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近代史学科及其理论溯源

一 历史分期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源于现代意义的历史分期。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基本上以王朝更迭作为分期标准和历史叙述的基本脉络，因而二十五史皆为朝代史。以时代发展作为历史分期，始于欧洲史家将欧洲历史分为古代（Ancient）、中世纪（Medieval）与近现代（Modern）三个时期。在他们笔下，欧洲的近现代史（Modern history）约始自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注]这种以时代划分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于20世纪初年渐成时趋，很大程度上受进化论的影响。西学的启示，使得不少中国学者对以王朝断代的分期模式提出尖锐批评。曾鲲化说：“中国历史旧例，只区朝代而无时代之分，此蔽读史者之智识，塞读史者之感情之大端也。”[※注]许之衡亦认为：“断代一例尤为史家之大惑。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之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故今后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藉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注]

作为“新史学”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梁启超始终关注历史叙述的时代分期问题。他明确提出：“关于时代的划分，须用特别的眼光。我们要特别注意政治的转变从而划分时代，不可以一姓兴亡而划分时代。”[※注]早在1901年写《中国史叙论》的时候，梁就参考日本人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注]，将中国史分成上世、中世与近世三期：自黄帝至秦统一为上世史，是中国的中国时代；自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为中世史，是亚洲的中国时代；自乾隆末年至今为近世史，是世界的中国时代，也是“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注]梁启超援引这套分期策略，由此建立了一个社会进化学说制导下的线性历史叙述结构，其根本目的在于建构自己民族的线性进化历史。[※注]他的这一历史分期，影响至为深远，可以视为中国本土“近世”出现之滥觞。[※注]

时代分期转道日本史著传入中国，很快形成风尚。这既是在进化论影响下现代历史哲学的产物，也呼应着以民史代君史的新史学潮流。以时代特征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成为此后历史编纂的主流，产生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近代、现代等名目。傅斯年明确指出：“仅知朝代之辩，不解时期之殊，一姓之变迁诚不足据为分期之准也。”[※注]金毓黻也以时代分期作为区分“新史”与“旧史”的重要特征。[※注]

正因时代分期，不少名为“中国近世史”的著作应运而生。据方秋梅研究，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学界较多使用“近世”，而甚少用“近代”，其要因正在于当时以朝代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断代史”受到批判，人们倾向于回避“代”字。直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近代”一词用例增多，“近世”与“近代”被混同使用。至20世纪40年代，“近世”一词的用例逐渐减少，书名几乎皆用“近代史”。[※注]不过应该注意，当时学界对于“近世”和“近代”的使用虽有微妙的变化，却并无严格界定和区分。二者皆体现着“近代性”的基本内涵，其共同点在于表示在历史时间脉络中接近历史编写者当下的历史时期，约略等同于西方史家的“Modern history”。

时代分期更能反映历史的演变大势，但其分期界标却因着眼点不同而难以达成共识，远不如王朝分期断代那么固定。如张玉法所言：“历史最大的特性是‘变’（Change），历史分期的目的是在找出‘变点’（Turning Point），观察历史的‘质变’与‘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注]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或曰进入近代中国的“变点”，因视角不同而众说纷纭，即便梁启超本人的看法也数度变易。[※注]

论及民国学人对近代史起点之认识，“明清之际”开端与“鸦片战争”开端成为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各有其代表作及支持者。[※注]在此略作申论。

近代始于明清之际说者，主要着眼于中西交通，“欧人东渐”。郑鹤声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以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并表示“我国坊间出版之中国近世史，率以鸦片战争为开始，则为截其中流而未探渊源也”。[※注]江苏镇江中学所编《中国近世史》亦明确指出：“编近世史者大都开始于鸦片战争，亦有以最近世史称者。编者以为鸦片战争虽可表示欧人侵略之滥觞，然道光以前之事实尤为鸦片战争之背景，似未可一概抹煞——例如乾隆朝之闭关嘉庆朝之匪祸——编者敢认定近世史必开始于十七世纪者此也。”[※注]陈登原说：“然近世，自明末以迄于今兹，固有特殊之现象，为上古、中古、近古所未有者矣。”[※注]柳诒徵同样以明末为中国近世的开始，并从西方宗教、学术、思想输入，中国开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交际，以及中国大陆历史向海洋历史转换三个方面予以论证。[※注]

将近代史开端定于明清之际的新航路开辟，实则欲将中国纳入西方相同的时间序列中，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进而赋予中国历史以现代性。[※注]此说强调中国与西方历史保持同步，可便于东西洋史“互相参校。俾学者于研究东西洋史，不致发生误会”[※注]，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影响颇广。[※注]吕思勉、杨东莼等亦曾持此说。[※注]在1949年后，持此说者受到批判，详情后述。

近代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说者，主要着眼于列强入侵。较早如李泰棻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3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5月版）、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4册，天津华泰印字馆1925年8月版）均持此说。魏野畴认为：“做历史的人，要明白现代的趋势和问题。历史本身就是要追溯现代趋势，并明白现代问题的来历，给人一个解决现代问题的刺激，希望和指点。”“西方的势力倒卷东来，打破我们长期的迷梦和黑暗，这实在是千古未有的奇局了。论这时期，才不过一百多年，但其中的变化非常剧烈，复杂，而重要，很够得上称为一个时期，即第三时期的近世史。”他进而认为三元里抗英“是中国民族觉悟的开始”。[※注]

至20世纪30年代，鸦片战争开端说影响渐广。沟口雄三梳理了“鸦片战争近代史观”的形成过程，他将“鸦片战争近代史观”视为“基本上是出于革命的需要，通过对革命路线的战略性分析而产生的”。[※注]然而不仅后来的革命史观持如是说，一些运用“现代化叙事”的学者如蒋廷黻、罗家伦等亦认同“鸦片战争近代史观”。罗家伦虽表示“近代史名称，也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段落”，实则相当强调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开端，以“认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此后“中国确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许多国际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影响。不只是军事、经济和所谓一切物质文明，因此发展了新的局势，而且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基础，也因此受了剧烈的震动和变更。现在没有几件中国的事实，是可以离开世界的环境讲得通的”。[※注]蒋廷黻亦主鸦片战争开端说。他认为，中国与西方虽然在19世纪以前就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注]1958年7月9日，郭廷以与胡适、蒋廷黻晤谈近代史，胡适云：“近代史范围应拓大，可包括十六世纪以来，即近三百年，不必限鸦片战争以后”，蒋未作表示，实则不以为然。[※注]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出现了许多冠名“近百年史”的书籍，可见时人有意识将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年当作一个固定的历史段落来加以叙述，实际上标示了鸦片战争的关键地位。此后，随着以鸦片战争为“近代”起点的用法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近代史”取代了“近百年史”之名。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本欲起名“中国近百年史”，因同名书籍很多，为避免混乱而改为“中国近代史”。[※注]

对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做出系统理论阐释的是李鼎声。李氏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明确表示：“我们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是近代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单的，明末清初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确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在革命经济上，在阶级阵营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注]

李氏批评明清之际开端说“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但明清之际在时间上亦与新航路开辟、“欧人东渐”大体相合。坚持以清初为近代开端的萧一山为自己辩解曰：“盖本书所述，为清代社会之事变，而非爱新一朝之兴亡。换言之即所述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家史也，故本书又名曰中国近世史。”[※注]

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说遂成为学界主流观点。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二十余种中国近代史著作大多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至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重订《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必修选修科目表》，将“中国近世史”列为历史系必修科目，并确定其范围“起自道光至抗战为止”，而明清史之下限因此确立在“道光时为止，俾与中国近世史衔接”，这意味着官方的肯定。[※注]

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起点能得到诸多史家乃至官方的认同，实有其时代的背景。清末就有人将鸦片战争视为历史转折点，如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后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20世纪20年代反帝运动高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加剧，使人们更多地从国耻、国难的角度反观历史，更加关心“近百年史”。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列强侵略的起点被凸显了出来，进而形成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为主轴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成为世变激荡下，现代学人激励中国抵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力量来源。‘反帝国主义’论述，在此意义下，乃成凝聚国族意识、激发民族主义的主要动力”。[※注]而若以“西力东渐”的明清之际作为近代开端，则难以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益高涨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提供正当性。

“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均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反映出二者虽在一些近代史事的诠释上适相对立，实则具有某种共通性。“革命叙事”强调“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色彩甚浓，“现代化叙事”亦以民族主义为底色。李怀印所著《重构近代中国》第二章名为《现代化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民族主义史学》，当是有见于民族主义已成为型塑中国近代史叙事的关键因素。鸦片战争开端说渐居主流，但可能主要限于政治史。一论及学术思想文化，则又多以“近三百年”为时限，将近代开端上探至明清之际。梁启超、钱穆均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蒋维知亦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

清末采行学堂分科教育以后，自西方引进“学科”（discipline）这一知识分类概念。这样，学科概念便“构成了20世纪以后学术发展的基本架构”。[※注]如前所述，“中国近世（代）史”的名目是随着时代分期出现的，而中国近代史形成一门学科，则还需在现代教育体制中予以确立。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历史系设立“中国近世史”一门，预科设有“中国最近世史”，其目的为“讲明中国最近百年之史事，使明中国现在之大局因何因果而来”。[※注]是为近代史学科之肇始。随后，东南大学于1924年亦设有中国近百年史。但总体说来，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开设中国近世（代）史课程的学校仅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等。皆因此时中国近代史仅具雏形，投身研究者极少。[※注]直至1926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历史系开设中国近百年史，聘请蒋廷黻为历史系主任，开设中国外交史和中国外交史专题研究两门课。蒋廷黻回忆：“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注]罗、蒋二人于1930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史、中国国际关系史，致力于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学术化。加之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被发现，激发了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兴趣。经过前驱者如此这般的努力，逐渐为中国近代史在史坛争得一席之地，成为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

不过，从当时整个历史研究状况来看，中国近代史仍是一块肥沃而荒芜的园地。有识史家如梁启超、章太炎等均对学界详古略今之学风有所批评。1923年梁启超感叹：“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惝恍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我想将来一部‘清史’——尤其是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何交代？直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像还没有人认这问题重要，把这件事引为己任。”[※注]他还认为，学者藐视近代史研究，“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注]章太炎则在1924年指陈史学五项弊端，其三即为“详远古而略近代”。[※注]并指出：“盖时代愈近者，与今世国民性愈接近，则其激发吾人志趣，亦愈易也。”[※注]研治古史的顾颉刚也说：“以近代史的复杂与切用，实当许有人从事工作，乃现在青年学子喜治古史，弟每叹息。……应当以研究方面诏示青年，使毋向二千年前故纸堆中钻去。”[※注]金毓黻明确提出：研究古代史，“皆以明瞭已往为的。尝取某一事某一人作具体之研究，务得其真确性而不问其有用与否”；而“研治近百年史，专以明瞭现在及将来为的，藉过去之史实，以说明现在仍循之途径”，因此“究以治近代史者切于人生”。[※注]曾投身近代史撰著的萧一山认为：“史学有详近略远之例，有鉴往知来之机，而皆以近代为枢纽。”[※注]汪荣宝则说：“学者欲知今日中国变迁之由来及世界列国对我之大势，则研究近世史为尤要。”[※注]罗家伦强调：“要知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他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历史不可。这不是说远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说近的切的更当研究，尤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注]

这些史家皆从史学社会功能角度着眼，指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价值。有识者的呼吁与倡导，的确使中国近代史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获得长足发展。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近代史本就难免先天不足；加之近代学者承续清学余荫，争趋于先秦古史，近代史仍难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如向达所言：“解放前，中国历史学工作，在研究方面以及在大学的历史教学方面一般都表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研究工作偏重于上古的商周，近代史只谈外交不及其他。大学历史教学的教和学都从兴趣出发，不顾科学体系和客观要求；有的大学历史系竟从不开中国近代史课程。”[※注]当时的国家级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并无近代史组的规划，就很说明问题。[※注]

二 “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

不少学者认为，可以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注]欧阳军喜以陈恭禄、李鼎声两人所著《中国近代史》为中心，比较20世纪30年代出现“革命”与“近代化”这两种近代史话语，自有其见地。[※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华的全面侵略及中国国内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斗争，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言说语境。如胡绳所谓：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直接有关当时如何改造中国的实践问题”。[※注]在那样的历史氛围中，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关于近代史的论述，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政治立场的支配。以“现代化”与“革命”为标志的两种叙事模式，即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诠释在不少方面适相反对。这两种叙事，所着眼的并非已逝去的历史本身，而在于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只不过以历史为载体，来表述他们直面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两类政治立场不同的史家，通过论述近代历史以思考民族的前途命运，并为应对时代大变局、走出民族困境寻求破解之道。

关于“现代化”叙事。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正式提出“现代化”的理念。罗荣渠认为，此一理念“与战后西方学者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实际上，中国现代化运动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注]不过，二者的实质存在一定的差别。30年代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的内涵各有己见，其中不乏肯定德国和苏联的集权政治、经济体制者，并将之视为中国“现代化”应仿效的模式，这与5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不可混为一谈。

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化”叙事，诞生于“现代化”话语日渐流行的语境之中。“现代化”话语是进化史观的产物，即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今胜于昔”的线性演进过程，走向现代是必然趋势。早在1923年2月，梁启超为《申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就提出中国人从“知不足”到“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是历史进化的标志。[※注]1933年7月，《申报》月刊再发起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讨论者均将“现代化”作为当时中国的根本出路。此后，主流知识界开始普遍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取代了原来一度流行的“西化”概念。如冯友兰指出：“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注]

“现代化”叙事体系以受过史学专业训练的陈恭禄、蒋廷黻各自所著《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作。其基本特点是以“近代化”（“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中心主题，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不断调整自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以接受“近代化”之自觉与彻底程度作为衡量近代中国人物和史事的唯一标准。在这一叙事体系下，中国近代史便以列强入侵为起始，中国内部所有的变革只是不断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这种以“冲击—反应”为主轴的论述模式，由美国马士（Morse）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开其先河。马士此著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中外冲突时期（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1860）、 中国屈从时期（The period of submission，1861—1893）、中国被制服时期（The period of subjection，1894—1912）。[※注]陈恭禄、蒋廷黻、郭廷以所著《中国近代史》，均深受其影响。蒋廷黻虽曾批评马士之书仅凭英、美两国的资料而观点片面[※注]，然其所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与论述框架皆本于马士。邵循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批判中认为，马士此书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宣传手册和蓝本”[※注]，无论欧美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学者”，都奉马士的著作为“圭臬之作”，仅在其基础上“做了局部的补充”[※注]。这种论断自然带有时代印痕，但所论马士著作的影响之巨则并非夸张。

“现代化”叙事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起点，因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第一声”。[※注]前述1933年《申报》发起“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时，编辑对其要旨的解释，便将“现代化”作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与其说它是一个新问题，毋宁说它是一个八九十年来的宿题。盖中国自于前清道光年间经过了鸦片战争的挫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进侵的重大刺戟。那时就有人认为从此开了中国三千余年来的一大变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注]

