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指通过吸收、借鉴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获取新的视角，拓展新的思路，以促进历史重构和历史阐释。其“主要表现为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向史学领域的单向度跨越或移植”[※注]，包括对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援用。[※注] 跨学科研究被认为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取得创新成果的有效途径。

有学者指出，史学专科化是20世纪史学的一大特征，而跨学科研究是史学专科化的自然发展结果。[※注] 民国时期的学人如梁启超、傅斯年、朱希祖、李大钊等已注意到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对史学研究的辅助功能，并有所提倡。民国时期大学史学教育也呈现社会科学化的趋向。[※注] 傅斯年、李济等人用考古的手段、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史，开始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新探索，促进了史学跨学科趋势的深化。[※注]

早在1979年，就有学者建议史学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注]，此后一直呼声不断[※注]。80年代借鉴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曾风行一时，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诸多史家所热衷。虽然以自然科学方法治史因效果欠佳而招致批评，此一潮流旋即消沉下去，但却由此激发了学界探究史学方法的热潮，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被不少学者视为未来发展的方向。1987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评论员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呼吁“复兴和加强关于社会生活发展史的研究”，同期刊发了一组社会史论文，宣示着“社会科学史学时期行将到来”。1987年创刊的《史学理论》（现改名《史学理论研究》）曾有意识地将跨学科研究作为刊物的特点之一。该刊在1988年的“新春寄语”中宣称：“从国际史学发展的状况来看，史学的变革必须走跨学科的道路。”[※注] 并就“历史学的发展与跨学科研究”举行座谈，刊物特设“跨学科方法论探索”专栏。座谈中，学者们纷纷强调：“跨学科研究”是“一条非走不可的路”（严中平）；中国史学界“必须进行跨学科研究”（陈启能）。这些均体现了“中国史学界对跨学科研究的热切向往”。[※注]“学科整合”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必须加快学科整合的过程。为此，从课题选择上，应尽早实现两大转移，即垂直转移和平行转移。所谓垂直转移，就是要把更多的力量投放到对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研究上；所谓平行转移，就是在研究范围不变的情况下，研究课题向相应时期的社会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心态史、观念史等集中和靠拢。只要迈出这一步，紧接而来的，就是必须向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借取方法、模式和认识能力，用这些学科的学理去阐释相应的历史现象。”[※注]

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真正从提倡走向实践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并很快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至今方兴未艾。通过对经济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和借鉴，历史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尤其是社会史的兴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投身其中，社会史成为中国近代史最具活力的分支。虽然学界对于社会史的概念、理论不无分歧，但其普遍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却无疑义。[※注] 此后，历史人类学又成为热潮。人类学方法的引入，大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的资料来源与研究范围。人类学的方法要求史学家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丰富的民间文献，由此使书写民众的历史成为现实。有学者将这一取向称为“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注]

21世纪以来，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自然科学相互交叉、渗透、融合，通过学科的结盟或联姻形成了诸如环境史、经济史、法制史、医疗史、历史人类学等一系列交叉学科，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因此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显得日趋重要，但其对研究者跨学科知识背景的要求则不易达到，因而在研究实践中运用跨学科方法颇具难度。就目前中国大陆史学界而言，虽然各个专门史学领域的不少研究者都在力图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其实际情形及效果却难尽如人意。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带来的并非全是福音，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有学者指出：“现在提倡跨学科研究，这本来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有的人并不对其他学科做一个较为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而只是套用其中的一两个观点或概念，就美其名曰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并不容易，需要也应该探索。不过要避免把经念歪了，把它变成一种时髦，变成装点门面。”[※注] 桑兵直言不讳地批评曰：“迄今为止的跨学科，除了简单拼凑外，多为借跨学科之名凸显研究者感兴趣的方向或主题。”“如果不能超越史学内部的分界，站在狭窄的专业甚至专题的立场去跨学科，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非但不能拓展究竟，推动学术的扩展深入，反而会进一步细化地切割史学研究的范围，导致学术的边缘化和侏儒化，更加削弱民族整体的学术原创能力。等而下之者，甚至成为趋易避难的取巧捷径，不过造成一二转瞬即逝的新名词而已。”[※注]

概而言之，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拓展范围的同时，史学却有丧失自身认同的危险，即所谓邯郸学步，反失其本。在不少交叉学科中都存在究竟以何种学科为主体的争论。如历史人类学（Histori cal Anthropology）究竟是历史学者的人类学化，还是人类学的历史学化，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从其学科本位出发争执不下。在文化人类学学者看来，即为人类学的“历史化”，甚至认为“这门新兴学科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而绝不是史学的分支”。[※注] 而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对历史学本位的坚持，是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根本”。[※注] 赵世瑜则认为：“历史人类学并非归属于某一学科或即某一学科分支，它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可以被表达为一种研究风格，把它画地为牢只能是管理部门的权宜之计。”[※注]

