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于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中国，但其影响主要限于文学领域，当时对有着强大实证传统的中国史学并无多少触动。9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开始渗透到中国史学研究领域，尤其在青年学者群体中渐有流行之势，成为近年来最令人瞩目的新趋势之一。后现代史学以实践效用而不以客观存在的过去作为真实性标准，将所有史料均视为充满主观意涵的文本，淡化甚至抹煞史学与文学虚构的界线，易走向随意虚构历史的极端，给历史学带来具有颠覆性的冲击。

对于后现代史学，中国史学界态度分歧多样：“有人把它当作是仅仅出现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思想新潮或时髦花样，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社会无甚关联，因而采取了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另有人或则出于对后现代历史研究的误解、反感，或则出于对正统历史研究方法‘过于保守的忠诚’，对其大加贬斥，多多少少表现出一种德里克所谓的那种‘蒙昧主义取向’；也有人故作遮掩态，表面上敬而远之，实则心通意会，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当然也有学者直截了当，把它看作是代表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最新思潮，曾经大声疾呼，身体力行，特别是随着今日中国现代化事业因进入突飞猛进的阶段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时，更多的学者对此趋之若鹜。”[※注]

美国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早已颇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并出现诸如何伟亚、杜赞奇等著名学者。其研究具有以下鲜明特色：其一为大唱“断裂原则”，主张通过将历史过程“碎片化”，以求打破革命史范式或现代化范式等线性近代史观的限制，对社会历史线性发展规律提出挑战。其二，“试图把中国在近代的变化置于一种全球发展的权力脉络之中重新加以定位，借以在相对平等的语境中透视双方的互动关系”，以何伟亚的“帝国碰撞论”、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为代表。其三是对诸如性别史、医疗史、缠足史等边缘问题的嗜好，搜寻在“现代化叙事”中被压制、遮蔽的声音。其四为“语言学转向”，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历史叙述与历史本真之间的关联性提出强烈质疑，主张对历史对象进行“想象性的重构”和“建构式的理解”。其五为对概念化的历史书写方式的摒弃，提倡一种“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国内有学者将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出现的这股“后现代思潮”称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之诞生。[※注] 这一学术研究取向或“范式”对中国近代史学界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后现代思潮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虽非大张旗鼓，却可润物无声。胡成撰文明确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叙述转向，即对边缘、性别、底层、族群、区域及诸多以往被忽略的历史面相的呈现及重估；力图揭示知识系统在各种参差多元、相互作用力量的交互网络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演化；新的叙述转向将容纳包括民间历史在内的各种记忆和讲述，现代性史学专门化和职业的设定亦受到冲击。这一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产物，对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性史学形成了挑战。他也指出，新的叙述转向与旧的现代性史学之间虽然存在着某些重要的歧异，但并非水火不容。学术的发展需要新旧间的碰撞、对话、沟通和整合。[※注]

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西方学界亦存在争议。后现代主义史学质疑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和客观的历史主义，但是这个批判确实可能走向一个极端。这种激进的方式必然会引起一些历史学家的反感。也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知识体系对历史学的了解相当肤浅，根本贡献不出什么东西。美国学界周锡瑞对何伟亚《怀柔远人》一书的批评，曾受到广泛关注，体现出两种史学理念的尖锐交锋。

中国也有学者对后现代史学持批判与否定态度。如于沛认为正是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导致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虽有诸多表现形式，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正是在这个立场上，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有了共同的语言。它们都否定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否定人类从蒙昧、野蛮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进程；否认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理；否认历史矛盾的客观规律性”。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解构’、‘拆解’、‘摧毁’和‘重新定位’，以及对历史过程‘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代之以形形色色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碎片化，就产生了许多奇谈怪论，诸如中国文化先天不足，需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缺损’；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理，甚至有功；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如改良；中国当务之急是‘补资本主义的课’；以‘重新评价’、‘理性思考’为名，对历史人物进行是非颠倒的翻案等”。[※注]

或因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一概归咎于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影响，可能多少有些牵强。实际上，在后现代思潮传入中国之前，20世纪80年代之初，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革命与改良的相关争论已然兴起，挑战革命叙事者如李时岳等人，其立意与后现代史学亦不可同日而语。

