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性的觉醒与社会影响力的增强，民国时期学界开始关注女性的历史。此时期有关女性史的著作首推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其后有谈社英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梁占梅著《中国妇女奋斗史话》等研究成果问世。今人乔素玲对民国时期学界讨论女性史的论著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注]对于民国时期妇女运动与女性史研究，时人谈社英痛陈心声，一则希望将来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在“革命新中国”不再出现所谓“妇女运动”；二则希望将来的学界以1936年“竞选国民大会代表”为起点，续写其所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5年间，学界对近代中国女性史的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已有学者对此研究成果做了不同程度的回顾与评论。[※注]其中，郑永福、吕美颐《60年来的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一文用功甚多，较为系统地综述了1949—2009年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注]本书在已有综述的基础上，对1949—2009年的相关研究论著做简要回顾，着重梳理2009年至今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状况。

一 理论、方法与视角

1996年之前，大陆学界对近代中国女性史的研究在总体上从属于革命史，很少有意识建构自身的研究理论，也较少借鉴海外的女性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视角。1996年至今，相关研究经过了近20年的探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一）1996年至2005年学界对女性史研究理论、方法与视角的探索

对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理论的思考，始于学界对过去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的反思。桑兵在1996年发表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散论》一文中较早地注意到，能否细致而准确地把握传统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实际情形，避免先入为主的种种成见，是学界需要重新审视的基本问题。他说，中国传统社会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和规范，既有对女性歧视践踏、约束压抑的一面，也有阴阳和谐、顺应自然的一面。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形，“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作为理想化两性关系的规范虽然接近或吻合，但实际的女性角色地位却相距甚远。……一般来说，基层社会对于女性的约束和控制，较上层社会要宽松”。今人不熟悉当时的真实情形，容易误将今人们对于当时两性关系的记载、描绘和批判与现实画等号，忽视了其中夹杂着作者特殊的主观感情成分。更甚者，将西方以个性自由为前提的妇女解放观念视为文明，而以中国纲常伦理主导下的女性观为野蛮，进而把一切改变妇女形象地位的行为与反封建相联系，结果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注]

他进而分析说，近代以来，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西方意识所带来的一切变化，总不免以付出巨大牺牲为代价，到头来常有得不偿失之憾。作为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揭示这种复杂性本身。刻意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在带给人们新的刺激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约束与局限。“以打破男性中心史观为己任的女性学研究，在进入中国社会时，恐怕只有根本摆脱两性对立的狭隘眼界，才能真正找到女性在社会中的适当位置，产生比‘补赎史学’意义更大的学术成就。”[※注]因此，他强调要注意区分今日的女性观与昨日的女性观，男性的女性观与女性的女性观，上流的女性观与下层的女性观，本土的女性观与外来的女性观，尽可能避免研究中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建立中国特色的本土妇女史研究，并使之成为一门学科，这逐渐成为学界自觉的理论探索。杜芳琴提出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妇女史的概念，颇有代表性。她认为女性主义妇女史是以妇女研究为学术背景的妇女史研究，是由一批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妇女史学者进行的。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在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引入性别视角，强调用女性的眼光看历史，发掘历史上被漠视被埋没了的女性活动与经验。这些研究体现出女性主义妇女史的特点。一是将历史上的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对象，不再作为男性的陪衬和男性活动的背景；将女性视为历史的主体创造者，不再看作全然被动或无足轻重。二是在运用唯物史观观察、阐释历史时，同时引入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理论，探索、阐释历史上性别关系和性别结构及女性在其中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感、心态等，公正评价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注]

在《中国妇女史：从研究走向学科化》一文中，杜芳琴进一步诠释如何在本土化与学科化的双重努力中实现中国妇女史研究理论建构的路径与体系。[※注]她认为，面对新世纪妇女学蓬勃发展的全球景观，今天的妇女史应是妇女学和历史学的交叉，而不能只是传统史学甚至社会史中的一个分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本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以实现包括史学知识的重建、历史研究模式的变革和将知识传承纳入机制化的目标。简言之，即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学科化、本土化与主流化。目前，本土化的妇女史学科发展与理论方法困境的突破还面临着四个选择：一是急于超越性别，还是回归中立客观的人的大历史的时期？二是认可天人合一的阴阳和谐，还是接受人为的等级中的合和？三是运用单一的地位分析，还是引入和创造更多的概念范畴？四是继续坚守实证主义，还是运用多种新方法？应当说，杜芳琴为中国妇女史研究理论的本土化与学科化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高世瑜对过去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进行了分类，特别强调新妇女史的理论建设意义。她说，妇女史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妇女群体生活与活动的历史，二是从女性性别立场与视角去观察和编纂的历史，可以称之“女性主义史”。目前妇女史研究所从事的多半属于上述的第一种妇女史。另外，一些学者在研究和撰写中国妇女史中都在尝试以新的角度和方法去分析研究问题，并借鉴国外的一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努力建构一门新的学科。这一新学科包含着一种新的史观与方法，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起两性平等的历史观，写出以男女两性为主体的更为完整、更为科学的历史，而不是以女性史观取代传统男性史观，撰写以女性偏见代替男性偏见的“女性主义史”。[※注]可以说，这是一种呼之欲出的新女性史。

对于这种新女性史，高世瑜解释说，它目前虽然还不成熟，但和西方的“女性主义史”有很大差别。前者的兴起是伴随着女性学这门新学科的崛起和历史学在新时期开拓新领域的需要，与妇女运动、女权运动关系较为间接，更偏重于学术。相反，后者从一开始出现政治色彩便很浓，它成为女权运动的一个斗争武器。她甚至论称，我们的妇女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女性视角”和“女性史观”，避免了单纯从狭隘的女性性别角度看问题，偏激地对以男性为主体的传统史学。鉴于当时还没有本土的妇女史研究理论，她建议相关的理论体系建构可以从几方面汲取资源：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二是借鉴国外的社会学、社会史、女性学、女性史等有关理论；三是撷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科学成分，而最重要的则是要有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此外，她提示研究者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注意中国历史上妇女地位、作用的两重性；二是性别与阶段、等级的交叉及妇女群体的差异性；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点对妇女与两性关系的影响。[※注]

世纪之交，学界在中国妇女史研究理论上的建构还比较薄弱。刘志琴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妇女史研究存在着三个误区：第一，以革命史代替妇女史的误区虽然有所改变，但未得到真正的清理和调整；第二，以精英史取代妇女的大众史，眼界褊狭，难以把握妇女史的全部信息；第三，以观念史代替妇女的社会史，忽视经济、政治、生活方式和社会时尚对不同阶层妇女的影响。[※注]这一分析切中肯綮，为此后的妇女史研究开拓了视野。

为凸显女性史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学科意义，刘文明将大陆收到西方女性主义启迪的妇女史研究称为“新妇女史”。[※注]他认为，新妇女史“是一门在开放中吸收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而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新兴学科”，其特点在于它的四个“不同”：它因具有女性主义与新社会史的因素而不同于传统妇女史；它因没有西方女性主义那种强烈政治倾向而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妇女史；它因注入了女性自觉意识与社会性别概念，而不同于新社会史；它因涵盖了性别史在内，而不同于狭义的妇女史。将女性主义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中一种自觉的性别意识，一种理论视角与方法，而不是要试图以此来颠覆整个中国数千年来构建起来的历史学体系，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男女平等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史学成就”。[※注]可以说，“新妇女史”的提出，标志着1996—2005年大陆学界在中国妇女史研究理论上迈上了新的台阶，有力推进了中国妇女史研究理论的本土化与学科化。

