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学者认为，可以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注] 欧阳军喜以陈恭禄、李鼎声两人所著《中国近代史》为中心，比较20世纪30年代出现“革命”与“近代化”这两种近代史话语，自有其见地。[※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华的全面侵略及中国国内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斗争，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言说语境。如胡绳所谓：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直接有关当时如何改造中国的实践问题”。[※注] 在那样的历史氛围中，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关于近代史的论述，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政治立场的支配。以“现代化”与“革命”为标志的两种叙事模式，即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诠释在不少方面适相反对。这两种叙事，所着眼的并非已逝去的历史本身，而在于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只不过以历史为载体，来表述他们直面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两类政治立场不同的史家，通过论述近代历史以思考民族的前途命运，并为应对时代大变局、走出民族困境寻求破解之道。

关于“现代化”叙事。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正式提出“现代化”的理念。罗荣渠认为，此一理念“与战后西方学者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实际上，中国现代化运动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注] 不过，二者的实质存在一定的差别。30年代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的内涵各有己见，其中不乏肯定德国和苏联的集权政治、经济体制者，并将之视为中国“现代化”应仿效的模式，这与5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不可混为一谈。

中国近代史的“现代化”叙事，诞生于“现代化”话语日渐流行的语境之中。“现代化”话语是进化史观的产物，即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今胜于昔”的线性演进过程，走向现代是必然趋势。早在1923年2月，梁启超为《申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就提出中国人从“知不足”到“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是历史进化的标志。[※注]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再发起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讨论者均将“现代化”作为当时中国的根本出路。此后，主流知识界开始普遍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取代了原来一度流行的“西化”概念。如冯友兰指出：“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注]

“现代化”叙事体系以受过史学专业训练的陈恭禄、蒋廷黻各自所著《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作。其基本特点是以“近代化”（“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中心主题，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不断调整自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以接受“近代化”之自觉与彻底程度作为衡量近代中国人物和史事的唯一标准。在这一叙事体系下，中国近代史便以列强入侵为起始，中国内部所有的变革只是不断回应西方挑战的过程。这种以“冲击—反应”为主轴的论述模式，由美国马士（Morse）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开其先河。马士此著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中外冲突时期（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1860）、中国屈从时期（The period of submission，1861—1893）、中国被制服时期（The period of subjection，1894—1912）。[※注] 陈恭禄、蒋廷黻、郭廷以所著《中国近代史》，均深受其影响。蒋廷黻虽曾批评马士之书仅凭英、美两国的资料而观点片面[※注]，然其所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与论述框架皆本于马士。邵循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批判中认为，马士此书为“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宣传手册和蓝本”[※注]，无论欧美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学者”，都奉马士的著作为“圭臬之作”，仅在其基础上“做了局部的补充”[※注]。这种论断自然带有时代印痕，但所论马士著作的影响之巨则并非夸张。

“现代化”叙事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起点，因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第一声”。[※注] 前述1933年《申报》发起“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时，编辑对其要旨的解释，便将“现代化”作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中国现代化’这个问题，与其说它是一个新问题，毋宁说它是一个八九十年来的宿题。盖中国自于前清道光年间经过了鸦片战争的挫败，全国上下，即感受到西方势力进侵的重大刺戟。那时就有人认为从此开了中国三千余年来的一大变局，不能不急急巩固国防，发展交通，以图补救。”[※注]

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于1928年着手撰写，1934年初完稿，共19篇，计60万字。193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数月内售至四版”。[※注]因其“取材綦富，叙述尤详”[※注]，被教育部列为大学丛书之一。蒋廷黻为留美博士，1923年回国后任教南开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拓者之一，蒋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注] 他编纂《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撰写《评 〈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国近代化的问题》等论文，影响最大者当为《中国近代史》这本5万字的小册子。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撰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既为其长久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厚积薄发之作，亦为抗战烽火中的时代产物，体现了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思考。蒋著《中国近代史》出版之后，风行一时，“可以说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史与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有半数以上都是因袭了蒋廷黻的史学观点”。[※注] 80年代以后，此书再次风行大陆学界，历经半个世纪时间的汰洗仍受重视，被确认为“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注]

陈、蒋二人从“现代化”角度来阐释近代史，有诸多相似点。

首先，他们均反对以近代史作为宣传品，力图将中国近代史学术化，视研究近代史为严谨的学术活动。陈恭禄强调其撰著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根据事实，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论其问题，研究其经过，对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注] 蒋廷黻则明确宣示：“研究外交史不是办外交，不是作宣传，是研究历史，是求学问，二者绝不可混合为一。你如拿历史来宣传，你不是历史家，是宣传家；你的著作不是历史，是宣传品。”[※注] 他认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宣传品所能供给的感情之热，不若说是历史所能供给的知识之光”。[※注]

