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历程

中国城市史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古人对城市的记录和考察延绵不绝。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注]1926年，梁启超发表《中国都市小史》《中国之都市》等文，实开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之先声。[※注]20世纪30年代，陶希圣、全汉昇等人对长安、古代行会制度展开研究。侯仁之研究古都北京对后来古都学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上海通志馆学者悉心搜集资料，进行上海城市史专题研究。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大陆学者对近代城市进行资料梳理和初步研究，编写了不少资料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促进了城市史研究。有关科研单位与科研管理机构加大了对城市史的重视与投入，城市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一门新的分支，日益兴盛。

在20世纪80年代，近代城市史研究以单体城市研究为主。

1979年，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已经论及近代城市史研究问题，并将上海城市史研究作为首批项目，交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上海学者经过多年努力，出版了由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注]

1986年，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规划中决定先从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城市着手推进城市史研究。1990—1993年各研究团队相继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和《近代武汉城市史》四部著作。[※注]这四部著作篇幅宏大，内容丰富，各书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上，又各有特色，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先后为国内其他城市编写近代城市史所借鉴，为中国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是中国近代单体城市研究的权威性著作。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由总论、经济篇、政治社会篇、文化篇诸部分组成。这种分类继承了传统通史的框架，其内容却发生了改变，包括了许多社会史方面的内容。如经济篇对近代上海工商团体的历史演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政治篇研究了上海开埠与新城市格局的形成，租界与华界的兴衰、市政管理、上海市民群体、帮会等问题；文化篇对大众文化、社会文化、海派文化等各个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

《近代重庆城市史》探讨了城市重庆从一个封建城市变为半殖民地城市的同时，又逐渐从一个中世纪城市走向近代城市的进程。该书着重对城市的地域结构、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政治、城市文化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近代重庆城市人口与城市社会组织、城市社会与社会问题、城市基础设施与市政建设等方面考察带有浓厚的社会史研究取向。

《近代天津城市史》以天津城市现代化为主线，注意将影响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同天津城市自身的发展密切地联系起来。力图勾画天津城市现代化的整体发展概况，分析了天津城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城市人口与社会，社区与家庭等。

《近代武汉城市史》将武汉近代城市史分为三个时期，对每一阶段影响城市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分类进行研究。该书第四编是专论，对武汉在华中区域及长江流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演变，武汉文化特点，城市人口和职业，城市阶级结构，城市秘密社会，社会风俗，以及城市的总体特点等加以阐述。

1995年美国学者史明正出版了专著《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注]该书没有全面探讨北京城市的现代化演变，而是重点研究了清末民初30年间北京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对人口增长、供水消费类型、乘坐有轨电车的人数、公园面积、郊区化速度及人口流动快慢等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1998年，常宗虎出版了专著《南通现代化：1895—1938》。该书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变化、教育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的重组等方面探讨了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历程，并对南通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历史的反思，总结了南通现代化的实践和成败原因。[※注]

这一时期，成都、拉萨、包头、开封、宝鸡、本溪、鞍山、自贡、昆明等城市都有一批研究成果问世。[※注]研究的范围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从通商口岸城市向其他类型的城市扩展，由沿海城市逐步向内陆城市渗透。其中不少成果是按照传统史学研究的模式进行著述的地区通史性著作，而且只有部分内容涉及近代，当然也有少部分成果是以近代为主。

作为单体城市研究的延伸，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研究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对城市内部区域、人口、功能、结构的深入剖析；另一方面编写城市通史。但其主体部分属于城市史，涉及城市区域、人口、结构、功能、沿革等内容。前者为各类城市史专题研究论著。如徐公肃《上海公共租界史稿》、[※注]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注]陈从周等《上海近代建筑史稿》、[※注]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8）》、[※注]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等。[※注]

后者如1994年出版的10卷本《北京通史》和1999年出版的15卷本《上海通史》。[※注]

单体城市之外，还有近代区域城市史研究。早在80年代，就有傅崇兰等人试图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出版了中原城市、运河城市、长城沿线城市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主要是以研究古代城市发展为主，较少涉及近代城市。王玲的《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以北京为主体，将北京及其周围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注]90年代初有关学者开始考虑扩大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将近代城市史研究从个案研究的层次提升到区域研究的层次，以进一步深化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规律的把握与认识。“八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引导对不同类型城市的综合研究和区域城市研究，相关城市和高校、研究院所也加大对此类研究的支持力度，对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等区域城市系统、城市群体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

天津学者在90年代初期对近代华北区域的城市系统展开研究，较为关注区域内城市系统的演变和城市化的进程，认为在近代华北以北京为核心的传统区域城市系统走向瓦解，初步形成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注]王守中等所著的《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对山东城市的布局、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整体分析。[※注]吴松弟等所著《港口—腹地与北方的经济变迁》依据丰富的近代海关报告和地方资料，抓住港口城市—腹地这一影响现代化空间进程的关键因素，从进出口贸易这一促进区域经济变迁的途径入手，深入论述中国北方在沿海沿边尤其是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营口、大连、安东等城市开埠以后所发生的巨大的经济变迁，展示了东北、华北、西北等区域近代经济成长的过程和差异。[※注]王革生、杨天宏等学者从区域角度研究了东北城市的发展。[※注]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完成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1996年出版了《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该书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这五个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群来进行多角度研究，改变了以往个案城市研究存在的孤立、静止的缺陷，开拓了城市史研究的新领域，提升了城市史研究的层次，扩大了研究视野。[※注]1998年出版了戴鞍钢所著《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年）》，在研究理念上将城市与区域放在一起，代表着区域史与城市史研究结合的努力。[※注]2002年，作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出版。该书涉及从宜宾至上海的14个长江沿江城市。该书分析了在社会、经济、文化非均衡发展情况下，上海城市的开发与发展同沿江城市的联动关系，探讨沿江城市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注]