（二）2006年至2015年学界对女性史研究理论、方法与视角的探索

中国女性史研究理论是社会史、女性学与伦理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制约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的关键因素之一。为深入进行相关理论的探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于2010年主办了“我们如何做妇女史研究——理论、方法、史料和其他”研讨会。在会上，杜芳琴以中国古代史为例，讨论了华夏族父权制概念与社会性别概念的问题。畅引婷分析了知识女性与性别知识建构的关系。她认为，知识是有性别的，性别也是需要被知识化的，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记录、总结有关妇女的“经验”；二是阐释、建构有关性别的“理论”；三是传播、实践有关性别的“知识”。刘秀丽从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的语境出发，提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三个层面，即精英传统、平民男性传统与平民女性传统，建议妇女史研究要从超越理性至上论、突破文字传统、肯定自然与情感的价值三个方面着手。当时与会者普遍认识到，妇女史目前在学术界还处于学术界的边缘位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理论研究处于相对滞后状态。[※注]

为了使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理论的研究能够放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下去思考，2012年12月学界在中华女子学院主办的“中国特色妇女解放与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上讨论了海外妇女解放理论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思考。清华大学肖巍教授指出，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而且需要根据现实不断发展它，因此我们应该以开放性的态度去学习和借鉴国外学者的一些研究，要注重交流和对话。她结合美国当代女性主义政治学家南希·弗雷泽的三维公正观展开分析，提出在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框架内构建公正平等的社会制度与和谐社会的理想及途径。中华女子学院魏开琼副教授从方法论角度考察了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经典作品中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批评，以及近 15年中女权主义批判再次转向资本主义这一显著特点。广西大学胡玲老师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性别研究的现状，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做了批判性的反思。[※注]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近代中国共产党的妇女理论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杨端茹认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传播到中国，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奠基者；毛泽东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他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开创者；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指导中国妇女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注]

在考察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妇女运动的问题上，学界注意摆脱革命史的理论框架，积极采用新的分析视角。张文灿提出，对此问题的研究可以尝试从“解放妇女”到“让女人自己说话”的视角转换。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的中共妇女运动研究，把妇女解放视为与阶级、社会解放具有同构性的历史命题；借鉴西方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者，质疑了中共民主革命的男权中心倾向，试图说明性别问题被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遮蔽了。二者看似对立，却分享了同一个立场，即妇女是“被解放”的客体，研究者是妇女的代言人。“让女人自己说话”采用了口述史学与妇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站在历史当事人的立场，凸显出性别与阶级、民族等身份标识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错综复杂关系。但无论何种研究视角及方法，都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应当从那一时期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国家民族、阶级革命的视角和女性主义的视角相结合，再现亚洲后现代化国家的女性解放历程的真实图景。同时，研究者也要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进行反思，保留其合理内核，并与其他理论分析工具整合，需要借鉴社会学、政治学、口述史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使研究中国女性问题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向性和可操作性。[※注]

借鉴西方的性别视角讨论近代中国女性问题，特别需要注意在当时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下进行本土化的诠释。张文灿提出，20世纪初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是由男性主导，建立在两性共谋而不是性别对抗基础上的，把女性解放纳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这一方面为女性借助于男性的启蒙和支持，进入社会公共空间、争取各种权益提供了正当性，从而推动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女性解放运动在中国的迅速推进。另一方面，男性正是借助于民族国家话语的优势，压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追求性别平等权利的努力，从而形成了基于权力资源争权的两性冲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只有借助于民族国家的旗帜，女性才有可能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以国家本位为诉求的女性解放路径，在逻辑和实践上都存在着以国家话语和国家整体利益遮蔽女权话语和女性利益的可能性。实际上，当时的少数女性先觉对上述困境已经有所警惕和反思。她们认识到女权主要由男性提倡，将永远无法摆脱依附于男性的命运。这是有别于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女性解放运动实践，需要在中国情境中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反思。[※注]

近年来，学界尤其注重运用性别视角探讨近代中国女性及其相关问题。性别视角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角度，这一角度虽从西方学界舶来，但已经经过本土化的改造。陈雁《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一书从性别角度重新审视中日战争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中国女性的影响，试图呈现出当时上海妇女对于战争的体验、记忆，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和话语的感受。[※注]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一书，深刻呈现出中国妇女解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悖论，在理论视野中铺展中国妇女走向自由的曲折历程，主要讨论了“国家理论中的性别问题”、女性解放的道德与政治冲突、革命政治与性别伦理、性别平等与政治正当性、自由的性别实践等问题。[※注]从性别的视角看，近代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新颖的面相，这有助于相关研究走出“革命史”与“现代化史”的解释框架与叙事话语模式。

余华林检讨了新世纪以来中国本土近代妇女史研究，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妇女史研究在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社会性别史等新兴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推动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妇女史/社会性别史也开始逐步得到主流学界的关注与认同。不过，现今的妇女史研究仍处在西方理论的笼罩之下，对于中国本土语境的内在特质则多语焉不详。因此，今后的相关研究应注重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架构。[※注]

可以说，目前大陆学界在近代中国女性史理论的探讨上积极与国际对话，积极建构有助于促进当代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新的解释框架。即使借鉴了西方的社会性别理论，学界也注意其本土化的改造，避免食洋不化的弊端，由此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女性解放史多种面相及其特质的认识。

二 妇女运动与女性解放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的实证研究，以妇女运动与妇女参政为首要主题。

（一）1986年至1995年的近代妇女运动与妇女参政研究

1987年9月，河南大学历史系组织召开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主要议题是：近代农民运动中的妇女问题，近代资产阶级与妇女解放，近代妇女解放的历史与当代的妇女解放等。与会学者讨论了历史上的妇女问题，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性质、分期和特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异同，历史上的妇女解放运动与现实社会妇女状态的联系等问题。他们认为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独立”的女权运动不发达；二是注重义务，忽视权利；三是素质及自我意识较低；四是运动发展不平衡；五是运动不彻底性和反复性。[※注]这次会议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时学界讨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主要角度、基本立场与主流观点。

这10年间有数部研究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的著作问世，其中刘巨才著《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下文简称刘著）[※注]与吕美颐、郑永福著《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下文简称吕著）[※注]较为典型。刘著的新意，一是用一定篇幅介绍了工农劳动妇女的反抗斗争，二是打破中国近代史传统分期的框架，按照妇女运动本身的特殊规律和实际情况分期。吕著概括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如下特点：其一，始终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其二，具有超前性；其三，历史造成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艰巨性。[※注]进而预言，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家务劳动、人本身的再生产实现社会化时，也只有社会上人们普遍承认家务劳动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一种社会劳动时，妇女解放的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注]此外，吕著特别提到，撰写一部像样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起码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二是在妇女问题方面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注]。如果“把近代妇女问题硬套在通史的框架上去叙述，也很难写出一部好的妇运史”[※注]。应当说，吕著的分析与提示确有其独特的见地。

学界集中讨论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行龙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夕的妇女运动，其主要包括：“兴女学，派留学”“办女报，结团体”“争女权，谋自立”等内容。他认为，这些活动和范围主要限于一部分女知识分子中。另外，当时的妇女运动主要限于沿江沿海的大城市，尚未波及广大内地尤其是比较偏僻的农村社会。[※注]李兰萍认为，辛亥革命时期妇女的参政斗争是近代中国妇女觉醒的重要表现，也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而其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缺陷造成的。[※注]赵宗颇与周亚平分别论述了辛亥革命期间的妇女爱国活动与参政运动。[※注]还有一些学者论及该问题，其结论较为相似。在宏观性论述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之外，有学者从女性人物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考察。赵文静讨论了秋瑾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关系[※注]。此外，张莲波考察了20世纪初的妇女团体及其革命活动、社会活动等内容。[※注]这些讨论，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充分肯定其在中国妇女解放史的积极意义，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与存在的局限性。这些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史的叙事框架与话语特色。

