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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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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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中的商会,指按照官方有关法令成立,在政府与商人间扮演中介角色的各行业商人集合团体。最早见诸学术期刊的研究中国商会的几篇论文,发端于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内地学者至多在讨论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时偶尔提及商会对革命的消极态度。经过学者的努力耕耘,商会史研究成果迭出,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商人阶层许多感性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近代社会经济变迁的了解,并为一些相关理论探讨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基础。本处主要介绍马敏等人关于商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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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 商人 资产阶级 公所 学者 会馆 行会 商会档案 档案 绅商 鼎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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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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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中的商会,指按照官方有关法令成立,在政府与商人间扮演中介角色的各行业商人集合团体。
中国商会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由海外学者进行。最早见诸学术期刊的研究中国商会的几篇论文,发端于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内地学者至多在讨论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时偶尔提及商会对革命的消极态度。[※注]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作为资产阶级的主要团体,其研究价值才逐渐被人发现并公开提出,在随后的30余年中,商会史研究渐渐升温,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重要的新兴领域,并波及海外学术界。经过学者的努力耕耘,商会史研究成果迭出,新材料、新观点不断涌现,增加了我们对近代商人阶层许多感性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近代社会经济变迁的了解,并为一些相关理论探讨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基础。有关中国商会史研究的评述文章,以中文撰写发表者已有二十多篇。[※注]这些文章,已可以使我们对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有非常清晰的印象。本章把商会史研究放在社会史研究的整体脉络中予以考察,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对该领域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并重新梳理。
(一)研究历程
早期的商会史研究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分支领域加以拓展的,主要着眼点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回应西方学者的某些质疑,论证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已经形成一支独立的资产阶级队伍,进而证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章开沅在1980年前后多次呼吁、倡导研究商会在内的资产阶级群体。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学界研究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的表现,多集中于革命本身以及一些资产阶级个体,而忽视社会环境,以及资产阶级群体组织。[※注]1981年,他又再三强调商会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注]1983年,他更呼吁应该在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之间,多做一些包括资本集团、企业、商会等在内的集团研究,[※注]从而将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研究从上、中、下的阶层分析,单个企业与个人的考察推进到社会群体及集团研究的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前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商会的实证研究成果。1981年8月,冯崇德与曾凡桂发表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口商会》一文。[※注]10月,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章开沅、邱捷、丁日初等人的论文均涉及商会。[※注]1982年2月,皮明庥讨论了商会、商团的缘起及其在武昌起义中的表现;1983年初,徐鼎新对旧中国商会进行溯源,介绍了中国商会的产生、性质与任务。在各地学者的倡议与推动下,商会渐成为社会集团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一批商会史研究的论文涌现出来。其中天津、苏州、上海三地的商会成为讨论的重心。[※注]
商会档案的整理为商会史的研究起步提供了机缘。1980年冬,在章开沅的倡导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开始酝酿与苏州档案馆共同整理研究苏州商会档案,此项工作于1982年正式启动。1981年初,天津市档案馆和天津社会科学院把整理天津商会档案全宗列为重点项目。5月,两家单位抽调人员组成编辑组,开始工作。同时,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室合作整理编辑《上海总商会史料丛编》。
