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1978年后，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史学研究逐渐回归其本质特征。“文革”期间轻视史料工作的学风开始扭转，资料整理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中国近代史料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史料的重要性得到充分肯定。在史学界开展的史论关系等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中，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葛懋春在《论史论结合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可靠的历史资料和科学的历史理论，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充分占有可靠的史料，尽可能地弄清历史事实，对于历史科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注] 戴逸在谈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时，特别强调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用史料学去代替历史科学，但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考证为基础。史料的突破常常会导致研究的突破，修正或改变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每个历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勤奋、艰苦地做史料工作，在大量、丰富而准确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有科学的历史研究。”[※注] 这一时期关于史论问题的讨论，与1958年不同，学者更多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较少意识形态上的纷争。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肯定，从史料出发，成为学者们普遍遵循的研究路径。

第二，史料整理出版工作受到重视。在国家层面上，逐步放松对历史档案的管控，向社会开放历史档案。1980年5月28日，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在全国省以上档案馆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了适应各方面利用历史档案的迫切需要，档案馆要积极地开放历史档案。……为了开放历史档案，档案馆要积极编辑出版档案史料。这是开放历史档案、公布历史档案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长久保存档案的一个重要方法。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多次告诉我们要这样做。”[※注] 1981年9月，中共中央下达第37号文件《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1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成立于1958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恢复工作，次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召开。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随即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展开。同时，重新启动了在“文革”前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工作。1986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在《丛刊》的基础上，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由中华书局出版，除原拟的《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专题外，新增《清末教案》和《立宪运动》两种。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公布实施，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这为历史档案的整理出版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多家专业学术资料刊物的创刊，为整理刊载史料提供了更广泛的途径。改革开放前，专门刊载史料的刊物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改革开放后，以档案馆为依托的史料刊物逐渐增多，相继创刊了《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档案与史学》《四川档案史料》《北京档案史料》《湖北档案》《云南档案》等刊物，在发表研究论文和档案工作信息的同时，也刊载历史档案资料。这些刊物大多以刊载单篇史料为主，与专题史料集互为补充。

第四，史料范围得到了广泛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史料视野从之前更多注重革命力量方面的资料向更均衡地注重敌我友三方面的资料转变。早在“文革”前荣孟源就提出，在历史研究中，除注重搜集革命方面的材料外，也要注意搜集第三方和敌方的材料。1982年，他在为《近代稗海》作序时，对于历史研究中只注重革命方面的资料，忽视或反对敌方资料的观念提出了批评，指出：“不研究反动统治，怎么能说清革命的起因、任务、动力和路线是否正确。不研究各个军阀的特点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怎能理解‘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不揭露反革命阶级的残忍、贪婪、荒淫、卑鄙等具体事实，怎能说明他们是社会发展的障碍。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和蒋家王朝的语言各有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情革命者语言各有不同，如果要求他们语言相同，岂不是取消了历史？不要反革命统治者的文献，又怎样能了解他们的情况。只突出革命者如何活动，不谈反革命如何活动，这样的革命史绝不能说清楚问题，更说不到把革命史研究好。因此，我们还是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材料。”[※注] 这一论述，是从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对历史资料全面客观的认识。史料观念的转变促进了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清王朝统治者及国民党政权方面的资料逐步开放，并被整理出版，对于人们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提供了史料基础。比如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民党正面战场资料的公布和利用，对于促进抗战历史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二是在西方新史学的影响下，史学领域从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向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法制史等方向转移，关于下层社会和民众的历史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而且史料领域不断拓展，除官方档案外，人物日记、回忆录、书信、文集、地方史志史料、社会调查资料，乃至家谱、族谱、碑铭、账册以及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民间风俗的种种资料，越来越受到重视，口述史料、影像史料有意识地被纳入史料学研究领域。

第五，史料出版呈现多样化趋势，不仅种类、数量繁多，而且形式丰富。编辑方式上不仅有综合性的资料集，也有专题资料集，以及刊发于专业刊物上的单篇资料。既有点校整理排印，也有影印出版。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第六，随着大量史料的整理出版，以及高校中相继开设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课程，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科逐步发展成熟。1992年4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成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事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究的专业学术团体，为学者提供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学术的平台。至2009年，学会共召开了22届大型学术研讨会和40余次小型学术研讨会，以及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抗日战争史及史料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少数民族史及史料研究》（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征集研究》（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近代史及史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等论文集，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料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探讨近代史料学理论问题的著述也逐渐增多，对史料学的定义和内涵、史料定义和分类、史料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建立独立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科尚任重道远，但上述成果却推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第二节 晚清政治史资料的编纂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晚清政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方面是基于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史在近代史学科中长期居于显学地位；另一方面也与清代以来留存下来的大量政治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无关系。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主持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所列的10个大专题，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是晚清政治史资料的集大成者，对推动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这套资料的编选，受那个时代的局限，存在着种种缺陷和问题，但它们的出版，为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文革”十年间，晚清史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渐恢复，晚清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1978年至2000年，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综合性的档案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馆藏明清档案的中心，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的发展，其馆藏达到1000 多万件档案，其中绝大多数是清代档案。这些档案分为73个全宗，包括内阁、内务府、军机处、宫中、宗人府、刑部—法部档案，是研究清朝一代特别是晚清时期国家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经济、文化的史料基础。为了满足清史研究的需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1978年起，开始编辑《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出版），每年1—2辑，每辑20万字左右，陆续整理公布馆藏清史档案资料，至1990年共出版14辑。在公布的档案中，相当部分是1840年后的档案资料，涉及晚清时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李沅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辛酉政变、周福清贿赂科场案、北洋练兵案、毅军纪略、清末币制改革、辛亥革命等。《丛编》刊载的资料虽然零散，但在当时是公布晚清档案的唯一窗口，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晚清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受到学界高度重视。

1980年以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逐步开始对馆藏档案资料进行有系统的整理，除单独或与其他档案馆、学术机构合作整理出版专题档案资料外，并于1995年影印出版了根据光绪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的《光绪朝朱批奏折》（120辑）。该书共辑录光绪元年（1875）至三十四年（1908）的奏折近十万件，6000 余万字，按内容分为内政、军务、财政、外交等24大类。类下设项，各项奏折按时间先后编排。朱批奏折作为皇帝亲自批阅过的奏折，具有法律依据和行政效用，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光绪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据悉，光绪朝奏折现存18万件，其中2.3万件保存在台湾，已于1973年影印出版，保存在大陆的约15万件，其中约10万件为朱批奏折。《光绪朝朱批奏折》的出版，不仅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第一部综合性的档案汇编，也使得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下，光绪朝存世奏折绝大部分均公之于众。

随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的《清代历朝上谕档》也陆续面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000年版）。该书按时间次序编排，原档影印出版。上谕是皇帝发布的日常政令，是最高级的下行文书之一，具有法律和行政约束力。清代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以后，“上谕”由军机大臣秉承皇帝的意旨撰拟，经皇帝阅后颁发。“上谕档”即是清代皇帝所发布的日常政令的总汇，是研究清代最高政务活动的核心档案之一，涉及内容较广，极具史料价值。这套上谕档即是军机处所存，属于晚清的有《道光朝上谕档》（30册）、《咸丰朝上谕档》（11册）、《同治朝上谕档》（13册）、《光绪朝上谕档》（34册）、《宣统朝上谕档》（3册），资料连贯系统。嘉、道、咸、同、光、宣各朝是中国近代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社会变化最激烈、影响最深的时期。举凡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边疆危机、日本侵占琉球、左宗棠收复新疆、洋务运动的发展和衰落、新疆台湾建省、甲午战争、马关条约、香港问题的最终形成、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辛丑条约、预备立宪、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均发生在此期间，因此上谕档的出版，对晚清史研究的促进作用自不待言。

不过，历朝上谕均有不同的文本，史料整理的重要工作即是比对各种文本异同，为读者提供确实可靠的资料。但受当时出版经费、人力等条件的限制，《清代历朝上谕档》在整理编辑时，未能对馆藏上谕档进行必要的文本分析，特别是未能对馆藏相同年月的不同文本的上谕档档册进行相互比对和划分，仅采取了在相同年月的不同文本中选取品相相对完好的文本的选材方案，不仅遗漏了不同文本中一定数量的不相同的内容，而且占馆藏上谕档近34%的文本被视作无用的重复部分而未能入选，使读者在运用时缺失了从文本方面判定其史料价值的参考依据，难以真正了解和把握军机处上谕档的全貌。为弥补其缺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馆藏清代军机处上谕档进行了全面数字化处理，使读者能够查阅不同文本的上谕档。[※注] 这一弥补举措，体现了传统史料学重视版本比较的思想精髓。

这一时期，在综合性的资料方面，比较重要的还有《清实录》的影印（计60册，中华书局1985—1987年版）。《清实录》是清代历朝官修史料的汇编，其中的宣宗（道光）、文宗（咸丰）、穆宗（同治）、德宗（光绪）四朝实录及《宣统政纪》均属于晚清史料的范围。

（二）专题资料

这一时期，在专题史料的发掘整理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不过，史料编辑的主题并未能超越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的范围，即仍然围绕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发掘整理，而各专题史料的整理出版成就也不均衡。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鸦片战争

全面反映鸦片战争的综合性史料，有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二次鸦片战争》属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之前出版的《鸦片战争》只搜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史料，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史料当时未来得及出版。该套资料共6 册，所辑资料起自《南京条约》以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止于《北京条约》签订的咸丰十年（1860），部分资料延续到咸丰十一年（1861）的辛酉政变。资料来源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二册）是以国内文献资料为主，也有少量旧译外文资料，共收集了记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各种私人著述、笔记、日记、奏稿、函牍以及地方志内的有关资料43种。其中有一些是从未发表过的稿本，如无名氏的《天津夷务实记》及《津门闻见录》、怡云轩主人的《平夷录》、梁应时的《粤民御夷录》、赵沅英的《平夷策》等。第二部分（第三至五册）是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清代官方档案，其中包括咸丰三年（1853）至咸丰十一年（1861）的清廷军机处上谕档、录副奏折、照会、咨呈、信函及朱批奏折等档案史料共1400 件。这些档案大都是第一次公布，全文发表。第三部分（第六册）是从英、法、俄、美等外文书刊中选译的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官方档案及参与此次战争的军人、外交官员的回忆录、游记、日记、信件以及一部分论著。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全书共200 多万字，辑录了清嘉庆十五年（1810）至道光三十年（1850）的上谕、奏折、清单、章程、信函、说贴等有关战争前后全面反映清朝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馆藏档案。资料收集范围不拘于战争本身，对于战前清政府的禁烟活动以及战争之外的资料也予以足够的重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和研究鸦片战争。

此外，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影印版），搜集了中英官方首次正式接触的档案资料，不仅是研究英使访华的背景、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又因此次访华对中英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也是了解鸦片战争前历史背景的重要参考资料。

反映鸦片战争在各地的情况的专题资料有《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研究室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1959年由中华书局初版，后增加了新的口述资料后重新再版。

改革开放后，有关林则徐的书信、函稿、手迹资料的整理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1985年，在林则徐200 周年诞辰之际，学术界集中推出了增订本《林则徐书简》（杨国祯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林则徐信稿》（黄泽德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林则徐书札手迹选》（刘九庵编选，肖燕翼释文，紫禁城出版社版）、《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陈锡祺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版），从而为林则徐研究和鸦片战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长期以来研究鸦片战争的学者主要依赖于中文资料，有关鸦片战争的外文资料虽然在一些资料集中有所反映，但较为零散。改革开放后，学界对于外文资料有目的地进行了选译。1993年，胡滨翻译编辑了《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中华书局版），是一部较早的有关鸦片战争研究的外文资料集。该书包括英国蓝皮书中有关鸦片战争和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关鸦片战争两部分资料，属于英方最核心的资料之一，基本反映了鸦片战争全过程，尤详于英国制定侵华政策的经过。该书的出版，填补了国内鸦片战争研究外文资料缺乏的空白，为揭示鸦片战争中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如英国政府与鸦片贸易的利害关系、穿鼻草约是否签订等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注]

此外，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翻译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文库》中分别选译出58篇和48篇资料，前者提供了有关鸦片贩入华情况、林则徐的禁烟措施和英国如何制造舆论发动战争，以至《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人民不断进行斗争等内容；后者提供了一直未见原文的8篇林则徐文告和在华英美人士关于鸦片战争前后大事的报道和评论。

2.中法战争

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一定程度上与资料的搜集整理不够有关，长期以来学者研究所依赖的资料一直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法战争》资料集。改革开放后，这一局限有所改变。这一时期有关中法战争的资料，前期主要集中于对各地口碑及调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由广西通志馆编辑的《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该书是从广西通志馆在20世纪60年代对600多位中法战争的亲历者、目击者及其后代、亲属采访调查的基础上，选辑325位受访者的口碑资料编辑而成，分为黑旗军、镇南关大捷、中法战争后的侵略和反侵略斗争三部分，收录了许多生动具体的史料，特别是有关黑旗军的渊源、内部组织制度等资料，填补了已刊资料的空白。福建省福州市政协文史委以及相关单位组织编辑的有关中法战争的资料，以《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甲申马江战役专辑”、《福建文博》杂志（1985年第1期）“中法战争闽、台战场专辑”的形式刊载。1988年，浙江省镇海县也编辑出版了《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中法镇海之役资料选辑委员会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这些资料集，主要是有关中法战争资料的汇辑，以文献、口碑、报刊、碑文等资料为主，也有部分档案资料，总体来看，新史料不多。黄国安等编辑的《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选译了大量法国外交部档案及法国档案馆海军部档案，是这一时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一部学术资料。

在档案文献方面，张振鹍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96—2006年版），是一份极有分量的资料汇编。目前已经出版5册。除选编了部分中文档案文献外，该书还选译了大量的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的档案。尤其是占全书近三分之二篇幅的法文档案，系由法国汉学家巴斯蒂夫人从法国数个馆藏机构中帮助搜集的，内容涉及中法战争时期法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殖民活动等，价值弥足珍贵。

此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辑出版的《光绪中法战争奏稿函电》（2010年版），收录国家图书馆藏1883年至1885年，李鸿章、岑毓英、邓承修等有关中法战争战事相关奏稿函电四种，并附录徐延旭奏折一种，虽数量不多，但都极有史料价值。

3.中日战争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有关中日战争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

改革开放后，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史料整理成绩较为突出，其中又首推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中日战争》。该书由戚其章主编，共12册，无论是规模，还是资料类别、文种上，都大大超越了之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中日战争》。所收史料，从时间上起于朝鲜东学党起义后，讫于台湾人民反对割台斗争。与旧的《中日战争》相较，新的《中日战争》收录了大量的清宫档案，除选自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朱批奏折、电报档、谕旨汇编、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洋务档及总理衙门档以外，还有盛京将军衙门档、吉林将军衙门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江苏巡抚衙门档等，均是首次整理公布，字数达250万字。而旧的《中日战争》仅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录了60万字的档案史料。此外，新书还收录了此前从未披露过的其他中文资料，如《张謇致翁同龢密信》《吴大澂文札》《甲午威海倭警电报》《龟蔽褊言》《慎宜轩日记》等。正如该书主编所言，“有关甲午战争的重要中文官私档案文书，可以说基本上都搜罗入编了”[※注]。而收入的外文资料，主要包含日文、英文，约占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以官方档案为主，兼及私人文书及其他资料。日文资料方面，除收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27、28 两卷、伊藤博文《机密日清战争》、杉村濬《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外，还收了《宗方小太郎日记》《向野坚一回忆录》及其《从军日记》等，字数达140万字；英文资料，除收《英国外交文件》（1894—1895）、《欧格讷外交报告》外，还收了李鸿章的顾问科士达的日记及马关议和期间他写给夫人玛丽的信件等。有些资料在英国也未公开发表，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奏稿》（2010年版），收录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开战、议和、签约各阶段翰林院编修丁立钧等上呈奏稿28件，内容涉及朝廷和战之议、甲午军务兵情、呈奏作战机宜、力谏议和签约、纠弹参奏专权误国大臣等，对于研究了解甲午战争期间朝廷主战、主和派及议和签约的斗争，帝后两党及清流派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李鸿章等封疆大吏和淮军、湘军、粤军在甲午战争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辑的《清季名人禀牍奏稿函札——甲午中日战争新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包括“徐邦道禀牍函稿”“张荫桓奏稿家书”及“清季文人函札”三部分内容，其中，总兵徐邦道作为甲午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其禀牍奏稿，记录了所经历的重大战役的过程，是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一手资料。

这一时期，较有价值的资料，还有陈旭麓、顾廷龙、江熙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982年版），以及张侠、杨志本等编的《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前者为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为李鸿章办理外交和军务的档案资料，多系李鸿章文集中所未载，可与李鸿章文集互补。后者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有关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和衰败的资料汇编，内容涉及海军建置沿革、舰船购造、海防思想与防务设施、海战纪略等，对于研究我国近代海军史、海防史，特别是中日战争中有关海战的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近代史资料》也刊发了多篇有关中日战争的资料，如《丘逢甲信稿》《长顺函稿》《台湾战争记》《让台记》《台湾思痛录》《辽阳防守日记》以及《在龙旗下——甲午战争经历记》，为已刊资料所未载，不仅记载翔实，而且与其他资料互为补充，纠正了不少相关史实的错误。例如，当时在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任职的英国人泰莱撰写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长期以来被视为研究中日海战战况的第一手资料，随着一批新史料的发现，如《船陈图说》、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甲午中日战争》，以及《近代史资料》刊发的相关资料，对泰莱记录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此外，相关历史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丁汝昌、李秉衡等的文集、全集，以及海关档案等，亦为研究中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4.义和团运动

在晚清专题史料的整理出版方面，义和团运动是最有成就者。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0—1990年，就出版相关专题史料共17部，因而被认为是义和团档案史料出版的黄金时期。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由齐鲁书社主持出版的《义和团资料丛编》。1980年，适逢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纪念之际，《丛编》集中出版了《山东义和团案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注]（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教案史料》（廉立之、王守中编）、《八国联军在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等专题。此后该《丛编》继续编辑，又陆续出版了《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84年版）、《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英]休·特雷费·罗珀著，胡滨、吴乃华译，1986年版）、《荣禄存札》（杜春和等编，1986年版）、《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徐绪典主编，1990年版）等专题资料。该《丛编》虽然是由不同编者分别整理编辑，存在主题不够鲜明、缺乏系统等缺点，但内容涵盖面较广，资料类别也很丰富，有的专题还是非常珍贵的档案材料。比如《山东义和团案卷》，系选编近代史所所藏有关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镇压山东义和团的案卷，汇录了新建陆军各防营和济南、泰安、武定、临清、沂州、兖州、曹州各府州县的禀报，其中批文大多出自袁世凯之手；还收录了大量团民抢教的口供材料，对于剖析抢教的性质提供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荣禄存札》是从近代史所藏荣禄档案中，选辑1900年夏至1903年春，各方致荣禄的函札禀稿共332件编辑而成。此外，《丛编》选译了有关英、美等外文资料。这些外文资料，与胡滨翻译的《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之前义和团研究中对中文材料的依赖，对于全面了解和研究义和团运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以《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先后出版的《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筹笔偶存》（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专题资料，史料类别极为丰富，特别是官方检察中不曾关注的民间文献，其价值可圈可点。

《义和团史料》共90余万字，按照资料类别编辑，分为四类：“义和团文献”4种，包括传单、揭帖、乩语和咒言等，是义和团本身的原始资料；“史籍汇录”67种，汇集了文集、函札、日记、笔记、纪事诗、年谱中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原始文件和记录；“四川红灯教”，收录清政府案卷75通，反映了义和团在四川的情况；“方志辑录”，共收199种方志，以直隶、山东、四川等省的方志为多，奉天、黑龙江、山西、陕西、浙江、广东、贵州等省较少。收入的资料中，相当部分为未刊的稿本和抄本，或流传不广的印本，以叙述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抵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为主，也记述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情况。该资料是继《义和团》之后又一部有关义和团运动的综合性的资料集。

《筹笔偶存》原稿发现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外务部档案全宗》之内，是一份汇集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至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公元1903年3月）山东巡抚衙门经办有关洋务交涉方面的官方文牍，按年逐月逐日辑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文摘抄，包括廷寄的谕旨、各部院的咨电以及省内各道、府、州、县、防营的禀、呈、申、详文书或外国传教士的函牍等；二是山东巡抚草拟的文电函札全文，包括奏折、咨呈文书，答复洋教士的信函及对各下属的札饬、通告、函电、批示等；三是少量的有关辑录者个人的行踪和活动的记载。内容涵盖丰富，凡此期间山东所发生的有关洋务各案，特别是有关拳教事件，都有详细记载和反映，对于弄清山东义和团的源流、山东义和拳的斗争性质以及参加者与反对者、义和团运动的起因问题、山东义和拳与直隶义和团的关系等，提供了最为直接的一手资料。其所反映的民众反抗活动，遍及全省各个州县，其中对一些著名案件及事件的记载甚详，为其他资料集所少见，也填补了《山东义和团案卷》所缺的登、莱、青三府一州的资料空白。

义和团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庚子事变的发生。《杨儒庚辛存稿》汇录清朝驻俄公使杨儒在庚子辛丑间，与俄国谈判、俄军撤出东北及交还东三省的文电、奏疏、谈判节略等资料，是有关庚子事变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是对1959年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的补充。共辑录档案文件1600余种，起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迄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包括清廷的上谕、官员奏稿，以及各衙门之间往来的电报、咨文、移文、札饬，通告，以及外交文书、部分官员的私人信函等档案，其中反映清廷议结各地庚子教案及义和团运动余波的文件占有相当比重。此外又辑录了近百件义和团运动以前有关清代梅花拳、义和拳等民间会社的档案文件作为附录。其目的正如编者所言，并不是“认为这些秘密组织与义和团运动有什么必然的渊源关系，而是鉴于长期以来学术界在研究和探索义和团运动的源流时，对这些史料颇为注意”[※注]，便于读者了解清代民间会社的发展源流和状况。

路遥主编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专题史料之一。相较于之前出版的有关义和团的各类史料，该汇编最大的突破是在多语种外文文献的选译方面。全书5卷8册，其中中文卷2册，内容为中文报刊资料选辑；英、日译文卷各2册，法、德译文卷各1册。英译文卷收录了10 部英文著述，如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的《动乱中的中国》（1901年版）、司米德的《中国内幕：中国危机的故事》（1901年版）、弗拉里神父编写的《在北京的中心：樊国梁主教围困日记》（1901年版）、美国传教士卜舫济的《义和团暴乱析论》（1900年版）、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的《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1900年版）等。日译文卷包括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文书——北清事变》和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这两份文献是日本和欧美列强联合侵华、镇压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资料。法译文卷包括兰文田所著的《徐州：中国的主教辖区，1882—1931》（1955年版）；当时法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对义和团运动中遭遇的记载，包括书信和报刊文摘等；当时法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回应与评论等三部分资料。德译文卷也包括三部分：一是曾在山东传教的圣言会传教士、兖州教区主教韩宁镐所撰写的圣言会传教士福若瑟神父在山东南部传教的历史，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的经历；二是当时德国对义和团运动的部分评论，包括德皇、传教士、德国教内外报刊等对义和团和传教运动的回应；三是曾到山东传教的德国方济各会士郎汝略所撰的《山东开教史》，记述龙华民“开教”以来到1929年天主教在山东传播的简史。正如有学者评价该书所言，“义和团运动不是一个单边或双边事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边性国际事件，《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的出版，为我们从多个国家的视角审视义和团运动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促使我们由重视义和团起源研究向重视义和团战争过程研究转变，对于了解基督宗教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境遇及传教士对运动的评价有很大的帮助，为我们理解义和团运动本身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注]。有关义和团的外文文献还有很多值得挖掘，《汇编》在多国、多语种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翻译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尽管《汇编》在编辑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主题不够集中，较为分散；英译文卷对档案资料的挖掘不够等，以及翻译错误的地方[※注]，但仍然不失为目前义和团研究中最为集中的外文资料汇编。

