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证方法与资料建设

既有的学术史回顾，往往将罗家伦、蒋廷黻、郭廷以等学者，同马克思主义史家截然对立，划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脉络，甚少顾及二者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家如范文澜、胡绳、华岗等人，在资料匮乏、专题研究薄弱的情况下，为适应政治形势要求，多热衷于近代通史著述以为革命动员之助。这与罗家伦等人的理念无疑相左。但是，史学终究具有社会功能，为适应时势因陋就简也无可厚非。因抗战需要，蒋廷黻亦在资料远未完备的情况下急就通史体例的《中国近代史》。新中国成立之后，资料、人力等各方面条件大为优裕，心态也较为从容，罗家伦当年所揭示的理念、方法，不但在海峡对岸由其学术继承者郭廷以发扬光大，在与罗氏意识形态对立的大陆也延承。而从史料编纂入手的基本取径，也得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普遍遵循。换言之，民国时期近代史学科初创阶段在新史学实证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注重资料的学术规则，在1949年后的大陆亦继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正因为如此，才引出了一系列治史方法论上的争议。

有学者指出，20世纪40年代中期始，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由原来偏重方法，向方法与史料并重的方向转移，并举起“史料”的旗帜，力图与史料学派在史料收集整理上一较短长。[※注]此一趋向延续到50年代初期。郑鹤声在1951年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几乎全盘照搬罗家伦的观点：“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我们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话，当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材料得到以后，还有整理翻译考订的苦工，而分题的研究，所谓摩洛格拉夫（Monograph）的工作，尤其是科学的史学的阶梯。必须有这各部分的史料丛书百种以后，才可以动手写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注]郑氏此前从事近代史撰著，确为罗家伦研治近代史之理念的忠实信奉者。而他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敢于重新高调宣示罗家伦的看法，主要同当时史学界风气有密切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史家虽然已将“阶级观点”“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而不断强调，但并未完全抛弃实证史学，且唯物史观被公认包含历史主义。刘大年在1953年总结史学现状时强调指出：“近三、四年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上也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主要是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存有严重的非历史主义观点。这首先表现于不恰当的对待历史人物，例如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或者不区别历史人物具有的优良品质和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所要培养的新品质，简单地要大家向古人学习，盲目夸大历史人物的作用等。也表现为‘借古说今’：例如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注]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名重一时的典范之作，他仍不断修订，对其中“借古说今”的地方作出删改。

范文澜对于青年学者轻视史料的倾向多次予以尖锐批评：“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资料工作，才能动员大批人力投入这个工作里去。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比做研究工作低一头。这样想法是不对的。”资料工作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注]来新夏向范文澜请教研究近代史的入门途径，范让他从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入手。范氏还告诫青年学人：从档案中搜求资料如披沙拣金，确实不易，但这是研究工作“从根做起”的重要一步。[※注]可以说，由范文澜等人倡导的重视档案史料的实证学风，使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强调阶级观点、强调“为政治服务”的同时，又培育出一定的学术发展基础，不至于完全脱离学术轨道。

1949年7月1日，史学界人士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由范文澜主持。他立即筹划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组成总编辑委员会，以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11人为总编辑。1951—1958年，史学会的主要工作即是继续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范文澜作为总负责人，为《丛刊》的编辑出版殚精竭虑。他与翦伯赞共同邀请金毓黻编纂《太平天国史料丛刊》，并亲至聂崇岐家邀请金加入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资料编辑室“平均每年编辑并翻译出版上百万字的资料”[※注]，可谓勤谨高效。《丛刊》原拟12个题目，分头编辑，陆续出版。[※注]这项编纂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中坚[※注]，整合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及社会各方力量进行，在此过程中，那些原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家贡献甚巨。虽然《丛刊》之编纂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近代史总体框架内展开，但对近代史料多方搜罗，披沙拣金，充分体现了传统考据之特点。论者指出：《丛刊》的编纂出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注]