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于1928年着手撰写，1934年初完稿，共19篇，计60万字。193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数月内售至四版”[※注]。因其“取材綦富，叙述尤详”[※注]，被教育部列为大学丛书之一。蒋廷黻为留美博士，1923年回国后任教南开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拓者之一，蒋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注]。他编纂《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撰写《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国近代化的问题》等论文，影响最大者当为《中国近代史》这本5万字的小册子。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撰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既为其长久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厚积薄发之作，亦为抗战烽火中的时代产物，体现了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思考。蒋著《中国近代史》出版之后，风行一时，“可以说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史与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有半数以上都是因袭了蒋廷黻的史学观点”。[※注]80年代以后，此书再次风行大陆学界，历经半个世纪时间的汰洗仍受重视，被确认为“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注]

陈、蒋二人从“现代化”角度来阐释近代史，有诸多相似点。

首先，他们均反对以近代史作为宣传品，力图将中国近代史学术化，视研究近代史为严谨的学术活动。陈恭禄强调其撰著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根据事实，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论其问题，研究其经过，对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注]蒋廷黻则明确宣示：“研究外交史不是办外交，不是作宣传，是研究历史，是求学问，二者绝不可混合为一。你如拿历史来宣传，你不是历史家，是宣传家；你的著作不是历史，是宣传品。”[※注]他认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宣传品所能供给的感情之热，不若说是历史所能供给的知识之光”。[※注]

其次，陈、蒋二人皆以中外关系史作为叙述主体，以“现代化”作为贯穿史事的主题。陈恭禄在自序中揭示：“及至近代，实用科学大有进步，世界上之交通日趋便利，国际上之关系，以商业政治之促进，大为密切。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中国以悠久之历史，倾向于保守；领袖之思想，民众之观念，均其极端之表现。政治家不能认识其所处之新环境，而能断然有适当之处置。列强或欲适用西法于中国，或谋商业之利益，或求政治上之势力，或存兼并领土之野心，而中国本于固有之心理与惯例，应付新时代之问题，莫不失败。中西冲突遂为近代中国史上之大事。”[※注]蒋廷黻则在《中国近代史》总论中开宗明义：“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注]他将“西方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不可避免的趋向，并以之为标准衡量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四个救国方案，将中国之前途命运系于“近代化”，阐述如此鲜明有力，加之蒋氏在学界、政界的影响，无怪乎此书后来居上，其声望反超越了陈恭禄60万言的《中国近代史》。

再次，二人对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屈辱苦难之根源均持反求诸己的态度，而反对将之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其时国、共两党均以“反帝”口号作为激励民气、动员群众的革命舆论工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则认为，中国的衰落是因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鬼”，而不能怪帝国主义。[※注]陈恭禄、蒋廷黻在其近代史论述中，亦均倾向于民族自省。陈恭禄强调清朝政府的愚昧无知、处置失当，导致鸦片战争爆发。[※注]蒋廷黻则坦言：“那些日以继夜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注]他因而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并将第一次鸦片战争视为“东西对打”。[※注]

与此相关的是，陈、蒋二人对于近代史上的中外冲突皆肯定“妥协”之价值。蒋廷黻在1933年8月论述说：“如果中国的近代史能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注]“不战而和当然要吃亏……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注]蒋氏认为，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皆因士大夫守旧多事而招致。他为琦善辩护，认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林（则徐）于中外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注]蒋氏着眼于曲全邻好，对琦善、李鸿章、袁世凯的妥协外交均予肯定。他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和”与“战”的价值判定，亦基于其现实中对日和战问题上的倾向：他反对“唱高调”，主张通过妥协到国际生活中寻找出路。[※注]

最后，两人皆持精英主义立场，轻视普通民众的作用。蒋廷黻反感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革命，“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注]他强调：“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煞费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注]陈恭禄将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称为时人的“夸张”和“自慰”。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等民众暴力，对于中国造成极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注]

陈恭禄、蒋廷黻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一种悲观的笔调叙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外力侵入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反思导致当前困境的历史原因。他们批判民族惰性，实则上承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派反思国民性之余绪，其初衷亦为直面民族弱点与缺失，以反求诸己的反思促国人振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其基本态度。

“现代化”叙事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从近代化的角度回溯考察近代中国的艰难历程，剖析各个救国方案的成败得失，自不无资鉴现实的积极意义。但此一叙事体系的局限也不可忽视：其一，将现代化等同于欧化，近代史等同于欧化史，如此一来，丰富多面的中国近代史就被化约成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扩张史，其“欧洲中心论”的偏见阻碍了真正研究这一时期那些与西方入侵没有关联，或关联较少的历史侧面。[※注]其二，以现代化作为唯一的审视视角，着力强调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观念冲突的一面，而对中西冲突中侵略与反侵略的一面视而不见。

关于“革命”叙事。近代中国处于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革命”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而，以“革命”为基调、以“革命”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近代史叙事体系，几乎与“现代化”叙事同时并起。论及“革命”话语体系的渊源及流变，欧阳军喜追溯到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1929年编印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教材《中国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革命运动史》两书的直接影响。[※注]但实际上，“革命”叙事还有中国自身的发展脉络。

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深重，早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多以外患史、国难史为主题，以寻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并以之凝聚国人民族意识。据俞旦初统计，20世纪初期，着眼于近代以来的国耻、国难，以外患为主题的著作达37种，其中翻译的20种，编写的17种。[※注]这种着眼于列强侵略的近代史著作，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为最重要的内容。

20世纪20年代，在苏俄革命意识形态及列宁“帝国主义论”影响下，中共率先提出“反帝”口号[※注]，同样在苏俄扶植下，国民党亦高举“反帝”旗帜。[※注]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向北伐将士演讲中声称：“抵抗帝国主义，实为国民革命最大之使命。”[※注]“反帝”民族革命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诉求。此前一年5月爆发的五卅运动，已在全国上下形成反帝高潮。如此背景，逐渐形成了“反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心的话语模式，这是“革命”叙事的基础。如刘彥于1927年重印《中国近时外交史》（1911），改名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并在“自叙”中揭示：“今者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口号已遍于全国，究竟帝国主义在中国所作之罪恶，其具体的演进为何如，不平等条约其具体的演进又为何如，应有专书阐明之，以为民族运动实际之补助。”吴寿彭等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其目的在于“说明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的痛苦，要说明反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注]

“革命”叙事之形成同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有密切关系。德里克指出：唯物史观的引入，使得对中国历史进行比较激进的再解释成为可能。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方法论。[※注]李大钊在其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对近代历史加以分析：“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注]“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注]因此，“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注]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注]正是这样的言说，演出了国共两党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

中共从推进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注重从反帝革命运动角度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并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以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注]恽代英1926年印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华岗1931年出版《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注]，“革命”叙事于此初具规模。

“革命”叙事的基本预设直接来自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判断。其核心乃为运用唯物史观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之判定[※注]，在随后开始的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性质论战中，这一观点居于主导地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顺理成章的逻辑推演。帝国主义成为近代中国蒙受屈辱、落后挨打的总根源，而中国国内的封建主义（包括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近代史遂被化约为一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

李鼎声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注]，全书分为18章，论述了自鸦片战争至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的近百年历史。此书着重把握社会形态演变的趋势，强调国际资本主义带来的影响与阶级分化。作者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国际资本主义浪涛的袭击带动了部分民族资本的兴起，但民族资本“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因而“中国的近代史完全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论，后者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达史，但前者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注]，此书以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为主线，揭示“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吸吮着膏血来膨胀它们自身，怎样驱使它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至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写叙述，而在我们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熟悉掌故，亦不是要替少数人作传的”。[※注]

李鼎声引入了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近代史。因此，在注重叙述帝国主义列强历次侵华战争的同时，他尤为注重农民起义、民众反帝运动、劳工政治斗争。他以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内部不同的阶级的不同态度。封建官僚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往往不惜与帝国主义结合，洋务运动在他看来就是国际资本主义与封建统治者利益结合的一个例证。这种结合，反而有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在他的论述中，向西方学习走向“现代化”之路被直接否定了。这与蒋廷黻、陈恭禄等人以“现代化”为线索的近代史著述判然有别。

1937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张闻天主持的当时以“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名义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篇幅虽仅17万字，却影响甚广。此书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研究对象，其梳理的中国革命史基本线索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国共合作—大革命。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体系初步建立起来。[※注]

“革命”叙事的成熟定型，还得待到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其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等问题的论断，日渐被视为毋庸置疑的“真理”。毛将近代中国历史主题概括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注]这一概括构成了中共史家铺陈论述近代史的主线。

范文澜194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布置与提点之下完成的。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留学日本，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校，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重点开展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并提议中国近百年史各专门史的研究做如下分工：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经济史（陈伯达），哲学史（艾思奇），文学史（周扬）。[※注]而毛泽东从政治角度出发，运用政治话语对中国近代史做出的一系列论断，对范文澜的著述无疑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范著《中国近代史》“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的笔触解释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注]。以至于沈渭滨将由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初创、新中国成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规范称为“毛—范近代通史体系”[※注]。

范著《中国近代史》诚为个人撰著，但同时又系统地表述了革命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看法，并构成了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堪称革命时代的《资治通鉴》[※注]，对于中共革命力量的动员与整合，居功至伟。值得一说的是，在范文澜的所有近代史著述中，从来不曾直接提及蒋廷黻，但毋庸置疑，蒋著《中国近代史》是范氏虚悬的批驳靶标，将二者对照，不难发现范文澜批驳的机锋处处指向蒋氏。

蒋廷黻提出：“……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注]范著则着意与之针锋相对提出“抵抗”与“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将妥协乞和的穆彰阿、琦善、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等作为卖国贼大加批驳，对坚持抵抗的林则徐、关天培则颂为民族英雄。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唯一明智之举是向列强妥协，唯有妥协方能向西方学习。范文澜则揭示，妥协者反而是因循苟且者，抵抗派才真正具有“向西方学习”这一在蒋氏看来最大的优点。范文澜强调：“另一类人如颜伯焘、裕谦，他们形式上类似抵抗派，实际上是极端顽固的闭关主义者，这种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失败。”[※注]

另一个针锋相对之处在于两人对于下层民众的反抗运动之态度。蒋廷黻无疑是精英主义者。范文澜则以人民本位立场，对于下层民众的斗争不惜笔墨着力描绘。如平英团之类的斗争，在蒋氏著作中是没有位置的，而在范著中则详加叙述。对近代中国的两次以农民为主力军的运动——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运动更加以浓墨重彩的状写，将太平天国运动称为“揭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序幕”的历史大事，将义和团运动称为“有志愿、有纪律”的反帝运动[※注]，予以充分肯定，并将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联系起来。

“革命”叙事既成为中国共产党从事阶级斗争、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的武器，其形成与演进及走向成熟的过程，便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息息相关。但因其过于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革命”叙事有时也存在将诠释凌驾于史料证据之上的弊病。钱穆批评曰：“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注]

三 近代史基本研究方法与学术规则

晚清民国以降，史学“科学化”是史家挥之不去的情结[※注]，被称为“倡导有计划的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第一人”的罗家伦亦深受影响。[※注]他在1931年发表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正式揭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原则和方法。此文堪比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系统表述了罗氏对如何将中国近代史研究建基于“科学”之上的取径。

对当时大多数中国近代史著述，罗家伦难以认同，称之为“带有营业性的中国近代史出版品”，“学术界却不能认为研究”。[※注]而史学要“科学化”，必须以史料为基础。他直言：“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期。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若是我在中国近世史方面要做任何工作的话，我便认定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必须有这各部分的史料丛书几百种后，才可以动手写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注]

在罗氏的构想中，浩瀚且零乱的中国近代史料应分成三类编成丛书。第一类为中国史料，包括档案、官书、禁书、当事人的文件和记载、专家著述、定期刊物、图画等七种。第二类为外国文字材料。第三类为专题研究成果。[※注]概而言之，罗家伦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科学化”的途径，一为“放开眼光，扩大范围，随时随地，和猎狗似的去寻材料”，一为开展专门分题研究。否则贸然著述，则不过“建筑华厦于流沙之上，或是用纸壳子来糊成房子，风雨一来，全部崩溃”。[※注]

罗家伦此文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影响甚广，多有应和者。赵丰田在1940年提出：“近来国内治中国近世史者，风起云涌，颇极一时之盛。然而史料繁多，搜辑需时，范围广大，端赖分工。若仅凭一人之力，抄撮选辑，仓卒成书，如今日书肆流行之数种课本者，为争取一时之名利则可，殊不足以入著述之林也。大抵今后有志治中国近世史者，有两种工作为之先焉。第一须为专题之研究，第二须先从事各种书目之编作。二者中尤以先编作书目为最切要，以其为用，于人于己皆足供进一步研究之便利也。”[※注]其看法与罗家伦如出一辙。而直接受罗家伦影响、互相引为同道且致力于建立“科学的中国近代史”者，当属蒋廷黻与郭廷以。[※注]郭廷以赴台湾后，成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其主要工作“一为搜集整理史料，二为专题研究，三为编纂完整之近代中国史”。[※注]郑鹤声在1951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重复“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之论[※注]，罗氏此文影响力之深远可见一斑。

罗家伦所揭示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念方法，其核心为史料方法。罗氏强调：“其实什么是历史研究法？严格地讲，历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我所谓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注]罗氏的理念方法，深受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之影响，且出自当时中国“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主流学术语境。与古代史相比，近代史资料浩如烟海，学者们的看法不同，研治路数亦各有千秋。罗家伦说：“‘文献足徵’而且‘所见异词’优于‘所闻异词’，是研究近代史所占最重要的优势。”[※注]梁启超究心于近代史，并撰有《戊戌政变记》《戊戌六君子传》《李鸿章》等著述，对此的认识则更深一层。他认为：“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他直言不讳：“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注]但他对近代史研究还是觉得易于古史，盖因史实材料多为人们所皆知：“大概考证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国藩之类做年谱，用不着多少考证，乃至替清初人如顾炎武之类做年谱，亦不要多有考证，但随事说明几句便是，或详或略之间，随作者针对事实之大小而决定。”[※注]

胡适认为：“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注]“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注]可见胡氏对研究近代史的难度偏于乐观。李絜非也认为：“近世史为期不过百年，虽史实繁颐，范围广泛，但时近事切，耳熟能详，在其史实的可靠性上，较古史为多且便。……所以研究近世史，并不需要什么考证工作，取材利便，但依丰富而可靠的史料，加以排比与解释便足，似较研究古史为方便。”他认为研治近代史之难处，“第一，是置身其中，难为冷静观察一切，乃不免感情用事，非厚诬当世，即触忌时人。第二，是重要史料未及发表时间，而无从阅读，虽有所掇拾与成篇，终其支离破碎，无当宏指，传闻失实，难获直确。第三，限于时空，国际间之合作无由，而个人之才力，又每举鼎绝膑，不克胜任愉快，则虽有研究与结果，终不免挂一漏万，或买椟还珠”。[※注]