80年代后期,商会档案开始陆续出版。198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1辑,至1998年,《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5辑10卷全部出版,为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做出一大贡献。[※注]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年)》第1辑,后来又出版了该档案丛编的第2—6辑。[※注]厦门、大理、绍兴、上海、保定等地商会档案先后出版,近年出版的商会档案中,保定商会档案规模较为宏大。[※注]正是由于在整理、出版商会档案方面的重要进展,商会史研究才得以取得丰硕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
近代商会史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提倡社会史研究之前,已有个别学者开始涉足,但当时主要是从商会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出发,作为近代政治史和经济史中的一个课题而被开发出来的。只是到社会史研究初步复兴之后,才使研究商会的学者开始从社会史的角度去考察近代商会,从而成为近代社团和资产阶级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在研究成果上,不仅出版了《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等资料,而且在研究内容上,已从一般的产生发展过程论述和“官办”“商办”性质之争,进入到商会的社会属性、角色地位、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及其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深层问题的研究。[※注]
90年代商会史研究一批颇有分量的专题学术著作先后出版。其中包括:徐鼎新、钱小明的《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马敏、朱英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等。[※注]与80年代的单篇研究论文不同,上述90年代出版的著作,体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它们不同程度地运用现代化理论、社会组织系统论、法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探讨了近代中国商会研究领域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近代中国商会诞生的社会背景、组织结构、社会功能,官商关系,商会与行会、会馆以及其他社团的关系,商会与近代城市发展,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商会与中国资本家阶级的成长,中外商会的比较,等等,使9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
进入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一批商会史著作或在个案研究上有新的突破,或在研究内容、研究时段等方面作新的拓展。如张学军等所撰《直隶商会与直隶社会变迁》,宋美云的《近代天津商会》,冯筱才的《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朱英的《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应莉雅的《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1903—1928)》;李柏槐的《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马敏主编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是商会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注]
除了上述专著,还有不少论文也展现了商会史研究的新进展。时段上,从清末民初向后延伸,较多的成果研究时段已经涉及民国中后期,涉及苏州商会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1927—1937年)的表现,沦陷时期日本对天津商会的控制、整顿,商人团体等民间性组织在抗战时期经济统制体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等问题。
地域上,从上海、天津、苏州等少数大城市的商会向内地中小城市及海外商会拓展。对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地商会均有研究,涉及奉天商会,山西商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山西商会与行会之间的关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商会的社会角色以及商人的价值取向,近代济南、青岛商会,沙市商会,20世纪30年代汉口商会,江西商务总会、南昌商社,无锡商会和商团,苏中地区商会,20世纪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1937年以前厦门商会,近代广西商会、梧州商会,以及新桂系与广西商会的关系,汕头商会在1925年“废两改元”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汕头商会在1933—1934年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华洋商会,上海洋商会,广州外侨总商会,外国在天津的商会等。
与商会相关领域的研究,日益引起学者的注意。如会馆史研究方兴未艾,其他如商务局、商团、商民协会及同业公会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大进步。
中国商会史研究的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演进而渐渐变化。学者最初热衷研究商会的成员、性质等问题;接着转入探讨商会的政治活动及内部组织结构,尤其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商会的表现;后来较多关注商会的自治活动、市场经济中的中介作用、商会主动的社会参与、国际交往等。讨论的议题由政治渐推至经济、社会层面。
(二)商会的成立与发展
中外学者多从社会经济发展、外力影响、政府提倡、商人自我认识提高等方面分析商会成立的原因,不过,不同文章论证的侧重往往各异,强调的因素也不尽相同。章开沅、徐鼎新等人均认为,清末商会的成立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商会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资产阶级的认识和需要被视为商会成立的重要前提。虞和平认为,尽管中国近代商会是在清政府的劝办下产生的,但只有当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商人有了这一认同之后,才能去组建商会,才会去申请入会。[※注]张东刚提出:商会的成立,更直接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西方商会制度的传入,在华外国商会活动的示范效应和驱动以及晚清政权主体为贯彻其工商政策而提供制度供给与服务。王笛指出:从商会初期创办的情形来看,很难找到完全由商人自己组织的商会。他认为以清政府行政手段设立的商会却可能为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提供可乘之机。
