵。

韩晓莉深受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转向的影响，她着力探讨区域社会文化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她的《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注]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在社会文化史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山西秧歌小戏是一种起源于民间、创作于民间、发展于民间但长期以来却不被官方认同的乡村艺术形式，这种深深扎根于民间的娱乐形式蕴含着丰富的乡村社会价值观念。作者从秧歌小戏入手，呈现了与儒家正统教化不同的、丰富多彩的民间社会观念与社会生活样态；同时又详细地考察了抗战以来不断增强的国家政治权力对秧歌小戏的改造，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家放松控制后秧歌小戏出现民间复兴这一曲折的历史过程。这本书从文化的层面切入，考察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及乡村社会的应对，探寻政治在地方社会的发展路径所体现出来的强大支配力以及它的限度，是从文化视角研究地方社会变迁史的成功之作。

瞿骏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受到近年来引进的西方新文化史的强烈影响，在选题上都可以看出明显的模仿痕迹，如《革命与生意：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为例》[※注]一文。“革命”与“生意”，自然让人联想到美国著名新文化史学者达恩顿名著的另一命题“启蒙运动的生意”，这项研究的选题确实受到后者的重要启发。辛亥革命史从传统政治史角度可以开拓的研究空间已经相当狭小，但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却能揭示出新的面向。这篇论文研究的是辛亥革命后数年间因革命而起或革命有关的商业活动，和革命历程、伟人形象塑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民众对于含有革命符号的商业产品的接受和反应情况。作者发现，革命给商业带来了新的商机，商人们遵循在商言商的逻辑，利用革命符号盈利，同时也将革命的观念向城市大众散布；这种经由城市消费空间来呈现和转化的革命形象是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对于后来党国体制下革命形象的建构起到了铺垫作用；革命与生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进一步拉大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对于革命的想象距离，使城乡之间的分隔更为鲜明。

张仲民是青年学者中较早热心介绍西方新文化史的，其多篇评述性文章对国内学者认识新文化史的源流、脉络以及特征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为人称道。他的社会文化史实证研究成果集中在书籍史、阅读史方面，代表作是《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注]。这本书借鉴西方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理论方法研究晚清时期有关生理卫生和生殖医学的书籍出版与传播，由此探讨人们生理卫生观念、生殖观念乃至性观念的变化，以及新型阅读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集体心态如何受到塑造等问题。这本书挖掘了大量资料，特别是有关“卫生”书籍的书目和广告词，由广告词的诉求来分析当时公共舆论中流行的强种强国话语的影响力。这本书的另一个附带性的贡献是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的现状，以及晚清阅读史的研究现状和可以继续开拓的空间。

湛晓白的《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注]一书的选题在社会文化史领域具有开创性。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是一个不甚引人注目实则具有广泛深入影响的社会文化史问题。晚清民国以来逐渐确立的阳历、公元纪年、星期制、标准时等诸多新的时间制度，起到了规定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基本节奏的主要作用。工厂、学校、交通运输、政府部门等的基本作息莫不受到新的时间制度的重塑，由此也带来了中国人对于时间新的具有现代性色彩的感受。这本书由制度、形态、观念三个独立的板块构成，多层次地、立体地呈现近代中国时间制度和时间观念的变迁以及它们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取的是社会文化史为主、思想史为辅的研究视角，社会文化史取其便于综合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的长处，思想史取其善于深入辨析思想观念的长处。这本书的史料相当丰富而多元，既有报纸杂志、文集日记，也有各种历书、广告、教科书、宣传手册和笔记小说等，尤其是对诗歌、小说等文学史料的广泛应用，使人顿生耳目一新之感，这也体现了社会文化史在史料运用上不拘一格的开拓精神。

从上述社会文化史代表性作品来看，社会文化史确实已经极大地开拓了史学研究的领域，甚至在一些传统史学已经精耕细作的领域又得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或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在论题、方法、资料上，都可以看到社会文化史多姿多彩的样貌。对于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来说，多样化的开端尽管有时给人以眼花缭乱、无从捉摸之感，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多元分途发展，各自完善，也许会孕育出几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学术流派。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社会文化史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或新的研究视角，还不很成熟，但这并不影响当前在这一领域取得较为成功的作品。因为有时只是一个研究视角的转换就可以综合大量的既有研究成果，或利用人们久已习焉不察的资料，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仍然可以取得新颖而深入的认识。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黄兴涛曾提出从社会文化史角度研究五四时期的思路。他认为，关于五四时期青年群体的存在状态、活动方式、社会心态等问题的多层次整合研究，至今仍很不足甚至可以说尚未真正展开，而五四时期恰恰是“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作用格外凸显的年代：“因此，如果我们能自觉地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将当时的青年群体、青年活动和社会上的‘青年’话语结合起来进行多维的深度研讨，相信一定能有助于理解和认知五四时期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那些涉及青年的历史问题。”[※注]我们所列举的这些较为突出的作品，选题初看颇为新颖，似乎是另起炉灶，“从零做起”，实则大量借鉴和综合了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丰厚积累，从各种新的角度提出问题并予以解答。

社会文化史学者，从老一辈的刘志琴到中年一辈的梁景和、李长莉、左玉河、王奇生、黄兴涛、杨念群、罗检秋、陈蕴茜，再到青年一辈的李恭忠、余华林、张仲民、韩晓莉、湛晓白，大都对于新的理论方法保持着开放而敏感的态度，而且勇于将新的理论方法投入自己的研究实践之中。他们的研究成果，或为转换视角对传统研究领域提出新的认识，或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都显示出社会文化史的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但毋庸讳言，这些研究者只有一部分有自觉的、明确的社会文化史意识，另外的一部分则是别有怀抱，只是暗合了社会文化史的旨趣而已。如果能将这些多样的论题和方法整合起来，在社会文化史的旗帜下一起切磋短长，共同进步，臻于完善，则社会文化史将会获得更迅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