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黎澍与新时期思想解放潮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以江青为首的所谓“四人帮”集团覆灭。“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便收场了。作为“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的史学领域，饱受摧残的学者们强烈要求清算“文革史学”。在随后的几年里，史学界发表了很多批判“四人帮”，特别是“文革史学”的文章。其中，较具思想价值的，当数黎澍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的三篇文章：《“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黎澍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我们看到，黎澍的上述三篇文章是一个完整的反思过程，其代表了中国史学界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较高的认识水平。

黎澍在《“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一文中指出，江青等人出于史学之外的政治目的，在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中，虚构历史公式，拼凑出一个从古到今与儒家相对立的法家阵线，这种胡说八道，是对历史学的大破坏。黎文的叙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来是复杂的，变化多端的，这种变化有它的规律性，然而决非是整齐划一的，按照某种刻板的公式发展的。儒法斗争在先秦一个时代存在过。但是当时百家争鸣，不仅存在儒法斗争，在儒墨之间，儒道之间，都有斗争。对儒学取批判态度的可以是法家，如韩非、李斯；也可以是墨家，《墨子·非儒》篇对儒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但是对孔丘其人批判最为尖锐有力的还是《庄子·盗跖》篇，《庄子》是道家的著作，以盗跖名义对孔丘进行的指摘是从道家立场出发的，是儒道斗争。江青的文学侍从们把它说成是劳动人民批孔，无疑是大大的错了。同样，尊儒的人有反法的，有不反法的，尊法的人也未必都反儒，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汉以后，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可是并不同法家处于对立状态，而是同为统治阶级统治老百姓的手段。积极提倡改革确有尊法思想的人如王安石，倒是满口仁义道德，自谓是孔孟的忠实信徒，并且是以“复周礼”为口号的实践家和经义取士的倡导者。非难孔学的人也往往并非因为尊法，例如王充，他写过《问孔》、《刺孟》等著作，对儒家的学说和记载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论难；也写过《非韩》，并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对商鞅、韩非和秦始皇反复进行批评，态度鲜明地表明他并不尊法。有的人对孔丘时有不逊之言，也并非因为尊儒，而是别有所尊。例如李贽反对假道学，甚至非议过孔丘，主要是因为他崇尚陆王，崇尚佛学，还一度做过和尚，对自命儒家正统的程朱乃至对孔子也就看得不那么神圣了。洪秀全反孔，主要因为他是农民革命的领袖，代表农民的利益，要求冲破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的罗网。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在西方输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自然学说冲击之下，儒学面临危机，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为“孔子圣之时者也”，应当改造儒学，使之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一种是认为儒学妨碍了中国的进步，应当对它的复古保守思想进行批判，使人们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代表前一种倾向的是康有为，他是儒家学派的著名今文经学家，又是戊戌维新的首领，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企图把孔丘塑造为维新派的祖师爷；后一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他是儒家学派的著名古文经学家，辛亥前反清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在他的革命意志最为奋发的时期，不但写了《订孔》一类的文章，提出重新评价儒学的问题，而且写了《诸子学略说》，对孔丘为人的品格表示了怀疑。但不论康有为也好，章太炎也好，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不是什么法家。

另一类公式，诸如主张统一或分封，对秦始皇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更不足以作为划分儒法的标准。即使在战国时代，儒法两家在建立统一国家这个问题上也并没有分歧。谁给他们官做，他们就支持谁来建立统一国家。这是当时儒法两家到处投靠主子的一个大题目，因为各独立王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就看由谁来统一了。最后是法家李斯协助秦始皇建成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制定了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并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修筑了宽阔的可以行车驰马的道路，加强全国各个地区的联系，等等。这是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些成就却是靠着残暴地镇压反对者和残暴地使役和镇压人民群众而取得的。因此，在历史上对秦始皇从来有两种评价，或强调其残暴而大加抨击，或着眼其对统一的贡献而予以肯定。但是肯定秦始皇建立统一国家作用的人决非都是法家。王船山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极力抨击法家，然而对秦始皇建立统一国家的作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至于说法家都拥护统一，儒家都反对统一，那更是笑话。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多数的割据势力都是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只是都想统一别人而不想被别人统一罢了。试问他们到底哪个是儒家哪个是法家呢？

黎澍以其独立的见解，纵论被江青集团胡说八道而搞乱的中国历史的真相，继而他揭露“对历史本来说不上有什么兴趣”的江青等人用“影射史学”，攻击周恩来总理及中共老干部，企图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那么“四人帮”何以用“儒法斗争”这样的货色来为夺权制造舆论呢？黎澍尖锐地指出，这是“帝王思想泛滥”的表现：

夺权以后由谁来掌权呢？江青的讲话早把消息透露出来了：“吕后了不起，帮助刘邦打天下。刘邦没有杀韩信，吕后果断地杀韩信。”“吕后要作单独一条宣传一下。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吕后主要是执行法家路线，是汉高祖的路线。”毛主席曾经指出：“江青有野心”，想做共产党的吕后，一朝权在手，就要大杀诸如韩信一类的老干部以建立她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这就是江青的野心。

梁效、罗思鼎之流居然死心塌地地做江青的保皇党，以歌颂吕后来向她逢迎献媚，胁肩谄笑，乃至把整个历史学引向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方向。早已腐烂发臭的帝王思想由于他们一心想要攀龙附凤的反革命宣传而大大泛滥起来。从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直到康熙、乾隆皇帝，一大批封建统治者都被他们戴上了法家的头衔，无条件地加以颂扬。这个所谓儒法斗争的骗局，是对中国历史学的空前未有的大破坏，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实用主义代替了一切，尤其重要的是把历史学变成了“四人帮”搞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他们的劣迹如此昭彰，那么，他们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摆出一副唯我独革的架势，两相对照，人们识别出他们的真假来，不是很容易的吗？

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中，黎澍进一步论述道：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早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但是余毒未净。帝王思想、特权思想、贾桂思想等等，至今鬼影憧憧，若隐若现。过去由于这种封建思想已经随着封建统治的灭亡而变成非法的，并且在一般人心目中是非常落后和可笑的，所以它们的存在不为人们所重视。“四人帮”把封建专制主义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把无产阶级专政篡改为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事实，不能不令人作以下的思考：

中国是否需要改变旧制度，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来挽救危亡，曾经是一个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其实事情非常明白，中国要能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必须经过民主革命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实现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思想上的障碍是很大的。必须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一场真正的革命，不但批判孔孟之道，破除儒家思想束缚；而且批判一切封建思想，破除包括法家在内的封建思想的束缚。欧洲资产阶级还在封建母胎中形成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创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全部政治理论。这个思想上的变化历时一百多年之久，准备是很充分的。这就使得他们能够经过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使生产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因此，在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虽然也有过反复，但是再回到封建时代去已经不可能了。封建贵族要能继续存在，也必须使自身资产阶级化。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远未成熟的资产阶级从西方输入甚至他们自己也还不甚了了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共和思想，在内部并未经过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直接发动了改革政治制度的运动。辛亥革命赢得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胜利，但是并未铲除封建生产关系，更未认真批判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封建思想。它依然像迷雾一样笼罩着人们的头脑。袁世凯和张勋相继起来宣告复辟帝制的丑剧，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革命的重大必要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举起了彻底反帝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旗帜，批判孔孟之道，介绍新思潮，一时成为风气。这次思想革命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使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走俄国人的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彻底的办法。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毛主席领导下，革命很快转变为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反对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的革命暂时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对孔孟之道固然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和系统的批判，对法家思想的清理甚至没有开始。

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绝非就是暴政。“四人帮”把专政和仁政对立起来，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妄想依靠暴政来建立和保持他们的统治：

无批判的尊法思想在“四人帮”及其发言人梁效、罗思鼎的言论中表现出一种倾向，认为只有法家的严刑峻法的统治才算得是专政，因此暴政绝对好，仁政绝对坏。

梁效、罗思鼎把所有被他们推崇为法家路线的专制帝王都看作是当时的革命领袖。凡是这些专制帝王为了巩固权力而进行的大屠杀，他们都肯定为对反革命的镇压，大加颂扬。从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他们的一副磨刀霍霍，跃跃欲试的样子。他们的这个样子可以使人毫不怀疑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那是会要大开杀戒，不惜千百万人头落地的。罗思鼎在《论尊儒反法》一文中写道：“‘焚书坑儒’这个镇压奴隶主复辟的革命行动，到了一千八百年后的明朝，还‘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如果历史上的一次革命行动，能够在几百几千年后还使那些反革命死硬派胆战心惊，岂不令人痛快，岂不是一件大好事！”这种杀气腾腾的言论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透发言人夺权之心是多么的迫切！“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虽是李贽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评语，但决非单纯的历史评论，而是曲折地反映了明朝皇帝的大屠杀在群众中造成的恐怖感。朱元璋政权建立以后，杀人之多超过了历代帝王。许多地方小吏为了向皇帝讨好，上表歌功颂德，都因表文用字触犯忌讳，被杀了头。杀头如此容易，尽管罗思鼎大呼“痛快”，当时的人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的实际感受决不会是罗思鼎那样的踊跃欢呼，而只能是害怕。这些被吓得胆战心惊的“儒生”是不是反革命死硬派，是可疑的。以“四人帮”惯用指桑骂槐的下流伎俩而言，罗思鼎既把所谓“儒生”悍然称之为“反革命死硬派”，那就决不是指明朝的酸秀才，而是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培养起来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四人帮”认为这些人是篡党夺权的障碍，只有把他们大杀一场，才能实现在酝酿之中的阴谋，建立“四人帮”的法西斯王朝。

在《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一文中，黎澍严肃地提出：

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发展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的破坏，还造成了长时间的大倒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一倒退深深地打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印记。中国民主革命早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社会也早已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严重现象？今天，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我们正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始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的万里长征。在未来的征途上，怎样才能使这种复辟危机不再发生，使我们的事业不再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状态？这是摆在人们面前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落幕，人们还沉浸在感性的“伤痕”情怀之中时，黎澍以史学家的洞察力直揭“文化大革命”的要害是“深深地打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印记”，并明确指出：“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这是史学理论界对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贡献。黎澍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传统思想影响之深广；论述了在中国进行思想革命，使人们乐意接受封建生产方式的改变，实在比登天还难；论述了“五四”以来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程及其不足。他一针见血地说：

在“四人帮”控制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的时期，由于他们都是满脑子专制主义思想的人，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权力是无限的，把群众看作虫蚁，任意加以践踏，因此在全国范围发生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性政治斗争，形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发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是“四人帮”对悼念周恩来同志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血腥的镇压和迫害，造成国家脱离社会而与社会尖锐对立的严重事件。无产阶级专政在“四人帮”操纵下可以变成野蛮残暴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和必须从中吸取教训的大问题。

“四人帮”导致的国家权力的蜕变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这种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林彪和“四人帮”在早年还伪装社会的公仆，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一朝大权在手，马上把脸一抹，变成社会的主人，滥用他们窃取的权力不顾人民死活，违反经济发展的规律而行动。他们根本反对发展生产，反对提高生产力，甚至说：“颗粒无收也不要紧。”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先后窃据大部分国家权力倒行逆施达十年之久，最后是在我国社会经济已经被破坏到了崩溃的边沿形成的压力下才陷于崩溃的。他们垮了，人民也快被他们拖到绝境了。

作为近代史专家的黎澍，在“文化大革命”噩梦醒来的早晨，以这样振聋发聩的言论，成为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先声。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以极大的鲜明性公开宣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这篇掷地有声的文章，立即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并作为思想解放的号角而载入史册。思想解放的大潮也同时在史学界涌动。戴逸著文对史学的思想禁锢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林彪和“四人帮”大肆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惯用的卑劣手法之一，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片言立论，脱离具体的条件而高喊什么“句句要照办”。他们炮制了一种特殊的宗教戒律，以之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思想体系。其流毒所及，思想是非、路线是非被颠倒，历史被篡改，党的优良的学风文风被破坏。历史学中，禁区重重，举手投足，辄犯忌讳；有过贡献的历史学家遭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历史学界一片萧条，万马齐喑，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猖獗一时，横行无忌。[※注]刘泽华发表文章《砸碎枷锁，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指出：“四人帮”及其同伙的所谓“史学革命”，是他们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组成部分。为了达到称王称霸的目的，他们祭起了两大法宝：一是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取消百家争鸣，以帮言号令天下；二是以反对纯学术和折中主义为名，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置于死地。“四人帮”在这方面造成的混乱，远未消除。有必要拨乱反正。他大声疾呼：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主要内容就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史学领域中的许多“禁区”便是为此而设的。为了行禁，又总有相应的禁条。不打破这些“禁区”、“禁条”，繁荣历史研究就是一句空话。韩儒林也强烈要求“打破禁区，解放史学”，他把“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史学界的现实直接相联系，说：历史科学的实践，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详细占有史料，对史料作综合和分析，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通过实践丰富它、发展它。分析、综合史料，从史料中得出历史的真实，寻求事物的发展规律，引出正确的结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注]吴泽、桂尊义的文章《实践标准与历史研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判断历史是非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详细占有材料，从大量历史事实中引出固有的、带有规律性的观点、看法、结论。只有这样的观点、看法、结论，才能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举凡从概念出发，或者用以论带史等方法去研究历史都是错误的。他们说，革命导师在从事历史研究过程中非常尊重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法，从不把自己的历史理论和结论看作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在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因此，史学工作者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践第一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注]周谷城发表谈话，对“四人帮”在学术领域“打棍子、抓辫子、戴帽子”的做法深恶痛绝，说这种流毒如果继续流传下去，将会产生三个恶果：一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将消灭于无形；二是阻止现代文化、学术的发展；三是造成中国人愚昧无知，倒退到原始时代，最终亡党亡国。[※注]侯外庐则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强调要有“科学的诚实”，即“毫无顾忌地”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这就要在历史研究中排除“长官意志”的干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绝不因为“长官”怎么说了，就怎么去写历史。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应当“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科学上的诚实态度还有助于在理论上坚持原则，克服摇摆，避免当风派人物。他指出解放思想，就要勇于创新，但“四人帮”时期史学界只能帮云亦云，奉命唯谨，稍越雷池，便有大祸。这种新蒙昧主义给某些人思想上的“内伤”还相当严重。这些人习惯于随大流，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这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注]

在新时期史学界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历史研究》杂志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不仅刊发冲破禁区、思想解放的研究论文，而且以编者的言论推动了这一进程。1978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编者的话《大家都来提倡自由讨论——答读者》，是这样说的：

本刊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傅孙同志的，一篇是延陵同志的。两篇都谈到“孔子杀少正卯”的问题。细心的读者发现两篇文章的论点不一致：一篇说历史上真有这回事，一篇说很可能没有这回事。于是，许多读者写信给编辑部，望予“纠正”或“澄清”。

读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但有一条意见却较为集中，这就是：同在一期刊物上，对同一个问题，怎么会出现两种说法，岂不自相矛盾？

毫无疑问，读者的用心是好的，对科学问题负责之诚，对作者和编者爱护之殷，跃然纸上。我们以有这样严肃认真又满腔热情的好读者，感到非常高兴。可是，这里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难道同一期刊物上，对同一个问题，不可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说法吗？

这么一反问，大家多半都会回答说：当然可以有。那么，为什么许多同志当看到不同的作者对同一个学术问题看法有分歧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惊诧，觉得是“自相矛盾”，甚至觉得是出了纰漏，需要赶快设法弥补或加以纠正呢？只能说，读者的这种心理状态和看问题的习惯，表明前几年“四人帮”把毛主席亲手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破坏得太厉害了。“四人帮”一伙在学术领域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使得我国社会科学园地上百花凋零，荒芜寂寥；毛主席一贯提倡的自由讨论问题的民主空气被破坏殆尽，万马齐喑。对于那种局面，我们的同志憋了一肚子气，痛感非把它彻底打破不可，所以“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战斗的热情便象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但应当看到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四人帮”横行霸道造成的使人窒息的气氛，却也使得一些被迫在其中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同志，乍一看到我们的报刊上出现了发表不同学术见解的情景，反而觉得很不习惯了。