关于西南、西北地区城市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何一民从人口迁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的角度论述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城市发展的原因，他还发表了数篇文章研究清代西藏城市体系变迁。[※注]

从地域上将各区域城市划分为沿海、沿江、东南西北等地理空间进行研究的同时，基于各个城市在发展中的地位变迁、发展的因素、所处的位置、城市的功能等的不同，划分城市类型，将城市进行类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并取得了一定研究进展和成果，如199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注]

进入21世纪，有影响的宏观城市史研究著作并不多见，城市史研究日渐细化，论题也多元化。从宏观讨论城市史的著作有何一民主编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等。该书从近代中国城市的演变与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近代中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的演变与区域城市的发展、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的现代化趋势、社会结构的演变、城乡关系的变迁、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城市婚姻与家庭的变迁等方面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综合考察。[※注]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在近十年迅猛发展，一批海内外上海史研究论著纷纷出版，大有一枝独秀的气象。

2012年底，中国城市史研究会成立。2013年6月20—24日，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与西南大学等联合举办了“城市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史研究会首届年会。[※注]城市史研究或许借中国城市史研究会的成立而再掀小高潮。

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城市史研究已经取得突出的成绩，也面临一些困境。

首先，城市史论著量多面广。国内出版的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专著、资料集、论文集等达到数百部。以城市史为主要内容的刊物或连续出版物逐渐增多，如天津的《城市史研究》、上海的《上海研究论丛》等。一些历史专业期刊上，与城市史研究相关的论文日渐增多。相应的问题是城市史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推出有影响力的成果难度也在增加。

其次，城市史研究基地逐渐形成。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从20世纪80年代就从事城市史研究，承接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城市史课题，汇聚了一批从事城市史研究的学者，已经成为研究城市史的基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基地正经历代际更替，随着老一辈学者逐渐淡出，新一代学者成长速度似略为缓慢，脱颖而出者尚不多见，他们将面临新的挑战。

城市史研究的主要议题有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城市近代化、近代城市的经济结构与功能、租界研究、近代城市政治、近代城市社会、城市空间等，下面分别简述。

（二）近代城市史的基本内容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城市史研究者热衷讨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与基本线索。

城市史研究有其特殊对象，它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其基本内容有别于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隗瀛涛认为：近代城市史和其他的理论著作相比，应具有不同的特色，既不同于以政治为主要内容，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写的一般编年史，也不同于探讨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史，更不同于旨在整理、研究、保存史实的地方志、城市志。[※注]隗瀛涛的以上观点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赞同，均表示可以通过城市史与地方史、城市志、编年史的异同比较和对城市本身作出科学界定这两个途径来确定其基本内涵。

在第一届中国近代城市史讨论会上，唐振常提出城市史和城市研究有区别，前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后者则是一门新兴学科，他主张对城市史应该全面把握、综合研究，因为城市是综合的实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口等方面，城市史应是诸方面综合发展的历史。[※注]

罗澍伟强调城市史在国外属于社会史分支，是由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合作完成，因而城市史就是城市社会、经济史。城市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城市社会和经济上，应将研究的触角伸向城市社会的各个侧面和深层，探讨近代城市社会的演进、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阶级、阶层、民间社团与政党、市民运动与市民心理及生活方式和社会风貌、风俗的变化，中西文明交汇和冲突，社会管理、市政交通、文教兴革等。[※注]这种观点在当时被称为“社会学派”。

以隗瀛涛为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课题组主张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城市史研究要着重探讨城市结构、功能由简单初级形式向复杂高级形式的演变，不仅要揭示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要揭示每一个特定城市的特殊发展规律。只有抓住了城市结构功能这条主线，才可以清楚地确定城市史研究的领域和内涵。[※注]他们的主张，当时有人称其为“结构—功能学派”。

皮明庥等强调城市社会和文明之兴衰，是城市史研究的基本线索，认为城市史要从纵向上研究城市形成、发展的脉络，研究不同社会阶段城市的形态及历史特征，另外，从横向上研究城市社会形态和结构、城市性质和功能演变、城市文化特质等。[※注]

刘海岩提出应把城市人的行为和城市环境的关系作为城市史研究的中心，既要研究城市人的行为方式，又要研究城市环境的形成和结构，以及城市的行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注]

（三）城市的近代化

城市的近代化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个国家或地区近代化的标志。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的现代化研究中城市的近代化备受瞩目，城市的近代化研究也深受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影响。