此外，这一时期，学术界还对有关东北、山西、四川、天津等地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进行了发掘，相继出版了《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乔志强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等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京津蒙难记》（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天津义和团调查》（南开大学历史系编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等资料，是了解和研究义和团在各地发展情况的重要参考。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辑的《忠义军抗俄斗争档案史料》（辽沈书社1984年版），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忠义军”继义和团之后抗击沙俄入侵的斗争概况，对于研究忠义军的性质及与义和团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辑的《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于相关专题研究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近代史资料》这一时期陆续刊载的有关义和团资料，有《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义和团文献》《樊国梁等函牍》《荣禄集》《荣相国事实记略》《周馥辛丑办理教案电稿》《周馥辛丑办理教案函稿》等，对于相关专题资料也是重要的补充。

5.秘密会社

民间秘密会社在清代始终存在，弥漫较广，长期以来是晚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秘密会社的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出版了一批。改革开放后，又进行了新的发掘和整理，先后出版了《天地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1988年版）、《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资料室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自立会史料集》（杜迈之辑，岳麓书社1983年版）、《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萍乡市政协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其中《天地会》共7册，约250万字，是截止到2012年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清代民间秘密会社资料汇编，主要辑录了有关天地会创立及其反清斗争，以及在台湾、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新疆等地的频繁活动以及发动武装起义的档案文献。《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选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福建小刀会和上海小刀会的档案258件，包括乾隆七年（1742）至咸丰元年（1851）福建各地小刀会、闽南小刀会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三个方面内容。这些资料，为研究清代民间会社史提供了资料基础。

除上述专题资料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等晚清史专题资料的编辑出版相对薄弱。在洋务运动方面，比较集中的资料有《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高时良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有关晚清经济史的资料中，也有部分洋务运动的资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辑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专题档案资料。该书系选辑馆藏清代档案中有关清末筹备立宪的录付奏折、原折等计370余件，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清末预备立宪的过程。此外，同时期编辑的政治人物文集，如汤志钧编辑的《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李兴华等编辑的《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其他文集，均可作为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的参考。

这一时期，比较有价值的专题资料还有秦国经、唐益年、叶秀云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整理编辑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30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是研究清代职官制度的原始档案资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78年至2000年，晚清史料的编辑出版主要集中于专题史料方面，综合性的汇编数量较少。

第三节 太平天国史资料的编纂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太平天国运动史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曾经取得过较为辉煌的成绩，但十年动乱期间，工作陷入停滞阶段。改革开放后，随着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再度升温，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逐步恢复，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成果，无论是在太平天国自身文献，还是在清朝官方档案，以及私家著述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收获。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是收藏太平天国运动资料的重镇。改革开放后，在罗尔纲先生的指导下，该馆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先后整理出版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太平天国印书》（排印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太平天国文书》（影印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太平天国文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太平天国艺术》（增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共10 卷，38万余字，收入太平天国文书约418件。全书按太平天国的文书种类和事类分卷，各类内按文书形成年代先后排列。除名册、簿记、挥条外，汇总已收集到的太平天国本身形成的文书345篇，是迄今最大的一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该书编者严格按照传统史料学的方法，对收入的文书做了鉴定、标点、分段、校勘工作，在整理校勘的同时，又保留了太平天国的改字、避讳字、新造字原形，保留了文献的原貌，为研究太平天国文书，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资料。书后还附录了李秀成自述、洪仁玕自述、赖文光自述等文献。该书被学界认为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经过专家科学鉴定过的文献资料汇编。

影印本《太平天国文书》，收集已知国内外收藏的太平天国文书精品114件。全书分诏旨、布告、下行公文、察报、外事文书和其他六大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太平天国不同时期的文书形制。所收文书，均拍摄自原件，一一注明质地、尺寸、印文、收藏地点等，并经过严格的考证、辨伪。它与《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相互对照补充，对于了解太平天国内部体制、辨伪太平天国文书提供了直观的材料，也填补了我国太平天国文献研究的一项空白。

《太平天国印书》排印本，收录太平天国印书共40 种，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多《旧遗诏圣书》一种，是比较完整的一部太平天国印书汇编。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收录了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215件，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英国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先生在英国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此外还收录了152件清政府档案，系从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剿捕档和《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中选录金田起义前后太平军的资料，其中有75件是第一次公布。该资料集的面世，也纠正了以前有关太平军史实的错误，比如据《郑祖璨等奏郁林会众前往金田汇聚并张必椽病故折》记载，金田太平军与清军的第一次战斗，应是1850年11月21日（道光三十年十月十八日）的桂平“石咀之战”，而非1850年12月27 日（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生在平南县思旺圩的“迎主之战”[※注]。

这一时期，海外有关太平天国资料的搜寻也取得重要成果。1984年春，王庆成在大英图书馆发现了太平天国早期重要的文献《天父圣旨》《天兄圣旨》，随后编注成《天父天兄圣旨：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珍贵文献史料》一册，1986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往所见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准备时期的文献极少，而清政府官方文件，也少有“拜上帝会”活动的文献，因而在太平天国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无从知晓。《天父圣旨》《天兄圣旨》，涉及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初期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史事，而且几乎每一件事都是过去不为人知或知之甚少，如金田起义前“拜上帝会”上层内部的情况，冯云山被捕后洪秀全、冯云山二人的踪迹，太平天国的宗教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等等。该资料的发现，为解决长期以来太平天国研究中诸多未能解决的重要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成为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也大大地丰富了太平天国历史。[※注]

2004年，王庆成将自己多年来从美、英、德、法、澳、俄、荷，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图书馆多方搜访而来的太平天国文献，编注成《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出版（中华书局2004年版），其中太平天国印书8种、文书4种，均为此前影印史料中所未收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难能可贵的是，编者在每种文献之首均附有“题注”，逐一交代了其收藏地点、形制和格式，并对其要旨、史料价值等作了若干说明或考订。因编入的文献大都是手写文书，间有行草字或勾画，为便于利用，编注者在“题注”说明文字中还附录该文书的正体文字，因此是一部相当规范的史料整理汇编。该书不仅弥补了罗尔纲编辑的《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文书》中的不足，而且以影印形式出版，因此也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广西等地的学术机构曾经对太平军活动地区进行过田野调查。改革开放后，由广东太平天国研究会牵头，将之前相关机构调查的资料进一步整理，并辑录了地方志资料、广东天地会资料，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部分资料，编辑出版了《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陈周棠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该资料由口碑、方志、档案、碑记、谱牒等资料选编而成，内容涉及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家庭情况、早期活动等。随后，饶任坤、陈仁华将广西地区学术机构的调查资料整理汇编成《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版），收录广西与太平天国相关之口碑、碑铭、族谱、契据、手稿等资料。这两部资料，进一步丰富了太平天国的研究。此外，陈周棠校注的《洪氏宗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是研究洪秀全家世及其生平的重要资料。

改革开放后，有关太平天国的清政府官方档案文献的整理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果。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文书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的就达3万余件，计两三千万字。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已开始对所藏清方档案进行选编整理，但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停止。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重新启动该项工作，陆续编辑成《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出版（2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2001年版）。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是目前为止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部全面反映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过程的大型档案汇编。该书除全文辑录反映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过程的文件《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外，同时还辑录了与战争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背景，以及与太平军活动有密切联系的其他会党起义活动等方面的档案，如全文收录了拜上帝会于广西桂平金田起义时的146件文件。同时还以附件的形式收录了太平天国文书（诰谕、告示、信函、禀文等）、外国文书、清廷官文书等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所收录的太平天国文书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搜缴得来的，有的出自太平军将领之手，是直接记载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重要史料，如咸丰三年（1853）杨秀清为太平军北伐事给林凤祥的诰谕、咸丰四年（1854）杨秀清为太平军攻打湖北事给秦日纲分别发的诰谕等，极为珍贵。在收录文件的数量、内容、篇幅上，《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大大超越了《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其史料价值也远非后者可比。

在编纂体例上，该书对所收文件基本采用全文辑录的方式（只对个别与主题无关或重复部分作了删节），如档案中原有皇帝朱批、朱点、朱圈、朱杠等处，均分别注明，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件全貌。在编排上，按照文件具奏时间顺序依次编排，对于没有详细时间的文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认真考订。在编选过程中，对文件进行了认真点校，对文中存在的错字、衍字、缺漏及残损处均一一注明，体现了编者严谨的学风。对于每一入选文件，并拟写标题，每册书前刊有目录，方便了读者使用。该书出版后，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除官方档案外，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私家著述也种类繁多，粗略统计约在千余种以上，而其中多数是记一时一地的情况。这些私家著述或分散各地，或湮没在故纸堆之中。1950—1960年10年间，在罗尔纲带领下，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清朝官僚和地主文人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各种记载进行搜集整理，计得刻本、稿本和抄本925种，方志730种，合共1655种，15274册，共计1200万字。编者从中选择了800万字，整理编成《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出版。直至1979—1980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该资料的第一册《平定粤寇纪略》、第二册《中兴笔记》。此外，1995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了《太平天国稀见史料三种》，系苏州市图书馆珍藏的清代周腾虎所著《餐芍花馆日记》《秣营琐记》及徐僖所著《雪烦山房日记》原稿本。

在清朝官方文献方面，还有董蔡时主编的《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何桂清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杨奕清等编的《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岳麓书社1983年版），董蔡时、方之光主编的《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武纬等编的《吴煦档案选编》（7 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张守常编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版），皮明庥编的《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曾国藩幕僚鄂城王家璧文稿辑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杜德凤编的《太平军在江西史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注] 以上资料大多征引多种文献编辑而成，涵盖了太平军涉及的大多数地区。比如《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系编者从千余种书籍中摘录120万字资料，选出50万字编辑而成，当中引用史籍百余种，方志170 余种，按北伐军和北伐援军所经地区顺序编排。《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系从3000多卷湖南各地方志中选辑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的资料60万字。《太平军在江西史料》，从87 种地方志和16种私家著述中选编而成。《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从王家璧留下的1000万字的资料中选编了有关太平天国定都、西征及捻军资料。《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收资料17种。上述资料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清朝地主阶级及其文人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以及太平天国在各地的发展概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

2004年，由罗尔纲和王庆成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是继1952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之后，又一部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型综合性的资料汇编，收录了1952年以后新发现的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的史料，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陆续刊布和未刊的新资料的集大成者。全书10册，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太平天国文献，包括太平天国印书、诸王自述、太平天国文书等，特别是在台北新发现的洪仁玕和洪天贵福等人亲书或笔录的供词、诗句、驳词、名单等多件，包含了许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史料，并可订正以前刊布的资料的错讹。第二部分为清方记载，包括专著、自述、记事、文书、日记等，其中相当部分为以前未公开出版过的稿本或抄本，如郑兴祖的《一斑录》、张晓秋的《粤匪纪略》、王彝寿的《越难志》、陈懋森的《台州咸同寇难记》、应文炳的《溪上遭难》、佚名《南行记》、吴郡木居士《爬疥漫录》《厉云官藏札》、彭玉麟《上曾国藩书两封》，以及戴熙《吴门被难纪略》、林西藩《隐忧续记》和《赵氏洪杨日记》等，多视角呈现了太平天国运动中以前不为人知的细节。这两部分资料，有些系首次刊布，有些则据可靠版本重新排印。第三部分为外人记载，包括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和英国议会文书中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均系首次翻译刊布，不仅可以研究西方政治家、商人和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也是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的重要材料。

改革开放后，太平天国运动资料的大规模发掘和整理，为太平天国运动史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有力地促进了研究的进展。有学者认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整理编纂太平天国史料的过程中，太平天国史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分支——太平天国文献学，其内容包括辨伪、校勘、注释诸方面，其成果以罗尔纲、王庆成、祁龙威的研究为代表。[※注] 太平天国文献学的形成，也丰富了中国近代史料学的内容。

第四节 辛亥革命史资料的编纂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酝酿周期长，影响也极为深远，无论在革命中，还是在革命前后，都形成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是研究辛亥革命不可或缺的史料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进行过有目的的搜集和整理，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资料仍然没有得以系统挖掘，有的档案也未能开放。改革开放后，辛亥革命史成为近代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应地也促进了史料的编辑整理。从1981年起，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大量出版，并且呈现出周年纪念的特征，即伴随着辛亥革命的纪念周年，形成不同的出版高潮，而尤以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成果最为突出，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档案文献汇编，当中不乏首度公开面世的珍贵资料。

这一时期，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的整理编撰，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相比，具有新的特点，一是编撰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即关注的视角不再仅局限于辛亥革命本身或领袖精英人物，而是扩大到与革命相关联的各个方面和各阶层人物，特别是士绅阶层。二是新出版资料的种类、数量大大超过从前，特别是原始档案受到高度重视，并随着档案的开放而得以大量刊布。此外，各类文献，包括外文资料、地方史资料、回忆录资料、个人资料、图像资料等均得到了广泛的发掘和整理。三是在编辑体例和出版形式上，不同时间段有很大的区别。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是资料丛刊、丛编或专题资料的形式，对资料进行归类选编或摘编，进入21世纪后，比较强调保持资料的完整性，同时为加速资料的出版速度，主要采用近似于类书的编辑体例，对资料不再做剪裁，出版形式也主要以影印为主，且规模较大。

1.综合性档案文献汇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其第一辑《辛亥革命》（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共收档案资料110题，计192件，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分为四个部分：一为各地人民反抗斗争和武装起义；二是清政府预备立宪；三是四川保路运动；四是武昌起义及各地响应。第二辑为《南京临时政府》，共收档案资料和部分公报资料共268题，计349件，按照政治、军事、财政金融和教育分为四个部分，反映临时政府成立经过和各项政策措施，以及南北议和、孙中山解职的经过。这套资料较为系统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是研究辛亥革命的第一手资料。

由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文献丛刊》之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套综合性的文献资料汇编，共分8卷，计510万字。其资料来源包括时人文集、人物年谱、传记、日记，以及浙江、江苏、吉林、云南4 省馆藏档案，新加坡《中兴日报》《南洋总汇新报》等稀见报刊选辑，尤其是法国陆军部与外交部、日本外务省、英国外交部文献等大量稀见未刊外文文献，突破了传统同类史料的类别。在编辑体例上按文献类别结集，依时间前后顺序编排。为保持资料原貌和完整性，对入选资料均不做删剪。

武昌起义后，于1911年10月11 日建立的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曾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在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湖北辛亥革命博物馆等编辑的《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汇录1911年10月至1912年4月，以湖北军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或其主要领导人名义发布的公文，包括宣言、檄文、告示、晓谕、照会、命令、章程、法则、决议、条例、函电等，内容分为政治、军事、外交、财政金融、民生实业、文化教育、司法七类，是研究辛亥革命及湖北军政府的重要史料，填补了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的空白。

黄彦、李伯新选编的《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选录自广东孙中山故居保存的孙中山生前收藏的一部分档案材料，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章太炎、蔡元培、陈其美等人，以及地方军政要员、实业家和华侨等的电报、书信、讲话、公牍、批示、法令、规章、计划和宣传品等，共508 余件，时间为1910—1913年，其中大多数未曾公布过。虽然资料较为零星，不成系统，但可补其他资料之不足。

2011年，在辛亥革命爆发100 周年之际，学术界集中出版了一批规模较大的辛亥革命资料集以示纪念。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九州出版社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凤凰出版社版），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上海图书馆藏稀见辛亥革命文献》（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版），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的《辽宁省档案馆珍藏辛亥革命档案：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版），以及近代史研究所刘萍、李学通主编的《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共80 册，是有关清政府应对、镇压辛亥革命的大型档案文献汇集。有关辛亥革命的清朝官方档案，之前已经陆续有所刊布，但都不够系统完整。此次《汇编》，编者对馆藏档案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清理，从内阁档册、军机处上谕档、军机处电报档、军机处电寄档、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函札、军机处来文、军机处照会、军机处杂件、宫中谕旨汇奏、宫中朱批奏折、宫中杂件、宫中电旨电报、责任内阁档、外务部档、民政部档、户部—度支部档、刑部—法部档、兵部—陆军部档、步军统领衙门档、巡警部档、修订法律馆档、会议政务处档、宪政编查馆档、谘议局档、醇亲王府档、赵尔巽档、端方档、溥仪档等29个档案类项中，选编5700余件档案，其数量大约是此前已公布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总量的3倍。时间起自1892年，止于1917年，涵盖了辛亥革命和民初历史的整个过程。编纂方法上，采用编年体例，对所辑档案文件，经过考证甄别，均按年、月、日时间顺序逐件编排，并拟定了标题，编纂检索题由，以方便检索。为保存资料原貌，该书采用影印出版的方式。《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这些档案是在第一时间形成的原始记录，对于有关事件的时间、地点、过程等，都有十分完整具体的记载。其内容不仅有反映清王朝内部的记载，也有反映革命党人，如孙中山、徐锡麟、黄兴等人的珍贵史料；不仅可填补以往已刊文献的空白，增补历史史实，甚至可纠正某些记载的讹误。其次，第一次从清朝中央政府的视角，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辛亥革命的历史，揭示了清政府如何应对、看待辛亥革命的内幕，以及封建帝制被推翻的记录，对于多方面、全方位地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

《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的出版，被誉为21世纪南京临时政府档案的最重大发现。这批资料是在整理馆藏北洋政府档案时新发现的，总计数量约700件，采用彩色影印的方式出版，共8 册3000 页。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令、批等档案原件。这些档案是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三个月中孙中山处理各种政务的原始记录，反映了南京临时政府在结束清王朝统治、军队设置、建立共和制度等许多方面的开创之举。其中如1912年1月20日孙中山颁布各级将校应严加约束兵士的临时大总统令、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宣布交代解职各部须仍照常办公的临时大总统令等，均为首次发现。二是临时大总统府电报房全套收文档案，起自1911年12月14日，讫于1912年4月7日，编号从1号至554 号，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临时政府处理的政治、外交、军事、内政、经济等各政务情况，是遗存珍档中数量最多的部分，也是极具价值的部分。当中胡汉民与沪军都督陈其美往来电报，逐日呈现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备、成立、运作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三是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文档。内容包括办理华侨事件、会审公堂案、禁烟事务、海关交涉、军火货运等事务，以及与英、法、德、俄等国交涉的往来文书。有关临时政府外交部的文档之前很少发现，上述档案的公布，填补了相关研究资料的空白。《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之《南京临时政府》互为补充，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资料。

《上海图书馆藏稀见辛亥革命文献》，是一部较有分量的文献汇编。该书系从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盛宣怀档案、唐绍仪档案、柳亚子档案以及近代名人手稿、名人尺牍、历史原照等专藏中，精选出与辛亥革命关系密切的文献资料汇编而成。全书分正、续两编，共收录文献1500 余份，计约5000页，影印出版。文献时间范围始自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活动，下讫二次革命。资料形式以电报、信函为主，兼收照片、手稿、奏折、禀帖、密报、上谕、诗文、剪报等，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盛宣怀、袁世凯、端方、瑞澂、赵尔巽、赵尔丰、唐绍仪、伍廷芳、张謇、程德全、黎元洪等众多重要历史人物。除极少量文献曾被整理发表外，绝大多数为首次公开面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在编辑体例上按照时间顺序分为“辛亥革命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铁路国有与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等四个专题。每一专题前均以“导言”的形式，介绍该专题所收文献之主要内容与价值。

《辛亥革命资料选编》，按反清革命、武昌起义、各地光复、南京临时政府与民初政局、华侨与辛亥革命、清末社会风潮六个专题编辑。一是将此前散见于《近代史资料》期刊及专刊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予以重新整理，精选出其中史料价值较高的200多万字；二是摘录了有关清末民变与社会风潮的报刊资料约150万字。其中记录反映有关清末民变与社会风潮的这部分史料，是已故张振鹤先生等耗费半生心血，从清末的《中外日报》《汇报》《时报》等多种报刊中摘编积累的成果，尤为珍贵。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资料是对已刊资料的重新汇集，按照不同的主题重新进行编排。主要有陈夏红主编的《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中国大百科全书2011年版），该书以台湾“国史馆”编纂的《革命开国文献·史料》三卷本为基础，参酌中国大陆地区印行的各种稀见辛亥革命文献，择其重要篇目汇编而成，分为舆论卷、起义卷、组织卷、建制卷四卷。2012年，桑兵主编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10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从各种档案、报刊、文集等文献资料中，搜集和辑录各方致孙中山的公私函电，并附孙中山逝世后的唁函、唁电等，共7600 多通，约479万字。

2.专题资料

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各种辛亥革命专题资料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从1979年起，出版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陈旭麓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辛亥革命资料类编》（《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武汉市档案馆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武昌起义档案资料续编》（湖北省博物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黄兴未刊电稿》（薛君度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等。其资料包括档案、文献、报刊资料等，一般分藏于各档案馆、纪念馆，或刊载于当时的报刊，有的为首次刊布。比如《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选自成立于1912年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所藏资料，包括集体和个人所撰史料及该馆所编武昌起义史料长编。因撰述者多为辛亥革命亲历者，且时隔不久，故不失为研究武昌起义的第一手资料。《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收录的《天南电光集》，为1911年12月至1912年10月云南都督府军政电文，反映了当时云南的基本形势以及援川、援黔、援藏的军事行动，是研究云南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史料；《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运动北军反正记》以日记体裁详尽记述段祺瑞、靳云鹏等秘密串联北洋各军，胁迫清廷退位，拥戴袁世凯窃取革命政权等幕后活动，是研究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的活动极为有价值的史料，而上述资料均是首次刊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系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宫中、外务部、端方、赵尔巽等档案中收集编选而成，时间以1901—1911年武昌起义前为限，较为全面地记录了辛亥革命前这10年间各地的民变情况，对于研究晚清社会状况，探讨民变对辛亥革命的作用和影响，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资料来源于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史料价值极高。

3.地方史资料

辛亥革命在各地的酝酿发动情况，以及辛亥革命在各地的影响是辛亥革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各地集中整理出版了《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版）、《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版）、《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合编，浙江人民出版社版，1987年又出版了《续辑》）、《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辛亥革命）》（吉林省档案馆等编，内部印行）、《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四川辛亥革命史料》（隗瀛涛、赵清编，四川人民出版社版）、《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人民出版社版）、《广东辛亥革命史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版）等一批记录各地革命运动的历史资料。1986年，在萍浏醴起义80周年之际，萍乡市政协等编辑出版了《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版）。1990年，在广东新军起义80周年时，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广东新军庚戌起义资料汇编》（仇江编）。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江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了《辛亥江苏光复》（周新国、刘晓宁编，内部印行）。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各地又掀起地方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高潮。这一年出版的相关资料主要有《绍兴军政分府文件辑存（1911—1912）》（祝安钧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绍兴与辛亥革命》（绍兴市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版）、《湖南辛亥革命史料》（郭汉民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福建辛亥革命史料选辑》（卢美松主编，海风出版社版）、《辛亥革命宁波史料选辑》（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宁波出版社版）、《辛亥革命杭州史料辑刊》（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版）、《辛亥革命浙江史料汇编》（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版）、《辛亥革命与镇江》（镇江市政协文史委编辑，江苏大学出版社版）、《辽宁省档案馆珍藏辛亥革命档案：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辽宁省档案馆等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还有一些重新增补、修订再版的资料，如《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合集》（祁龙威、周新国编，江苏人民出版社版）、《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等。