这一次读者在“杀少正卯”问题上，看出了意见不一。其实，在我们国家里，这些不一致的学术观点的存在，是很正常的；而象“四人帮”把各种不同意见一律压下去，使得报刊上只剩下清一色的帮腔帮调，那才是反常的现象。

同年，《历史研究》第12期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文章赞赏不久前在长春召开的古史分期学术讨论会上不同学派平等讨论问题的新风气，说：

社会主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制度。没有最广泛的人民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允许各种学派存在，允许各种学派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去探索真理，进行争鸣，并以国家权力为之提供条件，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所以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是出现群芳斗艳，群星耀天的时代。

毛泽东同志制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二十多年了。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已经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爱打棍子的已经把棍子打断了，给人家乱扣帽子的，帽子飞到自己头上了，戴着学术假面具搞阴谋诡计的，露出了他们的原形，结果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现在是已经到了认真贯彻执行这个伟大的方针，把林彪、“四人帮”扼杀的历史科学真正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时候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在党的高层开始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又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并且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也决定了中国史学界的治学方向，奠定了新时期史学的思想基础。又过了两年多，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政治结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政治结论，也是对“文革史学”的判决。该《决议》还对毛泽东晚年“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的错误，做了社会历史原因的分析，这也是史学思想理论的重要资料，值得记录于下：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第二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史学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大曲折、大灾难后，史家又经历了一个政治大清算、思想大解放的过程。然后，人们开始想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的反思，自然是首要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作为科学、作为真理被引进中国的，在它的发展道路上怎么会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反科学、反真理的“大破坏”呢？痛定思痛，不能不令人深刻思考。在新时期之初的年代，系统进行这种反思的历史学家，仍应首推黎澍。他的这种反思，与后来胡绳晚年的反思，性质是相同的。相比之下，黎澍更早跨出了这一步。

1979年《历史研究》第11期发表黎澍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在这篇文章中，黎澍说，回顾我国社会科学走过的这段曲折和坎坷的道路，我们应当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呢？第一，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坚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任何主观愿望出发。我国社会科学一度从发展转入停滞，就是因为走上了主观主义的歧途，社会科学一旦脱离实际，必定走向反面，变成非科学甚至反科学。出于一种主观目的，又以本本作根据，便是教条主义，其最初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代替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后来出现的公式化是这种教条主义的必然发展。这种思想倾向造成的一个最有害的后果，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根本观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方法，使人不敢独立思考，在工作中失去创造性。其结果不仅妨碍了科学研究，而且导致在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反动的封建法西斯主义面前失去战斗力。第二，必须尊重辩证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把它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我们的社会科学还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着一种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这种倾向是极“左”思潮的表现，是随着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产生的。简单化表现在历史学领域，如只能讲阶级斗争，不能讲阶级社会是不同阶级的对立统一；只能讲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能讲封建统治阶级某些调节政策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即使在近代，也是农民的朴素反抗或某些采取严重落后形式的斗争优于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到70年代，江青还捏造出一系列儒法斗争的公式，诸如儒家保守、法家进步，儒家反人民、法家爱人民，儒家唯心主义、法家唯物主义，儒家是投降派、法家是爱国派，等等。诸如此类的公式，不但否定了对立阶级之间、矛盾双方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否定了历史的基本联系，否定了经济规律、艺术规律和一切社会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这种错误倾向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农民和地主、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绝对化，认为对立的双方没有任何联系，社会似乎从来就是分裂的。由此又产生了一系列死板的概念：被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和活动总是坏的，落后的，反动的；无产阶级和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从来就是很高的，没有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从剥削阶级接受或继承任何东西；因而阶级社会历史的内容无非就是剥削阶级的罪恶的堆积和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罪恶的讨伐。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谴责这种罪恶和歌颂这种讨伐。据说只有按照这样的观点解释历史，才算得是坚持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其实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只是为了不怀偏见地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不是相反。所以这个立场的基本要求，就是承认事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考察社会历史，首先必须把阶级和阶级斗争同一定的生产方式，同生产方式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联系起来，并且承认归根到底是后者决定前者，而不是相反；其次必须承认这种联系总是历史的、具体的。简单化倾向的最大特点，恰恰是离开了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分析，离开了具体历史条件来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结果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变成了固定公式的简单的重复，变成了毫无具体内容的抽象，到处套用，以致往往得出否定先进事物、肯定落后事物的荒唐的结论。第三，必须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来对待科学。科学本身要求研究工作者有客观的冷静的态度，不容有任何偏见。对科学问题不能武断，也不能允许多数人的或其他力量的强制。科学的发展不但需要物质条件，而且要有相应的政治条件。为什么“双百方针”不能贯彻执行呢？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分清或者故意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不同的性质。其实这种看法根本错了。因为它的前提是：人民在政治问题上根本不应有发言权。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这个规定有普遍意义，并且首先指对政治问题的发言权，它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事实表明，如果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人民在政治上不能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保障。经过这样一番教训，我们应当清醒过来，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必须有适当的政治条件。此事可谓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因为于今任何进步的学术思想都有民主性质，马克思主义学术尤其有民主性质，与专制主义不相容，但是在我们中国，封建传统有悠久的历史，是我们难以摆脱的负担，民主制度在近一百年来始终未能确立，更没有形成传统。清朝拒绝立宪，直到灭亡。北洋政府是复辟丑剧以各种形式不断上演的舞台。国民党在当政的长时期中，一贯醉心于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新中国很快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宪法，可是还没来得及制定完整的法律，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给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切实的保障。黎澍从上面讲的三个教训中，提出必须建立民主与法制的社会，必须依据宪法，给人民以公民权利和学术自由。这在三十多年前中国踏入新时期之初，的确是一种先见之明。

《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和1984年第1期又先后发表黎澍的两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反映出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与重建更加深入的认识。黎澍回顾与检讨说：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反动政权，为建设新中国扫除障碍，这个目标不实现，一切建设事业（包括科学事业的建设）都谈不上。在那种情况下，许多党内历史学家和党外进步学者，运用历史学作为一种对敌斗争的工具，对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活动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有些人还借用历史影射当时反动派的一些头子，希望借此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当时这类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就历史方法论看则是有缺点的。因为严格说来，那种根据眼前对敌斗争的需要，对历代统治阶级的无论什么活动一概否定，只应看作是一种激励革命情绪的宣传，而不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从历史科学的要求来说，是不可取的。正因为如此，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解放后都不再用这种方法来写历史，并且对解放前所写的著作中的这一类内容进行了自我批评。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才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应采取的态度。尤其是在推翻反动政权之后，维护和提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从此无产阶级自己成了统治阶级，中国共产党成了领导整个国家的党，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需要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前的伟大事业服务。历史科学愈是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和客观规律，愈是真实地反映中国历史的丰富内容和诸多特点，就愈能为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帮助，愈是对我们的事业有利。事实证明，历史学如果离开了科学性，就势必为种种错误的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所左右、所利用，也就难有更大的成就。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的历史学还在很大程度上受苏联的影响，因为那时我们认为苏联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社会主义理想国，在各方面都是我们的楷模。苏联历史学中的教条主义也趁机来到了中国，在中国历史学中流行起来。苏联历史学以教条为根据，为教条作注脚，以教条代结论，我们的历史学亦步亦趋跟了上去。检查那时的出版物，不难看到连篇累牍的苏联历史著作的引证，对苏联历史学中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真可说是深信不疑了。……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研究历史，好像就是为了去引证“本本”上早已作出的结论。

黎澍还回顾与反思了我国历史学界在1958年发生的所谓“史学革命”（亦称“拔白旗”运动），指出它不是革命，而是倒退，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历史系学生学习水平的降低，轻视科学工作的基本训练，将阶级观点简单化的做法盛行；它的另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把历史学的革命性同科学性对立起来，用前者否定后者。他接着说道：

如果说，五十年代前期，我国历史学的主要问题在教条主义的影响，那么自从一九五八年陈伯达提出“厚今薄古”，并且通过“拔白旗”运动加以普遍贯彻之后，历史学就开始滋长实用主义倾向。当时也有人针对此种混乱现象提出批评，大声疾呼，但无济于事。因此，当六十年代初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观点开始流行的时候，历史学中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的观点立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一九六五年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发表，历史学终于走进了死胡同。

戚本禹的所谓“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是历史学必须为眼前政治需要服务的更加穿凿和简单化的说法。在他看来，历史学仅仅跟在现实政策的后面，为它作一点注解已经远远不够了。还必须根据某种政治需要来改铸全部历史，把历史学直接变成他心目中的政治的一部分。只讲政治，不讲科学，以学术为手段进行政治斗争，使一些学术著作的价值随同他们在政治上的兴衰而起落。这就是戚本禹的文章给予历史学的教训。

通过回顾与反思，黎澍指出：历史学家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指导，一步紧似一步地追随“为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现实政治”等急功近利的要求，势必一时因为要适应这个要求而说历史是这个样子，一时又因为要适应那个要求而说是那个样子，其结果只能造成一个又一个的混乱。这是对历史学的破坏。欲求避免这种破坏，历史学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性。黎澍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科学究竟有些什么要求，我们以往很少有人根据他们的著作做过什么研究，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他们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弄清真相。这里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史实。真实是一切历史取信于人的条件。这也是中国传统历史学的一个原则。因此，考求历史真实不能不是历史科学实现其发现规律这个首要任务的前提。在研究工作中，马克思对他的研究方法作过这样的说明：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的叙述既是辩证的，又是唯物主义的；既足以反映历史发展形式的多样性，也足以表现发展过程的曲折和复杂；既承认每个人都可以施加影响于历史，又指出在大多数场合下人们得到的结果完全不是预期的，而是和预期目的往往相反，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黎澍以他对马恩经典作家原著的渊博知识，给当时的史学同行们开拓了眼界和思路，许多人读了他的文章后深感以往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解太肤浅，于是，后来出现了要求认真读懂原著，真正“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另有人则深感以往治史公式化、简单化，造成对探究历史真相的忽略，也使得中国传统史学一些优良技法的失传，于是，后来还出现了要求“回到乾嘉”的呼声。

随着翦伯赞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史学家平反昭雪，随着史学求实精神的兴起和“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响起，人们自然地开始重新思考和检讨那场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辩论（或者说“公案”）。这时翦伯赞当年倡导历史主义的原因已经可以公开说明了，那就是他反对对历史的非历史看法，这种非历史的看法的一个集中表现，便是把一部中国历史完全归结为农民战争史。人们为什么把全部历史都写成农民战争史呢？这又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在中国的影响有关。《共产党宣言》的说法是，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提出，历史研究要想成为科学，必须把历史归结为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各国劳动人民的历史；毛泽东据此又进而提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起义、战争和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中国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用上述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就自然而然地变为农民战争史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提出来的。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思潮究竟符合不符合（或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呢？处于新时期且在思想解放大潮中的史家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蒋大椿在《关于历史主义的几个问题》（《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一文中说，过去只提阶级观点而否认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理论前提是人类文明史便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实际上，人类文明史包括了更加宽阔的内容，阶级斗争只是其中一条线索，而生产力发展、语言、文化中许多历史现象，并不具有阶级性质。故只有一个阶级观点，便不可能说明整个历史过程，必须还要有包括历史主义在内的多种方法。在人类历史除了阶级斗争还有更加广阔内容的理论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内涵是：第一，要求从客观历史现象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进行研究。第二，要求将产生历史现象的各种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以揭示历史事物的本来面目。第三，要求从历史现象的辩证发展中进行研究。它与阶级观点的关系是，在研究阶级社会历史时，阶级观点是历史主义方法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历史主义方法是阶级观点正确运用的必需武器。张芝联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一文，系统阐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过程、内容与主要特点，说明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联系及其区别。许永璋在《试论历史主义》（《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一文中说，曾经有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只要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行了，用不着再来一个什么历史主义。这恐怕也是“历史主义”这个概念从历史研究中消失的一个原因。然则历史主义是不是就等于历史唯物主义呢？我们认为，尽管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致的地方，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不能说就是“等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研究中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而历史主义则是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还有学者认为，历史主义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而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范畴，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历史联系的科学。[※注]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就历史主义的概念作出确切论述，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讨论的空间，但无论怎样，新时期的学者们一致认定，尊重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原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关于阶级观点问题的反思与讨论，又同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相关联（本书在下节专门叙述关于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在新时期引发了史坛更加浓厚的理论兴趣。20世纪80年代，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史学论文就有近200篇。这些文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阶级观点理解和运用中的偏差进行了清理，也对阶级观点的内容及其运用范围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针对以往将阶级斗争观点视为唯物史观核心的说法，蒋大椿在《对四十年史学指导思想的基本估计》（《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唯物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则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文明史中阶级现象总结出来的较之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低一层次的历史理论观点，它不仅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也不属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而是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将阶级观点上升为唯物史观的核心的说法，是我国当时现实政治领域过分突出阶级斗争，尤其是后来确立“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史学领域的反映，而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那种不准确理解，又从一个方面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提供了错误的理论根据。吴骐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不能把唯物史观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观；不能把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既可以按照唯物主义路线去理解和开展，也可能按照唯心主义路线去理解和开展，导致革命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是不是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发展状况，按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规律，正确对待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注]蒋大椿等人的说法反映了一种主张“回到马克思”，又想把以往因滥用阶级斗争观点造成的错误与马克思主义加以厘清的愿望。他石也认为，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人类历史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人们研究历史的方法当然也必须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战胜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史学，不仅在于它得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而且还在于它拥有完整的史学方法论系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系统中，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方法处于最高层次，它们是历史研究最根本的方法。经济分析、阶级分析、结构分析、比较研究、整体研究、历史分析以及数学、逻辑等方法，都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发挥作用，它们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史料学方法、考古学方法等则是更为具体的方法。在这一系统中，阶级分析是唯物辩证法指导下一种重要方法。但是，它既不能排斥比它概括程度更高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不能排斥和它处于同一方法论层次或者比它更为具体的其他种种方法。[※注]孔立进一步阐述道，阶级分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历史现象的一种研究方法。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构成社会历史最基本的内容，为了认识历史现象，发现其规律性，就必须掌握阶级斗争理论这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私有制社会历史的一种基本的方法，在历史研究方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所有的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外乎由三个层次组成，即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本学科的特殊研究方法。从历史学来说，除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外，还有矛盾分析和历史主义方法等，也可以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比较、类比、假设等逻辑方法、数学方法、控制论、信息论的方法，还有历史学科的专门方法（如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的方法）等。且随着科学的发展。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其中某些新的方法将不断地被引进到历史研究中来。所以，从方法论角度来看，阶级分析方法只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尽管它是基本的方法、重要的方法），而不能说它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注]以上这些议论，代表了不少人的意见。