学界从不同角度讨论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问题。李国彤较早提出，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出现于晚明时期，但在近代西方天赋人权学说及自由、平等思想传入中国之前，仍没有形成完整的男女平等的理论。[※注]饶任坤认为，太平天国提出的“男女平等”口号只是宗教的教条，而非政治口号。[※注]孟新安认为，男女平等思想产生于戊戌时期。[※注]夏晓虹指出，西学东渐一个极其可观的思想成果便是平等观念的阐扬，它形成于戊戌变法前后，“迨到二十世纪初，已越来越多地被‘男女平权’，尤其是‘女权’的说法所置换”。[※注]可见，对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形成的时间等问题的认识上略有差异。徐辉琪从思想文化的角度透视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的觉醒及其冲击封建礼教的历史场景。认为，“它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颇有声势的谋求自身解放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先进妇女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既反对封建礼教，又不完全迷信西方学说。[※注]

（二）1996年至2005年的近代女性解放研究

这一时期对女性解放的讨论集中在心态与意识、女权思想及其实践、性别关系与近代女性观的变迁四个专题。

1.女性解放的心态与意识

蒋美华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解放心态。她认为，她们的心态已超越了传统女性的既定模式，代表了当时妇女的最高心理水准。在革命浪潮的激荡下，辛亥知识女性已开始借用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为妇女解放运动摇旗呐喊，突破了狭隘的个人主义，已注重走“合群”之路，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战斗性，她们的心态亦显示出一定的成熟。当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辛亥妇女群的解放心态亦存在多层次性和不稳定性等总体缺憾。[※注]王如青对比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两种妇女解放观，认为这一时期妇女解放理论出现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阶级解放”论和以胡适、周作人等为代表的“个体觉醒”论。前者看重妇女的整体解放，后者则更加关注女性的个体自觉。两者在妇女理论研究上都具有开创意义，但又都潜在着某种偏颇与局限。这两种妇女观构成的理论格局影响至今。[※注]吴效马认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其核心精神——以娜拉为样板的“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既不同于戊戌时期的“新贤妻良母”，也不同于辛亥时期以苏菲亚为楷模的“女国民”；二是其中心环节——女性人格的重塑，有异于戊戌时期不缠足、兴女学的倡导和辛亥革命时期对于女性政治参与的呼吁；三是其现实影响——远远超过前戊戌时期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与西方近代女权主义比较，这一思潮又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首先，它不仅与“人的发现”同步发展，而且是“人的发现”之重要环节；其次，其中心环节是女性人格独立与个性解放，而非女性参政问题。[※注]

2.女权的理论及其实践

学界对近代女权的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何黎萍认为，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男女平等思想还不成熟，存在思想与理论中的自我矛盾。20世纪初，在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才出现了“妇女解放思想的重大飞跃”。[※注]熊月之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晚清上海是女权主义理论丰富、女权主义实践相当突出的地方。从19世纪70年代起，上海报刊就开始运用近代科学知识，批判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宣传男女平等。到19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在这方面都有表现。其中，金天翮的名著《女界钟》代表了晚清女权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而五四时期关于女权主义的议题在晚清思想界大多讨论过。因此，深入研究晚清上海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可以更进一步认识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潮。[※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虽然不是妇女刊物，但曾对妇女解放起过重要作用。张晓丽指出，《新青年》的女权思想集近代妇女解放理论之大成，对中国妇女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表现的锋芒与锐气，不但当时使社会震惊，即使在今日也颇有启发意义”。[※注]

女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财产权。何黎萍梳理了中国妇女争取财产权和继承权的斗争历程。[※注]张佩国考察了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财产权”。他认为，近代江南乡村妇女对家庭生计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家产的男系传承原则使她们基本上没有财产权可言。在家庭结构健全的场合，妇女根本就无权获得家产份额。寡妇有一定的家产处置权，但那仅仅是代儿孙监管而已，在寡妇无子的情况下，还要将家产捐给族里。出嫁女获赠“奁田”，娘家有随时收回的权利。因此，妇女的所谓“财产权”是残缺的。[※注]

3.近代性别关系的变迁

女性解放与两性关系的变迁密不可分。侯杰、秦方以吕碧城与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和实践为例，分析了近代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动。他们认为，近代知识女性吕碧城的女子教育思想和女权观念是和谐统一的。在男性社会精英的帮助和支持下，吕碧城在天津兴办女子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教育思想日益成熟，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这可以说“是以男权为统治的近代社会面对时代变化而作出的一种反应”，从中可见近代两性关系的变化。[※注]李细珠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从性别冲突的角度分析了当时的性别冲突与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他认为，民初女子参政权案是男性权势对女性政治诉求的整体压抑与排斥，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歧视。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失败，不能简单地仅仅归咎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阻碍与破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思想认识上也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他们也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女性从整体上被排除在政权体制之外，这无疑是民初政治民主化的严重限制。[※注]

4.近代女性观的变迁

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一书上编论述了近代妇女生活、思想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出现的诸多新因素，晚清的妇女观开始出现与传统背离的若干倾向；下编讨论了林纾和蔡元培的女性观。该书在勾勒晚清妇女生活之新因素（如不缠足，兴办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等）的同时，指出其背后是平等观念、女权意识等西方观念的东渐与落实。在叙事中，注意到旧势力、旧观念与新因素之间的消长，区分出革新派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从而避免了梳理简单化的倾向。[※注]梁景时、梁景和分析了近代女性陋俗文化观的变革。他们认为，这种变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女性文化观念糟粕在近代的变化主要体现为近代国人对封建社会妇女陋俗文化观的批判与否定，直至部分被抛弃；二是进步文明的女性文化观被传播和高扬，以致在国人心目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确认。他们还指出，“近代女性文化观的变革，其不同内容在近代不同时期的反映并非齐头并进、同步展开的，而是不断地深化，呈现出一种递进的状态”，这也说明了女子解放是由低级向高级的渐次发展过程。[※注]

近代人们对贤妻良母的多次争论深刻反映了当时女性观的嬗变。贤妻良母曾是传统中国女性的理想形象。这种理想女性标准的确立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吕美颐在追溯传统“贤妻良母”观的基础上，分析了戊戌时期、五四时期与抗战时期人们争论“贤妻良母”的长短得失。[※注]

此外，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冯尔康、常建华所著《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严昌洪著《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讨论了近代妇女生活的一些专题。

（三）2006年至2015年的近代女性解放思想及其运动研究

近代女性解放思想与解放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学界在此领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而且发现了诸多过去很少涉及的新问题。

其一，近代中国女性解放思想，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张莲波对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历程进行了宏观考察，将其划分为如下阶段：明清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启蒙，戊戌维新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兴起，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他提出，妇女解放，就是要使妇女重新回到“人”的位置上来。为了使妇女成为“人”，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逐步地从表层向深层拓展相一致的。另外，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始终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交融在一起，并且与先进思想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相一致。近代妇女解放思想注重于妇女社会性的解放，而忽视了由于性别差异而带来的特殊性。妇女的解放是比阶级的解放更为深刻的革命，要经历更为艰辛的奋斗过程。[※注]

近代众多男性精英思考女性解放的可能性路径，并进行了理论探索。李志对李达的女性解放理论做了如下概括：女性问题在于女性劳动方式的改变，因而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劳动方式的变革，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此提供了可能性。肇始于西方的女性解放运动，将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由英法等国和俄国所开创的两条迥异的女性解放道路，为中国近现代的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展指明了道路与方向。[※注]女性的身体解放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内容，也是五四时期学人关注的问题之一。陈宁注意到，启蒙思想将性欲望看作女性“为人”的基本欲求，作为现代人格的具体体现赋予了正面意义。贞操的内涵中被注入了男女共守、爱情至上的新意。女性一定程度上拥有了满足自身欲望的主体选择权。但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承认，而不是无限度的放权。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女性身体从父权与夫权管控下的家族私有财产逐渐被国权接管——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成为衡量女性身体价值的首要标准。这种“接管”一直努力将女性之躯纳入新的话语秩序，且部分地延续了封建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认知。[※注]