《近代重庆城市史》认为，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应有两条相互推进又相互制约的主线，一是近代城市化过程，一是城市近代化过程。城市化不仅表现为量的增长——包括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同时也表现为质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城市的近代化过程。划分两条主线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在实际上则表现为同一历史过程。全国或区域城市史可以侧重研究城市化过程，而个案城市研究又可侧重于城市近代化。[※注]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认为，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特征是：因商而兴，以商立市；全方位的开放给城市带来活力；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传统习气较小，现代化色彩强烈；从器物到精神，从行为方式到价值观念，乃至语言风习，无不受到西方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外侵内乱、天灾人祸频仍的近代中国，上海独能保持相对安定，为城市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尤其是每当国内发生较大动乱，内地发展陷于停顿时，上海却往往由于保持其独特的安定环境而获得超常的发展。[※注]

姜涛认为，晚清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通商口岸体系与以北京为代表的传统政区体系分庭抗礼，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写照，通商口岸体系形成后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在总体上应是城市体系的近代化，而非所谓城市化。[※注]

城市化的动因问题自80年代以来就引起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近代城市化的动因主要不是来自中国社会本身，而是由于“外力”的推动。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认为，上海城市的近代化是外国殖民侵略者用武力迫使中国将上海开埠和建立租界开始的，又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经营的新模式的示范下进行的。外国的影响只是外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的变化才能充分表现出来，这种内因就是上海人对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城市管理方式、企业管理方式和技术等的学习、理解和创新。[※注]《近代重庆城市史》认为，重庆城市兴起的原因：开埠使城市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贸易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并为城市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城市的崛起起了巨大的作用；权力政治始终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也把“外力”作为推动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动因，并将“外力”分为两种，一种是“西力”，即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一种是“东力”，则指国内四川以东各省的影响。

论及外力对城市近代化的影响时往往以开埠通商为切入点。陈振江认为，开埠推动了通商口岸城市的近代化，进而又使这些城市成为传播西方文明的基地。西方文明的影响力首先表现为市政文明的传入，随后是近代工业、新式教育，乃至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他以通商口岸为中心，划分出6个近代文明较发达地区，用以说明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以开埠为起点，以通商口岸为中心展开的。[※注]乐正指出，开埠通商和由此而产生的巨大商业力量，是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启动器，是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和新特征。[※注]近代中国的城市开埠之后，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开埠通商促进了一批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崛起，到20世纪中前期，开埠通商城市成为中国新兴城市的主体，其中部分城市成为区域性甚至是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初步形成了以这些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和全国性经济网络。张利民指出，近代中国的几座殖民城市是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占领和建立的，外国统治者一些制度和措施，在促使地方自治的开展、朝野内外对城市地域空间的认同和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的出现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也为中国创建城市行政管理机制和中国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注]孙鸿金等认为，奉天开埠加速了封建经济的解体，有效地抵制了铁路附属地的扩张，遏制了老城区的衰落，使城市规模扩大，建设与管理向近代化迈进。[※注]

有学者注意到外力影响的正面与负面作用，也强调内因的作用。《中国城市史纲》强调外力揳入对中国城市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负面的影响，也有正面的影响。还指出，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速度、规模、范围、性质等，尽管要受到外力的影响，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变革的方式、程度、性质和范围等，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主要还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来自中国人为适应新局面，为推动现代化所做的种种努力。[※注]涂文学认为，由于汉口城市功能结构体系中先天具有的同传统城市相异质的某种文化因子，使其在迈向近代的坎坷历程中，一直在谋求摆脱封建政治的羁绊与禁锢而走自由发展道路。它虽然毫无例外地接受近代西方文化的惠予和困扰，但更主要的还是因其母腹内早就埋下近代文化的种子，适逢机会使文化发生裂变而获得新生。[※注]

讨论城市近代化的动力时除了从内外力的角度进行分析，学者们还就工业化还是商业化为城市近代化的主要动力展开争鸣。

工业化还是商业化为城市近代化的主要动力往往基于中西社会与城市的比较而提出。工业化是西方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业化的水平很低，商业资本一直大于工业资本，一些学者将商业化列为近代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近代上海和重庆城市的研究都把“因商而兴”作为两个城市近代化的基本规律。有的学者认为，在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商业的作用始终超过工业。[※注]

乐正认为，近代的商业化对工业化既有启动、诱发作用，又有抑制、阻碍作用，两种相反的作用力始终并存，左右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商业化仅仅造成了对外国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口岸城市只是商品集散地而不是生产基地；开埠通商后，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工业部门的大量转移，导致工业的低度发展，限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批移民无法被工业吸收，致使口岸城市就业滞胀。[※注]

有相当部分研究者一方面十分重视开埠通商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并认为这些城市在近代都是因商而兴，外力正是通过开埠通商转化为推动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动力；但另一方面也很强调这些城市的发展与工业的关系，认为工业化才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其实也强调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商业和工业的不同地位与作用。该书指出，开埠城市虽然因商而兴，但却是因工而发，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使城市的吸引力倍增，刺激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工业化直接为城市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促进城市的近代化。《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武汉城市史》等著作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涂文学等指出，在20世纪前期，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商业贸易的发展，到了20世纪中后期，城市发展的动力则主要来自工业化的推动。[※注]

