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史作为近代社会史的重要领域备受学者关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得到长足发展，已有数篇综述涉及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注]本书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对近代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展开评述。

（一）研究历程

中国对人口的记载与研究源远流长，清末人口统计成为新政之一，自此对近代人口进行调查、统计与分析的成果日多。清末民初的人口研究成果多为对当时人口的分析，只有少数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讨论。

1911年，明水在《国风报》上撰文介绍了美国人洛克希禄和日本人根岸佶对中国历史上人口的研究。[※注]明水指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关乎中国前途，应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并予以研究。

陈长蘅致力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1918年出版了《中国人口论》，这是第一本运用统计图表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20世纪20年代，他又发表《中国近百八十余年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后之调剂方法》一文，指出，中国人口除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八年共五十二年之间增加甚速外，咸同之后增加缓慢。[※注]1920年，顾孟余发表《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的锁钥》一文讨论了人口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人口超过中国经济能力，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应禁止早婚、禁止纳妾，打破一切造成人满的宗教伦理风俗，传播人口学说和各派限制人口的方法，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提高科学美术的教育，施行有统系的恤贫律，施行各种保护工人的政策。[※注]华企云讨论了中国人口过度与饥荒问题，[※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罗尔纲也提出了太平天国之前的“人口压迫”问题。[※注]

1949年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大陆的近代人口史研究几乎陷于停顿。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出现了一些近代人口史方面的文章，大多是关于人口思想的。即使是研究人口思想，也零星不成系统，大多是评述一些近代著名思想家如薛福成、严复、梁启超有关人口的论述。关于人口实际状况的论述比较少见，仅有《旧中国的人口状况》等。《旧中国的人口状况》发表于1977年，主要根据旧中国的某些政府统计资料和个人论著中的资料汇编而成。[※注]另外，李义俊考察了1912年到1978年我国人口重心的变化情况，缪振鹏等讨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人口问题。[※注]

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变革加速，人口过剩、农民离村、城市人口膨胀、流民等现实问题凸显，学者希望追溯历史，为现实问题寻找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于是人口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学者关注，逐渐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86—1990年的“七五”期间，有数个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课题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立项，表明近代人口研究受到重视。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人口史方面的研究论文，如行龙的《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问题》和《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朱国宏的《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宫玉松的《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陈映芳的《旧中国移民流及其与劳动市场之关系》等。[※注]

美国学者何炳棣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专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这一标志性成果长期以来对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常常成为相关研究的论述依据，但由于中美学术交流的阻隔与迟滞，这一成果至80年代末才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该专著的显著特色是从人口资料的考辨、人口登记的制度变迁来探讨历史上的人口，进而对人口变迁的主要原因进行考察与分析。[※注]

90年代之后，大陆相继出版了一批近代人口史专著。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1992年出版，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1993年出版，孙艳魁的《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1994年出版，1996年出版了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和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曹树基的《中国移民史》第6卷（清、民国时期）1997年出版。姜涛的《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1998年出版，2001年葛剑雄主编，曹树基所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和侯杨方所著《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出版。另外，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和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也有部分章节涉及近代人口。[※注]

上述论著推动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在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流动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这些综合性学术专著共同推动人口史研究达到一个高峰，此后整体超越这个高峰有相当大的难度。其中一些专家也改变了研究方向和领域，此后数年高水平近代人口史著作渐少。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史等相对专门领域出版了一些专著，如卞修跃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和程朝云的《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等。[※注]

近代人口史的研究主要围绕人口统计、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等专题展开。

（二）人口统计

人口的数量是人口研究的基础，而中国近代前期缺乏科学意义上的统计，后期已有的一些人口统计也缺乏系统，且不太精确，因此，人口研究的第一步是尽可能对近代中国的人口数量有个比较准确的数字概念。学者在各自的研究论著中，依据不同的资料和不同的界定，对近代中国的人口数量作出各种估计，各自成说，互有歧异，在所难免。人口统计除了各种具体的数字外，还包括人口的增长速度，近代中国是否存在人口过剩，人口对社会发展是否构成压力等基本问题。

人口统计的准确与否，首先在于所依据的资料是否可靠。于是学者展开了对近代人口调查材料的研究。清末宣统年间和民国初年（1912年）两次人口调查，在中国人口调查中占有重要地位。对这两次人口调查，特别对清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的真实可靠性，学术界不少人持否定态度。