对史论关系问题的再讨论，在当时形成了另一个理论讨论的热点，其实质仍是反思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指导历史研究的问题。1979年2月5日《文汇报》发表钟城的文章《再谈史与论——回顾六十年代史学界两个口号之争》，文章回顾了60年代初翦伯赞对史学研究中“以论代史”错误倾向的批评，指出时至今日，大家一致认为，“以论带史”是一种理论先于历史、概念先于事实、观点先于材料的唯心主义的治史主张。它颠倒了历史研究的程序，不是从史料出发，经过研究，从中引出结论，而是从固有的结论出发，随意剪裁史料，使之适合某种先验的结论。它是用现成的结论代替了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必然导致从概念到概念，被这种内在逻辑引向“左”的斜路，跌入“以论代史”的泥潭。那么，正确的治史口号应该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应该是“论从史出”，因为这样的口号包括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研究大量历史材料，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体现了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做到史论结合。也有人认为，还是“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为好，因为“论从史出”这个口号没有表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而“实事求是，史论结合”，既强调了实事求是地从史料出发，用科学态度对待理论，又强调了理论和实际结合，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注]后来王也扬撰文总结道：“史论关系”问题曾经困扰我国史家几十年。所谓“史”即以史料形式存在的历史事实，所谓“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在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猖獗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作“以论带史”，主张理论第一，史实第二，前者带动后者。这种明显的错误，被人以“论从史出”为由加以反对。但“论从史出”的提法在当时有不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嫌疑，十分可怕。于是人们又小心翼翼地选择了“史论结合”一词。然而史与论究竟是个什么关系？还是长期不得要领。现在，把实事求是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髓来认识，使史家们的头脑一下子豁然开朗。作为历史认识的一个阶段，“论从史出”本是无可非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的学说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诚然，当一个人面对历史事实下手研究的时候，他又的确不可能是头脑一片空白，其主体意识肯定要在研究中发生作用。这种主体意识就包含一定的理论指导。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如此。他们批判地继承了前人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又积极吸收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成果及其理论当作教条，当作终极真理，而是始终把自己的研究植根于革命实践和科学实践之中。对于实践中的认识主体说来，理论指导固然重要，而科学的精神更为关键。在马克思身上，这种精神，首先表现为一种忠于科学的道德与良心。为了尊重事实，他“毫无顾忌”，不畏权势，“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为了追求真理，他“大公无私”，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优裕的中产阶级生活可以抛弃，“卖论求官”更为其所不齿。他把这种自我牺牲比作“入地狱”。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与后世许多自称为他的信徒的人显出了分明的差别——这些人与其说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某条理论办事，不如说他们不具有马克思那种崇高的科学道德和良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还表现为它不仅对于外部的一切事物而且对于自身的全部学说都采取批判、创新的态度。由于他把改造世界的实践看得高于解释世界的理论，由于没有任何个人的或集团的私利企图，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坚决反对把他们的学说神圣化、绝对化，反复声明其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并经常公开宣布某个旧的原理已经过时，提出新的原理加以代替。马克思最不满意那些违背科学精神，实用的或教条地歪曲他的学说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以至他否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国史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进入这种领会精神实质的境界时，诸如“史论关系”之类积滞多年的“群疑”，便涣然冰释。[※注]

第三节 “史学理论热”

在新时期的头十年，伴随着思想解放大潮，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的反思与重建，史学界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非常火热，参加讨论者既有搞中国古代史的，也有搞近代史的，还有搞世界史的，盖因史学理论问题往往具有历史哲学的性质，对历史学的各门具体学科均具指导意义。接着上节的叙述，我们再列出一些当年讨论的热点问题。

一 历史动力问题讨论

前已述及，“文化大革命”之路，是一条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推向极端之路。“文化大革命”后的反思，也是从重新认识和探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始的。阶级斗争是不是文明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文化大革命”前，在论及历史发展动力时，除极少数学者将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并列外，史学界基本上认为阶级斗争是文明历史发展唯一的根本动力。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戴逸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他提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不是唯一的历史内容，还有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等非常丰富的内容。因此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他肯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并提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刘泽华、王连升也在会上作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的发言，提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并探讨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由此而引发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全国规模的讨论。在讨论中，刘大年、孙达人等学者仍坚持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唯一的实际动力”的观点[※注]，多数学者则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但不是唯一动力。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整个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阶级斗争就不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了，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是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实践证明，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企图通过抓阶级斗争来推动历史发展的，生产力都遭到大破坏，都遭到失败。相反地，凡是正确处理国内的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生产力就得到发展。[※注]更有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出所谓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始终推动着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那只能是生产力。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和推动着生产关系及其发展，从而也决定和推动着一切社会形态及其发展；同一社会形态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和推动的。所以，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对一切社会形态都适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其表现则有所不同。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通常是在阶级对立中进行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腐朽的阶级力量，反动的政治集团，往往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甚至暴力革命，才能排除这种障碍，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但是，它仍然不能代替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本动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却最终决定和制约着阶级斗争，因为：其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阶级的产生、状况，以及阶级斗争的性质、内容，各阶级的前途及其消灭。其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和制约着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的程度，阶级斗争只是生产力推动历史前进的体现。评价阶级斗争是否成功，又是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和推动作用的大小。其三，生产力发展是革命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根本动因和目的。离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注]显然，历史学界形成这样的认识，与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环境有关，或者说，这样的历史认识，为新时期中国的治国理政提供了依据。

关于历史动力的讨论，深入下去便涉及了人。因为所谓生产力，其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人。严钟奎以《人类的物质经济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为题撰文说，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从形式上看，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引起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更的结果，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受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需要推动的。在人们进行生产，发展生产力的时候，首先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推动历史发展。因此，生产力不过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是历史发展水平的标志，而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其把生产力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倒不如说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需求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更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类被分裂成为在经济利益上对立，或者有差别的不同的阶级，历史就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演进了。但是，不能由此得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论断。因为所谓阶级利益，就是阶级的物质经济利益；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各阶级为了维护和争取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阶级斗争不过是实现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手段，所以，它只能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只有推动阶级斗争的各阶级物质经济利益，才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使是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力的时候，也不能不受着真实的物质经济利益的推动。[※注]进而又有人指出，人的欲望包括需要、要求、理想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没有人的这些欲望，就没有人类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经济的发展，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不隐藏着人类的各种欲望。卑劣的欲望——贪欲和权势欲，推动着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崇高的理想——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推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鼓舞着无产阶级和人民不断前进。可以这样说，生产力只是历史发展的标志，阶级斗争只是在阶级社会中推动历史发展的一种手段。只有人们的欲望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注]

当历史动力问题讨论一涉及人及其欲望，便触到了过去思想领域的危险区域，因为人及其欲望很多东西属于主观意志的范畴，研究主观意志对客观历史的作用，很容易被扣上唯心主义的政治帽子，而欲望又容易同私欲（这曾经被指作产生私有制的万恶之源）画等号。好在思想解放的潮流已使“扣帽子、打棍子”那一套做法被大众所唾弃，人们的思路得以延伸。其时以落实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正处酝酿启动阶段，一些政策的出台也需要理论的支持。《求是学刊》1980年第1期发表丘成羲、高秀波的文章《论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物质利益需求是人的基本欲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该文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文章指出，有了人，人类才开始有了历史，由于人们生存的物质利益需要，才有了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由此才产生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以至整个社会形态。可见，人们的物质利益需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初原因。无论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利益在历史发展中都起原动力作用。任玉岭、李茗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在这个复杂系统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物质利益。物质利益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因，而是社会发展诸因素中最深层次的客观动因。[※注]这样，在求实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历史学界力图循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维线索，为人的生存、发展所本源的物质利益正名，为人生所应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正名。史学理论又使新时期的富民政策变得名正言顺。

我们看到，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复杂系统”这样的概念。这说明，人们的思想开始从僵化了的单一公式，转向更加开放、求实。蒋大椿在《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人们关于历史内容的观念应当改变，人类历史是由带着不同目的、按照不同方向活动的、活生生的人们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遵循着一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实际过程。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有：生产活动；自然科学实践；进步的剥削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活动；革命的阶级斗争；进步的剥削阶级、集团为建立适应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新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按照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改革、调整原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活动；意识形态等。在这历史发展的各种具体动力中，究竟哪一种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呢？这是由当时具体的客观社会存在决定的。在历史上，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比较适应时，人们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便是当时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如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后出现的“太平盛世”，社会相对安定，这时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便是主要的历史前进动力。又如经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后，生产活动和科学实践便成为当时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而当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发生尖锐矛盾时，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实践，便成为当时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17世纪中叶的英国，18世纪末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当时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还有封建王朝末期爆发的农民战争，便是当时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循着这样的思路，他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两个提法表示质疑，说“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在马克思著作中找不到根据，历史事实是：人民群众只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人，而在社会主义以前的实际历史过程中，人民的基本成分——劳动群众从来都是奴隶，并不是主人。“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如果指的是社会主义现实，基本是可以的，但如用在历史上，又将其含义理解成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则很难说完全正确。[※注]

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我们在后面来专门叙述。可以看出它是关于历史动力问题思考的延伸。思考还有另一角度的延伸，即探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与终极原因”问题。当时多数史家仍坚持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是物质生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也有人提出，历史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是同一层次的相互作用，只从相互作用便可以理解历史的进展，而追求历史变化的终极原因是“片面”的。[※注]讨论中，占据主流的意见既欲克服以往僵化的历史解说、肯定曾被忽略的“相互作用”，又力图把“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统一起来，以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观点。如有人提出，自然界各种现象都是客观的物质存在，规律就存在于自然现象的相互作用中。只要考察各种物质现象的相互作用，就可以揭示其内在联系，而无须在此之外探索终极原因。因为自然界物质现象的相互作用就是终极原因。由于人类有意识，使得社会历史现象必然分为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两大类。只要承认精神是物质的派生物，那么在考察社会历史现象的相互作用中，揭示出社会物质性因素（生产力及其发展）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就应当是必要的，更加深刻的。[※注]有人认为，“终极原因”回答的是历史运动的内容问题，“相互作用”是指历史运动的形式。终极原因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历史运动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唯物史观把终极原因和相互作用有机地统一于自己内在的逻辑体系之中，既能理解历史运动的最终根源和真正基础，又能说明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种种历史力量如何通过相互作用方式以推动历史的发展，这正是社会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契机。[※注]探讨“相互作用与终极原因”问题，实际上又与历史规律问题相关联，我们将在后面再做记述。

二 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

1980年4月25日《文汇报》发表余霖、安延明的文章《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从未有过“奴隶创造历史”的说法，把人类划成“创造历史的奴隶”和“不创造历史的英雄”的两分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知识分子，乃至一部分剥削阶级也创造了历史。该文引起了讨论。马鸣的文章《恢复奴隶创造历史论本来面目》（《文汇报》1980年9月22日）认为“历史是奴隶即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和历史是由“总的合力”创造的论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英雄论”才得出的结论，这些论述丝毫也没有否定奴隶创造历史论，相反，却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在历史进程中，尽管“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但不能忽视“最终的结果”，即历史事变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这一论题随后又发生了更热烈的讨论。1984年《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黎澍的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文章说，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他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只讲英雄创造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而且这两种说法都离开了创造历史的前提，仿佛历史是按照英雄或人民群众随心所欲地创造的。文章考证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说法起源于苏联哲学家对《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则是中国史家的发挥。关于这个学说的这一类的说明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马克思恩格斯显然认为所有的人都在制造自己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各国人民有他们的历史，非物质资料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国统治者也各有各的历史；不能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各国人民创造的，而非物质资料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国统治者是不参与历史创造的。这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也不符合事实。两年后，黎澍把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归纳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有三点错误：错误之一在于把物质条件创造者和历史创造者完全等同起来，实际上创造物质条件无非是历史的一个内容，不能等同或者包括全部历史内容。错误之二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与“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对立而产生的命题，二者各执一词，都有片面性。错误之三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把无所不包的历史看作是由一个独一无二的力量创造的。[※注]黎澍文章掀起了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高潮。郭瑞祥在与黎澍商榷时认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有其广义和狭义，或一般意义与特定意义的区别。当我们是在阐明一种历史观而提到“历史的创造者”的时候，它是指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这是其狭义。它的广义则是指那种在历史活动中起作用的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其内在的特定含义是与“英雄创造历史”相对立的一种历史观。[※注]祝马鑫也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提法不存在冲突，它们是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理论层次上回答了人类“创造历史”的问题，前者所讲的历史是社会发展史意义上的历史，后者讲的是具体历史。[※注]张云勋认为，“人们创造历史”反映的是历史合力论的命题，“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反映的是历史动力论的命题。合力论是动力论的理论前提，动力论是合力论的引申、发挥和补充说明，两者既不能截然对立，又不能相互取消和代替。[※注]赵常林认为，凡是参与历史创造活动的人，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参与了历史的创造活动，他们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唯一创造者与历史的创造者是不同概念。[※注]黎鸣则说，人类历史是人类社会系统不断走向有序的过程，走向有序的标志是社会系统信息总量的增殖。谁为这种信息量的增殖做出了贡献，谁就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一个新的英雄史观。[※注]吴江在致黎澍信中说，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为人类一切历史活动提供“前提”“条件”“基础”和“舞台”。在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对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也是直接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从这一角度看，人民群众可以被看作历史舞台的“主角”。但是，没有各种代表人物，没有杰出的个人，如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历史的面貌就难以想象，甚至会无史可治。试想中国古代如果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国古代历史将会是怎样的呢？所以说，人人都参加历史的创造，但作用各有不同。吴江认为黎澍批评上述两个提法，“实乃语出有因，虽不够确切，却非谬见”[※注]。

吴江所谓黎澍文章“语出有因”，是说“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思考乃出于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主义思想与恶果的反思。对此，从本书的叙述中，读者也可以看得明白。反思是黎澍新时期理论活动的核心。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中，他指出“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一切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源泉”的说法包含着很大的片面性，因为它把“源泉”等同于“创造”、代替一切精神财富的创造（“源泉”往往也是初级形态的创造，但不能代替一切创造），以致在提到历史上科学文化方面的杰出人物的功绩时，往往只强调他们对人民群众的依赖关系，而贬低他们个人的独特的作用。所以，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一切较高级的科学和文化艺术成果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贡献，贬低了脑力劳动的价值。这种把人民群众同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对立起来的思想观点，在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深入人心，甚至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轻视知识，以无知自炫，在“文化大革命”中导致了千千万万青年如中风狂，对学术文化进行了严重的践踏。他们以历史的自觉创造者自居，也确实自觉创造了一部“历史”，可惜他们至今不知道这历史从何写起。那些自命为自觉创造了历史的人现在只能承认他们不但并未超越历史，而且干下了大量落后于历史的蠢事。黎澍的理论思考就是这样落脚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批判上面。后来王也扬总结这一讨论，指出在“具体创造”与“最终决定”两层意思上，大家的看法已经趋于一致。讨论的各方都承认人人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同时，大家又都不否认人民群众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以为认定过去在这一命题上的理解和阐发究竟存不存在错误，是对这场学术讨论进行价值判断的关键。应该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命题上的某些理论偏差和含混，在“左”的思想长期统治我国的历史条件下，被种种外在的需要所挟持，一步步推向极端，最后成为十年浩劫的理论根据之一。这种理论和实践在当时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将所谓“工农兵群众”同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成员割裂、对立起来，无限夸大和拔高前者的历史进步作用，诋毁乃至完全抹杀后者的历史进步作用；二是否定具体的个人的历史创造活动，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概念变得极其空洞抽象；三是在抽象空洞的口号下，实际搞的是个人迷信、愚民政策，从而被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企图随心所欲地摆弄历史，以售其奸。清除“左”的思想，追求科学真理，有赖于理论上的深刻反思和辨析，这正是这场学术讨论的意义所在。[※注]王学典也对这场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理论上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的核心，是剥削者、压迫者作为一个阶级，是否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及在这种创造中应占有的地位。第二，剥削阶级并非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物质财富的历史也是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共同创造的。第三，撇开剥削阶级谈论文明时代生产历史的创造，是黎澍历史创造观的缺陷。他进而要求“在黎澍终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前进”，进一步反省流行唯物史观。[※注]黎澍同年又有题为《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答王学典》（《文史哲》1988年第2期）的文章，申明“王学典把我的基础论点归纳为：‘物质生产的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除此之外的历史是非劳动者创造的’这就完全错了，它恰好不是我的基础论点”。他仍然强调自己的基础论点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该文提出把整个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进而“把社会科学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样一些全局性判断。就在该年岁末，黎澍这位思想活跃的学者溘然仙逝。

三 历史规律问题讨论

1983年《历史研究》第2期刊载丁伟志的文章《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文章回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的事迹，在肯定他们贡献的同时，指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在强调历史的统一性的时候，往往走到忽视以至完全否定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间存在着历史差别这个极端上去。看看早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述，便不难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几乎都是倾注在揭示和阐述中国的历史如何符合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这个方面，却很少留意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这种认识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反辩证法倾向，不仅使得历史上千差万别的现象变成无法解释的，而且使得历史的统一性也变成无法认识的。离开了这种或那种有着具体性质和具体形态的历史，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便只能成为超越时空的神秘力量，使人们无从把握。人们对于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种种错误解释，常常就是由此而生。因为一般只能寓于个别之中，只能通过个别来表现，所以不懂得一般与个别间的辩证关系的人在探求一般时，往往就把个别当成一般，把某种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历史现象当成普遍的历史规律，并把它套用到另外一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用虚假的“历史统一性”代替了对于真实的多样性的历史及其内在统一性的科学分析，自然只能得出违背历史真实的结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曾经深受教条主义之害。这种教条主义在认识方法上的错误，就是只承认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并把欧洲及俄国的特殊性当成普遍性强加于中国，从而对中国革命进行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指导。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当它的幼年时期，不能不说也在相当程度上，走过类似的道路。诸如，注重证实奴隶制存在于古代中国，却很少研究中国奴隶制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的不同；注重证实封建的生产关系长期在中国处于统治地位，却很少研究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政治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有何不同。无可讳认，教条主义的倾向，对于研究我国历史和现状，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该文所反思的是一种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演变成虚假的“历史统一性”的现象，并指出“套用”历史规律的做法“相当程度”地消极影响着中国史学。这种反思，与长久以来历史主义的呼声如出一辙，是对在政治上已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如何保持其科学性的反思。丁文提出应该强调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这与黎澍所谓历史学的第一个任务是弄清真相的说法接近。以往我们历史学界把发现历史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任务，实际上是用历史事实去阐释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列宁、斯大林讲过的那些规律，形成一种“套用”的定式，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中的史家对这种研究定式的批评越来越多。