更多的学者对后现代史学持较为平和中允的态度。如刘华初认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命题和观念，揭示出曾经遮蔽的、需要思考和认真对待的问题，从而给当代史学带来以开阔的视野解释史料和历史事件的契机。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后现代史学显得批判有余、建构不足，在诸多基本概念和问题上含糊其辞。总体说来，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能动性建构意义被尊重传统的中国历史学者所忽视。对后现代史学，应辩证地认识，以开放心态接受其批判、借鉴反思，将之变成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内在环节，而不扼杀它所宣扬的滋生差异性的价值。他认为，后现代史学反对宏大叙事，并非完全去掉宏大叙事，只是不再让宏大叙事占据主导的中心地位，并给它附加约束条件、限制其有效范围。[※注]

在赵世瑜看来，中国大陆学术界虽然也先后有一些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介绍和讨论，但只是死水微澜，未能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他认为，后现代史学的主张确实存在诸多谬误，或许还有些危言耸听，“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闭目塞听的借口”。他强调：“虽然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客观性的彻底摧毁并不一定成功，但它对近代以来‘宏大叙事’的抨击是很有价值的。这种宏大叙事的建构实际上遮蔽了许多追求历史真实的原则和努力。”后现代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关于历史认识论的惊人之语，而在于它对近（现）代以来主导性历史话语的批判意识。在这方面，如果它竟成中国史学界的匆匆过客，那就不得不承认是我们的悲哀。”[※注]

张耕华也指出，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某些结论，看似“颠覆”和“解构”性的，但其实际的影响，毋宁说是建设性的。借助后现代的挑战，正好有助于我们重新阐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和史学演变的本质。我们如能“平心静气地应对这一挑战，自能引发出史学研究的一些新课题、新探索”。[※注]

应该看到，近年来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还是有较为全面系统的引介的，如王晴佳、古伟瀛著《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黄进兴著《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美籍史家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史学理论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文史哲》等刊物对后现代史学也多有重视，其中尤引起人们注意者，是山东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东岳论丛》杂志，该刊特设了一个“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专栏，从2004年第1期到第6期连续发表了多篇讨论后现代史学的文章。

近年来，在人们的争议声中，后现代思潮已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带来的挑战也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深入反思。《历史研究》2013年组织以“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为主题的笔谈，不少学者各抒己见。

于沛在文章中指出，后现代主义全盘否定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将理性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引入困境，彻底推翻了历史认识的前提和基础。在当下的中国学界，后现代思潮对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认识理论构成挑战，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否定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随心所欲地解读历史，导致历史研究中“宏大叙事”的消失，是一种倒退，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根源。[※注]

黄进兴认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呈现“语言迷恋”或“文本崇拜”的倾向，与历史实在论唱反调，与中国传统的“秉笔直书”及西方“陈述事实”的史学精神也迥然不同。后现代史学以“彼可取而代之”的态势攻讦现代史学，史家纵使“刻意排斥或回避后现代主义的挑衅，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语汇业已充斥坊间的历史写作。……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力，无远弗届”。后现代主义消解“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推崇“小叙述”的“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强调分歧与异质性，遂将整体的大历史（history）裂解为多元分化的小历史（histories）。后现代史学还一反实证史学，遂行“语言的转向”。“从史学方法的角度观察，‘语言的转向’促使史学进行一系列的回归，从史实至语言、从语言至文本，最后从文本至符号，其结果则是将语言和经验完全隔绝。……封闭的文本论，令历史不再指涉过去；而失去对外的指涉性，历史变成自成一格的符号游戏。”他也强调指出，后现代史学虽有其偏颇之处，但绝非一无是处，“譬如它能激发史家的省思，重新去思考文本与史实之间的关联；再者，在开发新的史学领域尤功不可没”。[※注]

董立河指出，后现代史学视历史进步为意识形态和神话，解构历史元叙事，取消了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的分野，否定重构真实过往的任何可能性，将历史事实等同于文学虚构和语言制品，使历史写作的客观实在性不复存在。作为传统历史学最终根据的“历史理性”遭到无情的奚落和攻击，从而导致历史学的合法性危机。后现代史学的理论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其‘语言唯心论’或‘文本主义’的本体论立场，其极端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倾向，其‘什么都行’的方法论原则，都难以成为史学研究的可靠指南。”但是他同时强调“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对于史学实践是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元叙事的崩塌导致史学实践的革新……对语言再现历史实在元叙事的质疑击中了朴素客观主义或抽象经验主义的要害。它使人们充分注意到语言在历史写作中的重要作用，促使史学理论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研究历史话语和文本，详细考察历史书写的不同方面，并有助于历史学家突破陈旧的思维定式和僵化的研究路数”。“‘语言学转向’还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当今很多史学家的历史意识，并影响了他们对于未来史学前景的展望。”他强调指出：“后现代主义通过揭示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因素和理论建构性，打破传统史学观念独霸史学界的一元格局，从而向人们打开认识和书写历史的多种可能性。正是在后现代史学观念的影响和启发下，西方史学家重思历史，大胆革新，迎来史学园地繁花盛开的局面。在后现代主义状况下，每个历史学家都不能不正视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只有在回应或批判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有真正的创获。”他强调不能将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作为虚无主义加以抨击，而应对之加以辩证的批判或“扬弃”，“以便重建历史学的合法性基础”；认为“我们有必要去思考一种宏阔的世界历史理论或者元叙事，作为新的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理论前提。……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哲学或元叙事，它所讲述的是一个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实故事。在面向未来的元叙事的建构中，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不是唯一的选择，最起码也应该成为新叙事的最重要指导或参照”。[※注]