清末的调查，注重户数、总人口数、总人口性别比、学龄儿童数比重及壮丁数的比重。民国初年的人口调查则是对人口特征的全面调查，包括户数、总人口数、分年龄组分性别人口数、出生率、死亡率等。米红、李树茁指出：这两次调查尽管有不完整处和缺欠，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人口状况，特别是户数和人口数资料有比较高的利用价值。[※注]侯杨方认为米文在采用的资料、运用的方法、论证的逻辑上，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错误。该文既没有证明宣统年间与1912年这两次人口调查的可信度如何，也没能够通过正确、合理的方法估计出20世纪初的中国人口数量。[※注]

宣统年间人口调查的可信度深受质疑，何炳棣在《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中对宣统年间人口调查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此人口数字是“自欺欺人的”，完全不可信。[※注]侯杨方对清宣统年间的人口调查背景、过程、结果作了详细考察后认为：这次人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具特色的，它包括的空间范围最大（1953年以前），除西藏外清朝版图内的所有人口都在调查范围之内；也是1953年以前最精确、全面的人口统计之一。[※注]

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数量大，来源复杂，良莠不齐，引用者无所适从，亟须对此进行梳理。侯杨方选择1912—1948年的几次最重要的人口普查，就其制度规定、统计过程、统计数字的来源做了考察。他认为：1936年的全国选举区户口统计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人口普查，虽然没有达到现代人口普查所要求的标准时点，但全国大部分地区在时间上达到了大致的统一，而且它所包括的空间范围是宣统人口普查之后、1953年人口普查之前最大的。其他的几次统计虽然没有准确的全国性数字，但由于各地县市的统计局注明了统计数字的时间与来源，也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因此，既不应不加辨别地将民国时期的任何一次人口统计视为真实的数字随意引用，更不该因为这些统计数字彼此矛盾而根本否定民国时期有相对准确的人口统计。[※注]

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清代人口研究的重点之一是人口数量的推算问题。或从丁、口的比例出发，以人丁数来推算人口数，或从户、口的比例来推算人口数，还有从某一人口数或人丁户数进行推算与上溯、注意选择某一增长率。但推算中，如何选择具体比例与增长率则存在差异。有人强调清代“丁”的复杂性、对其数量的可靠性表示怀疑。[※注]

曹树基所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通过对大量户口资料的考订，全面复原了清代各省分府人口数据。对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及光绪初年北方大旱所造成的各地人口损失，作了详细的论述。对光绪十九年城市人口的数量，作出了与前人不同的估计。[※注]

侯杨方所著《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对中国人口的各项主要指标，包括人口数量、年龄、性别、婚姻、家庭、生育、死亡、人口分布、迁移、职业、素质和生活水平，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该书认为，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20世纪上半期。随着现代公共卫生与医疗技术、现代交通工具由西方引入中国，并逐渐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向内陆的普及和传播，中国发生了流行病转变与人口转变，死亡率渐趋下降，从此开始摆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人口模式，成为中国人口进入高速增长时期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

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考察了近代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近代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动，特别是近代人口的迁移运动；近代人口结构的发展演变。对各省人口数据进行了整理和讨论；澄清了长久以来历史学界的错误，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并不像以前认为的那么多；指出省级人口的准确与否实有赖于府级数据是否准确；对户部历年“民数清册”的整理，给后人带来了许多便利。[※注]王育民的《中国人口史》考察了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问题，搜集苏、浙、皖三省有关县份的战前、战后人口数，归纳出各区人口死亡的百分比，求出各区战后人口的死亡数，使结论接近真实。[※注]卞修跃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对战时和战后中国抗战人口损失进行综合估计分析后指出：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损失超过5000万。[※注]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何炳棣研究成果及方法上的超越：区域性的户口调查制度有其特殊性，城市人口可以作精确的定量研究。[※注]

关于人口增长原因，一般认为是由于山区开发、土地垦殖、美洲新作物的引入种植，也包括清朝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政策。但对后一原因，有学者则提出，摊丁入亩期间恰是清代人口增长最慢时期，强调玉米、番薯种植及山区开发对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李中清对西南的人口研究发现，从康熙至道光年间，该地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机会的增加，不是农业耕作的变化和耕地的扩大。[※注]

人口压力与农村经济的关系一直是中外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行龙指出：中国近代人口虽然增长十分缓慢，但是相对人口过剩却有增无已，人口过剩直接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注]他认为，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在严重的人口压力的驱动下，不断出现技术型农作物增长较快、农户经营方式中亦农亦商、以副补农等现象，这些都是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注]汪润元、勾利军认为近代中国农村“过剩人口”的主要表现是人口与耕地比例失调。[※注]

近代中国人口过剩几成定论，基本的依据是人口对耕地的压力。不过，也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清代前期人口迅速增长、人口压力出现，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等观点，一些学者也以华南、江南为例提出商榷与反驳。[※注]章有义选择中国近代若干个有代表性的年份，对当时的耕地和人口数量作了估计，认为在1812—1949年的137年间，中国平均人口增长率不仅远远低于1741年以来的增长率，而且低于当时世界各国人口增长率，基本否定了人口压力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这一成说。[※注]