上述地方资料，大多属于各类资料的汇编，包括档案资料、文史资料、人物传记、报刊资料、地方志、口述资料、日记以及图片资料等。由于这种地方性资料往往分散各处，有的多年来未加清理，不便于研究者查询检阅，一经编辑整理，汇集出版，则为读者使用提供了很大方便。其次，这些资料集中不乏经过编者精心搜集的一些珍贵的资料。如《辛亥革命杭州史料辑刊》，其资料来源，一为从地方档案馆中挖掘的汤寿潜档案；二为清末浙江咨议局的相关文献，包括筹办章程、报告；议员写真；历届会议的议事录、速记录、建议案、议决案、议员质问书等，相当部分系首次披露。由于汤寿潜和全浙铁路公司以及浙江咨议局三者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因此这批资料也是研究辛亥革命前夕浙江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关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辛亥革命宁波史料选辑》中收录的《金臻庠告甬父老书——为筹建中山公园》《奉化中山公园记》等，均是编者从字迹模糊的报刊中搜集整理出来的，是非常难得的社会史资料。又如《辽宁省档案馆珍藏辛亥革命档案：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所收档案时间范围较长，上起1909年，下至1926年，共辑入档案592件，内容包括辛亥革命前辽宁地区的政情民意、武昌起义后统治当局的措施、全省各地的革命党人起义、奉天当局的镇压、民国建立后的政局、日俄等国的干涉等，较为全面地反映辽宁地区辛亥革命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及后续影响。此前有关记录辛亥革命在东北地区发生、发展情况的资料相对较少，该书的出版，为研究东北地区辛亥革命提供了史料基础。

相对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各地方辛亥革命资料，多是精挑细选的珍贵史料，学术价值较高。到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由于之前史料整理已经有了很多成果出版，新资料挖掘极为有限，一些地方史资料的出版也不可避免为纪念而纪念的应景之作。比如有的资料集，除收录回忆、书信、自传等文献外，还收录当代文史工作者的著述，只能算作纪念集。

4.文集、函札、日记等个人资料

文集一向是研究历史人物及其所处时代的重要史料。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相继出版了大量有关辛亥时期人物的文集，如黄兴、宋教仁、陶成章、秦力山等。由章开沅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也整理出版了一批辛亥时期重要人物的文集，包括《雷铁厓集》（唐文权编，1986年版）、《经元善集》（虞和平编，1988年版）、《吴禄贞集》（皮明珠、虞和平等编，1989年版）、《居正文集》（罗福惠、肖怡编，1989年版）、《戴季陶集（1909—1920）》（唐文权、桑兵编，1990年版）、《卢作孚集》（凌耀伦、熊甫编，1991年版）、《刘揆一集》（饶怀民编，1991年版）、《马君武集》（莫世祥编，1991年版）、《周学熙集》（夏良才、虞和平编，1999年版）、《宗仰上人集》（沈潜编，2000年版）、《张难先文集》（严昌洪、张铭玉等编，2005年版）等。这些资料重点关注的是辛亥时期的中上层人物。2011年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中，曾业英、周斌编辑的《尹昌衡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最为引人注目。作为四川军政府的重要领导人物和民初的四川都督，尹昌衡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的四川政治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已往研究相对薄弱，这与史料整理的缺失有关，《尹昌衡集》为迄今搜集到的尹昌衡著作的汇集，内容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后和民国初年的文献，包括论文、专著、信札、讲话、会议记录、诗歌、电稿，以及就任四川军政府大都督期间的有关公牍等，是研究四川军政府及辛亥革命前后四川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重要资料。

有关人物的书信及日记等，也是研究辛亥历史的重要资料，已经有大量的出版。而卞孝萱、唐文权编辑的《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搜集辛亥时期250名人物的碑传，是新中国成立后辛亥革命研究中“金石”资料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汇集，不仅扩大了史料来源，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5.回忆录与自述

有关辛亥革命的回忆录资料，在“文革”前曾由政协文史资料的方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挖掘。改革开放后，又先后出版了广州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浙江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陕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全国政协文史委编辑的《辛亥革命在各地：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郑庭佑主编的《武昌首义：纪念辛亥革命80 周年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等编的《纪念辛亥革命80 周年文集：浙江文史资料特辑》（浙江新闻出版局1991年，内部印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辑的《辛亥革命亲历记》（中西书局2011年版）、湖北省政协编著的《新编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等。

2011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的《近代中国人物自述》丛书，由辛亥时期著名人物的自述构成，如《谭人凤自述》《黄兴自述》《李烈钧自述》《陈少白自述》《宋教仁自述》《张国淦自述》《梁启超自述》《蔡元培自述》《章太炎自述》《蔡锷自述》等，多是已刊资料的重新汇集，并收录了自述作者的文章、日记、年谱以及历史文献等资料，也是研究这些人物思想及辛亥革命的重要资料。

6.外文资料

列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是颇受关注的研究方向，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一直未曾中断。例如各国在帮助清政府应对、镇压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留下了相当数量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对于辛亥革命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英国蓝皮书》中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内容颇为丰富，包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的英领事馆，就当地辛亥革命情况写给英国驻京公使馆和英国政府的报告。这些外交文件虽然在《辛亥革命》《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中有所选译，但比较零散，篇幅不大。

改革开放后，有关辛亥革命的外文资料更加受到学界重视，先后出版了邹念之选译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胡滨翻译的《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前者选译自日本外交文书，共500余件。后者选译自英国蓝皮书，收录了辛亥革命时期英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官员及海陆军将领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往来函电，起自1911年10月10 日武昌起义，止于1913年10月10 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两部外文资料，与中文材料互为补充，对于了解日本、英国政府对华所采取的政策、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辛亥革命在各省的发展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及事件，还作了必要的注释，对资料中原有的错误，也酌情予以注明。书后附有“大事索引”和“译名对照表”，便于读者使用。这两部书出版后，广受好评，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利用率极高的资料。

由于租界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独特的作用，近年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由上海市档案馆编译的《辛亥革命与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选译》（中西书局2011年版），选译了馆藏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档案资料，包括工部局警务处的《警务报告》《工部局年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英国蓝皮书》以及上海道台与外国驻沪领袖领事关于搜捕革命党人的来往信函等，对于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上海的政治形势、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辛亥革命在上海的经过、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由广东省档案馆编译的《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系从馆藏粤海关档案中选译的英文情报。这些情报由专人记录并综合整理，送粤海关外籍税务司签阅，多方面反映了孙中山在广东的活动情况及有关史实。这些情报比较完整和系统，而且以第三者的视角，不仅可以全面客观地了解一些历史事实，也可纠正之前已成“定论”的错误。如陈炯明的军队炮轰广州总统府后对广州造成的破坏程度、孙中山与程璧光在护法运动中的矛盾、胡汉民在商团事件中妥协退让的态度等，都提供了重新解读的资料。[※注]

由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编辑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 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也值得关注。莫理循是英国《泰晤士报》资深驻华记者，1897—1917年在华工作20年，民初还曾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的这部来往书信集，史料内容十分丰富，也可作为这一段历史的参考。

第五节 中华民国史资料的编纂

1978年以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逐渐升温，成立于1972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正式升格为民国史研究室。该室在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开始《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由此带动了各大专院校民国史课程的开设和民国史研究的开展，也带动了民国史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

197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原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辑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1919—1949年）初稿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并补充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911—1949年），是为大规模整理出版民国史资料之滥觞。1978—2009年，民国史资料的整理编纂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料学关注度最高的内容，取得的成果也最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规模的综合性资料的问世；大量的专题资料，包括文集、年谱、日记、回忆录等资料的整理出版；民国时期文献以丛刊、丛编、丛书等形式大规模影印出版；民国时期报刊大规模地影印出版。[※注] 其特点是，档案资料依托于相关馆藏机构，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整理编辑，文献资料除依托各馆藏机构外，各学术机构和个人也加入到整理编辑之中。资料的搜集范围在2000年前主要集中在国内，之后随着美、英等国家馆藏民国政要及外交档案，如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等人的日记、信函、口述史资料的相继开放，史料的搜集范围向国外馆藏机构拓展。

民国史料的大规模整理出版，为民国史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由此推动民国史学科的确立、发展与繁荣，并使之成为“中国历史学诸学科中建立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成就较为显著的学科之一”[※注]。由于目前学界所言的民国史，主要还是民国政治史，故下面所述内容，侧重于这方面。对于本属于大民国史研究范畴的辛亥革命、中共党史、抗日战争等，由于事实上已经向独立的学科发展，将列为专章单独叙述。

（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编辑

民国历史经历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时期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除综合性的历史资料外，专题资料的整理编辑对促进这一时期民国史研究的深化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系列的专题资料外，其他档案机构以及学术机构和个人，也编辑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学者提议应重视中华民国史的研究，1956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周恩来总理也提出应撰修中华民国史，董必武在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 周年时，再次强调应撰修民国史和重修清史，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落实。直到1971年，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一问题，民国史研究才逐渐开展起来。为此，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72年成立民国史研究组。但修史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资料的匮乏，故新成立的民国史研究组提出修史与编辑资料并重的原则，首先进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编辑工作。《丛稿》包括大事记、人物传记、专题资料三个系列，拟通过这种方式，为撰写中华民国历史打下资料基础。其中专题资料涵盖档案文献、译稿等资料类型。其编辑途径除依托近代史所所藏档案资料外，并联合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各省市档案馆及其他学术机构共同合作编辑，由中华书局（其中数册由其他出版社出版）负责，以16开白皮书的形式排印，完成一本，排印一本。除数册公开出版外，大部分为内部印行。档案文献部分先后编辑印刷了《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民国史组编，1978年）、《清末新军编练沿革》（民国史研究室编，1978年）、《黄炎培日记摘录》（民国史研究室编，1979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陈漱渝、陶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应德田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金融史编写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卢明辉编，1980年）、《白朗起义》（杜春和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救国会》（民国史研究室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青年党》（李义彬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民国会门武装》（申仲铭编，1984年）、《奉系军阀密信》（辽宁省档案馆编，1985年）、《奉系军阀密电》（辽宁省档案馆编，1987年）、《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编辑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89年）、《长城抗战资料选辑》（民国史研究室编，1989年）等等。这些资料，大多为馆藏档案，系首次公布。比如《黄炎培日记摘录》源自近代史所藏黄炎培日记手稿。《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是根据近代史所馆藏的有关胡适档案编辑而成，共收录胡适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期间（1938年9月—1942年9月）的往来电稿493封，对于了解和研究战时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如《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奉系军阀密信》《中国农民银行》等资料，均系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近代史所所藏清代档案、辽宁省档案馆、中国农民银行所藏档案中选编而成。

译稿部分，重点翻译了日本方面关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战史著作，如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齐福霖译，1981年）、《昭和20（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1982年）、《昭和十七八年（1942、1943）的中国派遣军》（1984年）、《河南会战》（1982年）、《湖南会战》（1984年）、《广西会战》（1985年）、《长沙作战》（1985年）、《香港作战》（1985年）、《缅甸作战》（1987年），参谋本部编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1982年），以及《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1981年）、《土肥原秘录》（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1980年）等。这些战史著作及回忆录，虽然是站在日方的立场，但引用并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比如《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就引用了日本参谋本部的档案文件，对于了解日方的战略意图、作战计划、战斗经过、结果及影响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资料对改革开放后抗日战争研究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至今仍然是抗战史研究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外，译稿部分还翻译了其他一些专题资料，如[美]史迪威等著《史迪威资料》（瞿同祖编译，1978年）、《马歇尔使华》（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1979年）、[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英]毛里斯、柯立斯著《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1979年）、《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李铸、贾玉芹、高书全译，1982年）、[美]费正清著《中国之行——50年回忆录》（赵复三译，1983年）等。

《丛稿》继承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撰方式，部分专题资料在开篇撰写有长篇前言，实际是一篇该专题的研究论文；在正文后为了方便读者，编辑有各种形式的附录。比如《清末新军编练沿革》附录有“武昌起义前清末新军一览表”，《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附录有“重要人名表”，等等。

这些专题资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人物等内容，为改革开放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促进了民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但由于《丛稿》依托各档案馆编辑，或采取征稿的形式，事先并未有较为完善的编撰提纲和计划，在内容和体例方面缺乏系统性，且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仅供内部参考，并不对外，部分专题资料注明为“征求意见稿”，因此在选材、剪辑、校勘、点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也在所难免。

（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的整理编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中国大陆专业收藏民国档案资料的机构，从20世纪50年代的南京资料整理处开始，经过60 多年的发展，入藏了大量中华民国史的档案资料。据该馆统计，迄今已经收藏有民国档案932余个全宗，计180多万卷。自1978年起，为配合民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该馆着手整理编辑民国史系列档案资料，先后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以及其他专题档案资料，构筑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民国史研究资料体系。

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是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一套大型综合性的档案资料，共计五辑90册，5000余万字。汇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民国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民国各时期的重要档案。

汇编分为五辑，各辑内容为：

第一辑《辛亥革命》（1911年）、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第一、二辑合为1册。

第三辑《北洋政府》（1912—1927年），共17册，约1000万字。按政治、军事、外交、财政、金融、工矿业、农商、教育、民众运动、文化共十大类编排。其主要内容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政府各部门各机关的重要档案，其中包括国会、国务院、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农商部、大理院、总检察厅、蒙藏院、总统府军事处、临时执政府军务厅、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陆军部、参陆办公处等机构的档案。

第四辑《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1917—1927年），共2册，约138万字，收辑了1917年至192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至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期间，有关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料，共计708 题，1091 件。由于南方革命政权几经辗转，相关档案多有散失，故现存的这部分资料虽然数量不多，却是研究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

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1928—1949年），共70册，4000余万字。由于相对而言持续时间长，内容众多，因此该辑又按历史时期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与十年内战》（1924年4月—1937年7月），第二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1937年7月—1945年8月），第三编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年8月—1949年9月）。以上各编按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六大类分为若干分册。其主要内容为：一、国民党及其他党派档案，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国防最高委员会等机构的档案。二、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档案。三、国民政府及其直辖机构档案，其中包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主计部、国史馆、中央研究院等机构的档案。四、军事机构档案，其中包括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国防部保密局、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军政部、国防部、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等机构档案。五、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机构档案。六、行政机构档案，其中包括行政院、内政部、卫生部、外交部、教育部、蒙藏委员会、社会部、财政部、国库署、关务署、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工商部、实业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交通部、邮政总局、电信总局等机构的档案。

以上各辑编纂体例基本沿袭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即以中华民国历史发展线索为经，按照时间顺序编排，而以民国历届政府总领各辑，勾勒了一条从辛亥革命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国史发展主线；以史料内容为纬，所辑录的档案资料涵盖了1912—1949年民国时期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完整地构成了民国史的资料系统，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一套民国史综合性档案汇编。

《汇编》的编辑原则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史料的原貌，在史料剪裁上，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据该书编者言，为保持历史档案文件的原来面貌，《汇编》“采用原件汇编的形式，唯将其竖行改为横排。其所辑录的档案文件，除对错漏的文字加以必要校勘注明外，均按原文照录，并加以标点；而对一些往来承办的文件，在‘等因奉此’前复述的文字内容过多重复者，则加以删略。这样，既避免了官样文书的重复内容，又保持了原来文书的格式，以示《汇编》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注]。在编选原则上，《汇编》对重大历史事件均能如实反映。比如《汇编》第五辑第二编的军事分册，辑录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国共两方的大量档案资料，特别是国民党军队所进行的20余次会战的档案，充分说明了正面战场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研究中避而不谈国民党抗战的偏颇倾向。

但《汇编》在编纂上也存在一定的缺憾。正如其编纂者言，由于资料来源主要依托馆藏档案，而藏档的不均衡，部分档案缺失，导致各辑在体例和比重上失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比如南京临时政府档案，第二历史档案馆仅藏100多卷，故第一、二辑只有1册，第三辑为17册，而第五辑则达70册，虽然相较而言，这与后期国民政府的发展历史较长有关，但前期资料的阙如也是易而显见的。从各辑具体内容上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汇编》从第三辑起，各按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等类分册编辑，但由于馆藏民国档案大部分是财经档案，在编辑过程中又过分强调从馆藏档案实际出发选编史料，结果出现了各分册辑录的资料繁简多少不一的失衡现象，财经分册与其他分册间，资料字数比例“超重”，而外交分册则显得很薄弱。如第三辑共17册，财政经济7 册，占41%；外交1 册，占5.8%。第五辑第一编共25册，财政经济9册，占36%；外交2 册，占8%。第二编共27 册，财政经济10册，占37%；外交1册，仅占3.7%。[※注]

同时，《汇编》在体系安排上也存在不妥之处，对某些档案资料缺少必要的说明，重要案卷未能保持其完整性，一定程度上也给研究者带来了某些不便。[※注] 此外，《汇编》在排印点校上也存在一些错误，如错讹字较多，破句之处也不少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质量。

2.《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

《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是为弥补《汇编》之不足而编辑的。《汇编》因采用综合性资料的编纂体例，在反映历史发展面的广度上具有较强的优势，但对于反映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的有关档案文件却囿于体例而无法纳入，故在编纂《汇编》的同时，第二历史档案馆又将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党派、社团以及企事业机构的档案资料编为专题史料，以补充《汇编》之不足。

《丛刊》从1979年开始编辑，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其内容主要有：一、反映民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档案，如《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二、反映国家行政机构的档案，如《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合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2册，与财政科学研究所合编，档案出版社1990—1992年版）、《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三、有关政治组织的档案，如《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

与其他专题资料比较，这套资料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资料来源为馆藏档案，大多为国民政府各部、会等机构的核心资料，具有第一手资料的特点；二是涵盖面广，涉及了民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这些档案相当部分都是首次公布，一些甚至填补了相关资料的空白。比如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情况，此前极少有档案史料面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填补了这方面的资料空白。又如有关民国时期经济史方面，之前较少有系统的档案史料的公布，在编辑财政金融税收史料过程中，不仅仅依赖于馆藏档案，还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合作，取长补短，故收录资料较为全面。又如兵变是之前民国史研究中较少关注到的问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收入档案资料378件，涉及的兵变达22个省区共49次，内容包括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运动军队的武装反袁起义，各地士兵因不堪忍受北洋军阀政府的残酷剥削、压迫而发生的反抗暴动，各种新思潮在士兵中的传播，以及北洋军阀政府对兵变的镇压等方面，反映了北洋时期兵变的原因、经过、后果以及各个阶级特别是北洋军阀和欧美列强对兵变所持的态度等。

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

《丛书》选辑馆藏档案资料中的日记、史稿、报告书、调查统计等资料编辑而成，这些资料虽然独立成帙，但因字数多、篇幅长，不适于全部编入《汇编》和《丛刊》，故以《丛书》的形式编辑成本，作为《汇编》的姊妹编。《丛书》先后出版了《冯玉祥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周佛海日记》（蔡德金编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等。但也有一些资料不是独立成帙，系选辑馆藏档案编辑而成，如《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共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前者系原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从当时的报刊、公报、档案及私家记载中原文摘录编纂的每日大事史料，时间起讫为1911—1948年，涉及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民族、文化、教育以及政策法令等；后者系从馆藏档案材料中筛选辑录714件有关国民政府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编辑而成。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的演变历史，该书还收录了孙中山先生有关政权建设的相关资料和北伐之前的广州国民政府档案内的有关政治制度方面的史料。

《汇编》《丛刊》《丛书》的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并构成三位一体的资料系统，以经纬两条线索的编纂方式，基本覆盖了民国史的各主要方面，改变了之前民国史研究中档案资料不足的局面，为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为改变民国史研究的薄弱局面，促进民国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做出巨大贡献。

（三）其他专题资料的编辑

改革开放后，随着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兴起，有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及北洋军阀的档案资料首先得到了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取得了很大成绩。北京政府时期指从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至1928年张作霖出逃，北伐军占领北京为止，而北洋军阀的历史一般要上溯到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新军乃至小站练兵。北京政府时期是民国史上的重要阶段，由于习惯上将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历史单独划开，为叙述方面，这里也单独列出。

有关北洋时期的资料，分量较重的是作为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北洋军阀》资料汇编，有章伯锋主编（6 册，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和来新夏主编（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的两个版本。章伯锋主编本书名强调《北洋军阀（1912—1928）》显示史料是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时限，而来新夏主编本则对北洋军阀形成的早期历史略有涉及。两个版本编撰体例也不尽相同，章伯锋本字数稍多，叙事稍详，选录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的袁世凯帝制文电及张国淦存稿，以及一些稿本和未刊资料，包括翻译了部分外文资料。来新夏本第五册收录军阀人物传志、大事记、书目提要、论文摘要和附表等工具性内容。两本资料各具特色互为补充，较为全面详细地反映了北洋军阀发展的历史过程。

南开大学、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天津档案馆和天津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先后编辑出版了《北洋陆军史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北洋新军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有关北洋海军的资料，主要有谢忠厚编辑的《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这些史料，规模大，内容丰富，为研究北洋军制及军史奠定了史料基础。

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辑的《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996年影印版），共分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吴景濂4卷，凡33 册，33000 余页。袁世凯等四人均为北洋政府最重要的军政人物。所收史料包括其家书、文稿、批示、圈阅文件、函电、条陈、说帖、呈单、报告、译呈等公私文件，涉及的历史内容和人物重要而且广泛，极富史料价值。

陈奋主编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收入了北洋时期有重要影响的“财神爷”梁士诒的生平活动忆述、著述、奏折、往来电函及有关的图片、手迹等史料，不仅是研究梁氏个人，而且是研究北洋政府历史的重要参考。

由原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委会、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编的《（民国）大事史料长编》，从历史档案及《申报》《民国日报》等民国时期的重要报刊中收集1919—1926年民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重大事件的相关资料汇编而成，对于研究民国北京政府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书系“文革”前编纂，曾以草稿的名义内部分册印刷，2008年列入《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之一，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公开出版。

此外，杜春和等编辑的《北洋军阀史料选辑》选录了有关北洋军阀史的34篇回忆文章和部分重要函电，可以作为上述资料的补充。

国民党历史方面，重要的有荣孟源、孙彩霞编辑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系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公开出版的国民党历史的会议资料汇编。该书包括自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至1949年7月在广州召开最后一次非常委员会会议为止的25年中，国民党召开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形成的1575件文件和资料，包括开会词、宣言、决议案以及闭幕词，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中央执监委名单和官方报纸上有关会议经过的报道等。该书延续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方法，在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之前，均有编者所写的简短说明，介绍该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历史背景、会议的主要目的和内容，以及所收资料的来源等。其资料选录以原始资料为准，尽量摒弃第二手之外的资料。入选的资料，一部分是最初印行的单行本，一部分是当时报刊上所登载的资料，如果找不到最原始的版本，才使用第二手的材料。比如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料，最初编者选用的是孙中山先生手订本，但因是1930年国民党所印，其中“宣言”不是孙中山手订的原本，后编者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所印的“宣言”原本进行了替换。该书出版后，成为研究国民党党史的基础史料，被国民党史研究者经常引用。

其他专题档案，有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共6册，精选馆藏有关1928—1933年奉系军阀的档案资料近千份，分张学良与东北易帜、张学良与中原大战、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三部分，从档案史料的角度，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围绕张学良发生的中国历史上的三件大事。其中包含大量未刊的密电、密令。如张学良从筹备到东北易帜的大量函电、文件；中原大战中反蒋各方的往来函电，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各方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战场形势等电文；以及反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东北沦陷的经过的档案等，均属首次原文公布。

广东省档案馆编选的《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14 册，（1987—1988年，内部印行），按照专题分辑，是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广东省地方历史的重要资料。

此外，有关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个人函札、电稿、日记、回忆录等资料，也是有相当多整理出版，种类繁多。