其二，女性解放对于社会的意义。女性解放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杨剑利著《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展现出一幅社会近代化大潮流中，中国女性生活的多维图景。通过对女性在社会习俗、教育、婚姻家庭、经济生活、法律和政治等方面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变化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近代女性解放与社会发展、女性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之间互动的辩证关系。[※注]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对于女性解放的作用。[※注]

其三，学界对民国时期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些学者概论了民国时期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张文灿《解放的限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1921—1949）》一书为代表。该书采用文献研究与口述历史相结合的方法，打破了过去宏大历史叙事所形塑的妇女刻板印象，呈现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妇女群体生活变迁及个体生命体验的多重面相。[※注]该书在研究视角上，既不同于过去的“革命史”，也不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而是立足于当时中共革命的实际，尝试进行从“解放妇女”到“让女人自己说话”的视角转换，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提供了多样化、差异性的视角。张文灿还考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运动的政策及效果，认为中国共产党把妇女解放运动纳入到阶级和社会解放的大目标之下，把两性及各群体的利益看作革命主导下的一个系统，努力协调平衡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做法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对妇女性别解放的关注程度，造成了妇女性别解放和阶级、社会解放的内在张力，进而揭示出妇女的性别解放和社会解放并不完全是良性互动的问题。[※注]王微认为，抗战时期华北各地的妇救会在乡村工作的实践过程中，遇到了革命与传统、革命与性别的种种冲突。经过不断的探索与调试，结果是革命让位于传统、性别让位于革命。被妇救会动员起来的乡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社会角色发生了诸多改变，但此种变化并非根本性的，而且深刻受制于战争、传统以及革命自身。[※注]

学界进一步讨论了苏区中共妇女解放与早期中共妇女运动领袖人物。其一，苏区的妇女运动。张雪英梳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南、闽西苏区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运动，从而赢得社会对女性价值承认和尊重的历程。[※注]该书的局限如张侃所言，“全书缺乏深入的个案分析，难以从细微之处观察妇女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进而无法‘深描’妇女生活的丰富面貌，结果无力把握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和谐与冲突”[※注]。民国乡村妇女对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存在着不同方向的选择。汤水清注意到，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央苏区乡村妇女存在两种明显差异的选择：一是主动追求婚姻自由、积极参与革命，甚至送子送郎当红军；二是躲避“解放”、消极应付革命，阻止亲人参加红军。产生这种差异性选择的原因主要在于战争环境、党在政策上的某些偏差、传统社会心理与社会习俗的影响等因素。[※注]其二，早期中共妇女运动领袖的观念。张素玲指出，在早期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中，一些领导人仍然受到某些陈腐的性别观念的影响。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该妇女运动没有深入触及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也未能进一步有力推动性别文化的进步。[※注]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学界对中共革命与具有婚外性关系的亚群体——“破鞋”的讨论，是近年来中共妇女史研究的一个亮点。张志永依据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整体中析出“破鞋”群体，探讨她们与中共妇女运动耦合与背离的过程。其认为，中共在抗战初期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处理道德问题与民族革命的关系，团结、利用婚外性关系群体在很短的时期内打开了抗日斗争局面；同时，中共迅速对这个群体进行了教育和改造，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与此相适应，婚外性关系群体也发生分化，多数人转化为坚定的革命群众乃至党员干部，而少数人则被革命浪潮所淘汰。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共善于进行政治动员的娴熟能力及其有关制定妇女政策的灵活性和正确性。[※注]张志永还从女性群体的立场考察了这一群体，认为她们在抗战初期动员妇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政治立场摇摆不定，常常败坏社会风气，乃至沦为日本侵华工具。经过1940年后华北根据地妇女运动的改造，“破鞋”群体大部分转化成为党员干部和抗日群众，减少和防范了性乱的发展、蔓延，但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性乱问题。[※注]这些讨论表明，抗战时期乡村妇女群体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并非像学界过去认识的她们是一个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束缚而亟待被解放的同质化整体。抗战胜利后，部分地方的中共乡村干部仍存在性乱的问题。徐进发现，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之际，村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是大量存在的。他认为，这类问题不能简单以干部腐化论之，而是非婚性行为固有并长期存在的现象，这与当地的男女比例失调有一定关联。在此次土改整党过程中，村干部的“男女关系”问题被严重高估，熟识当地情况的干部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对温和的解读，并被中共决策者所接受。[※注]

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近代非画报类的期刊与女性解放的关系。王成注意到，民国上海的《永安月刊》注重以女性为题材的报道，体现出婚姻和家庭变革与多种“救国”主张相关联的社会改造意识。[※注]赵叶珠、韩银环通过考察1915—1925年间的《妇女杂志》，认为五四之前该杂志的涉外文章以传播先进实用科学知识为主，五四初期的涉外文章开始介绍各国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研究新思潮，五四中后期的涉外文章则重在推介妇女解放思想与理论并深入探讨妇女问题。而五四运动后 《妇女杂志》大量刊载外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为中国妇女了解国外妇女运动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注]

三 女性生活及其社会角色

近代中国女性的活动既有密切关联政治的解放运动与参政斗争，也有不同于政治活动的社会生活。学界对近代女性的社会生活、权利意识与犯罪活动、女性的社会形象与角色以及女性与社会的互动等问题进行了越来越细致的讨论。

（一）女性生活

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继续讨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同时，开始关注近代女性生活。迄今为止，女性生活一直是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这期间，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一书引人注目。该书视野开阔，以宏观与微观、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多角度、多层次地描绘了近代妇女生活的缠足、婚嫁、服饰、信仰、娱乐与职业等方面的变迁。两位作者将此书视为其所著《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一书的姊妹篇。他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时，深切感觉到应该深入了解妇女运动的前提与基础，即妇女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们着重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审视。在《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一书前言中，作者们慎重考虑了“生活方式”的概念问题，认为“生活方式”“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人们对衣食住行、劳动工作、休息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以及与这些观念相适应的行为方式”[※注]。虽然在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及行为科学中，生活方式有特定的含义，人们对它的理解见仁见智，但“它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和一定的价值观念支配下，为满足自身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要求所采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注]。可以说，“生活方式”是分析社会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由于在国内学界较早且充分运用了“生活方式”的分析视角，《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一书在近代女性生活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意义，有学者称赞说：“（该书）是近年来妇女史研究中难得的好书。”[※注]

2006年至今，学界对近代女性生活中的交往、生育、自杀、生计等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

其一，关于近代女性交往。魏中林、花宏艳认为，晚清女诗人的文学与交际网络除了以血缘与亲缘为主的家族网络之外，还不断拓展出以报刊为平台的媒介传播网络、以学校为核心的私谊网络和以社团为载体的社会网络。凭借这些现代交际网络，她们不断地寻求身份认同，应对政治变迁，传播自我形象。[※注]赵凤玲讨论了五四时期社会媒体上关于男女社交公开的论争，认为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享有社交权利。但当时整个社会氛围对女性的日常社交还是形成了一定的限制，能够走到时代前列的女性毕竟还是少数。[※注]

其二，关于近代女性生育。张晓艳、王俊斌以山西省保德县百人口述调查资料为中心，考察了民国时期晋西北妇女的生育状况，认为当时该地区妇女的生育状况极为落后，其主要体现在早婚盛行、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不注重产妇的健康等方面，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保守的生育习俗与当地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注]杨剑利从生育观念的角度讨论了民国时期乡土妇女在生育方面存在的种种不幸。[※注]

