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医史学逐渐发展成为医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疾病医疗、公共卫生史研究随之增多。

自清末以来，社会对现实的“卫生”事务一直有较多的关注，发布了大量有关卫生的书刊文章。[※注]20世纪20年代，陈邦贤等人开始在现代意义上的疾病医疗、公共卫生史研究中取得一些成绩。1920年陈邦贤出版了《中国医学史》，后多次再版。该书认为，医学史是一门专门史，要研究关于医家地位、医学知识、疾病的历史。该书对当时的疾病、卫生行政和卫生保健等情况做了不少的叙述。[※注]1934年，从事卫生防疫事业的马允清出版了《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注]该书对中国历代中央和地方的医政管理、医学教育等制度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在1936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正式成立后，中国的医史学界对于医疗卫生史的研究更为活跃。

范行准于20世纪50年代初完成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一书。意欲呈现中国预防医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在预防医学发展史上做出的卓越贡献。[※注]该书对古代诸多民俗活动和迷信行为中的卫生经验的呈现，对古代用水卫生和环境卫生史迹的梳理，对天花的出现年代、人痘的出现与传播、牛痘的引入与推广问题，细加考订，用力尤多。继范著之后，零星的论著仍时有出现。

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积累，中国医史学界对中国疾病医疗的研究已积累了相当的成果。医史学界的研究者大都是学医出身，关注点也大抵集中在医疗技术发展、古今病名对照、疾病的流变等纯技术的领域。由于不同学科间所受学术训练的不同以及学术取向和理念存在明显差异等，在这众多的成果中，能真正受到历史学界注意并称道的却不多见。尽管如此，中国医史界的研究至少为史学界对疾病、医疗的关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史学界也逐步开始表现出对隐藏在疾病医疗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实际上，这方面的旨趣，范行准早在其1953年的著作中就已有所体现，只是很少被人注意。刘荣伦等所编《中国卫生行政史略》部分内容涉及卫生行政在近代的发展变化。[※注]邓铁涛主编的《中国防疫史》以较多的篇幅探讨了晚清至民国在西方影响下现代卫生防疫体系的引入和逐步建立的过程。[※注]

历史学者虽涉足疾病史的研究，但其研究的成果非常零散。邓云特在进行中国灾荒史研究时，就对中国历史上的疫灾进行了详细考察，不仅理清了中国历代所存在的重大疫灾，而且对每个世纪所发生的疫灾频次也进行了总结，同时还对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措施进行了探讨。陈寅恪讨论了狐臭与胡臭；胡厚宣撰写过有关殷人的疾病；罗尔纲提及霍乱病传入中国；陈垣早年曾写过多篇关于疾病、医学方面的文章。[※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医疗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兴起，疾病和医疗成为西方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不断有从社会文化角度探究中国疾病医疗的论著出现。史学界较早的卫生史专著当属程恺礼有关上海租界公共卫生的研究。另外还有叶嘉炽有关民国卫生建设的专著，罗芙云有关近代天津卫生的力作。[※注]1987年，曾留学法国的台湾学者梁其姿推出了关于明清预防天花措施等疾病医疗史论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杜正胜等人的直接倡导和组织下，台湾的医疗卫生史得到迅猛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历史上人们的衣食住行开始受到大陆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对直接关乎人之生老病死的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仍未引起史学工作者相应的注意。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渐趋改观。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一旦涉足社会救济、民众生活、历史人口、地理环境等课题，疾病和医疗问题便不期而至了，同时在针对以上论题开展的文献搜集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疾疫之类的资料，这些必然会促发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课题。比如，曹树基从明清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中生发出鼠疫等传染病的研究，晏昌贵、龚胜生和梅莉等人则从探讨地理环境的变动而展开传染病、瘴病的研究。余新忠从事这一研究虽有受台湾相关研究影响之因素，但最初的动力则来自在从事救荒史研究时接触到的较多疫情资料。2000年之前，杜家骥、谢高潮、杨念群等人先后发表论文讨论了近代医疗卫生史。[※注]

海外医疗卫生史著作的传入，中国相关研究的积累，使得医疗卫生史研究在2000年后进入了更多历史学者的视野。加之SARS等疫病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了疾病史研究领域，并取得一些有分量的成果。

余新忠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涉足疾病史研究，2003年，出版了《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2004年，出版了《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余新忠还发表疾病史研究方面的论文数十篇，立足近世社会发展、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两大问题，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清代江南的瘟疫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清代的卫生概念、环境和用水卫生、粪秽处置、防疫观念与行为、清洁观念行为、卫生检疫、卫生行政与身体控制等问题。2016年，余新忠出版了《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该书认为，社群与政府处理疾病的策略与方式，反映社会或国家治理的主流理念。专业医生、艰涩的医典其实并没有垄断对身体、疫疾的想象与解释。处在医疗关系底层的病人或其家属其实都各有一套身体观、疾病观、疗疾习惯、死亡观等；宗教人员也可能另有一套。疗治疾病非单向行为，而是互动的过程，纯粹医学技术的施展只是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医学知识系统的发展，与整个文化的发展，应该有密切的相关性。[※注]