（三）人口结构

城市人口是人口结构的重要方面。关于城市人口的研究较多，一则是因为近代城市史研究繁荣的带动，二则是受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引起社会问题的现实促动。行龙认为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走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并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这必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城市人口问题，如失业人口数量庞大，畸形的人口职业结构、男女人口比例失调以及物价腾涨、地价高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治安混乱等问题。[※注]张庆军指出，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的结构呈现出以下特点：性别比例偏高；青壮年人口占较大比例；已婚率普遍低于乡村；四民之末的商业和工商业就业人数占据了绝对优势；教育程度有所提高，文盲人数也呈减少的趋势。[※注]

何一民、沈毅、徐曰彪、王均分别考察了成都、大连、香港、北京的人口情况。[※注]何一民认为，近代成都人口的增长以移民为主要原因和特征。清中叶以后，成都人口呈持续增长状态，民国以后，成都城市人口则出现大落大起的曲线发展。[※注]张利民考察了近代华北城镇人口的剧增及其等级与系统，认为城镇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年龄结构呈菱形，青壮年多，老幼者少。[※注]王庆成研究了晚清直隶、山东一些州县村镇的规模、家庭构成、村民受教育程度以及性别比例等问题。他认为：晚清时期，不少镇人口不多，只是乡间自然村落的一种名称。村镇的户均人口多在5人左右，入学者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二。穷民、残疾、节孝等弱势人群占相当比重，老年人口偏低。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性人数远远超过女性。就人口年龄分布而言，基本属稳定型人口类型。[※注]李金铮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农村男性对女性的过高性比例，导致男性的早婚和迟婚，一部分男性被剥夺了结婚的权利。[※注]

虞和平认为，民国时期人口增长超过耕地的增长，但未对社会造成重大压力，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表现为：教育程度较清末普及，提高了人口素质，从而增强了就业能力；以向东北移民、农村向城市移民、抗战时期向后方移民为代表的三种大规模人口迁移，使内地与边远地区、城市与农村劳动力供需和人口素质的不平衡状况得到缓解；妇女就业程度的提高，使这一人口资源得到发掘。[※注]曾凡的《人力资本与上海近代化（1843—1949）》一书对上海近代人力资本优势及其形成，人力资本水平与工资收入、社会阶层和职业流动的相关性，人力资本与上海近代发展速度等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实现、配置和维护问题。[※注]

除了从宏观上研究人口结构，也有一些学者利用宗谱、户口册等资料对近代人口进行微观分析。如彭希哲、侯杨方对澄江范氏家族，余新忠对苏州彭氏家族，洪璞对汾湖柳氏家族的人口状况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注]彭希哲、侯杨方根据《澄江范氏家谱》等资料进行研究，指出人口变动主要是依靠外部的力量——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的恶化与改善引起的死亡率的升降来进行人口调节，他也认为在人口压力较为严重的时期，不同阶层的人们通过推迟男子的婚龄、保持独身以及婚内节育来应付环境的挑战。此外还有台湾学者刘翠溶分析了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美国学者李中清等研究了清代皇室人口。

（四）人口流动

人口的流动主要有移民、流民等形式。

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专著较早的有李德滨、石方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注]和路遇的《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注]李德滨、石方对近代以来黑龙江的移民分阶段作了地理分布、迁徙状况的分析，还对日伪统治时期的国内移民与日本移民作了概述。葛剑雄主编、曹树基所著《中国移民史》（清、民国时期），论述了清代至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对一些大的移民运动，说明其起因、迁移对象、迁移时间、迁入地、迁出地、迁移路线及方向、定居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并尽可能作了定量分析。[※注]该书对移民数量的分析和估测，对移民的社会、宗族和产业结构的分析和评价等都做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之后关于中国移民史的论著在整体上，甚至某些议题都没有超越《中国移民史》。有关专著还有朱国宏的《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注]、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等。[※注]