由此又联系到国内史学界对一些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所纠缠之处，正是“套用”的研究定式造成的。如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有六家之说，所争无非是：以西欧那种典型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不同的标志来套中国古代社会，其分期究竟在哪里？过去这个问题曾经有敏感的政治性，人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就事论事，生怕被扣上否定历史规律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政治帽子。进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人们总算可以在这个纯粹属于学术的问题上畅所欲言了。《历史研究》杂志社记者兴奋地把“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1978年）”冠之以“冲破‘禁区’，百家争鸣”的标题。在这篇综述[※注]中，持“西周封建说”的学者根据《诗经》《尚书》《国语》《左传》《墨子》《管子》等大量文献资料和金文记载，论证西周、春秋时代的“民”“庶民”“庶人”是力于农耕的主要生产者，不是奴隶。从《诗经》中的《七月》《载芟》《良耜》诸诗，又可以看出“民”在生产中表现的某些自主性和积极性，而不像皮鞭下驱使的对劳动毫无兴趣的奴隶。持此说者还认为，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来源于农村公社制度，存在着公田、私田的划分和按家族分配份地的制度，这与东方型的农村公社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此外，还有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表示了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在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自己的特点。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社会呢？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努力寻找着根据。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段话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曾经引起了一系列国际性的争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就中国社会性质发生论战，便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当年的论战实为政治斗争。后来斯大林发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提出人类社会历经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便集合在了这面旗帜下。在新时期，作为与政治问题性质不同的学术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重新引起了讨论。有人认为，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一种与西方社会形态不同的“特殊的东方形态”。这种生产方式保存了农村公社的原始公有制，又在农村公社之上存在着专制君主的统治，而专制君主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公社农民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是通过赋税和徭役的形式，作为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归以专制君主为首的统治集团所有；原始公社所有制从属于专制君主的最高所有制，农村公社成为“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此外，还存在着奴隶制、种性制等剥削。这些特点是与无阶级、无剥削的原始社会根本不同的。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既不是原始社会，也不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而是“半野蛮半文明的”社会，是“特殊的东方形态”。[※注]这种古代东方的国家，在政治上的主要特点，就是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着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注]也有意见认为，在古代东方，农村公社与专制制度并不是同一历史时代的东西，专制制度不是从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外部强加进去的。公社是专制主义国家的基础，但专制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不限于公社，还有其他。[※注]

可以看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再讨论，是人们对历史特殊性问题重新予以重视和思考的反映。这又导致关于“人类历史的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只有五种？”以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是单线还是多线？”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吴大琨撰文认为，应当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来看待。因为马克思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已经形成了国家，所以它已不是原始公社制；而历史也证明从来没有过哪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曾经发达到像希腊、罗马那样的以奴隶为主要生产者的奴隶制国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这一著作中，是把亚细亚的，即东方的和古典的、日耳曼的生产方式作为并列的生产方式来看待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里，主要生产者一直是农民；在古典的希腊、罗马生产方式里，主要生产者是奴隶；在日耳曼的生产方式里主要生产者则是农奴。这三者在身份上是很不相同的。由此可见，应当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人类历史上独立的生产方式来看待。但这样一来，所谓“五种生产方式”说就变成了六种。吴大琨还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从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制，再到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依次单线发展的。实际上，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原始公社制崩溃以后，由于生产力低下，地理条件不同，历史上就出现过诸如亚细亚的、希腊罗马的、日耳曼的不同的发展道路。就中国来看，在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夏、商、周三代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马克思说的亚细亚式的国家。经过春秋战国的大变动，才由初期的亚细亚式的国家发展成为真正中央集权的、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亚细亚式的国家，即秦、汉王朝以后的中国。在全世界目前所有的国家中，只有西欧国家经过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使西欧的封建主义国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则都是在外来条件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的。其原因在于历史的发展是多线的而不是单线的。讲多线，是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更加如实地反映出世界历史的具体发展情况，它比斯大林的单线论似乎更加能够说明问题，包括历史上的问题和当前的问题。[※注]胡钟达也发表题为《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的文章，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讨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单线”还是“多线”，是五种生产方式，还是六种或者四种生产方式。他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既不是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也不同于西方古代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或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它是东方前资本主义时代一种具有本身特点的阶级社会的经济形态。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代表的是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或模式。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也包括“中华帝国”。同印度一样，存在于中国的村社，“也是原始的形式”。所以马克思把中国称为“活的化石”。只有当英国人从印度向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才意外地使这个古老的帝国从长期的麻木状态中开始逐步清醒过来。概括起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以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一种生产方式。但这种公社土地所有制又从属于以专制君主为代表的国家所有制或最高所有权，公社和公社社员只有对土地的共同占有权和使用权。村社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密切结合，自给自足，不假外求。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满足公社本身的直接需要。它的经济职能一方面是维持本身的再生产，一方面是将公社成员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以租税和徭役的形式，来供养以专制君主为首的统治集团和剥削阶级，它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和专制国家剥削与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基层组织。在东方国家，不管改朝换代的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农村公社却没有变化。在悠长的历史岁月中，它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侵，才为这种古老的制度敲响了丧钟。这就是马克思本人所赋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内涵，至于它是否合乎东方各国历史上的实际，或是否完全合乎东方各国历史上的实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胡钟达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认为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日本除外），也从未说过中国存在过“封建王朝”。马克思晚年接触了更多的有关东方社会和历史的文献，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有所修正，但是在东方各国长期存在着一个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在其上矗立着专制主义政权这样一种观念始终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是由原始共产主义进入阶级社会，再由阶级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至于在阶级社会这一整个历史时期，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究竟是存在着亚细亚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三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是只存在着奴隶制的、封建制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或者只有封建制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这些都是学术问题，是可以进行探讨，是可以容许有不同意见的。不能认为只有坚持五种生产方式才算是“正统”，而对此稍持异议就必然是“异端”。

那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发展观究竟是怎样的呢？罗荣渠著文《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试图加以说明。罗文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关于某一历史问题或某一历史进程的观点奉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附加上去的。同样，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与他们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混为一谈，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也并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关于五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的历史观，就是源于这些认识偏向。从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许多具体论述来看，特别是从他晚年的著作来看，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至少他晚年的观点是明显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这有马克思的论述为据。例如，在原始社会“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着同一模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又如，向阶级社会过渡：“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如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根据马克思的描述，从原始社会转向文明，经历各种不同途径：在南欧产生的是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日耳曼人则发展起来一种部落型的社会；在亚洲的原始公社既未导致奴隶制，也未导致封建制，而是形成一种独特的亚细亚模式。就是亚细亚社会也不是一模一样的，中国与印度就大不相同。尽管当时对亚洲社会的不同模式认识得很不够，但马克思从未把东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与道路混为一谈。关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马克思做过专门研究，他在《资本论》中历史地分析了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进程。为此，他后来曾郑重声明：“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并且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解释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些论述充分证明，单线式的历史发展公式与马克思的辩证的发展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现行的世界通史是按照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排列的。各种形态之间相互衔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运动规律，前一种社会形态的崩溃，接之而来的必然是一种新形态的统治。在两种社会形态交替之间有一个过渡期。这一过渡是如何实现的呢？按现今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是，强调内因即通过内在矛盾的迸发引起革命（突变）而完成过渡。这样，按单线论的逻辑，既然每种社会形态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每种生产方式又只同一种生产关系相结合，受同一种规律支配，那么，世界上所有国家自然都会或迟或早地要经历同样的历史发展阶梯了。但作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的罗荣渠教授却认为，这套理论很难经得起现实历史实践的检验。罗文指出，即使是马克思研究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西欧的形成，也绝不是靠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壮大或土地贵族与农民（农奴）的阶级斗争这类单因素论可以解释的。仅仅依靠旧母体内部的新因素的萌芽与成长，在世界任何地方也不可能使封建主义变成资本主义。西欧所经历的漫长过程是，首先在旧的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出早期城市化（社会结构变化）、早期商业化（交换方式变化）、早期工业化（生产方式变化）、世俗化（神权政治变化）。这些因素的凑合，有助于使稳固的封建型依附结构发生松动。不过要看到，正是这种西方式的封建社会系统，而不是东方式的中央集权结构，为新生产力因素的活动提供了空间，因为它在蛮族入侵反复破坏之后建立起等级封建权力机构（政治多元化）；众多的小国林立而无大帝国体系（国际多元化）；教权与王权分享政治权力（社会多元化），随之又发展起城市自治体（经济权力多元化），等等，使新兴生产力因素以自由城市为依托而较易发展。尽管这样，如果没有产生特殊强大的冲击波予以推动，新因素也不可能成长壮大。这就是由于地理大发现引起的商业革命和殖民征服运动，使新生产方式在母体内获得了大量的营养液。随之而来的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以及与之同步发生的政治大革命，这些奇特的巧合性使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紧紧扭在一起。只有这样，即许多有利因素的特殊凑合，新生的现代生产方式才脱颖而出，在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找到了它最适合的发展形式。但像南欧即地中海的城邦国家，早就享有海外贸易之厚利，却没有首先完成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同样，葡萄牙、西班牙曾经在地理大发现中遥领风骚，最早建立“日不落”殖民大帝国，也没有首先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众多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自发的历史过程。物质对于精神，经济对于政治与文化，绝对不是按照人们设想的固定方向和顺序发生作用的。这只能借助于合力说才能正确说明历史客体发展的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这是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论方法论的重大贡献。而所有单线论者和单因素论者是根本不了解这一点的。

罗文进而提出构筑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架构。所谓历史一元论，即是说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用以分析生产过程的最简明的综合概念，它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衡量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客观标志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五种生产方式说则完全按生产关系来排列社会发展顺序。先进的生产力是很难一蹴而就的，而先进的生产关系却可以通过革命手段迅速达到。这就是说，不是努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反之，要使生产力的发展跟上生产关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必然要把革命的国家政权的作用提到空前的高度，这往往给唯意志论代替历史唯物论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可见，为了构筑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架构，必须重新认识生产力在历史大变革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与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相关联系。显然，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给予了作者相当重要的启示。

如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五种生产方式说的讨论，归结起来，讨论的是关于历史规律问题。王和、周舵发表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的论文《试论历史规律》，试图从学理上对这一问题加以厘定。他们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中，人们久已习惯用“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来解释历史。目前史学界的绝大多数研究者仍然相信和承认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确是存在着某些客观规律或显示出规律性的东西。然而，历史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它与一般广义的规律的关系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至今没有搞清楚。论者往往不加思考地运用着“历史规律”或“历史发展规律”这类名词去说明一切被论及的历史问题，却并不真正了解这些名词的确定含义。他们对历史规律作了这样的定义：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描述和归纳，即对多次出现的具有相似性的历史现象和过程的描述，以及对导致这些现象和过程出现的内在因素和外部联系的归纳总结。他们特别强调历史规律必须具有可重复性的基本属性。历史规律所研究的，是反复出现过的历史现象和过程，因此，它不是单纯的预见。换言之，仅有理论推断而无事实依据者，不属于“历史规律”的范畴。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必然支配偶然”、“偶然反映必然”一类的观念呢？他们又强调条件对于规律的重要性。由于当外部条件不同时，事物本身的规律也将不同，所以，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之间，不存在偶然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他们举例说，很多史学工作者曾经认为，“五种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必不可少的五个阶段。因此，那种主张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观点只能是错误的，它“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观点的毛病，就在于仅仅着眼于人类本身去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即把规律看作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忽视甚至无视“外部条件”这一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重要因素，似乎只要都是“人类社会”，不论外部条件，其发展过程都是大致相同的。其实，不同条件下的人类社会，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他们还指出，对于条件相近或相似的人类社会来说，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表现于“概率”之中。除此之外，历史中还有大量纯偶然的事物，其与“必然”没有关系。人类历史也和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一样，存在着三类不同的运动系统。一类是具有“必然规律性”的确定性系统。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反映了这种必然规律性；另一类是具有“概然规律性”的随机性系统。如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统治者“让步政策”。虽然具体王朝统治政策的制定，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因素，但这些偶然因素所决定的政策里却反映出一种总体上的倾向，即大多数新王朝的统治者最终都认识到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于自己的统治有利。这便反映了一种“概然规律性”。人类历史存在的第三类运动是一种不确定系统，属于这一系统的历史现象和过程是受纯粹偶然的因素支配的，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确定性，因此也就谈不上有“规律”可循。就任一特定的人类社会而言，越是在长期的历史运动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必然”的作用体现得越明显。而相对于任何一个较短时期的具体历史来说，则存在着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外部条件确定之后，只有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的，而历史的无数具体事件和过程则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由于历史规律归根到底是人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而人的认识并非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也由于历史规律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这一极其复杂而又无法重现的事物。因此，倘若依据罗素关于科学是确定的知识的定义，我们便不难发现，在我们所说的历史规律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多样性和可变性。所谓多样性，是指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存在着多样性。人们对任何一种历史规律，都不可能像对自然科学的规律那样，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因为一切自然科学的规律都可以通过实验来证明。历史规律则不然，由于历史学家的信仰、利益、角度、方法的不同，面临的时代环境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以及接触和使用材料的不同，他们所总结的历史规律也各不相同。实际上，历史上每一个历史学派，每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都曾提出过很多在他们看来是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东西。但是，迄今为止被总结出来的任何一条“历史规律”，又都是只被一部分历史学家所承认，而未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所谓可变性，是说历史学家所总结的历史规律不但是多样的，而且是可变的。这种可变性反映了人类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乃至历史学本身发展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它不但表现为人对历史认识的由表及里的深入，还表现为新认识对旧认识的纠正和否定。

王和、周舵的论文在表述了他们对“历史规律”问题的认识后说：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的“规律”与“必然”的研究，似乎仅仅成了对既往历史的解释，而完全忽视了选择的作用。由此形成一种“存在即必然”、“存在即规律”的倾向，即已经发生的就是被历史证明是必然的，因而也就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在讨论随机性系统和不确定系统的时候，已经证明了“非必然”的存在。而只要是承认了“非必然”的存在，也就是承认了选择的可能。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历史并非一定就是最佳选择的历史。历史的这种选择的可能之所以往往被忽视，是因为历史的选择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中的结论那样，可以通过反复的试验而被证明。因此，这种选择的可能性也就不易被看清楚。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不同国家由于不同的选择而得到的不同结果之中，看到这种选择的作用。他们的这种认识，亦带有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时代烙印。

四 农民战争问题的再讨论

农民战争史研究，是当年所谓“五朵金花”中最突出的一朵，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酿成诸多学案乃至政治冤案的核心问题。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提出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史学界同仁似乎有太多的话要说。农民战争问题的再讨论便不可避免。

其时除了坚持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传统观点者外，引人注意的是对这一传统观点的不同意见。董楚平质疑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论”，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把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真正动力，甚至把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归功于农民战争的推动，认为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起过这种推动作用。我们一方面把农民战争的作用抬到如此吓人的高度，另一方面，又说每次农民战争都是失败的。既然都失败了，又怎能推动社会发展呢？既然每一次都推动了社会前进，又怎能说都是失败的？既然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而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举世无匹的，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理应发展很快。事实却不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时间漫长，发展缓慢。为什么动力最大，而速度很慢呢？相反地，欧洲有些国家几乎没有农民战争，也就是说没有动力，或者说动力很小，却偏偏较早进入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以上这些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对“唯一动力论”产生怀疑，不得不重新探索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不得不实事求是地分析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作用。[※注]他还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缓慢原因之一，就是战争太多，破坏过甚。农民战争虽有解放生产力的一面，但其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也是严重的。[※注]