其三，关于近代女性自杀。李书源、杨晓军以1912—1921年《盛京时报》刊载的女性自杀案例为中心，解读了民国初年东北地区女性的自杀现象，认为该现象呈现出自杀年龄年轻化、自杀方式多样化等特征，其当事人原因在于人际冲突、生存与生活压力、纲常名教引起的殉情及受虐等问题，而社会原因在于民初东北地区发展的迟滞与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注]杨齐福、汪炜炜考察了民国时期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惠安女集体自杀现象，认为这种现象难以防控的主要原因在于性别的职业流动与两性关系的失衡，传统的婚姻制度与特殊的社会习俗，尤其是普遍存在的“金兰盟”。[※注]

其四，弱势女性群体的生计与处境。赵赟考察了近代苏北佣妇在上海的规模与处境，认为她们处在社会的底层，备受歧视；江南人为了自身利益或自身认同的确立，突出她们与这个阶层的区别，因而使对苏北佣妇应有的同情与帮助被歧视与偏见所取代，由此强化她们的优越感。[※注]池子华、吕晓玲注意到，近代长三角地区的打工妹群体虽然来自四面八方，籍贯构成复杂而多元，不同行业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但以长三角本区域人为主体，显示出打工妹空间运动鲜明的区域内部流动的特征。[※注]郭卫东考察了民国时期广州瞽姬的生活遭遇，分析称20世纪30年代部分盲女退出“瞽姬”行当，但由于官方善后安置举措的失当，她们的生计仍然没有着落，甚至更为艰难。[※注]孙丽萍、宋丽莉、张舒主要依据口述史料，呈现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山西女性的生存状况，认为她们不仅亲历了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苦难，而且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因此转变。[※注]艾晶认为，清末民初的一些女性意识到在婚姻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并进行了一定的抗争；而这一时期女性因为自私、好妒等因素，造成以女性为中心的婚姻家庭矛盾较为突出。[※注]

此外，吴小玮注意到，民国时期广州政府则率先掀起了禁革女子束胸的“天乳运动”，有力遏制了束胸之风，促进了“健康美”的审美观念的传播。运动中尚有性别话语、国族精神和政党意图的交织，可见民国时期女性解放的多面性。[※注]

（二）新女性的社会形象与角色

学界对女学生的角色、形象与观念的讨论，成为2006年来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的一个亮点。张莉认为，晚清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发现和对妇女问题的发现是女学生出现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们关于现代意义上的新妇女形象的理想逐渐在女学生身上落实，其关于民族国家的设想也是在女学生从历史地表浮现并进入历史舞台的过程中一步步变成现实。[※注]宋少鹏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考察了五四运动时期的女学生，认为这些女学生以国民意识和国民责任为号召，以“女学生”的身份参与到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之中，体现了女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自身也成为推动政治发展进程的主体。[※注]周东华不同意学术界关于近代教会女生政治意识问题的惯常看法，即认为她们不爱国。他提出，近代江南教会女生之“爱国”有“负责任之爱国”与“理性爱国”两种，前者凸显国民品性，后者赞扬知识水准，而她们更相信“理性爱国”的有效性。[※注]民国时期女学生在社会传媒中的形象不断被建构。曾越注意到，从民初到20世纪40年代，大众媒体绘画图像通过视觉符号置换，建构了一条女学生从清纯少女走向摩登女郎的衍化路径，在视觉上营造出女学生物欲渐强而内涵渐弱、“分利”色彩渐浓而“生利”意义渐淡的形象特征。图像形象的“沦陷”将女学生的进步意义消解殆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女学生以及女性解放的现实困境与社会文明发展的艰难曲折。[※注]

学界对近代其他新女性形象的讨论也较为深入。杨联芬讨论了五四新女性在身份认同上处于新伦理与旧角色相矛盾之困境的问题。其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女性处于社会道德变革的涡流中心，她们因文化身份而分属意识形态的“新”与“旧”两端。作为新文化共同体的一员，新女性认同正义伦理，肯定个人权利，追求恋爱自由；但作为女性，她们的性别认同与关怀伦理心理，却使之往往对“旧”的一方充满同情而在权利问题上做出妥协。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体现了“五四”正义伦理的道德局限。[※注]赵凤玲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沿海一些大都市的新女性、摩登女郎，认为她们以特有的女性身体形象，既诠释了新式女性思想解放、身体解放在社会中所扮演的与传统女性不一样的角色，又说明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时期，女性的身体形象也被打上了商品的符号。这一方面显示了新式女性独立的人格得到社会承认；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的身体形象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摆脱不了被欣赏、被阅读的歧视地位。[※注]冯剑侠讨论了民国时期女记者的出现及其形象的建构，认为女记者的职业性质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引发了男性文人对重新定义性别角色的担忧和焦虑，而她们采取“去性别化”的话语策略，强调自身的职业素养和社会功能，则是为了建构起性别中立的职业认同。女记者们的“中性化”和“职业化”究竟是对这一“男性的视角”的纠偏还是强化，仍是一个值得继续反思和探寻的问题。[※注]

有学者对宋庆龄、康同璧与胡彬夏等近代女性人物的身份建构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刘俊凤通过对宋庆龄“私人书信”的分析，试图从一个侧面展示“一个更加真实、丰满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宋庆龄”，认为“她的生活历程不仅诠释了20世纪中国女性自我解放的路径，也成为中国女性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典范”。[※注]张朋认为，康同璧成年后自觉参与并领导了清末民初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当时新女性的代表，从而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不断“生产”自我的社会身份。[※注]此外，张朋还分析了清末民初女报人胡彬夏的办报活动与身份认同，认为其主持的《妇女杂志》前后基调的变化反映出胡彬夏在自我身份塑造与社会舆论认可之间寻求平衡，进而避免社会身份“焦虑感”的努力。[※注]

此外，李颖以三门塘碑刻为中心，讨论了清至民国清水江流域侗族妇女参与公益事务的范围和方式。[※注]

（三）女性权利与违法犯罪

近代女性社会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女性权利的确立。向仁富着力探讨了20世纪20—30年代中期广东妇女的权利问题。他认为，当时广东妇女积极争取受教育权、经济平等权、参政权等权利，但她们争取来的权利，但是同实际权利相比较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此争取过程中，国共两党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于广东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有相当突出的“男性特色”，也有很强的从属于民族民主战争的工具性价值。[※注]财产权是女性权利中的核心部分之一。郑全红在《民国时期女子财产继承权变迁研究：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一书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民国时期女子财产继承权变迁的脉络，透视了民国时期法律制度变革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价值取向。[※注]王新宇认为，女子财产继承权是近代法律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性别权利的突破。但女子财产继承权体现的仅仅是一种权利能力，而不是行为能力，甚至在债务继承时家境贫寒之女反受继承权之害。近代关于女性权利的立法实则利弊各半，原因在于这项法律变革基于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社会变迁的结果。[※注]徐静莉分析称，民初女性在婚姻与继承方面的权利“仅仅停留在文本上”，大理院在涉及女性权利的婚姻、继承案件的司法裁判中既有对传统的妥协，也有顺应潮流的灵活与变通。[※注]

谢开键、肖耀依据民国时期贵州省天柱县妇女买卖土地的文书，分析妇女在土地买卖过程中扮演的卖主、买主、凭中等角色，认为是当时该地区的女性拥有了较大的财产支配权利，但她们依然缺少争取法律保护的主动权益诉求，其权利和地位仍受到各种或隐或现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注]张启龙、徐哲通过考察清末广州南城高第街房地产交易的契约文书，发现以寡母（寡妻）为主的一些女性参与了买卖过程，她们在家庭大宗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注]此外，海日古丽·牙合甫探讨了近代维吾尔妇女在喀什贸易事业中的地位。[※注]

