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风俗史研究呈异军突起之势。

（一）1995年之前

1995年之前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北京、武汉等大城市和发达地区。

严昌洪撰文分析了武汉社会风俗在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演变。严文认为，晚清时期武汉社会风俗出现了如下初步变化：第一，生活方式出现趋新、趋洋取向；第二，建筑多仿西式，兴办各种公用事业和使用新式交通工具；第三，妇女开始走上社会，妇女问题初步受到重视；第四，恶风陋习受到批判而开始变易。促成这些变化的原因在于近代物质文明的冲击、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促进与社会改革运动的推动。民国时期武汉社会风俗在革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发生了比清末要迅速得多、深刻得多的变化：第一，封建习俗因君权的被打倒而衰微；第二，带有科学、民主色彩的近代习尚渐渐深入人心；第三，妇女地位的提高，表明束缚妇女的封建礼教被进一步冲破；第四，上层社会生活型态进一步洋化。严文还注意到清末民国时期武汉的传统习俗与新的社会风尚的并存与杂糅，并认为这种过渡特征说明武汉风俗在近代的变革是不彻底的。[※注]习五一考察了民国时期北京庙会风俗的演变。她认为传统的北京各种庙会在清朝帝制崩溃后一度变得门庭冷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坛庙的庙会大多转变为世俗文化活跃之地，其世俗性和商业性都已远远超过宗教性，为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提供了广阔的天然舞台。[※注]

1986年到1995年间，学界对近代乡村社会风俗的研究十分薄弱。徐永志考察了江西、湖南、浙江、福建、广西等省和自治区的溺女习俗，指出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溺女的全盛时期，“遍及贫富两大阶级”。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一则在于人口过剩及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二则在于“厚嫁之俗”的经济原因。其后果是导致全国男女性比例严重失衡，助长了民间各种收养婚姻陋俗的流行，影响家庭与社会的稳定。[※注]

（二）1996—2005年

1996年至2005年学界对近代中国地方社会风俗变迁的研究，既关注城市，也关注乡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重城市轻乡村的研究偏颇。

学者对近代城市风俗变迁的讨论，以上海为最。李长莉所著《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注]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从“西器流行与近代工商观念”“尊卑失序之风与社会平等观念”“享乐崇奢之风与消闲消费商业化观念”“妇女走上社会之风与男女平等观念”“台基、姘居之风与自主择偶观念”五个方面，较为细致地勾勒了晚清上海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图景。该书的新意有三。其一，以“自下而上”的视角，以普通民众的立场，观察晚清社会的变迁。作者敏锐地注意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仍是未引起学界重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她指出：学界或是从社会结构、群体阶层、社会运作等层面勾画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或是从中西文化接触的深层对思想和学术领域的近代变迁进行清理和剖析，都使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认识得到了空前的扩展和加深。然而，从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中却看不到有生气、有活动、有感情、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在思想学术史的分析中，只能看到有限的少数精英人物的思想活动，同样看不到普通民众的身影和精神世界。[※注]因此，作者自觉地以晚清上海社会生活为窗口，立足于普通民众的立场，自下而上地观察、透视“近代化”的意义，由此呈现晚清上海社会变迁的另一画面。其二，从民众社会日常生活看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抓住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性问题。秦汉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是礼俗社会，是以儒家伦理观念为主导的等级社会。或者说，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观念是其日常生活方式的灵魂，支配民众对身外世界的整体认识、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作者讨论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观念问题，无疑触及其深层结构。这样的讨论从可见的社会生活与不可见的文化观念的双重道路上走进了“历史的深处”。由此可以说，一部好的城市风俗史应该是一部城市民众的心灵史。其三，对民间生活伦理做了更准确的地位。在作者看来，“民间生活伦理”是存在于民众实际生活中，人们主要根据生存方式和实际需要，由生活实际经验中得来并实际应用于生活的伦理。[※注]“民间生活伦理”与统治阶层倡导、居于社会正统地位的“教化伦理”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一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将儒家的“民间伦理”包含“教化伦理”的观点，似更符合传统中国社会礼与俗相辅相成、相对相冲的实际情况。