（四）专业学术刊物刊载的资料

专业刊物是发布档案文献资料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资料》《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档案与史学》《北京档案史料》《湖北档案史料》《云南档案史料》《四川档案史料》等刊出了大量珍贵的民国档案资料，包含专题资料和一些单篇资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人物等方面，颇具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比如《近代史资料》先后刊载的《夏寿康往来电稿》 《冯国璋往来函电》《张勋藏札》《沈曾植电稿》《吴景濂函电存稿》等函电稿以及《郑孝胥丙丁日记》《退庐笺犊》《憩园存稿》等资料，涉及有关二次革命、南北议和、张勋复辟、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北洋军阀的私产状况等内容。《历史档案》《民国档案》等期刊从创刊以来，陆续公布了不少档案资料。如《一九一二年袁世凯被炸案》 《“二十一条”签订经过的史料一组》《袁世凯等有关张振武案的电文一组》《北洋政府处理日本在延吉等地非法设警文电》《民国初年日本制造奉天挤兑风潮档案选》《张敬尧在吴佩孚撤防北归期间致北洋政府的电报》《杨宇霆破坏曹锟贿选与各方来往信函》《北洋政府镇压奉天声援五卅运动函电选》《蒋介石日记类钞》《陈布雷日记》《北伐阵中日记》《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介石、何应钦、宋哲元等密电选》《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记录》等。这些资料，对民国史研究，特别是个案研究，都极有参考价值，不仅弥补了相关研究史料的空白，有一些资料还纠正了之前研究中的错误。比如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华北事变后，冀察行政当局于1936年10月，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签订了“华北经济开放协定”（即“中日经济提携八项原则”），而《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刊载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有关“华北经济开发”致实业部函三件》内“宋哲元感电”揭示，并未签订该协定。

整理出版有关民国时期图书、期刊等目录索引也是这一时期史料学的重要工作之一。民国时期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据统计，民国时期文献数量超过了存世的古籍总量，现分藏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党史馆、博物馆以及研究机构等，编辑出版民国时期文献、期刊联合目录，无疑是一项嘉惠学林的有益工作。目录编纂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辑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了全国50家图书馆1957年以前所藏的中文期刊近两万种。北京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7年版）收录了1911—1949年9月的中文图书12.4万余种。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时期发行书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全面系统地收录了民国时期编印的各种图书发行目录。

这一时期，有关民国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民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基础，有力地促进了民国史研究的深入。但相对于所存民国时期档案和文献来说，已整理出版者不过是沧海一粟，大量的档案资料需要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仍然流失海外，利用极为不便，也妨碍了其学术价值的发挥，因此，进一步搜集和整理民国史料的工作任重而道远，有待后来者努力之处尚有多多。

第六节 中国革命史资料的编纂

1978年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史料的解禁和出版对其学科发展影响最为巨大的，当推以中共党史为核心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该学科发展迅速，甚至在海内外成为一门显学。究其原因，除了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外，也得益于中共党史档案文献资料的开放和公开出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80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同时，地方各级党组织也相应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机构，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或征集小组。1985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制定了《关于中共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纂十年（1985—1994）规划（草案）》，规定：全面征集党史资料、认真整理党史资料、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为委员会工作的主要内容。此外，中央还成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展党史研究；成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党的历史文献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年谱、传记等。

由于中央的推动，全国性大规模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从上到下开展起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征集方式，非常有效，成绩卓越。据学者统计，以河南省为例，截至1990年，先后调查访问老干部80215 人次，召开老干部座谈会816次，参加座谈的达57250人次，征集历史文献114338 件，电报2627件，回忆录68098 篇，历史照片16416 张，历史文物807 件，其他资料7328件。[※注] 同时，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以前被严格规定为内部出版物的党史资料得以公开出版，并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编撰中对于史料尽量保持原貌，不任意删改。

这一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出版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1.综合性的档案文献

在综合性的资料方面，1979年，人民出版社重印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以活页形式印行的内部资料《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并出版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延安整风时期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选编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其中，《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选录了一些之前未曾公布的资料。同时，原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的《党史参考资料》经补充修订后，更名为《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再次印行（1979年），共11册，900余万字。但因这套资料未公开出版，所以研究者仍然难窥全貌。

20世纪80年代，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央档案馆选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992年版）等历史文献正式公开出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系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规模较大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汇编。这套资料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选材系统全面广泛，史料类型多样。仅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内容，就收入中央文件2816 篇，汇编为18 册，约800万字，内容包括1921—1949年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人的报告、文章，以及反映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献，如决议、决定、宣言、指示、报告、总结、通告、通知、信函、电文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相当部分内容为首次公布。二是在编辑中尤为注重版本的优劣，广泛收集了每件文件的各种版本，经考证比较，选择其中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刊印。三是文献均保持原貌，包括标题，原则上都不做删改；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而由编辑拟定、修改的，均加*以示区别。四是对于某些文献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个别词句，作了初步的考证，并加了若干注释。故这套资料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编辑质量也很高，因而一经问世，即被广泛使用，至今仍然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权威资料，被相关研究著述广泛征引。这套资料，为党史教学及研究的推进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进入21世纪后，鉴于之前出版的有关中共历史文献较为分散，不成系统，研究者使用不便等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决定编辑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中共中央历史文献汇编。201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该套资料，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编辑出版的有关党的文献资料的整合，共26 册，约1350万字，全面收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重要文献3600多篇，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等重要会议的文件，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决定、宣言、通知、通告、指示，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报告、讲话、文章、电报、书信等。文献主要来源于由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选集、文集、专题文集、历史资料集等，还有一部分是依据当时公开发表的或内部公布的文献版本刊印的资料。其中300余篇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献，主要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这部大型文献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

2.专题性的档案文献丛编、丛书、丛刊

上述有关中共党史的综合性资料，主要偏重于中共中央及领导人的决议、报告、指示等内容，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此同时，为促进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还整理出版了许多专题资料。这一时期出版的专题资料丛编、丛书、丛刊，比较大型的有三部。

一是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1983年版），包括《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北伐战争（资料选辑）》《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广州起义（资料选辑）》《皖南事变（资料选辑）》《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等专题。这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编辑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的专题资料汇集。其资料来源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党的文献和档案，大部分为首次公布，无疑具有权威性。比如《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选录的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10个报告，全部为第一次公布，包括中共中央关于政治状况的报告、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件等，内容为关于政治形势、党的宣传、组织、群众运动等各方面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选录了中共中央、中央工委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决议、通报，以及中共领导人关于土地改革的批示等档案，这些档案均为《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等未选。而三次武装起义及其他专题中，除收录中共中央及领导人的有关决定、指示外，并收录了战斗报告等文献。比如《北伐战争》中，就收录了《叶挺同志参战报告》《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江西战事胜利的经过及北伐军东下问题》《北伐的七个战役》等，对于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共武装斗争的历史等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是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织策划，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及各省市党史部门和相关机构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央主持编辑的最大规模的党史资料丛书。全书共68卷，内容包括综述、文献资料、回忆资料、参考资料、图表、照片、大事记和考证材料等，涵盖了1921—1949年中共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机构。其中文献资料“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群众组织的有关决议、电令、信函、报告等记载当时历史情况的文字材料”[※注]。丛书不分卷，成熟一本，出版一本，除数册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外，其余均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其中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领衔编辑的专题文献资料有《八七会议》（1986年版）、《共产主义小组》（1987年版）、《广州起义》（1988年版）、《淮海战役》（1988年版）、《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1989年版）等。由地方党史机构或学术组织编辑的有：《南方局党史资料》（《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一二一运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88年版）、《绥远和平起义》（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1998年版）、《一二·九运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87年版）、《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编委会，1990年版）、《南昌起义》（南昌八一纪念馆编，1987年版）、《南方局党史资料》（包括党的建设、军事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文化工作、大事记等）（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1990年版）、《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编，1987年版）等。此外，这套丛书还编辑出版了有关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的资料。

三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策划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出版，数册由其他出版社出版）。该丛刊按专题划分，包括：《“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编，1980年版）、《“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五二○运动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1987年版）、《新民学会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1980年版）、《三一八运动资料》（孙敦恒等编，1984年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编，1983年版）、《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1986年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1986年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1988年版）、《南昌起义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1979年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张叔复等编，1985年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陆仰渊等选编，1984年版）、《马日事变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1983年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编，1985年版）等。

上述专题资料汇编，涵盖面较广，不仅包括中共党史，也包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国共合作等方面的资料，史料价值较高，且资料集中，使用起来方便。

3.地方革命史及根据地资料

在地方党史及地方革命史方面，规模最为宏大、最为全面系统的，当推中央档案馆分别与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的，以各省或各革命根据地命名的一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套资料从1980年开始编辑，十余年间陆续完成，包括《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广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内蒙古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等，数量达200余册，数千万字，其中东北地区就达70册，1500余万字。其文件均来源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各省、市、地区或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团体的档案，时间集中于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少数省份延至1949年。部分省市还选取了一些有史料价值的报刊资料，丰富了史料类型。该丛书的编辑方式，系按照文件形成的机构、地区和作者排列，具体以党的组织机构为基础分辑编排，革命军队和群众团体的文件单独编排，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部分省的文件分为甲、乙两编，乙编为暂不解密的文件。这种方式，对于规模较大、内容丰富的资料汇编无疑是一种较易分类的编排方式。这套资料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全面系统，文件相对集中，自成体系；二是保留史料原貌，不任意删改。这套资料的编辑，不仅是档案部门对地方文献的一次抢救行动，而且为地方党史、革命史及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极大促进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一些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因这套资料而得以解决。惜因该套资料未能公开出版，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史料价值的发挥。

此外，各地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与地方档案部门还共同编辑了地方革命史的资料汇编、选编，如《陕西党史资料选辑》《无锡革命史料选辑》《江苏革命史料选辑》《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江西党史资料》等。这些资料或以专题的形式分辑出版，或刊载有关地方党史的单篇资料。其中，山东省档案馆等编辑的《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共24辑（含目录索引），20世纪80年代由山东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该套资料系选辑中央档案馆及山东档案馆馆藏的1923—1949年山东早期的党团组织、各级党政机关、地区行署、群众团体的档案文件，按照时间顺序汇编而成，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工运、农运、青运、妇运等方面，是目前公开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部地方革命史资料汇编。

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内容。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央和地方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大本营。有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资料，主要有江西省档案馆编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辑录了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到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文献资料共260篇，按专题分成9个部分，即“综合报告”“组织问题”“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经济与文化建设”“肃反运动”“群众运动”部分。进入21世纪后，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和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又通力协作，编辑出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拟为读者提供较为全面系统的史料。这套文库按照组织系统编辑，分为党的系统、政权系统、军事系统、群团系统和分省系统，目前已经出版了“党的系统”（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所收录的资料，主要是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历史有关的文献资料、革命回忆录、口述资料和参考资料，其中20%的资料为首次公布。

这一时期，出版的地方根据地史料还有《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等，以及回忆录《“围剿”边区革命根据地亲历记》（该书编审组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共组织史及军史资料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中，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颇为完整。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开始筹划有关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1986年，该项工作正式启动。2000年，经过近15年的资料搜集及编辑工作，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各级党史部门合作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全部出齐。这套系列资料共3065 部，总字数逾15 亿。其中县一级2700 多部，地一级300 多部，省一级29部[※注]，是一套有关中共组织史资料的百科全书。其内容包括两大类，一是从党的创立至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有关各级党组织的文献。二是各级组织机构沿革及领导成员名录。采取的编辑方针是“广征、核准、精编、严审”。这套资料，对于了解中共中央及基层组织的发展过程、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是党史研究最基础史料之一。

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编纂大型军史资料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为此，全军各大单位、各部门均成立了编研室。计划分43个专题，250分册，共约2 亿字，包括综述、大事记、文献、回忆史料、图片、表册等。该套丛书从1992年陆续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红军反“围剿”》《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山西新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抗日游击队》《解放战争战略防御》《解放战争战略进攻》《解放战争战略追击》《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剿匪斗争》《后勤工作》等专题，其中部分专题又按照地区或军种划分。

由军事科学院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辑了《毛泽东军事文集》《邓小平军事文集》《周恩来军事文选》《朱德军事文选》等党的领导人的军事著作；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组织编纂的大型史料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档案馆编辑的《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等资料也陆续面世，从而形成了规模宏大、史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大型军史、战史资料典籍，为把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5.工农运动史、妇运史、青运史资料

作为中国革命史的重要一环，工人运动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一直也很受关注。1985年，档案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编辑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共三册，近100万字，主要收录了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指示、通告、函件等。由刘明逵、唐玉良主编的《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资料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套综合性的资料汇编，共14 册，1000万字，辑录了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40—1949）一百多年间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大量史料，时间跨度长，涵盖范围广。其资料主要来源于各时期中外各种史籍、报刊和有关各方面的档案、文件，并适当收录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重要著述。全部资料分为六个时期，按照专题编辑，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1994年由全国总工会主持编辑的《中国工会运动史料全书》是有关工人运动及工会运动的大型资料丛书，共62 卷，1.5 亿字，搜录从1840年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到1993年有关中国工人阶级及工会运动的各类史料55458件，其中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史料达22229件。该书按专题或地区划分，专题部分分为“轻工业卷”“农林卷”“建设建材卷”“民航卷”等。地区方面分为“浙江卷”“广西卷”“山西卷”“安徽卷”等，从1998年起，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社陆续出版。这三套资料，规模宏大，侧重点不一，互为补充，为研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工人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资料。

湖南、湖北曾是近代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最初就是从这里萌发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编辑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以及中共水口山矿务局党委编辑的《水口山矿工人运动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其中《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起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讫于1927年安源工人参加秋收起义，涵盖时间较长，基本包括了早期湖南工人运动的概况。《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等编，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较为系统地收录了反映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概况。作为另外一个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主要有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五卅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及《上海工会联合会》（档案出版社1989）等系列资料。

有关农民运动的资料，除《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系列之外，重要的还有江苏省档案馆编辑的《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的农民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衙前农民运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这一时期，有关妇女运动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有徐辉琪等编的《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全国妇联妇运室编辑的《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这两部资料，在时间上基本能够衔接。妇女运动在地方的发展情况，主要有王焕珍主编的《武乡妇女运动史料汇编》（武乡县妇运史办公室1985年，内部印行），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辑的《天津女星社：妇女运动史资料选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江西省妇女联合会与江西省档案馆合编的《江西苏区妇女运动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有关青年运动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主要以五四运动为核心。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改革开放后，有关五四运动的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取得了重大进展，1980年前后，集中编辑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资料，尤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与其他档案部门合作编辑的资料较有特色。1980年，《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编辑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书系第一部有关五四运动的档案资料汇编，收有档案资料415题602件。其内容包括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五四期间新思潮的传播三个部分。在选材上也较有特色，在背景资料中，尤注重五四运动发生的经济原因，选辑了有关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的各工商企业资料，按年分类列表统计，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状况，并选辑了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日本强占青岛胶济铁路、“二十一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北洋政府对德宣战、订购日械和缔结中日军事协定、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等方面的资料。其中有些资料为首次披露，如“二十一条”历次修正案，详述了“二十一条”历次换文内容。“这一文件在当时是作为密件分送给政府首要人员的，原印的份数就不多。又如有关中日军事协定的各个条约，均较过去报刊和资料书籍所披露者为完备。”又如，对于五四运动对经济的影响，之前由于资料的缺乏，对该问题较少关注，该资料选录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地交通银行与总管理处相互间的函电，反映了“三罢”斗争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是迫使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不得不免去曹、章、陆职务的重要原因之一。[※注]该资料的出版，为五四运动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实的资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深入。比如关于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的人数问题，一直存疑，而根据北洋政府军警衙门的档案，可以证实集会人数为3000人，而不是5000人。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与天津历史博物馆合作编辑的《秘笈录存》（中华书局1984年版），系根据徐世昌家藏的其任北京政府大总统期间秘书厅归档后的电报编纂而成，辑录了有关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大部分重要文件，多数是第一次公布。

1979年，中华书局以《五四爱国运动》的题名再版了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即《近代史资料》总24号，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加了7篇资料和几十幅照片，特别是新整理公布了两件重要而珍贵的五四运动史料，即周恩来同志五四时期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这两篇资料，系周恩来在狱中根据被拘捕的同志的回忆录、个人日记和狱中活动日志编写而成，记录了被北洋政府拘禁的学生代表在狱中的斗争情况、各界人民支援爱国运动的情况，也揭露了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极具史料价值。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了由《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的《五四运动回忆录》。同年，该社又出版了由近代史所丁守和等人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而编辑的《五四运动回忆录》，共收入回忆文章120多篇，文章作者大多是五四运动的亲身参加者。其中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等有关自己在“五四”前后的思想和活动回忆的摘录；有鲁迅以及陈独秀、胡适等有关《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回忆的辑录；最多的是有关五四运动在各地发展情况的回忆。

有关五四运动在各地的发展情况的资料也得到了系统的整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先后出版了《五四运动在天津》（天津历史博物馆、南开大学历史系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胡汶本、田克深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五四运动在武汉》（张影辉、孔祥征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五四运动在河南》（庞守信、林浣芬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地方资料，主要根据当时的报刊资料或出版物编辑而成，反映了五四运动在各地的发展概况。

此外，《五四时期的社团》（张允侯等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81年版）也是研究五四运动时期社团发展概况及妇女运动的重要参考。

2012年，由王聿均访问记录的《汪崇屏先生口述历史：我所知道五四运动及吴佩孚一生成败》（九州出版社）一书，是一本较新的口述历史著作，系根据对民国时期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秘书的汪崇屏的十次访问记录编辑而成。主要介绍其参与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背景和经过，以及受蔡元培先生委托，负责与吴佩孚联络工作的历程，对于了解有关五四运动的细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五四运动外，有关青年运动的资料，还编辑出版了《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孙思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二·九运动在河南》（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汇编委员会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三一八运动资料》（孙敦恒等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山东青年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山东省档案馆编，1984年，内部印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版）等。

有关中国革命史的专题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列举的这些，还有一些较有特色的专题史料，如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的《安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史料选》（1986年，内部印行）、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金炳华主编的《上海文化界：奋斗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湖南省档案馆编辑的《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革命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瑞金县人民法院编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资料选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版）等。

一些重要的期刊，如《党史研究》（后改为《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党的文献》，以及《党史资料丛刊》《江西党史资料》《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等，也刊发了大量珍贵的档案文献。《党的文献》的前身是《文献和研究》，1982年创刊，最初为内部发行，自1993年改为公开发行，已出版百余期，是公布中国共产党文献档案的重要渠道，系统地公布了大量未曾公开发表过的党的重要文献，如《中国共产党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关于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献选载》《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文献选载》《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等，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具有重大的影响。

从中央到地方大规模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出版，为新时期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使革命史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厘清了党史发展中的许多基本史实，如早期共产主义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的情形，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代表人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工作的情况及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提出的经过，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华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时间及经过，“三二○”事变发生的原委，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赣南会议的情况，宁都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内容，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及会后传达的内容等，几乎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史实，大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才基本上弄清楚的。[※注]

6.共产国际及国际共运文献的刊布

共产国际文献的刊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获得重大突破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共产国际曾发挥过非常重大的影响，中国革命史上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共产国际，研究中共党史，共产国际是绕不开的问题。

最早出版的有关共产国际的文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90年版）。该资料共3 辑，收录1919—1943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决议、报告和函电等，主要涉及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建立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革命、粉碎反革命“围剿”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也开始恢复出版，先后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四辑）（人民出版社1985—1988年版），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组选编的《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两套资料为20世纪80年代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起步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共产国际文件开始解密。1994年起，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3）》档案文件集陆续在莫斯科出版发行。1995年起，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开始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同时，并将历年在我国各种报纸、杂志、图书上已经发表过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集（1917—1949）》。这套文献选集与前述的档案文件集一起，共同构成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这部大型资料集。该资料集从1995年开始出版，至2009年全部完成，共21 卷，收入文件档案1300多件，共1000多万字，时间跨越1917—1949年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该丛书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因而奠定了整个90年代至今学术界对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革命之间关系研究的资料基础。比如在中共中央历史决策形成方面，“之前出版的研究中共中央历史决策经过方面最具权威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仅仅提供了一些中共中央不同历史阶段已形成的最基本的政治决议和政策指示”。而这套资料，“则恰恰提供了1920—1940年代中相当一段时间里，影响中共中央决策的许多关键性的背景情况”。[※注]

丛书出版后，在中国党史学界，形成新的研究热点。据不完全统计，1997—2012年，各主要期刊发表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论文超过500篇，出版专著达60 余部。由于一批关键性档案资料的公布，在诸如中共建党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作用，共产国际、苏联对孙中山的帮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以及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持和援助，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毛泽东、王明、陈独秀等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研究都有了突破性进展。[※注]

该丛书的出版，对之前出版的一些有影响的著述的修订补充也提供了资料基础。比如著名党史研究学者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书[※注]，就大量利用该资料，对其重新进行了补充修订，深化了之前的研究。同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也利用这些历史资料对其书中的一些表述进行了重新修订，比如陈独秀在大革命期间犯的右倾错误问题、大革命时期“三次大退让”问题等都做了更为客观公正的评述。

2011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也引起学者的关注。这套资料由中央编译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纂，主要收编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五个国际组织已发表的全部文献档案，包括历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的记录、决议和有关文件，真实呈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程。文献规模预计60 卷，约2500万字，至2011年已经出版20卷。

《文献》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文献。主要是同盟的纲领、章程和通告，同盟各级组织的会议记录和决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同盟领导人和重要活动家的有关书信、著作和回忆录等。第二部分为第一国际文献。第三部分为第二国际文献，包括第二国际代表大会文献和社会党国际局文献。第四部分为共产国际文献，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文献，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文献，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文献。第五部分为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文献，主要收录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通过的决议、会议记录以及有关领导人所作的报告等。

这套文献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系统记述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历史过程，全面展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来的宏伟画卷。与之前出版的同类文献相比，这套文献的特点是：第一，资料更详尽，收文更齐全。汇集了国内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文献资料；第二，采取开放式结构，搜集和选材范围较大；第三，最大限度保持文献真实性，不作任意改变、删改；第四，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参与此项编译工作的均为国内著名学术机构和知名学者，保证了文献的准确和权威。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中央编译局的标志性理论成果之一，对国际共运史学科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科的特殊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史研究和著述主要是作为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的教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种局面得以扭转，学术意义上的党史研究开始出现。促成这种转变的因素很多，但史料学的繁荣、大量史料的公开和编辑出版，在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繁荣提供了前提条件，也有力地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

第七节 抗日战争史资料的编纂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影响极为深远，被视为“民族复兴的枢纽”。但新中国成立后抗日战争史研究长期从属于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研究范畴，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资料搜集整理，均较为薄弱。在资料方面，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现代史料编辑委员会翻印了原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共5种，即《九一八以来国内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再版了作为该《丛刊》之一的《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作为补编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名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并补充编辑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1957年，内部印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印了《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汪精卫卖国投敌资料》（1964年，内部印行），复旦大学历史系翻译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还有一些相关史料，就是文史资料、党史资料中的部分回忆录，此外无更多的资料面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解放、学术禁区的打破，抗战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如正面战场、国民党政权、伪政权与沦陷区等问题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1982年，日本文部省修改历史教科书，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起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愤慨和抗议，并引发中国政府和民间对中日历史的高度关注。政治因素的推动，使得抗战史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同年，该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创刊，进一步推动了抗战史研究的深入，进而促使其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逐渐剥离，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而得益于政治气氛、学术观念的转变，以及国家的档案开放政策，作为抗战史研究基础的史料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不仅有力促进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发展，也极大地丰富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内容，成为该学科建设中重要的一环。

与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相似，三十多年来抗战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出版工作，呈现出“周年纪”的特点，及逢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抗战胜利等周年纪念，资料的整理出版形成高潮。下面就目前所及，择其重点，分别加以叙述。