关于商人在政府劝办商会后的态度,徐鼎新指出:1902年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筹建之时,上海各业商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王笛则认为,在商会设立问题上,不同地区的商人有不同的态度。[※注]
关于中国近代商会的起始时间,马敏、朱英等人认为正式的商会应始于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徐鼎新反复强调应把中国商会的起始时间定在1902年上海会议公所的成立。其实他们的分歧并不是特别大,如朱英认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已初具商会雏形,徐鼎新认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初具商会规模。[※注]
关于商会的发展,多数论者认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商会的地位是每况愈下,其发展与中央政府权力的强弱呈反比。徐鼎新指出:近代上海商会48年的历史,前28年兴盛,后20年衰落。胡光明描述了近代天津商会的几次改选和改组,并讨论了商会与政权关系的演变。[※注]
一些学者注意到商会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宋美云阐释了天津商会在近代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中介组织职能和作用,同时还探讨了商会作为民间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莉雅指出,天津商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构筑了一个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组织网络,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这一网络化组织具有减少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经济功能。史建云利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中保存的大量史料,阐述了商会在农村经济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郑成林考察了商会积极投身于缉私运动的努力。孙炳芳、张学军注意到直隶商会在推动近代棉业改良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侯宣杰论述了清末天津商会配合官方监督管理粮食行业、保证京津地区粮食供应安全的概况。关于商会的社会功能,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天津、济南、上海等地商会的慈善等活动。[※注]
(三)商会的性质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比较热衷于讨论商会的性质,而且常常论证商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当时许多学者都承认商会是资产阶级社团。不少论文分析商会的性质又主要从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入手,强调商会究竟是“官办”还是“民办”,抑或“半官方”的团体,等等。朱英认为,清末商会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特点,其官督色彩主要表现在,它是在官府谕允劝办的形式下得以诞生并获得法律保障地位,不仅在人事、权限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清政府束缚,而且在活动内容和方式上也受到清政府商部的某些监督和限制。其商办自治的特征表现在:领导人由商会会员自选;经费自筹自用,活动的范围远远超过政府的限定。[※注]
90年代之后,有些学者仍坚持原有看法,有些学者对商会的性质提出新的探索。如虞和平认为,商会既非官方、半官方机构,亦非“官督商办”性社团,而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商会在实际活动中受政府强权控制的一方面,则是因近代中国法制和民主制度不健全所致,并非商会本身特性的表现。[※注]马敏则提出需要动态地考察商会的社会属性,认为,中国早期商会官办或者半官办色彩较浓,进入民国后,民办的程度越来越高,受官方控制的程度逐渐减弱,其法人社团属性有一个逐步明晰的发展过程。[※注]邱澎生讨论了苏州商会的代表性问题,他指出,清末苏州商会参与抗争税收的过程表明商人团体由原先会馆、公所时代作为在实际上保护商人权益的“代表”,演变为商会时代能同时在实际上与名义上保护商人的“代表”。[※注]随着争论的深入,论者渐渐由各执一端走向调和。
(四)商会的成员构成及选举制度
商会内部构成,特别是绅商在商会中的演变是商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总体而言,商会成员的构成在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新式商人(包括买办)在商会成员中的比例要大一些,在内地城镇则旧式商人的比例更大,观念相对也更趋保守。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区域差别,不同地区商会成员构成又有所区别。屠雪华指出,苏州商会领导成员基本上由典业、钱业、纱缎、绸缎四个行业的代表组成,其领导成员中不存在买办势力。[※注]胡光明认为,在早期的天津商会中,从事盐、粮、钱业等旧式商业的商人占主导地位;后来则是洋行买办、洋货商人占据了商会的主要部门;进入北洋时期后,商会中盐商的势力重新抬头,新式工商业者的比例也有所增加。[※注]
徐鼎新提出了商会绅商领导体制的问题。他认为,自1902年成立上海商业会议会所开始,至1920年上海总商会大改组为止,上海商会大体上被一批绅商型的民族资本家所把持,基本上保持着绅商领导体制的格局。到1920年,一批新兴的工业资本家进入商会,长达18年的绅商领导体制终于解体,上海商会由原来的绅商时代走向新的企业家时代。[※注]马敏指出,绅商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它集绅与商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性格于一身,构成官与商的缓冲与中介,由于商会绅商领导体制的组织特征,决定了中国商会本身不过是一种官督商办、亦官亦商的组织。[※注]
朱英对上海、无锡、天津等地的商会选举进行了研究,认为,以往强调工商界上层人物挟其雄厚经济实力垄断商会领导权的说法与史实不相符;20世纪20年代之后,商会选举形成派别纷争乃至选举风潮,尤其是受到不同派别背后政治军事力量的制约。谢放注意到清末民初苏州商会的选举中有利于经济实力雄厚的行帮,但开始有部分新兴工商企业代表当选进入领导层。商会的选举制度既受欧美、日本商会有关制度安排的影响,也对中国传统行会的选举制度有所继承。[※注]