其次，陈、蒋二人皆以中外关系史作为叙述主体，以“现代化”作为贯穿史事的主题。陈恭禄在自序中揭示：“及至近代，实用科学大有进步，世界上之交通日趋便利，国际上之关系，以商业政治之促进，大为密切。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中国以悠久之历史，倾向于保守；领袖之思想，民众之观念，均其极端之表现。政治家不能认识其所处之新环境，而能断然有适当之处置。列强或欲适用西法于中国，或谋商业之利益，或求政治上之势力，或存兼并领土之野心，而中国本于固有之心理与惯例，应付新时代之问题，莫不失败。中西冲突遂为近代中国史上之大事。”[※注] 蒋廷黻则在《中国近代史》总论中开宗明义：“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注] 他将“西方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不可避免的趋向，并以之为标准衡量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四个救国方案，将中国之前途命运系于“近代化”，阐述如此鲜明有力，加之蒋氏在学界、政界的影响，无怪乎此书后来居上，其声望反超越了陈恭禄60万言的《中国近代史》。

再次，二人对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屈辱苦难之根源均持反求诸己的态度，而反对将之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其时国、共两党均以“反帝”口号作为激励民气、动员群众的革命舆论工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则认为，中国的衰落是因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鬼”，而不能怪帝国主义。[※注] 陈恭禄、蒋廷黻在其近代史论述中，亦均倾向于民族自省。陈恭禄强调清朝政府的愚昧无知、处置失当，导致鸦片战争爆发。[※注] 蒋廷黻则坦言：“那些日以继夜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注]他因而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并将第一次鸦片战争视为“东西对打”。[※注]

与此相关的是，陈、蒋二人对于近代史上的中外冲突皆肯定“妥协”之价值。蒋廷黻在1933年8月论述说：“如果中国的近代史能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注]“不战而和当然要吃亏……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注] 蒋氏认为，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皆因士大夫守旧多事而招致。他为琦善辩护，认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林（则徐）于中外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注] 蒋氏着眼于曲全邻好，对琦善、李鸿章、袁世凯的妥协外交均予肯定。他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和”与“战”的价值判定，亦基于其现实中对日和战问题上的倾向：他反对“唱高调”，主张通过妥协到国际生活中寻找出路。[※注]

最后，两人皆持精英主义立场，轻视普通民众的作用。蒋廷黻反感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革命：“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注] 他强调：“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煞费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注] 陈恭禄将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称为时人的“夸张”和“自慰”。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等民众暴力，对于中国造成极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注]

陈恭禄、蒋廷黻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一种悲观的笔调叙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外力侵入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反思导致当前困境的历史原因。他们批判民族惰性，实则上承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派反思国民性之余绪，其初衷亦为直面民族弱点与缺失，以反求诸己的反思促国人振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为其基本态度。

“现代化”叙事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从近代化的角度回溯考察近代中国的艰难历程，剖析各个救国方案的成败得失，自不无资鉴现实的积极意义。但此一叙事体系的局限也不可忽视：其一，将现代化等同于欧化，近代史等同于欧化史，如此一来，丰富多面的中国近代史就被化约成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扩张史，其“欧洲中心论”的偏见阻碍了真正研究这一时期那些与西方入侵没有关联，或关联较少的历史侧面。[※注] 其二，以现代化作为唯一的审视视角，着力强调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观念冲突的一面，而对中西冲突中侵略与反侵略的一面视而不见。

关于“革命”叙事。近代中国处于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革命”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而，以“革命”为基调、以“革命”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近代史叙事体系，几乎与“现代化”叙事同时并起。论及“革命”话语体系的渊源及流变，欧阳军喜追溯到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1929年编印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教材《中国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革命运动史》两书的直接影响。[※注] 但实际上，“革命”叙事还有中国自身的发展脉络。

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深重，早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多以外患史、国难史为主题，以寻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并以之凝聚国人民族意识。据俞旦初统计，20世纪初期，着眼于近代以来的国耻、国难，以外患为主题的著作达37种，其中翻译的20种，编写的17种。[※注] 这种着眼于列强侵略的近代史著作，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为最重要的内容。

20世纪20年代，在苏俄革命意识形态及列宁“帝国主义论”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反帝”口号[※注]，同样在苏俄扶植下，国民党亦高举“反帝”旗帜。[※注]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向北伐将士演讲中声称：“抵抗帝国主义，实为国民革命最大之使命。”[※注]“反帝”民族革命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诉求。此前一年5月爆发的五卅运动，已在全国上下形成反帝高潮。如此背景，逐渐形成了以“反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心的话语模式，这是“革命”叙事的基础。如刘彦于1927年重印《中国近时外交史》（1911），改名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并在“自叙”中揭示：“今者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口号已遍于全国，究竟帝国主义在中国所作之罪恶，其具体的演进为何如，不平等条约其具体的演进又为何如，应有专书阐明之，以为民族运动实际之补助。”吴寿彭等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其目的在于“说明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的痛苦，要说明反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注]

