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源于现代意义的历史分期。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基本上以王朝更迭作为分期标准和历史叙述的基本脉络，因而二十五史皆为朝代史。以时代发展作为历史分期，始于欧洲史家将欧洲历史分为古代（Ancient）、中世纪（Medieval）与近现代（Modern）三个时期。在他们笔下，欧洲的近现代史（Modern history）约始自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注] 这种以时代划分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于20世纪初年渐成时趋，很大程度上受进化论的影响。西学的启示，使得不少中国学者对以王朝断代的分期模式提出尖锐批评。曾鲲化说：“中国历史旧例，只区朝代而无时代之分，此蔽读史者之智识，塞读史者之感情之大端也。”[※注] 许之衡亦认为：“断代一例尤为史家之大惑。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之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故今后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藉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注]

作为“新史学”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梁启超始终关注历史叙述的时代分期问题。他明确提出：“关于时代的划分，须用特别的眼光。我们要特别注意政治的转变从而划分时代，不可以一姓兴亡而划分时代。”[※注]早在1901年写《中国史叙论》的时候，梁就参考日本人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注]，将中国史分成上世、中世与近世三期：自黄帝至秦统一为上世史，是中国的中国时代；自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为中世史，是亚洲的中国时代；自乾隆末年至今为近世史，是世界的中国时代，也是“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注] 梁启超援引这套分期策略，由此建立了一个社会进化学说制导下的线性历史叙述结构，其根本目的在于建构自己民族的线性进化历史。[※注] 他的这一历史分期，影响至为深远，可以视为中国本土“近世”出现之滥觞。[※注]

时代分期转道日本史著传入中国，很快形成风尚。这既是在进化论影响下现代历史哲学的产物，也呼应着以民史代君史的新史学潮流。以时代特征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成为此后历史编纂的主流，产生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近代、现代等名目。傅斯年明确指出：“仅知朝代之辩，不解时期之殊，一姓之变迁诚不足据为分期之准也。”[※注] 金毓黻也以时代分期作为区分“新史”与“旧史”的重要特征。[※注]

正因时代分期，不少名为“中国近世史”的著作应运而生。据方秋梅研究，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学界较多使用“近世”，而甚少用“近代”，其要因正在于当时以朝代来划分历史时期的“断代史”受到批判，人们倾向于回避“代”字。直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近代”一词用例增多，“近世”与“近代”被混同使用。至20世纪40年代，“近世”一词的用例逐渐减少，书名几乎皆用“近代史”。[※注] 不过应该注意，当时学界对于“近世”和“近代”的使用虽有微妙的变化，却并无严格界定和区分。二者皆体现着“近代性”的基本内涵，其共同点在于表示在历史时间脉络中接近历史编写者当下的历史时期，约略等同于西方史家的“Modern history”。

时代分期更能反映历史的演变大势，但其分期界标却因着眼点不同而难以达成共识，远不如王朝分期断代那么固定。如张玉法所言：“历史最大的特性是‘变’（Change），历史分期的目的是在找出‘变点’（Turning Point），观察历史的‘质变’与‘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注]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或曰进入近代中国的“变点”，因视角不同而众说纷纭，即便梁启超本人的看法也数度变易。[※注]

论及民国学人对近代史起点之认识，“明清之际”开端与“鸦片战争”开端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各有其代表作及支持者。[※注] 在此略作申论。

近代始于明清之际说者，主要着眼于中西交通，“欧人东渐”。郑鹤声认为：“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继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以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并表示“我国坊间出版之中国近世史，率以鸦片战争为开始，则为截其中流而未探渊源也”。[※注] 江苏镇江中学所编《中国近世史》亦明确指出：“编近世史者大都开始于鸦片战争，亦有以最近世史称者。编者以为鸦片战争虽可表示欧人侵略之滥觞，然道光以前之事实尤为鸦片战争之背景，似未可一概抹煞——例如乾隆朝之闭关嘉庆朝之匪祸——编者敢认定近世史必开始于十七世纪者此也。”[※注] 陈登原说：“然近世，自明末以迄于今兹，固有特殊之现象，为上古、中古、近古所未有者矣。”[※注]柳诒徵同样以明末为中国近世的开始，并从西方宗教、学术、思想输入，中国开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交际，以及中国大陆历史向海洋历史转换三个方面予以论证。[※注]

