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
一 实证方法与资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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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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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学术史回顾，往往将罗家伦、蒋廷黻、郭廷以等学者，同马克思主义史家截然对立，划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脉络，甚少顾及二者相通之处。郑鹤声在1951年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几乎全盘照搬罗家伦的观点：“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1956年、1957年,钟文典两次到蒙山，走访70多个村庄，获取大量实地调查采访资料，撰成《太平军在永安》一书[※注]，苏联学者对这些调查资料相当推重，谓之“在我们面前揭示了太平天国起义历史中尚未研究的若干篇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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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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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 实证 近代史资料 史料 太平天国 史学 考订 学术 调查团 历史人物 历史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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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证方法与资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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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学术史回顾，往往将罗家伦、蒋廷黻、郭廷以等学者，同马克思主义史家截然对立，划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脉络，甚少顾及二者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家如范文澜、胡绳、华岗等人，在资料匮乏、专题研究薄弱的情况下，为适应政治形势要求，多热衷于近代通史著述以为革命动员之助。这与罗家伦等人的理念无疑相左。但是，史学终究具有社会功能，为适应时势因陋就简也无可厚非。因抗战需要，蒋廷黻亦在资料远未完备的情况下急就通史体例的《中国近代史》。新中国成立之后，资料、人力等各方面条件大为优裕，心态也较为从容，罗家伦当年所揭示的理念、方法，不但在海峡对岸由其学术继承者郭廷以发扬光大，在与罗氏意识形态对立的大陆也得以延承。而从史料编纂入手的基本取径，也得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普遍遵循。换言之，民国时期近代史学科初创阶段在新史学实证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注重资料的学术规则，在1949年后的大陆亦继续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正因为如此，才引出了一系列治史方法论上的争议。
有学者指出，20世纪40年代中期始，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由原来偏重方法，向方法与史料并重的方向转移，并举起“史料”的旗帜，力图与史料学派在史料收集整理上一较短长。[※注] 此一趋向延续到50年代初期。郑鹤声在1951年发表《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几乎全盘照搬罗家伦的观点：“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我们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话，当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材料得到以后，还有整理翻译考订的苦工，而分题的研究，所谓摩洛格拉夫（Monograph）的工作，尤其是科学的史学的阶梯。必须有这各部分的史料丛书百种以后，才可以动手写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注] 郑氏此前从事近代史撰著，确为罗家伦研治近代史之理念的忠实信奉者。而他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敢于重新高调宣示罗家伦的看法，主要同当时史学界风气有密切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史家虽然已将“阶级观点”“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而不断强调，但并未完全抛弃实证史学，且唯物史观被公认包含历史主义。刘大年在1953年总结史学现状时强调指出：“近三、四年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上也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主要是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存有严重的非历史主义观点。这首先表现于不恰当的对待历史人物，例如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或者不区别历史人物具有的优良品质和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所要培养的新品质，简单地要大家向古人学习，盲目夸大历史人物的作用等。也表现为‘借古说今’：例如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注] 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名重一时的典范之作，他仍不断修订，对其中“借古说今”的地方做出删改。
范文澜对于青年学者轻视史料的倾向多次予以尖锐批评：“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资料工作，才能动员大批人力投入这个工作里去。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比做研究工作低一头。这样想法是不对的。”资料工作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注] 来新夏向范文澜请教研究近代史的入门途径，范让他从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入手。范氏还告诫青年学人：从档案中搜求资料如披沙拣金，确实不易，但这是研究工作“从根做起”的重要一步。[※注] 可以说，由范文澜等人倡导的重视档案史料的实证学风，使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强调阶级观点、强调“为政治服务”的同时，又培育出一定的学术发展基础，不至于完全脱离学术轨道。
1949年7月1日，史学界人士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由范文澜主持。他立即筹划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组成总编辑委员会，以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11人为总编辑。1951—1958年，史学会的主要工作即是继续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范文澜作为总负责人，为《丛刊》的编辑出版殚精竭虑。他与翦伯赞共同邀请金毓黻编纂《太平天国史料丛刊》，并亲至聂崇岐家邀请金加入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资料编辑室“平均每年编辑并翻译出版上百万字的资料”[※注]，可谓勤谨高效。《丛刊》原拟12个题目，分头编辑，陆续出版。[※注] 这项编纂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中坚[※注]，整合北大、清华、燕京、北师大及社会各方力量进行，在此过程中，那些原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家贡献甚巨。虽然《丛刊》之编纂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近代史总体框架内展开，但对近代史料多方搜罗，披沙拣金，充分体现了传统考据之特点。论者指出：《丛刊》的编纂出版“与史语所工作旨趣不悖。而规模之大，考订之精审，则为他们所不敢想望”。[※注]
搜集近代文献，近代史研究所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53年12月15日，郭沫若致函刘大年：“关于搜集近代文献，的确是值得做的。问题是要拟出一套办法出来。近代史所恐也须准备这一笔预算。由近代史所主持，通过各级文教机关，就地进行搜集或采访。”[※注] 次年创刊《近代史资料》，荣孟源任主编。这是当时唯一专门刊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学术刊物。创刊之初在各大报刊发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其资料征集范围相当广泛，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调查记、罕见书报和地方志、史料长编、年表、统计图表、资料目录、资料考订、相片、拓片、遗物、遗迹等无所不包。[※注]《近代史资料》主要依靠各方投稿，因而实质上成为全国近代史资料的一个权威收集整理中心。50年代创办刊物并非易事，在相当窘迫的经济条件下，近代史研究所学人着眼于长远，优先创办《近代史资料》，足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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