再如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有历史学和经济学两大基本方法：历史学方法包括传统的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经济学方法主要指经济学理论、概念的运用方法。[※注] 对于经济史究竟属于历史学还是经济学，学术界存在争议。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吴承明指出，“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切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或者模型，都可以视为经济史研究的方法”。[※注] 但一些经济学出身的学者，则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分支。由于学科归类上的不同，大家对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有不同的认识。历史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主张经济史研究的目标是恢复历史真相；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更多的是把经济史研究当成检验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实验室。因为研究取向不同，在研究过程中，前者极为强调史实的真实性，而后者更强调模型的完美性、适用性。前者更多的是采取归纳的、经验的方法，而后者更多的是采取逻辑的、演绎的方法。正因为这些差异，导致彼此之间难以沟通。倪玉平认为：“从终极目标上来说，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史，都应该是相同的。因此之故，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史，不能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就成为不重视基础史料搜集整理的借口；历史学家研究经济史，也不能因为研究目标的不同，而成为不重视吸收和借鉴经济学方法的借口。”[※注] 受到倪玉平批评的黄敬斌，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他更强调经济学对于经济史研究之重要。他认为，若不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不了解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单凭史料的收集考证，则无法真正探究社会经济背后的规律性。他同时认为，史学方法的根本要义——实证主义，也是经济学本身的基本精神。[※注] 从理论层面来说，倪、黄二人都认为，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史学方法均不可或缺。但在研究实践的层面，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对于经济学方法与史学方法的确难以融会无间，而不免有所偏重。

又如近年来颇为引人瞩目的法律史研究。目前中国大陆学界的法律史研究者大多出身法学，其中多数人不曾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史学基础薄弱是其通病。不少法律史研究侧重于法理辨析，史料只是必要的点缀，“以论代史”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出身的学者开始进入法律史领域，但他们往往缺乏法学专业知识，在做法律史研究时，刻意回避一些重要的法学问题。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导致法律史研究只选择某些与法律相关的现象，却漏掉了对法律本身的研究。胡永恒指出，法律史应当成为法学之源，为其他法学学科提供养分。这就需要研究者既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也要有足够的法学素养。法史兼修，才能真正实现跨学科研究。[※注]

史学跨学科研究，会否带来史学本位丧失的危险？对此不少学者表示警惕。有学者表示，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不论采用怎样的跨学科方法，其最终的目的都应是历史学的，是为回答历史学问题而采用其他学科方法的，并非是为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而使用历史资料。因此，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必须坚守历史学本身的立场，要持有鲜明的历史取向和清晰的历史问题意识。[※注] 罗志田对史学跨学科研究持肯定态度，但他认为，“实施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是研究者受过系统的多学科训练，没有这样的训练实际上是跨不过去的”，他因而强调应先站稳史学的脚跟，“第一步还是限制在历史学科的大范围内，尽量跨越如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所谓二级子学科的藩篱，以拓宽视野”。[※注] 刘志伟则强调：“社会经

济史研究者只有坚守历史学本位，才有资格与人类学及所有社会科学对话。我们从社会科学研究得到启发的同时，更应该通过本学科的研究，为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做出贡献。”[※注] 桑兵则呼吁，史学“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学习和借鉴之后，应当有一个稳定的巩固期，重塑史学的独立性而减少对别科的依赖程度。中国史学的本与根，一为中国，一为史学，必须这两方面的基础牢固，才有可能学习外国，借鉴别科。……史学的本分做不好，欲靠跨学科来弥补，未免轻视别科的深浅，而有糊弄外行与后进之嫌”。[※注] 张国刚亦强调历史学的独特地位：“尽管历史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可以受益和受启于新的社会科学，借鉴其方法论和手段来对历史进行新的叙事。但历史作为一个基本的知识领域而可能独立存在，历史学也因此而特具独立性，不借助任何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视角，依然可以完成其使命。”历史学所传递的人类活动记忆，“采用何种方法来进行叙述和呈现，体现了叙述者的个人差异、喜好和时代影响，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历史学依赖于这种或那种叙述方法而存在”。因此，“在我们承认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理论具有包容性的同时，要提防将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范式、概念、视角奉为经典和权威”；“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