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师群体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包括塾师、新式学堂教师和洋教习等。

吴洪成、田谧等《晚清教师史研究》一书从整体上考察了晚清时期中国教师群体的变迁，梳理了学校教师的身份、地位、工作任务、培养训练的演变历程、内在逻辑关系、结构功能及教育影响等问题。[※注]

刘玉梅认为，清末民初教师群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官、私塾先生，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师，该群体的构成新旧杂糅；知识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身份处在由官到师的转变时期。[※注]

田正平、吴民祥指出，中国近代大学从创办之时起，其教师任职资格的检定与聘任制度经历了清末的教师资格检定制度之缺失与聘任的随意性时期，民初的教师资格检定与聘任中的“大学自治”与校长集权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前的逐渐“规范化”时期，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制度化”时期的几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学术团体、大学自身都曾起着不同的作用。[※注]阎广芬分析了近代中国当政政权对师资培养方面作出的努力。[※注]陈钊以1928年至1932年的江浙地区为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会同教育部，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党义教师资格检定制度。一开始，相关机构制定的党义教师从教资格颇高，但在实施中不断碰壁，不得不一再降低要求。[※注]

黄运红分析了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教师聘用的变化，认为：标准性、序列性、合同性是晚清大学教师聘任的主要特征。[※注]张秀丽研究了清末教育改革后河南省的中学堂教员的变化，强调由于所需师资数量与当时的培养能力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当地政府不得不随机应变，根据实际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聘用方式。[※注]

尚小明描述了近代近百所大学或学院626名史学教授的群体状貌。文章认为，近代中国大学的史学教授可分为三代：科举时代的人、新式学堂教育时代的人以及大学教育发展时代的人。三代之间存在学术传承关系。很多留学生回国后改治中国史，除了因为国内研究条件缺乏外，更主要的是因为许多人在主观上更重视本国文化历史研究之故。[※注]

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年代，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会聚了一批留日学生。韩策的研究指出，他们以“学生”之出身，作为“老师”，向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理财等“新知”，由于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等原因，留学生感受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面对学有根底的进士学员，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皆成教学中的挑战。[※注]

蔡锋指出，在20年代以前，女教师主要集中在独立设置的女子高校中；20年代以后，一般高校中女性教师的队伍有所壮大；教师队伍素质从20年代到40年代，呈现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态势。[※注]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辞职后，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积极挽蔡，奔走于政府、学生之间功不可没。稍后北大又发起成立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以要求薪金发现洋为由，驱逐教育次长傅岳棻。何树远认为，这两次运动标志着北京高等教育界开始作为独立的社会势力出现。[※注]左松涛认为清末自强学堂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投身反清活动，学堂师生虽有立场或代际冲突，但因势求变之心类似。[※注]

有关教师待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师的工资和生活状况两个方面，并由此探讨教师待遇与教育事业的关系。

清末民国时期，逐渐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了教师的待遇、薪水的等级，确立了工资标准、学历加薪和经验加薪的原则，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工资制度。慈鸿飞主要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二三十年代教师的工资收入，认为大、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差别较大，大学教师的工资相对较高。月薪300元左右的副教授或教授抚养5口之家，其生活水平至少要高出一个普通工人的十三倍。[※注]政府规定的工资只是参照标准，广大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由地方财政负担，由于各地、各校经济状况不同，因而教师的实际工资很难与标准工资相符。不同地区教师的工资地域差别也很明显。

有些论著研究了上海、四川、广州等地教师收入的实际状况。李彦荣认为，大学教师属于上海的高收入群体，中学教师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小学教师属于低收入群体。中小学教师收入与普通工人差距不大，而高学历低工资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更导致了教师的流失。[※注]陈育红在考察了民国时期上海等地小学老师的收入后提出，低微而且差异极为悬殊的待遇制约了当时小学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影响着教师职业的稳定性，并形成小学教师队伍的人才逆淘汰现象。[※注]曾崇碧、王勇指出，20世纪30年代四川小学教师待遇低下，生活难以维持，其重要原因是小学教育经费的来源不稳定、管理混乱和分配不均，菲薄的待遇导致小学教师队伍不稳定，从而阻碍了四川小学教育的发展。[※注]冯梅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小学教师的薪资在全国范围内来讲并不算低，但相对于当时广州这个城市较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小学教师较为特别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再加上时局动荡，政府时常拖欠、折扣工资等，实际上广州小学教师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有时甚至连温饱都难以维持。[※注]郝锦花、田正平认为，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教师待遇非常微薄，与城市教师相比差距悬殊，甚至不及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和乡村塾师的收入。[※注]