一些学者也在反思城市近代化的阻力。钟建安认为，制约近代江西城市发展有两大因素：一是没有成熟、系统的现代化思想，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集团的引导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二是缺乏现代化发展必需的稳定社会环境和经济推动力。[※注]吴聪萍指出，在南京城市现代性因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中，国家占据了主导和决定性因素，由此也为南京的现代性发展带来了一些弊端，比如在国家行政干预下，城市自治的机能较差，反过来也制约着城市的现代自主发展。[※注]涂文学认为，1900—1930年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潮从道德、文化、经济等方面表达了对传统乡村文明的留恋和对现代城市的敌视，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注]

其实不少学者认为是多种因素在影响城市的近代化，不过在研究中往往为了突出论题而强调某一方面的动力。

（四）近代城市的经济结构与功能

20世纪90年代前后，学界注意到中国城市在近代从传统的军事、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转型，因此比较关注城市经济结构与功能的发展演变，尤其是城市近代化中商业与工业的结构与功能。

对城市商业的研究，尤其是对城市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的转变，近代商业的结构、特征，以及商业对城市近代化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进展较为显著。《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认为，外国洋行的出现是引起上海城市商业结构性变化的最初因素。新式资本主义商业首先出现在同外贸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中。新兴商业规模一般较传统商业要大，经营方式也仿照外国资本主义商业的惯例。20世纪初，大型百货公司和国货产销机构的创立和迅速发展，交易所的出现并成为大宗物品交易的主要场所，这些都标志着上海商业近代化达到了一定水平。他们还提出内外贸易极大地推动了上海城市的发展，使其成为区域和全国贸易的中心城市。[※注]

《近代重庆城市史》指出，重庆近代商业分为华商和洋商两个系统，其中以包括本地商人和外地商人在内的华商为主，外商及其买办自行经营的很少，近代重庆没有出现买办阶级。关于贸易市场，他们认为，开埠以后重庆由川东区域商业中心逐步演变为西南地区以转口贸易为主的中心城市。抗战时期大量商业机构的内迁又使重庆成为大后方经济中心。他们又指出，在工业中心尚未形成之前，重庆的经济中心地位是不完整的。他们认为，城市商业的发展，使其主要功能由军事、政治中心转变为经济中心。[※注]

学者也比较关注工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近代上海工业结构属于以生产消费资料为主的加工工业类型；外资工业始终占据强大的优势，它对民族工业既有严重阻碍的作用，又在客观上刺激其发展。民族工业虽然行业广泛，但大量是中小企业，且处于工厂手工业向近代工厂的过渡中。20年代以后，企业规模出现大型化趋向。20年代末30年代初，又出现了中小企业骤增、企业平均规模有所减缩的现象。过多的分散落后的小企业是近代上海工业总体水平低下的重要标志。[※注]

天津近代工业结构与上海比较，除了外资工业的实力远远超过民族工业这一共有特征之外，它又有自己的特点，即少数资本雄厚、规模宏大、设备先进的大企业与大量资本微薄、规模弱小、保守落后的中小企业的并存，其结构呈现出两极化的特征。从投资结构分析，军阀官僚为大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注]这表明工业资本来源主要不是靠商业资本的转化或资本的增殖，而是靠暴力掠夺和利用政治权力中饱侵吞。与此同时，商人只是作为军阀官僚不可缺少的投资合伙人而进入大企业。

20年代末30年代初，分散、落后的中小企业呈增长趋势，这是天津与上海共同的现象，天津学者称为“逆工业化现象”，并认为来自华北农村地区的新移民对工业的投资使小企业大量增加；华界不安全的投资环境和呆滞的市场使大规模投资成为险途，而小企业、小作坊以及商人雇主制这些尚属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工业组织却成为较安全的投资方式。[※注]

沈祖炜提出，资本主义房地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是近代上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对城市的近代化起了推动作用：吸收了大量社会资金，实现了社会再生产的积累；刺激了城市建筑业的兴盛，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景观；为市政当局提供了重要财政收入来源，进而转化为城市建设的经费；房地产价格的市场调节作用，促进了城市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级差悬殊的地价等级对城市经济布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成了金融、商业、工业和住宅在城市中心和边缘的相对集中。[※注]

（五）租界

租界在中国近代城市研究架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众多条约口岸设有租界，对条约口岸的研究，焦点之一是对租界的评价。大陆学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说到租界，除简单描述租界的历史沿革，就是单向性地指斥其为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国中之国、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乐园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改变。

熊月之是较早注意到上海租界双重影响的学者之一。他从耻辱标志与文明窗口、国中之国与进步活动中心、经济掠夺基地与全国经济中心、文化渗透与新学传播、风气的腐败与清新等方面指出了上海租界在晚清的作用有两重性。[※注]黄逸平指出，租界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注]赵津认为，租界与天津城市近代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租界的形成，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的需要；一方面在客观上对天津由小生产的城市向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城市过渡起到催化的作用。[※注]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认为：租界与华界的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早期租界依傍于华界，繁荣以后的租界则对华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刺激了华界的近代化发展，如租界先进的市政设施和市政管理，不断地为华界所仿效；租界的经济对华界也有很强的辐射作用，引起华界及市郊一些产业结构的变化。该书还指出，殖民主义者设租界、开工厂、经商，主要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目的是发财，赚取利润，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但也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创造了近代工业发展的环境，促进了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注]

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租界影响的复杂性。学者们从城市政治格局、中西文化差异、上海与全国关系方面，提出缝隙效应、示范效应、孤岛效应等命题，解释租界在中国产生复杂影响的原因。[※注]