寡妇、妾与婢女是民国时期的女性弱势群体。曹婷婷注意到，晚清江浙地区在存在妇人改嫁携去妆奁的习惯。不过，也有因此争讼的案例。寡妇享有的财产权并不稳固，对于夫家财产并没有擅自处分的权利，受到族人的监督。[※注]李刚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在立法上虽确立男女平等原则，而法律条文对妾制并无禁止性规定，因此终无法根除“妾”之风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事实。[※注]张晓霞、顾东明依据清末民初《申报》的寻婢广告，认为婢女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十分低下，经常出现逃跑的情况，但她们已经产生了脱离依附男性的传统而自立的觉醒意识。[※注]

小田、张帆认为平民的地位更宜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进行确认，而这种地位可称为“日常地位”。以民国时期苏州轿妇为案例的考察表明，在影响日常地位的诸多变量中，所谓声望是特定共同体中体现“妇道”的村妇名声；所谓财富是村妇兼任多种劳作而获得的家庭收入；所谓特权主要是在家庭关系中村妇决定自身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或称为人格），其决定着村妇的日常地位。[※注]

近代女性犯罪是学界相对陌生的社会现象。艾晶在此问题上用力甚多，揭示了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的特点与官方、民间的应对措施。她依据民初司法统计和案例资料，分析认为民国初年女性犯罪的动机多因为经济因素。女性犯罪人多为处在经济底层的人们，在无法解决自身的困难时，只有铤而走险。[※注]艾晶还集中考察了清末民初官方对女犯的宽宥与监禁。她注意到，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的数量和类型都有所增多，但统治者在加强控制的同时，也对犯罪女性进行了一定的宽宥处理。清末修律之时，更是减轻了对女性犯罪的惩罚。[※注]但在实际执行中，清末监狱对女犯的看管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便是官媒的虐待、勒索。加之当时大部分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部分女犯因而愤恨自杀。[※注]近代民间的家法族规对女性的性越轨进行了一定的制约和惩治，这让很多女性苦不堪言。艾晶认为，近代虽有部分家法族规对性越轨女性的惩罚有所减轻，但却未能真正去除女性的性禁锢；在民国时期性解放的思潮中，女性在与传统贞操观念束缚做斗争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此时期性犯罪女性的数量和类型都出现了一定的增长趋势。[※注]

（四）女性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近代社会变迁促进了女性的觉醒，而女性觉醒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的变迁。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讨论了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近代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向，这种变化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与近代以前的女性相比有什么不同，对当代中国女性群体的发展产生何种制约，进而寻找女性群体变化与不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女性群体的变化中揭示影响社会变迁的某些动力和机制。其认为，女性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所经历的变化是迈出了从女人到人的第一步。[※注]吕美颐分析了近代妇女运动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认为妇女运动的直接与间接成果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与提高，两性关系的错位逐步得到纠正，性别群体利益不断得到调整。二是妇女运动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强大冲击波，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着重大影响，使人们逐步接受某些新事物，产生某种新共识”，推动了“正向”社会变迁。妇女运动的影响，往往从局部展开，由点向面扩散，从量变发展到质变。这是一个社会重新整合的过程，也是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注]

相对于前述学者概论女性与社会的关系，夏晓虹从个案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刻剖析。她通过惠兴、胡仿兰与秋瑾之死及其引发的社会风潮三个个案，分层解读晚清女性解放与民间社会力量崛起之间的关系。[※注]马军细致考察了1948年的上海舞潮案，认为这一起女子集体暴力事件是民主意识对抗极权专制的一起政治事件，也是一场无预谋、无组织、无纪律的极端行为，并且从头至尾掺杂着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色彩。案件结束后，许多当时的骨干或被动或主动地向进步组织靠拢，因而使该案有了一个最好的结局。[※注]

此外，范若兰考察了近代中国女性人口的国际迁移情况。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女性国际迁移的总规模应在230万人左右，主要流向东南亚地区，流向美洲、欧洲、澳洲和非洲的女性移民很少。这种国际迁移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依附迁移型、主动迁移型和被动迁移型。[※注]

（五）社会传媒与女性生活

图像比文字更能直观地反映社会现象，一些学者从画报等图像资料透视近代社会传媒与女性的关联，颇有新意。秦方以晚清时期天津的几份画报为例，探讨了近代女学视觉展现的议题。其认为，观者对于女学的凝视，不仅限于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凝视，也有社会阶层和身份认同的差异，甚或也会成为中外权力关系的表现方式。而画图中存在的“内外有别”的空间，使得近代女学和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注]田梅英、张云英分析了《点石斋画报》与晚清女性角色变迁的关系，认为这一时期社会急遽变化，男外女内的性别角色分工开始松动，沪上女性因得风气之先，率先迈开了由家庭到社会的步伐。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既是社会变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元素。[※注]陈艳考察了《北洋画报》，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起，较之以前的名媛闺秀，越来越多的普通城市女性出现在该画报封面上，她们的穿着打扮乃至生活方式都生动诠释了从“时尚”到“流行”的日常大众文化的变迁。而其中的普通职业封面女郎不仅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天津女子职业传统与现代纠缠的复杂面貌，也显示了现代城市职业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之间的现实处境。[※注]她还注意到，《北洋画报》封面自20世纪30年代起转向对爱国女学生及女运动员的热衷，她们作为“新女性”的代表，显示了《北洋画报》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时代审美趣味变动下的积极选择。但是，这些女学生形象表面的现代化并不能消解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其表述具有调和现代与传统的特殊功能。[※注]韩红星也分析了《北洋画报》，认为近代女性角色从身体、社会、观念等方面都接受了新的解构与重塑，新时代的女性则在与传统角色的博弈中寻求自己的新定位，但她们无法抛弃已经进入她们血脉的固有的文化根髓，因而融入了一个新旧并存、传统与现代共立的角色重塑过程。这相较于传统女性而言，她们已经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与新的角色。[※注]姚霏借助晚清上海画报和图册所刊载的大量女性与城市空间的图像，勾勒出女性的活动空间和她们在生产、消费领域的身份特征。针对图像在历史研究上的运用，她指出，尽管图像史料的运用仍处在探索阶段，即使西方历史学界也不曾实践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解读图像的手段，但不应因噎废食。[※注]

不只是社会传媒的图像可以反映出近代女性生活的独特面相，歌谣和竹枝词也是值得女性史研究关注的对象。有学者提出，要积极拓宽近代女性研究的史料范围。小田主张进行史学与艺术的跨学科对话，运用近代歌谣讨论近代女性的生活。在具体运用时，“一方面需要从歌谣中析出相关元素，解构原有歌谣，滤化艺术情感，抽象民众观念，进行‘去艺术化’处理；另一方面，依据歌谣的内容和歌谣的存在环境及其存在方式对其进行时代性确认”。[※注]潘大礼提出，从竹枝词透视近代女性的日常生活。[※注]

四 女性教育、职业与就业

近代女性教育、职业与就业是反映其社会地位与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史与女性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在该研究领域收获了丰富的成果。

（一）女性教育研究

1.1986年至1995年的近代女性教育研究

近代女子教育的大规模兴起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新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张莲波考察了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变迁历程。他认为，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从戊戌时期的“贤母良妻”主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国民”，以至发展到五四时期“男女平等”的教育，这也就是国民之母—女国民—人的教育，经过三次大的社会变革，最终完成了对女子教育的探索。[※注]黄新宪、梁景和揭示了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及女子教育体制建立的脉络与特点。[※注]崔运武认为，近代教会女子教育分成了两个阶段：一是教会女校发展的初期阶段（1844—1860），此阶段学校数量少、程度低、学生以贫民子女为主；二是教会女校的扩张时期（1860年至20世纪20年代），此阶段逐渐形成从小学到大学规格齐全的教育体系，学生向富家子女转向。教会女子教育在“提倡男女教育平等”、促进女性解放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这“不是教会集团的初衷”。[※注]