李玉尚或单独完成或与人合作完成了多篇疾病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并在2003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年）》。2006年曹树基、李玉尚出版了《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注]疾病史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研究不再集中于疾病的危害及社会如何控制疾病这些方面，而是从多个视角来解读历史时期的疾病。如2006年，杨念群出版了《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注]何小莲出版了《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展开了对疾病文化史的研究。[※注]张大庆所著《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主要关注的是当时社会的应对机制，从建制化、体系化、大众化和社会卫生四个方面对此展开了探讨，旨在凸显政治体制与卫生保健体制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性，阐明卫生制度的转变对疾病预防与控制的重要影响。[※注]2008年，张泰山出版了《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从民国传染病流行概况、救疗措施、政府预防措施、公共卫生建设四方面对民国时期传染病与社会关系进行研究。[※注]张仲民有关卫生的专著则是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来展开的，通过对晚清“卫生”书籍的钩沉，探讨了出版与文化政治间关系以及晚清政治文化的形成。该书系统而全面地梳理了晚清诸多有关卫生书籍的出版情况，为人们更好地研究晚清的卫生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不仅如此，他从卫生及卫生书籍的出版和阅读出发，探究与此密切相关的种族和消费文化问题。[※注]杜丽红的《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以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既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阐述制度变迁的过程，也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分析制度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构建出以制度为中心的近代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过程。[※注]张剑光所著《三千年疫情》部分内容对近代的疫情、医家治疫、国家应对等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注]赖文、李永宸所著《岭南瘟疫史》讨论了岭南地区的瘟疫流行状况，瘟疫的应对、防疫观念、瘟疫对社会的影响等。[※注]

进入21世纪后，余新忠、曹树基、李玉尚、杨念群、何小莲、龚胜生、张大庆、张仲民、张泰山、杜丽红等出版了医疗卫生史专著，标志中国大陆医疗卫生史研究已进入了繁盛时期。

随着疾病史研究的日趋活跃，专门针对疾病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也开展起来。如2006年8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就组织召开了题为“社会文化视野下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国际研讨会。在会议成果的基础上，余新忠主编了论文集《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注]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主要研究疾病起源，传播与影响，疾病的避、治、防等应对，医生、国家、社会力量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医者的地位、医疗资源变化、公共卫生状况，主要视角为“西医东渐”及中国医疗卫生的现代化。

学界关注疾病的起源、传播与影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往往与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

曹树基等认为，咸同之际云南发生的战争对瘟疫传播有较大的影响。[※注]余新忠指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规模瘟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战争是这次瘟疫大规模暴发流行最关键的原因。[※注]

李玉尚对疾病暴发、流行原因的研究用力颇深。他认为传染病在江南的散发、暴发或者流行，与该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尤其是独特的水环境息息相关。就农村而言，稻田、桑田的广泛耕种，广泛施用的粪肥，以及与水紧密联系的生活方式，为疾病生存和盛行提供了土壤。在城镇，环境卫生不良，饮水卫生更不容乐观，同样为疾病提供了生存条件。与此同时，贫民、难民的存在，带来了严重的疾病隐患，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注]

李玉尚还讨论了1919年黄县霍乱，清末以来江南城市的生活用水与霍乱，感潮区变化与青浦沿湖地区的血吸虫病、三江闸与1537年以来萧绍平原的姜片虫病。

1919年黄县霍乱的流行虽然与天气和县内各地不同的土壤条件有关，但最主要的因素是该县发达的商业。黄县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使其北部和中部地区形成不同等级的城市和市镇体系，这种城镇分布特点部分决定了1919年的霍乱传播模式和人口死亡程度，形成除龙口和城关镇以外的各乡镇霍乱死亡率有规则的高低错落分布的特点。在交通不便的南部山区，因该地业已卷入市场体系当中，故该区亦成为此次霍乱流行的重灾区。以农业为主的县与以商业为主的县在霍乱传播模式上有很大的不同。[※注]

1820年霍乱传入江南之后，城市污染的市河遂成为一严重的疾病问题。清末民国年间，在大城市，大量土井和外来人口的存在，使得饮用和使用不洁水源的现象，仍然存在，故霍乱感染人数仍然相当多。在中小城市，由于生活用水主要依赖江河和井水，也有比较高的感染率。但在某些水流速度较快、水质清洁的小市镇，其感染率则较低。[※注]

万历八年和康熙前期，原来充当捍海之堤的李家洪和老鹤嘴先后被冲毁，由此导致黄浦潮汐的加强。强势的潮水给上游带来泥沙和激流，造成河道和湖荡的迅速淤浅。嘉道年间进一步影响到嘉兴和海宁地区。在青浦沿湖地区，随着河道，湖荡的严重淤塞，受到潮水的影响越来越小，终于在1931年长江大水之后，血吸虫病暴发。[※注]

1537年三江闸建成之后，引起萧绍平原水系水流平缓、扁角螺滋生环境改善、河浜和低田大量形成以及水生作物普遍种植等一系列生态反应。嘉靖之后，水红菱又种于高田，使姜片虫病成为明清江浙水网地带名副其实的“萧绍病”。[※注]

学界比较关注鼠疫、霍乱等疫病的传播与防治。

鼠疫是严重威胁人类的烈性传染病，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学界主要将视野集中于区域性鼠疫的研究，如云南、粤港、福建、东北、山西等鼠疫。