将租界放在社会、经济、政治过程中综合考察逐渐成为研究主流。熊月之指出，近代上海一市三治，在外事活动中，华界与两租界都尽力凸显本区域地位，凸显各自的文化，凸显自己作为上海主人的身份。三家也有联系与合作，甚至联合接待。由此可以看出华界与租界的关系，除了对立、竞争的一面，也有和谐、合作的一面。[※注]张鹏讨论了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市政建设及其对都市空间演进和都市生活产生的影响。[※注]涂文学指出，20世纪前期，汉口市政改革经历了从最初学习效仿租界，到政府直接学习西方最新的市政成果，最后超越租界的曲折过程。[※注]任吉东论述了租界对近代天津住、食、玩三方面的深刻影响，指出近代天津城市文化的变迁既不表现为传统因素的顽固保守，也不表现为“全盘西化”，而表现出中西杂糅、新旧并陈的过渡性特征。[※注]

（六）城市政治

由于视角的变换，和以往政治史研究传统相比，城市史研究中对城市政治的研究常常凸显出一些新特点。近代城市变迁中，经济力量往往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政治对城市的影响仍然无时无处不在，这种变化也使城市变迁更为复杂化。

罗澍伟认为，开埠前的天津，其功能已超出一般府、县，是作为首都的附属城市而存在的。开埠后的天津迅速摆脱首都附庸的地位，演变为华北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格局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清末中央政府的对外交涉中心一度移至天津，北洋政府时期有“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之说法。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和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天津城市的特殊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指出，30年代上海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也有“南京是幕前，上海是幕后”的看法。[※注]《近代重庆城市史》显示，近代政治权力对重庆发展的影响，有时往往超过经济因素。该书认为，民初以来重庆行政地位的不断提高，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行政辖区的不断扩大，大批社会上层人士的迁入定居，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对城市建设产生明显影响。[※注]

涂文学以汉口为例讨论了集权政治与专家治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在汉口兴起。由于市政体制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加之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公务员体制，而且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人格依附，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专家治市”的“良好市政”，市政独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注]

市政研究主要讨论城市的自治权限、城市政府的组织模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与建设等问题。

民国时期顾敦鍒、钱端升、陈之迈等都对市制进行了探究。蒋慎吾编著的《近代中国市政》是这一时期研究近代市政史的专著，该书主要讨论了市政体制的各项内容，同时也注意到了近代市政的发展趋势和各主要城市的市政事实情况，保留了一批近代市政史资料。[※注]其后，关于近代市政的研究有所减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城市史的兴起，这种状况才得以改观。

1995年，史明正出版了《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张利民的《艰难的起步——中国近代城市行政管理机制研究》，涂文学的《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是研究近代城市管理的专著。[※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几部近代城市史著作中对近现代市政问题有所论述。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认为，上海市政管理的近代化起源于租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政管理机制的引进。市政管理制度的近代化过程，不仅表现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权结构的确立，而且还表现在市政管理方法的近代化上。[※注]其后，熊月之等从路政、交通工具、城市照明系统、供水网络、民间消防组织、居民商品房市场等几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了上海市政的发展过程。他们指出，晚清时期上海市政始于英租界，而后推及于法租界和华界；民国时期则在晚清的基础上大步推进，到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上海的市政设施和市政管理已经比较完善。上海市政的近代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上海城市的外观和空间格局，极大提高了市民生活的质量，并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注]

《近代重庆城市史》认为，从清季到民国时期，重庆市政管理的近代化以及基层行政组织的演变，是与城市近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城区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激增，都导致了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扩大和严密，城市生活的多样化，从而促使行政职能的复杂化。[※注]

《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研究了现代城市政府体制的构架及运行机制，探讨了现代市制转型的动态轨迹和一般模式，评估了城市自治及市民对城市政治参与的成就和问题；对市政建设由民间主导向政府主导转变后民间参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形式、内容乃至观念、心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的公共观念、自治意识、民主意识；探讨了具有现代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现代城市政府在谋求市政统一的过程中，按照现代国际关系法准则处理涉外事务和纠纷，既保护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上的整体性，维护了城市政府的有效权威，又不妨碍继续学习欧美，不断推进城市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的实现。[※注]

市政各专门领域也有学者展开研究。

刘海岩认为，天津租界的存在和城市行政的分割，使得水供给逐渐形成两大系统。在租界，自来水的供给是近代化社区形成的基础，在老城区，自来水的传入更多表现出传统与新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与交融。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伴随着自来水进入人们的生活，健康、卫生等新的观念逐步被接受，近代城市生活方式逐渐形成。[※注]熊远报讨论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的卖水业与“水道路”，认为水买卖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所催生的，而且供水业者存在垄断现象。尽管很多经营者因为户籍限制而无法完全融入城市之中，但他们凭借独特的经营方式，渗入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注]董晓萍、赵娜指出，北京城存在宗教公共管理用水、私井用水、政府公共水站和自来水入户等不同时期的用水民俗，北京城市水管理中的政府水治和市民水治之间形成不同的矛盾、协调模式。[※注]