移民的研究除了一些宏观的论述，还以东北、西北、华东、西南等区域为范围进行细致分析。

东北移民研究大体上分为两个方面，日俄向东北移民和关内的“闯关东”，主要围绕移民过程、移民原因、移民的影响等问题展开。

季淑芬指出，在“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前的十几年间，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活动，具有缓解日本国内社会阶级矛盾的紧迫性、移民的军备性、移民输出的强制性和移民宣传的欺骗性等特点。[※注]高乐才认为，由于日本经济匮乏、经营不善、自然社会条件的差异以及中国人民和东北当局的抵制与反对等原因，1905—1931年日本向中国东北的试点移民活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注]赵风彩指出，20世纪初叶，日俄两国都大批向中国东北移民；关内自发的移民队伍起到了巩固边防，促进东北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使中国的人口分布更趋合理等作用。[※注]朱玉湘、刘培平总结了“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移民的特点。“九一八”事变前，关内向东北的移民有组织、有计划、数量大、范围广，居住性移民增多，农业移民呈上升的趋势；而事变之后，移民数量忽高忽低，流动性增强，居住性减少，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七七”事变之后日伪大量使用战俘作劳工。[※注]张利民指出，“闯关东”的移民，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他们到东北的原因，固然有政府移民实边政策及东北自然经济吸引力的影响，而更大的驱动力则是华北自然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与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注]周春英认为，近代关内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具有以下的突出特征：从移民的流动过程看，经历了由非法到合法，由自由发展到政府有组织进行的过程；从路线看，水路多于陆路；从流向看，在东北的地理分布呈现出由南到北逐步深入的趋势；从移民的职业流向看，以农业移民为主，其次为劳务移民和经营工商业者。移民的性别以男性为主，呈现单一性，年龄构成比较低。[※注]

抗战时期人口流动问题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何一民指出，抗战初期，随着人口西进和政治、经济重心向西南转移，西南城市出现大发展。这不仅对支持抗战取得胜利、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状况，改变了这些城市的性质和功能。[※注]唐润明分析了抗战时期重庆人口的变迁。他指出，1943—1945年，受战争的直接影响，重庆人口猛增，这在促进重庆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进步的同时，也给整个重庆社会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注]张根福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人口有的迁移至外省，有的在省内迁移。迁往省外的人口从战争初期开始就有大规模的回迁现象，迁移人口中最后转化为移民的只是少数。他还对抗日战争时期浙江迁移人口结构作了分析。[※注]程朝云在2000年前后研究了抗日战争初期的人口迁移，后来其专著《抗日战争时期人口内迁研究》则向后延伸到战争的中后期，并将问题集中于战地人口向大后方的内迁。对于知识分子奔赴陕甘宁边区这一特殊的人口迁徙运动，她也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注]抗战时期的难民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群体。孙艳魁的《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一书，对抗战时期难民的状况、特征予以分析，并详述了各界对难民群体的救济政策及其善后工作。[※注]

关于城市移民问题，卢汉龙通过对上海438人的调查，分析了1949年前上海移民的来沪原因、动机、来上海前后身份的变化、生活方式等问题，认为上海中下层市民很多来自移民甚至难民，这是导致上海人精明慎微、察言观色、利己本分和随遇而安性格的基本原因之一。[※注]

除了移民、难民，流民、离村农民等也与人口流动有关。流民与离村农民不是同一概念，但也并无重大差别。近代农民的离村问题，二三十年代中外学者已予以关注。关于农民离村人数激增的原因，大体包括人口压力、农业危机、苛捐杂税、战乱灾荒、工农比较利益的驱动等。人多地少、灾祸频仍的地区，靠近都市、市场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农民离土率较高；落后闭塞地区的离土率较低。各个因素在不同文章中所处地位有时不同，甚至还有不同看法。如王文昌不同意用人口压力来解释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的原因，而彭南生则认为人口压力是近代中国农民离村的主要原因。一些论著通过分析离村者的数量、年龄、性别、去向、职业和阶级成分，探讨农民离村对传统社会向现代变迁的推动。一些论著列举了农民离村行为带来的住房紧张、交通拥挤、供求失衡、治安混乱等社会问题。[※注]

池子华、王印焕等对流民或农民离村研究较为全面，其他论著关注的主要问题和论证模式与之大体相似。池子华、王印焕研究的地域范围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池子华撰有《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以近代流民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对流民现象发生的原因、流民的空间和职业流向、流民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流民的生存方式、流民问题的社会控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注]王印焕撰写了《1911～1937年冀鲁豫农民离村问题研究》等论著，讨论的问题包括冀鲁豫农民离村的成因，农民离村后的地域流向及职业分布，离村农民的生活状况，农民离村与社会变迁，社会各界对农民离村问题的疏导与治理等。[※注]

除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外，城市人口的流出，也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内。邵燕婷在对19世纪60年代上海流民离沪情况作了考察后指出：1860年前后上海涌入了100万流民，在1865—1870年，有80万—90万流民离开了上海。正是这种城乡之间强劲的推力和拉力，造成了上海现代化初期人口的剧烈变动。[※注]周育民考察了在上海的游民阶层，研究了他们的就业、组织、活动特点及与会馆的关系。[※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