（一）综合性资料集

1997年，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六十周年之际，两套综合性的抗日战争大型资料集的面世，引起学界瞩目，分别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第二编《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江苏古籍出版社版）[※注]，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辑的《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版）。这两套资料集各有特点，互为补充。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是在该馆早年编辑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的基础上补充编辑而成。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该套资料有以下特点：第一，篇幅大，涵盖面广，资料系统全面。该编共27册，1000万字，包括抗战时期有关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五个主要方面。当中又以财政经济分册篇幅最大，共10册，分为财政和经济两大类。以财政为例，所收资料涵盖战时财政政策与措施；战时预决算与财政收支；战时财政施政报告；地方财政与自治财政；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概况等内容，基本反映了战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及概况。其次是军事分册，包括战时国民政府军事制度演变；对日作战方针、计划与部署；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作战概况；日军侵华暴行及其损失，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战时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方针变化和两个战场各个重要战役的战况。而政治分卷中，则收入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形成与变化；抗战期间制定发布的重要方针、政策、法令；国民党中央历次重要会议；国民参政会与地方参议会；国共两党军事摩擦；抗战时期党派社团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与华侨；民众运动；重大惨案等方面的内容。外交和文化教育等分册虽然篇幅较小，但也注意资料的全面性，尽量收录能够反映这两方面历史的综合性资料。第二，资料权威，学术价值较高。所收资料，均来源于该馆所藏战时国民政府中央及各部原始档案，内容详于中央各部及省县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兼及执行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第三，在编辑方针上，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全貌。比如在军事分册中，辑录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大量档案资料，特别是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所进行的20次会战的详细资料，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正面战场的重要性。同时在编辑中尽量保持档案文件的原貌。这套资料出版后，极大促进了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至今仍然是规模最大的有关抗战史的综合性档案汇编。

作为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抗日战争》资料集，由长期从事资料编辑整理的专业工作者完成，在体例设计、结构安排、资料取舍以及考证等方面，均显示出较高的水准。

该资料集按专题划分为《从“九一八”至“七七”》《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民族奋起与国内政治》《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日伪政权与沦陷区》《侵华日军暴行日志》共7卷，900多万字，基本涵盖了抗战史的各个主要方面，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貌和概况。所收资料来源丰富，包括文献档案、政府公报、报刊资料、回忆录、文史资料、日记、私人档案，以及美、英、日、苏、德、法等国外交文件。

在资料选材上，编者较为注意资料的全面性和核心性，同时力求在部分专题上有所突破，采取有所侧重，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少我多的编辑原则。比如在外交卷中，鉴于学界有关外交资料，特别是外文资料缺乏的局限，除重点编译了已刊布的美、英、德、法的《外交文件》《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等资料外，还搜集选译了英、美国家档案馆未刊的档案，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总馆所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陆军部作战计划处档案”“二次大战中缅战场档案”，罗斯福图书馆藏“地图室档案”，陆军部藏“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缩微胶卷；英国公共档案馆丘园新馆藏“外交部档案”“首相府档案”“内阁档案”等，近100万字，当中不乏一般研究者难以寻觅的罕见史料，为战时外交研究提供了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资料。

该书在编辑上也有特点。如第二卷《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编者摒弃了传统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分开直线叙述、各不关联的编选方法，而是依照历史发展的本来进程，按不同的阶段列出敌我友三方的资料，“在互动相挈关系中建构战争主体发展的宏伟画面，较好地体现出历史进程和逻辑发展的一致性。这样一种体系就为研究认识两个战场的战争规律和相互关系提供了方便”[※注]。又如第一卷《从“九一八”至“七七”》，为使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追溯日本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思想渊源，该卷以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作为资料编辑的起点，从而对研究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历史背景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上述两套综合性资料集，是改革开放以来抗战史料整理出版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综合性资料集，具有资料系统全面、涵盖面广、容量大等特点，便于对历史的全面把握，但对资料编辑者的水平要求也较高。虽然这一时期，有关抗战史的综合性资料种类不多，但上述两套资料相互补充，至今仍然是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最全面、系统的基础史料。

（二）专题类资料

将某一专题资料集中整理出版，以便对该历史问题或该领域历史发展状况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是史料编辑的最主要形式。改革开放后，有关抗日战争史专题类资料的大量问世，是这一时期史料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

1.有关日本侵华政策及进程的资料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侵华战争持续长达14年，其侵华政策及进程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战败前夕，日本政府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日文档案，因此，相对于其他专题资料，这方面资料较为缺乏。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进行了多方面的资料搜集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中文资料方面，重要的有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8—2004年版），系国内首次全面系统公布日本侵华的专题档案集。全书按专题分为18卷（至2012年出版了16卷），约1000万字，包括《九一八事变》《东北大讨伐》《细菌战和毒气战》《东北历次大惨案》《东北经济掠夺》《华北事变》《伪满傀儡政权》《汪伪政权》《伪满宪警统治》《华北“大扫荡”》《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历次大惨案》《南京大屠杀》《日汪的清乡》《华北华中经济掠夺》《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涉及日军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及暴行等方面。资料来源于参加编辑的各档案馆馆藏档案，主要为日本战犯供词和审判档案，包括河本大作、佐佐木到一等高级军官的供词。这些供词，不仅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而且提供了许多不见于其他正史记载的日军侵华“内幕”和具体事实，对于了解和研究日本侵华政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有关日军实施细菌战和毒气战的资料一直较为缺乏，而《细菌战与毒气战》中，编者选用了150余名有真实姓名的日本官兵的供词，有力地证明日军在战争中违反国际公法、滥施细菌和毒气的罪行，极为珍贵。

九一八事变是14年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的《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部分，精选馆藏未刊有关奉系军阀的密电、密令，从档案史料的角度，揭示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东北沦陷的经过，日军占领东北后种种暴行及地方损失情况，南京政府和张学良的应对措施，国联为解决“中日争端”历次会议情况及国际社会反响等历史史实。该馆另编辑有《九一八事变档案资料精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也是研究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参考资料。

北京档案馆编辑的《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收录了抗战期间日伪在北京地区为巩固其占领区域五次推行“强化治安”运动的有关文件，及1946年国民党政府对日军在“强化治安”期间所犯罪行的部分调查材料，是研究日军治安强化运动最直接的史料。

在日文资料编译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最早开始翻译日本国内出版的相关资料，并汇编成《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1999年版），包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昭和十七、十八年的中国派遣军》《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香港作战》《长沙作战》《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缅甸作战》《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等专题。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翻译的《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是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依据日本大本营和陆军省的机密档案、日志和颁布的命令，以及日方主要决策者、高级指挥官的日记和回忆录，日本特务机关搜集的各种情报等资料编写的，是反映侵华日军在华北的侵略政策及进程的一部重要的资料汇编。此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 〈大本营陆军部〉 摘译》（1987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注] 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的翻译和出版，成为国内相关研究起步的基础性史料。

对日文档案材料的发掘，国内学界最重要的成果体现在对“满铁档案”的收集整理方面。作为在日本国家特定法令下设立的特殊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经营铁路”为幌子，在40多年的时间内，全面开展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活动，并设有各门类的调查机关，兼有为日本侵华政策提供情报支持的功能，因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机构。满铁在其历史上，积累了数十万件被称为“满铁资料”的调查报告和档案文书，记录和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全过程，以及当时中国和东北亚地区各方面的情况。这些资料虽然存量大、内容庞杂，但分散收藏于国内多家档案馆、图书馆，虽然有一些收藏机构和学者进行过整理编辑，但一直缺乏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资料汇编。

2011年，由解学诗、苏崇民主编的《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面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满铁资料整理的最重要成果。该套资料的编辑历时50年，全书按照专题分为15 卷，约1200万字。在编辑上，编者颇具学术眼光，即不将满铁史作为孤立的企业史，而是以满铁为主线，通过资料，全面反映日本的殖民侵华政策和在“这种政策指引下满铁所进行的特殊的宽领域的侵华掠华实态”[※注]。该书在资料编辑上具有以下特点：一、选材广泛。全书按满铁档案文书、满铁资料、满铁图书以及个人文书四大类分别收集满铁资料，包括国内馆藏的满铁档案，中国官方历史档案，日本外务、陆海军省档案中有价值的资料，同时对中外有关代表性著述也做了必要的收选，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华北沦陷区统制、封锁以及强制掠夺乃至武装掠夺的全过程。二、严格按照史料学的方法，对史料进行认真清理、筛选、比对和整理，力求尽可能全面地涵盖反映满铁主要史实的基本史料，体现了编者对满铁历史以及满铁资料的熟悉程度。此外，汇编采取排印方式出版，在当下影印成为主流出版方式的形势下极为难得，不仅容量大，也方便了读者利用。这套资料是目前满铁资料整理编辑工作中，学术价值最高的资料汇编。

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方面，除满铁资料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还依托各档案馆所藏资料，相继编辑出版了日本对中国经济掠夺的区域性专题资料。重要的有居之芬主编的《日本对华北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对于研究日军在华北、华中经济侵略政策及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一时期，以出版社为中心，整合各档案馆资源，集中推出有关日本侵华战略方面的资料，成为抗战史料出版的新特点，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采用影印方式出版的抗日战争资料系列。1996年，该社首先出版了《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季啸风、沈友益主编），是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搜集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资料汇编（简称“末次资料”）。从1999年起，该社相继影印出版了《日本侵华罪证档案新辑》，以及“满铁密档”系列，包括《满铁与侵华日军》《满铁与移民》《满铁与劳工》《满铁机构》。此外还有《东北日本移民档案》《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等一大批关于日本侵华政策及进程方面的珍稀文献。这些资料，均来源于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珍藏的有关日本侵华机构、国民政府各级机关遗留下来的档案，包括满铁各机构搜集的中国情报、制定的侵华政策和计划、在中国实行的殖民统治情况等，极具学术价值。

此外，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国档案出版社影印刊出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2005年版），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审判的45名日本侵华战犯的亲笔供词，为研究和了解战时日本的侵华政策、揭露日军的罪行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

除档案文献外，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日军官兵的回忆录和日记，也为研究日军侵华战略及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些回忆录和日记的作者不仅有日本主要军政人物，也包括普通士兵，如《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重光葵的《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水野靖夫的《反战兵士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辑的《侵华日军战犯手记》（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

2.有关两个战场的资料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构成了中国抗日的两个战场。所谓正面战场，是指在日军侵华推进线上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它主要位于中日两国正面军事对峙的大中城市附近，交通点线两侧和其他战略要地。[※注] 有关正面战场资料的整理出版，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主要由综合性的档案资料和回忆录资料构成。因为正面战场史料分藏海峡两岸，而大陆方面所藏相关档案的不足，因此相对于敌后战场，无论其数量和种类都偏少。

全面反映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概况的专题资料，主要有第二历史档案馆依托馆藏档案编辑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二者均为《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之一。《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所收资料内容，主要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方针与计划部署，以及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战役战况，包括函电、作战计划、战斗详报、作战日记等。2005年，又补充了中国海军和空军作战史料，扩编为上中下三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档案，基本上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方针的变化和各个战役的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主要记载了1939年1月至1945年12月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对日作战情况。这两部资料，第一次从档案史料的角度揭示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概况，从而推动对国民政府抗战问题的学术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在各地区抗战史方面，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的《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1985年，内部印行），上海社科院编辑的《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及《“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武汉市档案馆等编辑的《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内部印行），四川省和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分别编辑的《川军抗战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滇军出滇抗战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四川档案馆编辑的《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西南交通大学2005年版），厦门市档案馆编辑的《厦门抗日战争档案资料》（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湖南省档案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此外，西安市档案馆编辑的《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是关于国民政府筹备抗战的专题资料。

与正面战场相对应的敌后战场，指国共两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广大农村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因此有相当部分资料涵盖在同时期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中，比如《中共中央文件集》《朱德军事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聂荣臻回忆录》等资料。作为综合性反映中共抗战的资料，重要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之《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出版社1989—1994年版）两种，包括历史文献、综述、回忆史料、图片、表册等资料类型，从多个角度全面地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情况。军事博物馆编辑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收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等资料，所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各军区、各作战部队有关百团大战的文电，含各项指示、作战经过报告等，以及百团大战期间有关领导人的谈话和文章，对于全面了解和研究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作战概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与日军进行作战的重要基地。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持、中央档案馆及各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包含晋察冀、冀热辽、冀鲁豫、鄂豫边区、豫皖苏、华中、苏北、苏中、苏南、皖江、淮南、山东等19个抗日根据地开辟及建设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收录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方针指示。此外，各地党史工作委员会或档案馆也编辑出版或内部印行了相关的抗日根据地资料，如山西省档案馆编辑的《太行党史资料汇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内蒙古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辑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辑的《北京地区抗战史料》（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版），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辑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镇江地区茅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工作小组编辑的《新四军在茅山——抗日斗争史料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1988年版）、《豫皖苏抗日根据地》（1985年版），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辑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1984年，内部印行），广东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1986年，内部印行）等等。这些资料，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概况，是研究敌后战场的第一手资料。

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下，国民政府承认其合法的地位，起着抗战领导核心的作用。有关边区及根据地的资料，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编辑的《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资料选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甘肃省社科院编辑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1985年版）、陕西档案馆等编辑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开始出版，至2012年已出10多集）、中央档案馆等编辑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

在民族危机面前，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两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这是抗日战争两个战场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有关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资料比较丰富，主要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的《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

3.日伪政权与沦陷区资料

从“以华制华”战略出发，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先后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北平临时政府、伪南京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等傀儡政权，作为统治其占领区的工具。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持的第一个汉奸伪政权，且存续时间最长。但日本战败投降前，日伪机关销毁了几乎全部档案文书和秘密资料。改革开放后，经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努力，有关伪满洲国的资料逐步得到发掘，整理出版了不少资料成果。李茂杰主编的《伪满洲国政府公报全编》（线装书局2009年版），共163册，收入自1932年4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满洲国政权垮台为止14年间，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发行的全部3948 期公报，包括法律、法令、训令等，采用中日文对照双语版影印出版，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且版本最为精良的伪满政府官方文件汇编。《伪满洲国地方政府公报汇编》（线装书局2009年版），共48册，收集《新京特别市公报》《奉天市政公报》《吉林省公报》等5种、伪县政府公报6种。上述两套资料，涵盖了伪满洲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公报，互为补充，是研究伪满洲国史、日本侵华史最基础的史料之一。吉林省档案馆《溥仪宫廷活动录（1932—1945）》（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以伪满洲国宫内府所编的《宫廷汇报》为主，兼收其他档案资料，包括溥仪在伪满洲国时期发布的“诏书”“勒语”“教令”等官方文书，对其“赐酒”“赐宴”“亲任式”“巡狩”等活动亦有记叙。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溥仪私藏伪满秘档》（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1932—1936年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和皇帝后形成的档案共206 件，内容主要为溥仪与日本勾结建立伪满洲国的来往函电、密约、秘谕等资料。这两套资料，为了解和研究日伪勾结内幕、日本关东军操纵控制伪政权的手段，以及作为傀儡的溥仪及其追随者当时的活动及心理状态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吉林省图书馆特藏部编辑的《伪满洲国史料》（33册，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2002年版），汇集了1927—1945年出版的有关伪满洲国历史的书籍和资料，按照内容分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史志四编，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有关伪满洲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汇编。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中华书局2000年版），收录了曾任伪满洲国各级官员在战后的供述材料。孙邦主编的《伪满史料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选辑了1200多篇亲历者回忆录，对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了解伪满洲国的政权运行状况、对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政策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汪伪政权方面的史料，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影印的《汪伪国民政府公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编辑整理的专题资料《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上述资料反映记录了汪伪中央政府实际运作的基本情况。由蔡德金编辑的《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所涉及内容极其广泛，特别是对于了解周佛海与日本勾结离渝叛逃的过程、思想，以及汪伪政权具体运作情形，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黄美真主编的《汪伪政权资料选编》专题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985年版），包括《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等专题，资料来源于汪伪政府档案、日本政府内阁和军部档案、亲历者忆述记录、审判汉奸档案，以及当时的报刊和国内外有关资料等。黄美真选编的《伪廷幽影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收录了汪伪集团要员罗君强、陈春圃等人的狱中供述以及个人回忆。此外还有南京档案馆编辑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辑的《汪伪政府工商行政管理法规选编》（1985年印行）等等。

华北伪政权方面，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2010年版）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2012年版），全国政协编辑的《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档案馆合编的《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北京政协编辑的《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等。其中《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均系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中的两部，前者系统地收录了1938年1月17日至1940年3月30 日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公报，后者收录了1940—1944年华北政务委员会出版324 期的公报，是研究华北伪政权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汇编。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资料不再单纯局限于揭露汉奸及其政权的卖国罪行，而是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更全面地反映伪政权的建立、运行过程及殖民地的形态特征，从本质上揭露日本对中国的殖民统治性质。

4.日军暴行及战后遗留问题资料

1980年以来，揭露日军在侵华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批判日本右翼否定战争的侵略性质及残暴特征，一直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内容，也出版了不少相关资料。如军事科学院编辑的《凶残的兽蹄：日军暴行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抗战史学会、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的《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日军侵华暴行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北京档案馆编辑的《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辑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秉新等编辑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但这些资料也存在着来源和类别较为单一零散、规模不大的局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侵华日军暴行史研究从揭露控诉向实证研究的转变，在国家科研基金的支助下，资料整理出版出现了较大的转变。一方面是资料类别和范围逐步扩大，除档案外，注意对实证性资料的挖掘，比如幸存者的证言、证词、录音、录像，遗址遗迹的实证调查，以及第三方资料的搜集，文本从中文向多种文本扩大。二是资料规模扩大，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惨案，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等暴行，均以资料丛书或丛编的形式编辑，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资料体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三是在战后遗留问题、中国战时人口与财产损失等资料方面，均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搜集整理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1980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第二历史档案馆相继整理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等。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在南京沦陷时留居南京的西方人士所积累的日军暴行资料，如《拉贝日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998年版、2000年版）；被称为“贝德士文献”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原侵华日军士兵本多胜一的《天皇的军队：“衣”师团侵华罪行录》（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上述资料的出版，大大丰富了大屠杀研究的史料来源。

2000年以来，为了推动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建议并支持南京学者开展大规模、系统的资料搜集工作。2011年，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领衔，联合南京各学术及馆藏机构的学者共同编辑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历时10年、分3批全部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72 册，4000万字，是一套汇集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多种文献的多卷本资料丛书。该丛书不拘于体例结构，仅按照专题简单分册，把已知并能够搜集到的分散在海内外各个机构的相关资料进行较为完整的集中。除尽可能全面地收录之前已经出版的资料外，还挖掘整理了大量新发现的史料，其中三分之二的史料是此前稀见的重要文献。该丛书最具价值之处，是其史料来源突破了原来集中于中文资料的局限，搜集了多国机构馆藏的档案文献，涉及中、英、日、德、意、俄等多种文字，涵盖了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第三方（西方国家）三方面的资料，特别是侵华日军官兵日记、书信，以及当时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留下的各种文字资料，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史料，类别除原始档案、报刊资料、口述资料、日记、信函外，还收录了影像资料，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资料体系，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该资料集是南京大屠杀资料集大成式的出版，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最基础、最全面的史料，极大地促进学术研究的进展，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2012年，由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即是在编辑《史料集》基础上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该书以实证的手法，全方位、多视角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揭露，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史料集》出版后，在日本国内也引起反响，日本外务省对内阁会议的答辩书中称：“根据截至目前公开的文献等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否定日军进入南京后，对城内非战斗人员进行的杀害或掠夺行为”。[※注] 该资料集并获得教育部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1938—1944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无差别战略轰炸，历时之久，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给重庆人民和城市造成巨大损失和破坏，是侵华日军战争暴行的突出表现之一。但相对于南京大屠杀而言，战后对重庆大轰炸研究成果不多，这与史料挖掘出版不足有很大关系。有鉴于此，重庆市政府及学术机构近年来投入相当多的力量致力于大轰炸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出版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07年由周勇主编的《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2007年，内部印行），分档案、文献、证言三类，共五编12卷，总计600万字。其中前四编包括“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反空袭斗争档案”“证人证言”部分，第五编由文献史料、重庆大轰炸日志、报刊资料和回忆里录组成。此书后又以《重庆大轰炸文献》之名列入由章开沅任总主编，周勇任副总主编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档案文献甲”，包括“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证人证言”系列。其中“轰炸经过”附列“重庆大隧道惨案专门档案”，搜集了未曾公布的65件重要档案。

自2000年以来，日军暴行资料的搜集，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战后遗留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苏智良等所编《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一次对日军在上海设立的100多所慰安所遗迹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李秉刚主编的《日军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李晓方主编的《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通过田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为揭露日军迫害劳工、对中国军民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证资料。这些资料的出版，对于促进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从政治上揭露日本右翼的言论，均大有裨益。

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直是抗战史研究的难点，重要原因之一是资料的阙失和统计数据的不完整。2004年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党史部门和相关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编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已经完成并陆续出版，相信会填补长期以来抗战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资料空白，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5.战后审判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惩治战争犯罪，重建战后秩序，同盟各国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包括东京审判、苏联伯力审判、南京审判、印尼巴达维亚审判、澳大利亚审判等，留下了数量不等的庭审资料，如审判记录、法庭证据、判决书等。除了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又称《伯力审判资料》）、中国方面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其他资料一直没有在国内公开出版。近年来，随着日本右翼不断对战后审判进行攻击，为了回击日本右翼的言论，从国际法的角度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及实质，急需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整理。2012年，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全80册）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版），使得战后审判研究在资料上有了重大突破。该书收录了1946年5月3 日至1948年11月12日的东京法庭的庭审记录，内容包括法庭成立、立证准备、检方辩方立证、检方辩方反驳立证、检方最终论告、辩方最终辩论、检方回答、法庭判决的全部资料，其中涉及中国的部分有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在东北等地的鸦片毒化政策、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内容。曹群主编的《东京审判——庭审旧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汇辑从1943年12月起至1949年1月止，上海各大媒体围绕东京审判起源及审判过程的新闻报道，对于了解东京审判的过程及国内外舆论反映极有帮助。此外，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也搜集整理了有关战后审判中涉及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审判资料，如《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等，可与上述资料互为补充。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及相关资料，特别是速记录在国内的出版，可以视为近年来抗战史资料工作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填补了相关资料的空白，全面展现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为东京审判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对于促进东京审判研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回击日本右翼抹杀战争罪责的言论，维护东京审判的正义与合法性，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在抗战史方面，还有一些专题资料较有新意。比如谢忠厚主编的《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关注到中共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及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为中共敌后抗战研究的拓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国家图书馆编辑出版的《抗战阵亡将士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辑录抗战时期阵亡将士的名录、传记等资料共计11种，虽然比较零散，但是第一部大陆方面出版的有关战争伤亡的统计资料，且书中也不乏较为珍贵的资料。比如国民政府联合勤务总司令部1947年编辑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收录了全面抗战时期阵亡将士的姓名、番号、阵亡地等信息，对于研究抗战时期国军伤亡及抚恤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上面述及的资料外，《民国档案》《近代史资料》等刊物刊发的单篇资料，达数百篇，数百万字。如《民国档案》刊发的《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政机关长官谈话记录》《孔祥熙等有关1942年五亿美元借款函电三件》《抗战爆发后中德易货档案史料选》《抗战时期杨杰等赴法寻求军援与孔祥熙等来往电文选》等；又如《近代史资料》刊发的《日本军部731部队长北野中将的密令》《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档案资料》《陈布雷有关抗战时期金融物资管理问题的手稿》等，这些资料大多为首次发现，弥足珍贵，有的甚至填补了相关资料的空白，并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此外，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个人文集、日记、年谱、回忆录等资料中，也包含大量有关抗战史的资料。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只能是空中楼阁。30多年来抗战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硕果累累。这些史料，为推动抗日战争研究的起步及深入，建立抗日战争史的学科体系，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纵观整个抗战史料的出版情况，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比如外交和军事资料，以及文化教育方面资料仍然很缺乏；一些资料还未能纳入资料整理出版的视野。比如战时民众动员、官兵生活、士兵伤亡处置、兵民关系、民众生活等。经济方面，目前比较注意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资料，一些企业史资料，特别是战时后方工矿企业资料，以及国营工业主管机关资源委员会的大量资料都尚待整理出版。有关战时交通、邮政方面的资料也较为薄弱。又如战时日本对中国的调查资料，不仅仅局限于满铁，同时期日本军方、大使馆、东亚同文会、兴亚院等都对中国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这些资料，也亟待发掘。同时网络上公布或拍卖的散落于民间的资料，也应引起关注。