梁启超、胡适等人，对研究近代史的难度不免有所低估，反倒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华岗体认更深：“研究中国近代史，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同时也有很多困难的地方。所谓便利的地方，就是近代史料要比古史料丰富得多，而且比较容易搜集。中国近代历史之舟的搭客、划桨人和把舵人，现在还有不少健在，只要我们肯去调查访问，就可以得到许多新鲜史料，作为我们研究的根据或参考。所谓困难的地方，就是史料虽多，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反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注]

当时主流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然形成一定的共识和学术规则。

1.重视档案资料。蒋廷黻指出：“研究外交史，不是做宣传，也不是办外交，是研究历史。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资料分两种：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原料不可尽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注]陈恭禄亦强调：治近代史应“首先搜集原料”。[※注]档案作为最主要的“原料”，在新的史料眼光之下，其学术价值日益受到重视。[※注]如沈兼士认为：“良以档案为未加造作之珍贵近代史料，固等于考古家之重视遗物遗迹也。”[※注]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清代档案是“直接史料的大本营”。[※注]蔡元培明确宣示：“历史中直接的材料与间接的材料有很大的分别。……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的！”[※注]傅斯年则云：“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注]至20世纪30年代，“故宫文献馆、北京大学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各档案保管处，现在都忙于传抄出版和利用，凡是研究近代史各种问题的人，都想从档案下手”。[※注]故宫博物院陆续编辑出版《掌故丛编》《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清代文字狱档》及中外关系档案五十余种。[※注]可见，史学研究必须从档案等直接史料入手，史料取舍以“原料为尚”，已成为近代史研究者共同遵循的学科规范。

2.重视搜集海外资料。陈寅恪在20世纪40年代声称不治晚清史，实则对近代史亦颇多关注，曾负责整理明清两代内阁大库档案，且指导研究生石泉撰写论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陈氏认为：“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注]“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边疆史料，不详于中国载籍，而外人著述却多精到之记载，非征译海外著述不可”。[※注]陈垣亦强调：近代史的研究“非杂采各国对远东之史料不能成中国史”。[※注]史语所初创之时，傅斯年曾欲向“中国近代史题”进军，然因为“吾国最近百年来史料每在外国文籍中”，故必须尽量搜集。[※注]罗家伦明确提出：“不知道他国材料，或是不能运用他国材料而写中国近代史，则一定使他的著作，发生一种不可补救的缺陷。……近代的中国，不但在国际战争或外交方面，受外国的影响，就是内政的变动，也何尝不受外国的影响。或是直接的公文报告，或是间接的观察调查，在外国文字里都有重要的史料；而且他们的观察调查，有时比我们自己的还清楚。”[※注]他还曾说“近百年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研究英国”。[※注]罗在1926年游历英、法时，曾通过陈寅恪向清华大学建议，在欧洲各国搜集中国近代史史料。[※注]

以治中外关系史而名的蒋廷黻，对于海外史料则有更为细致的剖别，他认为要先认清外交资料本身的性质，着重其中与本国史料间的差异性。他提出在中日甲午战前，应当留心中国方面的外交资料；而战后则需了解且研究外国史料。原因是甲午以后，中国的外交几乎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当局的态度无关紧要，反倒是应该注意列强各国究竟在政策上如何进行妥协和牵制。[※注]在重视海外史料的观念之下，不少留学海外的学生与学人致力于搜罗、抄录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外文资料。其中如萧一山、王重民、简又文等从海外搜罗太平天国文献资料，受到学界称许。留学英国的王崇武全身心投入于有关中英近代外交史料的搜集之中，仅《读剑桥怡和公司档案笔记》就有十数册，其他事件亦不厌其烦地摘抄。[※注]

学者们认为，对于海外史料亦应持辩证态度。如罗家伦所言：史料粉饰夸大、虚报非独中国为然，“西洋的官书和私人著作，有时也不能免。如大战期间各国发表的蓝皮、黄皮、黑皮、白皮等书，往往于选择材料之间，有意为自己辩护”。[※注]陈恭禄也指出：“研究近代中国史者，必须打通中外隔膜，材料当博取考证，不可限于本国记录，就质量而言，自以本国材料为重要。”[※注]郭廷以更明确表示：外国材料也有“他们的偏执立场”，运用海外新史料时，“有时难免过重洋货，轻视国产。以外来的偏执立场，代替固有的传统成见”。[※注]

重视域外史料的理念，势必影响到评价近代史论著的标准，如曹聚仁对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的肯定，主要基于其能利用金陵大学的外文资料，“显得‘全面’得多”。[※注]又如蒋廷黻、何炳棣、赵丰田、陆钦墀、姚薇元等人的专题研究，皆因能以中外史料相互印证而得到肯定。[※注]这一理念，使得时人认为治近代史须具备世界的眼光。王子休评价魏野畴所著《中国近代史》曰：“治史的人，常受国别的限制，而失掉了世界的眼光。魏君这部著作，着眼在国际的关系，认为中国近世史是在国际间造成的，他用国际的眼光解释中国所发生的事实，我觉得这是治近世史的人必具的一种重要条件。”[※注]

至于近代史的实际研究，罗家伦极为强调专题研究，认为“所谓‘摩洛格拉夫’（Monograph，即专题论文——引者注）的工作，尤其是科学的史学的阶梯”。[※注]这在当时也获得多数学人的认同。总的来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尚属初创，郭廷以在1939年仍宣称，“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注]

第二节 政权鼎革与近代史学科地位的跃升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萌生形成，本是学术与社会转型的产物。伴随着1949年翻天覆地的政权鼎革，马克思主义史学由边缘进驻全国史坛的中心。批判清除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确立唯物史观的统治地位，成为史学界的当务之急。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第44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事务。”[※注]这个“科学的历史观点”，毫无疑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由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其宗旨即为：“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种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学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注]筹备会经常组织座谈会，探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其宗旨为“团结史学界，改造旧史学，创造发展新史学”。[※注]

破旧立新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的基调。在新政权自上而下的推动之下，从学习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入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蔚为热潮。不少来自“旧社会”的学人，膺服于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建立空前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伟业，“看到纪律严明的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陈垣语），由此亦激发出对于中共意识形态——唯物史观的学习热情。1949年5月11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驳斥其所谓“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的论调，说自己正在“初步研究”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注]郑鹤声在1951年撰文：“真正的历史科学，是从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也就是唯物史观或唯物的历史理论）发见时才建立起来的。我们明白马克思历史科学观的道理，就要把这个史观去研究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结合我国近代史上的问题。”“而这种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光辉典范，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确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注]概而言之，如罗志田所言：“当年很多‘旧社会’过来的史家，或主动或被动，在学术层面大都采取了认同新时代、试图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注]，他们对于唯物史观的接受，自不能简单归因于政治原因，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史家的主动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的一大特色，是中国近代史受到空前重视，在学术园地中占据了相当显赫的地位。郭沫若在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说：“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到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了。这也是史学界的一大进步。”[※注]1952年华岗在总结两年来的中国史学发展时指出：“过去的史学工作者，由于受了统治阶级的蒙蔽，‘复古’的倾向也很严重，现在已由‘整理国故’到重视近代史的研究。两年来对近代史研究空气的提高，确是一大进步。”[※注]1953年刘大年向苏联学者所作的报告亦强调：多数学人已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研究。[※注]在诸多史家的总结中，均将重视近代史研究作为新、旧史学至为关键的变化。[※注]

非唯理念上提倡而已，且亦从学术机构、课程设置等学术建制层面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大力扶持。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由范文澜出任所长；1955年6月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吴玉章、陈伯达、范文澜、胡绳、胡乔木、刘大年皆被推为相当于“院士”的学部委员。[※注]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均开设有中国近代史课程。历史系教学计划的课时分配，中国近代史作为基础课程，与古代史大体可以平分秋色，这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高校历史教学中简直难以想象。

开设中国近代史讲座，成为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重要举措。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制订了这样的中国近代史学习计划：（1）学习内容：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辛亥革命止。组织六个专题讲座：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之战、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除以上六个专题讲座外，并在专题开讲前举行一次关于学习近代史方法的报告，在专题终讲后举行一次学习总结报告，六个专题讲座和学习方法、学习总结，由学习干事会邀请近代史专家分别主讲。（2）学习方法：以上六个专题讲座依次进行，在每次专题报告后举行分组讨论或联组讨论一次至二次，在讨论时提倡自由辩论。（3）学习时间：近代史学习时间预定为六个月，从1955年2月开始。在近代史学习进行中遇必要时得适当插入时事政策的学习。[※注]

无独有偶，1949年后，在美国主导下，国际上研究中国近代史逐渐出现一股热潮，成为横扫全球学术界的一大运动，这“不只深刻影响着整个史学界固有的视野和方向，对于现实的国际政治，也发生了不可轻视的力量”。[※注]海外中国学聚焦于中国近代史，可能主要是基于分析中共革命何以取胜及如何因应中共政权的现实考量。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学科地位跃升，固然有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更不可忽视现实政治需要的驱动。杜赞奇认为：“一个国家往往在建国初期会对历史比较重视，需要用历史来确认国家身份、寻找认同感。”[※注]

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目的与意义，不少史家均曾有所阐发。毛健予认为：“任何重要的事端的发生发展，差不多都在这八十年里规定着，寻根探源不能不向这八十年的历史事实中去找寻。对于这‘昨天的’清楚了，才能对‘今天的’彻底明白；对于‘今天的’明白了，才能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伟大，才能在伟大的毛泽东旗帜之下，有信心有决心依照着毛泽东思想指示的方向，遵照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为着实现‘明天的’历史而勇往迈进。这样才能使已经落在革命实践后面的学术界急起直追，赶上了时代，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学习中国近代史首要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同时还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斗争过程。我们要下定决心，尽可能的通过中国近代史学习，把思想上存在着的或残存的一切不正确的想法和看法，一定要大胆坦白的暴露出来，想法达到消毒和断根的效果，千万不要养遗贻患，害己而又害人。因为这样才能达到去腐生肌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人生观。”[※注]

在1956年由教育部编订的《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中，也指出中国近代史是“了解‘中国的昨天’以及指导我们当前的革命实践的重要的一门科学”。[※注]洪英昌认为，“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百年史，首先是为了更好地体会毛泽东思想”；“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掌握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和客观规律，更好地指导当前的实际斗争，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继往开来，为了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牢牢地植根于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有必要重视中国近代百年史的研究”。[※注]

刘大年从阶级斗争着眼，对近代史的意义和目的有较全面的论述：“第一，近代中国阶级、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可以武装一切真正的革命者，武装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广大人民。”“第二，需要研究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来深刻阐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第三，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为中国人民积累了异常丰富的革命经验。今天迫切需要对这些经验从理论上，即从历史规律性上加以阐述、总结。”“第四，我们需要掌握近代中国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更有力的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作斗争。”[※注]

新中国成立十年之际，学者们总结道：“历史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由于他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科学，所以历史科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如果不能在思想战线上击溃各式各样的反动敌人，科学的历史就不能夺取阵地得到发展。”[※注]这里诸如“战线”“击溃”“阵地”等词语，在当时的史学论文中屡见不鲜，反映出史学从“战时”走来的“战斗性”特征。[※注]

概而言之，在时人的认识中，中国近代史既是知识分子自身改造思想的工具，也是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的武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功能，或曰意义与目的，被定位为追溯近代以来的革命系谱，以论证新生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从而促使人们形成一致的政治认同。于是近代史研究被直接纳入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之中，二者共享同一套话语。然而在从现实需要中获得了政治支撑而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近代史却不能得到全方位的审视，近代史学科也因与现实政治绾合过于紧密而受到难以摆脱的无形制约。直到1958年，刘大年还坦言：“今天有些历史学家未必真正承认近百年史，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注]

第三节 毛泽东相关论述奠定近代史基本理论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诞生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土壤之中，毛泽东将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提升到攸关革命成败的高度，强调“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其核心要义也在于认识近代国情，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革命方略。毛泽东曾对近代史有过不少论述[※注]，这些论述构成了其革命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历史依据，其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前途等理论皆由此生发。在新中国成立后，因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他的这些论断遂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移易、不容挑战的理论前提和最终评判标准。近代史学界的论题往往围绕他的论断而展开，学者的论述则不过是对其论断进行更具学理意味的诠释，并将之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便形成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范式。

毛泽东的近代史叙事并非其个人独创。这一叙事的形成过程，乃是诸多中共革命者与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分析的过程，其间充满了话语的冲突与融合，最终经由毛泽东著作，将之定型为权威叙事。其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即为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注]

具体说来，毛泽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理论诠释体系的基本框架。

1.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国近代史理论诠释体系的根基所在。强调对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判定，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即等同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更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息息相关。毛泽东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早在1912年和1919年，列宁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分别提到中国是半封建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这一理论观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和《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中，开始使用“半殖民地”概念。同年9月，蔡和森明确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来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1926年蔡和森提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首次将两“半”概念联结起来冠于中国加以表述。中共在1929年2月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文件中，则正式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注]此后经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影响得以扩大。毛泽东在吸收融汇论战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做了深入探讨。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涵予以明确，其概念表述加以定型[※注]，明确提出：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

在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做了以上阐述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在中国革命成功的推动下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上，都认同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注]

2.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近代社会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在各阶段的具体变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则概括为：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注]

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对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表述各有侧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说：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注]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西方列强的侵略活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注]而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他则强调：“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注]

4.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这是毛泽东中国近代史理论诠释体系的结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说：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注]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说：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注]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说：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他说：

……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注]

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近代史中革命与改良的问题，表述了明确的意见。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说：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毛泽东此文，以强烈的阶级意识、阶级立场，以论战、批判的口吻，对于“革命”与“改良”作了截然对立的价值评判，这种评判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明确地解决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应当赞成什么和应当反对什么的问题”。[※注]

毛泽东的近代史论述，固然不无学理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基于政治斗争时势的考量，不可避免具有概略性、政论性与多变性的特征。[※注]而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语境下，毛的论述对国内学术研究有精神定向的作用，学者们以注经的姿态对这些论述所宣示的基本理论、原则、概念加以论证与阐发。如黎澍所言：“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对于这些问题所作的分析和规定早已成为经典，成为连中国革命的敌人都不敢攻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固的阵地。在这里，我们的历史家的任务应当是用丰富的事实材料来阐明毛泽东同志的体系，并且从这里出发，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继续在中国历史领域中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占领。”[※注]