同在2013年，《史学月刊》也刊载与后现代史学相关的论文。钱乘旦的论文主要从历史认识论角度阐发了自己的思考。他并不认同一些后现代论者的立场，强调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仍然是“求真”。但他同时强调，“过去发生的事”通过记录与叙述留下许多混杂的“碎片”（即史料），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是依据某种特定的标准有选择地去挑选“碎片”的。人们所看到的“历史”就不是一个纯客观或纯“真”的“过去”，而是主观和客观的交融，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历史研究是“过去”和“现在”的永久的互动，正因为这种互动，历史才有永恒的生命力。写历史是一个人类智慧的创造过程，不是单纯的还原，也不是简单的“归真”；写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梳理与重新认识，是人类对“过去”的挑选与判别，体现着每一代人对“过去”的不断理解与不断思考。历史学家既是历史的撰写者，更是思想的创造者。历史研究让我们了解过去、思考过去，并且为“现在”提供思想。[※注] 他的这一看法与传统史学有明显区别。以前也有多数史家承认，历史在不同的时代需要重写，但所着眼的是随着史料不断丰富，历史研究可以不断逼近历史真实。钱乘旦此文所强调的则是，不同时代的不同历史文本均有研究者主体的参与，也均有其真实性。将历史真实认定为一种具有时间性与历史性的存在。

王路曼的论文则通过梳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史学界的研究实践，着重指出：后现代主义为历史研究带来了积极影响。在认识论上，通过不断质疑和挑战现有历史叙事的“真相”，并重视被传统历史叙事所忽视的事件与弱势群体，从而有助于更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就方法论而言，后现代史学鼓励研究者透过史料表面挖掘其背后权力构建及对真相的掩盖。总而言之，以语言学和文化学转向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给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扩充了历史写作的视野和维度。[※注]

也有学者对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作了更高的估价。郭震旦认为，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史学思潮。虽然无缘主流地位，但它在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正是后现代史学的引进，使得一部分急于弃旧开新的史学工作者找到了与过往体制化了的历史学疏离的空间以及与西方史学对话的共同语汇，在后现代理论大纛的导引下开始了史学转型的实验，形成了新的治史理论和叙事模式。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一种‘外来物种’，后现代史学的理论和操作模式已经充分表现出它对中国历史的阐释力和表现力，正在中国历史图景中生成一个新的历史空间”。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他强调，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其中，以“新社会史”作为后现代史学的代言人可谓风头正盛，成为当前中国史学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注]

继《历史研究》2013年组织以“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为主题的笔谈后，2014年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进展到了“后—后现代史学理论”阶段。所谓“后—后现代史学理论”，指的是反思“语言学转向”影响下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提出若干需要进一步辨析的基本概念。

大概从20世纪末尤其是从21世纪初开始，西方史学理论家（包括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开始冷静反思“语言学转向”，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史学理论范式，有些学者称之为“后—后现代史学理论”。董立河根据近年来的相关论著，对“后—后现代主义”出现的理论背景、主要论题和学术指向作了述论。他指出，在“后—后现代史学理论”阶段，西方学者除了继续探究“叙事”等后现代问题外，更为关注“记忆”“经验”“在场”“行动者”“证据”和“普遍史”等问题。[※注]