刘昶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一文中，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看作中国封建社会特殊的运动方式中的一环，他说自秦统一以来，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我们看到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祚长者二三百年，命短者十几年、几十年，兴亡交替，不暇稍息。这种周期性地治乱兴衰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体特点。为什么会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周期性的循环往复呢？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广泛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而小农经济不是独立稳固的社会经济形态。当小农经济在天灾人祸下走向衰落，大量小农破产，沦落流亡时，专制王朝就走向衰落。中国封建社会有过不少力图解决小农分化、土地兼并问题的改革家，但当改革行不通的时候，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便充当了改革家的遗嘱执行人和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社会走出了旧王朝的螺旋圈，开始了新的轮回。王存才也认为，农民战争虽然打击以至推翻了封建王朝，但它保护了因循守旧、停滞不前的小农经济，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从长远看，保护了封建统治。[※注]王戎笙在《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一文中说，并不是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生产力都有显著的发展。相反，差不多有同等数量的例子说明，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例子就更多了。刘祚昌则对过去美化农民战争，掩盖其缺点和错误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夸大农民战争的积极作用，说农民战争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几乎成了我们编写历史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是一个洞若观火的事实是：农民战争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汉末黄巾起义后出现的千里无人烟及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后出现的全国性的经济残破，都是不容掩盖的客观事实。因此应该说农民战争按其客观效果来看，是造成了生产上的倒退。”[※注]

思想解放使人们摆脱了一种政治上的枷锁，渐渐形成实事求是地观察、分析、评价问题，力求客观、公允的风气。在对农民战争问题的再讨论中，一些学者从多方面、不同角度的考察和言说，反映出超越以往的思想深度。郭子亮撰文认为，农民战争的暴力行动，如恩格斯所说，只能起到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作用。助产婆本身是不会生出新社会的胎儿的。农民战争不仅不能使旧的生产力得到发展，反而使它遭到严重破坏。只有在农民战争后，新的统治者才可能利用国家机器调和阶级矛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这说明，农民战争本身对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发生直接的作用，它的作用是通过新的统治者接受前朝的教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如果说这种作用有某些积极的意义，它也是间接的。[※注]戴逸认为，农民战争的作用只是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道路。但这一作用也不是绝对的。所谓“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公式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用农民战争代替整个封建社会史。[※注]杨生民也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农民的革命斗争只能限于使封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得到某些调整与改造。因此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仅见的，但这些斗争没有能够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越出封建制阶段。[※注]李桂海则提出，对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动力”或“阻力”这种纯粹定性分析的争论上，而应当做系统研究和多层面的分析。如果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做系统的研究，可以说，它打击了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和调整了封建结构，这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其对封建生产的打击和破坏，却在一定时期造成了封建经济的某种程度的衰退，因而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如果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做分层次的研究，则其对现存的封建结构和农民战争之后新建的封建结构，都起了调整和推进其改革的作用，因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农民战争对整个封建结构的发展趋向，造成了某种扭曲和畸形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利于封建结构来自内部的破坏和瓦解。所以从远期影响来看，有消极的作用。[※注]

“让步政策”论问题，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是在那个把农民战争肯定到了绝对化的年代里，一些史学工作者力图客观地叙述历史的尝试，尽管这种努力小心翼翼，非常有限，仍遭到了政治的批判与打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曾写文章，为当年受到打击的学者恢复名誉，这些学者自己也进一步申述和发展了“让步政策”论，如孙祚民写了《论让步政策》（《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一文，强调指出：“让步政策”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它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应当予以肯定。虽然这种政策是一种在农民战争打击下的“间接作用”，但“间接作用”促进生产的发展，往往比“直接作用”还要大。随着思想解放和思考的深入，人们对“让步政策”这样的史学命题开始提出新的不同意见。戴逸说，农民战争之后建立的新王朝，统治阶级从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能够提出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并不需要农民迫使他们“让步”。不能认为统治阶级都是不管生产的，都是反对发展经济的。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既不是对农民让步，也不是反攻倒算。田余庆也认为，“让步政策”论是当年为了探索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而提出来的一种浅薄见解，它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批判此论也讲不出多少道理。苏双碧指出，“让步政策”是从阶级斗争即阶级对立的观点来提出命题的，它没有揭示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新政权所实行的政策的实质。王学典则批评“让步政策”论带有“左”的色彩，其实际上是在对“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的唯一动力”作解释，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王戎笙说，在客观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下，地主阶级会自发地调节部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由农民战争造成的所谓“让步政策”现象在历史上并不普遍，因此对大多数农民战争来说，“让步政策”论缺乏事实根据，也没有说服力。[※注]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让步政策”论问题所作的讨论的一般结论。后来，这个命题仅存在于思想史的叙述中，学者们已无人再把它作为研究课题继续了。

第四节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的理论再思考（上）

近代史之于当代史学理论，因为“近”而关系密切。该领域在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中最显活跃，其缘仍发自反思“文化大革命”。时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的黎澍在总结1979年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状况时说：“纠正和克服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受到重视。过去近代史研究中也存在着对农民的反抗斗争估计过高的偏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估计过低。这种远非事实的褒贬扬抑，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一九六六年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清宫秘史〉》，是一个典型例子。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把义和团捧上了天，把戊戌维新说成了罪恶。如果撇开这篇文章以批判电影《清宫秘史》为名，明目张胆地蔑视党纪国法，对党和国家的现任领袖进行诬告、诽谤和陷害这一邪恶动机，单就它所采取的方法来看，也是一个把简单化、绝对化发展到荒谬地步的恶劣标本。这篇文章实际上贯串着这样一个简单刻板的公式：劳动人民的一切都是好的，剥削阶级的一切都是不好的；暴力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肯定，政治改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否定。很明显，这个简单刻板的公式，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黎澍接着说：“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很混乱。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似乎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有些作者认为，这也是一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应当拨乱反正。这个看法有它的道理。在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起义已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其后，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才开始出现反映这种要求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失败，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当然，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这才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代之而起。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它的目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所未能完成的建立民主政治、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准备条件，而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近事实。”[※注]

下面就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专题，分别记述。

一 关于太平天国研究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方面，然而在阶级斗争极端化的政治氛围下，农民起义被任意拔高，洪秀全也被说得神乎其神，太平天国历史的本来面目受到严重歪曲。进入新时期，学者们终于能够把虚悬的“天国”重新拉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造反不等于革命，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起义，也不能称为革命，因为旧式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旧式农民起义不可能实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他们既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也不可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上层建筑。[※注]这样来看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意见，给人以崭新的理论视角。在除去“神”的外衣后，对洪秀全的评价就比较一致了。人们看到，洪秀全的确是太平天国的领袖，在太平天国前期，可以说没有洪就没有太平天国。但定都天京以后，他的帝王思想、保守思想、享乐思想急剧发展，很快变成高高在上、居于深宫的封建帝王，政治上陷入权力之争和内讧，组织上搞严重的宗派主义，军事上表现了僵化和保守，思想上则完全沉溺于宗教迷信，导致太平天国由盛到衰，最后失败。人们还特别强调要正视洪秀全的错误，从中吸取有益的历史教训，起到知往鉴来的作用。[※注]

李泽厚是“文化大革命”后最早对太平天国问题“再思考”的学者之一，他发表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的论文《太平天国思想散论》影响较大。关于“太平天国与拜上帝教”，他认为“从意识形态看，太平天国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穿着宗教外衣，表现了农民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地主阶级进行空前的思想反抗和暴力冲击。然而，太平天国思想却无法挣脱封建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局限，缺乏近代资产阶级基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民主主义等重要内容。相反，象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宗教迷信等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地位。它们违反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起了导致革命失败的作用。洪秀全的思想突出地表现了农民阶级意识形态这种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的两重性”。关于“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反孔”，他指出，不应把它形而上学化，要看到它的两重性。洪秀全固然因考场失败对孔孟教义怀有不满，但他主要是在起义后，才日益坚决反孔。尊孔与反孔，剥削有理的儒家理论与反剥削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剧烈斗争，正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尖锐表现。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基础作为依靠，也就提不出新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来替代封建主义，以孔孟为集中代表的传统封建思想就并没有、也不可能被真正打倒或清除。它们又以各种形式在太平天国意识形态内渗透、保留和表现出来。对所谓太平天国冲击“四大绳索”，他指出，从永安到天京，从《天命诏旨书》到《太平礼制》，它的制度是等级异常确定，尊卑十分分明，弟兄称呼纯为形式，君臣秩序备极森严，不仅有等级制，而且有世袭制……完全是封建主义那一套，并无任何近代民主主义。对旧有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冲击破坏，主要是表现在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和军队中，而不是表现在广大社会和和平环境里，前者毕竟是少数人和为时短暂的，在革命冲击过去后，很快又退回到原处。所以，太平天国并没有也不能使整个社会从这“四条极大的绳索”下真正解放出来。《天朝田亩制度》是公认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总纲，李泽厚认为，该纲领的特征恰恰是上述革命反抗与封建落后这种双重性的最典型的表现。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在早期发动组织群众和作为军队风纪，的确能起巨大作用，但把它们作为整个社会长期或普遍的规范、准则和要求，则必然失败。所以我们在强调这个纲领的反剥削、代表农民的理想和要求的伟大革命性的同时，也不能无视、掩盖或否定这种小生产者的封建落后性质。不建立在工业大生产的基础上，纯粹从消费、分配着眼，搞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共产主义，把“五母鸡二母彘”之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强制推行一种单一化的社会集体生活，在事实上是行不通，搞不长，挫伤群众（包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的前进发展的。尽管想得如何平等美妙，终于只是乌托邦。李泽厚对《资政新篇》的价值却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在近代条件下，给农民革命指示了一条摆脱封建羁绊、甩开落后空想、继续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这是当时符合历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的方向和道路。尽管由于军事局势，根本没能实行，但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正是由于《资政新篇》，太平天国才具有指向“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的近代民主主义的气息。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的重点在于打破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那么《资政新篇》的重点就在于建立和发展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再是“五母鸡二母彘”之类的农业小生产的狭隘眼界，而是建立近代工业、全面开发资源的宏大计划。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前者的封建性、落后性和空想性。《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提出了“与番人并雄之法”，要与外国竞存。他的好些主张和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差不多，但洪仁玕这个方案，比后来改良派陆续提出的发展工商业的主张，不但早二三十年，而且也更为全面和彻底。

对于无限拔高太平天国，说它有一个“革命哲学思想体系”，黄彦提出了质疑，认为“对洪秀全等人的宗教唯心论加以抹杀或美化成别的样子。所谓太平天国有一个‘泛神论的思想体系’云云，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而“所谓太平天国‘进步历史观’和儒家唯心史观的‘根本对立’，看来似乎很注意划清革命派与反动派的阶级界限，实际上是抹杀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原则界限”。[※注]

董楚平从平均主义的历史功过角度评价太平天国。他说：“在二千多年的农民战争史上，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的准备和初起阶段，对革命所起的积极作用，莫过于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特别是永安突围以后，到定都天京，革命形势发展之迅猛，不仅超出清政府的意料之外，而且也是洪秀全等人始料所不及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归功于‘天国’理想的宣传和在太平军内部军事共产主义的严格实行。但是，平均主义思想制度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它只能兴奋于一时，不能持续到最后。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扔得愈快愈好。”他进而分析道：“当革命初起，平均主义用来对付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它有‘破’的功用，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当革命进入高潮，平均主义用于人民内部，解决社会生产时，它就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太平天国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宁受比较正常、相对减轻的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而不要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违背经济规律，只能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有‘罪恶’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没有‘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的道理。”董楚平的结论是：“判断一个政策是否正确，不能只看它的条文具有多少‘理想的光辉’，今天读起来有多少动听之处，而要联系当时的具体条件和实践后果。《天朝田亩制度》如果颁行于金田起义前后，倒不失为一个革命的文件。但它是颁行于定都天京、革命进入高潮以后，不是用来‘破’，而是用来‘立’。此其一；其次，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最发达的地区，这种先进的经济因素与平均主义的矛盾更大，它更加容不得平均主义的破坏。此时此地，颁行《天朝田亩制度》，与其说是革命的，毋宁说是反动的。从实践后果来看，它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今天，我们把《天朝田亩制度》捧上了天，而对拜上帝教倒还有所批判。当然，顽固地坚持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拜上帝教创立于革命以前，没有拜上帝教，哪来的太平天国革命？它对革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而《天朝田亩制度》颁行于定都天京以后，它对这场革命哪里起过拜上帝教曾经起过的作用呢？但由于我们看问题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故扬此而抑彼，弄得褒贬失当。”[※注]

林增平对“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这有待进一步研究。他指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自耕农的增加和永佃制的扩大并不符合资本原始积累的定义，因而不能推导出它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一结论。近代资本主义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兴起，都有它的历史的准备，即都经历过期限长短不一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太平天国后自耕农的增多，大多数是无地少地的农民重新得到土地的户、口的增多，这种现象，显然是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遭到破坏后又归于统一。而永佃制，既然是“佃农对其所耕种的土地有绝对使用权和支配权”，那么这种租佃制度的扩大，也就意味着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间某种程度的结合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耕农的增多和永佃制的扩大，就不是分离封建经济的因素，而恰好成为已经破裂了的封建经济的黏合剂。这同原始积累的规律和内涵相比较，真说得上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料和论据证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不曾经历原始积累阶段的，或中国的原始积累不是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的分离，而是更归于结合的过程，那么，就不可能用自耕农的增多及其分化和永佃制的扩大来解答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课题。林增平还认为：“永佃制并不是在长江中下游各省普遍地实行和扩大，而只是在部分地区有所发展。在实行永佃制的地区，情况也有很大差别。有的地区，佃户确曾借助永佃权不同程度地遏制了地主的贪得无厌的剥削，有的地区，则永佃权反成了地主豪强加重盘剥的手段。因此，似乎不宜不加区别地说永佃制‘使地主与佃农之间土地依附关系遭到破坏’，笼统地作出‘永佃制成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有力工具’的评价。”“更需要提出，即使是在农民利用永佃制使地主的贪欲遭到压抑，感到‘深受其制’的地区，也缺乏确凿可靠的史实足以说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是因此而转向投资新式企业的。”[※注]

在摈弃政治性抬捧之后，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不管是肯定的多些还是否定的多些，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用一种客观历史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看问题了。刘大年说：“太平天国是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前进，我以为从直接的结果来看，很难找到它推动生产力前进的有说服力的论据。它的重要意义是很明显的。它把广大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集中起来，对封建宗法社会的全部权力、秩序加以扫荡，极大地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崩溃，此其一。它对外国侵略者展开大规模武装斗争，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迅速把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此其二。太平天国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比过去许多次农民战争发展得更高些，对于后来的人民群众斗争具有显著影响，此其三。但这些都不属于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内容。如果我们的眼光看得远一点，情形就不一样了。把太平天国放在中国整个民主主义革命，即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加以考察，把它看做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有了它，然后才出现义和团运劫、辛亥革命，而后才有五四运动，而后才有新民主主义各个阶段的斗争，而后才有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后才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大发展，就可以说它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前进。”[※注]章开沅也同意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中的重要环节。他说，太平天国的主要历史功勋并不在于建设新制度，而是在于破坏旧制度，破坏旧制度就是为新制度的产生开辟道路。尽管“反满”（“讨胡”）不是太平天国农民战歌的主旋律，但是太平军以国内战争的形式公开而广泛地声讨满洲贵族统治的罪恶，并在所到之处扫荡其各级官僚机构。清王朝虽然借助外国侵略者的援助扑灭了农民战争的烈火，但是它再也不能恢复原有的相对稳定的政治态势，“外重内轻”已成必然的趋向。如果说，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受益者是各地诸侯，那么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则是地主阶级的地方实力派。湘军、淮军的崛起及各派洋务集团的产生，都说明封建专制主义“大一统”的局面已经暗藏着分崩离析的危机。[※注]

