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士绅与商会，自由职业群体等方面也取得不少研究成果。[※注]教师与学生是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工人、农民、地主与资产阶级等则是革命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为避免重复，本章仅对从社会史视角考察教师、学生、工人的部分论著予以梳理。

（一）自由职业者群体

近代自由职业者不是当今研究者为了研究方便而提炼的概念，而是近代社会中已经在使用的一个名词。

徐小群、朱英、尹倩和孙慧敏等对自由职业者这一名词都进行过考察。中国自由职业者不论是其概念的产生还是群体的兴起都与西方社会的影响密不可分，而且很早就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1929年中央法制委员会就是否应对自由职业团体进行专门立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党当局的文件中，自由职业团体与一般的职业团体明显区别开来，它专指由律师、医生、会计师、工程师、记者所组成的团体。学界对自由职业群体的内涵存在不同的看法，论述近代的自由职业者时通常指律师、会计师、医生、新闻记者、工程师、教师等全部或其中的一部分。

学者对律师、会计师、医生、新闻记者、工程师、教师等群体的关注由来已久，在会计史、法制史、医学史、教育史、新闻史等专业史、制度史的研究成果中就有相当成果涉及会计师、律师、医师等自由职业群体，将其作为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展开深入研究却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一些重要论著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相继出版。

美国学者徐小群20世纪90年代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展开了对近代自由职业团体的研究，经修改由英国剑桥大学于2000年出版，2007年出版了中文版《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注]该书重点阐述了自由职业者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现代化的过程是如何产生的；自由职业社团与其他城市社团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对自由职业发展本身的关切及其对于职业化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这一区别进而揭示了不断增长的城市社会的多样性和城市政治的复杂性；以自由职业者为例指出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动态共生机制。

台湾学者孙慧敏2002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建立一个高尚的职业：近代上海律师业的兴起与顿挫》，后历时10年修改成书《制度移植：民初上海的中国律师（1912—1937）》，于2012年出版。[※注]该书透过考察1912—1937年中国律师在上海的发展经验，探讨制度移植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力量，如何基于不同的考虑与期待，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并透过不断地角力与协商，逐步确立中国律师存在的法理基础、形塑了一种和律师紧密结合的新职业观念——自由职业。

大陆学者对自由职业群体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

陈同的《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一书于2008年出版。该书是“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分，以近代社会变迁为基本线索，展现了律师这一新社会职业在上海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其中对于外籍律师在租界的活动，本土律师的执业状况和生存环境，律师群体与社会的联系和内部的构成及上海律师公会的作用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释。[※注]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集中力量展开了对近代中国律师、会计师、医师、建筑师等自由职业者群体及其团体的研究。2006年前后在《江苏社会科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甘肃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了几组论文，又于2009年出版了《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该书围绕近代律师群体、会计师群体、医师群体、建筑师群体，讨论了近代职业制度建构、职业群体兴起、职业团体的运作及专业知识的引进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注]该书是大陆学界对自由职业者群体进行整体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该团队成员就某些问题进一步展开研究，取得一些新成果。

邱志红的《现代律师的生成与境遇：以民国时期北京律师群体为中心的研究》一书于2012年出版，该书揭示了律师群体的萌生、发展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地位和影响。[※注]

整体讨论自由职业群体兴起的原因和背景的论著并不多，多数论著采取的策略是分别讨论某一自由群体的兴起。律师、会计师群体兴起的原因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其他自由职业者群体兴起的原因则比较薄弱。

徐小群以上海为例分析了现代化如何产生自由职业。魏文享探讨了近代职业会计师兴起的原因。魏文享认为在民国初年，市场、知识与制度的转型已渐为现代会计师职业奠定了根基。在市场层面，社会对于财务核算及财务信用之需求推动记账与审计职责的分离；在知识层面，引自西方的复式借贷簿记使会计师职业的专业能力得到学术支撑；在制度方面，政府、工商界及会计界将推进会计科学化、建立独立的会计师制度作为共同目标，使会计师制度得到法律及市场的认同。[※注]

王申、徐家力等分析了中国律师的兴起。[※注]陈同等分析了外籍律师的刺激和示范对于中国律师兴起的影响。[※注]邱志红分析了影响中国早期律师业演进的三个因素：外国律师在华执业的影响；科举之废及知识分子的职业分流；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兴起与新式法律专业人才的诞生。主要从律师观念的演变，律师制度的移植、确立与完善，早期律师业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现代律师职业群体兴起的思想根源、制度基础及动态过程。[※注]孙慧敏的讨论更为全面、深入。该书从知识、社会与政治层面讨论了中国何以必须引进律师制度与律师业，全方位展现了律师兴起的背景。