近代中国女子留学是女性解放与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比男子留学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孙石月认为，近代中国女子留学不仅具有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政治意蕴，“还有着中国妇女从封建牢笼中挣脱出来走向世界和近代化的特殊意义”。海外留学的女性是中西文化的过渡人和边际人，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递嬗过程中新兴力量兴起的标志。[※注]宋瑞芝指出，戊戌时期、辛亥时期与“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逐步拓展，从而揭开了中国妇女真正觉醒时代的帷幕。[※注]

2.1996年至2005年的近代女性教育研究

学界对近代女性教育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尤为关注教会学校对女性启蒙的影响。王奇生分析了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与特点，认为教会女子大学开创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并在这一领域“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无论在创办时间、女学生人数、女生在全部学生中所占比例方面，教会女子大学都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其他中国大学，因而“在第一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母体角色”[※注]。赵容从区域社会的角度分析了教会女校对福建女性的启蒙教育意义。其认为，福建教会学校从数量、规模、普及程度、持续时间等方面都超越了传统教育，有力促进了女性性格塑造、视野拓展与自立能力培养。掌握新式知识的女性走上新的人生道路，并开始走出国门，走向社会。同时，这也对启发国人重新认识女子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注]李湘敏系统考察了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的关联。她认为，设立女子学校是教会出于传教的需要而采取的举措，他们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也对中国女性传授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教会学校培养的知识女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面对社会的激烈变革，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逐步摆脱了外国教会的羁绊，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不可否认基督教教育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注]朱峰以金陵女子大学及华南女子大学为考察对象，全方位探讨了教会女子大学发展的坎坷历程。[※注]

学界还对近代女性教育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探讨。乔素玲深入剖析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对知识女性觉醒的多元意义。她注意到，知识女性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性别意识，培养了独立人格，但在走向社会之后，却很难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仍然处于艰难的境地。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知识女性虽对自己的权利与责任有所认识，但也难免受到传统的影响和限制。“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妇女解放道路的漫长。”[※注]此外，她还注意到中国近代女学的创立与发展不仅受到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而且受日本影响很大，“从而使中国近代女学带有浓重的日本色彩”[※注]。蔡峰考察了民国时期女子留学的途径及留学专业领域。[※注]张国艳考察了近代女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教育思想和观点，认为其演变经历了贤妻良母论、女学强国论和独立人格论等几个阶段，这些教育思想观点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同时也为女性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注]

3.2006年至2015年的近代女性教育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于近代女性教育的讨论，既有整体性的概论，也有个案式的考察。

其一，学界对近代女性教育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长期以来，学界侧重于讨论政治、经济因素对女子学校教育发展的影响。谷忠玉注意到近代中国女性观的演变与女子学校教育存在着互动关系，试图揭示观念变革、制度变革与女子学校教育实施三者之间的多重关联。[※注]黄湘金认为，1904年初颁行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在制度上否定了女学堂的合法存在，给女子教育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它也为女子教育的发展预留了一定的空间。[※注]

关于女性赴日本留学。周一川细致梳理了民国女子留学日本的历史线索，重点论证了民国初期女子日本留学状况以及历史形象的变化及其原因。[※注]易惠莉提出，秋瑾1904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学校的原因在于实践女学校严格的规定和艰苦生活、留学经费的匮乏、积极参与留学生反清宣传活动等因素。[※注]

关于女性教育事件。李净昉以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李超为争取平等教育权而不幸病死的事件为切入点考察了五四时期社会性别关系的复杂面貌。其分析称，李超之死这一悲剧经由追悼会、媒体报道逐渐转化成一起公共事件，引发了有关妇女命运及其解放的热烈讨论，并由此产生多种文本。而文本制造者的不同性别、身份又导致各自论述中存在某些差异。在此情势下，妇女解放在诉诸制度变革之外，仍需要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力量的增强。[※注]

学界还考察了近代各地女性教育的特色与作用。刘欣、侯文韬提出，天津近代女子学校体育具有以下特点：从体操到田径、球类；从表演到竞技；从松散到规范；从普通教育到专业教育；从身体解放到文化诉求。[※注]杨军昌、谢芝认为，近代贵州女子的入学是贵州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对于消除性别歧视、突现男女平权、提高民族人口素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注]吴民祥考察了近代浙江的女子教育史。其认为近代浙江女子教育对浙江女子的启蒙与解放，对浙江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浙江女子也成为推动浙江近代社会变革乃至中国社会变革的一股巨大力量。[※注]

颇令人注意的是，万琼华关于近代湖南周南女校的考察。她在《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1905—1938）为中心的考察》一书中提出，湖南周南女校是近代女子教育思潮演变的缩影，也是近代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特定场域。周南“小社会”与近代中国“大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成长或受挫均离不开20世纪前40年的民族主义运动、教育近代化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或隐或显的影响。该书采取个案研究路径，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兼顾地域、阶层、性别、时代等差异，运用思想史、妇女史和区域社会史等多学科交叉方法，把解读周南女生自办刊物、书信、日记、作业、回忆录等文献史料与口述访谈相结合，多面向、多层次地展示其校园生活及社会表现，凸显其主体性与能动性，并从中透视女子教育思潮、性别文化、社会观念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以期将周南女校更深地内嵌于近代中国的整体历史中，展现近代女子教育思潮的历史演变。这种以“小历史”补以往“大历史”之不足的研究取向，既扩展了研究领域，又有助于新的史学观念与理论框架的建立。[※注]杜芳琴认为，该书“是一部整合思想史、社会史与妇女史的近代女子教育史，也可以看作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近代妇女思想史”[※注]。

（二）女性职业与就业研究

除了在教育上获得一定程度的权利外，近代中国女性还在经济领域开始显示自身的力量。

1.近代女性实业

赵长征注意到，近代女子开始投资兴办并以妇女为主要劳动者或服务对象的经济实体，旨在帮助女子自立自强，使其从家庭奴役中解脱出来而步入社会舞台。他认为，一方面，近代女子实业作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先进性与具有较强的爱国性，在当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女子实业在浓厚的封建文化氛围中难以蓬勃发展，始终存在着数量少、力量弱、资金不足、规模较小与生产能力低等不足。[※注]

2.近代女性职业

近代女性经济活动的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女性职业与就业方面。李长莉发现，女堂倌是中国近代女子最早的自由职业。作为以自由身份进入社会商业服务行业的女子，女堂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具有新的意义。虽然这些女工刚出现时也同样受到保守舆论的抨击，但在近代工商业日益发展之下，女工不仅势难禁绝，而且越来越多，从19世纪70年代初的数百人，到90年代初已有近两万人。[※注]姜振逵以《申报》中有关女堂倌的报道为例，分析了晚清上海女性职业角色与传统伦理的冲突，认为当时租借区存在着传统与新生、官府与士民的冲突，泛溢到表层，就表现为尖锐的观念论争。[※注]周巍认为，晚清以来的女弹词经历了书寓女弹词、职业女弹词的前后更迭，身份也由高级妓女转变为职业女性。不过，女弹词只是江南女性的一种身份标识，并非终身的。她们回归家庭、承担起女性传统的性别角色，预示着职业生涯的结束。这种变化体现出晚清以来人对女性性别角色期待的延续性。[※注]杨阳、万妮娜注意到，民国时期上海舞女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热衷舞蹈的社会风气催生了新的高级妓女群体，而削弱了传统的高级妓女的新引力。[※注]

警察与医生是近代女性得以涉足的新职业。孙静认为，女子警察的出现因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在女警正式亮相职业舞台前，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女性自身，仍缺乏足够的先期准备，仓促中不可避免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女性地位上升而言，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用。[※注]赵耸婷、韩大全初步考察了清末民初女子西医教育及女医的职业化，认为女性医学人才的培养和职业化发展造就了早期的女医群体，冲击了中国固有的职业观念，促进了近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起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启蒙的作用。[※注]