二 关于洋务运动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十年间，洋务运动研究的进展，有两波。一波是那些曾经认为洋务运动是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的反动运动的学者，开始承认其也有积极历史作用的一面。如牟安世对他在《洋务运动》一书的结论提出修改补充，说原来的结论“缺乏客观上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即清政府通过这一运动，建立了机器局，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出现了‘一个完全的技术变革’，并且产生了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因而在中国近代史当时的现代化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注]胡绳的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对洋务运动做了专节论述，说洋务派办的军事工业“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民用企业“带有较多的资本主义性质”，从举办军事工业转到“求富”的民用企业“是一个进步的趋势”。这些看法较之他过去的观点显然有了变化。[※注]夏东元也不再以洋务派执行的政治路线作为评价洋务运动的出发点，说“不能完全用政治上的革命与反动来评价经济上的前进与倒退”，他通过考察洋务运动中变革思想的发展，认为“它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注]黄逸峰、姜铎则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上发表论文《重评洋务运动》，进一步重申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观点，认为应该“全面评价洋务运动”，既承认它“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又不能就“到此为止”，“因为洋务运动毕竟在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三十五年的时期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办起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的军民用企业，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它兴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织呢厂，第一个近代纺纱厂和织布厂等等。这是洋务运动客观存在的另一面，也是评价洋务运动不能一笔抹煞的一面”。

然而，思想解放大潮中的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上述这样的认识水平，这便形成了洋务运动研究的另一波。徐泰来撰文表示不同意黄逸峰、姜铎对洋务运动“主要方面”否定、“次要方面”肯定的评价，他认为“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它是独立的封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历史的必然表现。它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它与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实际上是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这种发展的斗争。它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也反映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走向没落、垂死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封建主义的束缚，外国资本主义的钳制，这个运动又带有封建性、买办性，它与封建顽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不彻底不坚决，往往以妥协、失败而告终，它在某些方面还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严重地限制了运动取得更多的成就”。[※注]

正面地肯定洋务运动，把它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梯来考察的领军学者，是李时岳和胡滨。李、胡二人提出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代表中国近代历史进步潮流的概念，其影响很大。1980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李时岳的论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文章说：“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长期以来，从‘批判剥削阶级’的原则出发，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搞维新无非是妥协、改良主义；干革命也不正确，因为是资产阶级的，必须‘立足于批’。先验的原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研究工作只能在固定的框框内弥缝补苴。稍许出格，‘歌颂帝王将相’、‘为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为资产阶级争历史地位’等等罪名即随之而来，从而扼杀了学术民主，也就禁锢了科学前进的脚步。拨乱反正，必须从实际出发，打破框框，重新进行认真的探索，广泛展开自由的讨论。”作者指出：

中国是以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被强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落后使中国挨了打。当欧洲出现资本主义曙光的时候，中国仍然沉睡在封建主义的漫漫长夜里，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固步自封，闭目塞听，闭关自守，造成了对世界的愚昧无知。鸦片战争前，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一些人，他们提倡通经致用，揭露政治危机，讲求兴利除弊。这些有识之士，被称为改革派。但是，他们的改革主张仍然拘囿于古老的圣经贤传，并不能适应正在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中外形势。终于鸦片战争爆发了，堂堂天朝上国竟被不知从何而来的外夷小丑打得惨败。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促使人们发愤图强。改革派开始认识了在当时世界潮流下改革的主要方向：“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过，改革派人单力薄，在权贵的压抑下不能有所作为。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仍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昏昏然不思振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只不过成为一种珍贵的思想资料在历史文库里闪闪发光。

紧接着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广大农民奋起用武器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昏聩，打乱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全国规模的阶级大搏斗，使得地主阶级改革派也投入了镇压农民战争的反革命行列。林则徐死于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途中。魏源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抵抗太平天国。他们的后继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流纷纷崛起，成为农民战争最厉害的敌人。

历史于是出现了转折。

农民战争打击了腐朽的权贵势力，给予地主阶级改革派掌握权柄的机会。掌握了权柄的改革派镇压了农民战争，成为新的权贵。新权贵们懂得“师夷长技”的必要，洋务运动于是发轫。旧权贵势力没有铲除，于是发生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洋务运动蹒跚跛行。洪仁玕向西方学习的方案《资政新篇》，尽管得到了洪秀全批准，但在太平天国只是一纸空文，而恰恰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们却将《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如兴办近代工业、矿业、铁路、航运、电讯等等付诸实施。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矛盾、迂回的。

正是在洋务派主持下，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以及煤、铁矿场，创办了第一个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出现了第一代科技人才和在本国厂矿里的产业工人，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里一些地主、官僚、商人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所有这些，至少在客观上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从而为开通资本主义的航道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

李文认为：“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后一阶段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不久，李时岳与胡滨又合写了《论洋务运动》一文，对“四个阶段”（后来史学界习惯称为“四个阶梯”）说，做了补充性阐述。他们表示不认同中国近代史是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一方，以人民群众为一方，循着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向前发展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洋务运动虽然不属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反抗运动，但它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方向”。在洋务运动之前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遭到洋务派的镇压，二者从阶级关系来说是对立的，但又存在曲折的联系。正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使洋务派得以“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现”。从这方面来看，洋务运动可以说是“农民战争的副产品”，“曲折地反映了农民的伟大历史作用”。至于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他们认为，早期维新思想家实际上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实际就是洋务思想。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维新派才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因此，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注]

另一位颇有声望的近代史学者陈旭麓也表示了与李、胡相近似的看法：“事物的新陈代谢，决不只是一个简单否定和替代的公式，而是一个扬弃和汲取的复杂过程。近代中国的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农民起义的双重压迫下迈开第一步的，依次推移，由上层肇始，逐级发自中下层，它的发展形成一个塔形。”他认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是“一个否定一个而且象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在革命势力兴起之前，“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代表历史前进的步伐”。[※注]

西学的引进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评价洋务运动的重要方面。《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青年学者叶晓青的论文《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叶文说：“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十九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这是由于科学已从经验描述上升为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且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的思想一旦指导、渗透人类社会生活，就会起到改变人们的观念以至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终于结束了闭关自守的局面。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传入我国。从此，任何顽固人物，再想把中国隔绝在世界潮流之外，已经绝对不可能了。”叶文指出，西方近代科学，曾在明末清初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但当时社会的反应是冷淡的。“到了近代情形却迥然不同：科学在中国开始植根，并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其所以有这样不同的结果，与洋务运动是分不开的。”陈旭麓分析了洋务派在引进、学习西学时的口号“中体西用”，指出“这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矛盾中第一阶段的结合形式，是以以新卫旧的形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口号。[※注]

第五节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的理论再思考（下）

一 关于戊戌维新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史学中，用列宁所批判的“改良主义”来评价戊戌维新，其当然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余地。而在史学反思中，黎澍指出，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企图依靠当时统治阶级的开明君主的支持，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表现了它的软弱性。但是这次运动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一次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一种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救国途径，不管它多么不彻底、不切实，但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注]

杨立强在《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关于戊戌变法评价的若干问题》（《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一文中说，19世纪6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破土而起，到了八九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一问世就在内外压迫的夹缝中挣扎，因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重重障碍。1895年后，终于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这是当时尚处于在野、无权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向内外反动势力争权利、求生存的斗争，也是以这个阶级作为首领的中华民族反对列强瓜分、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尝试。把这场运动的领导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视为“统治阶级”，势必混淆新兴与腐朽、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这是不符合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实际的。杨文进而指出，不管有些维新志士曾经在某些场合表白无意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也不管他们当中某些人的主观意图如何，戊戌变法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用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封建制度的强烈愿望，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变法过程中尖锐、激烈的斗争昭示：它不是某些企图“补天”的封建文人一种矫揉造作的空言粉饰，而是一场真真实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变革运动。针对以往否定改良主义的种种指责，该文说：“人们公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不也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吗？不也是为了变革贫穷落后、受欺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这个旧事物的‘质’，使中国能够走上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吗？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殷红的鲜血，并不是用以涂抹封建庙堂的，而是浇灌了民族解放的鲜花。问题既然如此，却说他们不想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岂非自相矛盾？”该文最后评价道：戊戌变法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次勇敢的政治尝试。这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带有一定群众性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变革运动。首先，它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它冲破了清政府的例禁，初步争得了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最后，它促成了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所以说，“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进步的爱国的政治运动，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

左步青、章鸣九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历史环境角度，阐述戊戌维新的进步意义：19世纪末叶，中国的资本主义刚产生不久，民族资本还很微弱。1872—1894年，中国还只有74个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1895—1898年，新创办61个厂矿企业。这一百多个民族资本企业，无论与帝国主义的企业和官办企业比，或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经济比，都是小得可怜。与此相适应，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还不可能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充当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的，主要是从地主阶级当中转化来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开明官吏。他们的思想武器是半中半西，既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又有从西方拿过来的还没有消化的资产阶级民权学说。总之，这个阶级无论在经济、政治、思想上，都还是一个发展不充分、不成熟的阶级。但是，国际国内的政局却时不我待，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这个不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只得仓促上阵，这便是戊戌变法的阶级基础状况。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的不成熟，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这个阶级对工农群众抱着敌视的态度，这一切就决定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的第一次政治较量，必然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可见戊戌变法运动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历史状况和阶级力量状况所制约、所决定的。它不是在革命形势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偏偏不走革命道路，硬是坚持走改良的道路，而是在革命形势没有形成，革命要求未曾提出之前，所做的改良的尝试。这场改良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正因此，这次运动对封建制度触动的深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不仅为历史上封建制度自身发展过程中曾发生的某些变法和改革所不可比拟，而且也为农民起义所不能企及。关键就在于它虽然软弱，但终归是表达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他们指出：“这样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运动，应当怎样公正地评价呢？显然不能像戚本禹那样把它说成是一条反动的道路。它所起的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它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启蒙作用是不能抹杀的。”[※注]

李时岳则从中国近代一环扣一环的历史发展线索角度，来评价维新运动：

洋务运动破产之日，即维新运动兴起之时。

洋务运动在始初阶段，曾经得到各方面进步人士的一致拥护。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实际上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或支持者，即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某些批评，基本上属于条陈或建议的性质。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中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倾向，或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转化，或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中法战争的失败，把洋务运动的纸老虎戳了一个大洞。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开始被一些进步人士所觉察，它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外国侵略势力深入的反动作用的一面，逐渐显示出来，于是，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指摘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学习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们批判地主阶级改革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说：有其体才能有其用，牛以负重，马以致远，如果以牛之体而求致远之用，以马之体而求负重之用，结果只能是“两撅”而已。这样，维新思想便突破了洋务思想的樊篱，不是枝节的改革，而是根本的改造。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呼声。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事实证明，枝节的改革不能救中国。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刺激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方案，于是，维新思想大发展，并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推动下，迅速掀起了维新运动的高潮。

维新运动首先是作为爱国运动而彪炳于史册的。一八九五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康有为联合全国各省进京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向皇帝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标志着维新运动高涨的起点。这次“公车上书”，完全可以和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示威游行相类比。“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传播了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维新派奔走呼号，救亡必须维新，维新为了救亡。他们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媚外卖国。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变法维新的前提和目的，从而动人心弦地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如再徘徊迟疑，四万万中国人即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是这个救亡的号召，使维新运动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高涨起来，并得到全国上下广泛的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的每一步进展也都是和当时的民族危机紧相联系的。在由德国强占胶州湾而掀起的瓜分狂潮刺激下，维新运动随即进入了最高潮——一百零三天的“百日维新”。

维新运动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救亡是维新的前提和目的，维新则是救亡的内容和办法。为了团结维新志士，造就维新人才，推动维新事业，维新派开展了广泛的宣传、组织活动。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鼓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搞得热火朝天。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不完全统计，一八九五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会、学堂、报社就有五十一所，其中学会二十四所、学堂十九所、报社八所。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则说，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七年，仅报纸一项即从十九种增加到七十种。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五页）欧榘甲描述当时情况说，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被介绍进来，“恪守祖训”、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从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

凭借着救亡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浩大声势，维新派博得企图“重振乾纲”的帝党官僚的青睐，并迫使最顽固、最腐朽的后党势力暂时退让，演出了维新运动的最后一场重头戏——戊戌变法。这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按照康有为的设计，这场具有政变性质的变法是企图依靠皇帝的威力，通过增设新衙门由维新派掌握实权，保留旧人物的虚位虚衔以减少阻力的办法来完成的。在中央，设立制度局总揽新政大纲，并设立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分管各门事务；在地方，每道设立民政局，每县设立民政分局，督办各项新政。“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巨而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这就是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述的根本方案，即所谓“变法之原”。这是企图从顽固势力手中夺取政权的方案。光绪皇帝出于“不甘作亡国之君”，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擢用维新人士，颁布变法诏令，力图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给民族资产阶级某些民主权利，予资产阶级文化事业以合法地位。“百日维新”在全国范围内把维新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自然，以为守旧大臣“无失位之惧”便不会反抗，只不过是维新派的一厢情愿。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人士，企图把封建顽固势力挤到一边，执掌政权，这本身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顽固势力是不会甘心去坐冷板凳的。他们结集在西太后的周围，伺机而动，一举扑灭了新政，结果是光绪皇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谭嗣同等“维新六君子”被杀。

综上所述，维新运动作为救亡爱国运动，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实质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注]

李时岳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总体上考察，维新运动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维新派的进步作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没有立即消失。谭嗣同的《仁学》后半部，被改名为《君祸》，由革命派刊行。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鼓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严复精心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所有这些，都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都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长期以来，把维新运动说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是不确切的。维新运动显然不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它并不是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只是采取了企图通过政变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形式，即改良的手段。不应该把改良和改良主义混为一谈。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进步作用”，更不在于以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陈旭麓从他的社会历史“新陈代谢”的观点，看待戊戌维新，指出：“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没有发动群众，也不触动社会基础，只是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就其趋势来说，它打击封建顽固势力，策划君主立宪，最终想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只是限于改良’地维护旧制度，而是一个要求作较大革新的改良运动，与改良主义迥然不同。它之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也说明了这一点。”[※注]

李时岳后来又撰文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与陈旭麓的观点十分接近。他说：“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是从地主、官僚、商人（包括买办）转化而来的，形成过程中自然会带有原来所属阶级的胎记。但重要的不在于‘半地主’，而在于‘半资产阶级’，即向着新兴社会势力的转化、前进。维新志士大多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但都是多少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振兴中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倡导和推行资产阶级的改革，和封建守旧势力进行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搏斗。维新运动不是可有可无的历史过场，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准备阶段的重要环节。在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尚可指望的时候，人们是不会轻易走上暴力革命道路的。他们充当了这个时期不可缺少的先行者角色，为推进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注]

以往对由维新派演变而来的立宪派，也是一概骂倒的。解放思想则必然引出对立宪派及其运动的重新思考与评价。章开沅等人撰文说，立宪派不是要维护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是要实行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政体。就这一目的而言，立宪派和革命派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在手段、方法上。立宪派采取请愿的合法斗争方式来迫使清王朝对资产阶级开放政权，这与革命派采取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是有所区别。相比之下，前者温和，后者激烈；前者保存的封建残余较多，后者较少，两者有激进与缓进之别。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初年以前为第一阶段，两派之间的政治关系没有明显的分野。尽管革命派已经进行了两次武装起义，但与维新派仍保持良好关系。从20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前夜为第二阶段，两派的关系逐渐破裂进而势不两立，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公开论战。但这种矛盾只是同一阶级的不同政治派别在阶级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的矛盾。武昌起义后为第三阶段，立宪派纷纷倒向革命派，这是阶级利益的共同性和政治目标的一致性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共同斗争的结果。[※注]

