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史学完全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非同寻常。它点名批评的对象是身为中共党员的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却没有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事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打招呼。文章虽然评论的是一出历史剧，但说的却是现实政治问题：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后来人们知道，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江青瞒着中共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以外的所有人，在秘密状态下组织撰写的。姚文把《海瑞罢官》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中共高层出现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这就使得本来是一出戏的文化问题或曰历史研究的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同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发表谈话，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加浓厚的政治色彩，并进一步引发了中共高层两种意见的分歧与对立。

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等为代表的领导干部认为，“吴晗不是政治问题”，他“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或直接联系”。彭真当面向毛泽东进言，反而引起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不信任，成了彭真的“反党罪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觉得把史学问题与现实政治挂钩不妥，他在整理毛泽东杭州谈话时，把“《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的那段话略了去。此举也成为田家英的“反党罪行”。

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原委其实并不复杂。最早提出学习海瑞的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酷爱读史的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不敢讲真话、实话的风气，说了明朝忠臣海瑞的故事，号召提倡海瑞精神，又说要请历史学家宣传一下。吴晗是著名明史专家，于是被胡乔木邀约写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署笔名刘勉之，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9月吴晗又写了《论海瑞》，可是这时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了变化。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一封信惹恼了毛泽东，会议由纠“左”转向了反右。吴晗为此特别在文章的末尾加进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以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后来北京京剧团的著名演员马连良在政协会议上遇见吴晗，盛邀吴为剧团写部海瑞戏，吴推托不过，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文学脚本，剧名《海瑞》。1960年该剧上演后，征求专家、戏迷们的意见，植物学家蔡希陶认为戏文只写了海瑞任江南巡抚半年左右的事迹，并非写他的一生，不如改名为《海瑞罢官》更加确切和吸引人，吴晗欣然接受。这出戏的内容，其实与一般清官戏的路子相似，写海瑞不徇私情、不惜丢官，敢于惩治为害民间、霸田抢女的衙内子弟，做了除暴安良、退田还民、平反冤案几件好事。

1961年下半年，鉴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作为应付饥荒的非常措施，在中共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中，有人建议农村试行“包产到户”的办法。1962年初，中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会上形成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对1959年以来被错误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进行甄别。彭德怀也向党中央提出了申述。这一切都被当成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的动向，也即姚文元文章中所谓“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吴晗看了姚文元文章后，感到与事实不符，申辩说：姚文元说《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吴晗的这段话载于光明日报社的《情况简编》第362期，毛泽东看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但对吴晗的批判没有停止。

1966年1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作为指导文艺工作的方针。当时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组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他认为对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也应该有一个汇报提纲，来确定原则，以免无限上纲。五人小组中除康生外，其他人都赞同彭真的意见，这样就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所谓“二月提纲”）。《提纲》提出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加以区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力图把讨论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成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毛泽东在听取该文件汇报时，仍坚持认为《海瑞罢官》是冲着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来的，并两次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对《提纲》本身没有表示反对意见。2月12日，《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

与此同时，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所谓部队文艺座谈会，整理出会议纪要，送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也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纪要》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文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成和支持。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然震动了史学界，但学者们毕竟一时还不知晓其中的政治图谋，加之党内有抵制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力量，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由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的讨论还没有完全突破学术范围，且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值得记述。196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对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各种意见做了简介，并表示相信：只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必将得到解决。当时的讨论主要围绕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所谓“清官”问题和道德继承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宣扬了封建的上层建筑，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和改良主义，在国家和法律问题上宣扬了资产阶级观点。它不是通过揭露恶霸地主的罪恶，帮助人们认识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本质，而是用所谓除暴安良的故事情节，烘托“清官”的伟大。《海瑞罢官》告诉人们，封建社会中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用经过农民的革命斗争，只要有“海青天”一类的清官出现，就能够得到解决，农民就能得救。《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一种“道德继承论”。作者通过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宣扬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等一整套封建道德，要今天的人们去学习，去提倡，并且加以充分发扬，要人们相信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和人民利益一致的，是可以继承的。这种美化地主阶级国家、提倡封建道德、宣传不要革命的戏，实际上是散布一种“合二而一”论。《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反映。另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罢官》通过海瑞这个人物歌颂了刚正不阿、敢作敢为、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表现了人民的希望，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这出戏还表现了海瑞全心全意为贫苦农民服务，反对贪污腐败、减轻苛捐杂税、均衡贫民力役、力主建立廉洁清明的政治的精神。这些都是有现实的教育意义的。尤其值得记述的是，在当时黑云压城的政治气氛下，仍有人仗义执言，站出来批评姚文元的极端主义的思想方式与恶劣学风。1965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姚全兴的文章《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出，《海瑞罢官》赞扬了海瑞这个刚直不阿的清官，却受到姚文元的批判。在姚看来，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人物由于其阶级本质的决定，都是坏家伙，对历史对人民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能对他们贬而不褒。然而，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偏偏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都是十恶不赦的，其中甚至有些如海瑞等就确实做了不少对人民生活有利的事情。按姚文元的方式，就是只能写这一类历史人物的坏的一面，至于好的一面，应该矢口否认，视而不见，千万不能行诸笔端。否则，就没有坚持阶级观点，写出来的历史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月9日，李振宇也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海瑞罢官〉是一出较好的历史剧》，指出：今天，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怎样对待历史人物呢？是一笔抹杀他们，还是实事求是地给予他们科学的历史地位呢？这是我们与姚文元存在的分歧点。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站在今天的高度，但今天的高度并不等于今天的标准，用评价今人的标准来评价古人，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封建社会中的地主官僚都是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不管清官多清，好官多好，也绝不能逾越他的这个阶级本性。历史科学有责任揭露之，批判之。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地主官僚中的某些人物，由于他们的经历不同，在统治集团内部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能在某种程度上，某种范围内做过对劳动人民、对中华民族、对民族文化有益的事情和贡献。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而抹杀他们的一切，应实事求是地给予承认，把他们和那些贪官污吏、民族败类区别开来。但是，按照姚文元的意见，既然他们也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那么也就和那些贪官污吏、民族败类一样，一钱不值、一无是处，应当一笔抹杀。照这样的观点看，为历代劳动人民所歌颂的岳飞、文天祥、王安石、包公、海瑞，也就和历代劳动人民所唾骂的秦桧、严嵩、李鸿章之流没有什么区别了。历史上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绝大部分是统治阶级的人物，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他们呢？我们反对美化这些清官、好官，但也反对丑化他们。姚文元这样不加区别地一概把他们打在“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冷水中，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不尊重乃至抹杀历史的态度。对姚文元把历史问题与现实政治硬加联系、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樵子撰文批评道：在封建社会里，地主恶霸的所作所为，不外乎罢占民田、奸淫妇女、草菅人命等，抽掉了这些具体事件，霸也无从霸起。吴晗写平冤狱、退田，明明是为了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是为了表现“除霸”这个主题。姚文元硬把古今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强牵在一起，指责吴晗是借此发泄对党的不满，指责他的这出戏是一株毒草，实在难于令人同意。[※注]张汝范也撰文说，姚文元指吴晗的《海瑞罢官》里的某些情节是“含沙射影”，攻击人民公社化运动，而且用了许多大帽子借以压人。其实学术讨论和其他思想政治工作一样，要以理服人。你说得对，读者自然会有分析，被批评者也乐于接受。你批评得不对，也要允许人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动不动压人几顶大帽子，使人喘不过气来，就更不易辨明是非。至于说把历史事件硬和今天的某些东西拉在一起相比，就更是不对的。[※注]