职业化是自由职业群体区别于其他民间社团最本质的特征之一，而职业化的过程又是自由职业群体兴起和发展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因此，不少研究者把职业化过程及程度作为重要的考察内容。徐小群力图以职业化来区分自由职业社团与其他城市社团。他认为，职业化的要义在于各自由职业群体及其社团都力图建立自由职业之标准，获得自由职业之地位并使之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普遍承认。孙慧敏认为，律师制度与律师业的引进，不仅使中国既有的诉讼制度面临巨大的挑战，也带来职业观的重大改变。一方面，专门知识程度的高低逐渐成为衡量职业地位的判准；另一方面，专门职业者散居各地、以自我聘雇方式就业的工作形态，使他们逐渐被视为自成一格的职业。[※注]魏文享认为会计师群体对于自身的职业观念、职业特性已有相当明晰的认识，会计师自认为立于社会中介者地位，其职业有别于普通工商业者。[※注]陈同讨论了上海律师的职业资格、职业特点和职业活动。[※注]邱志红讨论了北京律师的专业养成、职业意识、角色期待，以及执业境遇。[※注]

自由职业团体是学者的重点考察对象，学界对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医师公会等均有所研究。对自由职业团体的考察一是围绕该团体本身展开，二是考察该团体与政府的关系。

徐小群考察了上海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教授社团等。孙慧敏考察了“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和上海律师公会。陈同分析了上海律师公会的产生与沿革，协助、调解、监督和沟通等组织职能，以及收回法权、贫民法律扶助与冤狱赔偿、抗日等主要活动。邱志红不仅梳理了北京律师公会创建与发展过程，并对北京律师群体在籍贯、学历、年龄、性别、以学历为主的素质等方面进行综合透视。《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考察了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上海会计师公会、近代医师团体、建筑师群体的行业组织等。[※注]尹倩指出：民国时期中西医团日趋对峙，医团组织重叠，派别分化严重；学术团体与职业团体逐渐分立。[※注]

李严成认为近代“救亡”是律师公会与国家之间合作而非对抗关系的原因和内容，使律师公会承载了不堪承受的历史使命，抑制了应有的维权与制衡国家权力过度扩张的使命。[※注]江文君指出，近代上海的医师群体通过上海医师公会这一职业团体，积极参与公共政治事务。在战后医师公会的重建过程中，国民政府试图用一个大政府去管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由此创制了一种国家控制社会的模式。[※注]魏文享分析了1931年国民会议职业代表的选择，指出，在职业代表制的掩盖下，职业团体虽有代表与会，但绝大多数席位被党政要员占据；此类代表虽名为职业代表，实际上为国民党所圈定；实施的结果是，职业代表制使国民党在避免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对选举事务的安排以及对国民会议政治方向的掌控。[※注]

自由职业群体的生活状况过去很少被纳入研究视野，后来采用社会史视角观察自由职业群体的论著逐渐增多，自由职业群体的生活状况也越来越多地被呈现出来。

徐小群比较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华籍医生、律师和新闻记者的收入。孙慧敏从律师的收费策略、业务招揽手法与形象塑造方式，归纳出律师在上海律业市场中的生存之道；并观察这些行为如何影响政府、民众对律师的观感，从而促使上海律师公会与政府当局展开职业伦理与执业规范的制定与整饬行动。邱志红指出，北京律师虽然在收入水平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整体上看，其经济状况在社会上处于中等之上的水平。不过，律师地位的制度化确认远远低于推事、检察官，其在执行法定职务时，还得不到法院司法人员应有的配合与支持，甚至障碍重重；当事人出于对法律程序的不了解，以及对律师职能的误解，往往对律师多加责难。何小莲指出，西医医生作为自由职业群体，无论与一般劳动阶层，还是与中医相比，其文化素养都比较高，经济收入也较高，属于比较富庶的阶层；社会声望也高，是社会择业的热门行业。[※注]

学者们分析了自由职业群体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由职业群体推动了该行业或职业的发展及其相关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如律师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法制的进程；会计师队伍的壮大推进了现代经济的发展；医师数量的增多促进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等等。自由职业群体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许多论者认为这些具有新式知识的职业群体用各自的方式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从而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走向，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方面。

目前大部分成果多以某一自由职业群体为限，其中关于律师和会计师的成果相对较多，其他各类群体成果较少。著有研究成果分析的地域以上海为主，这些自由职业群体的人数也十分有限，以此为例得出的结论在什么范围内有效、有多大意义需进一步反思。

（二）学生群体

过去的学生运动史中不乏对学生群体的分析，着眼点在学生与革命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将学生作为社会群体，对其本身展开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增加。

桑兵对新式学堂学生、留学生和新学之士展开研究。他写作《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一书时，学界对五四以前学堂学生的研究只有寥寥数笔轻描淡抹，而且笔触常落在大事要人之上。桑兵力图揭示晚清新式学堂学生群体普遍常规的心境情绪、向往思索以及行为言论。该书论述了晚清学生群体的形成、兴盛，学生在学潮、清末民主化进程、反清革命及清末社会变迁中的言行与活动。《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则围绕留学生与新学之士的结社活动来探测其群体意识的形成及其如何活化国魂，维系国体。[※注]

