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史学中，用列宁所批判的“改良主义”来评价戊戌维新，其当然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余地。而在史学反思中，黎澍指出，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改良运动。这次运动企图依靠当时统治阶级的开明君主的支持，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表现了它的软弱性。但是这次运动代表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第一次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要求采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以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样一种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救国途径，不管它多么不彻底、不切实，但却是以往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未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注]

杨立强在《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关于戊戌变法评价的若干问题》（《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一文中说，19世纪6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破土而起，到了八九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一问世就在内外压迫的夹缝中挣扎，因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重重障碍。1895年后，终于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这是当时尚处于在野、无权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向内外反动势力争权利、求生存的斗争，也是以这个阶级作为首领的中华民族反对列强瓜分、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尝试。把这场运动的领导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视为“统治阶级”，势必混淆新兴与腐朽、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这是不符合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实际的。杨文进而指出，不管有些维新志士曾经在某些场合表白无意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也不管他们当中某些人的主观意图如何，戊戌变法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用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封建制度的强烈愿望，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变法过程中尖锐、激烈的斗争昭示：它不是某些企图“补天”的封建文人一种矫揉造作的空言粉饰，而是一场真真实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变革运动。针对以往否定改良主义的种种指责，该文说：“人们公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戊戌变法运动，不也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吗？不也是为了变革贫穷落后、受欺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这个旧事物的‘质’，使中国能够走上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吗？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殷红的鲜血，并不是用以涂抹封建庙堂的，而是浇灌了民族解放的鲜花。问题既然如此，却说他们不想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岂非自相矛盾？”该文最后评价道：戊戌变法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次勇敢的政治尝试。这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带有一定群众性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变革运动。首先，它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它冲破了清政府的例禁，初步争得了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最后，它促成了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所以说，“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进步的爱国的政治运动，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

左步青、章鸣九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历史环境角度，阐述戊戌维新的进步意义：19世纪末叶，中国的资本主义刚产生不久，民族资本还很微弱。1872—1894年，中国还只有74个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1895—1898年，新创办61个厂矿企业。这一百多个民族资本企业，无论与帝国主义的企业和官办企业比，或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经济比，都是小得可怜。与此相适应，民族资产阶级这时也还不可能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充当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的，主要是从地主阶级当中转化来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开明官吏。他们的思想武器是半中半西，既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又有从西方拿过来的还没有消化的资产阶级民权学说。总之，这个阶级无论在经济、政治、思想上，都还是一个发展不充分、不成熟的阶级。但是，国际国内的政局却时不我待，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这个不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只得仓促上阵，这便是戊戌变法的阶级基础状况。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言人的不成熟，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这个阶级对工农群众抱着敌视的态度，这一切就决定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的第一次政治较量，必然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可见戊戌变法运动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历史状况和阶级力量状况所制约、所决定的。它不是在革命形势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偏偏不走革命道路，硬是坚持走改良的道路，而是在革命形势没有形成，革命要求未曾提出之前，所做的改良的尝试。这场改良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正因此，这次运动对封建制度触动的深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不仅为历史上封建制度自身发展过程中曾发生的某些变法和改革所不可比拟，而且也为农民起义所不能企及。关键就在于它虽然软弱，但终归是表达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要求。他们指出：“这样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运动，应当怎样公正地评价呢？显然不能像戚本禹那样把它说成是一条反动的道路。它所起的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它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启蒙作用是不能抹杀的。”[※注]

李时岳则从中国近代一环扣一环的历史发展线索角度，来评价维新运动：

洋务运动破产之日，即维新运动兴起之时。

洋务运动在始初阶段，曾经得到各方面进步人士的一致拥护。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实际上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或支持者，即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某些批评，基本上属于条陈或建议的性质。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中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倾向，或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转化，或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中法战争的失败，把洋务运动的纸老虎戳了一个大洞。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开始被一些进步人士所觉察，它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外国侵略势力深入的反动作用的一面，逐渐显示出来，于是，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指摘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学习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们批判地主阶级改革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说：有其体才能有其用，牛以负重，马以致远，如果以牛之体而求致远之用，以马之体而求负重之用，结果只能是“两撅”而已。这样，维新思想便突破了洋务思想的樊篱，不是枝节的改革，而是根本的改造。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呼声。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事实证明，枝节的改革不能救中国。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刺激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方案，于是，维新思想大发展，并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推动下，迅速掀起了维新运动的高潮。

维新运动首先是作为爱国运动而彪炳于史册的。一八九五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康有为联合全国各省进京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向皇帝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标志着维新运动高涨的起点。这次“公车上书”，完全可以和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示威游行相类比。“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传播了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维新派奔走呼号，救亡必须维新，维新为了救亡。他们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媚外卖国。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变法维新的前提和目的，从而动人心弦地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如再徘徊迟疑，四万万中国人即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是这个救亡的号召，使维新运动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高涨起来，并得到全国上下广泛的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的每一步进展也都是和当时的民族危机紧相联系的。在由德国强占胶州湾而掀起的瓜分狂潮刺激下，维新运动随即进入了最高潮——一百零三天的“百日维新”。