第四节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三次革命高潮”说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叙事框架，深切地反映社会巨变。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具有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唯物史观以其科学光环、逻辑力量和变革现实的功业，赢得学人的普遍服膺。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构建学科理论体系成为首要的宏大任务。1954—1957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吸引了众多近代史学人参与，最终大体确定以“三次革命高潮”说作为叙事脉络，并以此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40余年后还有学者认为，“建国以后的研究虽在具体的论述中多有褊狭和扭曲，但总体上却虎虎而有活力，不失思想和精神上的明确主题”。[※注]

近代史分期讨论的影响远波海外，成为西方学者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焦点问题之一，虽然他们对之多持批评的态度。1956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第9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几乎所有西方学者一致反对大陆学人研究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认为中国史分期是“公式化”；英国剑桥大学的郑德坤认为，讨论分期问题有政治目的；法国巴拉士“谓中国史学家把近代史分期过细，近乎幼稚”。[※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近代史分期讨论吸引了海外学者的视听。

关于这一讨论的学术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随着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中国近代史获得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前编纂的“单元式”或“专题式”的著作已无法满足教学科研之需，建立和完善近代史学科体系成为史学界的当务之急。[※注]其二，1949—1951年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展开了“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反响。[※注]

1954年，在《历史研究》杂志创刊第1期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胡绳早年肄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毛泽东政治秘书之一，参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后长期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的学术建树以治近代史最为著名。其时，胡绳以敏锐的学术感知力，率先提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术讨论。结果，他在上述文章中所构建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八十年间”，由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贯穿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说，因与当时的社会思想甚为契合而获得认同，并对近代史研究与教学产生了覆盖性影响。

本书无意对当年讨论的各方观点进行价值评判，而主要着眼于历史认识论的层面来探讨诸多史学家在论争背后隐含的种种考量，寻绎当时学人关注之所在。

一 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问题讨论

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构，自应包括学科时限的确定。所谓学科时限，“是指获得学界基本共识，并形成制度性确认，在全国相关研究和教育机构统一规定采用的时限”[※注]。在今人的反思中，20世纪50年代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颇为人诟病的一点，即在于将研究对象以1840年与1919年的上下限“斩头去尾”，学科时限被固定在不到80年的范围内，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视野。章开沅指出：“这样极其有限的历史时空，作为课程教学已属不妥，遑论必须上下千百年探索才能把握的史学宏观。”[※注]下面我们来追溯这一学科时限定型化的过程，并分析参与论争学人的种种考量。

（一）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史上限

前已述及，“鸦片战争为近代史上限”之说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很多研究者赞同，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观点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明清之际上限说”的代表人物郑鹤声在新中国成立初便立即做了自我纠正，明确表示“自鸦片战争直到今日为近代史”[※注]。他后来回忆：“解放以前，我虽担任过中国近世史课程，实际上讲的是清史。解放后担任中国近代史课程。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指示我们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与以前讲授的中国近世史，迥然不同。”[※注]

郑鹤声特别强调毛泽东的“论述”，刘大年在1953年亦总结道：“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注]无疑，毛泽东的“指示”成为“鸦片战争上限说”的根本凭据。实际持“明清之际上限说”的侯外庐[※注]，亦不得不在形式上对以1840年为近代史开端表示了认同。[※注]

1949年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明确宣示：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国家最高领导人以这种方式，进一步强调了1840年与现实政治的紧密关联，强调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是这一历史时期正义事业的最终承担者，其意义十分重大。

学术问题政治化在当时属于常态，但毕竟学界也存在不少学术层面的争鸣，如“五朵金花”[※注]问题论争就曾盛极一时，同属分期问题的中国古史分期亦可以诸说并存；即便中国近代史分期，其具体段落的分割、近代史下限的量裁均尚有一定的论争空间，并未强制定于一说。而近代史上限问题则设置了无形禁区。鸦片战争开端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界似已成为不容挑战的政治定论。此时，仅有尚钺坚持以16世纪中叶为近代开端的意见。[※注]尚钺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教于云南大学、山东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尚钺因近代史上限的不同意见而受到众多史家的口诛笔伐，可谓学术问题政治化的一桩典型学案。

其实，作为老革命家的尚钺，他的“异端”观点亦源于毛泽东的论断，即本书前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一段论述。这一论述的用意在于批驳“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事业辩护的资产阶级学者”[※注]，以“有助于我们把中国历史从特殊论、循环论等的唯心主义泥坑中解救出来，并且有力地驳斥帝国主义诬蔑我国社会只有外力侵入才有进步和发展的胡说”。[※注]尚钺正是从毛的这一论断出发，在1954年主编出版《中国历史纲要》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他自己曾明确表示：“我们在讲授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历史课程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过去学者的研究，自1950年即提出远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已有资本主义最初的萌芽。”[※注]

尚钺1956年4月出版论文集《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注]，强调明清之际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黎澍则撰文批评了这一“把明朝的中国历史近代化的倾向”。[※注]

195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出版《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注]，尚钺在为此书所写序言中提出：“关于明清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将影响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某些传统看法，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或中国社会停滞论，乃至中国社会一直到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社会基础还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等等，而且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为起点的问题。因为，不拘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或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发展线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继续和发展上，以一八四〇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线，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斩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虽然他反复表示：“我们肯定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仍然是封建社会。……我们所以这样提，不过是认为明清之际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是在开始变化的封建社会……总之，明清之际的封建社会的性质在起着变化，不过这个变化是必须经过由量变到质变的长期的缓慢的过程。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显然还未达到质变的程度，所以仍然是封建社会。”[※注]但是他此前又提出“不拘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内容与形式上，我们都可以看见明代，特别是明末三五十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已在开始起着本质的变化”。[※注]

尚钺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持“魏晋封建说”，与毛泽东“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论断“挂不上钩”，不免已承受压力。[※注]在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中，又以社会经济成分变化为标志，提出以明清之际为近代开端，挑战“鸦片战争开端说”这一毛泽东的成说，被政治神经敏锐的学人们尖锐批评便十分自然。

1957年3月25日，范文澜至北大“历史问题讲座”演讲《关于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点名批评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认为此书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估计过早过高，“史学界曾经刮过一阵风，就是谈所谓市民运动和人工吹胖的资本主义萌芽”。[※注]随后，刘大年、黎澍、邵循正、袁定中等人皆集矢于近代史开端问题对尚钺加以批评。

刘大年的批评文章题为《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这也是1957年刘大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的历史讲座上所作的报告。[※注]刘强调：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19世纪中叶中国仍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这三点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根本观点，而且“有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矛盾和革命力量等一系列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正是依据这些历史观点来分析、认识和确定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实践，检验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证明了它们合乎历史发展的实际”。他强调，以鸦片战争标志开始的时代是一个完全新的时代。而以16世纪明清之际为近代史起点，事实上抹杀了鸦片战争前后社会性质的根本区别。[※注]尚钺在《序言》中对这三点却全都予以否定，“一面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一面又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正面主张，并对中国近代史做出了一系列的新奇解释”。[※注]

究其实，刘大年批评尚钺的核心问题仍在中国近代史开端上。在刘氏等人看来，中国近代史以何时为起点，不同于古史分期有争论的余地；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开端，中国自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的根基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立足之点，因而绝不容许有任何挑战。

刘大年接着于1959年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再次就近代史开端问题加以论述：从鸦片战争揭幕的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社会自此后具有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他进而指出，不能刻意以中国的近代比附欧洲的近代，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国别史，各国历史并非按照整齐划一的步伐进行。[※注]

同年，黎澍发表《中国的近代始于何时》一文[※注]，专门就近代史开端问题对尚钺进行批驳。黎澍强调近代史开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涉及中国共产党过去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是否正确的原则问题”；尚钺将近代史开端提前到明清之际，是“退到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派观点，完全忘记了外国资本在中国进行血腥侵略的后果”。“为了要有个不斩断历史发展线索的名义，把新出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说成古已有之，因而否定中国的近代始自鸦片战争，这在实际上是完全否认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的特点，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根本看法。”[※注]黎澍把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已经说得相当明白。

对于刘大年的批判文章，尚钺写了《与刘大年同志谈学术批判》的长文进行答辩和反批评。但对于中国近代史开端问题，尚钺则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承认自己的观点“显然是不确切的，甚至有错误。……造成这个怀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过去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厚古薄今的倾向，对近代史没有深入研究，所以就从形式上提出上述不够确切的怀疑”。[※注]

对于黎澍的批评，尚钺发表《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二三事》一文作答，表示在近代史起点问题上自己认识有错：“关于中国近代史起点问题，因为我偏重从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情形的方面看，就对以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起点提出怀疑，认为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也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为起点的问题’。（《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序言》）这样的怀疑，就显然是对由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起来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步开始的重大政治形势的变革重视的不足。因此，引起刘大年同志和黎澍同志先后对我提出批评。在这一点上，刘、黎两同志的意见都是对的。”[※注]

近代史开端问题也为海外学者所关心。日本学者井上清1960年应邀来华访学，在学术讨论中提出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可以作为近代史开始的问题，他说：“刘大年从理论和历史事实两方面论证了以资本主义萌芽为划分近代史标准的不当，并着重指出争论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中共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历史得出从鸦片战争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正确结论，并据此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的政策，都和上述这种了解是分不开的。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完全证明了这种了解是正确的。对这一问题讨论清楚，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毛泽东思想有重大的意义。”[※注]

此后中苏关系恶化，又出现了所谓革命队伍中有人背叛、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于是尚钺被作为修正主义典型受到批判，不少学者纷纷撰文以近代史开端问题对他展开抨击。殷民撰写《批判尚钺同志“中国近代史应始于明清之际”的谬论》[※注]，方诗铭、汤志钧撰写《不能容许对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加以歪曲——评尚钺同志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论点》[※注]，邵循正发表《中国近代史开端问题不容歪曲》[※注]，袁定中发表《批判尚钺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问题的谬论》[※注]，谷振益发表《从尚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看其修正主义观点》[※注]等文章，均从近代史开端问题着眼对尚钺展开“上纲上线”的政治攻伐。随着国内重提阶级斗争，尚氏被进一步扣上“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托派观点”等可怕帽子，其在大学里的授课权利被剥夺，及至“文化大革命”批斗升级，尚的妻儿因受牵连而自杀身亡，这是后话。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题，20世纪30年代由邓拓、吕振羽提出[※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并在50年代后引起学界热烈讨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成果的“五朵金花”之一。其着眼点，一方面，乃是力图证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完全符合斯大林所谓“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图式；另一方面，其背后还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如李伯重所言：“在近几百年中，西方迅速地走到了中国的前头，并使中国受尽了凌辱。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欧出现资本主义。按照一种简单化的逻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我们不接受帝国主义者所宣扬的西方优越论及西方侵略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的谬论，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必然也存在一种同西方一样的历史发展动力——资本主义，而且这种动力终究会在中国引起与西方相同的历史发展进程。”[※注]

若再深究一层，在中国共产党的近代史诠释体系中，资本—帝国主义是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敌对物，作为中国近代一切苦难的总根源而存在的，以鸦片战争西力东侵为近代史起点即主要出于这一考量；与此同时，又必须承认近代以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出现标示了历史的进步。这二者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断，可以化解这一紧张：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并非列强赐予，正是资本—帝国主义打断了中国自身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历史发展进程，使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尚钺从毛泽东“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断出发，着力寻找“资本主义萌芽”。但他却未能充分体会毛泽东这一论断的内蕴以及这一论断与毛泽东其他论断的制约关系，未能把握好“度”，由强调“资本主义萌芽”进而质疑“鸦片战争开端说”的合理性，势将动摇整个近代史诠释体系的根基，因而招致群攻。美国学者即感知到：“对尚钺的批评背后，是惧怕过于强调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全力冲击以前的国内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在替外国资本主义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坏的作用方面转移了人们注意，这显然不适合在中国革命现阶段把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归咎于‘帝国主义侵略者们’这一需要的。”[※注]

“资本主义萌芽”论从民族情感出发，着力于发掘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因素，而以西力入侵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本身即包含对“外因”的重视。二者之间又有一重矛盾。黎澍对此有所察觉，并力图自圆其说：“也许有人要问，用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我们不成了外因论者了么？我们的答复是否定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外因的作用，但是外因的作用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表现出来。外国资本侵入中国，影响中国内部发生变化，这就表明，中国社会内部有发生变化的条件，这条件就是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所达到的高度的发展。如果在外国资本侵入的时候，中国社会同原始民族差不多，那就不会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会出现任何有觉悟的人们，也不会出现有觉悟的革命运动。”[※注]

在国际上，美国史学界倾向于以西欧开始进入近代社会的十六七世纪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苏俄学者齐赫文斯基所编《中国近代史》（苏联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则以1644年清朝建立为中国近代之上限。认为：“满洲人征服封建的明朝所统治的中国，恰好与世界史近代时期的上限——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相吻合……”[※注]此书1974年作为内部资料翻译后，很快成为大陆史学界批判“苏修”的靶子。[※注]中国学者余绳武、刘存宽参加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专门提交了《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的论文，对美国、苏俄学者的观点予以反驳。[※注]

（二）关于近代史下限问题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新中国成立前绝大部分学者都将之与自身生活的当前时代联系起来。范文澜194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从革命史角度给出了中国近代史时限的完整定义：1840—1919年划为中国近代史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以后为中国近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此书目录明确标示：“上编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注]，并宣布第一分册截至1905年，但最终只写至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此后便无下文。而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纲要》则将中国近代史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将下限确定至当前。[※注]此外，根据范文澜设计，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王南、荣孟源、刘桂五、彭明等学者在1948年编写初中历史课本《中国近代史》上编，其编辑说明强调：“本书为初级中学中国近代史课本。全书分二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840—1919）；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919—1945）。”[※注]1949年3月，下编也写好了初稿。[※注]范文澜在新中国成立前对于中国近代史编纂体例的构想与实践，影响深远。

以1919年作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线，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论》为明确的理论根据，在史学界已成共识。郑鹤声1951年撰文探讨中国近代史的时限问题，明确表示：“中国近代史，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民国前七二至民国八年即公元一八四零至一九一九年），总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时期为自五四运动到现在（民国八年到现在即公元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总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注]刘大年在1953年撰文总结说：这“解决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又以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之下发生的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把在此以前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在此以后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注]

新中国成立前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已经出现“现代史”的概念，这主要是受到苏联史学分期法的影响，将十月革命作为划分世界“近代”和“现代”的历史标志，“近代”与“现代”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成为“两个前后衔接的历史时期，其中近代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指的是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注]，现代则指的是与近代相继、延续至今的历史阶段。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史家在运用“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概念时却并没有严格区分其内涵。如李鼎声1933年撰著《中国近代史》，1940年出版《中国现代史初编》，二者所处理的内容及时间范围基本相同。张闻天1938年编著出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亦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论述。[※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论述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后，指出“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注]这句话可能是后来区分“近代史”与“现代史”的直接理论依据。