1966年3月17—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当前的学术批判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同月，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并说，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注]

4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几次谈话内容，抨击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错误，陈伯达则揭发彭真从民主革命以来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16—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批判，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注]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关锋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两天后，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11日，《红旗》杂志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批判并撤销了“二月提纲”，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在最后话里有话地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注]“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后来很快证明就是指刘少奇。会议还决定：对彭真（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进行批判，停止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职务，撤销其他职务，进行专案审查。调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调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林彪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他遍引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指中共高层有人阴谋搞反革命政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至此，“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规模的政治大斗争便在全国开展了起来。

人们看到，从批判吴晗开始，很快联系到与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又联系到刊登“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和《北京日报》，斗争的矛头直指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而在彭真的背后，又是刘少奇等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这一切是经过了精心计划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如林彪后来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所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注]在这一连串的政治斗争中，作为导火索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已经完全不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而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这是“文革史学”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革史学”的思想理论形态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立即受到毛泽东的肯定，认为其和姚文元的文章一样“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戚文批判的对象是历史学家翦伯赞。如果说此前史学界就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问题的理论讨论还具有某种学术意味的话，那么戚本禹的文章则对这场讨论做了完全政治化的结论。可以说，戚文是“文革史学”思想理论形态的代表作，值得我们稍加仔细地予以记载。

戚文首先把人类历史说成除了阶级斗争别无其他：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继而把历史研究也说成除了阶级斗争别无其他：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用戚文所谓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中国历史，便得出了除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以外，其他人都不创造历史的结论：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藐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正是因为不同意那种除此别无其他的所谓“阶级观点”，翦伯赞等历史学家才提出“历史主义”的命题，对此戚文十分武断地大加批判，声称阶级观点就是历史主义：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戚文进一步用绝对化了的所谓阶级观点来批驳论敌和诠释历史：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抱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

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史学”在理论上虽然把“人民群众”说成是排斥其他的历史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的概念是“伟大革命领袖人物”，从而为疯狂的“造神运动”留下空间。戚文在骂倒一切的同时，也强调“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显露出该文的政治意图：

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

“文革史学”实际上是一种阴谋史学，但它在理论述说上的突出特点却是冠冕堂皇，把自己打扮成“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然后大批特批所谓“超阶级”“纯客观”的历史研究主张，为其把史学当作政治斗争工具制造合理性。戚文最后这样说：

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们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

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

戚本禹的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是姊妹篇。姚文把历史研究的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戚文则从理论上武断地声称：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学术问题，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这两篇文章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但中共党内高层与社会民间的抵触情绪很大，于是才有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核心意见，就是不同意把一切学术问题都说成是政治问题，认为学术问题应该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方式来处理，反对以“学阀”式的武断态度，进行“无限上纲”，打棍子，扣帽子。“二月提纲”实际上代表的是党内及社会上的正确思想对“文化大革命”浊浪的抗争。但是，它没能阻止得了这排天的浊浪。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的下达，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剧的启幕。《通知》通篇是批判“二月提纲”的，它以最高权威的地位[※注]，肯定了戚本禹文章的观点：一切文化、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从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也即“文革史学”的灵魂。由于它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将其思想理论性的东西录以备考。

“五一六通知”列出十条来批判“二月提纲”：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正是按照“五一六通知”精神掀起的史学大批判运动。

第三节 史学大批判运动

毛泽东杭州谈话要求公开点名批判历史学家吴晗、翦伯赞。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史学大批判运动由此点燃，其特点即“五一六通知”精神：把学术问题一律上纲到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把不同意见一律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史学界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对吴晗进行批评，历史学家邓拓（署名向阳生）著文《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同志商榷》[※注]认为吴晗提倡学习海瑞，是犯了无批判地继承封建道德的错误。同月27日，吴晗也在《北京日报》发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说自己与古代封建史家坐了一条板凳。我们知道，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的本是毛泽东，邓拓这样批评和吴晗这样检讨，已经是在学术范围内尽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最大努力。可是他们的文章还是立即受到抨击。《人民日报》1966年1月3日发表署名“思彤”的文章《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指吴晗的自我批评是企图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往学术问题上逃避。1966年1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马泽民、王锐生的文章《“海瑞”是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具》，更是直截了当地把吴晗押上了政治绞架。邓拓文章也被说成是对吴晗的包庇，接着很快便掀起了揭露、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原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家村”黑店的浪潮。1966年2月底出版的当年第3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尹达的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前已述及，这篇文章据说头两年就写了，因把学术问题无限上纲，一直难以发表。尹达文章认为：“几年来，在对待党的学术政策上，在许多史学问题的争论中，在治学方法里，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尹文把矛头对准翦伯赞，说：“一位史学家曾这样讽刺一部中国历史的稿子：‘见农民就捧，见地主就打’，把这说成两大罪状。”“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战，为纠正‘不良学风’而战，为反对‘非历史主义’而战。于是，一系列的座谈会、报告会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史学理论家的文章就出笼了。他们极力美化帝王将相，他们认为帝王将相只能歌颂，不能批判。”该文最后说：“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进行史学革命，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史学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彻底清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问题。”受到上级肯定的尹达文章，把几年来史学界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理论讨论完全做了政治化的图解，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翦伯赞等一大批史学家打入“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另册，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学界尚存的一点学术气氛便荡然无存了。接下来的炮火更加猛烈，当年第4期的《红旗》杂志刊登了戚本禹、林杰、关锋联署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该文发表当天，《人民日报》即同时刊载，次日《光明日报》又转载，说明来头很不一般。文章用当年反右派的口气说：“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文章质问：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接着便下结论道：它是“摭拾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对抗”。文章指斥翦伯赞“歪曲和诬蔑农民革命”，“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说“在封建压迫、剥削和封建制度之间，在地主和地主阶级之间划一条界线，就是为了证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这种观点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歪曲和诬蔑”。而那种认为在农民战争后，地主阶级会调整政策，做出让步，则是反对阶级分析。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剥削和掠夺，这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所谓“让步政策”就是美化和歌颂地主阶级。文章还说翦伯赞对“以论带史”研究方法的不满，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不满，其“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纲领就是‘二反一保’的纲领，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这条史学纲领的遮羞布，就是老掉了牙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的反映”。随后，批判翦伯赞的文章接二连三地在国内主要报刊上出现，我们仅从这些文章的题目就可看出，其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直至把翦伯赞打成反共分子：1966年4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越矢”的文章《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评翦伯赞同志〈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4月20日又发表署名“苏文”的文章《翦伯赞同志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批判》；4月22日再发表署名“史绍宾”的文章《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破产——评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4月23日《人民日报》以《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为标题，摘录了翦伯赞被认为是错误的史学论述；6月1日又发表司马洪涛的文章《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9日再发表文章《翦伯赞为什么吹捧司马光？》。6月6日《文汇报》发表文章《翦伯赞怎样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14日又发表文章《翦伯赞“让步政策”论是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服务的》。6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师东峰”的文章《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24日又发表江达峰的文章《翦伯赞的〈中国史论集〉是蒋家王朝的资治通鉴》；7月17日再发表文章《翦伯赞是漏网的大右派》。12月《红旗》杂志13期发表戚本禹、林杰等的文章《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该文对翦伯赞做了全面的定性，其文中的小标题勾勒出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从西山会议派覃振的秘书到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走卒；土地改革运动的破坏者，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急先锋，漏网的资产阶级大右派；反对史学革命，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借古讽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做现代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为吴晗辩护，顽固的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章最后下结论说：“翦伯赞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个头目，是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路线的一个重要角色。翦伯赞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打着老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招牌，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射出一支又一支毒箭。他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急先锋。”