小田分析了近代江南乡村妇女职业结构变动的特点。他提出，近代以来江南乡村社会发生的妇女职业结构分化，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侧面加以透视。职业内部结构的分化，指的是经济报酬、文化资源、社会声望等层级之间的变动，这些参数可反映乡村妇女职业结构的不平等程度。职业的外部结构指的是生产方式、空间、行业等类别结构的变动，这些参数表明它与传统职业结构的异质性。近代江南从事特种行业的妇女职业呈水平流动态势，以就地转移为主，比较频繁的转移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完成近代职业转型后的乡村，她们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注]

3.近代女性就业

蒋美华考察了清末民初妇女就业的整体状况。她认为，20世纪初期，妇女就业出现职业化的群体，甚至出现知识女性参政。为了引导妇女就业、社会上出现了妇女团体传习所、女子职业学堂，推动了妇女就业。妇女在就业过程中，也逐渐开始了为争取经济、政治权力的斗争。但总的来说，近代妇女就业比重小，领域多集中于体力劳动，文化素质低，就业环境差，经济政治上受歧视，缺乏法律保证。这就使妇女就业步履维艰，障碍重重，体现巨大的历史局限性。[※注]

五 女性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局限

1986年至今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1.1986年至1995年学界对近代中国女性史的探讨可区分为政治史与社会史两个领域

前者着重讨论革命史意义上的妇女运动，后者从社会史角度讨论女性教育、职业与女性观的变革。二者在内容与研究路数上差异明显，各有长短，又相辅相成，更完整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女性生活的全貌。

但应看到，作为社会史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侧重于整体性的概论，尚未出现精深的个案研究，更未展示理论上的建树。郑永福、吕美颐在《近代中国妇女生活》一书中关注的“生活方式”概念无疑是一个亮点，为将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可供深入讨论的视角。

2.1996年至2005年的中国近代女性史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研究视野的拓展，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创新，均收获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成果。学界在研究对象上，从精英女性转向城市与乡村的普通女性；在研究路径上，在单方面地考察女性本身的同时，开始关注两性关系；在研究范围上，拓展了宗教信仰、日常生活等领域；在研究理论上，借鉴西方的社会性别视角与女性主义理论等；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搜集大量的口述史资料。这些新变化，表面学界对近代中国女性的研究摆脱了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开始探索社会史意义上的研究视角与立场，有意识地推进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的学科化。这十年间，大陆学界的近代中国女性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呈现中西会通的新景象。

郑永福、吕美颐总结了2009年之前大陆学界研究近代中国女性史的长短得失。第一，理论欠缺依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近代妇女史研究最大的突破，是吸收和采用了西方的社会性别理论，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希望从研究性别制度的构建与变迁中重建妇女史的体系与框架，力图使近代妇女史研究走出革命史的框架。第二，妇女史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口述历史方法的运用等，使妇女史研究朝着多视角、跨学科、综合性的妇女、性别史的方向有了实质性进展。新时期的近代妇女史研究，最早借用的新研究方法即来自社会学和社会史。第三，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如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缺少研究范例，低层次重复现象不时出现，甚至常常出现论证和结论比较勉强的状况。[※注]这些评论都较为中肯。

3.2006年至今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学界除继续进行相关理论探讨外，对近代中国女性的权利与法律地位、中共妇女解放与动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提出一些新颖的见解，积极进行跨学科对话，展示了目前大陆学界的时代关怀与历史眼光。其具有以下亮点。其一，积极进行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的理论与视角探讨，尤其注重考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国外女权主义的关系。学者们普遍持开放的态度，自觉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上，张文灿提出要进行从“解放妇女”到“让女人自己说话”的视角转换。这种视角有助于呈现中共妇女解放运动的新面孔。其二，着力拓展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的新领域。张志永等人关注的中共革命与婚外性群体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秦方等人对近代女性图像的解读，从视觉角度揭示了近代女性形象、女性教育等生活内容的嬗变。其三，多方关注近代中国普通女性生活的境遇与命运。学者们对近代打工妹、女佣、瞽姬等弱势女性群体的讨论，富有现实启发意义。其四，出现了细腻而扎实的个案研究。万琼华进行了从一个校园“小社会”透视近代中国女性变迁大历史的有益尝试。此外，一些学者主张拓宽近代女性史的史料范围，将江南歌谣、竹枝词等文学作品纳入视野。可以说，从理论探索、视角转换、整体概论与个案实证研究、史料范围扩大等方面，近10年来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诚然，这一阶段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其一，理论探索缺乏真正的体系化建构。几乎看不到有人在理论上回应高世瑜提出的男女两性平等史观和杜芳琴提出的中国本土化的女性主义妇女史。本土化女性史研究理论建设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关实证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其二，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仍然存在。一些梳理近代女性解放思想历程的文章，缺乏基本的学术史回顾，自觉不自觉地重复了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些文章在选题上缺乏新意。其三，在研究路数上，仍没有走出“革命史”与“现代化”的研究范式与话语体系。一些讨论中共革命与女性解放的文章，仍局限于中共革命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的角度，无意从女性群体的立场上反思革命。既应看到中共革命视野下的女性解放，也应看到女性视野下的中共革命，更应看到站在二者之间的中立立场的中共革命与女性解放。有学者虽然尝试从“妇女解放”到“让女人自己说话”的视角转换，但在其实际研究中并没有贯彻到底，不自觉地袭用了“自上而下”进行俯视的政治史视角。其四，疏忽了历史学的看家本领——历史叙事。在近年来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成果中很少能看到精彩的历史叙事。这固然与史料缺乏有关，但史料缺乏并非忽视历史叙事的理由。没有精彩的历史叙事，恐怕很难展示入情入理的论证过程。

展望未来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需要留意以下方面。其一，积极建构相关研究理论，探索新的观察视角。引人注意的“社会性别”视角，是一种男女两性平等史观的视角，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妇女解放”的革命史视角与“让女人自己说话”的女性主义视角。通过这一视角重新审视近代中国女性史，可以发现不同于以往看到的新面相。学界开始运用此视角观察近代中国女性史，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还远远不够。当然，西方女性主义史学有意将“社会性别”建构成一种像阶级、种族一样的社会分析的基本范畴，但没有探讨如何在通史研究中如何运用“社会性别”概念。[※注]我们正可以在近代中国的经验和语境中进行这方面的探讨。有学者乐观地提出，“研究社会性别史，不仅可以开阔理论视野、拓宽史学领域、发掘新的史料、提出新的观点；而且其开放性的特色，必将对传统史学全面渗透和改造，即与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进行平等的对话”[※注]。其二，选题要出新，尽可能捕捉具有明显的矛盾与冲突的女性问题进行讨论。学界关注近代中国女性群体的范围，比过去已有较大拓展，但仍有诸多没有关注到的地方，如近代比丘尼与女居士群体仍少人问津。其三，学界讨论近代中国女性问题，对其悲情的一面已有相对充分的揭示，但似乎忽略了其温情的一面。无论是当时的报刊、档案资料，还是后来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其对近代女性苦难的诉说都不能涵盖当时女性生活的全部。挖掘和呈现近代女性生活温情的一面，有助于深入认识近代中国女性生活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应当充分意识到报刊与档案资料在说明历史问题和反映社会情态上的有限性。其四，注重讲一个精彩的历史故事。如夏晓虹先生从社会史的角度讲秋瑾之死及其引发的社会反应[※注]，李细珠先生从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讲秋瑾之死及其引发的民间舆论与官方作为之间的互动[※注]。他们在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的基础上，呈现了令人深思的历史启示。无疑，生动的历史叙事是历史研究具有活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