除了探讨晚清上海社会与伦理的变迁，学界还较为集中地讨论了近代北京、南京、广州、汉口等大城市的风俗变迁。孙燕京认为晚清时期北京的社会风尚与全国一样呈现新旧杂陈的特点，变迁速度比之东南沿海地区略显滞后。整体而言，不变的东西多于变的东西，而且变化的部分也有限度，趋新风尚局限于官吏和新知识阶层。[※注]

罗玲论述了民国时期南京的社会风尚，认为民初南京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使其风俗变迁具有中西兼容和崇洋性特点。总体来看，南京的社会风尚以崇尚文明为主，但它始终受到政府行为的制约。[※注]刘圣宜探讨了清末民初广州风俗习惯的变化以及民众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他认为，该地风俗民情演变主要受三种因素的影响：一是西风东渐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二是政治变革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三是商业发展和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习俗的冲击。这一演变有趋善和趋恶并存，文明进步和野蛮落后同在的双面性，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复杂多样的发展态势。其鲜明主线是挣脱封建思想意识的束缚，释放人性欲望，追求平等自由。[※注]刘庆平、肖放认为，清末民初汉口民俗的变迁具有如下特征：民俗生活的多样性，民俗心理的二重性（趋时心理与守旧心理），民俗信仰的多元性。[※注]

近代区域社会风俗变迁仍受到学界的关注。孙宏年撰文从革除龙旗、改元改历、剪除发辫、改易服制、妇女解放、革新礼仪与禁赌禁烟等方面考察了民初江苏社会风尚的变迁，认为这一变迁虽有其局限和不足，但有助于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近代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注]肖军、赵可依据四川近代地方志资料，从生活习俗角度透视了近代四川社会生活的变化趋势及特征。他们认为，近代四川的生活习俗无论在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等方面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构成了近代四川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重要层面。其演变趋势呈现为受外来影响较大、城乡变化不平衡、新旧中西杂糅混合等趋势和特征。[※注]牛敬忠撰文概述了民国初年绥远地区汉族的民俗事象及其变革。牛文认为，民国初年绥远地区汉族的民俗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度贫乏；第二，民俗事象呈现出在传承中的发展及发展的不平衡性；第三，具有鲜明的移民社会特征。该文还论称，辛亥革命对绥远地区民俗的影响是缓慢的、渐近的，这是辛亥革命局限性的反映，同时，民俗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注]

近代乡村社会风俗的变迁滞后于城市。焦静宜撰文分析了民初华北农村社会习俗变化中的逆向势力。他认为，这些逆向势力主要有三种：守旧观念、习惯势力、落后的生产力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新生的腐化现象。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习俗具有原始性、阶级性和封建性三大特征，而辛亥革命后的乡村社会客观环境没有形成移风易俗的有利条件，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素质缺陷影响了兴革习俗的深度。[※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风俗变迁进入了学界的视野。李金铮在《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构想》一文中认为，加强抗日根据地的社会生活的研究，能丰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学者开始探讨这一问题。钟仲比较了苏区的移风易俗斗争和南昌的新生活运动。[※注]钟文认为，中央苏区的移风易俗运动没有一个总的题目或总的口号，但它始终渗透到党的各项政策之中；移风易俗开展的斗争有很多内容，主要包括妇女解放运动、防疫卫生运动、禁烟禁赌、清匪肃资、破除迷信、倡俭戒奢等方面。此外，魏宏运撰文考察了抗战时期太行山的春节文化风貌，认为战争文化环境下的春节文化改变了农民古老的生活秩序，激发了人们的政治爱憎感情，引导人民走理想之路。[※注]

这一时期学界对于近代地方社会风俗变迁的研究侧重于梳理其基本的史实图景，简单概括特征、分析原因。这种研究较为模糊，未能抓住风俗变迁的微妙之处。有学者批评说：“这些研究的欠缺在于，平铺直叙较多，深入分析偏少，观点雷同之文时时可见。例如，关于清末民初的风俗变异，绝大多数作者都围绕剪易服、改元、放足、废除跪拜等内容做文章。这是当时的实情，但读来未免有千篇一律之憾。又如各地风俗的变革，也是大同小异，罕见地区特点。”[※注]