姚文元批吴晗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其把学术问题硬说成政治问题，无限上纲、武断霸道的做法，首先引起上海历史学家们的愤慨，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人公开对姚文元文章提出了批评。姚文元则以《欢迎“破门而出”》（署名“劲松”，刊于1965年12月15日《文汇报》）、《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署名“伍丁”，刊于1966年4月25日《文汇报》）等文章，把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学者统统打成反革命。1966年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该文在毛泽东杭州谈话的点拨下，直揭中共党内斗争中所谓“罢官”问题的政治要害，指斥吴晗并没有忘记“古为今用”，也没有“脱离政治”，问题在于，他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他的“今”是资产阶级。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写《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了官，吴晗又“破门而出”写《海瑞罢官》，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实质上都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17日又以《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为题，发表王正萍等人整理的吴晗在新中国成立前公开发表的言论，并加了编者按，指其早就“亲蒋、崇美、反共”。接着5月3日再发表丁伟志等的文章《剥开吴晗“民主斗士”的画皮——评吴晗在解放战争时期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4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历史上的吴晗是反共老手》。这些文字可以说对吴晗算了总账，把他一脚踢进阶级敌人的行列。值得指出的事实恰恰是，吴晗、翦伯赞都不是普通的学者。翦是于1937年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吴也是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于1948年就投奔中共解放区的“左翼教授”，他们在国共斗争中都曾为中共做出过贡献。而在如此铺天盖地、指鹿为马的政治批判面前，他们感到黑白颠倒、有口难辩，陷入绝望。伴随着政治批判的还有人身侮辱和肉体折磨，每天数次的批斗会加拳打脚踢，这终于使他们活不下去了，翦伯赞夫妇选择了自杀，吴晗夫妇不久被迫害离世。与吴晗问题有牵连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及为吴晗鸣不平的历史学家李平心等，也纷纷自杀身亡。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如果说，前两日，即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由陈伯达撰写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全国推入了一场疯狂且残酷的大动乱，那么，这篇“6·3社论”则开始了史学界的全面大批判、大斗争。作为“史学大批判”运动的一篇重要史料，特全文收录于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地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运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的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点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革命的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反动的唯心史观，即历史唯心主义，是根本敌对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革命能改变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帝王将相的恩赐决定一切。这两个根本敌对的历史观，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

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世界，改造世界。一切反动派，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总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倒转。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死抱着历史唯心主义不放的人，不可避免地会一批一批地堕落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盘踞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和支持这些“权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这样地把自己摆在同人民敌对的地位。这些“权威”，有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堕落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同志又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同志还作了这样的概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正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科学论断的。他们顽固地否认几千年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用所谓“历史主义”即唯心史观，来反对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顽固地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尽情污蔑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他们叫嚷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煞。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

这些史学界的“保皇党”，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

革命的史学工作者，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重新改写全部历史。这一场伟大的史学革命，引起了史学界“保皇党”的无比仇恨，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他们竭力抗拒和破坏这个革命。

史学界的资产阶级“权威”，进行种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是适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需要的。这些“保皇党”，就是保护旧制度，保护守旧派，保护旧思想，也就是保护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的思想阵地。有一批人，还借历史上的僵尸，直接地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史学界里的两军对战，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决定的。

在我们这个伟大变革的新时代，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最新最高的发展。他系统地全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必须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

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在史学领域里当然也是这样。无数的事实证明，在史学领域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史学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一放松，就被资产阶级占领。在这里，不是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就是用唯心史观解释历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在史学中，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这只能是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们，口口声声否认阶级斗争，其实他们一系列的反动谬论和活动，就是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

毛泽东同志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这条定律，对于国内的阶级敌人，完全适用的。地、富、反、坏、右，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三家村”之流的黑帮，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史学界里的反共知识分子，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史学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阵地。在这里，一场兴无灭资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权威”霸占的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

霸占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某些部门里实行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压制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击。他们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加以打击。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资料，甚至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已经被揭穿之后，还隐瞒关于吴晗的史料，包庇这个反共老手。他们简直是史学界里的“东霸天”“西霸天”。