台湾学者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从如何运动学生团体的角度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运动。他认为，一方面可以看出富有理想色彩的学生“以极无责任之人，办极有责任之事”，学运不能不遭遇到很大的挫折；而另一方面新兴具有动员性的政党，逐步与学生接近，终于使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注]

20世纪90年代之后，相对于国内学堂学生的研究，留学生的研究持续升温。留学生的研究也不是新课题。舒新城所著《近代中国留学史》1927年出版，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研究留学问题的专著。该书涉及赴欧美、东洋等国留学生的情况。[※注]实藤惠秀1939年写成《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经多次修改，于1960年出版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繁体版中译本，198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简体版中译本。《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详述了1896年到1937年间留学日本的原因、留学日本的历史、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留日学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学、语言、翻译、出版事业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分析留学生在外国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二是讨论留学生回国后的事功。这也是多数留学生史论著进行分析的主要路径。

有的论著按照留学国别进行分析，有的对留欧美、日本等国的学生进行综合论述。王奇生所著《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分上下篇，下篇探讨了留学归国学生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社会、思想、教育、学术、文学等方面的贡献与影响。[※注]李喜所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重点在于阐述中国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该书讨论了留日热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广泛传播，留美高潮与科学、民主思潮，留法勤工俭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勃兴。他认为，中国近代留学生群体的特点有三：强烈的使命感和浓厚的政治意识；文化交流的逆差性和文化选择的多元性；“不中不西”的双重文化人格。[※注]

按国别进行论述的以留日学生研究成果最多，除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黄福庆的《清末留日学生》，[※注]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等。[※注]

有的论著就某一领域展开讨论。如田正平的《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重点探讨了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教育科学、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等内容。[※注]王伟的《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1905—1950》考证了中国近代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分析了这些法学博士的心路历程、对中国法学教育的贡献，留洋法学博士的成就与其留学经历的关系等。[※注]

有的论著针对某一地域的留学生进行分析，如吕顺长的《清末浙江与日本》分上下篇，在上篇主要研究清末浙江留日学生在日本及归国后的学习工作情况，分析了留日学生的人数、生源地、学校及专业分布等。[※注]

（三）教师群体

近代教师群体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包括塾师、新式学堂教师和洋教习等。

吴洪成、田谧等《晚清教师史研究》一书从整体上考察了晚清时期中国教师群体的变迁，梳理了学校教师的身份、地位、工作任务、培养训练的演变历程、内在逻辑关系、结构功能及教育影响等问题。[※注]

刘玉梅认为，清末民初教师群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官、私塾先生，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师，该群体的构成新旧杂糅；知识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身份处在由官到师的转变时期。[※注]

田正平、吴民祥指出，中国近代大学从创办之时起，其教师任职资格的检定与聘任制度经历了清末的教师资格检定制度之缺失与聘任的随意性时期，民初的教师资格检定与聘任中的“大学自治”与校长集权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前的逐渐“规范化”时期，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制度化”时期的几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学术团体、大学自身都曾起着不同的作用。[※注]阎广芬分析了近代中国当政政权对师资培养方面作出的努力。[※注]陈钊以1928年至1932年的江浙地区为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会同教育部，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党义教师资格检定制度。一开始，相关机构制定的党义教师从教资格颇高，但在实施中不断碰壁，不得不一再降低要求。[※注]

黄运红分析了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教师聘用的变化，认为：标准性、序列性、合同性是晚清大学教师聘任的主要特征。[※注]张秀丽研究了清末教育改革后河南省的中学堂教员的变化，强调由于所需师资数量与当时的培养能力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当地政府不得不随机应变，根据实际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聘用方式。[※注]

尚小明描述了近代近百所大学或学院626名史学教授的群体状貌。文章认为，近代中国大学的史学教授可分为三代：科举时代的人、新式学堂教育时代的人以及大学教育发展时代的人。三代之间存在学术传承关系。很多留学生回国后改治中国史，除了因为国内研究条件缺乏外，更主要的是因为许多人在主观上更重视本国文化历史研究之故。[※注]

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年代，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会聚了一批留日学生。韩策的研究指出，他们以“学生”之出身，作为“老师”，向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理财等“新知”，由于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等原因，留学生感受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面对学有根底的进士学员，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皆成教学中的挑战。[※注]

蔡锋指出，在20年代以前，女教师主要集中在独立设置的女子高校中；20年代以后，一般高校中女性教师的队伍有所壮大；教师队伍素质从20年代到40年代，呈现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态势。[※注]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辞职后，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积极挽蔡，奔走于政府、学生之间功不可没。稍后北大又发起成立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以要求薪金发现洋为由，驱逐教育次长傅岳棻。何树远认为，这两次运动标志着北京高等教育界开始作为独立的社会势力出现。[※注]左松涛认为清末自强学堂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投身反清活动，学堂师生虽有立场或代际冲突，但因势求变之心类似。[※注]