随着对改良派认识的转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戊戌维新时代的人物研究在史学界、哲学界吸引了更多学者的注意力，其中李泽厚对梁启超的评价颇有代表性。李撰文说，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应予基本肯定。其理由是：1898—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这段时间虽短，但却非常重要。因为他在这一时期中，对一代青年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中，梁启超根据自己当时吸取和了解的西方思想学说，结合中国的情况，通过他特有的流畅明白、“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向广大青年介绍了西方各种理论学说和一整套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思想和社会道德观念。他所办的《新民丛报》，虽被清廷严禁，仍然畅销国内，销数高达一万数千册，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足见梁启超的启蒙宣传，完全符合了人们的需要，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也就成为当时这些青年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包括鲁迅和郭沫若一代人都受过他这种启蒙思想的影响。因此，对“这种启蒙工作的意义不应低估，它构成当时人们（主要是青年一代）思想发展前进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在政治上，它铺排了一块由不满清政府而走向革命的思想跳板；在观念上，它安排了由接受初步启蒙洗礼而走向更开阔更解放的思想境界的媒介”。所以，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初兴时期在启蒙思想和学术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注]

二 关于义和团运动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史学中，戚本禹等人把义和团运动完全用于现实政治斗争，所以反思也由此起步。左步青、章鸣九在《评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一文中说，19世纪末叶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的广大群众在反帝斗争中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但是必须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在阶级社会中，这种革命变革突出的标志，便是政权由旧的统治阶级转到新的统治阶级手里。义和团运动是不是具备这种性质的历史事件呢？显然是不具备的。义和团运动的最主要缺点，就是它只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不反对封建的社会制度和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甚而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淹没了农民运动本应具有的自发的反封建本性，并终于被封建顽固势力所利用，成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牺牲品。义和团运动从来就没有提出一条改变封建制度的道路来。他们不同意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一次革命，这便涉及了由“三次革命高潮”说建构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

次年，《历史研究》第1期又发表了王致中的论文《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文章说：“人们应当记得，被称作近代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义和团运动，在文化革命高潮中，曾经近乎戏剧性地成为一时舆论注视的中心。今天人们已有可能冷静思考：戚本禹为什么要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作题目来为当时的‘批判’点火？人们更有理由向历史的深处探究：究竟应当怎样认识义和团运动？”作者指出：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农民众多的国家。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在反侵略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从而也使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能起到如某些论者所夸大的那种伟大作用。因此，研究封建主义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是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引用李大钊的话评价道：“义和团虽发于仇教之心理，而于西洋人的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着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上与文化上的冲突。”正是因为这些，就注定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自由的道路，必然是漫长而痛苦的。因此，对于《清官秘史》这样的电影和它反映的复杂时代及人物，根本不应简单地武断地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去作判决。光绪皇帝的勇敢改革，对于新生产方式引入中国是一个积极的倡导，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无疑是起积极促进作用的，但在当时却被义和团目为“二毛子”，新中国成立后又再次被赠以“卖国主义”的恶谥，义和团的农民们本来就遭受封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对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如马克思所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看到这勤劳的、宗法制的农民丧失古老的文明与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不过从冷静的历史的观点来看，他们对新生产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的反抗，却并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积极推动力量。但义和团在当时却被慈禧们崇以“义民”，67年后又被戚本禹笼统冠以“爱国主义”的美名。这真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莫大之悲剧！

章开沅也认为义和团本身不是一次革命，正如同太平天国不是一次革命一样。因为旧式农民不代表先进生产方式，不可能实行社会的根本变革。目前有些文章，对义和团运动的落后性、封建性谈得较多。为了突破禁区，论述一下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的。正如我们不能渴求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我们也不能苛求于像义和团这样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旧式农民战争。[※注]林增平说，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义和团运动被定为近代的第二次革命高潮。这就是说，从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到1900年的36年当中，中国历史的进程就是为了酝酿、发动这样一个革命高潮。可是，从义和团运动本身来说，却不免使人要提出疑问：难道中国人民费了36年的思想准备和力量积蓄，到头来竟掀起了这样一次缺乏组织、缺乏思想指导、纯属自发的散漫的革命高潮吗？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里酝酿的变革，是另一种运动，那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的运动。这开始是“洋务新政”；“洋务新政”的破产，导致了变法维新的兴起；戊戌维新的失败，又启发了进步的中国人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著名的革命家，差不多都是先后从维新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我以前也赞成义和团运动是第二次革命高潮的说法，现在改变了，开始持反对态度。[※注]廖一中认为，关于义和团对待封建制度和清朝统治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牵涉义和团运动性质的问题。已往有的著作把它说成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事实并非如此。革命，是针对改变生产方式，或者以进步的政权代替反动的政权而言。而义和团对此毫未触及。那种认为反帝就是革命的看法未必确切。古往今来，各个国度都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包括战争），这是保卫祖国独立和民族利益的斗争，它与革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清王朝是代表国内的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而义和团起义既不改变生产方式，也不推翻清王朝，又怎能说是革命呢？因此，义和团运动只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注]戴逸则认为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要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它的主流方面，斗争的正义性和历史功绩，也要看到运动有严重的弱点。一是组织性差，散漫无纪律，没有形成统一的队伍，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策略；二是笼统的排外主义，凡是外国人、外来事物，不分青红皂白，都要排斥；三是愚昧落后，迷信宗教、反对新事物。“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对义和团落后消极面视而不见，存在着片面性。林彪、“四人帮”正是利用了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大肆歪曲义和团，煽惑群众，达到为帮派利益服务的反动目的。他们把义和团说成是先进的东西，要无产阶级去继承、仿效那种错误、落后的行动。把红卫兵比之为红灯照，火烧英国代办处，比之为攻打使馆区，胡闹一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教训应该吸取。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当然要肯定，但不是绝对地肯定一切，不能把它的弱点当成优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鼓吹搬用义和团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更是荒谬的。[※注]

李侃指出，有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既然是反帝爱国运动，清朝政府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和团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就必然起到打击清朝封建统治的作用。但是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义和团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研究历史应该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出发，更不能从主观设想和推论出发。“扶清灭洋”这个代表义和团行动纲领的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极度激化，同时对减轻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对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本身，又带有很大的消极因素，它模糊了清朝统治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致到了后来，竟成为清朝统治者得以蒙蔽、欺骗甚至利用和控制义和团的原因之一。这个口号清楚地表明：义和团并不是把清朝统治者当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决心把它推翻，而是把它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去加以扶持。[※注]丁名楠认为，搞清楚义和拳的源流与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有关。团练是清朝腐朽统治的一种支持力量，秘密结社则历来受清政府的查禁，是它的对立物。义和团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清政府强有力地支持义和团的说法不能成立，同样，各省官员支持义和团的说法也不能成立。清政府即使与帝国主义有矛盾，也不至于会依靠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宣战。开战后不久清政府要驻外使节向所在国政府解释的电令，说了真话，它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但在6月中，它确是公开向帝国主义宣战，这又怎样解释呢？应该说，这是义和团逼出来的，是整个形势的发展逼出来的。它是违反清政府的本意的。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过程有力地说明义和团是同清政府相对立的，后者对外宣战是被逼的。清政府一开始就强有力支持义和团以及各省官员支持义和团的说法，是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的。“扶清灭洋”这个口号在运动中十分普遍，可以说是义和团的行动纲领。这个口号看来至少在主观上不要求推翻清政府，也没有表示要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因此说义和团运动不反封建，也是有道理的。[※注]

朱东安、张海鹏、刘建一等学者仍主张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给予基本肯定。他们认为通常所说的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共同特点。因之，对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应采取简单回避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需要对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过程来看，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在中国人民中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反帝思想和原始的反抗形式。它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应。它的看来似乎有些“过分”的思想和行动，正表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积累经验的感性认识阶段，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属于初级阶段的自发斗争。尽管它不免片面和肤浅，甚至有些幼稚可笑，但就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全过程来说，这个发展阶段却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还认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主要是中国农民发动起来的。从主要的意义上可以说，它仍然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或者说是一次单纯的农民爱国运动。农民阶级具有两重性：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却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当帝国主义侵入时，农民可以具有坚决的反帝行动。但作为小生产者，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完全靠直感和经验来观察、认识问题。因而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可能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同它借以实行经济掠夺的工具——铁路、商品机器等加以区别，不可能理解这些东西还同时具有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性质，也不可能了解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真正前途。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以排外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斗争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排外主义是当时中国农民在反帝斗争中所可能采取的唯一形式。如果全盘否定了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所谓承认义和团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势必就成为一句空话。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毁坏了一些机器、商品等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工业产品，但它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的要求和行动是革命的、正义的，而被这种排外主义所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是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打击，才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收起瓜分中国的打算，清政府不得不进行一些它在戊戌变法时所坚决反对的政治、经济改革，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讲，义和团运动实现了戊戌变法所没有实现的目标，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政治、经济前提。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无论义和团运动有多么大的弱点和错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否定的。[※注]作为“三次革命高潮”说的提出者，胡绳在当时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近来学术界有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高潮。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杀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因此胡绳坚持说，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注]

1984年，李时岳在《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一文中，对他提出的“四个阶梯”说中为什么没有义和团运动的位置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通常所说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从60年代开始的反洋教斗争的新高涨，一是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事实上，反洋教运动从来就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开头，它曾经是封建官绅倡导的“排斥异端”“保卫圣道”的运动，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逐步加深和清朝统治者对外的日益屈服，斗争卷入了越来越多的下层群众，而封建统治阶级则分层退出斗争行列，有的站到斗争的反面，有的退居斗争的后台，但运动始终表现出明显的民族自卫的性质。甲午战争后，严重的瓜分危机使一部分官绅感到屈辱仍不能求存，“排外”情绪于是又激动起来。从1898年四川余栋臣开始的“扶清灭洋”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起的。《余栋臣檄文》声明：“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用明确的语言规定了斗争的方向以及和清朝廷的关系。清政府剿抚兼施，镇压斗争后对余栋臣等人的处理也就和对农民起义领袖的处理迥然不同，从轻从宽，甚至给予一官半职。山东义和团的兴起也是得到乡绅乃至官府支持的。清朝朝廷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者主剿，惧怕丧失“民心”（实指“绅心”）者主抚。戊戌政变后掌握了朝廷权柄的顽固大臣们，怀着被帝国主义抛弃的恐惧心情，企图利用“群众斗争”以显示自己的能量，因而主抚派占据优势。没有主抚派的默许，义和团不可能进入京津；没有清政府的号召，义和团不可能在华北和东北普遍涌现。随之而来的便是帝国主义的军事压迫和反侵略的义和团战争。战争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作为一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从宣战、组织抵抗到媾和，清政府始终处于支配的地位，义和团只是被使用的一种力量。尽管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广大军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但无从扭转清政府的叛卖和投降。战争的直接结果是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的《辛丑条约》和企图分割中国大片领土的俄军盘踞东北。把义和团战争看成被歪曲的农民革命，不能不说是性质上的误认。作为民族战争，由于参加的阶级、阶层很广泛，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自然会带着不同的政治见解投入战斗，对这些不同的政治见解和行动主要应从是否有利于民族战争的开展来进行评价，而不必胶着于反封建或不反封建。作为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它应属于中国半殖民地化那条线索的重要标志，不把它列入主要线索，丝毫不意味着对农民运动的地位和作用的贬低或否认。何况义和团战争本来就不是农民运动，中国的单纯农民战争的历史到太平天国就最终结束了。

三 关于辛亥革命研究

李时岳这样论述辛亥革命与戊戌维新的关系：还在维新运动开始高涨的时候，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便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戊戌变法前乃至变法失败后若干年内，兴中会员和维新人士之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向无芥蒂”，“彼此往来异常亲热，真无所谓有彼此之分”。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维新派以封建顽固势力为主攻方向，他们的活动具有启蒙的进步性质，另一方面也说明革命思想路线还没有完全成熟。事实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乃至民生主义，几乎都是由维新派发其端而由革命派竟其绪的。维新派首先提出只有实行民族主义才能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命题，鼓吹“满汉不分，君民一体”以实行民族主义。革命派从维新派手中接取了民族主义的大旗，着力论证不推翻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广大汉人的民族精神便得不到发扬，因此，实行民族主义的根本道路在于“排满革命”，建立“民族的国家”。民权主义理论最早也是维新派揭示的，不过，维新派以人民觉悟程度不够为理由，认为必须经过“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借以“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把民主共和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革命派争辩说，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民主主义的种子，只要去其禁遏，助其生长，就能迅速开花结果，“今日之民智，不必恃它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维新派还介绍过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息，并借以吓唬革命分子。革命派则引社会主义为同调，把社会主义看成“医治”资本主义“弊病”的药方，并从中引申出改革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民生主义，作为战斗的目标之一。维新派说，维新为了救亡，救亡必须维新。革命派说，维新不能救亡，救亡必须革命。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完成了对维新思想的改造，于是以独立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政治舞台，开展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李时岳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的最高阶段。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体现了当时时代智慧的最高觉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这种思想的结晶。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当时人民群众最先进的政治代表。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认为是“中等社会”的代表，负有“提挈”和“卵翼”下等社会，以“矫正”和“破坏”上等社会的责任。他们不像历来的农民战争那样，运用宗教的形式，秘密组织和发动群众，而是公开向群众呼吁，力图唤起群众的觉醒，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属于人民群众，而且是人民群众中最有觉悟的一部分，当时的工人、农民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追随者，觉悟了的分子便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成员。他评述道：政治觉悟是千金难买的非常宝贵的东西。旧式农民战争的英雄在失败的时候只能发出“天亡我也”的呼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敌人的法庭面前，却能慷慨陈词，声明革命的必要，坚信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正是基于一定的政治觉悟，一代革命志士舍生忘死，英勇奋斗，用鲜血谱写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壮烈诗篇。刘敬安“劲拒不稍回曲”的“铁汉”精神，林觉民《与妻诀别书》的思想境界，千秋万代，仍然感人肺腑。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艰苦历程，终于推翻了二百多年来的清朝统治，扫荡了最顽固最腐朽的满族亲贵势力，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政体，为后来人民革命的胜利奠下了基石。他们的革命情操，他们的丰功伟绩，是永远值得人们崇敬和纪念的。

李时岳批驳“文化大革命”史学的观点说：有人认为，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无原则地歌功颂德”，因为他们本身属于剥削阶级，他们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剥削的形式，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资本主义也绝不是中国的出路，所以，必须“立足于批”。看来，“立足于批”的所谓“原则”，就是宁可让历史停滞不前，也不可让非劳动人民为历史的前进做出贡献。按照这种“原则”，人类如果不能在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就应当永远像狼群一样在原始森林里徘徊；从原始人群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切文明、进步，都是必须诅咒的。这种“原则”，似乎很革命，实际上是“革革命的命”。正是在“立足于批”的原则指导下，出现了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及其自发斗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借歌颂自发性以贬低觉悟性的咄咄怪事。[※注]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曾有一番讨论。有人把这场革命说成主要是“反满”，对此，刘大年发表意见说，这时的“反满”斗争已经是受资产阶级指挥，服从于资产阶级革命利益的运动。理由是：其一，它为资产阶级所发动。单纯的农民战争过去了，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当时没有其他社会力量能掀起这股反满怒涛。其二，它斗争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即推翻封建统治，反对站在这个统治背后的帝国主义。其三，决定这场革命的成败、面貌的，不是“反满”斗争，而是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领导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本身的特点，和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群众的关系。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依靠热情高涨的群众把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推翻了。[※注]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否“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做史实叙述说，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前后连续的群众运动，其中规模较大和影响较广的有：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矿权运动、国会请愿运动，以及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保路风潮，等等。这些运动是古老中国逐步迈入近代的前进步伐，同时，它们也记录了资产阶级成长觉醒的轨迹。他认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先后建立，可以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总之，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有一个资产阶级存在着，活动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注]章开沅还专门研究了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的关系。指出，20世纪初年的江浙，曾经是辛亥革命在国内的重要策源地，新的思潮最为鼓荡发达。但同时，这里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重要的基地，中外反动势力一起往这儿集结。先进的社会因素与顽固的黑暗势力交叉对峙，历史的现象充满着自我矛盾。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和临时政府的建立，既是辛亥革命高涨的顶点，又是转向全面妥协与失败的起点。江浙资产阶级曾经把总统的桂冠奉献给孙中山，然而曾几何时，又迫使同盟会的领袖把政权移交给袁世凯。这些奇特现象的纷然杂陈，不应归咎于某些个人的品德缺陷所导致的背信弃义，而是他们所依附的那个经济结构和自己的矛盾性格使然。[※注]

