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历史当事人撰写或口述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往事形成的回忆录或口述资料，历来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太史公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即曾征集采访口碑资料。这种回忆性资料，形式多种多样，或记叙自己，或记叙他人；或记叙事件，或记叙人物；或记叙整个过程，或记叙某个片段等等，形式不拘一格。回忆录一方面因回忆者亲历、亲闻、亲见的特点，往往揭示了一些历史内幕，并可弥补文献史料缺乏细节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因年代久远，记忆不确或受外在因素影响而有所隐讳曲笔。“当事人回忆录是第一手史料。它的价值高低，常决定于写作或口述的时间。若事发生距写作时不远，或当时人有深刻的印象，记忆是比较可信的；若相去太久，或年老回忆时，就易发生错误。”[※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保存珍贵史料，在中央领导积极号召之下，掀起了一股撰写回忆录的高潮。其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撰写革命回忆录，二是撰写文史资料。

1.中国革命史回忆录

1956年7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出版一部反映我军三十年斗争历史的回忆文集，总政治部在全军范围内广泛征集稿件，并从征文中选择部分优秀文章编辑成《星火燎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1963年，《星火燎原》共出版10 集，收入回忆录637篇，约360万字。1957年5月，共青团中央所属中国青年出版社创办的《红旗飘飘》丛刊第1集问世，其题材比《星火燎原》更为广泛，主要刊载革命领袖、革命先烈、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和老一代的革命斗争回忆录。1957年至1961年共出版了16辑。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多种有关中国革命史的专题回忆录，其题材包括中共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人物的史实。其中重要的有：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何长工著《勤工俭学生活回忆录》（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刘亚楼《渡乌江》（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再版）、周士第等《回忆叶挺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平津战役回忆录》（1961年版）、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阎江彦等《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陕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山西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斗争回忆录》（1961年版）、周国强讲述的《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汪立波《回忆两次夺取黄安城》（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朱道南《回忆广州起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戴镜元《长征回忆——从中央苏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北京出版社1960年版）、工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回忆井冈山的斗争》、何长工口述的《把红旗插上井冈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杨尚奎《红色赣粤边》（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红旗飘飘编辑部编辑的《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以地区革命史为主题的回忆录，如广西军区政治部编《广西革命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安徽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安徽革命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王文波口述《转战武夷山：革命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以及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战狼牙山：山西革命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64年已经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专书约500余种，单篇文章约2000篇。[※注] 这些回忆录或者为自述，或者为他人转述，由于作者大都为事件的亲历者、亲见者、亲闻者，在档案文献之外，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鲜活而生动的资料，一经面世，即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在研究中被广泛引用，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考。

2.文史资料的撰写

具有学术意识的回忆录的撰写，发轫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1959年4月29日，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上号召政协委员撰写回忆录：“希望过了60 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1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注]

1959年7月20日，全国政协正式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为主任委员。委员共有40人，包括王式九、王述曾、王毓超、万枚子、彭子岗、浦熙修、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郑庭岌、溥仪、溥杰、沈醉等，不仅包括旧政权的皇帝、皇族、军政官员，也包括旧时代的记者、报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工作办法，对于委员会的任务、资料征集时限、内容、体例、撰写人员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计划、组织和推动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和有关人士对于我国的近代史资料进行搜集、撰写和研究工作”。征集时限“以清末到全国解放前这一时期为主”。内容为分军事、政治和外交的资料；有关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的资料；其他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物三个部分。关于撰述人的身份和文体，提出：“由亲身参加或与闻有关历史事件的人撰述，用回忆录的形式或其他形式皆可。”并要求“撰写的事实和内容必须真实、具体”。撰写资料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限长短。规定：“可以个人单独进行，也可以几个人合作。撰写资料主要是自己动笔，自己不能动笔的，可由本会派人撰写。”同时，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又划分为国民党军事组、国民党政治组、北洋组、文教组、东北军组、西北军组6个业务组，拟定了145个历史事件和61个历史人物的参考题目。此后，各省级政协也相继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到1963年1月，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市县级政协组织达到370多个。[※注]