清代昆明有详细记载的四次鼠疫流行，表现出相同的流行特征：发生时间较周边地区晚、城区和郊区皆有严重流行、人口死亡严重。咸丰、同治年间的鼠疫大流行，与1347年欧洲的鼠疫大流行有相似之处，流行迅速，人口死亡众多。但是，咸丰、同治年间的鼠疫流行的动力是军队的移动，而欧洲鼠疫则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商道传播。回民战争前后昆明鼠疫的散发性流行模式与1351以后的欧洲鼠疫流行模式相似，但流行的背景大不相同，也不同于云南其他城市。各地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的是各地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的异同。[※注]1944—1947年滇西鼠疫，当时被认为源于缅甸境内，或源于日军的细菌战。曹树基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他撰文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鼠疫自然疫源地理论形成之前，人们对于一个地区鼠疫疫情的寂灭与复活，相当不解，遂将鼠疫疫情归咎于缅甸或日军散布的细菌。[※注]

1894年粤港鼠疫是外来传入还是本地原发，以及传入路线等问题，学界都有不同看法。李永宸、赖文认为，鼠疫很有可能是从西南疫区经海道直接传入广州的，而不是以前学界认为的陆路传入。他们还认为广东鼠疫在清末这段时间的流行可能与地震频繁有一定的关系。[※注]

1910—1911年东北鼠疫的渊源问题，郭蕴深认为鼠疫首先在俄国西伯利亚的斯列坚斯克发生，不久，鼠疫病苗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由俄国传入中国满洲里，随即在中国筑路工人中传播开来。[※注]田阳认为这次鼠疫流行源于东北边境城市满洲里，由于当地两名猎旱獭的中国人被旱獭鼠疫感染，吐血而死，致使鼠疫迅速蔓延开来，沿铁路交通线呈暴发状横扫东北平原，并波及河北、山东。[※注]胡勇认为民众面对鼠疫的心态首先是恐惧，由恐惧而导致迷信，以及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随着防疫的深化和瘟疫的成功扑灭，民众的心态迅速发生变异，这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因素有联系。[※注]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由于霍乱传染性强、死亡率高，数次霍乱大流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李玉尚对上海霍乱以地方病和外来病的视角进行全面研究。[※注]李永宸、赖文对1820—1911年岭南地区霍乱流行情况及流行背景等调查考证和统计分析，认为1820年霍乱从缅甸、泰国经海路首先传入广州和潮汕地区，主要流行于沿海地区，尤以珠江口和潮汕地区为甚，其流行常发生在旱灾背景下。[※注]

除了按照病种对一些比较重大的疫病进行分析外，各地的疫病也被纳入学者的视野。

黎霞认为1892年夏襄阳府瘟疫，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主要诱因，广泛传播的谣言是直接原因，而其深层原因，则是近代以来天主教势力发展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及近代社会巨变中百姓心理承受力的严重脆弱化。1926年苏州暴发了烂喉痧和霍乱。方旭红指出，在疫病防治过程中，苏州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与以往相比有所加强；同时，社会各界的反应也更趋活跃，为疫病防治做出了相当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注]杨智友研究了1942年青海牛瘟案。[※注]

温金童、李飞龙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的卫生防疫运动，大大改变了边区城乡卫生面貌，对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注]王元周认为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医疗条件和卫生习惯，对解放后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有深远的影响。[※注]

关于疾病医疗与社会的互动，一方面探讨历史上某种疾病出现或医学演进的社会背景及原因，另一方面则分析疾病和医学的变动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瘟疫最直接的社会后果就是造成人员的死亡。瘟疫对人口的影响，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具体情况往往鲜为人知。

曹树基和李玉尚等在数篇有关瘟疫论文中，都估算了瘟疫对人口的影响，尤其关注战争期间的瘟疫流行对中国人口和社会变动造成的影响。曹树基和李玉尚以咸同年间的云南为例，利用20世纪50年代鼠疫专业人员所作的调查报告，估算出战争期间的鼠疫死亡人口数以及这些死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他们认为，杜文秀起义后云南陷入一场长达16年的战争，死亡人数的70%是由于战争引起的鼠疫而不是战争本身导致的。进而指出，19世纪中叶，云南、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战争中的瘟疫、饥荒，造成了1亿多人口的死亡，死亡人口的大部分死于瘟疫，而非其他原因，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注]李玉尚认为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状况对于鼠疫流行模式和人口死亡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明显。广东城市鼠疫流行最剧烈的年代所造成的人口死亡数比福建要大，然而仍然只有10%—20%，其他年份人口死亡数很小。在乡村，无论是在时间分布上，还是在区域分布上，鼠疫都呈现出此起彼伏、循环不绝的流行特点。特大型工商业城市在鼠疫传播中的地位相当重要。[※注]李玉尚对西北疾病与人口关系进行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影响西北人口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传染病和妇幼儿疾病，这一状况直到1949年以后才根本改变。[※注]