辛亥革命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胡绳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提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政治和思想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的纲领中并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三民主义，他赋予民族主义的含义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然如此，应当承认，中国资产阶级这一次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民主主义革命，在实质上也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正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主张推翻被帝国主义维护的清政府，并且认为，革命应该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在实际上站到了同帝国主义对立的立场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君主立宪派的同时，也反对义和团的斗争方法。如果不是只看一时的效果，而是通过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的功勋。从一时的效果来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黑暗并不次于清朝末年，但从历史的发展全程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注]黎澍也对辛亥革命的一些历史问题发表意见说，当年有这样的历史现象：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出现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实业家们很长时期不支持甚或反对革命，只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和革命党人实行过短暂的合作。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以发动革命的最有效的口号是“反满”。“反满”口号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在革命党人中是很不相同的。但总的说来，它是基于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又是和民主主义觉悟相联系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共和国的观念日益为多数人所欢迎。坚持反满共和的革命党人是颠覆清廷的主要力量。孙中山废除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的思想，实际上成为革命运动的指导方针。武昌起义是在孙中山影响下并以他的名义发动起来的，是清末革命运动长期发展的结果。由于经济来源枯竭，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孙中山不得不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注]

四 关于近代人物研究

随着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历史人物自然亦开启了重新评价的闸口。另外，“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著名学者胡适，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被作为思想批判的敌酋。刚刚踏入新时期的思想学术界也小心地提出了对胡适进行再评价的问题。有人认为，胡适是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学者身份而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时，他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反封建旗帜，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鸣锣开道；在哲学思想上，他鼓吹进化论和实验主义，为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胡适后来政治上向右转了，但对这样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仍然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注]有人认为，胡适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一种治学方法，有其可取之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做学问，首先要求占有大量的资料，然后从对资料的研究中逐步形成观点和看法，提出假设，再去细心求证。在求证时，胡适强调要避免从情理推测，要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要敢于创新，反对在研究上采取影射附会的主观主义态度。这些无疑有可取之处。[※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著名人物陈独秀，后来虽与胡适走了不同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但在国内史坛，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陈独秀是一个被全盘否定的历史人物，对其进行研究也属于“禁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有了民主空气，党史研究者开始重新讨论陈独秀的评价问题。尽管当时供研究的历史资料还不像后来那样丰富，但有人还是提出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责任不应该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因为这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着直接的关系。陈独秀的每一个错误，都与共产国际相关联。例如，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苏联顾问团就反对反击。同年11—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还肯定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仍然认为国民党的武汉政府是革命营垒。所有这些，都对陈独秀的错误领导产生重大影响。[※注]与此同时，陈铁健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论文《重评〈多余的话〉》，对中共早期另一位领导人瞿秋白的狱中文章进行“重评”，引起不小的反响。瞿秋白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一篇《多余的话》被打成“叛徒”，坟墓被掘。陈文认为，对瞿秋白写《多余的话》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其中有光辉部分，也有灰暗部分，但光辉部分是主要的，灰暗部分是次要的。灰暗部分虽然令人不爽，但不能就此认为瞿秋白对革命事业丧失信心，更不应认为他是“叛变革命”。第一，《多余的话》说自己“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一场噩梦”。在这里，他坦白地写出了自己一生无法解脱的矛盾，既不是对于党的工作的恶意诅咒，更谈不到用这种诅咒来推卸责任，讨好敌人，以免一死。第二，《多余的话》虽然过分流露了低沉、颓唐的情绪，但是瞿秋白直到牺牲也没有改变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只是坦率地承认“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第三，《多余的话》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作者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人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作者灵魂深处某些本质的东西，这同标榜一贯正确、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归功于己的人比，何若霄壤之别。[※注]

五 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宏观考察，20世纪50年代起曾以“分期问题”作过讨论，并形成“三次革命高潮”说。新时期李时岳提出“四个阶梯”说，于是讨论又起，谓之“基本线索问题”。除了前已述及的李氏的两篇文章[※注]，把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趋向”（即“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和“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向下沉沦，后者向上发展（即通过“四个阶梯”）的论说外，章开沅从民族运动的视角，认为“可以把这八十年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以1900年为界标，把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争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这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在第二阶段又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三次革命高潮一词还是以不用为好”。[※注]苏双碧则认为，在考虑近代史线索时，要注意到两点：一是为争取政治上的独立所做的斗争，二是为发展民族经济所做的斗争。据此，他提出，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开始，经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戊戌维新时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的推翻清王朝统治，“五四”时期的彻底反帝反封建斗争，构成中国近代前八十年历史发展的主要标志。[※注]

张海鹏撰文坚持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理论，是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他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两个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也不应该被忽略，但民族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才有少量生长，因此说民族资产阶级成了19世纪的时代中心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农民阶级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他们承担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如果以“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为主要线索，就会贬低农民的作用。[※注]

1986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姜进的论文《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以新一代学者的姿态，对线索问题讨论提出意见。她说历史线性发展的观念，是18—19世纪理性时代的产物，它的特点是理论的简约，但也构成了与社会现实内容丰富性的矛盾。体现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就是抓主线的思维方式，长期纠缠于某几个问题，使研究领域狭隘，研究层次难以深入。“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深刻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化过程，如何能够作出具有时代高度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超越关于历史线性发展观，在现代意义上把握近代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内涵。”那么新方法的研究如何进行呢？她似乎还没有具体的尝试，只是谈到20世纪人文科学的新进展，可以说是在两个层次上摆脱了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在宏观方面，出现了文明或文化圈的观念，用以取代线型的发展模式；在微观方面，对某个特定的文化，不再满足于描绘一条简单的发展线索，而是力图重建它的社会文化结构，注重剖析它的深层结构，立体地把握它独特的内涵。这种动向值得我们研究。

第六节 胡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探求

1948年胡绳的专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香港生活书店出版）问世，该书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主要揭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与中国反动统治者相勾结的历史。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史主要架构的革命史观。[※注]1973—1979年胡又以专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把“三次革命高潮”说详加叙述。以上三著述，使胡绳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革命史观”学派的主要奠基者和代表者。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跨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冲击“两个凡是”论，胡绳对此一度迟疑，因而受到批评。在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人提出以“四个阶梯”（即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为线索的现代化史观，对此胡绳曾表示难以认同。

然而在胡绳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学术研究突然迸发出了超越自我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他敞开心扉，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在八十自寿铭中，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哀哉，尚飨！”[※注]胡绳说自己“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是“不理解”又“不能辨识”“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内心产生困惑和矛盾。他表示：“展望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受一切过时的成见的约束，大胆地又是用最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观点，新理论。”[※注]

1998年胡绳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次年，又发表长篇论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再评价》。在这两篇文章中，胡绳说，正在疾驰而过的20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变化，而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要说这些新东西是哪些，不可不提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这种关系。他指出，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联，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1）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邓小平所说“三个有利于”[※注]为判断标准。（2）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3）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4）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且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前提下，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有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胡绳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进行了再研究，认为其主张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方针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以为中国可以从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这是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观点。[※注]

胡绳后来对用现代化史观来叙述中国近代史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认为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还承认洋务派是近代中国第一代讲现代化的人，洋务运动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启蒙作用。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了维新派，维新派的活动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做了准备。[※注]

对于胡绳晚年的学术飞跃，人称“胡绳现象”。解释这种现象，需要从历史学自身和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两方面来分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注]，即是说历史认识是与时俱进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这属于正常现象。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一个由于外敌入侵，被迫做出反应，在求索中发展的社会，救国与革命曾经是时代的主题。胡绳的前半生首先是革命者，而革命者的历史认识显然是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者的。

革命者以革命为压倒一切的要务。这是因为革命是你死我活的事情，没有什么比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更重要。学术必须为革命服务。如果“以论带史”（学术的原则是“论从史出”）是革命的需要，那就应该加以维护。新时期初，批“两个凡是”，胡绳之所以迟疑，是因为他担心这会对革命的大局不利。这是革命者思维的惯势。

革命者对革命的对象充满仇恨，以推翻之消灭之为己任，听不得对敌人有任何肯定之辞。胡绳撰《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指出：“有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种错觉。他们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描写得这样单纯，以致把清政权写成是不断地受着帝国主义国家欺凌侮辱的可怜的存在。这种描写是不合于历史事实的。”帝国主义是革命的敌人，封建主义也是革命的敌人，它们之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关系。清政权搞洋务运动，目的是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在革命者看来，这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理由。

革命者对革命无限崇拜，引历史上的同道为战友，认为只有革命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在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中，曾为戊戌维新保留了一席之地，但是以革命的原则来衡量，他又认识到戊戌维新“只想通过统治集团来进行渐进的改革，对于既存的统治秩序从来不敢设想基本的变化”。在革命面前，其“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义的意义，而把反革命的实质极端地表现出来了”，这是应该被历史所否定的。[※注]总之，革命者持革命史观，乃题中应有之义。

须知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学者型革命者，是指像胡绳那样在中共建政前加入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能够舍生忘死地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了救国救民。他们是一群有良知、有理想的志士仁人。[※注]胡绳说他“四十而惑”，其时正值1958年，年前的“反右”斗争，他的秘书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随之而起的“大跃进”狂潮，造成严重饥馑，农村甚至饿殍盈野。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国家主席被“打倒”身亡，“亲密战友”则仓皇出逃，整个社会经济短缺、信仰崩溃、冤狱遍于国中……这不能不使一个有着良知和理性追求的人陷入困惑：革命到头来为什么会是这样？胡绳说自己“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正是在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改善、国家经济腾飞的新时期，眼见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他开始思考、省悟。他把以往的失误归于“左”的指导思想，认为在20世纪中国之路的探索中，最困扰人的问题便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这种关系”。

上述胡绳所点出的问题，具体说来，即：“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连？”这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思考中，并不是新问题。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说过，西方兴起的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方法，“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它悉数搬来应用，“是挠不着痒处”。要与资本阶级对抗，就要先问国内是否有资本阶级，若没有，便是无的放矢。[※注]梁是读过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他主张中国应该先发展实业，解决贫困问题，才能更上一层楼。这也是戊戌维新时期全国朝野曾经达成的共识。可是随着和平改革的失败，发展实业的安定环境不复存在。20年代的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谁还有心思搞经济？梁氏本来不错的话，这时已没有人听了。面对国内糜烂的乱局，愤怒的青年蔡和森致信陈独秀道：“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团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注]尽管蔡所谓“无产阶级”，其真正属于产业工人的还是凤毛麟角，但谁又能否认那些被穷困死亡包围的一无所有的贫困者有着最强烈的革命要求呢？这便是中共革命的时代背景。

恩格斯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静悄悄”的变迁，而非人的思想（哪怕先进思想）所为[※注]；也不是政治革命所能代替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更是明确地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注]这是唯物史观的原意。然而近代中国由于遇到帝国主义侵略这个特殊情况，民族危机使人们急不可待，因而认为“亡国与受资本家的掠夺，是一件平行的现象”[※注]，反帝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正逢其时。对此胡绳写《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时候就是这样看的，当年的他只着眼于论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由，而对事物的另一面注意不够，那就是资本主义入侵与封建主义自救（洋务运动）所造成的新生产力引进，其对中国社会有进步的意义。尽管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统治集团目的自私，但历史往往会不以它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中日甲午一战，使洋务派中分化出了维新派，当时朝廷上下，从皇帝、疆臣，乃至举国士子，都认定举办新式工商业为强国之路，于是中央设立农工商总部，地方设立商务部，推行“恤商惠工”政策，全国出现了第一次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戊戌变法因急于“变官制”导致政变而归于失败，接着国家一步步踏向乱局，发展工商业的社会环境越来越险恶，令人绝望。胡绳等爱国青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革命作为出路，寄望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和创造一切。可是革命却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脱贫致富问题。这个问题是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中找到解决之路的。抚今追昔，作为近代史专家的胡绳，对“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终于有了答案；他也必定会对“革命与改良”重新做一番思考。他晚年不再以“目的反动”而完全否定洋务运动，也不再以“反对革命”而否定戊戌维新，大概就与这种反思有关系。

反思中，胡绳认为毛泽东当年企图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受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胡的观点被一些人公开批评，他们举出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批判民粹主义、说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言论，证明毛对民粹主义并非没有认识。本书编著者有幸也参加了那次论争并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毛泽东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并非要“跳过工业化”，而确是要“跳过资本主义”，主张用“不断革命”来实现“直接过渡”。这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可以讨论。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以为用革命的方式即可解决建设的问题，解决生产力大发展的问题。正是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实践中一系列重大偏差的发生。[※注]后来本书编著者又发表论文《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对毛泽东何以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言论，而在10年后又力推“让资本主义绝种”的社会主义革命，做了历史的说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年的新民主主义，具有政纲和政策两重的性质，其制定的依据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后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列宁提出“两步走”，即共产党先参加并争取领导民主革命，掌握政权后，再“不停顿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关于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言论，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争取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在力图获得美国支持的背景下发表的，其策略的成分更多一些。[※注]应该感念地说，笔者的这些研究，都是在胡绳晚年学术探究和讨论的导引、启示下进行的。

中共党内如胡绳等老一辈学者爱用“‘左’的指导思想”云云，来说明党在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左，在他们心目中即是革命，而带引号的“左”，则变成了一种错误，其性质是革命革过了头。在邓小平的话语里也是这样，他说“左”看似革命，但在历史上给党造成的损失更大。即便如此，还是有人遵循“宁左勿右”的规则办事，因为革命革过了头，是认识问题，或者说本质不错，而“右”则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问题，其性质属于敌我矛盾。为什么“‘左’的指导思想”问题，在中共党内会是这样一种存在呢？没有人做过更深的研究。胡绳晚年一再提到这个问题，提到党内“整人”的问题，只是重病在身的他已经无力再做剖析了。其实问题也有简单的一面。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是革命党，是左（即革命）的产物，那么更革命（更左）的巨轮滚动便是不可遏制的惯性和趋势。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最后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也是同理。要想解决“左”的问题，只有革命党自身和平转型一途。胡绳等革命者晚年的冷峻、清醒认识的产生，亦是他们个体发生转型的结果。

胡绳离世后，本书编著者继续沿着他的思路，思考中国近代史，思考在中国执政的革命党如何和平转型的问题，思考的结果写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考》一文，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首先，“笔者以为，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来认识和理解，是符合经典作家原意的”。阶级斗争观点引入中国，不仅成为分析社会历史的强有力的方法论；更是发动革命，战胜敌人的无坚不摧的利器。难怪胡绳等革命学人折服于这一理论。其次，笔者看到，在中国进行的“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语），遇到了马克思当年尚未研究的一些问题，按照唯物史观的书本理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可是实际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像马、恩曾经预料的那样，在欧洲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同时成功，却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继而又在生产力更加落后的中国告捷。这样，唯物史观在现实中发生了悖论：按照马克思的原理，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富了才革命”的。而毛泽东的经验则是“富了难革命”，“越穷越革命”[※注]，他相信革命（即阶级斗争）能够使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和大发展。但实验的结果，却不理想。这引发了胡绳对民粹主义问题的思考。最后，笔者还看到，俄、中两国阶级斗争的实践，“突破了唯物史观描述的物质——经济层面，深入到了‘人心’的层面”。这是因为：（1）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必然产生“百倍增长”（列宁语）的“阶级仇恨”，“仇恨入心要发芽”。（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语）。须知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原是在“阶级对立简单化”的经济发达社会。而俄、中两国由于经济落后，阶级分化不显著，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占据了社会的多数。布尔什维克视中间势力为“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等中国同志则争取了这股力量，从而战胜强敌。对此，胡绳印象深刻，认为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经验。[※注]然而，由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上实质是一家”（毛泽东语，下引同）；中共“有很大数量的党员出身于这个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思想斗争中，发现反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便顺理成章了。而阶级斗争一旦变成了“人心”问题，变成了思想斗争，敌我难分辨，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所难免。这正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原因。胡绳所痛恶的党内“整人”问题，其根源也在这里。笔者最后的结论是：如果不能完全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中共十七大报告语），建设和谐社会便是空话，执政党的和平转型也不可能实现。[※注]换句话说，所谓转型，就是要彻底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惯式和治国方针，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决胡绳一辈人念兹在兹的“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