这些“权威”们，把史学领域当作他们独霸的地盘。别人发表文章批评他们，他们竟然公开叫嚷，这是“侵略历史”。我们告诉这班老爷们，对于你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史学阵地，我们就是要去占领。在你们看来叫“侵略”，在我们看来叫“夺权”。我们就是要把被你们篡夺了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重新夺回来，在你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史学阵地，彻底摧毁，一定要把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反革命的唯心主义史学体系，彻底打垮。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战士，手里有了为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当代最新最高的、战斗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定能取得伟大的新胜利，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牢牢地插在史学阵地上。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陈伯达曾承认自己当年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是“疯了”，我们看到，《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一文也是一篇“疯文”。该文首先把历史研究的学术之坛定性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这等于把史学界整个地押上了被告席。接着便乱打一气，什么“一批一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什么“史学界里的‘保皇党’”，什么“东霸天”、“西霸天”[※注]，叫嚷要“彻底摧毁”“彻底打垮”，要“夺权”。其思想理论武器就是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那种“左”的极端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在这篇社论里则表述得更加蛮横，诸如“所谓‘历史主义’即唯心史观”，诸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革命能改变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帝王将相的恩赐决定一切。这两个根本敌对的历史观，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这只能是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极端的理论和疯狂的行为之下，史学界成了“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历史研究》杂志被迫停刊，大批的史学家遭受打击迫害。首当其冲的恰恰是那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被迫表态，说自己的研究一无是处，要求将过去所著之书“全部烧掉”。“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大字报常常贴到家门口，他的两个儿子被迫害致死。范文澜戴着“保皇党”的帽子，在动乱中病逝。1966年8月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王恩宇等人的文章《坚决铲除侯外庐论汤显祖剧作的三株大毒草》，把侯外庐一棍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要“对侯外庐的所有反党黑货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吕振羽则于1963年就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著名中共党史学家何干之被残酷批斗、拘禁，几次自杀未遂，最后暴病而亡。此前历史学界所进行的学术讨论如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史论关系问题、让步政策问题、清官问题、道德继承问题、李秀成评价问题，等等，参加讨论的许多学者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一大批历史学家遭受政治迫害。

第四节 “文革史学”架构中的近代史及其理论与史学方法的畸变

1967年4月1日，全国各大报纸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同时转载《红旗》杂志当年第5期发表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该文在发表前已经过毛泽东审阅。如果说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意在利用历史问题做政治文章，由批吴晗进而扳倒原中共北京市委，那么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则标志“文化大革命”这场执政党高层政治斗争进入到最为关键的阶段，其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不幸的是，这一次攻击，仍然是利用历史问题（这回是与现实更近的近代史问题！）做政治文章，历史学及其思想理论又受到了非学术的歪曲与摧残。

戚文这样开场道：“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这里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的就是刘少奇。值得记述的是，1967年3月，刘少奇曾看到一份造反派小报揭发他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说这部电影是爱国主义的。刘立即于3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回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经过，说明自己根本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可是几天后，戚本禹仍以此大做文章。刘少奇看后气愤地说：“这篇文章讲了许多假话，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注]戚文在最后对刘少奇问了八个为什么，并下了政治结论：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为什么你要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戚本禹的上述八问，后来被证明均为不实之词，本书不拟细述。我们要注意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在借历史问题做政治文章的时候，对中国近代史及其思想理论所作的歪曲与毒化。戚文说：“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在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问题上，戚文说：“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种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我们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门户之后，向西方学习，自强变法，曾经是中国的爱国主义者选择的正确道路。光绪皇帝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能够接受当时的进步思想，毅然支持变法维新，是难能可贵、值得肯定的。戚本禹把光绪皇帝说成卖国主义，在他言语中，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顽固派倒成了爱国者，这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肆意歪曲。

在怎样对待义和团问题上，戚本禹的政治用心暴露得最明显，他完全在借义和团的历史，比附当时的红卫兵运动，请看他的言论：“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问题上，戚文说：“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戚本禹把维新变法说成是“反动的道路”，而历史事实却是，维新变法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人民的觉悟之途。没有维新变法运动，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也不可能有后来的五四运动。

戚本禹还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所谓“叛徒问题”。这不能不使人想起三年前他写的那篇关于李秀成自述的文章。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意义重大，但国家的政治局势在高层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此时在毛泽东身边秘书室工作的戚本禹突然写了一篇史学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发表在次年的《历史研究》第4期上，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判定李是叛徒。此文一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为了能让专家学者对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意见，中宣部召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本禹评价李秀成文章。与会者多数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所下结论很不慎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戚本禹文章发表前应先向中宣部请示，并报中央。因为这涉及对革命先烈如何评价的问题。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杀的。过去的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来评价。即使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于是中宣部在内部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文章不转载，不公开评论或讨论；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戚本禹的文章不作准。中宣部还指示，因戚本禹的文章而停演的话剧《李秀成》照旧演出。稍后，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在刘大年主持下召开，座谈会后，很快写出了报道送中宣部审查。而此时，形势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江青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地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消息传出，中宣部审查过的报道稿只好停发。同时，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不要发表和演出。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公开讨论。但是戚本禹的文章却是一篇政治文章，实际上是开了“文化大革命”那种把史学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先河。人们只是在他几年后将“叛徒”罪名抛向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时，才见识了其“庐山真面目”。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二百篇，而其中堪称研究论文的只有一二十篇，因此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近代史研究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对这不足二百篇的文章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它们主要集中于两个焦点：其一是1967年4月，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以后，围绕此文此题所发表的一批文章；其二是1974年前后的所谓“批儒评法”和“评《水浒》”运动中，围绕批洋奴哲学，批投降派所发表的一批文章。这两个焦点，恰恰是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两个阶段。而这两批文章，又表现出不同的论述特点：前者是雷霆万钧的武断，后者则为旁敲侧击的影射，反映出中国政治的诡谲和学术的畸形蜕变。

先来看围绕戚本禹文章所发表的一批文章。4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署名史红兵的文章《彻底批判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注]，透露出中共高层所谓“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对中国近代史的不同观点。文章说：“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并与吹捧这部影片、阻挠这场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陆、周、胡等人的后台就是刘少奇，他们“胡说以光绪为代表的一派，反映了当时新兴的、萌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定的限度内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想迎头赶上，以图自强”。“《清宫秘史》还通过‘新派’人物之口，极力赞美洋枪洋炮洋学堂。这种赞美，就是要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造成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迷信”；“在《清宫秘史》里，帝国主义不是力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侵略者，而是帮助中国实行变法，支持中国‘走富强之路’的‘朋友’”；“义和团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表现了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造反精神。《清宫秘史》却用卑劣的手法，对义和团进行恶毒的污蔑”。文章力图让读者明白：毛泽东夫妇与刘少奇部属之间在影片《清宫秘史》上的分歧，虽然表现为对中国近代史问题的不同观点，实际上反映的却是“中国向何处去？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斗争。《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更加直露地指斥刘少奇是和光绪、珍妃一样的“崇帝病的患者，地地道道的‘洋务迷’。他垂涎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不断鼓吹要‘坚定不移’地向西方‘学习’。在他看来，中国人什么都不行，‘洋玩艺儿’什么都是好的。直到一九六三年，他还赞美明治维新养成了日本资产阶级的‘那么一股干劲，发愤图强的风气’，还说，‘我们打了一百多年败仗，就认为中国人不行，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说西方人行，中国的不好。后来我们向西方人学习了，一学就有了进步。’好一个‘一学就有了进步’！难道这位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命的‘大人物’竟不知道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这样一些著名的论断吗？显然不是。在这里，他是在公开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公开美化西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则进一步述说了毛刘分歧的缘由：“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但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却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公开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他说什么：在中国，二十年以后才能考虑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在的任务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待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资本家自然会‘眉开眼笑’地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而《清宫秘史》正好符合了这些‘大人物’们的反动的政治愿望。”[※注]

