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走来的士绅知识群体是社会精英群体，是连通官民上下的中坚力量，在近代社会剧烈变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学者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注]

（一）研究历程

此处所指的士绅研究，涵盖有关“绅士”“士绅”“乡绅”“绅商”“地方精英”等社会群体的研究成果。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吴晗、潘光旦等学者就已开始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士绅阶层。[※注]五六十年代，一批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如张仲礼、瞿同祖、萧公权、何炳棣、周荣德等，也纷纷投身该领域的研究。[※注]他们强调士绅与科举考试、官僚政治的密切联系，并将其视为在文化上具有同质性的社会阶层，研究取向上着力于整体性考察，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该阶层的社会构成、社会流动和社会功能等方面。这些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相继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在1991年出版了中译本。该书考察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构成和特征，对绅士的状况进行了界定、描述和解释，估计了19世纪中国绅士的人数。2001年，又翻译出版了其姐妹篇《中国绅士的收入》。该书考察了绅士从事的各种职业，从担任公职、公共服务、充当幕僚、教书、经营土地、商业活动各个方面，分析了19世纪绅士收入的来源，其结论是：由于绅士在政府和社会中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特权集团，因此他们能从若干方面获得高收入。

周荣德的《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在2000年出版了中译本。该书主要依据40年代在云南昆阳县实地调查所搜集的社会统计和家庭生活资料，系统分析了绅士阶层的起源、阶层特征、社会功能、生成方式等问题。

除了华裔学者，其他国外学者也对中国的士绅产生了浓厚兴趣。6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小岛淑男等研究了辛亥革命中的上海商绅阶层，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将士绅与地方社会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们先后提出了“乡绅土地所有论”“乡绅统治（支配）论”和“地域社会论”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如孔飞力、罗威廉和兰钦、萧邦齐、杜赞奇和艾尔曼等人开始研究包括中国士绅在内的地方精英。这些地方精英某种程度与士绅阶层的范围重合，当然，有些中国学者不赞同用地方精英这个概念来指代士绅群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近代士绅问题重新引起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在辛亥革命酝酿和发动的20世纪最初10年里，中国发生的各项重大活动：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约运动、立宪运动乃至民国初年的政局变动，无不活跃着绅商阶层的身影，于是有了众多的文章探讨这个问题。[※注]

贺跃夫先后发表数篇文章论述了广东士绅在清末宪政中的政治动向，士绅与辛亥革命，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等问题。王先明分析了绅士阶层的分化，近代社会中的绅士集团。张敏则讨论了沿海地区新士绅群体与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的关系。傅衣凌认为乡绅中既包括在乡的缙绅，也包括在外当官但仍对故乡基层社会产生影响的官僚；既包括有功名的人，也包括在地方有权有势的无功名者。[※注]从而揭示了士绅权力来源的多元性以及士绅与国家、社会的内在一致性。

90年代贺跃夫、杨国强和王先明等先后出版了有关士绅的专著。1994年贺跃夫出版《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以“传统内变迁”和“近代化变迁”的交相互动为线索，以明治时期日本武士身份的变化为参照对象，分析了晚清士绅与日本士族近代化变迁的异同，以及他们在各自国家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角色和作用。[※注]

1997年王先明出版了《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一书，描述了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并从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互动关系入手，探讨了绅士阶层在近代由封闭型流动发展为开放型流动，并分途流向其他社会阶层，最终在20世纪初的结构性社会流动中由分化走向消亡的历程。[※注]

杨国强于1997年出版了《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一书，分析了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发生的种种嬗变，既论述了在经世之学的延伸中为西学东浙拓开门洞者曾国藩，又讨论了没有义理之学的洋务巨擘李鸿章，该书对科举制度下的功名和生业等都有深刻的认识。[※注]

进入21世纪以后，更多的学者加入士绅研究行列。一些区域的士绅群体被纳入研究视野，如王先明对华北士绅的研究、徐茂明对江南士绅的研究、许顺富对湖南士绅的研究、李世众对温州士绅的研究、李平亮对南昌士绅的研究、阳信生对湖南士绅的研究、邱捷对广东士绅的研究，等等。[※注]

士绅研究围绕的主要议题有关于士绅的界定、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与转型、士绅与区域社会的关系等。