有关教师待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师的工资和生活状况两个方面，并由此探讨教师待遇与教育事业的关系。

清末民国时期，逐渐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了教师的待遇、薪水的等级，确立了工资标准、学历加薪和经验加薪的原则，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工资制度。慈鸿飞主要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二三十年代教师的工资收入，认为大、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差别较大，大学教师的工资相对较高。月薪300元左右的副教授或教授抚养5口之家，其生活水平至少要高出一个普通工人的十三倍。[※注]政府规定的工资只是参照标准，广大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由地方财政负担，由于各地、各校经济状况不同，因而教师的实际工资很难与标准工资相符。不同地区教师的工资地域差别也很明显。

有些论著研究了上海、四川、广州等地教师收入的实际状况。李彦荣认为，大学教师属于上海的高收入群体，中学教师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小学教师属于低收入群体。中小学教师收入与普通工人差距不大，而高学历低工资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更导致了教师的流失。[※注]陈育红在考察了民国时期上海等地小学老师的收入后提出，低微而且差异极为悬殊的待遇制约了当时小学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影响着教师职业的稳定性，并形成小学教师队伍的人才逆淘汰现象。[※注]曾崇碧、王勇指出，20世纪30年代四川小学教师待遇低下，生活难以维持，其重要原因是小学教育经费的来源不稳定、管理混乱和分配不均，菲薄的待遇导致小学教师队伍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四川小学教育的发展。[※注]冯梅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小学教师的薪资在全国范围内来讲并不算低，但相对于当时广州这个城市较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小学教师较为特别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再加上时局动荡，政府时常拖欠、折扣工资等，实际上广州小学教师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有时甚至连温饱都难以维持。[※注]郝锦花、田正平认为，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教师待遇非常微薄，与城市教师相比差距悬殊，甚至不及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和乡村塾师的收入。[※注]

教师群体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极不平衡，不同学历、不同职称教师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相当丰厚，中学教师高于工人生活，小学教师基本上养家糊口。同一学校内，因学历和职称不同，教师待遇差别较大。在同一级别的教师中，国立学校教师待遇高于省立或部立学校教师，省立或部立学校教师的待遇高于私立学校教师。陈育红指出，战前国立大学教师薪俸一般均较私立、教会大学同级别的教师薪俸高，教授、副教授与讲师、助教之间的薪俸差异较大。他认为，这主要与当时各类大学教育经费的来源途径有关，并非完全是教师学历、学识和资格的反映。[※注]石静指出，清末民初大学、中学、小学教师的薪俸差别较大，依次递减。且常常因为政府教育经费的短缺难以按时、全额发放，导致教师队伍流动性增强。[※注]马方方指出，1912—1937年，男教师相比，女教师仍处于普遍的经济弱势地位：她们以小学教师为主、职位低、多集中于待遇较差的私立学校。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女子教育的不发达、性别歧视的根深蒂固、就业女性无法避免的家庭与事业的冲突造成了女教师经济地位的低下。[※注]

教师生活状况在不同时期变化较大，抗战前，教师的待遇稳定而有保障，但抗战以来，由于物价猛涨，教师待遇每况愈下。姜良芹指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高校教师的工资诸如薪给、津贴、奖助、养老抚恤等都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下来，但由于战时通货膨胀的强烈冲击，教师的工资水平不仅远低于战前，且较同期其他行业所受冲击为重。到抗战结束前两年，高校教师的生活水平已降至社会的下层。[※注]王印焕认为，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界，民国政府公教人员的生活状况发生了由舒适到艰难的演变。在民国成立之初，公教人员的工资标准普遍较高。收入最少的小学教员能量入为出，其他人员更是舒适安然、衣食无忧。抗战爆发以后，随着战时的通货膨胀，公教人员的工薪实值越来越少，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日趋艰难。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后几年中，公教人员竟沦落到难以维持基本温饱的地步。[※注]

学界对私塾及其在近现代社会的命运有不少关注，相关论著常附带论及塾师，专论近代社会中塾师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闻洁主要考察了民国时期湖北的塾师收入，认为经师的经济地位比塾师好得多；自设馆塾师勉强糊口，专聘馆和延馆的塾师除生活外，略有盈余；塾师的自身素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其待遇状况。[※注]郝锦花认为由于受废科举兴学堂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经济地位较19世纪有所下降，年收入大约相当于高等学校教员的1/10，低于城市熟练工人之工资，但略高于新式学校小学教师和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农民的2.5—12.5倍。[※注]

刘云杉通过对清末塾师刘大鹏的研究，彰显科举废除前后塾师所体受的文化、国家、社会的种种权力，并以此透析士绅与国家的关系。[※注]左松涛认为清末到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乡村教育的“权势”是由塾师而不是教员掌握的，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新式教育并未得到基层民众的普遍信服，塾师群体并非“失语”者。[※注]