曹树基等人估算了战争期间瘟疫流行对中国人口造成的影响，余新忠对此估算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清代江南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比如乡、县等，和平年代中，一般性瘟疫对疫区造成的人口损失率多在2%以下，一般不超过5%。战争时期比例会高一些，但超过20%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对清代江南瘟疫带来的人口损失率不宜估计过高，在疫病模式比较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尽管瘟疫发生的频度较高，但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并非举足轻重，至少不会产生结构性的影响。[※注]余新忠认为，瘟疫对人口数目的影响仍难以获得确切数据。由于对某一疫区的人口数很难得到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时人对某次瘟疫死亡人口的记载往往个别而模糊，大多以“死人无算”“疫死者几半”“死者十之四五”之类模糊词汇概括。所以，从资料记载中很难计算出最终的确切疫死人口数或疫死人口比例。根据20世纪30年代或50年代的一些调查来对19世纪的疫死人数做回归性估算也存在不少问题。因为这种调查都是一些个案调查，特别是涉及19世纪中期以前的情况，选取的样本非常有限，而且这些调查对疫死人口的估计也是非常概略而模糊的，不同材料之间还常常相互矛盾。对某次瘟疫的疫死人口数与疫死率做出一个概略性估算还是可能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若一味追求数据的明确化，则可能会陷入左支右绌、自相矛盾甚至难以为继的困境。[※注]

应对疫病通常采取的措施有施药、设置慈善机构、隔离、祈祷瘟神、参与社区仪式及赛会活动等，各方力量在应对疫病时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研究者比较关注防疫措施，对各方力量的作用及其关系也展开了论述。学界在对近代湖南、山东、四川、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疾病的防治都有所关注。学者通常从政府、民众、医生等方面讨论疫病的应对，尤其注重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学者的观点大体分为三种：或者肯定疫病的应对措施得力，或者强调疫病的应对效果不佳，或者强调疫病的应对既有成绩又存在不足。

余新忠讨论了在应对清代江南疫病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嘉道以降，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在此过程中，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非但未见日趋严重的对立，相反出现了更广泛的合作，国家和官府具体职权亦未见退缩反而有所扩展。社会力量活跃的意义，主要是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注]后来余新忠也注意到民众与官员、士绅精英在看待卫生检疫时的不同态度。他讨论了晚清检疫机制引进中的社会反应，认为晚清多数官员和士绅精英将其视为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促进国家现代化的爱国和进步之举，而民众往往由于自身利益受损而心怀不满，甚至进行反抗。卫生检疫带给中国社会的不只是主权、健康、文明和进步，同时也存在民众权利和自由在卫生和文明的名义下被侵蚀和剥夺的事实。[※注]

中西因素在疫病起源及疫病应对中的作用也是余新忠关注的重要课题。他将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置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对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做了具体考察，认为真性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既与西力东渐不无关系，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瘟疫出现后，江南社会各界特别医学界对霍乱流行及相关问题做出种种不无成效的反应。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我们没有理由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注]后来，余新忠继续强调了传统因素疫病防治中的作用。从传统到近代，中国社会应对疫病的重点基本上经历了从避疫、治疗到防疫的转变，即在认识上，由消极内敛的个人行为转变成积极主动的国家行政介入的公共行为。近代的防疫除了更强调预防以外，也确立了清洁、检疫、隔离和消毒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模式，同时还将种痘等免疫行为纳入防疫的范畴之中。在这一转变中，传统的一些有关防疫的认识并未与近代防疫观念直接相抵触，而且有些还对近代防疫观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晚清的社会精英们对西方防疫举措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且对其中不同行为的态度也有明显的差异，但到了清末，这些举措基本均作为科学、文明和进步的象征成为主流的近代防疫的基本内容。他们在接受这些观念时，往往是将西方的制度当作救治中国社会和种族贫病的灵丹妙药，而很少去考虑其实际的必要性和适用性。[※注]

余新忠等比较乐观地看到了国家与社会应对疫病时发挥的作用，而李玉尚则持不同的看法。李玉尚指出，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医医生和官方在鼠疫流行时的无效应对，导致19世纪至20世纪云南、广东和福建三省大量人口感染鼠疫和患者的高死亡率；民众自发采取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防疫手段。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医医生和民众的治疗和防疫办法仍未有大的改观，官方开始抛弃民间的传统防疫方法，实行现代防疫措施。[※注]李玉尚等对中国传统应对疫病机制多少带有一定的“批判”倾向，而余新忠等则强调中国社会自身的活力和能动性。

焦润明指出，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召开国际防疫研究会等。舆论界也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还积极筹措防疫款项。这些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注]焦润明、李涛认为，1926年营口霍乱应对中有丰富的防疫经验、健全的防疫机构、相对完善的防疫法规和科学的防疫方法。[※注]

岳谦厚、乔傲龙、刘红彦认为1902年天津霍乱对当地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民间社会与天津殖民政府进行广泛防疫动员，并采取有力措施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使疫情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遏制。这些措施在制度层面较多地呈现出西方防疫色彩，初步具备了近代防疫机制的某些性征。[※注]

张晓辉、苏新华认为1984年香港鼠疫起源于广东地区，广东发生鼠疫之后，由于官方防疫的无效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紧密联系，从而导致鼠疫的迅速扩散，而广东与香港毗邻，大量移民的涌入很快使这种鼠疫传到香港。民众惊恐，不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东华医院等医界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但仍未产生明显的改观；港英政府采取现代防疫措施，控制了鼠疫。[※注]