叶蠖生1951年出版的《现代中国革命史话》[※注]以1919年为论述开端，这里的“现代”似乎有对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蕴。不过，起初人们对于“近代史”与“现代史”的使用并未取得明确共识，也没有史家对“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野加以严格论证。

1953年在中学历史课程及高校专业设置中使用了“中国近现代史”这一概念，如当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学教学计划》确定高三开设“中国近现代史”，而在院系调整后，北大历史系设“中国近现代史”专门组。[※注]1954年4月，教育部颁布《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开设“中国近代及现代史”课程，计380学时；同时颁发的《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的说明》则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史因目前史料尚待整理，尚不容易超出政治史范围，但必须逐步地增加经济和文化部分，逐渐增加关于少数民族的材料。”“目前此一科目的讲授容易和共同必修科中的中国革命史重复，因此各院对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别开设当视各院的条件决定，条件不具备的学校可暂开设一门。”[※注]这一学科设置，基于实际教学需要，将“近代史”与“现代史”加以明确区分。

胡绳1953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在其《中国近代史提纲》中已提出1840—1919年为近代史。1954年他提出分期问题，明确将近代史学科时限界定在1840—1919年：“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配备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起了一个大的变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就给中国革命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此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划分开来，就是以这点为根据。”[※注]这一说法符合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意在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地位，且有实际操作层面的考量[※注]，但却未必得到史家们的普遍支持。从1956年后的争议来看，对此持异议的史家不在少数。

在1954年开始的分期问题讨论之初，学者们均在胡绳设定的1840—1919年的框架内就具体分期各陈己见，而无人对将近代史下限截至1919年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直至1956年始有学者提出异议。笔者以为原因有二：其一，1956年学术界大力提倡“百家争鸣”，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学术思想趋于活跃。其二，学术界论争的热情主要集中于具体分期，对近代史的上下限多未曾措意；由于胡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虽然不少学者认为这一界定不妥，但在事实上加以接受，并进而形成了主流意见。非常典型的一个例证是范文澜1954年8月所写《中国近代史·九版说明》中有“现在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故将此书改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册”。[※注]范文澜1954年5月在中国文联举办的中国近代史讲座的讲演《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注]、1955年1月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均在1840—1919年的框架内思考分期。

对1919年为近代史下限最早提出异议的是林敦奎。在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1956年5月26日至6月4日）上，林敦奎从社会性质的角度提出将中国近代史下限延至1949年，马鸿谟、杨遵道表示支持。[※注]荣孟源亦很快表示赞同，并做了分析：“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这110年的历史应该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叫做中国近代史。假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到目前作为中国现代史，那么所谓近代史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一半，而现代史却包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个不同性质社会的历史。这样就其科学性来说是不妥当的。”[※注]1956年7月，范文澜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中国近代史讲座作报告，他强调1840—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及民族民主革命性质并未变化。[※注]

李新在为《中国通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下）教学大纲（初稿）》所撰前言中，也同意将1840—1949年作为一部完整的包括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通史。[※注]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组织讨论，李荣华、赵德馨亦持此主张。[※注]陈旭麓对此更是专文予以阐述，他认为，无论就社会性质而论，还是依时间意义而言，均不宜视五四运动为近代和现代史不可逾越的界线。[※注]近代史研究所的老学者金毓黻明确指出：“一言及近代史，亦无不包括现代史在内”，意即应该延至1949年。他在1957年就学术讨论会论文组织工作向近代史所提出的建议中，拟定的第一个讨论题目就是“近代史、现代史二者如何划分及可否改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史的问题”。[※注]显而易见，他倾向于从社会性质的角度出发，将1840—1949年视为一个整体。

1956年7月，高教部召开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审订会，也有学者提出上述类似意见，认为打通“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壁垒有利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并建议将1840—1949年这段历史称为“中国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但考虑到“近代史”和“现代史”两个名称沿用已久，已经代表一定含义，突然改变难合于习惯。实际上还是将争议搁置了起来。[※注]同年高教部委托李新主持编写一套《中国现代史》教材，并颁发《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此大纲按通史框架拟定。中国现代史的学科名称自此确定，并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陈旭麓在1959年撰文，对于中国近代史下限问题做了系统论述：“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该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志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一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注]

还值得注意的是刘大年的意见。他在1954—1957年的讨论热潮中并未就此发表看法，直至1959年才明确说：“自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110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是中国的近代。”[※注]1961年刘大年再次撰文提出：“这里说的近代，是指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注]他在1964年向外国历史学家介绍中国历史科学时进一步指出：“五四前后既然社会制度相同，革命任务、革命性质相同，我们就只能把它们看做是同一个历史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前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十几年前的‘现代’。已经很快为今天的‘现代’所代替。时至今日，我们再用‘近代’去概括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历史，用‘现代’概括五四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显然是非常不合理了”[※注]。并撰文强调“中国近代史一般是指整个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注]。1964年他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中国近代史时，又对1949年下限说做了详细分析。[※注]

1919年下限说通过历史教科书及高校的学科建制，形成了体制化。不过，当时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概念，认为不宜做过于僵化的理解。戴逸1956年即已指出“近代”“现代”概念的相对性与含混性，随着时代变迁必将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注]；刘大年表示：近代、现代这些沿用已久的历史学术语本系相对而言，并非严格的科学术语，“我们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制度、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阶级斗争形势的重大发展变化等称呼历史时代，来代替那些相对而含混的术语”，因此“中国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时代，应当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或民主革命时代”。“历史学上的近代、现代等称谓，我们不改变自然也可以，但我们的后人也一定要改变，因为我们的近代、现代正在日积月累变成他们的古代和中世纪哩！”[※注]

概而言之，将1840—1949年作为前后贯通、不可分割的近代史整体，在20世纪50年代本为学界主流意见。而以1840—1919年为近代史的范围，在不少学人而言实为权宜之计。如1952年9月，范文澜在中科院近代史所报告五年（1953—1957）计划，提出以近30年史为要点，完成《中国现代史长编》。同年10月还拟订《中国现代史长编编辑计划（草案）》，确定了编辑体例。[※注]1953年刘大年在苏联作报告，亦强调：今后要“着重进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三十年的历史”。[※注]隶属近代史所的南京史料整理处，曾全力整理编纂现代史资料。

学界也一直有人呼吁研究1919年后的历史。胡华提出：“中国近代史，是百年来我们伟大民族为寻求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历史。‘近三十年来则更是一部中共党史’，也是‘毛泽东思想生长、发展与胜利的历史’，因而‘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一门以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武装起来的谨严的科学，一门具有党性的科学，一门具有尖锐的理论斗争意义的科学’，它‘与现实的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因此，我们研究组学习中国近代史，绝不要‘把大部时间消耗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上，前重后轻’。学习的重点首先应是与现实斗争有密切关系的部分，例如：‘日寇投降以来的美国侵华史’、‘政治协商会议的始末’、‘爱国自卫战争’，乃至‘八年制抗战史’、‘九一八以来的中国史’和‘中国大革命史’。”[※注]学者们话虽如此，但实际研究状况却难如人意。

在当时学人的构想中，中国现代史虽以革命史为中心内容，但所涉方面应该比革命史宽广。换言之，革命史属于专史范畴，而现代史属于通史范畴。[※注]但实际上“现代史”很难不被纳入中共党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轨道，且从业者众。据刘大年统计，“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有现代史和革命史教师1400人，加上各级党校和中等学校里教授革命史或党史的教员，再加上少数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有一支万人以上的庞大队伍。和搞古代史的人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注]但这些“现代史”从业者多以政治宣传、思想教育为职志，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则步履维艰。据孙思白所言，在高教部文史科教学大纲审订会上，各校课程表上的“中国现代史”只是空有其名，“许多青年助教也都不愿在中国现代史方面问津”。“没有研究这方面的风气为之推动，没有集中的资料可以凭借，却是一普遍的情况。”[※注]在当时国家制定的《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中，将“中国现代史（1919—1949）”作为“需要加强的空白和薄弱学科”，提出措施为“自1956年至1958年内陆续调集曾经长期参加革命斗争并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干部20人，充实科学院历史第三所的现代史组”。[※注]

195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发表《厚今薄古，边学边干》的讲话，他说：

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上的缺点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缺点之一，就是“言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的学风相当盛。有些人对于当前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似乎不感兴趣，很少去研究，而对于过去的事情，几千年前的东西，讨论得津津有味。历史是不是需要研究呢？当然是要研究的，但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充实我们的知识，而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有助于解决现实的问题。如果为历史而历史，为三代而三代，那就势必陷进无穷无尽的烦琐的考据、猜测和假想中间。烦琐主义，迷恋古代，这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风气。胡适就是如此，闹了一下白话文，就去搞“国故”去了。在全国解放后，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活，把自己藏到“三代”的角落中去，把“三代”当作“象牙之塔”。这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风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风气。

似乎有这样一种说法：你没有进过大学，留过洋，得过博士学位，也不是国际上的名教授，搞什么学问呢！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瞧不起老干部，也瞧不起新干部……凡是在人民面前翘尾巴、藐视人民的人，人民就有权利藐视他。其实，那类人也不会在学术上有什么真正的成就。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但是在前进中。“谁笑在最后，才算笑得最好。”事实上，笑我们的人并不一定有学问，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学问。而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进步一定是很快的。[※注]

同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肯定陈的讲话“有破竹之势”，并说“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注]于是一场以“厚今薄古”“拔白旗”“批教授”为特色的“史学革命”在全国掀起，得到史学界的热烈响应。

范文澜于4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其后，“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性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中科院近代史所1958年订立的著作和专题研究计划中，属于现代史者占很大比重。[※注]该所与教育部联合召开《中国现代史》教材编写与现代历史资料搜集讨论会，并提出一项“关于收集整理现代史资料的计划草案”，包括：报纸杂志的整理重印、文集的汇编、调查访问三大项。[※注]1963年该所又从人民大学调入赵世利，后又调入祁式潜，皆有加强现代史研究之意。[※注]中科院还曾经计划成立历史研究第四所，以专门研究现代史，因条件不成熟而搁置。[※注]1964年6月，全国近代史研究规划会议召开，刘大年在会上指出，“要加强现代史研究，过去一再宣传，可是只靠宣传不行，一定要有措施”[※注]。此次会议规划了诸多措施，如成立现代史咨询委员会，办一个专门发表现代史科研成果的内部刊物，每年举行一次现代史学术讨论会。[※注]这些规划在会上得到积极应和，但随着学术环境日趋恶化，种种举措难有落实的可能。

刘大年倡议学界加强“‘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研究，但他本人却绝少涉足“现代史”的范围。当时不少学人视研究“现代史”为畏途，“有点新见解，怕被批评为修正主义；没有新见解，则被批评为教条主义。吃力而又容易碰钉子，厚今变成了‘怕今’”。[※注]复旦大学就“厚今薄古”进行辩论时，一些学生明确表示现代史最好由亲身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老干部来搞，学生中则应由党团员搞较合适，总之避之唯恐不及。[※注]在近代史讨论会上，学者们纷纷表示：对于现代史，“中央也没人写这类文章，我们谁敢写”；即使有些研究，“一是不敢拿出来，一是有争论只敢在家里争”。[※注]

就在不久前，1957年近代史研究所来自延安的老干部荣孟源因发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注]一文，受到批判，被定为史学界四大右派之一。荣文对当时现代史著述中以论说代替史料的倾向表示出不满[※注]，这触犯了不小的政治忌讳。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在当时被纳入中共党史范畴，荣文虽然仅提出搜集史料，但是这一时段国、共政权何为正统则颇棘手。荣氏提出将革命根据地、中共解放区同张作霖、阎锡山统治区并列“各撰为录”，自然予攻击者以口实。如白寿彝指出：荣孟源“本质上是要编出以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主要内容的中华民国史……这分明是旧的朝代史的观点，但更重要的是要看看这部朝代史是否也有所谓‘正统’。荣孟源对于这点虽没有明说，但他是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广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各革命根据地，和阎锡山、张作霖在东北以及东北伪满等，都列于他所谓‘录’内。按照他的解释，‘录’就等于‘晋书’的‘载记’，是旧史专记割据势力的体裁。荣孟源是不是把各革命根据地也看作中华民国朝代的割据势力呢？”[※注]

从历史认知角度而论，研究者与历史事实最好能保持一定距离，若历史离当下太过切近，则研究对象尚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未能凝固、冷却下来，缺乏一定的历史纵深与历史沉淀，就约略相当于一种即时性观察，且观察者自身又处于研究对象之中，其立场、情感、利益都难以与研究对象撇清关系，这就必然影响所论的客观、公正性。[※注]实际上，在当时的学人眼中，既有的现代史通论性著作恐怕更接近于政治宣传品，而很难归入真正意义的史学研究之列。其时史学界对于所谓的近代史（1840—1919）、现代史（1919—1949）的研究，二者确实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前者更重史料，更重学术规范，也有一定的学理探讨空间；后者则实质上等同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有更多宣传意味。因而，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问题呈现出一种悖论：自政治需要来看，1919—1949年的历史距当下更为切近，理应更受重视。但当时对这一时段的历史根本无法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其症结并不在于学科建制方面，而在于过分强调它对现实政治的服务功能所导致种种问题。

195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近代史学界诸多史家倾注了相当大的热情，据新华社1957年发布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统计，截至发稿时已有24篇论文，此外如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综合大学和高等师范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等都对此展开热烈讨论。实际发表的与近代史主线及分期问题相关的论文有近百篇。对于这一讨论的情况，已有学者系统梳理阐述。[※注]

参与讨论者一致认为，要解决分期问题，必须首先确定一个能够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期标准。因此，分期标准成为讨论的焦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的标准。此一观点由胡绳率先提出，得到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王仁忱、姚薇元等人认同。胡绳引用苏联历史分期讨论中的论断为理论资源：“阶级斗争乃是‘历史的真正动力’（列宁），它的诸阶段和它的长足进展，它的高涨和它的爆发，系反映着整个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无疑地正构成每一阶段阶级社会形态内部历史过程的最重要标志，没有这种标志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即无从着手。”“把历史分期建基在纯经济性的现象上，便必然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注]

2.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变化作为分期标准。孙守任、范文澜持此观点，其理论依据来自毛泽东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注]“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注]

孙守任认为，侵略与压迫和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运动是辩证统一的两面，而反侵略反压迫是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为存在的前提。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及其走狗国内反动统治者，它们决定了近代社会性质变化进程的状况。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化。因此在处理中国近代史分期时，不应该排斥侵略性质的变化对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主张用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变化作为分期的主要标准。[※注]黄一良批评孙守任将决定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进程归因于外国侵略势力，企图以帝国主义侵略者本身所发生的变化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的依据，犯了主观、片面的错误，实际上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观点相符合。[※注]