在这批文章中，除了像上述直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治斗争，并且以人划线决定是非者外，如果试图寻找一点与学术沾边、能够称得上研究方法的东西，那便是阶级分析，当然这种分析方法此时完全抛弃了历史主义的视角——翦伯赞们已经被打倒了。史红兵认为，光绪是“投靠帝国主义的封建统治者，人民的大敌。他赞助、参加戊戌变法运动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光绪‘不欲做亡国之君’，从‘顾全祖宗基业’出发，才在不触动封建制度根基的前提下，支持、参加了戊戌变法运动。”“如果说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推行了一些改良措施，也叫‘爱国主义’的话，那么爱的只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注]辛午批判道：“所谓‘维新’也者，归根到底，也还是为了‘守旧’——‘守’住‘旧’阶级的统治。”“他们要‘富’的是什么‘国’？是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国’。他们要‘强’的是什么‘民’？是剥削阶级之‘民’。”[※注]既然历史上作为革命对象的统治者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做事，那么就应该连人带事一概加以否定。这种分析方法，经过“文化大革命”，牢牢占据了中国史学界许多人的头脑。

前述提到戚本禹文章以义和团来比附当时的红卫兵运动，戚文一出，仿家纷纷。一位历史学者如此来叙述义和团在北京的活动，令人读后实在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说当年的义和团呢，还是眼前的红卫兵？特录一段于下：

一九〇〇年五六月间，义和团革命运动进入了斗争的高潮，其势如燎原烈火，不仅从北方向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而且烧到了清王朝的首都、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大本营——北京城。一时在北京城内，只见满街是一排排、一队队的红灯女儿和义和团英雄们，雄赳赳、气昂昂，高呼反帝口号，向敌人示威（当时称之为“踩街”）；只见到处是红红绿绿的传单和通令（当时称之为“揭帖”），痛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只见帝国主义分子、洋买办、贪官污吏，一个又一个被揪出来，一家又一家地被查抄；只见洋教堂一所又一所地被焚烧、封禁，洋货被禁绝。总之，在红灯女儿和义和团英雄面前，帝国主义分子、洋买办、贪官污吏个个被吓得目瞪口呆，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可终日。有的帝国主义分子跪在红灯女儿面前哀嚎着乞求活命；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抬出城去，企求活命；有的则在使馆的墙上挖一狗洞，以备鼠窜亡命之用。地主阶级的头子西太后，就在逃出北京以后，仍然惊恐万状，心有余悸。那些过去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统治者，往日的威风体面，如今统统扫地以尽。“红灯照”、义和团在北京城里主宰一切，“团曰可，不敢否；团曰否，不敢可”。在两个月内，把个北京城闹得天翻地覆，使一个死气沉沉的封建帝都，顿时变成了朝气蓬勃的反帝反封的革命中心。[※注]

比附的方法，根本不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然而在“文革史学”中却泛滥成灾。为了配合戚文，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赞“红灯照”》，说“‘红灯照’的英雄女儿们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注]“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是当时红卫兵的特色语言，社论用红卫兵的话说义和团，拿近代史比附现实，以达某种政治图谋之意再明显不过。《光明日报》的社论《红小将赞》则更进了一步，干脆不用比附，直接把义和团与红卫兵合在一起说事：“六十多年前震撼中外的‘红灯照’，是义和团运动中女青少年的革命造反组织……六十多年过去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震撼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小将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把红灯儿女的革命造反精神千百倍地发扬光大。”[※注]

正是在如此煽动之下，“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青少年疯狂使用暴力，搞打砸抢抓抄。北京师大女附中一群效仿“红灯照”的女孩，把自己的校长卞仲芸活活打死。北京大兴更是发生了把“黑五类分子”家家灭门的惨剧。对于义和团运动再现京城的景象，《人民日报》刊文《从“切洋街”到“反帝路”》，说：“去年八月十八日，当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带着冲天的干劲，从学校走向社会，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红卫兵们提出，北京是我们伟大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他们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支持下，倡议把解放前禁止劳动人民通过的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如果说，对待历史上的义和团的态度如何，是区别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分水岭，那么，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对待红卫兵运动，则是区分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反革命的试金石。”[※注]这类蛊惑性言论发出仅一个月，红卫兵就冲击了北京使馆区，酿成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给国家的外交声誉造成严重损失。而从史学的角度看，能够将六十多年前的历史事件重演一番，可谓是把史学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不过重演的却是一出民族的悲剧而已。

围绕戚本禹文章所发表的有关近代史的文章，其论述特点为“雷霆万钧的武断”，是那种不由分说便打倒式的。这恰恰反映的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特点。如前述已引的许多文章，首先就把对义和团的态度定位为“区别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分水岭”，那还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只要对义和团说一个“不”字，研究者自己便成了“反革命”，这是多么可怖的事情！按照这般逻辑，于是“研究什么”也成为“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试金石”。史红兵说：“不少的反动史家曾经用过大量的笔墨描述帝党与后党的斗争。在他们的笔下，光绪和帝党得到了赞美。实际上，帝党和后党，并无本质区别，他们是一丘之貉。他们之间的斗争，正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狗咬狗的斗争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把光绪这个卖国贼美化成‘救国’的英雄，这种历史的颠倒，正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注]研究帝党和后党，成了“反动史家”干的事情。那么，研究曾国藩、袁世凯便成了“和他们穿一条裤子”。“文化大革命”中，因此而倒霉的近代史研究者很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近代史研究成果寥寥的一个原因。

由史学充当工具和导火索的“文化大革命”，不久便达到了把国家主席刘少奇迫害致死，一大批高级干部被打倒的政治目标。继而，中国政坛又上演了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角逐、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一幕。1971年9月13日，林彪集团垮台。这样，原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只剩下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重病不起的康生。此时视周恩来为政治上最大障碍的江青集团便获得机会，开始了又一轮兴风作浪。1972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评周恩来在外交工作中的错误。1974年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在全国开始了一场新的运动——批林批孔。江青集团借“批林批孔”批周恩来等人争夺最高权力，用影射的办法，旁敲侧击，玩弄一套不光明正大的把戏。而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再次选中了史学，于是便有了以“旁敲侧击的影射”为论述特点的一批史学文章，也造就了“影射史学”的名词。应该说，利用史学进行政治影射，已不能说是史学及其方法，但其在史学界里盛行一时，则一方面是政治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史学及其方法的一种畸变。