孙语圣认为民国时期的水旱灾害、战争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是造成民国疫灾的主要原因，政府在防疫卫生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民间疫灾防治也不逊色，但仍存在问题。[※注]

张照青指出，山西鼠疫后民国政府设立防疫机构，制定卫生法规，为瘟疫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际指导，使清末业已开始的近代防疫事业走上制度化。受应对水平和社会控制能力的限制，民众与政府缺乏良性互动，又限制了防疫绩效。[※注]

有学者通过疫病应对讨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曹树基指出，面对1918年初山西的肺鼠疫流行，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合作，实行全民动员，迅速扑灭疫情，是为国家的公共卫生。1918年秋天及以后，山西临县、兴县鼠疫流行不断，人口死亡众多，中央政府和山西省政府仅表达有限的关注，防疫几乎成为县级政府的事务，是为地方的公共卫生。遏制疫情扩散的河流和山脉成为国家与地方的边界。围绕山西鼠疫的防治，展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与转化的过程。[※注]

杜丽红指出，清末民初，北京的疫病防治经历了较大转变，这不仅得益于为应对疫情设立的各类防治机构，而且得益于日常性疫病防治机制的设立。[※注]

学者们还对一些具体的防疫措施进行了分析。

余新忠讨论了清代江南的种痘。人痘接种术大约在清初传入江南的浙西和苏南地区，然后逐渐传入浙东地区。施种牛痘的历史始于道光年间，到光绪二十年前后，江南大多数县份都创设了牛痘局。与接种人痘不同，牛痘传入后，官府很快介入，积极加以推广，不过，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仍来自地方社会力量。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不过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种痘对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宜估计过高。[※注]

李玉尚分析了清代云南鼠疫流行史中以都天与木莲“制止”鼠疫的现象。在受汉族影响较深的区域木莲戏盛行，四境地区则以都天信仰为主，这种分布上的差异缘于民众“地鬼”和“天鬼”观念上的差别。欧洲“黑死病”是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而在云南，都天与木莲除了驱鬼功能外，还提倡“孝道”，鼠疫流行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变革，相反还强化了传统的孝道观念。[※注]

梁其姿论述了近代麻风病院的建立，认为麻风隔离有两个原因：中国本身已有的麻风隔离传统；社会与政治精英对铲除中国麻风病感到迫切。事实上，中国东南地区自明中叶以来即普遍建立了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一直至清末从未中断。这个传统的被忽视反映了近代麻风隔离措施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在西化与传统之间，中国民族主义者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否定后者。[※注]刘家峰通过对传教士方面、医学方面、政治方面阐述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认为西方或中国西化精英为中国的麻风救治带来了新想法或技术。[※注]周东华以近代杭州的麻风救治为例指出，在近代中国，福音医学是麻风病救治的绝对主导，通过为麻风病患筑家园、求福音和谋国族，传教士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不同于明、清时期中国麻风救治传统的卫生现代性。[※注]

近代公共卫生包括城市与乡村的公共卫生，由于近代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最为突出，所以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城市公共卫生，乡村的公共卫生甚少被学者关注。近代城市卫生研究的兴起主要有两个线索，一是作为城市史研究的组成部分而被关注，二是随着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研究者开始对城市卫生问题的关注。

早期城市史的著作，如《近代重庆城市史》等，[※注]都对相关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卫生行政的发展、公共卫生法规制度的递嬗等做了概略性的勾勒，对这些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不足和弊端也进行了总结。后来专门的城市公共卫生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加，不过对象主要仍是上海、天津、武汉、北京、广州、重庆、厦门等大城市。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城市在来华西医传教士的卫生宣传、租界的示范和刺激、有识之士的呼吁、疫病频发的促使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相继开启了公共卫生建设的艰难历程。

何小莲描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大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兴起、发展轨迹。她指出，来华传教士首先关注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并做出努力。上海租界领先全国，在污水排放、饮水卫生、食品卫生、传染病防治等方面做出表率，其他通商口岸和北京等城市接踵其后。到民国年间，大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或卫生处，市政设施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公共卫生事业都有所发展。[※注]

罗苏文从粪秽股与公厕、菜场的设立、牛痘疫苗、鼠疫查访风波四个横剖面，描绘了租界公共卫生体系的历史架构，赞扬了工部局卫生处作为最早起步构筑公共卫生防线的前驱，对上海公共卫生建设所起的作用，同时，罗苏文也充分肯定了西方现代医学指导下的租界公共卫生制度对华界的影响。[※注]

彭善民在《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中将源于西方的近代公共卫生视为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重要内容，主要从近代城市变革的视角梳理了自清末到民国上海公共卫生的缘起及其演变历程。他认为近代上海公共卫生既是都市化发展的产物，又是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注]

学者对污物排放展开了研究。近代上海都市化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公厕成为一类必不可少的公共设施。公厕作为都市卫生的窗口，进入政府公共事业的视界。苏智良、彭善民等指出：近代上海公厕在形式上经历了一个由土式坑厕到现代设施的公厕及专门性公厕的发展；在运营方式上，历经了承包经营的商办方式到政府雇工看厕的市办方式的变迁；在治理模式上逐渐从政府单一治理走向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局面。尽管其社会化程度仍很有限，但公厕作为都市文明的窗口，反映了都市社会公共性的增长，增进了都市文明的内涵。同时，近代上海公厕变迁，租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中占有关键的一席之地。[※注]刘岸冰梳理了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机关部门、具体内容、相关制度及措施等，指出环境卫生管理理念和相关管理的兴起和发展，是上海城市管理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注]