杜丽红对北京的污物管理、交通管理等方面展开研究。她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交通管理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通过交通工具的检验、登记和收费制度，规范交通工具的管理；通过颁布交通法规，规范交通工具的行驶，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通过警察执勤，推动交通秩序的改善。[※注]她指出，20世纪30年代，为解决污物管理混乱状况，北京市政当局拟将之收归市办，由于事关行业的经济利益及相当数量粪夫的生计，受到粪商及粪工的联合抵制。此后，政府改变策略，实行官商合办，完成粪道登记和粪具更换，污物管理制度的改革初见成效。[※注]

20世纪初天津电车，其路线逐渐覆盖了五国租界和老城区，成为近代公共交通网络的中心。电车的出现曾经引发激烈的社会抗议，反映了演变中的城市社会接受外来事物的矛盾心态，以及对打破现存空间秩序的恐惧。最终，电车为市民所普遍接受，成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加快了城市人口和资本的空间流动，促进了近代城市空间的重构。[※注]

（七）城市社会

城市社会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阶层、组织、人口等方面。

在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随着人口聚集，城市出现了与传统城市不同的市民群体或阶层。《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把近代上海市民群体分为四个层次进行研究：买办、进出口商人以及本籍和外地移居的绅商等组成的资本家；职员主要包括凭借新式职业谋生的市民阶层、旧式职业从业人员的转型，20世纪20年代以后，接受过近代教育的青年被纳入各种社会职业；产业工人，其社会来源主要是农民、市民和熟练手工业工人只占极少数，是一个由乡民会聚而成的市民群体，主要由苏北逃荒来沪的灾民构成的苦力。[※注]《近代重庆城市史》认为，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中工商业人口比重增加，阶级结构中新兴阶级的出现，社会组织中业缘关系逐步取代血缘、地缘关系，家庭构成核心化、小型化，社会流动增加，社会价值观强调变革、效率、进取、竞争等。[※注]

关文斌研究了近代天津盐商这个特殊阶层的家族、社会网络、文化生活，在城市控制和公共领域的地位和影响。[※注]

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研究注重对帮会、会馆等城市社会组织进行研究。

苏智良和陈蒙认为，城市人口的过剩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为帮会提供了后备军与社会基础；社会控制的无力造成了帮会势力的膨胀：租界与华界并存所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社会生活环境，成为流氓、帮会团伙滋生的温床；上海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促成了帮会势力的空前发展。[※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认为，上海帮会活动最猖獗的是在城市边缘或租界与华界交界地区，租界并非帮会活动的中心。帮会在上海的发展，与城市的法制化进程成反比，与社会动荡和权力结构失衡成正比。源于租界的公共治安体系对帮会的发展起着抑制作用，其活动也向公开化、合法化乃至绅士化发展，而华界帮会依然充当社会一级权力机构。[※注]

对会馆进行研究，大体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注]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人对会馆史研究满怀热情，相关论著不断问世，其中不乏对这个地缘组织的精彩解读。已经有人对会馆史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括[※注]。检视会馆史的论著可知，除了对会馆本身的沿革、范围、种类、经费、组织、事业等内容进行泛泛介绍外，学者大多依据地方志、会馆碑刻、会馆志等主体资料，在经济史的框架中，从行会史、资本主义萌芽史、现代化史等视角下研究会馆的形成与分布、性质和功能，并讨论会馆与行、行会、公所、商帮、近代同业公会、商会的关系。一般认为，会馆、公所是传统社会组织的延续，一些研究者往往将其视为结构和功能迥异的两类社会组织：会馆为同籍移民的同乡组织，公所则为同业的行会组织。徐鼎新的研究表明，上海的同乡团体含有一定程度的同业组合的因素，而同业团体中又形成若干地域帮口。他认为，到20世纪初，会馆、公所等传统组织，少数衍化为纯同乡团体，而大多数改组为同业公会。高洪兴认为，清末民初，近代上海的同乡会馆、公所逐步向同乡会馆转化，而那些完全按行业组合的会馆、公所则由于其封建行会性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而逐渐趋于没落，最终于20年代后期被同业公会所取代。他认为，同乡会兴起后，会馆、公所逐渐变成只为死者服务的慈善组织，而同乡会则相应变成为生者服务的组织，体现了两类同乡组织功能的分工。[※注]也有的论著把会馆纳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范畴：或从乡土观念、组织衍化、集体象征、功能分析等方面对包括会馆在内的同乡组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注]或在中国的籍贯观念形成因素、北京会馆的起源、会馆的数目和地理分布、近代中国地域组织狭隘畛域观念的融消、大群意识的产生及其积极作用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注]或通过会馆分析中国市民社会[※注]；或着力于会馆与明清社会变迁的互动，考察会馆的社会整合、内在运作和文化内涵；[※注]或通过重建近代会馆的历史而讨论同乡情感的延续、同乡情感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注]或分析会馆等设施的空间分布而探讨“城市生态”诸问题。[※注]郭绪印等推出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上海的会馆、同乡会的史料性专著《老上海的同乡会》。[※注]

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的眼光从宏观转向微观，从主流社会转向边缘群体，延伸到下层社会的各个角落，如娼妓、乞丐、城市流民、贫民区等。