范文澜先后有三篇文章阐述其分期主张。[※注]其基本观点与孙守任相似，认为正是中外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这两种基本矛盾的消长变化、交替主导，构成近代史分期之依据。他同时强调：“在根本矛盾之外，反动势力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矛盾，在国外，有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这对中国的侵略是有影响的。在国内，有（1）中国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2）汉族封建势力的各个集团与清朝廷间的矛盾；（3）封建势力的各个集团依其外国背景与其他外国间的矛盾；（4）封建势力的各个集团间的矛盾；（5）资产阶级立宪派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注]

3.以社会经济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作为分期标准。金冲及不同意单纯用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历史时期，认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着政治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变化。他批评胡绳忽视了中国近代历史也是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化极为急骤、极为猛烈的历史，因而主张将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考察。他明确表示：“阶级斗争只有和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考察时才能用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如果离开了作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之发展变化来考察，那么它本身就成为‘无本之木’而变得不能正确理解，也不能看清它对社会历史真正的推动作用。”进而强调“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第一个着眼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发展及其在性质上的变化，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另一个着眼点”。以此标准，他将中国近代史分作五个阶段：1840—1864年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及农民反封建运动高涨时期。1864—1894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及反动统治秩序暂时稳定时期。1895—1900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式形成资产阶级倾向改良主义运动和农民自发的反帝运动高涨时期。1900—1914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加深，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涨时期。1914—1919年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注]在他的具体分期架构中，实际上将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变化作为更主要的分期标志。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参与讨论者虽然互有辩难，实则都在毛泽东“两个过程”论[※注]的统领之下，运用大体相同的理论方法，相互之间存在着基本共识。且都将马列主义经典论述，尤其是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论断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但由于各自的角度与侧重点不同，对经典论断的主观解读各异，因而众说纷纭。

在当时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时代氛围下，阶级话语无疑相当强势。范文澜、孙守任、金冲及对胡绳的观点提出异议，其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对阶级斗争片面化、简单化，甚而推向极端，成为近代史研究排斥一切的唯一内容和唯一评判准绳的担忧。他们提出生产方式、社会主要矛盾转换（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视角，希图对阶级斗争观点能有所制衡，有所补充、丰富，使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不那么单调和绝对。

似乎对于批评者的观点早有预知，在摆出自己观点之前，胡绳详细分析了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形态或单纯以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为分期标准的缺陷所在：前者片面强调甚至夸大了列强侵略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后者未能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而在近代中国这种过渡性社会，上层建筑某些方面的变化要比经济基础的变化更为猛烈。

胡绳提出“反帝国主义斗争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将对外反对列强的民族斗争也包含在阶级斗争之中，虽然招致批评[※注]，在当时却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为了建立、巩固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以国际主义抑制民族主义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基本态度，且由刘少奇撰写《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做了权威的理论阐述。刘少奇以阶级分析方法，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截然对立起来，并将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斗争：“毫无疑义，把民族问题从阶级问题分开来看，把民族的斗争从阶级的斗争分开来看，乃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乃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一种欺骗。”[※注]这句话作为权威论断，被广为引用。

若细察各方论点，争论主要存在于胡绳与孙守任、范文澜之间，即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分期标准。[※注]这一分歧背后隐含着阶级价值与民族主体价值的对立。换言之，胡绳将中外民族斗争从属于阶级斗争，势将弱化中外民族矛盾而突出了阶级矛盾，片面强调清朝统治者与西方列强相互勾结压迫人民，对于统治者与列强的矛盾却视而不见，或淡化处理。胡绳对于统治阶级人物如曾纪泽、左宗棠全盘否定，认为康、梁等改良主义者的爱国思想“反而成了为侵略者辩护，自动向帝国主义者缴械”[※注]，维新变法的积极意义也从其消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的角度受到冲淡。不难看出，胡绳更为强调中外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二位一体的性质，进而将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胡绳认为，以往史家出于民族主义思想而常有意无意地造成一种错觉，“他们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描写得这样单纯，以至把清政权写成是不断地受着帝国主义国家所欺凌侮辱的可怜的存在，这种描写是不合历史事实的错误观念”。[※注]因而他着力强调列强与清政府之相互勾结，并一概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孙守任、范文澜则将中外民族矛盾置于国内阶级矛盾之上，这样对于某些近代史事的认识评价，同胡绳存在实质分歧。孙守任强调：“为什么戊戌维新运动提出了保国保种的口号，而又恰恰出现在瓜分狂潮的时候；为什么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而一贯投降的那拉氏集团竟至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宣战”；他批评胡绳“完全没有提及维新运动的积极的保国保种的口号，而片面强调了‘其实质则是用从上到下的改良办法来抵制农民革命’；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而称义和团运动是被‘歪曲’了的。胡绳同志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可能由于所根据的史料的限制，把那拉氏的宣战几乎描写为极其机智地借刀杀人的恶毒策略……事实很明显，那拉氏的宣战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危及其存在与人民反帝运动的高涨的推动下出现的，那拉氏借机消灭义和团的思想在宣战当时只能是次要的。因而，我们了解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式是第一种形式，我们就不会低估维新运动的保国保种的积极意义与义和团运动反帝的革命意义，也不会认为那拉氏宣战是纯粹的恶毒策略”。[※注]

金冲及提出以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斗争作为相提并论的两个“着眼点”，与后来新时期李时岳的提法实际上较为相近，当时却立即招致马鸿模、章开沅、戴逸、王仁忱等人的一片批评。马鸿模、章开沅认为，以阶级斗争为分期标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非忽视社会经济而孤立地谈论阶级斗争。反而是金冲及将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割裂开来了。[※注]戴逸认为，阶级斗争本身最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变化，因而质疑金冲及提出的两个标准——经济（生产方式）的标准和阶级斗争的标准。[※注]王仁忱批评金冲及在分期的标准上强调社会经济的变化，正陷入了苏联史学界讨论中所指责的经济唯物论倾向，模糊了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作用。[※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着眼点不一样，金冲及与孙守任、范文澜均将1894年或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作为分期界标，将1864年直到1901年辛丑条约订立期间再划分两个阶段。孙守任、范文澜是着眼于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标志着帝国主义用战争的方式代替了温和的方式，于是使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矛盾有所转化。金冲及则着眼于甲午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与完全形成的分界。

总体说来，将民族矛盾、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引入分期标准，以补充单纯阶级斗争标准之偏颇，当时并未能得到多数支持。讨论者多已认定标准只能有一个即阶级斗争，而民族矛盾、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则被认为受阶级斗争统帅制约，甚而可以用阶级斗争对之加以整合。夏东元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要矛盾三者是内在统一的，不能执其一端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应以生产方式为考察的起点，以社会主要矛盾为线索，以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的革命的或政治的运动为阶段的标志。他进而提出，这并非将生产方式、社会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三者并列，因为生产方式、社会主要矛盾都是被阶级斗争制约的。[※注]天津师范学院的教师们认定，以阶级斗争为分期标准，“就会全面地反映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就会清楚地指出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并能使我们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认清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主流”。[※注]刘大年指出，“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阶级、阶级斗争规律揭示出来，让人们能够认识它、理解它，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要求、根本任务”。[※注]

二 “三次革命高潮”说解析

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自1954年始，至1957年告一段落，历时三年。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将各方论文及情况介绍结集成《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出版。

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进行历史分期实质上是人们为了“使自己的知识得到一种更简单的从而更有说服力的表述而把连续的历史内容依照从某种特定的角度选择的事实和一定的观念体系分为段落”。[※注]分期方式本身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解答，这种讨论存在分歧应在情理之中。同时应该看到，对于当时隐含于分期问题的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取得了一定共识，讨论者对于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概念普遍表示接受与认同。“三次革命高潮”说遂成为20世纪50年代所形成的唯物史观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话语和标志，其简单明了而又确实体现了胡绳所构建近代史理论体系的基本精神。因“三次革命高潮”说写入了1956年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注]，进而影响到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近代史通论性著作的编写框架。

在唯物史观学习如火如荼展开之际，阶级斗争观点及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观点被视为唯物史观的要义。翦伯赞明确提出：“把中国的历史贯穿在一条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主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主流上。”[※注]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胡绳提出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依据最后获得较多认同自在情理之中。胡明确表示：中国近代史著作就是要“通过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来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地发展的”。[※注]

在胡绳构建的近代史“三次革命高潮”概念中[※注]，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社会力量的配备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充分地表露出来的时期”。提出这一概念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注]。胡绳定义的“三次革命高潮”，具体表述是这样的：（1）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此时“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历史的推动力量仍只能是农民这一个阶级”；（2）甲午战争以后，以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为标志，农民革命与资本主义思想虽然并存，但是彼此隔膜，互不相关；（3）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行革命，在一定程度内进行了对工人、农民力量的发动。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时期是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注]

胡绳以“三次革命高潮”概念考察近代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低落，潮来潮去，在三个革命高潮的前后划分出四个低潮，从而具体分为七个段落：1840—1850年；1851—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1—1905年；1905—1912年；1912—1919年。毋庸讳言，“革命高潮”一词具有相当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胡绳将之引入学术领域，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概念。这也是本书前述所谓近代史研究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共用一套话语”的具体表现。

有学者注意到“三次革命高潮”说与其所本依的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的内在矛盾之处。将二者做一对比，可以看出“三次高潮”说实际上淡化处理了19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其更多地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核心的取向，与后来柯文所归纳的“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有某种契应。[※注]从接续学统的角度而论，研究“三次革命高潮”说与“中国中心观”在取向上具共通性，自有其启发意义。但有两点必须看到：其一，由美国学者柯文归纳的“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ered Approach）有其特定的指谓和语境，将“三次革命高潮”说与之简单对应难免似是而非；其二，胡绳对其理论诠释体系之凸显中国本土因素的倾向有明确的理论自觉。事实上，1954—1957年的分期讨论中，以西方侵略为主线还是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诠释框架，曾引起激烈论争。“三次革命高潮”说是在政治与学术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由胡绳系统归纳而成，其提出并被广泛接受并非偶然，具有深层社会思想基础。

重视重大政治事件是20世纪50年代近代史研究者的共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即所谓的“八大事件”[※注]作为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当时无论怎样讨论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框架、基本线索、基本内容、基本走向，都不能脱离于此。但是，如果将此“八大事件”等量齐观、平均用力，则与新中国成立前蒋廷黻、陈恭禄、范文澜等人以事件史为中心的编纂体例类似，在胡绳看来，这种结构模式无疑缺乏系统性，不能突出近代历史的本质与主流。“三次革命高潮”说实际上从阶级斗争角度突出了“八大事件”中表征着人民反抗过程的几次事件。这种凸显中国本土因素的研究倾向，确乎与此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倾向有所不同。

为进行反帝爱国动员以救亡图存，因而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多以中外关系为论述中心，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近代外交史之类著述，粗略统计，著作不下130部，文章约300余篇。[※注]当时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往往合而为一。蒋廷黻受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影响，视外交史为“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方面”[※注]，内政兴革仅为外交的反映，其《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可以看作“外交史大纲”[※注]。金毓黻认为，“近百年内，中国内政鲜有可述，对外关系，实居主位”。[※注]即以胡绳而论，他虽力图兼顾列强侵略与人民反抗这“两个过程”，但其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仍以中西关系为研究对象，且偏重于“侵略”的一面。

随着1949年真正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人心底激荡着扬眉吐气的民族自豪感，凸显“中国”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成为学人的潜在预设。追溯近代以来人民革命斗争历程，构建革命的谱系，论证新政权的历史合法性，成为意识形态层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进而被有着浓厚“以史经世”情结的学人在某种程度内化为不言自明的共识。对于胡绳所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新中国成立初即有评论，批评其正面论述近代中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梗概不够清晰，“使近代史中的革命思想的主流不够突出”。[※注]1958年5月，由近代史所学人撰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学界一些人对此书进行了抨击甚至否定，批判这是一本中华民族“挨打受气史”，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扬眉吐气史”，此书有严重的方向性错误云云。[※注]

总之，在1954—1957年学科体系的构建中，从近代中国内部寻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逐渐成为包括胡绳在内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同倾向，而且他们对此是有相当的理性认识的。

首先，在侵略—革命的整体观照中，胡绳此时更为强调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一面，而有意淡化处理了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与毛泽东的思路吻合。毛泽东所云“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即蕴含了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求中国近代历史的主导因素之意。孙守任同样以毛泽东“两个过程”论为立论基础，但他的解读显然与胡绳有别。他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并竭力保存其封建基础的过程在近代史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及其对中国侵略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的变化”。他以“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性质、形势和深度的变化”为分期依据。[※注]范文澜则明确表示，“帝国主义拥有极大的优势，在民族战争成为主要矛盾时，它总是处于矛盾的主要面”，而“在国内战争成为主要矛盾时，封建主义也总是处于矛盾的主要面”。[※注]范、孙二人均将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最重要的界标，在他们看来，甲午中日战争标志着列强侵略方式的根本转变。孙守任的观点受到金冲及、戴逸[※注]、章开沅、黄一良等人批评；而以范文澜在学界的崇高地位，连续发表三篇关于分期问题的文章，应者寥寥，仅有李新赞同其意见。[※注]

其次，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理论体系最终获得更多学者的认同[※注]，也缘于对“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认同。1949年5月范文澜先后在北京大学做《谁是历史的主人》[※注]、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室做《再谈谁是历史的主人》的讲话，均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翦伯赞则说：“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史观，具体就是“研究劳动人民的生产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注]

基于此种思想，胡绳一再表示：“中国近代史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它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主体的历史”，“也不是某些反动人物的历史”[※注]；“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地看清楚中国近代史中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注]。他的“人民”定义，即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列：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清政府自身的兴革及其领导的几次中外民族战争，自然很难进入其关注的中心。孙守任强调列强侵略，黄一良问道：“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究竟应该是什么？究竟谁应该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角？”不难看出，“三次革命高潮”说突出了“人民”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尤其突出了劳动人民的革命作用，这成为它能够在当时获得广泛认同的基础。如邵循正所言：给予太平天国等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以足够的地位和分量”，就可以阐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读者清楚地看出在凶悍的国外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统治势力双重压迫之下，中国人民并不是一味挨打的。这样，读者就不会感到中国近代中只是漆黑一团，而是处处有使人志气奋发的生动斗争的局面和可歌可泣的史实”。[※注]

最后，外因与内因的哲学关系也是当时学者考虑分期问题的一个重要依据。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注]，这一哲学认知对参与论争的史家无疑有相当大的影响。而苏联历史学者德鲁任林明确表示：“并不是外力入侵本身，而是该民族对外力入侵的反应，而是历史过程之内的运动在此类条件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应在划分历史时期时被当作复杂的（但究属次要的）因素予以注意。”[※注]几乎所有批评者都认为孙守任过于强调外力影响：金冲及认为孙守任“以外来因素的演变发展代替了内在历史规律的分析，而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注]；戴逸认为孙守任抛弃了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外因内因相互关系的论点”，而“我们不能把外部矛盾和内部矛盾不加区别地等同看待”[※注]；毛健予认为孙的观点“令人感到有强调外因论的浓厚的色彩”[※注]；李荣华虽然提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加深、崩溃为分期标志，对西方的因素比“三次革命高潮”说稍多重视，但亦认为孙守任“强调了外因作用相对冲淡了内因的作用”[※注]；章开沅指出，孙守任“忽视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必须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的规律而发生作用”[※注]。可见当时学者在外因内因的辨析下，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已然形成相当一致的倾向。到1958年“史学革命”兴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争被归结为“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孙守任的分期观点则被批判为“厚帝国主义薄中国人民”的“外因决定论”，走上了“客观上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的道路”[※注]。