将近代史开端定于明清之际的新航路开辟，实则欲将中国纳入西方相同的时间序列中，成为普遍历史的一部分，进而赋予中国历史以现代性。[※注] 此说强调中国与西方历史保持同步，可便于东西洋史“互相参校。俾学者于研究东西洋史，不致发生误会”[※注]，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影响颇广。[※注] 吕思勉、杨东莼等亦曾持此说。[※注] 在1949年后，持此说者受到批判，详情后述。

近代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说者，主要着眼于列强入侵。较早如李泰棻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3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5月版）、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4册，天津华泰印字馆1925年8月版）均持此说。魏野畴认为：“做历史的人，要明白现代的趋势和问题。历史本身就是要追溯现代趋势，并明白现代问题的来历，给人一个解决现代问题的刺激，希望和指点。”“西方的势力倒卷东来，打破我们长期的迷梦和黑暗，这实在是千古未有的奇局了。论这时期，才不过一百多年，但其中的变化非常剧烈，复杂，而重要，很够得上称为一个时期，即第三时期的近世史。”他进而认为三元里抗英“是中国民族觉悟的开始”。[※注]

至20世纪30年代，鸦片战争开端说影响渐广。沟口雄三梳理了“鸦片战争近代史观”的形成过程，他将“鸦片战争近代史观”视为“基本上是出于革命的需要，通过对革命路线的战略性分析而产生的”。[※注] 然而不仅后来的革命史观持如是说，一些运用“现代化叙事”的学者如蒋廷黻、罗家伦等亦认同“鸦片战争近代史观”。罗家伦虽表示“近代史名称，也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段落”，实则相当强调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开端，以“认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此后“中国确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许多国际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影响。不只是军事、经济和所谓一切物质文明，因此发展了新的局势，而且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基础，也因此受了剧烈的震动和变更。现在没有几件中国的事实，是可以离开世界的环境讲得通的”。[※注] 蒋廷黻亦主鸦片战争开端说。他认为，中国与西方虽然在19世纪以前就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注] 1958年7月9日，郭廷以与胡适、蒋廷黻晤谈近代史，胡适云：“近代史范围应拓大，可包括十六世纪以来，即近三百年，不必限鸦片战争以后”，蒋未作表示，实则不以为然。[※注]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出现了许多冠名“近百年史”的书籍，可见时人有意识将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年当作一个固定的历史段落来加以叙述，实际上标示了鸦片战争的关键地位。此后，随着以鸦片战争为“近代”起点的用法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近代史”取代了“近百年史”之名。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本欲起名“中国近百年史”，因同名书籍很多，为避免混乱而改为“中国近代史”。[※注]

对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开端做出系统理论阐释的是李鼎声。李氏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明确表示：“我们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是近代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单的，明末清初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确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道路，在革命经济上，在阶级阵营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注]

李氏批评明清之际开端说“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但明清之际在时间上亦与新航路开辟、“欧人东渐”大体相合。坚持以清初为近代开端的萧一山为自己辩解曰：“盖本书所述，为清代社会之事变，而非爱新一朝之兴亡。换言之即所述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家史也，故本书又名曰中国近世史。”[※注]

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说遂成为学界主流观点。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二十余种中国近代史著作大多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至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重订《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必修选修科目表》，将“中国近世史”列为历史系必修科目，并确定其范围“起自道光至抗战为止”，而明清史之下限因此确立在“道光时为止，俾与中国近世史衔接”，这意味着官方的肯定。[※注]

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起点能得到诸多史家乃至官方的认同，实有其时代的背景。清末就有人将鸦片战争视为历史转折点，如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后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20世纪20年代反帝运动高涨，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加剧，使人们更多地从国耻、国难的角度反观历史，更加关心“近百年史”。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列强侵略的起点被凸显了出来，进而形成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为主轴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成为世变激荡下，现代学人激励中国抵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力量来源。‘反帝国主义’论述，在此意义下，乃成凝聚国族意识、激发民族主义的主要动力”。[※注]而若以“西力东渐”的明清之际作为近代开端，则难以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益高涨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提供正当性。