为了促进抗战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抗战史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史料基础，需要加强国内外及海峡两岸的合作，进一步拓展资料的视野。首要的工作，是对于分藏国内和海外的史料进行摸底，条件成熟后，进一步进行整理。近年来随着国外档案机构资料的开放，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把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引进到国内。比如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美国胡佛研究所所藏宋子文档案中，选录、编辑的《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吴景平、郭岱君编，2008年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吴景平、林孝廷编，2009年版）、《战时岁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新编》（吴景平、林孝廷主编，2010年版）、《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1940—1949）》（吴景平、郭岱君主编，2010年版），这无疑会促进战时外交研究的深入。据了解，类似的资料在欧美一些档案馆还有大量的收藏，比如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日军细菌战资料等，急待发掘整理。

第八节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曾经取得过卓越的成就。“文革”爆发后，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陷于停滞状态，已经开始进行的一些专题资料未能完成，十年间几乎没有任何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出版。

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经济史研究步入正轨，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也逐渐恢复，“文革”前未能完成或未能出版的资料如《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得以恢复出版，新的资料成果不断推出。与新中国成立初的17年比较，这一时期出版的史料类别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得益于国家档案法的颁布，之前长期处于禁闭状态的档案资料逐渐开放，大量的档案资料得以整理出版。同时，资料领域不断拓展，打破了之前经济史资料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工业史、农业史、外贸史的局限，各种专题史、企业史、行业史、区域经济史等资料不断面世。在编辑和出版方式上，也不再拘于传统的丛刊、丛编或专题史料的选编、摘编和排印形式，而是大量采用原文档案影印或类书影印的形式。其中，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依托馆藏档案编辑的相关资料集，国家图书馆整理编辑的《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经济部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规模最大。国家图书馆所藏财政经济史料极为丰富，且包含时段较长，《丛刊》中经济部分还包含大量的晚清经济史资料。数量众多的经济史资料的出版，为经济史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繁荣。

这一时期出版的经济史资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经济史资料

有关晚清综合性的财政经济史料，主要有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影印的《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2008年版），共收录中央及地方各种经济资料150余件。这些资料既包括各种钱粮清册、税收清册、进出口货物清册等，如道光年间的《汇核道光四年各直省出入钱粮清单》《保定府属豁免旗租底册》，光绪年间的《司库地丁等项岁入岁出清册》《比较进口货税清册》等，还收录了当时的各种经济文献，如《筹办四川票盐文稿》《闽省盐务纪略》《太平天国时代中国盐政概观》等，涉及田赋、差徭、盐务、烟酒等内容。陈振汉等选编的《〈清实录〉 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012年版），虽然系资料摘编，但因出自《清实录》，资料的权威性不言而喻。

有关民国时期综合性的财政经济资料，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财政经济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1997年版）、《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与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合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999年版）、《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合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院经济会议、战区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财政经济卷》全面记录了民国时期财政税收、金融货币、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和交通设施等方面的情况。《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分5辑，收录了1912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的有关工商及其他各税的史料，包括税收的方针政策、法令章则、机构人事、稽征管理、会计统计以及各种税收实施情况，此外还收录了有关经济财政政策、施政方针、全国性财政会议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理财治税思想等。《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除收录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7年的财政、税收资料外，还收录了部分金融档案史料。《行政院经济会议、战区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录》，收录了抗日战争时期行政院经济会议、国家总动员会议、战区经济委员会三个不同时期与类型的经济机构的会议录资料，不仅详细地记录了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和稳定后方经济秩序各项措施形成过程及具体内容，还记录了抗日大后方的物价变动情况以及国民政府对敌经济战的实施情况。这四部资料，各有侧重，互为补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民国时期财政经济的发展状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国家图书馆藏民国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2008年版），主要收录了有关民国年间财政经济的各类文献，如《全国田赋册》《重庆海关关税纪要》《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四川农村社会及工商社会苛捐杂税概录》等，内容涉及田赋、差徭、盐务、烟酒等方面内容，可以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的资料互为参考。

由殷梦霞、李强编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影印出版的《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贸易册》《战时消费税国货类别统计表》，均系原国民政府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制的原始统计资料。1942年日伪强行接管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后，作为应对，国民政府紧急成立了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为抗战中后期我国海关的最高权力机关。《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贸易册》系1942—1945年该司署编制的土货出口统计表、洋货进口统计表，进出口货物总值国别表、关别表的原始贸易表册。每月各一册，总计近百册。《战时消费税国货类别统计表》系该司署记录的1942年5月至1944年12月，国内各地税务机关的相关税收数据。这两套资料是研究抗战后期经济史、贸易史的最直接、最权威的文献。

“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影印社”编辑的《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收入清末至民国时期财政史料54 种，内容包括各种档案、统计数据、地方政府财政报告等。所收的史料大致可归为以下三类：一是清末至民国政府时期中央和各省区政府有关财政的文书、表册、档案等；二是清末清理财政后编辑的“各省财政说明书”，以及地方史志等文献中保存的地方财政资料；三是私人和团体著述等其他文献。2008年，由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编辑的《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补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对其进行了补充，收录了上书中未收的直隶、黑龙江、四川、河南、奉天、安徽、江西、陕西、云南、贵州、湖北、山西等省的财政说明书以及湖南、江苏财政说明书的一部分补充内容。清末的各省财政说明书是根据清末度支部颁布的清理财政章程第十条的要求编制的，内容不仅涉及财政方面，还包括农、工、商、军事、教育、行政、司法、对外贸易等多方面，因此对清末民国财政史、经济史、地方史的研究颇有价值。在财政预算方面，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有《清代民国财政预算档案史料汇编》（2008年版），当中资料虽有散佚，但也提供了部分统计数据。

有关物价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2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是最直接的史料。该书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文献丛刊》之一，系20世纪30年代由汤象龙等一批学者从清代历史档案中整理辑录的道光朝至宣统朝的粮价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各省的月度粮价报告2万余件，涉及21个行政省约450个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道级地区的月度粮价数据约400万条。除少数部分地区、部分时段因各种原因资料略有缺失外，绝大多数地区的粮价资料都是系统和连续的，全面地反映了清代自道光至宣统间粮食价格的全貌。该书出版后，学界评价极高，有学者认为，其“所覆盖的地域之广，粮价数据之密集，在中国经济史史料中是少见的”。“它对系统、全面、深入研究清代后期粮价变化的规律和趋势，粮价变动原因，粮价变动对清后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影响都有巨大价值。”[※注]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民国时期物价生活费工资史料汇编》（20册，2008年版），收集了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国民政府及全国主要省市政府有关物价、生活费、工资的经济统计数据，包括一些国民政府从未公开发布的机密文件，对于研究民国经济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商业部物价局编辑的《抗战前价格参考资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收录1955年商业部物价局编印的《抗战前价格参考资料》，资料主要来源于战前及战时出版的刊物上发表的资料和一些原始资料。全书共分7 辑，第1 辑“全国农村物价”，收录1933—1937年全国118处乡村的物价数据，后6辑收录1929—1937年全国各省区的商品批发及零售价格数据。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丰富的物价史料中筛选编辑而成，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研究也颇有参考价值。

海关档案及英国蓝皮书等资料的拓展，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史资料工作最大的成就之一。近代中国海关长期控制在外国人手中，赫德以海关为大本营，插手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颇深远。海关留下了大量的档案文献，尤其是详细的原始调查资料和统计数据资料，极具史料价值。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海关档案以及英国蓝皮书都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改革开放后，这些资料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陆续被翻译整理。主要有徐雪筠译编的《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穆和德、李策的《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李必樟编译、张仲礼校订的《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戴一峰主编的《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海关总署编辑的《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刘辉编辑的《中国旧海关稀见文献全编·民国时期关税史料》（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年版）。前两种系根据海关十年报告编译而成。《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系根据英国蓝皮书对华外交文件编译，书中包括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有关备忘录、函件和专题报告等共50余篇，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包括当时上海的商品价格、金融市场、房地产、港口设施、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工业发展和租界的经济情况以及各类统计数据等，是研究这一时期上海的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同时，赫德的部分书信、日记也被翻译出版。主要有《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陈霞飞主编，中华书局1990—1996年版）、《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美]布鲁纳、费正清等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内容极为丰富。该《汇编》收集了1874—1907年34年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其亲信、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之间的全部来往函电，共计3528封信件，4486份电稿，另有赫德与其弟赫政在印藏条约订立期间往来的426份电报。正如有学者所言，由于海关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汇编》的出版“对于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关系等诸方面均提供了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料。比如就晚清社会经济而言，晚清财政体制的演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一演化与海关外籍税务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海关权势的不断扩张都是密切相关的，并因海关的介入而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对此，《汇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此外，关于晚清的许多外交事件，晚清洋务企业的兴办，近代海关的创建，同文馆的设立等等，《汇编》中也可找到许多第一手资料”[※注]。

2001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合作整理影印的《中国旧海关史料》（170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是至今规模最大的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献资料汇辑，收录了中国近代海关1859年至1948年出版发行的年报和十年报告，以及伪满洲国的外国贸易统计。涉及的省份有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西藏、湖南、湖北、江西等，城市多达60余个，时间跨度90年，为研究近代中国和各口岸的贸易情形以及经济变迁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学界关注。但该书也存在不足，比如收录的资料还不够完整，未能将所有海关贸易统计报告尽数囊括收录，诸如1865—1881年以前的各关贸易报告，1875—1881年的全国海关贸易报告等都没有被收集在内。[※注]

此外，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出版有《清末民初通商口岸档案汇编》（2009年版），收录清同治元年（1862）至民国四年（1915）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民国外交部通商事务档案十种，形式为清册或公文，可以作为上述海关史资料的补充。

改革开放后，有关地方财政经济史资料出版极为丰富，不仅涉及的地域较广，而且涉及的领域也不断扩展。主要有：《〈清实录〉 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何泉达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黄苇、夏林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湖北近代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曾兆祥主编，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编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彭雨新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清代四川财政史料》（鲁子健编，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1988年版）、《山西清理财政局编辑现行财政十八种——宣统朝宪制改革财政文档》（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曾赛丰、曹有鹏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辑出版的《民国与伪满洲时期东北经济史料丛书》（2006年版）、《近代中国西北五省经济史料汇编》（2006年版），等等。其中，有些资料特别值得关注。如《山西清理财政局编辑现行财政十八种——宣统朝宪制改革财政文档》，系山西清理财政局搜集全国的史料编成而成，包括山西、四川、安徽、顺天府直隶、黑龙江、河南、山东、吉林、察哈尔、广东、广西、江苏、云南、江西、湖北、贵州、湖南、陕西等十数省，内容涉及预算、地租、税厘、盐务、币制、实业、路矿、外债、公债等诸多方面，对于全面了解和研究清末新政特别是财政改革极具史料价值及学术价值。《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系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的官方数据和档案中，筛选辑录各种数据资料37种，档案204件，分为财政法规、财政概况、财政统计、田赋粮食、财政历史档案五大类别，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广东的财政经济发展状况。

这一时期，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变，中共党史的研究也从早期的注重政治史、组织史向经济史方向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得到了极大的发掘和整理，成绩斐然。从1980年以来陆续出版的相关史料，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辑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杜中主编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合编的《土地革命时期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魏宏运主编的《晋察冀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山东档案馆等编的《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资料选编》（1985年，内部印行），河南档案馆编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1986年版），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编的《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王礼琦编的《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青岛海关编的《山东解放区海关史料综览》（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版），魏克发主编的《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大行政区时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等。这些资料基本涵盖了从1921年中共成立以来开辟的各革命根据地有关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的资料，包括纲领、政策、法令、条例、概况、统计等，涵盖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交通、互助合作、人民生活等方面。此外，杨德寿主编的《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是一部较有特色的专题资料，该书收录了1928—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合作社经济的历史资料，其中以消费、供销、粮食、运销以及综合性合作社资料为主，也收录了部分信用、手工业、运输等合作社的资料。

在外债史方面，主要有《民国外债史资料》（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外债史料汇编》（上海市档案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内部发行，1988年）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财政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中华民国档案史资料丛刊之一，档案出版社1991—1992年出版）。这些资料大部分选自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是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料。其中，《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在编辑上着力较多，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该资料按照历史发展顺序编排，内容分为文字资料和统计表两类。文字资料选辑同一时期反映外债情况的基本档案和文献，包括与外债有关的财政经济、中外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财政经济思想等方面的资料。统计表按借款用途归类，分为借款年月、借款人、贷款人、借款金额、币种、利息、期限、折合库平银8栏，而其依据的资料均采自清政府的正式文件，而非报刊书籍资料。这种编辑方式，大大超越了《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不仅方便了读者检索查询，而且汇辑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此外，该书不仅补充了一些有关外债史的新资料，同时还纠正了《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的错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统计资料方面，当推汤象龙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华书局1992年版）。该书从1930年开始搜集资料，至1985年最终完成，历时55年。其资料主要来源于清政府军机处档案中海关监督的6000件报销册，将海关档案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数字编成了118个统计表，其中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历年税收分配的综合统计表46个，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各关历年税收分配的关别统计表72个。该书出版后，为研究清代海关税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罗尔纲先生在该书“序言”中称：“著者在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进行研究工作规模之大，在我国史学界是仅有的，也是最早的。至于著者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财政经济档案更是我国史学界的第一人。”

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辑的《国家图书馆藏近代统计资料丛刊》（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共69 册，汇集了馆藏中有学术价值的统计资料，并采用影印的方式，收录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各类统计资料107种，涵盖中央政府、各省市及内阁各部的统计资料，内容包括内阁、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农工商、邮电、教育、军事、法律、地方事物、人口等方面，涉及领域广泛，相当部分是经济统计资料，虽然缺乏系统性，但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

2.金融货币史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金融史研究逐步升温，20世纪8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内容涉及民国时期重要的金融法规、金融政策及各主要银行的经营发展状况。主要有《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合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金城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交通银行史料（1907—1949年）》（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5.5）》（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四联总处史料》（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四联总处会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五—中国通商银行》（陈旭麓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1988年版）、《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西北农民银行史料》（杨世源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云南近代金融档案史料选编（1908—1949）》（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合编，1992年，内部印行）等。

在货币史资料方面，主要有《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91年版）、《武汉近代货币史料》（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内部发行，1982年）、《贵州钱币资料》（中国人民银行贵州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内部发行，1984年）。此外还有反映票号的《山西票号史料》（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合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上述资料，主要依托各档案馆、各银行保存的档案资料编辑而成，具有第一手资料的性质，且收录全面，有的为影印出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资料的全貌。比如《四联总处会议录》，全书共64 册，记录了国民政府经济金融中枢机构四联总处379 次会议的全部内容。四联总处，全称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后改组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是战时国民政府最核心的金融决策机关，由四行及行政院、财政部、经济部负责人组成理事会，蒋介石亲任理事长。《四联总处会议录》反映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演变以及经济活动情况。上述资料的出版，对于研究中国近代以来金融发展史，特别是深化银行个案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活动，除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外，还往往从事超越银行业务之外的政治、经济与其他方面的活动，因此在充当列强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来，对近代来华外资银行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反映在资料方面，是有关外资银行的档案资料得以整理出版，先后出版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的《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详尽收录了花旗银行在华活动情况，特别是在旧中国参与并策划列强瓜分中国，控制中国财政、金融、铁路等重要活动的资料。在日资银行方面，有傅文龄主编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活动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该资料主要译自日文机密档案，包括日本天皇的敕令、内阁总理大臣及各省大臣的批文、侵华军事首脑机关及驻华大使的密令、正金银行总行与各支店的往来电以及该行董事长与中国政府部门进行交涉的内部报告、各国外交部为了瓜分中国利益的谈判记录，涉及正金银行在华强行印发钞票，操纵中国海关存款，满蒙铁路修筑与借款，扩充贷款及强化金融统治等内容，史料价值颇高。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清末民初外国在华银行交涉档案》（2009年版），汇编1896—1919年外国在华银行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之官方档案31种，包括函电、公文、照会等，反映这一时期外国在华银行设立、资本投放、业务交涉，以及清理押收德华银行事宜等内容，也是研究外资银行史、中国金融史的重要资料。

民国时期，各金融机构出版的刊物，往往刊载一些重要的经济资料。殷梦霞、李强选编的《民国金融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影印）是《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之一，共280 册，汇编了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金融机构出版的各种月报、月刊、季刊、通讯，如《中央银行月报》《中行月刊》《交通银行月刊》《交行通信》《中国农民银行月刊》《中农月刊》等，以及金融、证券类刊物，如《金融周报》《金融导报》《金融周讯》等，对研究民国金融史、经济史，都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相较于文字资料，图像资料对了解和研究近代金融发展历史提供了直观的视觉资料。除传统的文献史料外，近年来，采取原件影印的图像资料逐渐受到学界的青睐，在经济史资料编纂中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姜宏业编著的《金融图集与史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收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货币、银行股票等实物图片，直观、真实，可视性较强，便于读者了解和认识。由傅为群编著的《近代民间金融图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以图册形式，分典当质押、山西票号、钱庄银号、银铺银楼银炉、金市金号、民间借贷及私营信用六大门类，刊载近代民间金融的实物照片，包含契纸、当簿、合同、账簿、质据、当票、庄票、钱票、股票、金锭、发票、借券、代价券等数十个品种，同时还附载了相关的官府告示、法令条例、同业公约、会馆碑记等大量的近代民间金融业的档案文献，以及各种行当的名录资讯和业务统计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民间金融的传统渊源和继承关系以及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这种出版方式，因成本较高，目前种类并不多。

3.商会史资料

中国近代商会诞生于20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会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商会活动成为近代经济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商会史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而商会史研究的起步完全得益于相关档案资料的整理和编辑。苏州、天津、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是晚清著名的商会城市，商会在自身发展以及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除部分城市的商会资料有所散佚外，大部分城市的商会档案极为丰富，且十分完整。如保存于天津市档案馆的“天津商会全宗”，起于1903年，止于1950年，共13817卷，居全国同类档案之首；而苏州市档案馆馆藏近代商会档案起于1905年，止于1949年，也有3500 卷。这些档案包括商会组织沿革、工商业发展、商事劳资纠纷、社会公共事业、财政税捐、政治军事活动等内容，详细系统地记录了商会从诞生到消亡的全过程。档案收藏的丰富，为商会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提供了条件。

从1980年开始，天津、苏州、上海、北京等档案馆及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共同合作，相继启动了商会档案的整理工作。1989年，由天津市档案馆和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整理出版《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1 辑（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1998年全书出齐，共5辑10册，1000万字，时间起止为1903—1950年。汇编按照天津商会的组织沿革、发展轨迹和职能活动，从馆藏天津商会档案中，精选出约7000份文件、近1000万字的档案材料，进行校点、注释，并将零散数据归纳统计，翻译了重要的外文原件，各件均拟制了标题，按照商会发展情况共分11个专题，完整记录了天津商会由官办商务局到商务公所再到商务总会的演变过程，记录了天津、北京等地商业市场的兴衰和旧式商业逐步向新式商业过渡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天津作为北方主要门户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其他商会经济的发展情况，不仅是研究商会史，也是研究天津城市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1991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与苏州档案馆共同整理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 辑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之一也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直至2012年《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全部出齐，共计6 辑12 册，795万字，时间起止为1905—1949年。全书按照苏州商会发展的历史，收录了商会组织沿革和分会概况、全国商联会及各地商会、发展实业、商品展览、劳资关系和商事、民事纠纷、社会公共事业、税捐和税捐斗争、金融财政、粮食流通、参与政治活动等方面的档案史料，按类编排，对于中国商会史及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苏州商团是苏州商会附设组织。《苏州商团档案汇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章开沅等编，巴蜀书社年版）2010年出版，该书收入商团组织沿革以及活动等多方面的档案，是研究商团组织的重要参考资料。

苏州和天津两地商会档案的发掘整理和公开出版，为商会史研究提供了极具学术价值的史料，为商会史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史料基础。这两部资料的出版，被学者认为是“大陆商会史研究真正发端的标志”，“标志着中国商会史学术研究的良好开端。近十余年来，依据一批批先后发现的商会档案，大量有关中国商会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论著相继问世，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和政治史诸研究领域的进展”[※注]。章开沅认为：“现在中外学者，凡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都绕不过苏州档案馆有关的商会和市民公社资料。这批珍贵资料，促成了一个学科的分支和一批学者的成长。”[※注]

上海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成立于1912年2月的上海总商会，是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者组建的新型工商团体。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2年组建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民间商人社团。以上海总商会为主体的上海工商社团，在民国时期各项重大经济，乃至政治活动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继天津、苏州之后，有关上海总商会的资料也开始整理面世，自2004年起，《上海总商会系列丛书》陆续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三种有关上海总商会的大型资料集，分别是由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由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的《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这三种资料，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上海总商会的发展历程。

《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约130万字，主要收录反映1644—1929年会馆公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务总会，上海总商会的产生、发展、结束的历史过程，以及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等与上海总商会相关组织的演变的档案资料。

《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为1912—1928年上海总商会会议记录及办事报告的档案汇编，对于研究上海近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以影像的形式直观反映了上海总商会的历史。这三种资料，构成相对完整的上海总商会的历史资料，从而为研究中国近代工商业史和社团史，以及上海史，提供了个案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近年来，有关商会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不再局限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是进一步向中小城市发展。《民国安顺县商会档案史料汇编》（贵州省安顺市档案馆、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合编，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保定商会档案》（姜锡东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影印版）的出版，即反映了学术视野的变化。同时，武汉、汕头、沈阳等地档案馆也发现收藏有大量的商会档案，其整理工作也在逐步展开。

贵州省安顺市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时期安顺商会档案，是西南地区现今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档案。《民国安顺县商会档案史料汇编》包括安顺县商会简况、章程法规、年度工作总结等内容，不仅是研究安顺地区商会历史，也是研究西南地区商会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反映了西南地区商会发展不同于天津、苏州等城市的地方特色，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保定商会是北方内陆中等城市商会的典型。《保定商会档案》较完整地记载了保定商会及其所属各同业公会在不同时期的机构设置、组织结构及人员更迭的情况，全面记录了保定商会与同业公会的历史沿革、职能作用与社会活动和影响。特别是商会档案中还保留了大量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政权强化金融统制、实施粮食统制、推行各业组合与物资统制，对保定及周围地区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的资料。这些珍贵的商会档案为研究近代保定及华北城市的发展变迁，提供了真实而可靠的记载。

近年来，商会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商会史研究的时段不再局限于晚清时期，地域也不再集中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大城市，这与资料的不断拓展不无联系。而且商会档案的学术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商会本身，同时也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等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自然也会促进相关领域的研究。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和整理，相信商会史研究将更加走向深入。