杜丽红和辛圭焕立足于30年代北平城市粪秽管理的改革，再现了改革背后政府与一部分社会群体（粪商、粪夫）由利益冲突到彼此调适，由试图粪秽官办到官督商办的复杂历程。杜丽红从兼顾多数粪业从业者的利益、权衡自身经济实力和行政能力的角度，诠释了30年代北平市政府粪秽管理改革方案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的必然性和切实性，阐发了一切改革要从实际出发的历史启示。辛圭焕则以为30年代北平政府主导的粪业官办遭受挫折，而为粪商主导的官督商办形式所取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粪业改革方案都是由市政府主导的，强调了粪业管理改革中国家权力向公共领域的渗透。[※注]

朱颖慧从道路清洁和垃圾运除入手，对近代天津清道组织的沿革、经费来源、清道计划等进行了梳理，呈现了近代天津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一些细节。[※注]

饮水卫生方面，余新忠从清代江南的环境与用水卫生等方面入手，初步考察了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他认为嘉道以降，随着江南自身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文明的输入，众多士人针对旧有卫生体系的弊端，认为有必要引入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度，制定日常巡查惩罚条令，即直接以公共和国家的权力介入卫生的经常性管理，从而使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逐步转变成系统化的、有组织的、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注]

1900年，洋井开凿技术的传入普及了甜水井，改善了北京甜水井缺乏的状况。1910年，源自西方的自来水在北京开通，成为卫生饮水的代名词。杜丽红认为，这些并未形成真正的饮水卫生观念，直到1925年爆发的自来水卫生事件，才促成了以有无细菌作为判断饮水卫生的标准，促使市政当局担负起维护饮水卫生的职责。这个过程伴随着饮水卫生知识的传入，人们使用细菌化验检验饮水，注意饮水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知识传入改变了人们对国家权力的认识，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责任和义务。随着北京公共卫生行政的逐步发展，有关饮水卫生制度建设得以完善，国家成为主动行动者，医学界配合行政机构，运用细菌理论研究北京饮水状况，形成了一系列有关饮水卫生的科学知识。20世纪30年代，在国家公共卫生建设旗帜下，卫生行政机构主动致力于制造卫生的饮水，管理与饮水有关的人和物，从而影响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注]

食品卫生方面的专门研究有食品检疫、食品卫生管理和菜市场等。

朱德明介绍了上海公共租界食品检疫。[※注]陆文雪依据大量的工部局档案和卫生处年报，着眼于工部局建立、发展和完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的过程，以及日常食品卫生管理工作的开展，对1898—1943年上海公共租界食品卫生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探讨了以食品卫生管理制度为重要分支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在上海的起源和适应性问题。[※注]禇晓琦将近代上海菜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研究。她指出近代上海菜场的设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变迁，折射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之演变，同时菜场也汇集着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的机制也在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形成。[※注]

余新忠从卫生防疫的角度探讨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他考察了从传统到近代，卫生防疫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卫生行政这一现代权力实现对国民监控的过程与特色，以及这样的身体规训又是如何被接受的。他认为，这一进程的实现，既有西方科学、卫生和文明等话语霸权的威力，更离不开国家的相关立法和相关职能机构逐渐增设。在接纳的过程中，尽管不无外在的压力，但总体上无疑是中国一百多年来那些士绅精英为追求国家和国民现代化而做出的主动而自觉的选择，是在当时内外交困的危局中，为了“强国保种”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缺乏深思熟虑、简单便捷化的选择。[※注]

学界比较关注近代公共卫生演进过程中各方力量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近代公共卫生起步于租界，后影响到华界。宋忠民考察了租界工部局关于狂犬病例的统计、狂犬病预防措施和治疗狂犬病的制度化方案，认为租界工部局进行的狂犬病防治工作促进了上海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由此构成了公共租界乃至上海整个公共卫生事业的组成部分。[※注]郑泽青呈现了近代上海社会在疫病的威胁下，在租界当局采取的冷漠而又科学的防疫措施的冲击下，逐步接受新理念，建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历史片段。[※注]殳俏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直接领导的几种反霍乱运动，意在反映近代上海租界工部局建构并实施的公共卫生应对机制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注]民国期间的上海，一市三治。何小莲指出，在此格局之下，租界与华界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既有冲突，又有合作。特别是南京政府建立之后，租界问题在上海政治中日益突出的时候，冲突占上风。这种既冲突又合作、从冲突到合作的历史，展现了在近代上海这一特殊的城市，中国与西方、传统与近代的复杂关系。[※注]罗振宇指出，从1870年设立兼职卫生官，到1898年专职卫生官和卫生管理机构的出现，上海工部局的医疗服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仅关注雇员健康到关注公共医疗的过程，体现出了从“救己”到“救人”的转变。工部局作为城市自治管理机构，其早期医疗服务已经开始呈现近代城市公共医疗服务的特性。[※注]