“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均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反映出二者虽在一些近代史事的诠释上适相对立，实则具有某种共通性。“革命叙事”强调“反帝反封建”，民族主义色彩甚浓，“现代化叙事”亦以民族主义为底色。李怀印所著《重构近代中国》第二章名为“现代化叙事之起源：1949年前的民族主义史学”，当是有见于民族主义已成为形塑中国近代史叙事的关键因素。鸦片战争开端说渐居主流，但可能主要限于政治史。一论及学术思想文化，则又多以“近三百年”为时限，将近代开端上探至明清之际。梁启超、钱穆均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蒋维知亦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

清末采行学堂分科教育以后，自西方引进“学科”（discipline）这一知识分类概念。这样，学科概念便“构成了20世纪以后学术发展的基本架构”。[※注] 如前所述，“中国近世（代）史”的名目是随着时代分期出现的，而中国近代史形成一门学科，则还需在现代教育体制中予以确立。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历史系设立“中国近世史”一门，预科设有“中国最近世史”，其目的为“讲明中国最近百年之史事，使明中国现在之大局因何因果而来”。[※注] 是为近代史学科之肇始。随后，东南大学于1924年亦设有中国近百年史。但总体说来，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开设中国近世（代）史课程的学校仅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等。皆因此时中国近代史仅具雏形，投身研究者极少。[※注] 直至1926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历史系开设中国近百年史，聘请蒋廷黻为历史系主任，开设中国外交史和中国外交史专题研究两门课。蒋廷黻回忆：“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注] 罗、蒋二人于1930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史、中国国际关系史，致力于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学术化。加之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被发现，激发了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兴趣。经过前驱者如此这般的努力，中国近代史逐渐在史坛争得一席之地，成为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

不过，从当时整个历史研究状况来看，中国近代史仍是一块肥沃而荒芜的园地。有识史家如梁启超、章太炎等均对学界详古略今之学风有所批评。1923年梁启超感叹：“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惝恍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我想将来一部‘清史’——尤其是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何交代？直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像还没有人认这问题重要，把这件事引为己任。”[※注] 他还认为，学者藐视近代史研究，“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注] 章太炎则在1924年指陈史学五项弊端，其三即为“详远古而略近代”。[※注] 并指出：“盖时代愈近者，与今世国民性愈接近，则其激发吾人志趣，亦愈易也。”[※注] 研治古史的顾颉刚也说：“以近代史的复杂与切用，实当许有人从事工作，乃现在青年学子喜治古史，弟每叹息。……应当以研究方面诏示青年，使毋向二千年前故纸堆中钻去。”[※注] 金毓黻明确提出：研究古代史，“皆以明瞭已往为的。尝取某一事某一人作具体之研究，务得其真确性而不问其有用与否”；而“研治近百年史，专以明瞭现在及将来为的，藉过去之史实，以说明现在仍循之途径”，因此“究以治近代史者切于人生”。[※注] 曾投身近代史撰著的萧一山认为：“史学有详近略远之例，有鉴往知来之机，而皆以近代为枢纽。”[※注] 汪荣宝则说：“学者欲知今日中国变迁之由来及世界列国对我之大势，则研究近世史为尤要。”[※注] 罗家伦强调：“要知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他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历史不可。这不是说远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说近的切的更当研究，尤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注]

这些史家皆从史学社会功能角度着眼，指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价值。有识者的呼吁与倡导，的确使中国近代史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获得长足发展。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近代史本就难免先天不足；加之近代学者承续清学余荫，争趋于先秦古史，近代史仍难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如向达所言：“解放前，中国历史学工作，在研究方面以及在大学的历史教学方面一般都表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研究工作偏重于上古的商周，近代史只谈外交不及其他。大学历史教学的教和学都从兴趣出发，不顾科学体系和客观要求；有的大学历史系竟从不开中国近代史课程。”[※注]当时的国家级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并无近代史组的规划，就很说明问题。[※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