教师群体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极不平衡，不同学历、不同职称教师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相当丰厚，中学教师高于工人生活，小学教师基本上养家糊口。同一学校内，因学历和职称不同，教师待遇差别较大。在同一级别的教师中，国立学校教师待遇高于省立或部立学校教师，省立或部立学校教师的待遇高于私立学校教师。陈育红指出，战前国立大学教师薪俸一般均较私立、教会大学同级别的教师薪俸高，教授、副教授与讲师、助教之间的薪俸差异较大。他认为，这主要与当时各类大学教育经费的来源途径有关，并非完全是教师学历、学识和资格的反映。[※注]石静指出，清末民初大学、中学、小学教师的薪俸差别较大，依次递减。且常常因为政府教育经费的短缺难以按时、全额发放，导致教师队伍流动性增强。[※注]马方方指出，1912—1937年，男教师相比，女教师仍处于普遍的经济弱势地位：她们以小学教师为主、职位低、多集中于待遇较差的私立学校。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女子教育的不发达、性别歧视的根深蒂固、就业女性无法避免的家庭与事业的冲突造成了女教师经济地位的低下。[※注]

教师生活状况在不同时期变化较大，抗战前，教师的待遇稳定而有保障，但抗战以来，由于物价猛涨，教师待遇每况愈下。姜良芹指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高校教师的工资诸如薪给、津贴、奖助、养老抚恤等都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下来，但由于战时通货膨胀的强烈冲击，教师的工资水平不仅远低于战前，且较同期其他行业所受冲击为重。到抗战结束前两年，高校教师的生活水平已降至社会的下层。[※注]王印焕认为，以抗日战争的爆发为界，民国政府公教人员的生活状况发生了由舒适到艰难的演变。在民国成立之初，公教人员的工资标准普遍较高。收入最少的小学教员能量入为出，其他人员更是舒适安然、衣食无忧。抗战爆发以后，随着战时的通货膨胀，公教人员的工薪实值越来越少，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日趋艰难。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最后几年中，公教人员竟沦落到难以维持基本温饱的地步。[※注]

学界对私塾及其在近现代社会的命运有不少关注，相关论著常附带论及塾师，专论近代社会中塾师的研究成果并不多。

闻洁主要考察了民国时期湖北的塾师收入，认为经师的经济地位比塾师好得多；自设馆塾师勉强糊口，专聘馆和延馆的塾师除生活外，略有盈余；塾师的自身素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其待遇状况。[※注]郝锦花认为由于受废科举兴学堂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塾师的经济地位较19世纪有所下降，年收入大约相当于高等学校教员的1/10，低于城市熟练工人之工资，但略高于新式学校小学教师和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农民的2.5—12.5倍。[※注]

刘云杉通过对清末塾师刘大鹏的研究，彰显科举废除前后塾师所体受的文化、国家、社会的种种权力，并以此透析士绅与国家的关系。[※注]左松涛认为清末到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乡村教育的“权势”是由塾师而不是教员掌握的，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新式教育并未得到基层民众的普遍信服，塾师群体并非“失语”者。[※注]

蒋纯焦的《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考察了晚清以降塾师的变迁。该书指出，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塾师们的仕进之路，降低了其职业吸引力；民国时代新式学校的建立和普及，极大地压缩了塾师阶层的职业队伍，改变了其职业行为；新中国创立后，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消解了塾师的社会空间，使之最终被时代所淘汰。[※注]

汪向荣的《日本教习》论述了清末日本教习的基本情况。这本书中记叙了日本教习中的各色人等，包括埋头苦干为中国文化作出贡献的日本友人，亦有对中国另有企图的军国主义分子，甚至有一小部分放浪形骸之徒，书中还附有大量珍贵图片。[※注]

朱务本认为晚清聘用洋教习的目的与性质在于为中国培养近代化人才，以满足近代化建设的需要。洋教习在推进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及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这些消极影响的产生与当时中国主权丧失、国际地位低落以及被聘洋教习的动机不纯而清政府又没有把好人才质量关等是密不可分的。[※注]

向中银指出，外聘洋员的生活待遇由薪俸与伙食补助、川资与津贴、住房与生活用具、办公与外出考察费、医药费和恤赏费构成，充分体现了清政府“重金聘请洋员”的政策，它有利于吸引外籍人才来华效力，也有利于培养新式人才，从而起到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积极作用，当然中国政府也为此付出了巨额费用的代价。[※注]

商丽浩认为，外国教习通常都能获得十分优厚的报酬，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教习薪酬受国际化进程影响，也深受本国传统的影响；随着晚清高等教育的萌芽和发展，以及中国教习的旧学和新知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教习的薪酬也日渐丰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