西方教会等组织、机构及群体在近代中国不同地域传播医疗卫生知识、进行疾病救治和医学研究，这是中国医疗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田涛就曾利用《中国丛刊》等中英文资料，对清末民初的在华基督教会的医疗卫生事业做了探讨。[※注]21世纪初更是涌现出了一批专门探究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影响的论著。[※注]比如何小莲在其专著中列专章探讨传教士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认为正是传教士的积极活动与影响促进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艰难起步。高晞的著作也有一章论述德贞的公共卫生学研究与流行病调查，较多地介绍了德贞对中国卫生习惯的赞赏和对某些中医学内容的认同。王日根考察了晚清传教士、海关管理者等所记述在厦门开展医疗设施及日常卫生情形。[※注]毕晓莹考察了1882年美国公理会在北京通州开办诊所，后发展为潞河医院的过程。[※注]李晓晨等考察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河北地区的医疗卫生活动。[※注]邓杰研究了基督教的边疆服务运动（1939—1955）在川康地区的实施。[※注]这些研究都指出，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开展的这些医疗活动，客观上对当地引进西医、医疗现代化及普及近代医疗卫生知识和观念都起到了一定作用，有的地方医疗机构随着与中国民众的互动，宗教色彩日渐褪色，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世俗化、专业化的特点。

对于19世纪以来“西医东渐”的研究，以往研究重心聚焦于医疗传教士。胡成指出，与医疗传教士交往的中国读书人，所译西医著述文字典雅、古朴，较易被华人社会接受；华人助手承担了诊所和医院的大量诊治工作，采用中西医会通的治疗方法赢得了更多华人病家的信任；众多华人病家虽没有直接参与相关的医疗知识生产和传递，但前来就医，而非寻求宗教皈依，在一定程度上又提升了医疗传教士们开办诊所或医院的普世意义。[※注]

赵晓红指出，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伪满医疗卫生的控制，实施了公营医疗制度。伪满通过公医制将医师分派到偏僻边远地区，除了从事一般医疗和公共保健卫生之外，还兼任卫生警察的职责，增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另外，伪满政府通过对医院、医学院校的官公立化以及对医师的考核等措施，将医疗机构及人员均置于国家统制和支配之下，从而为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伪满作为试验场，其公营医疗制度也成为日本本土医疗改革的重要参考。[※注]

当发源于西方的公共卫生制度移入中国近代城市之时，它固然推动了中国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步伐，促进了中国都市文明的发展。然而，这种伴随西方列强炮舰而来的制度，从在租界实行起也毫无疑问被打上了深深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烙印。因此，研究近代城市公共卫生不可能不涉及租界公共卫生的殖民性问题。在租界公共卫生殖民性问题的探讨上，现有研究主要谈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租界公共卫生殖民性的表现；二是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殖民化的局限性。

20世纪30年代阮笃成就指出，租界内的一切医疗设施主要为洋人服务，华人虽蛰居数十万人而为其服务的医院寥寥无几。何小莲也指出，租界所承办之卫生事务，无一不是以保护界内侨民，特别是欧美侨民为前提。彭善民认为，租界公共卫生设置和管理主要是围绕自身公共健康的需要，而且早期工部局卫生处，对于西方和华人食用猪肉的检验区别对待，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注]

胡成指出，在外国人市政当局看来，香港、上海等地与外国人毗邻而居的华人社会，均为疾病蔓延的温床，当疫病暴发之后，将某种特定传染病与某个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对之进行强制性的卫生检疫，其中隐含的种族偏见，自不待言。他从华人“不卫生”被定义为瘟疫之源、近代细菌学理论的传入、租界卫生景观的改善和华人社会的变革维新以及西方文化优越感、民族主义诉求和主权之争等方面比较细致地呈现了中外间不同的讲述共同塑造了所谓华人的“不卫生”形象。[※注]其研究在关注外交、主权的同时，特别注意到了普通民众的感受和回应。任吉东、原惠群从中国传统的粪业经营及观念入手，论述了西方列强在传播近代公共卫生的过程中对便溺惯习实施的“暴力”化治理和对传统粪业体系的规范化管理，诠释了卫生普及背后西方文明的传播方式和路径。[※注]崔文龙指出，德国在胶澳租界地（青岛）建设规划中一系列卫生条文的颁布基于殖民统治当局这样一种假设，即华人不讲卫生，是传染疾病的根源，而处理的唯一办法便是强制性的迁移住所和严密的社会监控。这就使得种族主义在卫生措施的旗帜下，以胶澳总督府的强权统治为后盾，以暴力和强制的方式得以实施。[※注]

大陆研究者对近代城市公共卫生的民族主义特性也多有揭示。何小莲认为，上海特别市卫生兴市之计划，既有近代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之国际视野，也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与国家意识。[※注]赵婧认为，一种语境始终伴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妇幼卫生事业之推展，那就是富国强种。[※注]杨祥银认为，1928—1937年上海卫生局举办的卫生运动与其说是为了提高市民的身体健康和改善城市公共卫生，倒不如说是为了进行一场倡导民族复兴与国家独立的社会总动员。[※注]彭善民指出，租界的卫生规范与制度化管理，给华界政府以良好的正向示范，激发了华界政府的民族意识与竞争意识，租界公共卫生管理的殖民性又给华界官方和民众以反向刺激，激发了华界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自强意识。[※注]