4.行业史、企业史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商业、经贸、航运等行业史方面，新的资料进一步得到挖掘，涵盖的门类及地域都较为广泛。这一时期出版的较有影响的学术资料有：《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聂宝璋、朱荫贵编，第一辑（1840—189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二辑（1895—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北京电车公司档案史料（1921—1949）》（北京市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合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等编，1987年，内部印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自贡市档案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卷（1912—1928）（赵宁渌主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清末民初涉外矿务档案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年版）、《北京经济史资料·近代北京商业部分》（刘娟等选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版）、《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等，以及由吉林省档案馆编辑的《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蚕业及工业部分（内部印行，1983—1985年）。其中有些资料之前关注较少，比如《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该书所辑档案，时间始自1651年，止于1911年，历时260年，所辑档案类型，包括谕旨、圣训、起居注、奏折、题本、照会、咨文、电报等，内容涉及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国策，清政府对进入粤港澳地区洋商的管理，粤海关及港澳等分关的任务，通商贸易中的中外纠纷等。《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收录1684—1887年清政府有关广州商贸问题的机要秘档共100余件，包括道光帝宣布恢复十三行制度的上谕，洋人在十三行商馆活动的记录；十三行火灾及中外商人间的债务纠纷等内容。这两部资料，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清代以广州为代表的口岸的开放及贸易历程。

企业史方面，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编辑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得以继续编辑完成，先后出版了《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刘鸿生企业史料》（上、中、下）以及《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上海档案史料丛编》，先后出版了《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和“天厨味精厂卷”（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1992年版）。这两套资料，加上“文革”前出版的有关上海民族工业企业资料，基本上涵盖了上海重要的民族工业。

对汉冶萍公司资料的发掘，是这一时期资料整理编辑较为突出的方面，主要有武汉大学经济系编辑的《旧中国汉冶萍与日本关系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3 册，上海人民出版1984—2004年版），湖北省档案馆编辑的《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1994年版）。这些资料集的编辑出版，对深入研究汉冶萍公司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工业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还整理出版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广东、上海卷）（林金枝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994年版）、《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北京市档案馆等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南通市档案馆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其中《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收集了1840—1949年华侨在上海、广东、福建投资资本主义企业的相关资料，在侨资企业史料方面，具有突破性的进展。

近代在华的外资商行、厂矿企业，曾在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占有独特而且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数量有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之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系根据英美烟公司上海总公司及该公司在各地烟厂的档案，以及对老职工访问资料和期刊资料整理编辑而成，对研究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外资企业给旧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外资企业史料整理又取得重要突破。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清末民初外国在华商号洋行档案汇编》（2009年版），汇编1904—1919年清朝总理衙门和北洋政府档案中所存25种外国在华商号、洋行交涉事宜官方档案，涉及美、英、法、德、日、葡等多国洋行。此外，该中心还出版有《清末民初铁路档案汇编》（2008年版）、《清末民初涉外矿务档案汇编》（共9册，2008年版），对于研究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利权争夺、投资经营情况，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自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资料的出版，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繁荣，深化了经济史的研究，为经济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深厚的资料基础。但也应看到，相对于经济史研究，资料的整理仍然滞后，体现在一些专题性的资料仍然较为缺乏，一些领域的资料也有待开发和挖掘。近年来虽然在资料领域中有拓展，比如契约档案方面，先后出版了《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刘海岩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清代地契档案史料》（熊敬笃编，四川新都档案局1987年，内部印行）、《吉昌契约文书汇编》（孙兆霞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保定房契档案汇编·清代民囯编》（刘秋根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但还远远不够，一些行业史、企业史方面的档案资料仍然薄弱，需要进一步挖掘。有关经济思想方面，目前仅见巫宝三、李普国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外，有关旧报刊如《银行周报》《银行月刊》《银行杂志》《中央银行月刊》等由于收藏较为分散，不便利用，也有待于集中整理。这些都给史料整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九节 中外关系史资料的编纂

改革开放后，中外关系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选编、翻译中外文资料，排印出版；二是汇编相关档案文献，采用影印的形式出版。相关外交史的专题资料，在晚清史、民国史等资料中已有叙述，这里重点介绍综合性的外交史资料。

1.综合性资料

在晚清档案方面，首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共同编辑影印出版的《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2004—2009年版），其材料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总理衙门暨外务部全宗档案，时间始自1861年，讫于1911年，分为中英关系卷、中葡关系卷、中西关系卷。每卷又分数册，按照专题划分。其中中英关系卷分5 册，内容涵盖面较广，涉及路况实业、留学办校、通商贸易、交聘往来、疆界租地、军务兵器、狱讼交涉、财政金融、慈善赈济、国际会议等。史料类别也较丰富，包括条约、照会、信函、咨文、电报，以及各个署衙之间往来函件等资料，以中文档案为主，英文档案约占15%。中葡关系卷分2册，553件，内容涉及两国互设使领馆、呈递国书、通商贸易、澳门事务、文化交流等方面，包括国书、照会、条约、信函、电报等资料。中西关系卷分为3册，共806件，内容涉及中国与西班牙两国互设使领馆、呈递国书、通商贸易、案情审理、文化交流等方面，包括国书、照会、条约、信函、电报等资料，全部为首次公布出版。该书涵盖面广，涉及的国家多，有些资料是之前外交史料中较少涉及的领域，比如中葡、中西关系资料，因此是研究晚清外交史的极为重要的档案资料，史料价值较高，为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奠定了史料基础。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在《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名义下，影印出版了多种晚清至民国年间外交档案文献。这些资料主要来自于国家图书馆所藏，部分来自地方图书馆，既包括综合性资料，也包括专题性资料，主要有《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及《续编》（2003、2005年版）、《稀见清咸丰军事外交谕令秘件》（2005年版）、《晚清外交会晤并外务密启档案汇编》（2008年版）、《外交文牍》（2004年版）、《清外务部收发文依类存稿》（2003年版）、《清末日俄战争善后档案》（2008年版）、《清末外务部日俄战争议和档案》（2009年版）、《办理商约文牍》（2006年）、《清末边境界务档案》（2008年版）、《清末民初涉外矿务档案汇编》（2008年版）、《中日甲午战争奏稿》（2010年版）、《清季华工档案》（2008年版）、《清代新疆地区涉外档汇编》（2008年版）、《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孤本外交档案》及《续编》（2003、2005年版）、《外交部收发电稿》（2003年版），（民国）《中日交涉密档》（2004年版）、《民国外交档案文献汇览》（2005年版）、《民国外交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档案汇编》（2009年版）等等。从上列标题即可见这些影印资料收录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括外交的各个方面，内容也较为庞杂。在每一汇编资料中，所收资料内容也较广，比如《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及《续编》，共72 册，收录了馆藏清咸丰至宣统年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量案卷，部分内容延续至民国初年。该书涵盖这一时期中外政治、外交、铁路、矿业、银行、航运、邮电、海关、外贸等领域，涉及俄、法、德、英、美、日、比、丹等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孤本外交档案》及《续编》，共34 册，收录民国初期涉外铁路、银行、邮电、税务、贸易等方面的案卷百余种。不可否认，这些档案文献的大规模影印，为晚清至民国年间中外关系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但因为是带有抢救性质的文献汇编，入选资料缺乏必要的整理与说明，价值优劣不等。同时由于资料来源依赖于馆藏，资料比较零星，缺乏系统性。有的编辑体例不太规范，比如《稀见清咸丰军事外交谕令秘件》中，除收录清咸丰帝奕詝军事外交谕令外，又收录了清咸丰间一些人物传记史料。

2.中俄（苏）关系

中俄关系史史料，在晚清官方档案方面，已整理出版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辑录馆藏清军机处、内阁、内务府及外务部等档案文件汇编而成。全书计划以朝代为序分五编，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三两编。其中第三编（1979年版），分上、中、下三册，辑录943件档案（附录俄方文件289件），共94万字，包括满文档案和俄文档案，全部作了翻译，时间起自1851—1861年。主要内容为：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订立；格尔毕齐河及沿海地区设立界碑的问题；沙俄入侵中国黑龙江水域、侵占海口、签订《瑷珲条约》的经过；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趁火打劫；沙俄对中国乌苏里江和绥芬河地区的侵占；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和中俄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的签订；重新勘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经过；中国塔城人民反对俄国侵华的斗争；沙俄以枪炮支持清政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等。该书是研究晚清时期中俄关系的第一手资料。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是沙俄与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与朝鲜，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不义之战。这次战争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由全国图书馆文献复制中心影印的《清末外务部日俄战争议和档案》，收录了1904—1905年清外务部有关日俄战争议和档案七种，内容涉及美、英、法等国对日俄战争的态度、日俄战事进程、日俄议和条款、中国因应善后对策等，对于了解日俄战争时期晚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该中心影印的《清末日俄战争善后档案》，收录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军机处等机构有关处理日俄战争善后事宜的档案文献，可与上书互为补充。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陆续解密公布了苏联时期的大量历史档案。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共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选编翻译了来自俄国多个档案机构的档案文献，以及美国、德国、荷兰等已经出版的档案文献集和杂志上的苏联档案文献万余件，涵盖1917年初至20世纪90年代初近70年期间苏联内政、外交、军事、社会、国际共运各个方面，包括会议记录、电报电话、往来公函、请示报告及批示、审讯案件及申诉、日记及回忆录、私人信件等，其中包含大量的中苏关系的内容，其价值弥足珍贵。该《选编》分专题编辑，并做了必要的注释，每一专题前均附有编者的概述和提要，方便读者利用，是研究中苏关系史的最基础的档案史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出版以来，受到学界好评，利用极高。

有关中俄关系的外交史料，还有薛衔天、李嘉谷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1997年版）、吕一燃编辑的《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前者主要收集了1919—1924年、1933—1949年有关北京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文件，包括中东铁路、外蒙古、新疆、侨务等问题的各种交涉；后者主要是中方与俄方就蒙古问题交涉的文献汇编，包括官方档案和私人著述，如《外交部交涉节要》《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录》，唐在礼、唐在章撰的《蒙古风云录》，孟矩撰的《乌里雅苏台回忆录》，陈篆撰的《止室笔记》，毕桂芳撰的《外蒙交涉始末记》，恩华撰的《唐努乌梁海图说略》，对于了解蒙古问题的由来及其演变，极有参考价值。

3.中葡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近代史料学科发展中，中葡关系史资料的拓展，具有学术创新和填补学科空白的双重意义。中葡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较为薄弱，相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极为少见。在澳门回归之际，中葡关系史，特别是澳门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呈现一个小高潮。在澳门回归祖国前夕，由张海鹏主编的《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出版，填补了资料方面的空白。该资料集共两巨册，在编撰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时间跨度长，起自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来到中国南部海滨，讫于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二是所收资料全面，不仅包括中方相关的原始档案、官修史书、私人著述、地方史志等资料，涉及汉文、满文，同时还搜集了葡萄牙、英国、日本等国家所藏清代澳门档案，翻译了大量的葡文档案及碑文。这是第一次有系统的葡文档案的翻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编辑体例上以时间为序，除第一编为有关葡萄牙与澳门的地理历史概况外，以下按照不同历史时期分为明代、清代、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编，每一编按照专题划分，便于读者查找利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合编的《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共6册，380万字，是目前出版的最大规模的澳门史料汇编。该书汇集了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以及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的相关资料，前4册为档案卷，收录明清历史档案2197件，包括满文档案40余件，共256万字；后2册为文献卷，收录明清文献397种，124万字，并对资料进行了分段标点，采用繁体竖排形式出版。《汇编》的出版，改变了以前澳门史研究中较少引用档案史料的局限，推动了澳门史及中葡关系史研究的发展。

在出版《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的基础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广东社会科学院合作编辑的《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明清澳门问题皇宫珍档》（华宝斋书社1999年版），选取部分馆藏档案影印出版，可使读者一窥档案原貌。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上述三套资料也存在校勘粗疏的问题，如录文“失准不全”、影印件“任意取舍”，错漏、错讹之处不少，且版本来源说明也有问题。[※注] 不失为一家之言。

此外，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编辑的《澳门问题史料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精选馆藏29部古籍中有关澳门历史的文献编辑而成，是一部有关澳门历史的文献资料汇编，其中不乏《澳门新闻纸》《澳门记略》等孤本。

4.中日关系

有关中日关系的资料，一直是史学界比较关注的专题，除在抗日战争史等专题资料中所列外，较重要的还有李力、郭洪茂等主编、线装书局于2012年影印出版的《近现代日本涉华密档》。该丛编系根据吉林省档案馆从国外购买收藏的缩微档案文献整理影印，全部为日本官方文件，包括“海军省卷”（共70册）、“陆军省卷”（共153册）、“外务省卷”（共173册）。“海军省卷”收录了现存的日本海军省从1872年日本海军省建立到1933年61年间的涉华秘档，总数达3万余拍。“陆军省卷”收录了从1872年日本陆军省成立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73年间现存的日本陆军省涉华档案，总数达7万余拍。“外务省卷”收录了从1931年到1945年期间日本外务省涉华的秘密档案，共计15000 余拍。各卷分别按年代顺序、机构和专题编辑。该套资料对于研究近代中日外交史、日本侵华史，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惜未做翻译，也缺乏目录索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利用。

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中日交涉密档》，收录民国初年外交部和段祺瑞执政府保存的中日交涉密档原件，分为“二十一条”交涉会议密档、“西原借款”相关密约、外交部会晤问答、中日交涉会晤记事及各地密件、“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各项文件等五部分，涉及1914—1929年中日之间围绕“二十一条”及二十一条签订后中日之间关系的交涉谈判等内容，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步步紧逼过程，对于了解和研究民国初年中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大量具体的史料。

明清两朝，琉球王国均为中国的藩属国，清光绪初年被日本吞并。近年来，对琉球历史的研究逐步升温，并整理出版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3—2000年版），已影印出版了五册，辑录馆藏清朝宫中有关琉球事务的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按档案文种编辑，时间起自1737年至1898年止，历时161年。其内容主要是反映清朝政府与琉球国的交往历史，如琉球国向清朝派遣进贡，清政府册封琉球国王，两国间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的情况。此外，黄润华、薛英编辑的《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收录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有关琉球历史文献资料。

5.中朝关系

中朝两国作为近邻，有悠久的交往历史。近年出版的相关史料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及《续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杨昭全、孙玉梅合编的《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刘金质等编辑的《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权赫秀编辑的《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等。其中《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分“约章篇”“文牍篇”两部分。“约章篇”收录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中韩之间主要条约、章程、协定、合同等计27件，实际上是反映这一期间中韩关系基本框架的主要国际法及制度性文献；“文牍篇”包括有关近代中韩两国关系的奏折、咨文、书信、照会、公文、会谈记录等各种公私文献计140 件，反映了近代中韩关系史的重大事件及其基本内容。刘金质等编辑的《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收录1919—1949年中国出版的28种报刊中的相关资料，共1973条，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对韩国、朝鲜的政策及双边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官方及有关政党领导人的讲话、声明、函电，重要报刊的社论、评论文章及大量反映朝鲜半岛事态发展的新闻报道等资料。

除上述史料外，还有一些中外关系的资料，具有填补资料空白的意义，也值得关注。如中国与奥地利的关系，长期以来鲜有资料面世。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大学共同编辑的《清代外务部中奥关系档案精选》（中华书局2001年版），是第一部中奥关系档案汇编，共辑录档案200余件，含条约、照会、信函、咨文、电报等类。大部分档案是中文，其余为德文。内容涉及中奥互设使领馆、交聘礼仪、通商贸易、开办路矿、合办银行、军火交易、租界交涉、文化交流等，凡两国交往中的一些重要事件都有详细记载，是晚清外务部与奥地利（奥匈帝国）政府及驻华机构外交活动的真实记录，为我们研究清末中奥关系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

又如华侨历史不仅涉及华侨本身，还牵涉与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档案史料汇编》（共11辑，中华书局1984—1985年版），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华工史料汇编。《汇编》从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招工类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军机处、宫中及外务部的档案，以及上海海关所藏的海关档案中，选辑有关清代华工的档案1054件，并选录了部分私家著述，根据国别和地区，分列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涉及美、英、法、秘鲁、古巴、巴西等国。其内容包括19世纪中叶清代华工出洋的背景和原因，华工对英、美、法等国及殖民地早期经济发展的贡献和牺牲，清王朝对华工出国政策的演变，华工与其所在国及对祖国的贡献，等等。耿素丽、张军选编的《民国华侨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收入1913—1949年出版的有关华侨问题的文献49种，对研究民国华侨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翻译的《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韩振华主编的《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天津市档案馆等编辑的《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也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史料。

第十节 教育史、科技史资料的编纂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科技的重视，近代教育发展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整理出版了一批相关资料。

1.教育史资料

近代教育史资料的编辑出版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是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教育发展的史料为主，相继出版了陈元晖编辑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辽宁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辑的《东北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江西省教育学会编辑的《苏区教育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辑的《川陕苏区教育史文献资料选编》（1985年，内部印行），山东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辑的《山东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汇编》（1985年，内部印行）。同时为了教学的需要，出版了陈学恂编辑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李桂林编辑的《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80年代中后期后，随着思想的进一步开放及学术研究向多元化转向，资料类别逐渐丰富，除相继出版了综合性的专题资料外，还出版了反映地区教育、殖民地教育、少数民族教育、教会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教育专题的资料。主要有河南省教育志编辑室编辑的《河南教育资料汇编》（1984年，内部印行）、吴惠龄等编辑的《北京高等教育史料》（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谢岚等编辑的《黑龙江省教育史资料选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李楚材编辑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武强主编的《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学前教育史组编辑的《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顾定倩编辑的《中国特殊教育史资料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友芝编辑《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史资料》（1983年，内部印行）、燕国材等编辑《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编辑的《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陈谷嘉编辑的《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德尔基彭错等编辑的《中国南方回族文化教育资料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这一时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系统编辑出版的有关教育史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些资料主要反映近代各地区教育发展的历史，因是当事人亲历、亲闻，较为真实和生动，不仅弥补了档案资料的不足，也细化了教育史研究。这些资料主要有政协广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黄玉生编辑的《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秦一心编辑的《20世纪济南文史资料文库：教育卷》（黄河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

除专题资料外，综合性的资料虽然在数量上不多，但都极具分量。一是由陈元晖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1995年版）；二是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教育卷”。这两套资料相互补充，又各有特点，前者涵盖整个近代，所收资料类别丰富；后者着重于民国时期，资料均来源于馆藏民国政府的机关档案。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选辑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重要教育史料，按照“专题为纲，年代为目”的原则，分别编辑为鸦片战争时期教育、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戊戌变法时期教育、学制演变、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实业和师范教育、教育行政机构与教育团体、教育思想、留学教育共10卷，近千万字，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综合性教育资料汇编。该书在编撰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体例设计较为合理。鉴于中国近代学制公布于1902年，为了充分反映1902年以前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轨迹及变革过程，1902年前按照时间编排，分为鸦片战争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1902年后按照专题编排，既反映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特点，又涵盖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各个方面。二是资料全面。汇编除搜集清朝学部、民国教育部、各学校教育档案和史料外，并广泛收集教育家的文集、日记、年谱和教育杂志上有价值的史料，包括教育诏谕、奏议、法令、规程以及有关教育设施、教育实践方面的资料，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发展的主要线索和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潮流，以及中国近代教育演变的历程。三是因该资料编辑的目的之一，是给教育系学生作为学习中国近代教育史课程的参考资料，故编者有目的地选辑了部分历史背景资料，便于读者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中探寻近代教育发展的轨迹。该套史料的选择整理编辑都呈现较高的学术水准，出版后广受读者好评，故2007年又补充修订再版。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教育卷”，包括北洋政府时期1册、南京民国政府时期2册，虽然篇幅不大，但按照机构演变、学制发展、教学内容等编排，主要反映国民政府官方主管机构的变迁、相关法律内容及教育机构的演变等内容，包括教育宗旨、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与大学区的设立及裁撤、教育部组织设置、教育法令、教科图书编审，以及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概况，涉及的面较广，所选档案均来自国民政府各教育机构。唯不足的是，因所编资料主要来源于馆藏档案，尚不能全面反映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面貌。

这两套资料因涵盖时段长，资料相互补充，成为研究近代教育发展史最基础的史料。

杨学为主编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档案馆等多家学术机构和档案机构共同编辑，全书共9 卷，收录了从先秦至20世纪末中国考试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史料，其中第6、7卷分别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考试资料。

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民国历史文献丛编》，出版有《民国教育公报汇编》（共208册，2009年版）和王燕来编辑的《民国教育汇编统计资料》（30册，2010年版），前者较为全面地收录了民国时期教育部、大学部及各省（市）教育厅所编的各种教育公报，后者收录民国时期全国性与地方性的教育统计资料74种，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是两部民国时期教育文献汇编。

高等教育院校，特别是那些历史较悠久的名校校史研究是教育史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撰写校史成为教育史的一个热点，许多大学也编辑出版了校史资料。北京育才学校校史办公室编的《从延安到北京：北京育才学校史资料选（1937—1983）》（1983年，内部印行），西安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编辑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文俊等选编的《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的《抗大四分校校史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辑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合编的《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杨家润主编的《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湖南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的《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等。

这些校史资料，内容丰富，包含各校的教育方针，办学思想，各种规章制度，各院系设置与课程，学生名录，学校的经费、图书、建设以及校址变迁、师生的爱国运动等情况，有的还有珍贵的历史照片，但均分藏于各校档案馆，长期无人关注，因校史的编纂得以整理出版，为研究中国学校发展史提供了史料基础，极大地促进了校史研究的发展。

2.科技史资料

改革开放后，科技史资料的成果，首先体现在对科学家文集、日记等资料的搜集整理上，先后出版了《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李四光全集》（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001年，中国科学院又启动了对《竺可桢全集》的编辑工作，2004年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分卷出版，至2012年共出版了22 卷，包括文稿、信函、日记等，全部工作将在2014年完成。全集内容丰富，除气象、地理外，还包括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诗词歌赋、博物杂俎等；涉及人物众多，除科学家外，还涉及政治人物，毛泽东、蒋经国、陈毅、陈寅恪、顾准、钱钟书、黄万里等，不仅是研究科学史，也是研究政治史、文化史的重要史料。

其次，文献史料的编辑。主要有王扬宗编辑的《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文献与史料选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从1849—1916年间有关清末民初科学文献中，编选若干重要资料，按照文献类别，分为译著；译著序跋、凡例；论说；人物、机构、纪事、诗歌；书目、提要、读书指南等内容，其中包括《天文论略》《格物穷理问答》《博物新编》《物竞篇》《天择篇》《日本调查算学记》《益智书会书目》《初学读书要略》《东西学书录》和120余篇译著序跋、例言等，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校勘、标点和整理，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科学史，并且是研究文化交流史、翻译史、思想史等重要的参考资料。

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辑的《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分为陶瓷、琉璃、紫砂、农业机械等内容。吕振涛、刘国华主编的《伪满科技史料辑览》（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主要收录日本侵略东北时期殖民地的科技发展史料。而韩健平编辑的《日伪时期的殖民地科研机构：历史与文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则重点介绍了日本侵华时期殖民地科研机构演进的历史，这些机构所形成的文献及其在战后的接收及调拨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辑的《抗战时期西南的科技》（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李师程等编辑的《云南文史集粹（七）教育科技》（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揭示了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武衡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中国学术出版社1989年版），是第一部关于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科技发展史的专题资料。

最后，专业刊物的创刊。1980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所主办的《中国科技史料》（季刊）创刊，由邓小平题写刊名，2005年更名为《中国科技史杂志》。这是目前中国唯一系统汇集发表中国科技史料的学术性期刊，以搜集、抢救整理各历史时期科技史料为主要目标。自创刊以来，该刊发表了大量的中国近现代，尤其是近100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及其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史料，总字数达上千万字，成为研究近代科技史发展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促进近代科学史研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十一节 社会史、文化史及思想史资料的编纂

改革开放后，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异军突起，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相应也带动了相关资料的整理出版，并在史料出版形式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社会史、文化史资料方面，主要以地区为主，反映地区社会文化为特征；思想史资料则主要集中于思想家的文集，或某一思想的专题资料，以反映其发展源流或思想特征。