搜集近代文献，近代史研究所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53年12月15日，郭沫若致函刘大年：“关于搜集近代文献，的确是值得做的。问题是要拟出一套办法出来。近代史所恐也须准备这一笔预算。由近代史所主持，通过各级文教机关，就地进行搜集或采访。”[※注]次年创刊《近代史资料》，荣孟源任主编。这是当时唯一专门刊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学术刊物。创刊之初在各大报刊发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其资料征集范围相当广泛，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调查记、罕见书报和地方志、史料长编、年表、统计图表、资料目录、资料考订、相片、拓片、遗物、遗迹等无所不包。[※注]《近代史资料》主要依靠各方投稿，因而实质上成为全国近代史资料的一个权威收集整理中心。50年代创办刊物并非易事，在相当窘迫的经济条件下，近代史研究所学人着眼于长远，优先创办《近代史资料》，足见卓识。

二 眼光向下与社会历史调查

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就有面向基层和大众的倾向。对于底层的民众反抗运动，也持肯定态度。但这种提倡却多出于政治目的，“导致一个诡论性的现象，一方面当时人提倡的‘民史’和‘群史’似乎正是要写后人所谓‘没有政治的历史’，同时他们所提倡的又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其内心似并未出现真正沿此方向的转变”，因而这种倡议中的“民史”并未得到真正的发展。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虽处处可见‘社会’二字，其实仅体现了早年‘民史’取向中那种寻求‘全体国民’历史规律的倾向，很少涉及实际的社会史事”。[※注]

写“民史”的努力，在新中国成立后终于由提倡逐渐走向实践，取得了一定实绩。

对于武训历史调查，后来的研究者多诟病其先有政治“定论”、歪曲史实，而鲜少注意其在方法论层面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出炉，昭示着一种新的看待近代史资料的眼光和获取资料的途径，在当时就被认为具有史学方法上的意义。如周扬指出：《调查记》对历史研究工作“方法上做了很好的示范”。[※注]郭沫若指出：《调查记》“之所以能有澄清思想混乱的力量，是因为方法正确，而且直接记录了劳动人民的意见。这是向来的历史述作里面所几乎没有的新的成分。这一次的批判工作和调查工作，为中国的人民史学增加了光辉的一页”。[※注]黄元起进一步阐发：《调查记》“给我们指明了新的方向：第一，必须面向人民大众进行调查，发掘历代人民生活的实物；第二，必须访问民间的舆论，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该仿照武训历史调查的先例，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工作；第三，文献资料的研究，必须由正史而扩大及野史、杂记、歌谣、小说、剧本之类”。[※注]赵憩之进而认为：“仅凭旧有的文献，只能得着暗示，还不能得着真象。旧文献有他的片面性，因为那是统治思想的产物”，“不惟正史是如此，即是野史和笔记也有许多靠不住……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删除那些靠不住而发见（现）靠得住的一种新史学的典型。它教给我们怎样看，怎样想，怎样分析，怎样鉴别。治史学的人以这个作标准，就会整理出来新的人民历史”。[※注]

1959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十年历史发展时，有学者强调指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当政权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的时候，历史的记载完全属于他们的。有利于他们的则存。不仅存而且愈粉饰愈厚，有害于他们的则亡，即令有存的也必然是被歪曲了的，或者相反的东西。”“历史工作者如果他的阶级立场没有根本改变，即使作了一些调查访问，也还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就是一个揭发剥削阶级伪造历史发现人民真正历史活动情况的典型，它教给历史科学工作者，怎样看待和设想历史问题，怎样进行具体分析，它为整理出新的人民的历史的工作开辟了这一条道路。”[※注]简言之，欲将“劳动人民”作为中国近代史叙述的主体，就必须着力搜集有关普通民众的资料。而以往的史学基本以“精英”为取向，文字资料固然浩如烟海，然其中关于下层民众的史料却相当有限，且这有限的资料在新的眼光之下还往往被认为“靠不住”。[※注]“近代”毕竟去今不远，介于“所见世”与“所闻世”之间，一些亲历其事者尚在，或由其父祖口耳相传，尚少失实，调查访谈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由于关注的重心下移至社会底层，历史调查受到近代史研究者的空前重视。

