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诞生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土壤之中，毛泽东将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提升到攸关革命成败的高度，强调“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 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其核心要义也在于认识近代国情，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革命方略。毛泽东曾对近代史有过不少论述[※注]，这些论述构成了其革命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历史依据，其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前途等理论皆由此生发。在新中国成立后，因毛泽东的最高领导地位，他的这些论断遂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移易、不容挑战的理论前提和最终评判标准。近代史学界的论题往往围绕他的论断而展开，学者的论述则不过是对其论断进行更具学理意味的诠释，并将之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便形成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范式。

毛泽东的近代史叙事并非其个人独创。这一叙事的形成过程，乃是诸多中共革命者与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分析的过程，其间充满了话语的冲突与融合，最终经由毛泽东著作，将之定型为权威叙事。其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即为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注]

具体说来，毛泽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理论诠释体系的基本框架。

1.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国近代史理论诠释体系的根基所在。强调对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判定，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即等同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更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息息相关。毛泽东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 早在1912年和1919年，列宁就在自己的文章中分别提到中国是半封建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这一理论观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和《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中，开始使用“半殖民地”概念。同年9月，蔡和森明确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来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1926年蔡和森提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首次将两“半”概念联结起来冠于中国加以表述。中国共产党在1929年2月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文件中，则正式提出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注] 此后经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影响得以扩大。毛泽东在吸收融汇论战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做了深入探讨。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涵予以明确，其概念表述加以定型[※注]，明确提出：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

在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做了以上阐述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在中国革命成功的推动下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在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上，都认同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注]

2.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近代社会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在各阶段的具体变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则概括为：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注]

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对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表述各有侧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说：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注]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西方列强的侵略活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注] 而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他则强调：“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注]

4.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这是毛泽东中国近代史理论诠释体系的结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说：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注]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说：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注]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说：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他说：

……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注]

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近代史中革命与改良的问题，表述了明确的意见。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 〈武训传〉的讨论》，社论说：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毛泽东此文，以强烈的阶级意识、阶级立场，以论战、批判的口吻，对于“革命”与“改良”作了截然对立的价值评判，这种评判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明确地解决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应当赞成什么和应当反对什么的问题”。[※注]

毛泽东的近代史论述，固然不无学理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基于政治斗争时势的考量，不可避免具有概略性、政论性与多变性的特征。[※注] 而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语境下，毛的论述对国内学术研究有精神定向的作用，学者们以注经的姿态对这些论述所宣示的基本理论、原则、概念加以论证与阐发。如黎澍所言：“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对于这些问题所作的分析和规定早已成为经典，成为连中国革命的敌人都不敢攻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固的阵地。在这里，我们的历史家的任务应当是用丰富的事实材料来阐明毛泽东同志的体系，并且从这里出发，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继续在中国历史领域中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占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