江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控制了全国的舆论工具和思想文化界，并组织了一大批写作组。在这些写作组中，“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与“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政治作用最大，此外还有“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等。“梁效”，即“两校”的谐音。1973年10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组”，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等为笔名。写作组根据江青集团的政治需要，撰写文章。在短短几年中，仅“梁效”就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影射史学文章约占1/3），其中30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罗思鼎”写的史学文章也有一百五六十篇。由于这些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精神”，因此，一经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必予转载，各级干部和民众必须学习阅读，这就使得影射史学产生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持奴隶制的思想家》，不久，杨氏又作讲演说：“孔子在鲁国做宰相，不到七天就把少正卯杀了。少正卯当时是一个法治派人物，是主张革新的。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注]此后，江青集团开始用“孔子——宰相儒”来影射总理周恩来，做了大量的文章。9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儒家和儒家反动思想》，别有用心地从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说到“周礼”，又说到“周公”是维护奴隶制的“政治代表”，公然以批“周公”来影射攻击周恩来。11月1日，《红旗》杂志11期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这篇由姚文元亲自修改的阴谋文字，把“秦国丞相吕不韦上台，从事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作为议论重点，说：“吕不韦在秦国执政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为了突出“批宰相”，文章还说：“战国末期，齐、楚等六国所用的宰相，都是宗室贵族，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楚国的令尹子兰、黄歇，赵国的赵胜等。”该文发表后，江青、姚文元对批宰相吕不韦、批折中主义大加赞赏，要下面好好学习。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4月1日，由江青亲自布置，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撰写的影射文章《孔丘其人》在《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该文手段极其卑劣地影射周恩来，兹录几段：

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他的祖先原是宋国的大贵族，后来搬到鲁国。到他父亲邹叔纥一死，孔家就更加没落。孔老二从小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轻时就走上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道路。阶级的衰败和家庭的没落，更使他顽固地、狂热地为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孔丘终生的复辟梦想。它的集中表现，便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当中，有不少人写了专门著作，总结了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某一方面的经验，在认识史上有所贡献。特别是法家的一些优秀代表，如商鞅、荀子、韩非子等人，更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阐发了革新的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孔老二这个家伙却是“述而不作”，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

在他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

5月17日，又是江青一手布置，北大、清华写作组署名“柏青”在《北京日报》发表《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借骂孔子，用流氓式手法，对周恩来进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本来是个十足的大恶霸，可是在家乡，却装出一副谦虚诚实的样子，别人说话，他不吭声，象是个不爱出风头的老实人。参加乡里饮酒典礼，散场后，一定要耐着性子等老年人出去以后再走。……孔老二这样煞费苦心地练风度、练表情，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是为了做官，做官又是为了“复礼”。孔老二有个学生叫子夏的，对他的这一套，揣摩得很到家，并且做了一个总结，叫做：“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思就是：要威风凛凛，板起面孔，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用一种神秘性来唬人，使人望而生畏。这是一种脸谱。跟别人接近时，要“面带三分笑”，装出一种和蔼可亲的表情，借以笼络人心。这是一种脸谱。说起话来，一定要冠冕堂皇，无论是曲解夸大，还是弥天大谎，都要说得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使人感到很厉害。这又是一种脸谱。“君子三变”，确实是孔老二耍两面派的一种手法，被后来一切阴谋家所袭用。

孔老二一旦得势，爬进统治集团，就更加施展他那谄上骄下、投机钻营的本领。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车，动身就走。……经过国君站立的地方，虽然国君不在，也要现出庄重的脸色，两条腿盘旋而走。向堂上走时，提着衣服的下摆，弯腰低头，憋住气，就跟停止了呼吸一样。直到从堂上出来，走下一级台阶，才松了一口气，脸色恢复了平静的样子。下完台阶，端起胳膊，像鸟儿展翅一样，向前快走。回到自己的位置，又在做出惶恐不安的模样。

除了人身攻击，江青集团在治国的大政方针上，利用影射史学对周恩来进行抨击。其时，教育问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林彪事件后，周作为总理力图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瘫痪的国内教育，他布置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1972年10月6日），强调要重视和加强大学理科教育和研究。而江青集团则认为这是要用自然科学冲击马克思主义，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197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作为“批周”的一发重磅炮弹，《红旗》杂志同年第12期也予转载，文章写道：“孔子生于春秋晚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代。孔子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梦想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他极端仇视当时的社会大变革，哀叹‘天下无道’、‘礼坏乐崩’。”“他还办私塾，招收学生，想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够恪守‘周礼’的‘仁人’、‘志士’、‘圣人’，靠他们‘学而优则仕’，即读书做官，以复辟西周奴隶制度。”1974年5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柏青”的文章《“学而优则仕”析》，说：“春秋末期，奴隶制度日益崩溃，封建制度正在崛起。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尖锐。当时，就连孔丘的学生也纷纷跑到革新派那里去听讲，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孔老二对此极端恐惧。‘学而优则仕’，就是要把学生从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拉回来，重新禁锢在他的课堂里，用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毒害青年，使通过读书做官，去执行他的‘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维护和复辟垂死的西周奴隶制度，开历史倒车。”5月28日，《光明日报》又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丘的教育思想与“克己复礼”》，说：“解放后十七年来，由于刘少奇一伙篡夺了教育的领导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的学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文章把强调学习文化课说成是为了“复礼”即复辟，说：“孔丘为了培植‘复礼’的人才，向他的门徒大肆灌输‘复礼’的思想。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是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所谓‘文’，即周朝奴隶制的典籍，如诗、书、礼、乐等。孔丘自我标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也力图利用‘学文’，把学生引向复辟倒退的道路。”

