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中国近代史”大学科下的一个次级学科概念。“中国近代史”现在学界公认的时段为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余年的历史。“中国近代史”的概念，自清末民初开始出现，直至1949年以后才形成体系比较完整的历史学科。20世纪50—80年代，学界一般把这段历史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段，1919年之前的80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称“近代史”；1919年之后的30年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称“现代史”，高等院校分科教学即作此区分，合称为“中国近现代史”涵盖这一百余年。后随着时间推移，到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将这一百余年总称为“中国近代史”逐渐被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同时分称“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说法还有沿用（如一些高校仍然分设两科，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印的《复印报刊资料》，仍然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册编印）。本书所称“中国近代社会史”，则取百年通史的时段，即主要指1840—1949年的社会状况及其变迁的历史。但是，由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社会变迁是缓慢而有较强连续性的，不像政治史以政治事件为节点而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节奏性，因而社会史研究实践中，涉及时间范围往往向前后有所延伸，向前可追溯至清代前期，向后可延展至20世纪50年代。因此，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时限可有所延伸，凡主要内容是在中国近代百年间，皆可归入中国近代社会史范围。

“中国近代社会史”除了时段范围界定之外，还需对“社会史”范畴加以界定，但因研究者着眼的角度不同，如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或社会性质等着眼，一直有不同说法。在20世纪早期，“社会史”这个名词伴随西方史学的学术概念被引入，开始被中国学术界使用，但对社会史学科概念界定的集中讨论，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复兴时期。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相关研究在20—30年代也已出现，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80年代中期以前的30余年间，中国近代史学科下得到认可的专史分支学科有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并没有社会史这一独立的学科概念。这是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革命史范式”下政治史为主流的体系。这一体系被概括为：“一条线索”（阶级斗争）、“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这一阶级斗争为主导、革命史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下，社会史被视为不符合这一主流而排除在外。此外，新中国成立后，原有的“社会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消，与此相关的“社会史”自然也受到牵连。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现代化”取代“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变革、时代发展的主题，近代史学也开始改革创新，到80年代中期，伴随社会史复兴，中国近代社会史也作为一个新学科开始兴起，关于近代社会史概念的讨论也随着社会史学科概念的讨论而出现。

20世纪80—90年代关于社会史学科概念定义有过集中讨论，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意见，即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注]具体可作以下概括。

其一，“专史说”（或称“专门史”）。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史相并立的一门专门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此说主要着眼于研究对象，从史学研究领域划分而与其他专史学科相区别的角度。如乔志强等提出，社会史是一门专门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平行相邻。研究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通史应由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四部分构成”。[※注]

其二，“通史说”（或称“总体史”）。认为社会史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及其相互联系的大社会的“总体史”（或称“整体史”“综合史”）。此说主要着眼于社会的性质，强调综合性、复合性、涵盖性，认为社会史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对独立的专史领域，而是涵盖所有领域及其相互联系，是广义的“社会”概念。此一理路起初在20世纪80年代时多称为“通史”，更多地沿袭传统的专史与通史的区分，90年代后基本被“总体史”概念所取代，总体史的概念比通史概念更宽广。持此说者如陈旭麓认为，社会史涵盖所有领域，“通史总是社会史”。[※注]张静如认为社会史是研究社会的全部历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研究对象不限于社会下层。[※注]

其三，“范式说”（或称“新视角”）。认为社会史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新视角、新范式。此说意在强调这是一种与传统的以政治为中心的史学不同的新研究视角和方法，而非与其他专史并列的分支学科。如赵世瑜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注]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人也用“新史学”来指称社会史。

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这三种说法，分别从研究领域、社会性质和研究视角等不同的角度，基于社会史的一些不同特性，试图对社会史在已有历史学学科体系中进行学科界定和定位，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对“社会”的理解不同，二是对学科定位的理解不同。特别是在以往社会史在史学体系中没有独立地位的情况下，有的学者欲凸显其不同于其他分支学科的特性，如欲强调其广泛涵盖性而认为是一种“综合史”，欲强调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认为是一种“新视角”。