（二）士绅的界定

士绅包括哪些人是研究者首先需要界定的。费孝通认为绅士是退任的官僚或官僚的亲亲戚戚。[※注]吴晗指出，官僚、士大夫、绅士，是异名同体的政治动物，士大夫是综合名词，官僚是士大夫为官时的称呼，而绅士则是官僚离职、退休、居乡，以至未任官以前的称呼。[※注]史靖认为，绅也就是缙绅，是专指那些有官职科第功名居乡而能得到乡里敬重的人。[※注]在他们看来，绅士不包括在任官员和普通士人。

张仲礼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无论是通过科举“正途”，还是捐纳“异途”，只要取得哪怕是最低级功名（生员），都应归于绅士之列，他还将绅士阶层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集团，下层集团包括贡生、生员、监生等，上层集团则由贡生、举人、进士以及拥有官职的绅士组成。[※注]

瞿同祖关于绅士资格的看法与张仲礼一致，涵盖了官员和有科举功名之士，但不同意其上层与下层绅士的划分标准。瞿同祖认为清代的绅士阶层可以区分为“官绅”（官员，包括现任、退休或革职者）和“学绅”（各级学衔获得者，包括文、武两科）。[※注]

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反对将现任官员纳入士绅的范畴。马敏认为将政府官员包括在士绅范畴之内阐释绅士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难免引起混乱，他强调绅士的地方性和在野性，即要将现任官员排除在士绅之外。他认为绅士阶层由以下三部分人构成：生员以上功名者（在职官员除外）；乡居退职官员与乡居有职衔者；通过捐纳而获取的监生（“例捐”）和具有武科功名出身者。[※注]

王先明分类列举的绅士成分则包括：具有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者；由捐纳而获得“身份”者；乡居退职官员；具有军功的退职人员；具有武科功名出身者。在另一篇文章中，王先明考察了民国时期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化，认为“此时的士绅构成却并非局限于功名、身份，其来源和出身也呈多元化趋向”。[※注]

学者对绅商的社会性质也展开了讨论。

贺跃夫认为绅商并不是新兴资产阶级。他对清末绅商的社会构成作了界定：第一类是投资和经营近代企业、经济地位发生明显变化而成为资本家者；第二类是作为地方士绅名流，涉足、参与倡建地方新兴的近代企业，但本身并未以投资和经营这些新式经济事业为主要活动，经济地位亦未发生多大变化；第三类是大多数内陆地区，尤其是州县及基层市镇，占统治地位的仍是旧式商号、当铺等，往往由地方士绅兼营，与地方经济互为补充。因此，“清末绅商阶层实包含各种不同类型，其经济活动的内容及性质差异甚大，其社会属性亦不可等量齐观，故不能把他们笼统地看成是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或资产阶级”。[※注]

王先明认为，绅商既不同于传统绅士，又不同于新兴资产阶级，而是兼具两者某些特征的“中介形态”。20世纪初，绅商已成为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新概念，但其内涵却颇为复杂，它既是绅与商的合称，又是亦绅亦商人物的单称。[※注]

马敏正式将绅商作为一个新的阶层来对待。马敏认为，所谓绅商，系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亦绅亦商的特殊商人，既从事工商实业活动，又同时享有传统功名和职衔，可以视作新旧时代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阶层。晚清商会的创办过程，具有“自上而下”的“劝办”特点，而这正好给处于官商之间的绅商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他们不但成为各地商会的倡设者，而且是各级商会组织的实际把持者，绅商阶层的形成与商会组织的发展是一个互为推动的历史进程。[※注]

对士绅的界定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现任官员与监生、生员等低级功名者是否隶属士绅阶层，另外对民国时期士绅构成也有不同看法。

对士绅的界定也涉及绅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学界对绅权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绅权代表地方人民说话，它便是中国历史上的代议制；另一种认为绅权是皇权的延长，绅士与官僚站在同样的地位剥削人民。胡庆钧注意到了皇权无为的局面下，绅权是一种地方权威，当皇权有为时，绅士与官僚结合，绅权变成了皇权的延长。[※注]史靖指出，当政府权力直接施诸人民身上，绅士是保持中间姿态的；当政府权力施诸绅士身上，绅士是抗衡政府的；当他们自己将权力施诸或代表政府将权力施诸人民时，绅士是和人民对立的；一旦民权强大时，他们是和政府皇权一致的。[※注]他们分析了基层社会权力结构，考察了政府、绅士与人民的关系，之后的研究基本也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三）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与转型