近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公共卫生领域，成为担当公共卫生事务、服务公众健康的主导力量。然而，实行国家卫生行政并不等于公共卫生事业不再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推动，相反，社会力量的作用恰好能够弥补公共卫生行政的不足。不少论著讨论了中国政府、医疗机构、组织推动中国医疗卫生近代化的努力。

杨念群探讨了民国以降由国家来全面操控医疗卫生事务的医疗“国家化”的改革进程，以及西方医学人士通过引入“社会服务”理念力图将西方的医疗空间渗透至城市的各个角落和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情形。他以民国初年北京传统社区内控制生和死并具有文化与仪式协调功能的接生婆和阴阳生职业的没落为叙事背景，考察了兰安生模式、卫生示范区，认为国家权力控制下的以现代预防医学为指导的公共卫生医疗网络，在北京逐步确立的过程有效地打破了城区人民原有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秩序，实现了自然社区和医疗社区的全面叠合，把北京人的出生和死亡纳入到了一个非常严密的档案化网络之中。[※注]关于民国时期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市政府在公共卫生宣传教育上的策划管理，学界也有少量探讨。[※注]

余新忠等指出，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国家卫生制度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在救疗防治疫病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民间社会力量无论在临时性应对还是日常救疗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注]侯宣杰从参与市容整顿、卫生管理、防治疫病几个方面，对民间商人团体在近代城市公共卫生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了描述。[※注]马长林、刘岸冰以传染病防治为切入点，阐述了民国时期上海社会力量对传染病防治活动的积极参与，众多社会团体开展防疫宣传，媒体展开有针对性的督促和批评以及民众踊跃配合；民间社会的积极反应促进了卫生防疫机构及其职能的建立和健全、推动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法规得以出台，影响民众接受和确立公共卫生观念，使传染病防治措施得以推行和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公共卫生知识。[※注]彭善民指出，20世纪前半期上海一批倡导公共卫生的民间组织在公共卫生宣传和时疫救治中发挥了相当作用。不仅推动了政府卫生管理的改良，激发了市民的公共意识和参与意识，增进了都市的健康，而且民间组织的自愿性、主动性发挥出政府强制政策所难以企及的优势。但其存在的经费不足和组织不稳定等缺陷限制了功能的进一步发挥。[※注]

范铁权《近代科学社团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一书认为，近代科学社团从多渠道传播环境卫生、食品卫生、乡村卫生、传染病防治等知识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卫生实践，进行医学调查，兴办医学教育，开办医院诊所等，为公共卫生的体制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公共卫生建设过程中，诸科学社团、政府、民众之间存在着微妙关系：一方面，社团担当政府公共卫生事业的“监督者”和“同路人”，为中国公共卫生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二者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进而制约了公共卫生的发展。[※注]孙诗锦以20世纪20、30年代平教会的定县卫生实验为例讨论了现代卫生观念在乡村的移植。认为平教会与县政府、士绅、旧从业人员以及农民等各类群体纠葛在一起，新旧观念、新旧势力之间发生了较为激烈的碰撞，使得现代卫生观念在乡村的移植过程呈现出极为纷繁复杂的面相，这直接影响了卫生观念植入的广度与深度。[※注]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研究主要视角为“西医东渐”及中国医疗卫生的现代化。医院、医疗、医生和医患问题是公共卫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何小莲以教会医院为核心，考察了西医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医疗制度变革的巨大影响。西方医院制度引进以后，引起中国医疗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也引起医疗观念的重大变化，包括从医家到医院的医疗空间转换、医患关系的变化、医生对患者生理与心理的兼顾关怀，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重视。[※注]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是在晚清至民国期间。既往的研究都立足于“传入”与“接受”相互对应的层面。高晞着重由官方角度考察这一过程，认为，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是卫生政治化的过程。[※注]

龙伟《民国医事纠纷研究：1927—1949》一书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医事纠纷。他认为，清季医界虽多受医患间互动关系的制约，但因未得任何的制度规范，医家对病人的处置往往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极可能对病患的权利造成伤害。民国时期，国家制度（卫生行政与民国法律）以及社会团体干预和影响着医患双方关系的互动，进而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有着制约和影响。[※注]

余新忠认为，“良医良相”说反映出了明清时期医生的身份和地位难以真正“向上提升”的窘境，它不仅无助于作为职业的医生的地位的独立和提升，反而强化了人们将其视为儒的附庸的意识。[※注]余新忠通过考察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涯及其历史记忆分析了当时医生医名获取及其流传的社会文化机制。[※注]刘希洋、余新忠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分析了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注]王敏通过梳理清代著名世医家族青浦何氏的生活史资料，分析其收入来源构成与家族经济状况，剖析其背后的医患关系与儒医义利观等深层次社会、文化因素，揭示清代精英医者普遍面临的“过度道德化”困境。[※注]

沈伟东《医界春秋：1926—1937——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一书，通过对民国《医界春秋》杂志的考察，从微观上分析了期刊出版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讲述了民国中医变局中的人和事，披露了民国中医鲜为人知的行业内幕。[※注]左玉河认为中医团体在应对中医存废危机和促进中医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内部的不团结使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