（八）城市空间

学者们一方面关注城市的建筑物理空间，另一方面对城市的人文空间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城市的建筑物理空间主要涉及城市居住格局、功能格局、城市规划和建设等内容。近代中国城市化过程，在空间上体现为以衙署为中心的、筑有城墙的传统类型，向以商业区、金融区为中心，城区功能出现分工的近代类型的演变。然而，这一演变在不同的城市又表现为特征各异的过程。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认为，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演变肇始于租界的出现。租界的迅速发展和繁荣吸引商业向租界集中，形成了新兴租界商业区，城市中心也随之由旧城厢转移到租界。与此同时，租界与华界的城市面貌形成强烈对照，即南北两市的对峙，北市在城市中的作用日益超过南市。1914年南市华界旧城墙的拆除至少在形式上使上海的南北市商业区混为一体，象征着上海旧城区也逐渐纳入近代化的轨道。[※注]万勇的《近代上海都市之心：近代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的功能与形态演进》以相关的历史地图和历史图片为基础，分别对公共租界中区的城市功能、住宅布局、空间形态、道路桥梁、市政水系等空间元素的历史变迁进行阐述，反映了外滩地区空间形态的来龙去脉及其缘由。[※注]

《近代天津城市史》在分析天津近代工业区位结构时提出，大企业分布在靠近河道和铁路的城市边缘或郊区，表现出对运输条件的依赖；中小企业则大部分散布在市中心区，分布密度与人口密度成正比，企业与住宅、商店混杂，表现为企业对市场和劳动力来源的接近。另外，同行或相关行业企业相对集中，形成街状工业带，类似于欧洲早期工业化城市的市内工业区。30年代，尽管工业有向郊区迁移的微弱趋势，但尚未形成分工明确的工业区。[※注]刘海岩的《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分析了天津从传统到近代城区的演进、交通与20世纪城市空间的重构，以及公共空间的演变，并探讨了城市空间变化对人们社会行为，尤其是公共行为的影响。[※注]

20世纪30年代，汉口市政当局效法欧美，数易规划，制定并初步实施的汉口分区规划，使汉口城市空间布局按照“现代方式”得以重组，从而奠定整个20世纪汉口城市现代化基本格局和发展走向。[※注]

《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将重点放在清末民初北京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上，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综合研究。[※注]郭松义指出清初统治者强迫原居京师内城的汉官、商民迁出一事确曾严厉实施，并形成旗人居内城，汉官、商民居外城和城郊的基本居住格局；当统治者完成迁居之时，现实又使其向相反方面行进，汉官、商民重新被吸引进入内城，这说明人为的隔离政策不可持续。[※注]董玥的《民国北京城》一书，考察了民国时期北京的空间变迁、日常物质生活及其文化表述。该书不是把城市作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舞台，而是综合考察北京这个古老帝都本身的转型，以及被塑造成现代中国“文化城市”的过程。[※注]王煦的《旧都新造：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建设研究（1928—1937）》指出，民国迁都以后的北平市政建设，是在多种社会力量和多元利益群体互动博弈、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是传统与现代城市元素既对立矛盾又融合开新的过程。[※注]

董佳的《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梳理了1927—1937年南京城市现代化受政治和权力影响的复杂性。该书对城市规划设计的表达、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首都建设中的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建筑艺术与近代革命文化象征表现等历史现象进行阐释，展示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有别于西方的特征。[※注]陈蕴茜指出，1927年后，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住宅规格的高低决定了各区域的居民构成与社会分层，南京城市住宅空间的布局也随之由传统的以自然化分区为主，向以社会分层化为主的空间布局转型。现代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的建设、控制与改造不仅影响到居民生活、城市形象，更影响到社会分层与空间转型。[※注]

对作为构成一座城市组成细胞的街区、社区、里弄剖析，有助于拓展、深化城市史研究的领域，已有学者开始对此展开研究。

李天纲认为，上海租界初辟时形成的“华洋分居”隔离式社区，是中西两种社会文化制度、习俗、观念悬隔太深的表现。19世纪50年代大量难民的涌入，使上海租界由“华洋分居”迅速演变成“华洋杂居”和国内移民“五方杂处”的开放型社区。但是，“华洋杂居”初期形成的以外滩为中心的外侨区和广东路独立华人社区，仍体现中外隔离的模式，表现为中西文化两极的各自繁荣。19世纪后期福州路一带的兴起，奠定了上海租界社区“华洋杂居”的一般性模式。[※注]

张济顺研究了上海最小的社区单位——里弄。作者认为，上海开埠后中外移民的涌入使土著世家聚族而居的传统型里弄衍化为以社会阶层为判的近代里弄。上海“华洋杂居”“五方杂处”的居住结构，也表现为里弄居民构成的特征，同籍移民即使居住相对集中，也未形成封闭里弄。里弄表现为功能俱全的都市社会基层生活组织，它是上海近代化不充分的表征，是城市社会生态极度不平衡的产物。[※注]

马学强研究了上海马斯南路街区的权力、空间与内部构造。该文以近代上海马斯南路街区的形成、演变为线索，考察了它的“造路史”“造街史”，并围绕街区构造的核心——“权力”问题而展开，寻找各种“权力人”，包括原来的所有者、规划者、设计者、建造者、居住者等，同时结合马斯南路街区的形态结构来考察，从中揭示其内在的功能特点。[※注]