潘光旦和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依据915本清代的朱墨卷考察过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及其与科举的关系，他们认为百分之十三的贡生、举人和进士出于五代之内并没有功名的家庭。[※注]

何炳棣、周荣德等学者相继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证研究。何炳棣通过对数万名功名获得者的家世资料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全面探讨了社会观念与社会分层、社会地位系统的流动性、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以及流动的地区性差异等问题。他发现，明清时期获得低级功名的普通生员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在获得高级功名和官员职位的道路上，竞争非常激烈，中高层官僚家庭的社会流动似有下降趋势。[※注]

周荣德则运用社会学理论，以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昆阳县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揭示了当地社会成员上升流动的多种途径：经由学校教育和行医而向上流动；经由从军、从政和从商而向上流动；经由婚姻关系而向上流动等。他还注意到：“社会流动允许从一个社会阶层转移到另一个阶层，有的经提升而转移到较高的阶层，有的经下降而转移到较低的阶层。”[※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涌现了一批揭示近代社会变迁中士绅阶层流动与转型的论著。

在西学和西力的双重冲击下，近代中国社会开始了自身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急剧变革，地方社会的权力体系与精英阶层也经历了重组的过程。贺跃夫认为，19世纪下半叶，中国士绅主要为内乱所困，对近代化的挑战回应迟滞；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士绅阶层才开始分化，出现了学绅、绅商等职绅，并构成清末立宪派的中坚。但立宪派士绅势单力薄且近代化程度有限，他们与革命派之间的相互争端又进一步削弱了近代化精英集团的力量，从而无法像日本明治时代的“藩阀”一样，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改造旧的精英群体，推进国家和社会的近代化。[※注]

马敏认为，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绅商，充当着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因以形成的历史介质和载体，绅商一代早期资本家过渡到更为成熟和更具备近代企业精神的民族资产阶级，大致完成于民国成立后的头十年。[※注]

王先明认为，前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是适度封闭型流动，近代以来，随着新的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士农工商”社会结构的裂变，社会流动也进入开放型阶段。近代绅士阶层的转型，首先表现为绅与商交互渗透的“绅商”阶层的出现，其次则是传统士绅向近代知识分子或自由职业者的转化。20世纪初废科举之后，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不再是单一的“绅—官”或“绅—商”流动格局，教育、文化、法政、行政、实业等领域均有绅士的踪迹，有些甚至流向下层的兵士、秘密社会。这种结构性流动最终导致整个绅士阶层走向消亡。[※注]

杨国强从晚清绅士阶层的权利和国家权力角度分析二者的纠葛和关联。[※注]文章认为清初抑绅权，到太平天国起东南，募勇筹饷等要务不得不由绅士承担，这个过程实际上成为国家权力扶持绅权的过程。被扶持起来的绅权一面同国家权力合作，一面与之抗衡。而当西潮催化社会嬗退之时，绅权又掺入了民权、主权等原本没有的新意。王先明认为清末新政给予士绅权力扩张的制度性、合法性基础，而权绅在资源的束聚过程中又与民众利益形成直接的冲突，不断以民变的方式爆发。[※注]

对于乡居士绅向城镇流动的问题，通常认为，这是造成乡村社会正绅枯竭、劣绅当道的原因。如王先明指出：在地方自治运动中，乡居绅士中有新思想者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并进入城市，把农村的广大空间留给了劣绅豪强，导致乡村基层政权的逐渐蜕化。[※注]吴强华以分湖柳氏为例指出，近世城镇的扩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乡居士绅的城镇化，但从流动规模看与传统社会并无本质区别，造成近世乡村社会精英阶层枯竭的真正原因是废科举后乡村精英补给线的断裂。[※注]

