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论战，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简称“两半论”）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同。其后经毛泽东在其著作中进一步阐发[※注]，“两半论”成为唯物史观派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的理论基石与核心命题，也是中共民主革命理论的基本出发点。长期以来在学界被视为定论，无人提出异议。但这种一致并无牢固的基础，对此概念仍缺乏深入探讨。有学者指出，很多带指导性的理论概念，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虽为大多数研究者接受，但因“缺乏严格的、科学的、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论证，因此难以经受住来自反面的挑战”。[※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有学者对此质疑，并提出挑战。

李泽厚在1986年率先对“两半论”表示质疑：“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有的则是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似是而非，大可商榷。例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的概念和命题，便是如此。”[※注]同年，刘耀撰文提出，半殖民地是指国家地位，半封建是指社会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变化，“决不能把它们等同或混淆起来”。这两种变化具有相对独立性，起始时间也不一样：半殖民地化始于鸦片战争，半封建化则始于1895年。[※注]杜经国1987年发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新议》一文，认为半殖民地这个概念所涉及的是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问题，与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性质这个概念属于不同范畴，不能混为一谈。帝国主义可以通过侵略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注]

1988年，李时岳明确提出：“半殖民地”指国家地位而言，“半封建”指社会经济形态而言，二者分属不同范畴，并无必然联系[※注]；“两半论”之失误“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尤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文化上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由于没有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统一的整体，导致在反帝的任务完成之后，反封建的任务迟迟没有完成”；并表示“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化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注]。李时岳的观点向“两半论”发出了尖锐挑战。不过，他也承认，在用来表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不失为较好的概括”。他又认为“‘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缺乏鲜明性”，并反对“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或“半独立半封建”等胡乱搭配。[※注]

针对以上质疑，不少学者加以反驳。汪敬虞认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这一东方巨人的近代苦难，也是个完整的历程。当他的一只脚踏进半殖民地社会，另一只脚必然进入半封建社会”。“用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以之为中国近代社会定性，那既没有如实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不能正确指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注]马敏也认为“两半”是统一的整体，完整地表述一种“特殊的过渡形态”，“半殖民地不单纯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问题，而还有其特定的经济内涵”。[※注]张磊指出：“‘两半论’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定性分析，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对国情研讨的结果，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建立和制订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政纲已被历史进程所证明，应该说，它是科学的——反映了社会客观存在。”[※注]“‘两半论’科学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否定‘两半论’是缺乏根据的”；判定“两半论”“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是“妄加罪状”。[※注]

苑书义撰文认为：近代中国的“半封建”不等于“半资本主义”，“半封建”与“半殖民地”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半封建”支撑着“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又制约着“半封建”，二者是同步同趋的。“近代中国在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的同时，逐步地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注]陈旭麓提出：“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过程，两个半字在于表明二者的并存，不能机械地用统计数字的百分比来理解；2.半殖民地在揭示国家丧失独立的同时，也揭示了被卷入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民族资本就是相对于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半殖民地产物，不能把半殖民地理解为单一的政治概念；3.半殖民地半封建既相区别又是互存的，不能截然分为两片，试问没有半殖民地何来半封建？”[※注]

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两半论”的讨论渐趋平息，但仍然不乏涟漪。由于挑战“两半论”者虽不无学理根据，却并不能提出取而代之的概念，有破无立自然不能令人心服。强调“两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并维护“两半论”的声音似重新居于主流。张海鹏认为，如果因过去的研究存在缺陷，就对“两半论”提出否定意见是不妥的。实际上提出异议者也没有拿出新的观点，也没能找到更好的概念来对近代社会性质作出说明。但这种看法现在有逐渐蔓延之势，值得我们这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同行认真考虑，并寻求新的论证、新的说明。[※注]他还提出：如何看待“两半论”，“可以从学理上去分析，也可以从历史实践上去分析。但是任何学理的分析，都只能基于历史实践。脱离了历史实践的分析，都是书生之见，是靠不住的。近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历史实践是什么呢？它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和分析，才制定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策略，才能明确革命对象、明确革命力量、明确革命前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都是这个历史实践的结果。离开这个历史实践，虚构各种臆测的理论，怎么能与历史的实践相符合呢？”[※注]