周恩来主持的政府工作，主要一块是经济，要攻击周，必须以此做突破口。而周的经济工作理念，是尽快使国家实现现代化，对此自然要引进、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这便成了江青集团批周的靶的：“崇洋媚外”——“卖国投降”。近代史在此又派上了用场，从而形成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比较集中的一批文章。1974年3月8日，江青集团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发表署名“景池”的《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一文，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以购买和仿造洋枪、洋炮、船舰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这个运动是由清王朝内以保卫孔孟之道为己任的曾国藩、李鸿章发动和组织的。这班‘洋务派’官僚，熙来攘往，出入于外国公使、领事、商人、军官之间，以博取洋大人的青睐为荣，他们把‘洋务运动’吹嘘为‘求富’、‘自强’之道，认为是‘入圣之门径’，‘报国之经纶’……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接着，文章以洋务运动买外国“不堪用之船”的事，来影射周恩来关于建设远洋船队要造船与买船并举的方针，指买船就是“卖国”，说：“一百年前的喧嚣一时的‘洋务运动’，已经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了。曾国藩、李鸿章之流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已经落得个遗臭万年，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了。但是，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为了实现反革命复辟事业，总要祭起崇洋媚外的破旗。卖国贼的衣钵后继有人。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林彪等民族败类，不是一个又一个继续从事曾国藩、李鸿章未竟的卖国事业吗？他们同自己的‘先辈’一样，都是尊孔派，都要保存和复辟旧制度，都要开历史的倒车。”同年《红旗》杂志第8期，又发表上海市委写作组授意撰写的另一篇文章《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署名“陈今”），文章说：“当年主持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就是由崇洋走向卖国的黑标本。他曾经无耻地宣称自己‘喜谈洋务乃圣之时者’，的确，洋务也颇行时了一阵子。媚洋能手李鸿章，不仅在政治上‘联各国之好’，在军事上购买洋枪洋炮，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一个乞讨外国资本的叫花子。设备、原料、技术统统靠帝国主义洋大人‘恩赐’，办工厂还雇洋专家主持。总之，一切都‘洋’化了。”“崇洋，就是‘全盘西化’，它抹煞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把一切都说成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好。”“只要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尊孔卖国派就不会绝迹。因此，尊孔崇洋与反尊孔崇洋的斗争，还要在中国长期地继续下去。”10月，江青又蓄意制造了一个“风庆轮事件”[※注]，与分担、接替周恩来工作的邓小平发生冲突，所谓斗争“还要在中国长期继续下去”，正是其计划中的整邓阴谋。[※注]其时第四届全国人大正在筹备中，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呈白热化状态。

影射史学的最终政治目的，是江青集团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为此，用历史人物吕后、武则天等，来比附江青的文章成了当时的一种诡异现象。1974年6月15日，江青对她控制的写作组成员说：“为什么武则天得人心？在那样的社会一个女人能当皇帝，重臣为她所用，就是因为她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基础比李世民宽广多了。当时二十万人上书要武则天当皇帝嘛！这一定有她的社会基础，她的政策符合更广大的地主阶层。”[※注]18日，江青又对写作组成员说：“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历史人物值得考虑，吕后，她是伟大的政治家，封建政治家，法家，不能低估，因为刘邦去世后，天下没有乱，是和吕后执行了法家路线有关，以后才有文、景、武、昭、宣。”[※注]6月20日，江青又要求北大、清华写作组在撰写《法家代表人物介绍》时，“吕后要作为单独一条宣传一下”[※注]。于是，吕后被这样写道：“‘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高祖死后，执政十六年，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刘邦死后……吕后为防止发生动乱，决定亲自掌权。”[※注]8月1日，经张春桥、姚文元精心修改的“罗思鼎”的文章《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在《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该文原稿曾有大段吹捧吕后的话：“在楚汉相争及巩固汉朝中央集权的斗争中，吕后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秦始皇死后，群龙无首，使赵高有机可乘。汉朝初年，继刘邦而执政的吕后在刘邦的大臣中有极高的威信，虽然惠帝懦弱无能，但能够以吕后为中心形成坚强的政治核心，稳定局势，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否则，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也可能重蹈秦二世而亡的覆辙。”文章发表时，又删去，改为“楚汉相争”中，“远远不是项羽的对手”的刘邦，“最后却越战越强”，原因是“关中在吕后、萧何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建设，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刘邦有关中根据地作为坚强后盾，因此稳操胜券”。汉朝建立后，“刘邦、吕后刚毅地消灭了韩信、彭越等人的叛乱，保卫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两个月后，在《红旗》杂志第10期署名“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同样露骨的话终于说了出来：“秦始皇死后，法家路线就告中断，而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同样是处在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和西汉王朝在中央政权中长期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有很大关系。刘邦从秦王朝的灭亡中，认识到中央领导集团的极端重要性。他坚持法家用人路线，在斗争实践中选用人才。”“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象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即使发生了武装叛乱，也能够加以削平。”这显然是公开为江青集团大造舆论。在此之前，8月20日，“梁效”的另一篇文章《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在《北京大学学报》当年第4期发表。文章说：“唐太宗死后，唐高宗李治即位。围绕着发展还是改变唐太宗的这条路线，围绕着是继续建立和巩固庶族地主统治，还是维护和复辟士族大地主垄断政治，儒法两家展开了极为尖锐的斗争。武则天正是在这样的斗争风浪中，大步地登上政治舞台的。”文章还别有用心地把武则天同复辟势力的斗争说成是同“宰相”们的斗争，最后不加掩饰地道出：武则天“终究是一位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称之为：法家女皇武则天，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四人帮”利用近代史继续做文章攻击周、邓等人的举动一直持续到1976年。1975年，“梁效”在复刊不久的《历史研究》上发表《洋务运动与洋奴哲学》的论文，此文叙述相对系统，从中可以看出江青集团要做全面、长期政治、思想斗争的架势，这自然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影响。文章说，洋奴哲学是伴随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在洋务运动中形成的一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国内反动派推行崇洋媚外、投降卖国路线的重要思想基础。大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以及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刘少奇、林彪，都是洋奴哲学的狂热鼓吹者。这种反动哲学，根深蒂固，流毒甚广，至今还有影响。文章又说，洋务运动的纲领，是后期洋务派头目张之洞所总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把购买和仿制镇压人民的洋枪洋炮作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和“第一要务”，这说明他们并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维护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如果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还企图以孔孟之道作为这个反动同盟的盟主的话，那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则越来越占据突出的地位，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胡适所鼓吹的“全盘西化”，是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口号。“全盘西化”，在政治上就是丧权辱国，全盘出卖祖国的独立和主权。在思想上就是颂洋非中，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在经济上就是散布对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迷信，使中国经济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文章最后说，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帝国主义不断地在我国寻找新代理人，这就使洋奴哲学仍然有着继续存在的条件。因此，我们同洋奴哲学、投降主义的斗争，不能不是长期的，而且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成为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注]1976年初，因周恩来逝世引发“天安门事件”江青集团再不需要用影射来说话了，于是其御用写作组的署名文章《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便公开讲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造船工业迅猛发展，万吨巨轮远航海外，宣判了邓小平鼓吹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的彻底破产。我们不由想起了一百年前李鸿章所经营的那家轮船招商局。因为从李鸿章这个近代洋奴身上，可以照见邓小平这个当代洋奴的丑恶嘴脸。”[※注]