广西省由政府组织“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完成《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明确宣示：“实地调查是发掘近代史资料的一条良好道路，‘武训历史调查团’已经给我们创造出了优秀的榜样。”[※注]刘尧汉经过多次实地调查，完成《一个彝族地区底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两代迄解放前的发展过程》，范文澜撰《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对之大加赞赏。范氏将调查所得史料比作“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他指出，刘尧汉文章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注]

1954年近代史研究所创刊《近代史资料》，其征集史料的办法中就将“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访问与历史事件的调查记录”等作为重要的资源来源[※注]，创刊号第一篇资料即为《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此后亦陆续刊登调查记录史料。时风影响之下，名目繁多的历史调查组纷纷成立，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下层民众的反抗运动均成为历史调查的用武之地。此类社会历史调查具有几个特点：

其一，一般由各省、市政府部门，或历史研究机构及高校历史系组织发动，涉及面广，规模较大。如广西省于1954年从各方抽调人员组成“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得到桂平、贵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又派出一批干部予以协助。因而这项调查整合了相当多的社会资源。是年10月15日至11月28日，调查团采访桂平金田、紫荆等地，访问291位老人，记录8万字原始资料，形成《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并出版发行。[※注]广西于1959年成立通志馆，在副馆长吕集义指导下，研究人员于1960年3—9月，共4次深入太平天国早期活动的16个县市53个人民公社，行程万里，访问了600余位老人，记录了大量口碑资料，编成《太平天国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中法战争调查资料汇编》也已编成，惜未及印出。[※注]1962—1963年上半年，通志馆太平天国研究组大部分研究人员到玉林等32个市、县，调查石达开回桂和太平天国时期广西会党起义的史实，访问300多位老人，记录近20万字资料。[※注]

安徽省科学研究所历史室认为“皖北一带老年人多能记忆一些捻军抗清运动的故事，提供研究捻军的正面材料”，遂制订《捻军调查计划和提纲》，确定以涡、蒙、亳三县为重点调查地区，宿县等15县为一般调查地区。[※注]涉及面和参与者最多的当属义和团调查。1960年1—3月，山东大学历史系56名师生分赴鲁西南、安徽、江苏、河北4省27县调查；1965年底至1966年初，41名师生分赴鲁西南、河南、河北等3省34县调查。共取得了近一百万字极具学术价值的资料，受到海内外学界称许和重视。[※注]

其二，调查对象主要为文化水平低下的下层民众。曾进行宋景诗起义调查的陈白尘不无自豪地表示：调查对象均为“出身贫、中农而年已耋耄的老人们，每一个人都是无知无识所谓没有文化的人，但他们所共同提供的这部史料，却推翻了、纠正了官书中许多伪造和错误，许多被掩饰、阉割的历史也由它得到了补充，若干死材料也由它而变成活的历史，很多看来无意义的事件因之得到了说明，一些疑难问题也因之得到了解答。没有他们，宋景诗及其黑旗军的真实历史势必湮没，他们是农民历史的保护者，也是农民们自己的历史家”。[※注]

其三，历史调查所得结果往往颇有影响。如学界多认为“社学”是三元里抗英的领导者；而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于1960年2—3月，分成8个小组，分头调查115个乡村，访问611位老人，个别访问、开座谈会达450次，共调查了38个“社学”。得出结论是“社学”由地主士绅所掌握，在反侵略斗争中未起过组织领导作用。这一调查即被《光明日报》详细报道。[※注]又如“祝大椿在上海设立源昌机器五金厂”作为中国近代工业产生时期的一则重要史实，被多种著作载录。谢商等人访问了多位1907年前后上海船舶修造工厂的老工人，并辗转找到祝大椿所创办的第一个企业“源昌号”的老职工及祝氏次子进行调查。在实地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得出：所谓“源昌机器五金厂”，竟是祝氏为骗取清政府的爵赏而虚构的。[※注]1956年、1957年，钟文典两次到蒙山，走访七十多个村庄，获取大量实地调查采访资料，撰成《太平军在永安》一书[※注]，苏联学者对这些调查资料相当推重，谓之“在我们面前揭示了太平天国起义历史中尚未研究的若干篇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