“革命”叙事之形成同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有密切关系。德里克指出：唯物史观的引入，使得对中国历史进行比较激进的再解释成为可能。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方法论。[※注] 李大钊在其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对近代历史加以分析：“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注]“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注]因此，“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注] 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注] 正是这样的言说，演出了国共两党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

中国共产党从推进革命的现实需要出发，注重从反帝革命运动角度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并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以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注] 恽代英1926年印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华岗1931年出版《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注]，“革命”叙事于此初具规模。

“革命”叙事的基本预设直接来自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判断。其核心乃为运用唯物史观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之判定[※注]，在随后开始的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性质论战中，这一观点居于主导地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顺理成章的逻辑推演。帝国主义成为近代中国蒙受屈辱、落后挨打的总根源，而中国国内的封建主义（包括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近代史遂被化约为一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

李鼎声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注]，全书分为18 章，论述了自鸦片战争至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的近百年历史。此书着重把握社会形态演变的趋势，强调国际资本主义带来的影响与阶级分化。作者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国际资本主义浪涛的袭击带动了部分民族资本的兴起，但民族资本“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因而“中国的近代史完全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论，后者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达史，但前者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注]，此书以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为主线，揭示“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吸吮着膏血来膨胀它们自身，怎样驱使它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至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写叙述，而在我们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熟悉掌故，亦不是要替少数人作传的”。[※注]

李鼎声引入了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近代史。因此，在注重叙述帝国主义列强历次侵华战争的同时，他尤为注重农民起义、民众反帝运动、劳工政治斗争。他以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帝国主义入侵后中国内部不同阶级的不同态度。封建官僚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往往不惜与帝国主义结合，洋务运动在他看来就是国际资本主义与封建统治者利益结合的一个例证。这种结合，反而有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在他的论述中，向西方学习走向“现代化”之路被直接否定了。这与蒋廷黻、陈恭禄等人以“现代化”为线索的近代史著述判然有别。

1937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张闻天主持的当时以“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名义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篇幅虽仅17万字，却影响甚广。此书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研究对象，其梳理的中国革命史基本线索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国共合作—大革命。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体系初步建立起来。[※注]

“革命”叙事的成熟定型，还要待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之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其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等问题的论断，日渐被视为毋庸置疑的“真理”。毛将近代中国历史主题概括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注] 这一概括构成了中共史家铺陈论述近代史的主线。

范文澜194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布置与指点之下完成的。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留学日本，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校，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重点开展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并提议中国近百年史各专门史的研究做如下分工：政治史（范文澜），军事史（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经济史（陈伯达），哲学史（艾思奇），文学史（周扬）。[※注] 而毛泽东从政治角度出发，运用政治话语对中国近代史做出的一系列论断，对范文澜的著述无疑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范著《中国近代史》“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的笔触解释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注]。以至于沈渭滨将由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初创、新中国成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规范称为“毛—范近代通史体系”[※注]。

范著《中国近代史》诚为个人撰著，但同时又系统地表述了革命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看法，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堪称革命时代的《资治通鉴》[※注]，对于中共革命力量的动员与整合，居功至伟。值得一说的是，在范文澜的所有近代史著述中，从来不曾直接提及蒋廷黻，但毋庸置疑，蒋著《中国近代史》是范氏虚悬的批驳靶标，将二者对照，不难发现范文澜批驳的机锋处处指向蒋氏。

蒋廷黻提出：“……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注]范著则着意与之针锋相对提出“抵抗”与“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将妥协乞和的穆彰阿、琦善、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等作为卖国贼大加批驳，对坚持抵抗的林则徐、关天培则颂为民族英雄。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唯一明智之举是向列强妥协，唯有妥协方能向西方学习。范文澜则揭示，妥协者反而是因循苟且者，抵抗派才真正具有“向西方学习”这一在蒋氏看来最大的优点。范文澜强调：“另一类人如颜伯焘、裕谦，他们形式上类似抵抗派，实际上是极端顽固的闭关主义者，这种人所能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失败。”[※注]

另一个针锋相对之处在于两人对于下层民众的反抗运动之态度。蒋廷黻无疑是精英主义者。范文澜则以人民本位立场，对于下层民众的斗争不惜笔墨着力描绘。如平英团之类的斗争，在蒋氏著作中是没有位置的，而在范著中则详加叙述。对近代中国的两次以农民为主力军的运动——太平天国起义与义和团运动更加以浓墨重彩的状写，将太平天国运动称为“揭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序幕”的历史大事，将义和团运动称为“有志愿、有纪律”的反帝运动[※注]，予以充分肯定，并将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联系起来。

“革命”叙事既成为中国共产党从事阶级斗争、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的武器，其形成与演进及走向成熟的过程，便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息息相关。但因其过于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革命”叙事有时也存在将诠释凌驾于史料证据之上的弊病。钱穆批评曰：“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