前已述及，影射史学是史学政治化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虽且谓其史学，实际上已无学术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宣传舆论工具的作用，影射史学所宣扬的谬误思想理论对我国思想学术界仍有不小的影响。让我们略作论列。

影射史学猖獗的时候，其宣扬最多的观点便是：一部中国历史直至今日，始终贯穿着儒法斗争。儒法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法家进步，儒家反动；法家爱国，儒家卖国。“梁效”的重点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说：“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阶级专政代替另一个阶级专政这种完整意义的社会变革，除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以外，实际上就只有封建制代替奴隶制那一次。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在那场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注]“梁效”用另一笔名“柏青”著文说：“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政治上，总是表现为前进和倒退、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斗争，坚持国家统一还是搞分裂割据的斗争。……在民族矛盾激化，如汉代、宋代面临着匈奴、西夏、辽金的统治者侵扰的情况下，儒法两家的斗争，又常常表现为坚持抗战还是妥协投降。在近代史上，尊孔和崇洋卖国是紧紧结和在一起的。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等尊儒反法派，哪一个不是卖国主义者？儒法两条路线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斗争，同样一直继续到现在。”[※注]“罗思鼎”用另一笔名“石一歌”著文说：“儒法之争既然是前进与倒退的两条路线斗争，那么当然只有与革命共命运的彻底的革命者，才能真正认识这场斗争的实质，认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与现实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把对法家的评论和对儒家的批判，变成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对阶级敌人的批判。”[※注]

真实的历史则是：儒家和法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学派。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主张以德治国。法家则主张以“法、术、势”治国，即以严刑峻法和帝王权术相结合，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作为传统文化，儒家和法家都有其精华与糟粕。现代社会与它们的关系，是一种继承与扬弃的关系。影射史学家们用政治实用主义和思想极端主义，把儒家和法家这两个思想学术派别完全对立起来，否定一家，肯定一家，并与现实问题任意挂钩，是十分荒谬的。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而路线斗争的概念，则是联共（布）党史中党内斗争的专有名词。影射史学家们把这些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搅和在一起，弄出一个所谓“儒法斗争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怪说，实在是制造了当代思想史上的大笑柄。

在批儒评法运动中，影射史学家们肆无忌惮地颂扬中国历史上以秦始皇为代表的暴君与暴政，充分暴露出江青集团的法西斯残暴嘴脸，对思想文化界遗毒不浅。1974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略论秦始皇的暴力》，公开赞颂秦始皇的暴力是“革命暴力”，并且歪曲历史说：“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我们却看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那些曾经被秦始皇革命暴力打击得狼奔豕突的反动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咒骂起秦始皇对农民的暴力来了。”同年《学习与批判》杂志刊出署名“康立”的文章《孔子、儒家和礼》，一边影射周恩来，一边颂扬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烧的是吹捧周礼的儒家经典，坑的是复辟周朝分封制的复古派”，“反动儒生们骂他‘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但是秦始皇如果用周礼，那他就无法建成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了”。众所周知，秦始皇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统治最残酷、使用暴力达至极点的暴君，可是影射史学家们却说秦始皇的暴力好得很，不是多了，而是少了！9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同年第4期），该文说：“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这些反革命的儒，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存在，正是赵高篡权、妄图复辟的社会基础。”“唐晓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说：“秦始皇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对那些复辟势力的打击不够坚决，镇压很不彻底。……秦政权并没有对这些反动奴隶主采取有效的专政措施……以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为代表的奴隶主残余势力，仍然广泛存在于各地，伺机而动，时刻梦想复辟。……但秦始皇仅坑了咸阳的四百六十个儒生，而对那些钻得深、在背后进行复辟活动的危险敌人，则似乎没有采取措施给予清除和镇压。”[※注]

影射史学家们甚至编造出秦始皇“爱民”，受到人民支持的谎话，说：“秦始皇还采取了‘忧恤黔首’的政策。在徭役法中规定：首先征发有罪吏、入赘富家的农民、商贾；其次是曾为商贾或父母、祖父母为商贾的；再次是富人；最后才是‘闾左’，即解放了的奴隶。”[※注]“秦代农民负担的徭役并不是很重。”“他（指秦始皇——引者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得到了‘黔首’们的普遍支持。”[※注]“罗思鼎”等还借人之口大肆吹捧秦始皇，说：“唐代大诗人李白说：‘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代的儒家叛逆者李贽歌颂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则直率地认为秦始皇‘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腑’，‘不妄诛一吏’；如果秦朝继任者得人，‘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注]梁效说：“章太炎高度评价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法家实践家秦始皇，称赞秦始皇治理政治，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个掌权者都搞得好；称赞秦始皇实行法治，任人得当，赏罚严明，拿后代的一些有名的皇帝和他比，那些人不过是深池，而秦始皇犹如耸入云霄的高山，即使把秦始皇的功业与相传的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也不足以表明他的高大。”[※注]

我们知道，儒家学术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仁者爱人”“和为贵”“有教无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至今闪耀光辉，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虽然，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之后，儒学渐渐变成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其保守、消极的一面曾对中华民族的进步起到过阻碍作用，但继承精华、扬弃糟粕，仍是对待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江青集团及其控制的影射史学家们以极端主义加阴谋政治的观点和做法，对儒家大张挞伐，不仅否定一切，而且扣上“复辟”“卖国”之类不着边际的骂名，对孔子其人更是极尽辱骂、诬蔑之能事。“梁效”说：“孔丘此人，阴险狡猾。明明要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吃人政治，却偏偏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他平时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不射窝里的鸟，不用带许多钩的大绳钓鱼，简直是不仅爱人，而且连鱼、鸟都爱。实际上，他是一个心黑手狠的恶鬼。”又说：“孔丘还拼命鼓吹‘信’。说什么‘做人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妄图要人们相信他孔老二才是天下最讲信用的人。其实，‘信用’从来就是有阶级性的。孔老二的所谓‘信用’，不过是奴隶主贵族骗人的手段。”[※注]署名“洪群”的文章批判道：“孔子是讲‘仁’、‘德’、‘爱人’的。比如，什么‘为政以德’呀，什么‘仁’是‘爱人’呀，等等，真是说得天花乱坠。……孔子的所谓仁政也好，德治也罢，都不过是骗人的东西。他的‘仁’和‘德’是施于奴隶主的，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从来都是缺德无仁，有的只是血腥的残害和屠杀。”“孔老二说‘有教无类’。反动统治者一直大肆吹嘘孔子所主张的‘有教无类’是什么不分阶级招收学生，把孔子打扮成‘全民教育家’，这完全是欺人之谈。有同志已经揭穿了‘有教无类’的原意是主张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的一种反动手段。”[※注]可以看出，这种所谓批判，正是“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华文化的大浩劫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