概而言之，20世纪50年代的论争者均秉持革命史观，均以马列经典著作为自己立论的理论支撑及批驳他人的理论武器，却因着眼点差异而说法不同。近代中国的西方因素应置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一问题，隐含于分歧之中。胡绳以“三次革命高潮”说来审视中国近代史全局，突出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反抗斗争，将之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根本推动力量。封建统治者与列强的矛盾则被淡化处理，二者“相勾结”的一面得到更多注意，而由清朝统治者主导的几次对外民族战争自然难与太平天国、义和团相提并论[※注]；歌颂人民革命的主体伟力，使得外力的影响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

“三次革命高潮”说当然远远无法涵盖近代史的丰富内容，与此前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架构相较，这一理论架构系统性得到加强，阶级斗争色彩愈加浓郁，阶级革命所占分量更重，农民的历史地位与主体价值进一步突出。胡绳提出分期问题，其初衷是想改变既有近代史叙述“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这一偏颇。但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近代史诠释体系由于过分突出阶级革命，势必导致“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注]总体来说，胡绳欲丰富、扩充近代史论述内容这一初衷并未达成。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号召对近百年史先分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进行专门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做综合研究。而“三次革命高潮”说只突出了阶级革命，近代史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无从落实。

正是现实中居于强势的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使得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最终胜出，以至在后来近代史通论性著作编撰及研究中将之奉为圭臬。在“三次革命高潮”说诠释体系规范下的近代史研究，基本忽视统治阶级为应对危局的自身变革，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历史内容完全被摒弃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其歌颂革命的价值取向，亦导致对于暴力革命的过分揄扬和对于改良运动的过度贬抑（尽管胡绳曾把戊戌维新列为第二次革命高潮的一个特征，但改良作为革命的对立物实在难有肯定之处）。其与意识形态绾合过于紧密，也必然影响甚至制约科学研究的学术性质。而当不同的学术观点受到政治批判，“三次革命高潮”说被综合大学、高等师范文史教学大纲采纳并在教科书中加以贯彻之后，中国近代史的诠释体系日益定于一尊。

1956年由邵循正执笔拟定的高等院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注]，大体依照近80年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矛盾的交相演变，以及由此导致的近代人民革命三大高潮——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时期：1840—1864年、1864—1901年、1901—1919年。此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所编撰的中国近代史讲义及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专著，都以《大纲》为依据，以三个时期安排篇章论述史事，同时或多或少增添了一些近代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内容。

平心而论，5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新兴学科，整体水平尚低，对纷繁的近代史事有所优先侧重，集中有限的研究力量重点突破，亦无可厚非。但是，其所有理论构想几乎都难逃被僵化、教条化的宿命。从后来近代史学界的学术专题研究来看，绝大部分的研究著述均集中于“三次革命高潮”，近代史领域的三个专题学会分别为太平天国学会、义和团学会、辛亥革命学会。在现代学术体制里，学会对学术研究的引导与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体制化的影响之下，其他史事，甚至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都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注]据姜涛统计的《历史研究》所载论文情况分析表，不难发现50—60年代学界对“三次革命高潮”（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的热衷及对其他史事的相对忽视。[※注]“文化大革命”前出现的几部影响较大的近代史通论性著作，“虽然都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但是就编撰的基本思路以及编撰体例和编撰内容来说，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学科理论的影响”。[※注]“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著述不变的叙事公式。

这种具有“范式”意味的近代史叙事和诠释体系，成为“社会环境等外界因素影响历史学家个人的中介”，并“借助学术发展机制自身的力量顽强存在”。[※注]以辛亥革命史研究为例，革命史研究模式的基本理论预设，一方面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获得了长足进步，同时也带来视角、方法的极大局限，使研究者难以放眼四顾、能动钻研。扬下层民众、抑资产阶级的价值尺度，使得对资产阶级的研究与其在辛亥革命中所处的位置并不相称。至于立宪派及立宪运动，虽然范文澜曾指出，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具有两面性，既“参加革命同时又破坏革命”，并明确表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共同的行动”。[※注]但由于革命史研究模式中将革命与改良片面对立，立宪派和立宪运动在当时的诠释体系中基本上被定性为“反动”，难有细加探讨的余地，自然少人问津。

第五节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方法路向

一 实证方法与资料建设

既有的学术史回顾，往往将罗家伦、蒋廷黻、郭廷以等学者，同马克思主义史家截然对立，划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脉络，甚少顾及二者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家如范文澜、胡绳、华岗等人，在资料匮乏、专题研究薄弱的情况下，为适应政治形势要求，多热衷于近代通史著述以为革命动员之助。这与罗家伦等人的理念无疑相左。但是，史学终究具有社会功能，为适应时势因陋就简也无可厚非。因抗战需要，蒋廷黻亦在资料远未完备的情况下急就通史体例的《中国近代史》。新中国成立之后，资料、人力等各方面条件大为优裕，心态也较为从容，罗家伦当年所揭示的理念、方法，不但在海峡对岸由其学术继承者郭廷以发扬光大，在与罗氏意识形态对立的大陆也延承。而从史料编纂入手的基本取径，也得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普遍遵循。换言之，民国时期近代史学科初创阶段在新史学实证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注重资料的学术规则，在1949年后的大陆亦继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正因为如此，才引出了一系列治史方法论上的争议。

有学者指出，20世纪40年代中期始，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由原来偏重方法，向方法与史料并重的方向转移，并举起“史料”的旗帜，力图与史料学派在史料收集整理上一较短长。[※注]此一趋向延续到50年代初期。郑鹤声在1951年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几乎全盘照搬罗家伦的观点：“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我们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话，当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材料得到以后，还有整理翻译考订的苦工，而分题的研究，所谓摩洛格拉夫（Monograph）的工作，尤其是科学的史学的阶梯。必须有这各部分的史料丛书百种以后，才可以动手写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注]郑氏此前从事近代史撰著，确为罗家伦研治近代史之理念的忠实信奉者。而他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敢于重新高调宣示罗家伦的看法，主要同当时史学界风气有密切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史家虽然已将“阶级观点”“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而不断强调，但并未完全抛弃实证史学，且唯物史观被公认包含历史主义。刘大年在1953年总结史学现状时强调指出：“近三、四年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上也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主要是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存有严重的非历史主义观点。这首先表现于不恰当的对待历史人物，例如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或者不区别历史人物具有的优良品质和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所要培养的新品质，简单地要大家向古人学习，盲目夸大历史人物的作用等。也表现为‘借古说今’：例如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注]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名重一时的典范之作，他仍不断修订，对其中“借古说今”的地方作出删改。

范文澜对于青年学者轻视史料的倾向多次予以尖锐批评：“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资料工作，才能动员大批人力投入这个工作里去。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比做研究工作低一头。这样想法是不对的。”资料工作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注]来新夏向范文澜请教研究近代史的入门途径，范让他从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入手。范氏还告诫青年学人：从档案中搜求资料如披沙拣金，确实不易，但这是研究工作“从根做起”的重要一步。[※注]可以说，由范文澜等人倡导的重视档案史料的实证学风，使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强调阶级观点、强调“为政治服务”的同时，又培育出一定的学术发展基础，不至于完全脱离学术轨道。

1949年7月1日，史学界人士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由范文澜主持。他立即筹划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组成总编辑委员会，以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11人为总编辑。1951—1958年，史学会的主要工作即是继续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范文澜作为总负责人，为《丛刊》的编辑出版殚精竭虑。他与翦伯赞共同邀请金毓黻编纂《太平天国史料丛刊》，并亲至聂崇岐家邀请金加入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资料编辑室“平均每年编辑并翻译出版上百万字的资料”[※注]，可谓勤谨高效。《丛刊》原拟12个题目，分头编辑，陆续出版。[※注]这项编纂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中坚[※注]，整合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及社会各方力量进行，在此过程中，那些原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家贡献甚巨。虽然《丛刊》之编纂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近代史总体框架内展开，但对近代史料多方搜罗，披沙拣金，充分体现了传统考据之特点。论者指出：《丛刊》的编纂出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注]

搜集近代文献，近代史研究所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53年12月15日，郭沫若致函刘大年：“关于搜集近代文献，的确是值得做的。问题是要拟出一套办法出来。近代史所恐也须准备这一笔预算。由近代史所主持，通过各级文教机关，就地进行搜集或采访。”[※注]次年创刊《近代史资料》，荣孟源任主编。这是当时唯一专门刊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学术刊物。创刊之初在各大报刊发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其资料征集范围相当广泛，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调查记、罕见书报和地方志、史料长编、年表、统计图表、资料目录、资料考订、相片、拓片、遗物、遗迹等无所不包。[※注]《近代史资料》主要依靠各方投稿，因而实质上成为全国近代史资料的一个权威收集整理中心。50年代创办刊物并非易事，在相当窘迫的经济条件下，近代史研究所学人着眼于长远，优先创办《近代史资料》，足见卓识。

二 眼光向下与社会历史调查

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就有面向基层和大众的倾向。对于底层的民众反抗运动，也持肯定态度。但这种提倡却多出于政治目的，“导致一个诡论性的现象，一方面当时人提倡的‘民史’和‘群史’似乎正是要写后人所谓‘没有政治的历史’，同时他们所提倡的又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其内心似并未出现真正沿此方向的转变”，因而这种倡议中的“民史”并未得到真正的发展。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虽处处可见‘社会’二字，其实仅体现了早年‘民史’取向中那种寻求‘全体国民’历史规律的倾向，很少涉及实际的社会史事”。[※注]

写“民史”的努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终于由提倡逐渐走向实践，取得了一定实绩。

对于武训历史调查，后来的研究者多诟病其先有政治“定论”、歪曲史实，而鲜少注意其在方法论层面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出炉，昭示着一种新的看待近代史资料的眼光和获取资料的途径，在当时就被认为具有史学方法上的意义。如周扬指出：《调查记》对历史研究工作“方法上做了很好的示范”。[※注]郭沫若指出：《调查记》“之所以能有澄清思想混乱的力量，是因为方法正确，而且直接记录了劳动人民的意见。这是向来的历史述作里面所几乎没有的新的成分。这一次的批判工作和调查工作，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注]黄元起进一步阐发：《调查记》“给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第一，必须面向人民大众进行调查，发掘历代人民生活的实物；第二，必须访问民间的舆论，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该仿照武训历史调查的先例，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工作；第三，文献资料的研究，必须由正史而扩大及野史、杂记、歌谣、小说、剧本之类”。[※注]赵憩之进而认为：“仅凭旧有的文献，只能得着暗示，还不能得着真象。旧文献有他的片面性，因为那是统治思想的产物”，“不惟正史是如此，即是野史和笔记也有许多靠不住……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删除那些靠不住而发见（现）靠得住的一种新史学的典型。它教给我们怎样看，怎样想，怎样分析，怎样鉴别。治史学的人以这个作标准，就会整理出来新的人民历史”。[※注]

1959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十年历史发展时，有学者强调指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政权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时候，历史的记载完全属于他们的。有利于他们的则存。不仅存而且愈粉饰愈厚，有害于他们的则亡，即令有存的也必然是被歪曲了的，或者相反的东西。”“历史工作者如果他的阶级立场没有根本改变，即使作了一些调查访问，也还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一个揭发剥削阶级伪造历史发现人民真正历史活动情况的典型，它教给历史科学工作者，怎样看待和设想历史问题，怎样进行具体分析，它为整理出新的人民的历史的工作开辟了这一条道路。”[※注]简言之，欲将“劳动人民”作为中国近代史叙述的主体，就必须着力搜集有关普通民众的资料。而以往的史学基本以“精英”为取向，文字资料固然浩如烟海，然其中关于下层民众的史料却相当有限，且这有限的资料在新的眼光之下还往往被认为“靠不住”。[※注]“近代”毕竟去今不远，介于“所见世”与“所闻世”之间，一些亲历其事者尚在，或由其父祖口耳相传，尚少失实，调查访谈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由于关注的重心下移至社会底层，历史调查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空前重视。

广西省由政府组织“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完成《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明确宣示：“实地调查是发掘近代史资料的一条良好道路，‘武训历史调查团’已经给我们创造出了优秀的榜样。”[※注]刘尧汉经过多次实地调查，完成《一个彝族地区底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范文澜撰《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对之大加赞赏。范氏将调查所得史料比作“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他指出，刘尧汉文章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注]

1954年近代史研究所创刊《近代史资料》，其征集史料的办法中就将“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访问与历史事件的调查记录”等作为重要的资源来源[※注]，创刊号第一篇资料即为《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此后亦陆续刊登调查记录史料。时风影响之下，名目繁多的历史调查组纷纷成立，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下层民众的反抗运动均成为历史调查的用武之地。此类社会历史调查具有几个特点：

其一，一般由各省、市政府部门，或历史研究机构及高校历史系组织发动，涉及面广，规模较大。如广西省于1954年从各方抽调人员组成“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得到桂平、贵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又派出一批干部予以协助。因而这项调查整合了相当多的社会资源。是年10月15日至11月28日，调查团采访桂平金田、紫荆等地，访问291位老人，记录8万字原始资料，形成《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并出版发行。[※注]广西于1959年成立通志馆，在副馆长吕集义指导下，研究人员于1960年3—9月，共4次深入太平天国早期活动的16个县市53个人民公社，行程万里，访问了600余位老人，记录了大量口碑资料，编成《太平天国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中法战争调查资料汇编》也已编成，惜未及印出。[※注]1962—1963年上半年，通志馆太平天国研究组大部分研究人员到玉林等32个市、县，调查石达开回桂和太平天国时期广西会党起义的史实，访问300多位老人，记录近20万字资料。[※注]

安徽省科学研究所历史室认为“皖北一带老年人多能记忆一些捻军抗清运动的故事，提供研究捻军的正面材料”，遂制订《捻军调查计划和提纲》，确定以涡、蒙、亳三县为重点调查地区，宿县等15县为一般调查地区。[※注]涉及面和参与者最多的当属义和团调查。1960年1—3月，山东大学历史系56名师生分赴鲁西南、安徽、江苏、河北4省27县调查；1965年底至1966年初，41名师生分赴鲁西南、河南、河北等3省34县调查。共取得了近一百万字极具学术价值的资料，受到海内外学界称许和重视。[※注]