蒋纯焦的《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考察了晚清以降塾师的变迁。该书指出，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塾师们的仕进之路，降低了其职业吸引力；民国时代新式学校的建立和普及，极大地压缩了塾师阶层的职业队伍，改变了其职业行为；新中国创立后，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消解了塾师的社会空间，使之最终被时代所淘汰。[※注]

汪向荣的《日本教习》论述了清末日本教习的基本情况。这本书中记叙了日本教习中的各色人等，包括埋头苦干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日本友人，亦有对中国另有企图的军国主义分子，甚至有一小部分放浪形骸之徒，书中还附有大量珍贵图片。[※注]

朱务本认为晚清聘用洋教习的目的与性质在于为中国培养近代化人才，以满足近代化建设的需要。洋教习在推进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及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这些消极影响的产生与当时中国主权丧失、国际地位低落以及被聘洋教习的动机不纯而清政府又没有把好人才质量关等是密不可分的。[※注]

向中银指出，外聘洋员的生活待遇由薪俸与伙食补助、川资与津贴、住房与生活用具、办公与外出考察费、医药费和恤赏费构成，充分体现了清政府“重金聘请洋员”的政策，它有利于吸引外籍人才来华效力，也有利于培养新式人才，从而起到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积极作用，当然中国政府也为此付出了巨额费用的代价。[※注]

商丽浩认为，外国教习通常都能获得十分优厚的报酬，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教习薪酬受国际化进程影响，也深受本国传统的影响；随着晚清高等教育的萌芽和发展，以及中国教习的旧学和新知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教习的薪酬也日渐丰厚。[※注]

（四）工人群体

中国工人群体的研究，肇始于近代中国激烈的工人运动，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深入。革命史视角下，工人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研究成果不少。研究的问题包括工人的产生时间，经济生活特别是其贫困状况，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封建势力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罢工、武装起义等反抗斗争，中国共产党如何组织、发动、领导工人运动，国民党与劳工，等等。

民国时期关于工人群体的一些著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学术研究，其着眼点在于关照社会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有时起源于国、共两党的政治需要。马超俊、陈达、骆传华、何德明、胡林阁等论述了中国劳工问题，包括劳工的种类、工作时间、工资和生活、劳工组织发展及与不同党派的关系、工人与革命，罢工、失业、女工和童工等问题。[※注]

民国时期学者还以工人和工厂为对象展开社会调査，包括工人家庭、生活程度以及业余时间的利用等。部分学者以工资收入和家庭消费结构为基础和标准来分析工人生活程度，诸如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之研究》、上海市社会局的《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重庆社会部统计处的《重庆工人家庭生活程度》和陈达的《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林颂河的《塘沽工人调查》等。[※注]“中国劳动年鉴”等也是研究近代中国劳工群体的重要资料。[※注]

1949年后，工人作为社会群体仍然为学界所重视，出版了众多工人运动史论著。如王永玺等主编的《中国工会史》、全国总工会组织编写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七十年》、刘明逵和唐玉良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等。这些论著探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生及其发展状况、劳动和生活状况，政党关于工人及工运的政策、法令、措施，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活动，各个时期工人的经济、政治斗争，工人的文化生活，有关工人的宣传教育、报刊出版等。[※注]80年代随着社会史复兴，从社会史视角研究工人群体取得不少成果。

工人的收入与生活状况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黄汉民描述了1927—1936年上海工人工资水平变动趋势，认为这与企业的业务状况、物价指数，以及劳资双方为维护各自利益而进行的阶级较量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注]陆兴龙分析了民国时期工人的工资及家庭消费状况。[※注]张剑分析了二三十年代上海主要产业职工的工资级差与文化水平。[※注]谯珊认为，抗战前，成都市民消费生活水平物价低、生活便宜，抗日战争打破了成都市民原有的生活状态，对成都城市化与现代化产生多重影响。吕光磊、徐华指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城市地价出现大幅度的上涨，远远超过工人阶层工资的增长幅度，导致工人的实际购买能力低下，生活质量不断下降，而这些反过来又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正常发展，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不满和敌对情绪高涨。[※注]宋钻友等人考察了1843—1949年上海工人的生活，认为近代上海工人生活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近代上海工人具有复杂的境况和较大的差异；二是工人的苦难是近代上海工潮发生的重要因素；三是近代上海的一些工人因为职业需要而受到了现代文明的一些有益的影响。[※注]

有学者分析了工人等群体内部矛盾、失业与再就业等问题。马俊亚指出，由于缺乏足够的、可利用的各种乡谊资源，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多从事社会底层工作。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分层消融了阶级分立对下层群体的影响。[※注]黎霞梳理了近代武汉码头工人群体与群体意识的形成、发展、壮大、衰落过程，指出，民国时期武汉地区码头劳资纠纷的根源在于工作权的封建把持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自由雇用原则之间的矛盾。[※注]韩起澜的《姐妹们和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对上海纱厂女工的社会地位、劳动状况及其在各种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作了详细梳理。[※注]他的另一专著《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对上海苏北移民群体的出现及从业经历、劳工市场族群现象的兴起及苏北移民群体的特性进行了详细解析。人力车夫、码头工人、垃圾清运工等苦力劳动是苏北人在上海从事的主要工种。[※注]陈文彬指出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仍是1927—1937年上海失业人群再就业的主要条件；再就业的成功率不高；政府和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分工。[※注]