在早期关于社会史学科概念问题的提出和争论，不仅对于推进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社会史学科的确立与成熟也具有重要意义。到了9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快速发展，社会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立的史学分支学科的概念界定和学科定位，日益被学界所认同。但因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宽泛性及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与传统专门史只是依研究领域而划分学科有所不同，社会史的学科内涵呈现较为开放与多元的特性，对此学界也有了大致的共识。因此9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者往往不再固执于社会史概念的某种界定限制，而是根据具体研究对象而展开研究，以具体研究成果自行显示社会史的学科特征。关于社会史学科概念定义的争议和讨论也渐趋消失，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正是社会史成为一个成熟学科的标志。

20世纪80—90年代参与社会史学科概念理论讨论的以明清史学者和近代史学者为主，特别是后期近代史学者参与更多，他们对社会史理论的思考，大多以近代史为学术背景来考量。他们对于社会史概念理论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对近代社会史理论概念的思考讨论。而明清与近代由于以清代相连，时代相继，也有较多相近性，因而这一讨论主要以明清至近代为学术背景，基本上与近代社会史讨论相重合。

具体到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概念的确立具有一些学科特点。中国近代史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形成的一个断代史学科。由于近代史时段与中国革命过程相重合，这一学科从成立时起就与古代史以朝代分期不同，而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承载着阐释中国革命道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任务，遂形成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革命史范式”。在此指导下形成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概念，是以政治史为主体，学科领域的划分也是以重大政治事件和革命阶段为主线。如近代史前80年研究领域划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几个阶段，后30年分为北洋军阀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几个阶段。除政治史主体之外，虽还有经济史、思想文化史作为专门史分支学科，但分量很小，且往往以政治为中心，作为政治史的补充。这样形成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基本上是政治史独大、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为辅助两翼的“一主二辅”学科架构，在此一架构中，社会史相关内容被纳入政治史（如农民战争史内的秘密社会）或经济史（如资产阶级内的商人）、思想文化史（如移风易俗）领域中，作为附属性的内容，而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社会史的复兴，近代社会史研究也开始发展起来，特别是90年代以后，近代社会史研究发展迅速，成果日益增多且逐渐形成规模。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反思现代化思潮兴起，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日渐消退，政治史缩减，而“现代化范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社会史成为阐释“现代化范式”的一个重要领域。由此近代社会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成果增多，影响日大，作为一个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地位也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近代社会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并立的分支学科的地位趋于固定化。

通过梳理以往学界的讨论，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概念的基本定义，虽然学者们对具体内涵的认识有所不同，但大致有了一定共识，可以作出这样比较宽泛的界定：“中国近代社会史”以1840—1949年中国近代社会状况及其演变的历史为研究范围，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并立且有一定交叉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

社会史作为中国近代史一个分支学科的确立，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正是由于近代社会史分支学科的确立，打破了沿袭30余年的“革命史范式”主导下政治史独大、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辅助的“一主二辅”学科架构，而形成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四科并立”的中国近代史新学科架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确立，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由意识形态化回归到正常学术范畴的契机。社会史的兴起带来了近代史学科的革新，使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整体面貌为之改变。此前主导中国近代史30余年的“革命史范式”下的政治史主体架构，因社会史兴起而被打破，社会史从社会近代化变革而非以往阶级斗争的角度观察历史，提供了一个不同于革命主线的新视角，从研究视角到理论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都形成根本性的冲击，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创新的冲突口和生长点。因此，近代社会史的兴起，不仅是近代史学科体系中加入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扩展了研究领域，而且也是对整个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根本性革新。近代社会史分支学科的确立，伴随着政治（革命）史为主的旧学科体系的解体，近代社会史的发展壮大，促使近代史学科体系由政治事件（革命阶段）史转变为领域史，即形成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四大分支的基本框架，而且进入21世纪后，社会史的影响日益增大，研究其他问题的研究者，也往往加入社会史的视角，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领域的相互交叉与渗透日益增强，使得中国近代史各领域的面貌也为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