其二，调查对象主要为文化水平低下的下层民众。曾进行宋景诗起义调查的陈白尘不无自豪地表示：调查对象均为“出身贫、中农而年已耋耄的老人们，每一个人都是无知无识所谓没有文化的人，但他们所共同提供的这部史料，却推翻了、纠正了官书中许多伪造和错误，许多被掩饰、阉割的历史也由它得到了补充，若干死材料也由它而变成活的历史，很多看来无意义的事件因之得到了说明，一些疑难问题也因之得到了解答。没有他们，宋景诗及其黑旗军的真实历史势必湮没，他们是农民历史的保护者，也是农民们自己的历史家”。[※注]

其三，历史调查所得结果往往颇有影响。如学界多认为“社学”是三元里抗英的领导者；而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于1960年2—3月，分成8个小组，分头调查115个乡村，访问611位老人，个别访问、开座谈会达450次，共调查了38个“社学”。得出结论是“社学”由地主士绅所掌握，在反侵略斗争中未起过组织领导作用。这一调查即被《光明日报》详细报道。[※注]又如“祝大椿在上海设立源昌机器五金厂”作为中国近代工业产生时期的一则重要史实，被多种著作载录。谢商等人访问了多位1907年前后上海船舶修造工厂的老工人，并辗转找到祝大椿所创办的第一个企业“源昌号”的老职工及祝氏次子进行调查。在实地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得出：所谓“源昌机器五金厂”，竟是祝氏为骗取清政府的爵赏而虚构的。[※注]1956年、1957年，钟文典两次到蒙山，走访七十多个村庄，获取大量实地调查采访资料，撰成《太平军在永安》一书[※注]，苏联学者对这些调查资料相当推重，谓之“在我们面前揭示了太平天国起义历史中尚未研究的若干篇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注]

第六节 阶级斗争观点的一路强化

《共产党宣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前述我们已经看到，随着中共建政，阶级斗争学说在史学研究领域树立起了强势地位。而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思想，更使得阶级斗争观点一路强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极其重视阶级斗争问题，视阶级斗争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注]他在20世纪40年代回忆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这一言说，将阶级斗争观点提升为区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志，构成毛泽东历史观的基石。[※注]当时人们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有二：其一为“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二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注]这成为评判史学研究著述的根本价值尺度。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不断论述“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他尤其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注]整个史学界阶级斗争观点亦愈趋强化，阶级分析方法被视为治史的万用灵丹。“阶级斗争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成为无人敢于否定的律条。[※注]这可以概括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形态。

传统学人金毓黻经过思想改造后总结道：“写近代史或现代史文章，必须先将阶级观点弄清，即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即人民大众观点，以衡量社会，否则必犯错误。近年右派分子所犯错误之总因，即由于阶级立场未能站稳。如果于此一点未能弄清，则属于近人然或现代史范围之作品，不应轻易发表，以免引人指责。此言良是，且思之可畏。吾人写作历史，本为有裨于社会人群，倘因此生相反作用，可谓劳而无功，得不偿失。”[※注]

毛泽东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论述近代中国的楷模，而运用阶级观点来肯定农民革命，则是其思想的重要特色。毛彻底否定近代地主阶级，认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注]与此同时，由于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农民居于主体地位，毛泽东特别强调农民的历史作用，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基本上”是“农民革命”。[※注]“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注]“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注]毛泽东推崇鲁迅，却不同意鲁迅对农民的“黑暗面”的描写。1939年11月，毛致周扬的信中提出，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而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注]1951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加以修改，特别增加了对近代史上农民作用的论述：“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注]正因为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赞扬和推崇，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学界倾向于将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看成一脉相承的革命力量，其所强调的阶级观点，相当程度上表现于此。近代史领域“三次革命高潮”说诠释体系高度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尤为强调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这也是其在当时背景下能获得各方肯定的重要原因。

阶级斗争观点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核心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诠释亦以阶级立场而截然区分。在破旧立新的思维模式下，批驳“资产阶级学者”的近代史著述与建构新的诠释体系同时并举。胡适、蒋廷黻、陈恭禄、张忠绂、郭廷以等人对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解释完全失去了传播空间，成为大陆学界口诛笔伐的对象。1954年掀起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其中不少文章的批判锋芒就指向胡适对近代史的看法。[※注]1955年近代史研究所即有以下课题任务：《批判胡适民族投降主义的观点》（单斌）、《批判胡适、蒋廷黻、陈恭禄、郭廷以、张忠绂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近代史几方面的毒害》（丁名楠、贾维诚）、《批判胡适对中国近代史的歪曲》（荣孟源）。[※注]由于胡适、蒋廷黻、张忠绂、郭廷以不在大陆，只能缺席审判；而留在大陆的陈恭禄则承受了更多的批判火力。

陈恭禄新中国成立前所著《中国近代史》曾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影响甚广。来新夏进入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由古代史转攻近代史，即以阅读陈恭禄的书入手。[※注]新中国成立后陈恭禄力图跟上时代步伐，1951年进入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积极学习马列经典著作；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注]但因他过去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与主流的近代史诠释体系多有不合，被视为“代表了和集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对中国近代史最为流行的错误思想和见解的系统著作”[※注]，自然承受极大的压力。陈氏“初不愿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在思想改造时期，曾保证不再用我所写的书籍”[※注]，实则基本上被剥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资格。

1956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第二届科学讨论会历史学分会上，曾师从蒋廷黻的邵循正报告《清除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帝国主义影响和买办资产阶级观点》，着重批判“马士所编写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一书中对中国近代史的歪曲”，此外还“分别批判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宣扬买办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人物如：胡适、蒋廷黻、郭廷以、张忠绂等的反动观点”，特别批判陈恭禄旧著“宣扬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成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俘虏。这一本书是集马士、蒋廷黻等反动观点之大成”。陈恭禄亦被迫在会上公开进行自我批判。与会的翦伯赞、严中平、石峻等认为邵循正“暴露较多，批判不够”。[※注]同月23日，南京大学召开第二届科学讨论会历史学分会，会上学术报告的内容是陈恭禄“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判”。此报告于是年12月在南京大学《教学与研究汇刊》“创刊号”公开发表。陈恭禄承认自己“站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立场，陷溺其中不能自拔”，“诬蔑人民革命，反苏反共”，旧著“无疑的是一反动有毒素的书籍”，“毒害许多青年读者。因为它统合当时反动观点而成书，是这类史籍中最有系统的著作”。[※注]陈自我贬损不可谓不严厉，但仍被认为反省不够深刻。与会者指出，陈氏旧著错误的根源，是“立场、观点、方法的错误”，因而须更深一步地批判。[※注]陈恭禄力图以批判旧著表明积极“转变”之态度，作为“重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注]，却难以如愿。据茅家琦回忆，当时人民出版社还在约请陈氏重写《中国近代史》。而当陈氏交上第一册，审稿意见就断定存在“严重错误”，重写之议便不了了之。[※注]1957年他试图以新观点写了一部《太平天国史》，也未能出版。

1958年“史学革命”兴起，陈恭禄因旧著《中国近代史》“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以及陈先生在解放后反动史观很少改变”[※注]，又首当其冲。南京大学历史系新开设“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课程，围绕批判陈恭禄，采取专题报告，师生讨论的形式，“确定的专题共有十七个”。[※注]10月16日召开历史系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大会，陈恭禄成为众矢之的。会上发言者有青年教师和学生11人，共批判陈氏“反动观点二十七个”。大家一致指出：陈著《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反动透顶的著作，它系统地全面地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立场、观点，并竭力为这两者的利益辩护”。群情激愤之下，批判层层加码：陈氏旧著被批为“一部向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向蒋介石献策”；并对陈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种种融入新时代的努力完全否定，认为其“本质上是走解放前的老路”，如果不“自我革命”，“其存在的意义只是一个反面教员”[※注]。南京大学历史系所办刊物《史学战线》，1958年11月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专辑”，刊登批陈文章达14篇，对陈氏旧著的历史观点、理论方法、具体论述全面开火。批判者谓：陈著“是用‘公平之态度’伪装起来，因而，它给予人们的毒害也就愈大，欺骗人民的效果也就越好”。[※注]

在无法继续从事近代史研究的情况下，翦伯赞提议陈恭禄去做近代史史料学工作。[※注]陈对近代史史料下过相当的功夫，1933年曾发表《近代中国史史料评论》。[※注]1957年上半年陈恭禄开设“中国近代史史料学”，选修者甚少，“不选他的课，正说明同学们思想上觉悟提高，不愿接受陈先生的反动史观”。1957年下半年，陈恭禄替三年级开设“1840—1895年中国近代史史料”选修课。全年级80多名学生仅两人选修，其中一人是旁听，另一个是“听听再说”。最终无法开课。[※注]1964年他撰成《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在1981年中国进入新时期后，此书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

反右派运动后的学术语境，完全被阶级斗争观点所笼罩。“史学革命”中最为响亮的口号是“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亦即从历史叙述中剔除“反动统治阶级”的内容，“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史体系”。[※注]学生们指斥近代史教师“本身就没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鲜明的阶级立场、观点”。[※注]“三次革命高潮”说也被进一步简单化。在50年代，胡绳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中还有“戊戌维新”一席之地，他曾申明“把第二次革命运动高涨仅看作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注]但是随着此后政治上日益“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三次革命高潮”的理解日趋狭窄、教条。戊戌维新就较少得到史家的关注了。刘大年在1964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做了五次“中国近代史讲座”，“当中三次，讲三个革命高潮，一次着重讲太平天国，一次着重讲义和团运动，一次着重讲辛亥革命”，最后一次讲结论。[※注]仅在第三讲之“义和团运动的背景”中对戊戌变法作了简要的介绍。在发表的文章中，他更明确提出：“人民群众首先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几次革命高潮中表现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力量。”[※注]这样戊戌维新事实上从第二次“革命高潮”中被逐出。可以说，在阶级斗争观点统领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中，“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是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近代史的主流。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似乎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注]

教育部1956年8月颁发的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试行教学大纲，基本上以“三次革命高潮”说为框架，然而至1958年“史学革命”[※注]，其仍被批判为“客观主义”的“平列法”，“这种方法在标题和口头上也注意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在大纲的内容分量以及讲述中，却把人民的反抗斗争和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活动不分主次兼收并蓄地‘客观’并列，其结果是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斗争淹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镇压人民的大量史实中”。“据我们对大纲内容的初步统计，其中讲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活动的内容占全文分量的44.2％，而讲述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内容却只占全文分量的31.2％”。如此一来，中国近代史成了“中国人民的‘悲惨史’”，人们“不仅没有从近代八十年来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史中加强民族自豪感，相反的是造成了一种悲观失望的印象”。[※注]

唯物史观不同于一般的书斋之学，它是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做斗争的需要，而去研究经济问题和历史问题，从中创立的学说。[※注]阶级斗争既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革命者的工作，必须首先为“保存自己、打倒敌人”的“当前斗争”服务。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功利主义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其中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也不言而喻。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有纠结，也有一定程度的抵制。他们强调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叫作“历史主义”。华岗说：“我们当论断和评价历史事物时，只能以该历史事变与人物在当时所处的条件为标准，而不能以今天的条件为标准。”[※注]翦伯赞说：“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不等于要用今天的，乃至今天工人阶级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要求我们用工人阶级的历史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论历史人物。”[※注]鉴于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不但没有克服反有愈演愈烈之势，翦伯赞不断撰文进行批评。范文澜、邓拓、吴晗、刘大年、黎澍等也发过言，呼吁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

1963年，《新建设》杂志第5期发表林甘泉的文章《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说：“有些同志在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的时候，并没有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进行这种批评。结果是这一时期以来，历史研究中又出现了另一种不健康的倾向：某些同志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对立起来，在讲历史主义的时候，离开了阶级观点，从而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原则。”时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的黎澍读到林文后眉批道：“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注]他根据这样的见解，邀请宁可撰写了题为《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一文，宁文说，那种以为“有了阶级观点，自然就有了历史主义，也不免是一种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在历史研究中，仅仅注意到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的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注]

林甘泉和宁可的文章引发史学理论界一场大讨论。至1965年初，国内报刊就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发表文章有三十余篇。讨论中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宁可、李文海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内涵有别的两个理论概念，应当在承认二者区别的情况下，按照一定的条件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注]关锋、林聿时、林杰等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贯彻着或者说包含着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对两者都不能有正确的理解。”[※注]1964年初，一篇题为《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的讨论》的概述文章作出结论说：“我们强调两者的统一，就是要重视阶级斗争的规律，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和外国的学术文化遗产给以批判的总结。”[※注]这样历史主义就成了阶级观点的修饰词，而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随着“文化大革命”脚步临近，那些提出历史主义仍有其独立存在价值的学者，被批判为鼓吹脱离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是企图背离、怀疑和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从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与阶级观点讨论相联系的，是“史论关系”问题的讨论。1958年“史学革命”中，青年学生、助教们响应号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先行，批判资产阶级教授，提出所谓“以虚带实”编写历史教科书。[※注]虚即理论，实即史料。这种“以论带史”的倾向，自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取得强势地位，实际上已经存在了，而一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严肃的科学来看待的史家，对此并不以为然。尚钺1957年撰《关于研究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强调“没有历史资料就写不出历史”。[※注]孙国权1959年发表《正确处理史料与观点的关系》一文，提出“史料与观点的统一，是进行历史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最科学的方法”。[※注]1961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反对放空炮》[※注]一文，引起史坛震动。他说：

我们有些史学工作者，不能说他不想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动起笔来，却把历史事件忽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毛主席不断教导我们要调查研究，还在二十年前就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经典性论文中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不久前《人民日报》又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发表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然而我们的这些同志总是听之藐藐，懒得作调查工作，把自己杜撰的一些公式和规律，演成篇幅，说这就是论文，或者说这就是著作。这样的大炮放出去，对敌人是丝毫无伤的。

1962年1月4日《光明日报》刊载吴晗的文章《如何学习历史》，认为“以论带史”结果会造成“以论代史”，研究历史“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论从史出’”。十天后，该报又发表翦伯赞的文章《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明确批评“以论带史”的提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一种不正确的提法。因为这种提法很容易令人误会研究历史要从理论出发，而不要从史实出发”。他说“‘以论带史’的提法，必须废除，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观点与史料的统一’”。林甘泉则从另一个方面关注此问题，他指出“不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有任何忽视”，“论从史出”的提法值得商榷，因为“对一个问题的正确的理解，不仅依赖于足够的确实的材料，而且依赖于正确的理论指导”。[※注]后来尹达的意见有了阶级斗争的火药气味，他说：“我们提倡‘以论带史’……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却把‘以论带史’歪曲为‘以论代史’，并且大加攻击……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科学的指导吗？”[※注]尹达此文撰于1964年，当时未能发表，拖了一年多，成为“文化大革命”隆隆排炮中的一炮，并且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