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工人罢工以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较为出色。该书认为，工人政治发端于工人自身，工人抗议依据不同的祖籍界限呈现出不同的行动特征，外来组织者限于根深蒂固又力量强大的传统惰性，不得不接受工人中的传统组织形态和观念，而不同产业部门的工人对于身边发生的各类政治事件，反应差异十分明显。[※注]田彤、赖厚盛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纱厂工人出于生存需求，在斗争与合作之间自行选择自己的抗争方式，缺乏阶级认同；他们虽不乏斗争性，但不能团结，缺乏自我认同；纱厂工人未能形成一个实在的阶级，而只是一个群体。[※注]

史料整理以刘明逵主编的《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规模最为宏大，该书辑录了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资料，包括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状况、劳动条件、生活状况、工人组织和革命斗争，以及有关劳动问题的政策法令和社会设施等。[※注]

一些学者对人力车夫、店员、报贩、学徒、打工妹等群体展开了研究。

1949年之前，学者对北京、上海、南京、济南、广州、成都、杭州等地人力车夫展开了调查。如李景汉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上海市社会局主编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言心哲的《南京市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强一经的《济南洋车夫生活调查》，陶孟和的《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等。一些学者的论著立足于各地区车夫生活的实际状况，着力于解决车夫的居住问题、卫生问题、救济组织问题、储蓄问题、合作社问题、教育问题、娱乐生活问题等。

在社会史复兴的背景下，2000年前后有关人力车夫的论文不断涌现。多数论文都具有地域性，分别讨论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济南、成都、天津等地的人力车夫。研究视角主要有以下几种：从革命斗争史的角度展示人力车夫的斗争精神；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阐述人力车和人力车夫的作用；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探讨人力车夫与政府、劳工社团和商人社会的复杂关系。研究路径有二：一是研究人力车夫自身，分析人力车夫的数量、来源、收入、生活状况等；二是研究人力车夫与各方关系，包括人力车夫的纠纷和罢工，等等。

首先，关于人力车夫群体本身。人力车夫作为下层职业群体在城市交通、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及起到的作用是学者长期关注的焦点。王印焕认为，民国时期在人力车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人力车夫因就业机会极少而成为时代变革的障碍与受害者，走向革命可以说是在被逼无奈情况下的必然选择。[※注]邱国盛通过对北京人力车夫来源、构成、工作内容及生活程度的分析，揭示早期北京在城市结构、功能现代化转变的迟缓。[※注]严昌洪考察了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的构成和特点及其同行意识、同乡意识和穷人意识，说明这种初级的群体意识经过知识界启蒙和共产党教育，提升到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高度，并为了无产阶级解放和民族国家利益进行了积极斗争。[※注]卢汉超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部分内容涉及人力车夫。[※注]

其次，关于人力车夫的纠纷与冲突。迫于生活压力，人力车夫往往对城市电车、公共汽车持敌视态度，政府当局的废除人力车政策时常会引起人力车夫的罢工抗争。David Stand的《人力车的北京：1920年代城市居民与政治》论述了民国初期北京人力车工人生活状况和政治斗争。该书认为晚清时期中国新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催生了一个由新旧公共团体合成的新的政治舞台或公共领域，这一领域给人力车夫、挑水夫等新市民提供了保护他们劳动权益的渠道。[※注]王印焕分析了交通近代化过程中人力车与电车的矛盾。他认为，人力车夫因生计被剥夺而痛恨电车，电车取代人力车是历史的必然，政府在处理这对矛盾时，也经常陷入对人力车与电车的双重同情之中。[※注]孔祥成指出，20世纪20—30年代在现代化进程中围绕上海人力车夫群体存在矛盾冲突，其根源在于政府取缔与安置人力车夫的政策错位。[※注]马陵合通过剖析上海租界当局管理制度的改良和指导人力车夫的自助，从反面揭示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痛疾与畸形，同时从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这一特殊的视角审视近代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下层民众的边缘特性。[※注]汤蕾考察了民国后期武汉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认为他们虽是弱势群体，但在和汉口市政府、人力车夫业职业工会和人力车商这些强势力量的博弈中，参与了国家和不同社会力量的互动，使其利益得到尊重，要求得到部分满足，弱势地位发生了改变。[※注]邵雍认为，1935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中，车夫因怀疑车商会不顾甚至牺牲车夫的利益，一度采取过激行动，但双方更多的是合作抵制法租界当局、共同维护人力车越来越边缘化的行业利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人力车夫的工作方面总体上说并没有少花力气，但未能统一领导、协调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力车夫的斗争。[※注]何建国、谢永栋指出，1934年上海人力车纠纷中，车商和承放人组成了一个“利益联盟”，打着车夫的幌子，与工部局进行利益博弈，最终将车夫的利益“绑架”。而人力车夫所组成的“共同体”，因意见不一，成为一个“虚假的共同体”，从而使车夫的利益并没有人能真正替他们代言。[※注]杜丽红通过分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认为人力车夫不过是国民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这场暴乱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人力车夫对于威胁其生计的电车的仇恨。[※注]