刘大年强调，半殖民地指民族不独立，国家领土主权遭到破坏，着重讲对外一面；半封建指长期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但没有形成独立的资本主义，着重于对内一面。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取消其中一面就不存在另外的一面。因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是一个整体运动过程。“照那些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看来，中国近代110年的正反两面，实际上什么都不再剩下，只剩下了漆黑一团或者白茫茫一片。”[※注]

韩廉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虽然论述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涉及列强入侵引起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方位的变化，具体涵盖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而不仅指国家政治地位的改变。半封建也不仅指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而着重强调社会形态的变化。[※注]方小年亦认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均涵盖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内容，以“半殖民地不是社会经济形态，不能用以表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注]

不过，分歧意见依然存在。一些学者提出以辛亥革命或民国成立为界，来对近代史的社会形态加以区分。杜经国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为中国封建社会转变为半封建社会的界线。[※注]左文华则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注]赵立人、仓林忠亦持类似见解。[※注]这一观点的提出，同中国近代史领域兴起的着眼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因素萌生与发展的现代化研究有密切关系。不过，认为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已形成完全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则还需要更多的史料支撑与论证。

有关“两半论”的争论众说纷纭，并无定论。近年来学界对于秦汉以后为“封建社会”的质疑，则使“两半论”中的“半封建社会”受到根本意义的冲击。因为，近代中国是由古代中国发展而来，“封建社会”既然名不副实，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也无从谈起。

早在1986年，何新就曾提出，中国史学界称秦汉以后为“封建”时代，是照搬欧洲历史模式而造成的“概念和术语的错乱”。[※注]冯天瑜等在1990年对秦以后封建社会说加以辨析并提出质疑。[※注]李慎之在1993年10月撰文指出：“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封建”这个词“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注]同年他又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文中提及“封建”被滥用，“名实不符，只能乱人视听”。[※注]此后，学界陆续出现一些质疑中国“封建社会”的文章。[※注]2006年，冯天瑜出版40万字的《“封建”考论》，对古今中外“封建”概念的由来和发展进行了系统考察，将秦以后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说成是一种“泛封建观”，批评它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和“西义”，也“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概念的误植，因而要循名责实，正本清源。他提出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一说。[※注]“封建社会”的名实问题关系重大，此书引起相当的反响，将封建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2006年10月武汉大学召开“封建社会再认识”讨论会；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在2007年10月召开“‘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2008年12月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召开“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讨论会。

随着对中国秦以后是封建社会的质疑升温，封建坚持论者也不乏其人。李根蟠在2004年撰文系统回顾从古代至近现代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认为将秦汉以后的中国定性为“封建地主制”是社会史论战时取得的一致意见，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注]2007年李根蟠又撰文对冯天瑜的著作提出批评。他认为，“封建”概念在实践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观是马克思、列宁封建观的发展。他还强调，“封建社会”名实问题“不仅牵涉对秦以后两千多年来社会基本性质的认识，而且牵涉到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评价，牵涉到用什么历史观进行研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是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既是这个纲领的逻辑前提，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所得出的结论”；“秦以后是否封建社会，从来就不仅仅是书斋中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肯定还是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肯定还是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注]郭世佑则对李的这种说法质疑：“能否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来反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历史观的科学性，在我看来也值得斟酌……如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来论证毛泽东的近代史论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绝对科学性，将不适当地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最终偏离马克思主义。”[※注]黄敏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定性，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作认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而是苏联人——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施加的影响。而当时列宁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形并不了解，“在并不了解中国情形的情况下做出的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概括，究竟会有多少科学性呢？”“为了维护这样一种对中国近代社会并不可靠的论断，而不惜损害中国古代的历史，岂不是有违历史学求真的原则吗？”[※注]

关于“封建社会”名实问题的讨论，依然无定论。而此问题的认识，无疑又与近代社会性质问题关联起来，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则又事关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其中学术与政治的纠结，的确相当复杂。因而有学者呼吁“请为‘封建社会理论研究’松绑”，对古代社会性质重新加以概括，提出新的概念，“学术研究必须跨越政治，突破已经凝固的框架，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