学者对各类地方精英的流动也比较关注。王先明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乡村研究表明，富农阶层的总流动率和上向流动率呈下降趋势，上向流动率与下向流动率之比也是逐代下降。革命主导下以变革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为目标的社会改造运动巨浪迭起，富农阶层由此发生结构性流动。[※注]杨东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社会结构与流动特征。该文指出当基层民众以参议员这一制度载体，在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和运行机制中实现新的社会流动，这种新的社会流动形态，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的结构性整合。[※注]韩晓莉指出，劳动英雄在发挥榜样的力量，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根据地社会的治理和改造过程中，成为新的乡村领袖的代表。劳动英雄的农民出身和群众作风，使他们在乡村社会更易得到群众的支持，由此保证了政令的有效贯彻。[※注]常宝《漂泊的精英：社会史视角下的清末民国内蒙古社会与蒙古族精英》一书，认为从清末民国内蒙古地方的行政建制和民众认同演变中展示出中国从“部族国家”向“公民国家”的转型，在蒙古族地方精英的政治角色演变中展示出从“部族精英”到现代“国家精英”的转型。[※注]

（四）士绅与区域社会

士绅的活动场域是地方社会，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不同区域的社会人文条件、历史发展具有明显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的国家来说，士绅研究要走向深入不能不考虑地域因素。潘光旦和费孝通关于科举与社会流动的文章中城乡比较占据重要位置，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有专章论述科举的成功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周荣德、罗威廉、兰钦、杜赞奇等人的研究也是将地方精英纳入地域社会予以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士绅与区域社会研究引起了大陆学界的普遍关注。近代士绅研究从关注士绅与科举制度及官僚政治的关系，逐渐转向关注国家、士绅和地域社会的三角互动关系。

徐茂明探讨了江南士绅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社会角色。他认为，江南士绅作为官民之中介，其文化权力的运作固然要取得民众的认可与合作，但文化权力的制度性保障则是来源于国家政权的赋予。他还以苏州潘氏家族的迁徙与文化互动为例，分析了苏州与徽州两个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互动，以及士绅与商人之间价值取向的异同和相互影响。[※注]李世众考察了温州晚清士绅的历史变迁和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变。他发现，上层士绅是清末新政的利益获得者，而下层士绅则被急剧边缘化。上层士绅的权力扩张威胁到地方官的利益，两者之间的良好关系不复存在；地方官与下层士绅本来比较疏远的关系，反而得到根本改变，并联合起来夹攻上层士绅；而“民”在这一权力角逐之中始终是缺席者。[※注]从地方官府、上层士绅和下层士绅的三角互动关系的角度考察晚清士绅的历史变迁，为士绅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打破了以往将农村的士绅想象为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生活的整体化研究方式，也破除了上层士绅是保守的、下层士绅是激进的分析方法。吴强华指出，南社成员通过举行祭祀哭陵等具有反清色彩的象征性行为及与此相关的诗词唱和，营建江南士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意识认同，建立起以江南士人为主体，以地缘、血缘、业缘为基础的跨地域社会交往网络，并依托社群交往网络的规模效应，谋求实现文化资源与政治权力的对接，以期在社会转型中维系自身的社会声望和群体权益。[※注]阳信生对湖南近代绅士阶层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探讨了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演变的成因、过程、结果和影响。[※注]

陈文斌对太平天国时期来沪绅商社会观念的嬗变进行了分析。他们寓居上海期间，受日渐繁荣的近代城市商业氛围的影响和租界内西方文化的熏染，其传统的社会观念悄然变动：重利轻义思想慢慢取代重义轻利价值观，而且日益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随着来沪后宗法观念的淡化，这一群体的消费、伦理观念也为之一变；同时，受租界西方文化氛围的影响，部分绅商开始接纳西方风俗习惯与科学民主意识，表现出一种渐呈开放的心态。[※注]

方英考察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安徽士绅的诸种面相，分析了影响士绅行为抉择的因素及其对地域政局走向、地方社会的影响。[※注]曾京京指出，太平天国战争后，一批为官一方的常州绅士先后回乡，他们不仅纷纷致力于战后善后，在稍事休养生息后，进而全面主持或参与武进阳湖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文教设施重建，新建了保婴保节局和长年医局。[※注]杨国安通过爬梳清军俘虏的两湖地区太平军士兵的口供材料等史料，详细揭示了两湖民众“从贼”与“反贼”背后的动机、加入的方式、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等，指出太平军和团练、湘军之间的斗争，更多地掺杂有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利益冲突，而在双方争夺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的重要纽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