彭南生所著《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的下半部分专门探讨学徒制度。他认为近代学徒制度既是一种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又在近代企业管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既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又体现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机制，由此决定了学徒是一个具有边缘性的社会阶层。[※注]

朱英、巴杰考察了国民革命时期的店员群体。店员组织经历了公所—工会（公会）—同业公会的演变过程。店员运动的首要诉求在于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限制店主辞退店员等经济要求。店员属于工人还是商人等职业身份界定的争议，主要出自政党的“革命”需要，而不是店员的自身诉求。[※注]

洪煜考察了近代上海的报贩群体。报贩职业群体的出现和发展，对于近代上海报刊业的繁荣、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报贩职业内部也有自己的行会和组织，不同等级报贩的生活状况有着天壤之别。[※注]

池子华指出，社会网络或者说社会资本，在长三角地区的近代打工妹求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工单位根据职业的性质寻求打工妹的“职求”路径，同样不能小视。[※注]

（五）妓女群体

20世纪30年代，王书奴撰写的《中国娼妓史》，成为学界系统介绍历朝历代娼妓的首部著作。该书详细记载了中国娼妓的起源与发展，其研究主体是古代史，有关近代的内容不多。[※注]朱皓的《卖淫问题》，[※注]鲍祖宣的《娼妓问题》对近代娼妓也有所涉及。[※注]

1949年之后的30年内关于近代娼妓的论著几乎绝迹。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的复兴，对底层群体研究的兴起，娼妓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

一些通史性著作有部分内容涉及近代娼妓，如武舟的《中国妓女生活史》，徐君、杨海的《妓女史》，单方鼎的《中国娼妓——过去与现在》等。[※注]另有一些著作主要以近代娼妓为研究对象。邵雍的《中国近代妓女史》以中国近代妓女群体为研究对象，认为“妓女的兴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表征”。该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晚清、北京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几个时间段分别来研究，对近代妓女的来源、分类、妓院的运营程序、妓女的日常生活等都有比较详尽的介绍。[※注]张超撰写的《民国娼妓盛衰》分阶段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国娼妓发展的历史，介绍了娼妓管理、妓院的运营状况。[※注]出现了一些大城市的娼妓史研究成果，如孙国群的《旧上海娼妓秘史》[※注]，薛理勇的《上海妓女史》，[※注]蒋建国的《青楼旧影：旧广州的妓院与妓女》，[※注]张金起的《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等。[※注]

美国学者贺萧撰写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以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为解读文本，对近代上海娼妓的生活、妓院的状况、娼妓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舆论、政府的管理政策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从民族意识、政府权力关系、商业经济利益、社会性别构成等层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注]

法国学者安克强撰写的《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指出，对卖淫的研究为观察社会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视角，妓女处于一条不断移动着的分界线上，一边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另一边是拒绝她们或被她们所拒绝的社会下层社会群体。该书从一个侧面再现了上海社会结构、社会态度的变化和商业的发展、下层社会群体与近代中国社会。[※注]

美国学者叶凯蒂撰写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1850—1910）》中，则塑造了上海都市名妓的文化形象，娼妓在她的文章中成了引领时尚的风向标。[※注]

除了专著，还有一些近代娼妓史专题论文发表。

娼妓行业本身的组织结构。江沛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天津娼妓的历史沿革，涉及公娼的构成、娼业行规、娼业人员、暗娼活动等各个方面。[※注]忻平指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青楼业兴盛既与乡土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有关，又与上海迅速崛起人们群趋前往淘金相连，更与租界当局放纵及男女性比例失调不无关系。[※注]李常宝以20世纪30年代成都驱逐扬州妓女为例分析了扬州妓女这类不速之客光顾成都之后引发秩序的骚动，由是刺激城市公共空间被侵占后相关群体的社会回应。[※注]张百庆对娼妓问题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注]