维新运动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救亡是维新的前提和目的，维新则是救亡的内容和办法。为了团结维新志士，造就维新人才，推动维新事业，维新派开展了广泛的宣传、组织活动。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鼓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搞得热火朝天。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不完全统计，一八九五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会、学堂、报社就有五十一所，其中学会二十四所、学堂十九所、报社八所。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则说，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七年，仅报纸一项即从十九种增加到七十种。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五页）欧榘甲描述当时情况说，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被介绍进来，“恪守祖训”、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从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

凭借着救亡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浩大声势，维新派博得企图“重振乾纲”的帝党官僚的青睐，并迫使最顽固、最腐朽的后党势力暂时退让，演出了维新运动的最后一场重头戏——戊戌变法。这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按照康有为的设计，这场具有政变性质的变法是企图依靠皇帝的威力，通过增设新衙门由维新派掌握实权，保留旧人物的虚位虚衔以减少阻力的办法来完成的。在中央，设立制度局总揽新政大纲，并设立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分管各门事务；在地方，每道设立民政局，每县设立民政分局，督办各项新政。“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巨而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这就是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述的根本方案，即所谓“变法之原”。这是企图从顽固势力手中夺取政权的方案。光绪皇帝出于“不甘作亡国之君”，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擢用维新人士，颁布变法诏令，力图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给民族资产阶级某些民主权利，予资产阶级文化事业以合法地位。“百日维新”在全国范围内把维新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自然，以为守旧大臣“无失位之惧”便不会反抗，只不过是维新派的一厢情愿。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人士，企图把封建顽固势力挤到一边，执掌政权，这本身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顽固势力是不会甘心去坐冷板凳的。他们结集在西太后的周围，伺机而动，一举扑灭了新政，结果是光绪皇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谭嗣同等“维新六君子”被杀。

综上所述，维新运动作为救亡爱国运动，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实质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注]

李时岳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总体上考察，维新运动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维新派的进步作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没有立即消失。谭嗣同的《仁学》后半部，被改名为《君祸》，由革命派刊行。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鼓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严复精心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所有这些，都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都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长期以来，把维新运动说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是不确切的。维新运动显然不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它并不是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只是采取了企图通过政变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形式，即改良的手段。不应该把改良和改良主义混为一谈。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进步作用”，更不在于以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陈旭麓从他的社会历史“新陈代谢”的观点，看待戊戌维新，指出：“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没有发动群众，也不触动社会基础，只是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就其趋势来说，它打击封建顽固势力，策划君主立宪，最终想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只是限于改良’地维护旧制度，而是一个要求作较大革新的改良运动，与改良主义迥然不同。它之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也说明了这一点。”[※注]

李时岳后来又撰文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与陈旭麓的观点十分接近。他说：“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是从地主、官僚、商人（包括买办）转化而来的，形成过程中自然会带有原来所属阶级的胎记。但重要的不在于‘半地主’，而在于‘半资产阶级’，即向着新兴社会势力的转化、前进。维新志士大多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但都是多少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振兴中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倡导和推行资产阶级的改革，和封建守旧势力进行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搏斗。维新运动不是可有可无的历史过场，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准备阶段的重要环节。在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尚可指望的时候，人们是不会轻易走上暴力革命道路的。他们充当了这个时期不可缺少的先行者角色，为推进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注]

以往对由维新派演变而来的立宪派，也是一概骂倒的。解放思想则必然引出对立宪派及其运动的重新思考与评价。章开沅等人撰文说，立宪派不是要维护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是要实行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政体。就这一目的而言，立宪派和革命派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在手段、方法上。立宪派采取请愿的合法斗争方式来迫使清王朝对资产阶级开放政权，这与革命派采取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是有所区别。相比之下，前者温和，后者激烈；前者保存的封建残余较多，后者较少，两者有激进与缓进之别。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初年以前为第一阶段，两派之间的政治关系没有明显的分野。尽管革命派已经进行了两次武装起义，但与维新派仍保持良好关系。从20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前夜为第二阶段，两派的关系逐渐破裂进而势不两立，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公开论战。但这种矛盾只是同一阶级的不同政治派别在阶级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的矛盾。武昌起义后为第三阶段，立宪派纷纷倒向革命派，这是阶级利益的共同性和政治目标的一致性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正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共同斗争的结果。[※注]

随着对改良派认识的转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戊戌维新时代的人物研究在史学界、哲学界吸引了更多学者的注意力，其中李泽厚对梁启超的评价颇有代表性。李撰文说，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应予基本肯定。其理由是：1898—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这段时间虽短，但却非常重要。因为他在这一时期中，对一代青年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中，梁启超根据自己当时吸取和了解的西方思想学说，结合中国的情况，通过他特有的流畅明白、“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向广大青年介绍了西方各种理论学说和一整套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思想和社会道德观念。他所办的《新民丛报》，虽被清廷严禁，仍然畅销国内，销数高达一万数千册，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足见梁启超的启蒙宣传，完全符合了人们的需要，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也就成为当时这些青年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包括鲁迅和郭沫若一代人都受过他这种启蒙思想的影响。因此，对“这种启蒙工作的意义不应低估，它构成当时人们（主要是青年一代）思想发展前进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在政治上，它铺排了一块由不满清政府而走向革命的思想跳板；在观念上，它安排了由接受初步启蒙洗礼而走向更开阔更解放的思想境界的媒介”。所以，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初兴时期在启蒙思想和学术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