冯贤亮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江南城市的新式旅馆业空前兴盛，反映出城市生活中为人们提供食宿的服务业日趋现代化，并重塑了人们对公共服务业的崭新认识。[※注]美国学者钱曾瑗描绘了国民党对广州的重新规划和改造，美国学者汪利平考察了杭州的旅游与城市空间的演变。[※注]

洪煜、刘永广以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的报刊舆论冲突为例讨论了近代地方城市建设中的困境。拆城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权力象征，拆除城墙是自己践行革命意识最实际的行动表达；而反对拆城者，将城墙作为一种安全治安的保障。[※注]近代外国人在上海的筑路、营建活动触动了当地民众的风水观念。牟振宇运用《申报》资料，分析了近代上海官方、民众、士绅与外国人在风水问题的冲突与纠葛。[※注]

史红帅的《近代西方人视野中的西安城乡景观研究（1840—1949）》展示了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人视野下西安城乡景观面貌及其变迁，进而揭示近代西方世界“西安观”乃至“西北观”的形成、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与途径。[※注]

90年代，中国学界兴起了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问题的研究，城市的公共空间、人文空间得到关注。公共生活空间是最重要的城市空间形态。上海的公共生活空间研究最为集中。

1996年熊月之以张园为例讨论了晚清上海的公共空间。[※注]之后，他又通过分析张园、徐园、愚园、西园等私人花园对公众开放的变化，论证了晚清上海私园开放和公共空间的拓展，是上海都市生活的需要，是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复杂的社区特点、租界的缝隙效应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注]他还指出，公园与公用私园，是上海居民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是展示上海城市异国情调的地方，相当部分还承担着城市广场功能，对上海市民带来相当复杂的影响。民国时期租界公园增多，华人公用私园衰落，是城市人口增多、密度增大、地价上涨的结果，也显示了上海公共休闲空间的复杂性。[※注]赵莹莹指出，1883—1919年，上海徐园经历了“私家园林”—“公共雅集园”—“商业娱乐园”—“大众准公园”的变迁；上海的买办商人和文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分别经历着从“雅士”到“雅商”再到“绅商”、从“雅士”到“政治文人”的转型；疏离政治的“隐逸”的江南文化传统也在都市空间中逐渐让位于热心社会和政治的“入世”倾向。[※注]李彬彬揭示了近代上海公墓体制逐渐由民治转为官治的过程。[※注]

王敏等指出，在近代上海，公园、戏园、游艺场、电影院和跑马场等具有社交和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十分发达。这些公共空间集现代性、大众性、多元性和商业性于一体，生动、深刻地体现出这个城市社会的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移民区域特点，反映了这座城市的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殖民性与爱国性并存的特性。[※注]

京剧是近代上海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剑雄的《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1867—1949）》一书指出，近代上海的京剧作为大众艺术，以市民的欣赏趣味为转移，流行剧目是市民口味制造出来的。京剧伶人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同时也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注]姚霏等指出，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带动电影院成为近代上海摩登生活的文化地标，通过对好莱坞文化的传播刺激着上海社会对好莱坞元素的消费和再生产；近代上海社会的民族主义、族群意识甚至政治风云也影响人们对电影的评价和对影院空间的态度。[※注]

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通过对成都下层民众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关系细致入微的分析，讨论下层民众是怎样一步步丧失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揭示了民众是怎样拿起“弱者的武器”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的。[※注]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考察了清末至民国时期成都以茶馆为中心的街头这一公共生活空间，指出在这里活动的主体是小商小贩、工匠苦力、民间艺人、江湖游民、善男信女等下层民众，这一空间兼具谋生、休闲、社交、商业、庆典、社区自治等多种功能，精英阶层力图加以改造以创造新的公共生活和大众娱乐，警察作为政府代表对街头生活空间进行管理力求控制，探索了由茶馆为中心的街头公共生活空间里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的互动关系。[※注]

李德英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讨论了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注]胡俊修等考察指出近代汉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历经了一个由聚而散、散而再聚的过程。[※注]何一民等发表了数篇文章研究清代西藏城市体系变迁，其中也涉及城市空间特征。[※注]戴一峰对有关城市公园与公共空间的研究作了总结与清理，揭示了这一论题的意义与有待拓展的方向。[※注]

由报刊、文艺、舆论等形成的文化空间对市民的文化情趣、知识观念、社会思潮等有重要影响。李长莉认为，上海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西语西学为中心的新知识系统、西书报刊及学校为载体的西学传播网络、社会生活与商务活动的实用需求为社会基础、士商合一的新知识群体、西语西学热形成的西学时尚氛围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知识生态空间。这一空间的形成使上海成为一处西学新知迅速生长，并日渐占主导强势地位的小社会环境，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西学新知生长的温床，新文化的发展基地和传播中心。[※注]李长莉还专门分析了城市公共领域出现的条件——“公共时间”。她认为，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由休闲娱乐业兴旺而出现市民日常化、大众化的“公共休闲”兴起，并以夜生活兴旺、星期休息制度及作息定时习惯为主要标志，形成了相应的市民参与公共活动的“公共时间”。清末民初时期城市市民“公共休闲”和“公共时间”的形成，成为城市市民生活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崔波的《清末民初媒介空间演化论》认为，清末民初媒介空间结构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对旧有的媒介生产秩序和关系的改变，而导致这一改变的是知识分子的空间实践。[※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