较多论文关注政府娼妓治理。左松涛主要研究了清代色情业的发展概况和政府对其应对措施。[※注]彭建新叙述了民国时期广州娼妓业的状况和政府的相应管理。[※注]宋明军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1928—1937年禁娼的背景、缘由，认为这次禁娼失败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注]孟庆超的《论民国时期的娼妓管理》，主要研究了民国时期政府对娼妓的管理，包括思路和具体的规章制度。[※注]陈蕴茜、刘炜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废娼运动的考察，认为城市空间已成为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之间角逐的场所。[※注]王娟考察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娼妓业发展概况、产生原因及影响，重点分析了当时政府救助娼妓这一弱势群体的方式和方法。[※注]丁芮从娼妓管理的视角，探析了警察在管理和救护娼妓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注]宋庆欣分析了民国时期北京娼妓的救济问题。[※注]包树芳认为，上海开埠后，在租界、华界共同展开茶馆禁妓的过程中，双方因理念的差异、利益的冲突和权力的争夺不时发生摩擦。进入民国以后，妓女逐渐离开茶馆，至20世纪30年代最终消失。[※注]罗衍军指出，1927—1937年的杭报娼妓书写，建构了苦难与放荡的双重娼妓形象。杭州政府的治娼行动缘于其铲除社会阴暗面、展现政权尊严的理念。同时，地方政权具体采取何种治娼模式，则受多种因素影响。[※注]

娼妓行业本身的文化信仰也有学者关注。如刘平考察了近代娼妓的信仰及其神灵。[※注]

《文史精华》编辑部所编《近代中国娼妓史料》收集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地方相关文史资料，史料价值较高。上海市文史馆编印的《旧上海的烟赌娼》和文芳主编的《娼祸》等都收集了有关娼妓的资料。[※注]

（六）乞丐群体

近代档案、报刊、书籍对乞丐进行了描述，留下了一些原始资料。徐珂的《清稗类钞·乞丐类》对乞丐专列一项予以记载。民国初年即出现对乞丐的专门研究成果。

幹楚认为堕落为乞丐的原因包括贫病、流离、暴弃、吸鸦片、耽于赌博等；弭禁方法有铺户概不给发，禁绝鸦片赌博，广设慈善团体，设立贫民习艺所，令警察与地保一律干涉乞丐求乞并设法救济，提倡家庭工业，普及教育等。[※注]

20世纪30年代有关乞丐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完备。石克士从灾荒、贫穷、残废、懒惰、奢侈等方面分析了乞丐的起源；从社会生产、治安、国家的体面等视角探讨了乞丐的社会影响；提出了乞丐的教导与救济。[※注]还有学者从地域的角度分析乞丐，北京和上海等地的乞丐被关注。吴元淑、蒋思壹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上海700个乞丐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分析。后来他们发表论文分析了上海乞丐的衣食住行娱乐等生活状况；列举了乞丐的种类25种；对流成乞丐的原因、乞丐组织、乞丐的影响均有讨论。[※注]陈冷僧也探讨了上海的乞丐问题。[※注]柳絮对北平的乞丐生活进行描述，包括丐头的权威、喜事的例捐、称呼与哭喊、技能的学习、丐流的客店、歌曲的传授、排刀等23种行乞的花样。[※注]

1949年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乞丐史研究又有新进展。曲彦斌、岑大利、周德钧等各自撰写了乞丐史方面的专书，对乞丐史的诸多面相进行描述。这些专书的研究对象并不限于近代乞丐，甚至仅仅聚焦于中国古代的乞丐。[※注]关于近代乞丐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论文。多数论文的论述结构与1949年前的论述结构相似：围绕行乞原因、乞丐来源、行乞策略手段、对乞丐的管理与救济等问题展开论述，有时一篇文章包括这几项内容，有时专就其中一项或几项内容进行阐述。当然，一些论文的问题意识已经有所变化。

卢汉超强调行乞是城市的一种职业。他指出，所有行乞的地盘、规矩、等级划分、技巧和策略等都揭示了中国社会显著的适应性和弹性，当国家事实上不存在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逃离灾难重重的乡村，在城市以乞讨方式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注]

刘海岩讨论了近代天津乞丐的构成、行为及其城市遭遇。[※注]关文斌认为，近代天津的穷家门行乞就是一种职业，有与之相适应的等级组织和专门分工以通过必要竞争和尽可能的垄断谋生存。该文指出，从晚清和民国时期改革者的角度看，乞丐是建设一个有序、强大、独立的现代化中国之障碍，传统收养办法不但有限而且效果不明显，行乞必须被宣布为非法，乞丐一定要通过驯化和劳教工作进行改造以达到教化之目的。[※注]

李红英认为与收容、救济、遣返原籍等传统措施相比，创设工艺局属比较积极的防范和控制手段，肯定了民国时期政府机构及社会人士救济乞丐的努力。[※注]邓小东、杨骏认为民国时期乞丐的抵触心态影响了民国时期乞丐救济举措的效果。[※注]王娟从社会救济史的角度来考察近代乞丐的产生来源及其自身生存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政府与社会对乞丐群体的收养、救助与管理。[※注]

多数论著聚焦于城市乞丐，而倪根金、陈志国讨论了清代广东乡村的乞丐及其管治。清中叶以来，广东乡村外来恶丐的强乞、勒索、吓诈、盗窃等现象日益严重，乡村保甲、乡约是管理乞丐的主要力量，地方士绅是推动乡村乞丐管理的重要力量。[※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