（三）2006年至今

2006年以来，学界对城乡社会风俗的研究趋于深化、细化，地域范围也有扩展。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近代地方风俗史研究开始进一步深化，特点如下。一是地方增多、地域扩大，包括乡村的地域风俗史研究增多。伴随城市史研究发展，各城市史中风俗习尚研究也是重要内容。二是专题更细化，针对某一地方某一风俗现象的专题研究成果增多。

乡村风俗变迁受到更多学者关注，而且有更多具体化、个案化的研究成果。卫才华对近代山西霍州、襄汾、安泽、长治等地的66个移民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谈，尝试从微观民俗细节入手，观察社会变迁中民俗记忆生成的文化感受，寻检山西移入民融入地方社会的复杂进程。其重点关注民俗变迁与山西移入民精神世界的互构关系、移入民地方化的社会模式，以及移入民民俗和社会适应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北方村落发展转变的类型学意义，试图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逻辑。该研究是较为典型的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近代中国区域社会的民俗。[※注]丁俊辉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主要史料，考察了清末民国时期山西晋中地区的移风易俗。[※注]

研究视野向一些边远区域扩展。段妍考察了民初东北区域的社会风气变迁，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上“崇洋重奢”之风的盛行，价值观念上趋新之风的产生以及日趋开放的城市文化心态。她指出，在多元文化熏陶下，民众逐渐形成宽容开放的近代意识，形成了近代东北人勇敢坚强、奋发进取、开放接纳的城市文化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东北地区人口的总体素质，有利于区域新型文化的构建。[※注]盛美真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的小变迁置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大变迁的背景中，围绕“怎样变”“为什么变”的内在逻辑，探讨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化趋势及其规律。[※注]

还有学者关注地方风俗与地方政治力量的互动关系。朱文广认为，清代乡村社会以村社为主体，通过“自治”的方式展开禁赌活动，这种努力在 1884年以后因官方政策的变化走入低谷，民国之后重新萌芽。[※注]何孔蛟考察了抗战时期新桂系主皖时以行政手段强制改良社会风俗，但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注]

学界对中共革命根据地风俗的讨论有了新的进展。柳春旭等人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与解放区少数民族礼俗制定的相关政策。[※注]简华春探讨了右江农民运动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嫁娶习俗变迁的积极影响。[※注]张加华对两次革命对中国社会风俗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彻底地摧毁旧风俗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收效甚多。[※注]杜俊华探讨了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社会风俗变革的特征与意义，认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推动了苏区的社会风俗变革，这对改变苏区民众的落后风俗，培养进步、科学的文明风俗和习惯，巩固新生的工农政权，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注]严昌洪对延安时期边区政府教育农民、改革社会陋俗的情况进行了简略的叙述，但未涉及新的婚礼与丧礼。[※注]

关于城市风俗的变化，王晓静通过“竹枝词”分析了晚清上海地区风俗文化的宽容性与开放性，并认为这些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近代上海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走向和风格。[※注]周东华分析了近代上海地区的游戏风俗与通俗小说的游戏观，认为游戏在近代上海社会风气变化中又呈现了新的特征，而通俗小说在反映世俗生活中所形成的游戏特征和游戏观念，既有对游戏之俗传统的继承，又呈现了风俗变异时期新的时代性与地域性特征。[※注]还有学者系统考察了近代广州的风尚习俗。一方面，力图重建相关的生活画面；另一方面，试图考察社会文化变迁与习俗变化的关联。作者通过探讨民俗对城市居民生活的控制和调适，观察民俗传承的规律和民俗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以期为当代城市发展和移风易俗提供历史借鉴。[※注]艾萍注意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上海地方政府在执行移风易俗的命令中犯有急功冒进的错误，造成了当地社会风俗变革的不彻底性。[※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