传统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是书面记录和某些形式的物质遗存，所反映的是有能力留下活动痕迹和思想观念的那部分人的历史。然而，后现代主义兴起，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学，要求打破一元化历史，呈现历史的多重面貌，尤其是传统史料所不能反映的社会下层、被民族国家话语所忽视的非民族国家范畴的社会存在的实相，在史料和研究对象上，就兴起了社会记忆的研究方法。关于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存在不同认识。彭刚认为，历史与记忆既密不可分，又存在区别。两者都基于时间而存在，在时间意义上，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记忆基于经验感受，历史基于合理推论。历史与记忆的最重要区别，就在于它的可证实性。因此，将历史和记忆简单等同或者径直对立，都是不对的。其次，历史记忆与历史真理并不简单等同。从认知科学角度而言，记忆并不是对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的完整如实的记录，而是一个积极的、有选择性的建构过程。正是基于这一前提，对记忆的研究就不应该是一种对错研究，而应关注记忆产生的过程，以及如何理解其动力和意义。历史和记忆，都既有关于过去，又有关于现在。记忆既有个人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历史学如何处理记忆？记忆的可靠性并不高，因此，历史学不能完全依赖记忆，而是应该谨慎对待记忆。但同时，历史学也可以利用自己成熟的“技艺”来处理记忆，使其为我所用。最后，彭刚讨论了历史记忆与历史正义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权力的阴影无处不在。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特定群体的历史记忆，都可能受到权力的操纵和利用。不同的权力塑造不同的记忆。[※注]

卓立详细区分了历史故事与历史事实。他认为，故事与事实的区别是根本上的，而不只是语义上的。历史故事是一系列语句的集合，它指向连续的事件和叙事，而历史事实永远只是一个单独的陈述，它指向的是命题的集合。实证史学的根基是历史事实，不是历史故事。历史事实并非存身于个体主体层面，而是存身于语言与命题中。历史事实根本上是文本化的，它指向实证研究与确定性，其目标只是确定性，而不是历史意义或连续性。再现指向的是历史故事而不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需要再现，它存在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与其他陈述冲突，它并非存身于个体主体中，而是通过置身于命题系统陈述系统中为群体所共享。“将历史事实视为存身于个体主体中是荒谬的，因为这实际上相当于将现实世界视为存身于个体主体中，不能因为过去事件已经过去，就以为认识历史事实有异于对事物的认知。”指向实证研究的文本系统其目标并非再现或描绘实存，而是重新建立自己的新的历史世界。而旨在再现过去的是历史故事，它是一种个体化艺术化的话语表达。历史故事因个体差异而面貌不同，但它们可以共同作为对历史事实的反映。[※注]

与上述着眼于后现代与后—后现代范畴内的历史记忆、历史叙事不同，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文再版的前言中，主要在文化差异、史学实践层面讨论了历史事实和历史叙事的问题。柯文认为，比起东西方文化差异来，抛开事实的地域性而更多考察思想的实质内容，可能是更重要、更准确的。对文化的普世性和差异性给予同等重视，有助于超越中国历史研究中设定的壁垒和边界。历史与记忆之间微妙的关系，正说明人类共性在各自历史当中所发挥的奇特作用。古老的故事与当下的历史之间的互动，深刻反映了个人、群体或者全体人民将自己放置到空间历史记忆中的方式。为使过去的故事匹配当下的历史，大众记忆会对故事进行修改。因此，大众记忆塑造的过去的故事，与历史学家所要复原的真实历史是大相径庭的。由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往往缺乏足够的或十分准确的证据，大众记忆对历史描述的模糊性就得不到专业的更正，从而加强了具有一定想象成分的历史故事的影响力，相对的，历史事实的影响力是比较小的。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故事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柯文发现，故事在大众记忆中的作用在世界史范围内具有某种超越性。[※注]

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已从一个时髦的概念转而成为切实影响到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史学思想。虽然不少研究者否认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从其论题选择到研究成果的表述，又多少体现出后现代影响的印迹。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思潮已然在中国学界激起波澜，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总体说来，大陆史学界完全认同极端化后现代主义立场者还是少数，而多数学者更注重发挥后现代主义给史学带来的积极效应，如进一步拓展论题，关注失语的弱势与边缘人物，关注“话语”“叙事”以及历史记忆的研究，对研究中的主观因素提高警惕，注重对史料的辨伪。虽然也有些不如人意之处，但总体来说似乎无须过于担心后现代主义会摧毁史学“求真”的根基。虽然相对主义史学在中国对传统实证史学形成冲击，但是对于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之间的差异，一些史家还是有比较清醒和深入的思考，多数史家仍坚持史学“求真”的理想。后现代史学对中国未来的史学研究到底会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尚难逆料，但中国史学界对其应作认真分析，重视后现代史学对现代史学的认知范式的反省、批判和对新的人文知识认识论基础的更新与探讨，发挥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积极作用，以尽可能趋利避害，更多发挥其“立”的方面之作用，一味盲目跟风或深闭固拒均非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