1960年，《文史资料选辑》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部发行。《发刊词》对文史资料的性质进行了阐述：“历史资料不同于历史，前者只是为后者的编写来提供真实详尽的素材。……只是真实和具体的事实，主要在于作者把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自闻见的事实毫无顾忌地、如实地反映出来。……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即使某些资料内容同已有的文献记载互有参差，但只要是真实的，是亲身经历过的和亲身闻见的，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历史的某些侧面，从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的。”

1962年12月，第一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三要、四不”的征稿原则。“三要”即要真实，要具体，要大胆直书。“四不”，即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拘观点，不扣帽子。因此，追求真实，鼓励大胆直抒是文史资料的基本要求。

到1966年5月，全国共征集了约1亿字的文史资料；中华书局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计493篇，约860万字；《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约235万字。[※注] 抢救并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这些资料涵盖晚清、民国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以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为多，涉及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或重要方面、重要人物。如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戈定远《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梁漱溟《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金汉鼎《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叶恭绰《清末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过》、张国淦《洪宪遗闻》、刘斐《两广“六一”事变》、董昆吾《中村事件真相》、载涛《禁卫军之建立与改编》、鹿钟麟《冯玉祥北京政变》、邓汉祥《蒋介石派张群图川的经过》、戴立庵《抗战后期重庆的黄金风潮》、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始末》、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沈醉《国防部保密局内幕》，等等。

这些回忆录资料，均为历史当事人讲述或撰写，所述内容不仅是亲自闻见，更多的是自己亲身经历，且不少回忆录出自著名人物，因此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一经发表，就被相关研究作为重要的史料来源，直到今天，仍然被研究者引用。比如张国淦《洪宪遗闻》、何基沣等的《七七事变纪实》、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始末》、沈醉《国防部保密局内幕》等，都是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

文史资料的撰述要求，一是真实，二是所述史实必须为亲历、亲见、亲闻。但因文史资料为回忆录资料，失忆会导致记述内容的失真，且由于各种原因，撰述人难免会对一些史实采取隐讳，甚至曲笔。为了保证资料的真实性，《选辑》从第一辑就设立了“补充、订正、质疑”栏目，欢迎读者来函对所刊稿件补充修正，并发表了阎宝航《对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 一文的意见》（该文为施乐渠撰）。之后每辑均有修订补充文章发表。由于文史资料的撰述者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界爱国人士，每一个体所处的地位不同，立场不同，他们从不同角度、多个侧面对其经历、闻见的历史进行叙述，这种“多说并存”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文史资料的真实性，也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解读空间。负责具体出版工作的中华书局近代史组负责人李侃曾回忆说：“在《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工作者，也形成了一种认真求实的作风。对于重要稿件的取舍，大都经过副主任和有关负责人讨论决定；对于稿件中某些事实存有疑问，就认真核对，并及时发表读者对史实错误的订正，在文字上也很注意加工修饰。”[※注]

同一时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周恩来的号召下，撰写了《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初版），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有撰写回忆录的传统，比如《李秀成自述》以及张汝南的《金陵省难纪略》即是两部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回忆录资料。但对回忆录资料的大规模发掘，并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进而在学术研究中作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利用，却是从文史资料的编撰开始的。文史资料的征集，无疑为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在传统文献之外，回忆录史料也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门类，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有学者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出现了一个新门类，或叫‘新史源’”，这个新史源即是文史资料。[※注] 文史资料受到学者重视，还与当时国家档案政策管理较严，档案开放程度不够有关。在相关档案文献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包括文史资料在内的大量的回忆录资料，为新中国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虽然撰稿人因记忆有误或某种原因的曲笔而造成某些史料的失真，但仍然不失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个以政治任务形式完成的学术工作，由于它的系统和连续性，事实上成为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学术工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