彭南生注意到了1921年上海商界总联合会分裂原因的复杂性。他认为,政见的分歧是双方对立的基本原因,权力争夺是彼此角力的关键因素,商界内部的派系矛盾则是新、旧两总会摊牌的重要推手,在政争、权争与派系之争的背后,既掺杂着宁波帮与非宁波帮之间复杂的地缘因素,也存在着内部制度设计不合理、商联会成员社会成分复杂等组织缺陷。[※注]
(五)商会与会馆、公所的关系
不少会馆、公所是旧有的商人组织或以商人为主的组织,商会是新式的商人组织,即使商会成立之后,会馆、公所还与之长期并存,因此,商会史研究中比较关注商会与会馆、公所的关系。从经济史视角观察到的会馆、公所往往被看成行会,会馆、公所的其他内涵则被忽略。最初,一些研究者认为,商会的根本宗旨、基本职能、组织结构和总体特征都与行会截然相异,近代商会的产生,是对传统行会的一种历史否定。当然,他们强调商会与传统行会的本质区别的同时也注意到二者还是存在一些联系。[※注]
90年代以来的研究注意到了会馆、公所组织自身的近代化过程。虞和平等人认为商会之所以能容纳行会,是因为行会具有一些近代化或者进步的特点,因而才能和现代的或者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会兼容。虞和平指出,公所等行会组织具有与商会相类似的协调、管理、商事仲裁等功能,它们之间有着被包含与包含、互相依赖的联系。因此,虞和平反对一方的兴起必然以另一方的衰落为前提的看法。[※注]王日根甚至认为工商性会馆与商会有一些共同的职能,会馆组织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整合组织,而商会却先天孱弱,在许多地方不如会馆那样具有凝聚力。[※注]王翔有关苏州云锦公所的研究表明,在商会的影响下,公所会馆在选举、日常管理等方面的民主特色有所增强,组织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注]付海晏等考察苏州商事公馆处理案后指出,民初商会、公所、会馆等商人团体之间的团体认同要远胜于所谓的新旧对立。[※注]
(六)商会的政治参与
由于多数商会史论者最初将商会成立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所以对其政治参与活动异常关心。
早期对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多从商会资产阶级社团的判断出发,强调商会与作为封建势力的清政府之间存在冲突,而辛亥革命中一些地方商会的革命行为更被视为重要的例证。但反对意见则指出清末商会与政府间的合作与依赖多于对立与斗争。甚至在1920年至1927年间,天津总商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成了军阀政权的附庸。虞和平认为:由于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不可能通过有效的法律修订而得到适时的调整,就必然出现一方面政府超越法律对商会的活动进行干预,甚至是控制;另一方面商会也势必突破法律规定进行一些超法活动。[※注]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并非单纯的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商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正式权力之外的自发组织,也有学者注意到商会与政府间利益合作的关系,不过相关实证研究仍不足。
学者对各地商会参与政治活动中的复杂面相有所揭示。朱英考察了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的“佳电”风波。宋美云探讨了天津商会参与抵制美货、日货等各种维护利权的活动。付海晏探讨了反日运动中无锡商会与国民救国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周石峰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天津商人抵制日货的活动。[※注]彭南生以1923年上海马路上界联合会为中心,考察它在反贿选运动中的作为,说明反贿选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上海商人国民责任意识的一次实践和寻求国民自治的一次尝试,标明了上海商界与北京政府的疏离。[※注]虞和平、陈君静考察了1920年前后废督裁兵运动中商会与孙中山的关系。[※注]
商民协会、商民运动与政治关系密切。朱英强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商会进行整顿改组,并非完全是国民党为实现一党专制而制定的新策略,而是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不断调整商民运动方略,实施由破坏转为建设这一新政策的结果。他指出,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开展,对于中小商人组织程度的提高,促进广大商人摆脱“在商言商”的束缚,关心政治、支持和参加革命,积极参加各次反帝爱国斗争,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成效;其中也存在较为突出的缺陷,就是国民党制定的商民运动方略较为偏激,将洋货业商人等同于买办,并认定商会是反革命团体,作为革命对象,导致在商民运动期间引起较大纷争。商民协会被撤销和商会得以保留,有学者认为是国民党推行党治的失败和政府维护其权力的胜利。冯筱才指出,商会与商民协会之争,其主要目的是地方资源的控制权,所谓商会存废,未必完全是反映自治和党治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既有地方权利资源的占有与争夺。乔兆红、彭南生等对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商民运动进行了探讨。[※注]
学者往往将商会政治参与中的积极表现多归于阶级意识或觉悟的提高,而消极表现则归于阶级性格的软弱与经济利益上的计较。不少论者强调了商会政治参与背后的经济及社会性动机。冯筱才把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保护商业经营秩序,充当官商交通的媒介等商会从事的事业,称为常态,而将商会短暂的政治参与,为避免战事而发起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战争的应对举措等均划入变态的范围。变态的行为多由时势所推动,但在事后商会仍回归本位。[※注]
(七)商会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反思
不少商会史的研究者对商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尤以冯筱才与马敏等人的反思最为系统全面。冯筱才分析了商会史研究中使用革命史、现代化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理论框架的利弊得失。马敏是最早进行商会史研究的学者之一,而且成绩卓著,他作为亲历者反思了史学范式转换过程中商会史研究理论发生的转换。本处主要介绍马敏等人关于商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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