1.社会史、文化史资料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史学观念发生变化，社会史、文化史逐步兴起，成为新的学术亮点。为了促进社会史、文化史的发展，学术界开始有意识地编辑社会史、文化史资料，其内容包括社会习俗、宗教、礼仪、饮食、服饰、医疗卫生，并进一步扩展到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人口、自然灾害等方面。

地方志、地方史资料中包含大量的地方社会文化史的内容。丁世良、赵放编辑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分为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六卷，从数千种地方志中辑录了有关民俗记载的材料，分为礼仪民俗、岁时民俗、生活民俗、民间文艺、民间语言、信仰民俗、其他七大类，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民俗资料汇编。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档案（东北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影印版），共27册，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反映东北地区社会文化史的档案资料汇编。该书选辑馆藏的历史档案（包括汉文和满文）和满铁档案以及照片等，分为民俗和文物古迹两部分内容。民俗部分包括：祭祀，宫廷礼仪服饰，地方礼俗民风，碑铭，民俗调查、旗人生活，祭典、祭礼，旌表、封典、褒扬等。文物古迹部分包括：清朝盛京皇宫、寺庙、陵墓，及其他有关古迹建筑、寺庙的维修、管理、保护等。此外，上海文化馆等编辑的《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北京市档案馆编辑的《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遵义市文化局史志编写组编辑的《遵义文化史专题史料汇编》（1990年，内部印行），天津市文化局文化史志编修委员会编辑的《天津文化史料》（1990—1993年，内部印行），宋荣汉主编的《江山革命文化史料汇编：1919—1949》（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绍兴市文化局等编辑的《绍兴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该书编辑组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辑的《湘鄂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1996年，内部印行），史若民、牛白琳编著的《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白尔恒、（法）吕敏等编著的《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编辑的《闽南文化资料丛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都是研究地方社会史、文化史的重要史料。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如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社会法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版），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的《江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文化卷、社会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收录了反映地区社会文化的“三亲”史料。

在上述资料中，较具有学术特色的是《陕山地区水利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这是一部中法两国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通力合作、具有国际前沿研究性质的水利社会史的调查资料集。全书共分四集，分别为《沟洫佚闻杂录》《尧山圣母庙与神社》《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该资料集采用田野调查方法，搜集编辑了未见于文献记载而散佚民间的陕西、山西地区重要水利及民俗历史资料，如水册、碑刻、传说等，涉及史学、金石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地理学、水利学等多种学科，对于了解和研究山陕地区基层村社管理水资源的稳定传承和社会变迁的状况，如区域民众的用水观念、水资源的分配、共用相关的集体行为、作为不灌溉组织的村社组织等，弥足珍贵。

刘子扬、张莉的《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线装书局2006年版），是一部集研究与档案资料于一体的专题性著作。该书第二部分辑录了清代的题本、奏折、谕旨、实录中有关清廷查办秘密社会的档案，可作为研究清代秘密社会的资料参考。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民国帮会要录》（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主要收录了青洪帮的组织活动资料，兼收一些会党的活动资料。

民国时期有关社会史方面的著述较为丰富，特别是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进行的各项社会调查资料达数千种。这些调查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参加调查的包括学术团体、科研机构、学校及个人等，调查领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阶层、灾害与环境、文教、卫生、交通、婚姻家庭、宗教、人口等内容，因而保存了民国时期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这些资料长期散佚各处，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由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主编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从1920—1949年的调查文献中精选193种汇编成册，按其调查内容分为10卷，分别为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宗教民俗、底边社会、城市劳工生活、乡村社会、人口、文教事业及少数民族等。2009年又出版“二编”，类别有所增加，分为乡村社会、乡村经济、城市（劳工）生活、近代工业卷、文教事业、法政卷、宗教民俗卷、少数民族、人口、社会组织、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华侨等卷。该《丛编》系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有关民国社会调查史料汇集。资料来源既有当时印行的书籍，亦有散藏于各类报刊的文章，还有部分为迄今尚未公开出版过的手稿和油印本，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教、卫生、婚姻家庭、宗教民俗、少数民族、人口、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编者的初衷，是要秉承20世纪50年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宗旨和方法，为学界提供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社会史资料，入选的资料均经认真甄别和考订，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丛编》的编辑出版，不仅极大地方便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也被视为研究民国历史的必备资料，为学界广泛利用。

继《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之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也编辑出版了《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民国调查报告丛刊》（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将社会调查资料的范围扩大到清代。全书辑录调查文献80 种，既有社会调查，又有专项调查。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出版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收录南京图书馆所藏1931—193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生对江、浙、沪、鲁、鄂、皖等地部分市县的实习调查报告470 余册，反映了抗战爆发前上述区域的社会经济情况。另外，采用影印方式出版的大型民国文献丛书、丛刊，如周谷城主编的《民国丛书》（上海书店1996年版）、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旧上海史料汇编》（1998年版），熊月之主编的《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也收录了大量的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史的文献，可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互为补充。

社会救济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较为分散。由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14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汇编影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及其下属各厅1945—1947年的工作计划、报告，并收录了冀热平津、鲁青、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上海、广西、台湾各地分署，青岛、汉口、九龙等物资储运局，昆明等难民输送站的章则辑要、工作报告、统计资料，共计80余种，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战后社会救济的基本情况和具体过程。

近代社会史资料整理出版方面成就较大，且最具有学术意义的是有关灾害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因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口损失，并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创伤，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减轻灾害损失，急需搜集整理相关资料作为参考。197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地震局、中国科学院发起，报经国务院批准，组织全国地震、历史、地理、考古、文物、天文等方面的学者近千人，组成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在20世纪50年代编辑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资料，修订扩充，编撰出版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地震资料的整理。《汇编》由谢毓寿、蔡美彪、王会安主编，自1983年起陆续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资料汇编按年代共分5卷，收集了中国自远古至1980年的历史地震资料。所收资料极为广泛，除历代正史、实录外，还包括档案文献、时人著述、文集、碑刻、家谱、地方志、笔记、中外报刊及实地调查报告等资料，并对中国边远地区如西藏、台湾、南海诸岛的资料也做了搜集、整理，仅西藏地区就从档案、藏文经书、史籍和传记等资料中，整理出各类地震史料800 余件，约60万字，填补了中国地震资料的空白。其编辑方法是，对于所收文献资料，均“保持原貌，依据年月顺序编排，不作地震学的分析和综合，以便研究者可以直接利用原始资料，依据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判断”。同时对引用的文献资料认真进行考释，特别是对各类史料中记载的地震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汇编》是改革开放初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意见和现实意义，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有学者认为，汇编“是研究我国地震的重要文献，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是为地震学研究作出的一个重要的新贡献”[※注]。也有学者认为：“这部史料，不仅是地震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包含了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的诸多研究成果，从而提高了资料的可靠性和精确性。这部《汇编》无疑是研究我国地震、抗震的珍贵资料，同时对研究我国历史、地理、文化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为研究我国科学发展史提供了一个领域的系统材料。”[※注]

在编辑《汇编》的同时，由各省市地震局组织，对于《汇编》未能尽收的资料，以编辑各地区地震史料汇编的形式予以收录，以弥补《汇编》的遗漏。各地先后出版了《北京地区地震史料选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76年编印）、《河南地震历史资料》（河南省地震局、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湖南省地震史料汇编》（湖南省地震史料组编，湖南省地震局1980年内部印行）、《江苏地震历史资料汇编》（江苏省地震局、江苏省地震史料工作小组编，江苏省地震局1980内部印行）、《安徽地震史料辑注：公元前179年—公元1949年》（安徽省地震局主编，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西藏地震史料汇编》（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等编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清代台湾自然灾害史料新编》（徐泓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相对于地震灾害，旱涝灾害是中国历史上更为常见的自然灾害。历代政府及民间记载灾荒情况及抗灾赈济的各种档案及文献极为丰富。1975年，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编印了《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联合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20世纪50年代搜集的资料基础上，开始编辑《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从1981年起，该套丛书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包括《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1981年版）、《清代珠江韩江洪涝档案史料》（1988年版）、《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1988年版）、《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1991年版）、《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1993年版）、《清代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洪涝档案史料》、《清代浙闽台地区诸流域洪涝档案史料》（1998年版）。此外，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辑了《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骆承政、乐嘉祥主编了《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中国书店1996年版）。有关气候灾害史料或综合性的地区灾害史料也有面世。

上述灾害史史料，主要还是从防灾、抗灾的现实需要出发，大都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完成，关注的重点在灾害发生的成因、规模和频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社会文化史领域的学者们开始关注自然灾害史，特别是灾害的社会影响及社会的应对，并从学术研究的目的出发搜集、编撰资料，从而出版了一批具有社会史意义的灾害史资料汇编。其形式主要有：一是从历代官私档案和文献中辑录相关资料，分类编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编辑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李文海主编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其《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993年版）。《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其《续编》，从大量的官方档案、文书、文集、笔记、书信、日记、地方志、碑文以及报纸杂志中，辑录了百万字的资料，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1840—1949年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状况，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在灾害史资料编撰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二是从历代地方志和官私文献中辑录有关灾异的记述以及与灾情、救灾相关的文献，汇编影印，主要有李文海、夏明方主编的《中国荒政书集成》（12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来新夏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90 册，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贾贵荣、骈宇骞选编的《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3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2012年版），赵连赏、翟清福主编的《中国历代荒政史料》（50册，京华出版社2010年版）。三是影印出版民国时期有关救灾赈济的文献，主要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民国赈灾史料初编》（6册，2008年版）及《民国赈灾史料续编》（15册，2009年版）。这两部史料，汇编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及各省市政府的赈灾文献数十种，便于读者利用。

有关自然灾害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不仅是改革开放后史料学新领域的拓展，也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近代灾荒史研究。

相对于灾荒史资料，人口史资料的整理略为薄弱，这也许与人口统计历来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有关。这一时期，主要整理影印出版了清末和民国年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数次人口统计资料。如国家图书馆编辑出版的《民国人口户籍史料汇编》（2009年版），主要收录了国家图书馆及部分省市图书馆馆藏的民国时期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部分户口统计、法律法规、户口管理等资料，包括部分民国年间有关人口史研究的著作。姜涛为《汇编》所写的“序言”，详细解读了所收文献的史料价值及存在的问题，是一篇很有分量的史料学著述。全国图书馆缩微中心编印的《近代中国人口史料汇览》（2009年版），收录了近代以来有关人口理论方面的著述、全国和部分省市人口分布及人口统计资料、部分省市的出生和死亡的调查资料。不过，上述两部资料集，所收资料并不完整，有的年份或省市的统计资料缺失较多。此外，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编辑有《近代云南人口史料》（1987年，内部印行）

在文化史资料方面，主要出版了有关新闻、出版业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有：谷长岭等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周保昌编著的《东北解放区出版发行工作的回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辑部编辑的《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刘哲民等编的《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各地编辑的出版资料，如天津市新闻出版管理局编辑的《天津出版史料》，《山东出版志》编纂组编纂的《山东出版志资料》，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编辑的《湖南出版史料》，等等。

2.思想史资料

改革开放前，有关近代思想史的资料只有零星的几部，且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辑的《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的《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张枬、王忍之编辑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60年版）。

改革开放后，整理出版的有关思想史方面的资料较为丰富，除个人文集、日记、回忆录等资料外，还编辑出版了综合性的资料，以及专题资料。在综合性的资料方面，较早的主要有钟离蒙、杨凤麟等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1981—1982年，内部印行），蔡尚思等编辑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版），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编辑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著选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高军、李慎兆、严怀德、王桧林等编辑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6年版）。其中《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共5 册，主要收录1915—1949年近代政治人物、学术人物有关思想文化方面的著述，包括宣言、序言、发刊词等。1990年后，有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2000年版），共20册，主要收录近代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冯桂芬、马建忠、何启、胡礼垣、薛福成、郑观应、陈天华、邹容等人的文集，以及时论选编。此外还出版了张勇、蔡乐苏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陆学艺、王处辉主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6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创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得以继续出版，整理出版了中国近代多位思想家的文集。

在专题资料方面，有林代昭、潘国华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刘健清编辑的《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内部印行），葛懋春等选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选编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987年，内部印行），黄克剑、吴小龙编纂的《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家学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方克立主编的《现代新儒学论著辑要丛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996年版），丁守和主编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在资料的选取及编辑形式上较有特色。该套资料上起1840年，下迄1949年，按时间顺序分为三卷，根据每一阶段启蒙思潮的特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献编辑而成。每一卷又按照专题划分，如上卷1864—1915年，选取有关启蒙思潮的重要文献100 篇，侧重于对西学的介绍，反映倡言改革，呼吁启蒙民智，塑造“新民”，以图国家之富强；中卷1916—1923年，选取五四时期的文献127篇，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主要反映五四启蒙思想之遗产；下卷1924—1929年，选取人权运动、新启蒙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等文章130篇，反映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纷争，重点是中国共产党在启蒙思想方面的观点。每卷开篇有该卷编者撰写的前言；每个专题之前有介绍本专题的说明文字，实质上是编者对近代启蒙思潮的研究心得。该资料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基本囊括了近代启蒙思潮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文献。

除综合性及专题资料外，近代思想家的文集，也以丛书、丛编的形式大量汇集出版，如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批共35 卷，收录44 位近代学人的文集，包括陈寅恪卷、章太炎卷、熊十力卷、廖平·蒙文通卷、太虚卷、唐君毅卷、萧公权卷、钱宾四卷、汤用彤卷、梁漱溟卷、胡适卷等等。此外，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思想史类》（1996年版）、王元化主编的《近人学术述林》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戴逸主编的《20世纪中华学案》（北京图书馆1999年版），均分别收录了近代著名思想家有代表性的文集。

这些丛书、丛编为学者了解和研究近代学术思潮无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出版的现象。这一时期有关思想史的资料仍然偏重于个人文集，综合性的、系统的资料仍然缺乏。

第十二节 方志、边疆史、民族史等地方史资料的编纂

在重视史学传统的中国历史上，留存下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及历史资料，除中央级档案馆和国家级图书馆、博物馆有部分收藏外，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博物馆均保存了大量的有特色的地方历史文献，其数量不计其数。这些资料，馆藏较为分散，长期以来未得到系统整理，其史料价值也没有得到发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区域史研究的展开，地方文献资料得到极大的发掘和整理。这一时期，地方史资料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规模新修地方志和整理旧地方志；二是以行政区划或自然形成的地区概念为范围，收集整理反映这一地区历史的文献资料；[※注] 三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边疆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边疆史地研究逐渐被重视，并发展成为一门新的综合性的学科，从而带动和促进了有关边疆及少数民族历史资料的系统整理，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编修新志与整理旧志

地方志或方志，是记述地方自然形态、建制沿革、政治经济、军事战争、民风民俗、文化教育、自然灾害多方面历史信息的文献宝库。由于地方志具有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等特点，对于了解各地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俗民情、农业生产、自然灾害、社会习俗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历来是地方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中国历来重视地方志的纂修工作，保留下来的地方史志资料也极为丰富，而且种类繁多，有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卫所志以及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或行业志、企业志、部门志等各种专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仅保存至今的宋至民国时期的方志就有8264种，11万余卷，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实际数字尚不止于此。这些方志文献，分藏于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及研究机构，还有相当一部分流落海外。

1957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把编写新的地方志列为《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草案）》的12个重点项目之一。次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地方志小组，全国修志工作逐步展开，后因“文革”爆发，修志工作被迫中断。“文革”结束后，修志工作再次提到议事日程。1980年2月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80）16 号文件号召“全国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4月8日，胡乔木在全国史学会代表大会提出，“地方志的资料要收集、保存、研究”。次年2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山西太原成立，开始筹备整理旧志与编纂新方志的工作。1983年1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恢复，负责领导全国的修志工作，各地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方志办”）纷纷成立，正式开始了大规模的新修志书的工作。30多年来，新修志书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据统计，“在首轮新方志编修过程中，全国共出版三级志书约6000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万部，山水名胜古迹志约400余部，地情书约7000部。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启动的二轮修志中，也有700余部三级志书出版面市”。此外，“全国地方志工作系统编纂的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已多达1500余种”。[※注]

整理旧志是各地方志机构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在编纂新志的同时，各地修志机构还开展了历代旧志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旧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所编纂的地方志书。早在1979年，就有学者建议编辑一部《中国地方志集成》，从今存的1万多种方志中，从每种方志中平均选择1万多字、图五幅、表三件，共选1 亿多字，5万多幅图，3万多件表，编为1万卷的大类书。[※注]

从1991年起，《中国地方志集成》就以省为单位分辑，择优选择资料性强、内容最丰富的志书逐年推出。至2006年，连续不间断地出版了25个省的《府县志辑》和一个《乡镇志专辑》。其收标准，以实用价值高为原则，主要选择记事涵盖时间较长，收录资料较多的志书。在一地多志时，一般选取最后一次修的志书。共选择了3000余种方志，总共11万卷，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文献。该书仍是目前收录方志最多的综合性的志书集成。1991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巴蜀书社三家出版单位在全国各大图书馆的协助和支持下，启动了影印出版1949年以前各类旧志的项目。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自2005年始，策划编辑出版《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图书系列，2006年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该丛刊以馆藏为单位，2006—2012年，分别影印出版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上海图书馆藏孤本方志丛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丛刊共收录了各自馆藏中最为珍贵的志书750 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珍稀版本。比如上海图书馆藏有民国前出版的各地的方志逾6000 种，90000 余册，藏量仅次于国家图书馆，居全国第二位。《上海图书馆藏孤本方志丛刊》从馆藏中收录了稀见方志246种，其中孤本方志计104种，同时选录了国内收藏单位在3家以内的稀见方志计142种，是这套丛刊中收录孤本方志最多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是这套丛刊中规模最大的一种。该书从北京大学所藏6700 余种地方志中精选出28个省区市的274种稀见方志，其中孤本、稿本92种。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志集成》（2002—2005年版），按照地区和专题划分为《内蒙古史志》《新疆史志》《西藏史志》《东北史志》《海疆史志》等，主要选择清朝至民国时期相关方志编辑而成。这些志书可以与该中心出版的《中国西北稀见方志》（1994年版）及《续集》（1997年版）互为补充。

此外，中国书店出版的《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1992年版），收录方志167种；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稀见地方史料集成》（2009年版）也收录了116种志书。

在旧志的整理出版工作中，除综合性的志书外，专志的整理出版也是重要的方面。专志的编辑相对难度较高，但按照专题或类别编辑，对于相关研究和利用则较为方便。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较早的一部经济史料专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着手编辑《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徐蜀、张志清主编），从6000 多种方志中选辑各类人物传记，如名宦、仕籍、孝友、列女、耆旧、方技等，以及与人物有关的各类表志和艺文志，金石志中的墓志、碑记、传诔等人物资料，按行政区汇编为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六大卷。书中所收人物远及上古，下迄民国。至2007年底，共出版了四卷，即《东北卷》（12 册，2001年版）、《西北卷》（20 册，2001年版）、《华北卷》（66 册，2002年版）、《华东卷》（255册，2007、2012年版），是迄今为止搜集资料较为全面丰富的大型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每卷附有“人物姓名笔画索引”，统一编排，单行一册，方便对人物传记资料的检索查询。此外，该社策划的《地方专志丛刊》，目前已经出版了《地方经籍志丛刊》，收录经籍志51 种（2008年版）；《地方金石志汇编》，收录金石志130余种（2010年版）。近年该社又推出了《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目前已经出版了第一编（2010年版）。

由来新夏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集》（学苑出版社版2009、2012年版），博采民国前及民国时期近3000 种地方志按《建置沿革志》《灾异志》《金石志》，分类汇编而成，是一部大型专业性方志资料专集。为方便读者，书后附有“今旧地名对照表”及分编索引。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首次汇集出版的《中国名山志》和《中国书院志》（2004年版）是两部较有特色的专志。《中国名山志》收录了《华山志》《泰山志》《九华山志》《武夷山志》《普陀山志》《五台山志》《黄山志》等十余种志书。这些志书记录反映了该地区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既有山图形胜，又有艺文诗赋，是一部全面记录我国历史名山极有史料价值的文献。《中国书院志》收录了《岳麓书院志》《白鹿书院志》《嵩阳书院志》《东林书院》《文正书院志》《南溪书院志》《云门书院志》《虞山书院志》等志书，首次将我国的书院文献汇聚成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及中国教育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中国方志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流散在海外，为日本、美国等国图书馆所收藏，有些国内仅存其目。国家图书馆通过国际交换等各种渠道，广泛查寻、搜集流散于海外的方志，并制成缩微胶卷。2001—2003年，又选取其中现为日本所藏、国内罕见的地方志百余种，先后编成《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及《续编》影印出版。这些方志，不仅在国内均为稀见，而且有一些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还不见著录，填补了国内志书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旧志资料的选辑汇编并非易事，因此在出版的地方志书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的编辑体例混乱。如《中国地方志集成》中，目录上给人府县是隶属关系的印象，但实际并非如此，容易给读者造成混乱；由于清代和民国的行政区划变更频繁，使得各府州县的名称和归属也比较繁复，而所选方志不仅有清代的，还有民国时期的，编辑中缺乏必要说明，使人们往往对其归属和源流产生误解；一些山水志、补遗志等等的出现往往给人造成错觉，误认为它们也是州县所属。[※注] 二是缺乏必要的检索工具和参考用书。由于志书数量庞大，翻检不易，在大规模修志的基础上，需要编撰方志目录、方志提要、方志索引和地方志分类资料等，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开展二次文献的工作”，编撰检索工具和参考用书。[※注]

2.以特定地区为主题的文献资料整理

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区域史或地域史研究的兴起，以一定的地域为范围，收集整理地方文献成为史料学中的一个热点，各出版机构纷纷推出以地区冠名的文献资料，如“西北文献”“西南文献”“东北文献”“华北文献”“湖湘文库”“金陵全书”资料系列。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策划的“文献丛书”系列，根据中国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概念性区域，分为西北、西南、华北、东北、华东、中南等大区，会同全国典藏、教学和科研机构，分别收集整理各地区历史文献资料，从1990年起，先后影印出版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中国华北文献丛书》（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华东文献丛书》（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东北文献丛书》（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中南文献丛书》（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每一丛书下根据史料类别分为稀见方志文献、稀见丛书文献、史地文献、民俗文献、少数民族文献、文学、考古、特色文献等八辑专题，分别收集编选20世纪中叶前该地区的文字资料、拓片资料和图片资料，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上述地区历史文献的遗存状况和主体内容。丛书收录内容广泛，并具有地方特色。比如各丛书的第八辑，均根据各地区的特点，分别选录这一地区较有特色的文献资料。《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收录敦煌文献，《中国华北文献丛书》收录晋商文献，《中国华东文献丛书》收录妈祖文献，《中国西南文献丛书》则收录西南石窟资料。在收录的文献中，相当部分是珍稀文献。比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共收录汉、蒙、藏、维等多种民族文字的各类历史文献560余种，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有关西北地区的文献总汇。《中国华北文献丛书》共计收录历代稀有文献450余种，其中首次公布的发掘性文献90余种、明清珍善刻本300余种，还有大量极为珍贵的首次面世的满族、回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中国华东文献丛书》共收录历代稀有文献700余种，其中第一次公布的稿本、清稿本近百种，明清珍善刻本500余种。

由湖南省编辑推出的《湖湘文库》，是一规模巨大且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点的文献资料整理工程。2006年8月正式启动，至2012年完成。该出版工程以整理出版湖湘文献为主，对湖湘人物、湖湘历史、湖湘风物等进行广泛发掘、深入研究，以供人们全面了解湖湘文化、深入认识湖南为目的。《湖湘文库》由甲、乙两编构成，甲编445册，为湖湘文献，以时间为序，分为上古至唐代、宋元明、清代和民国时期四个时段，以图书典籍为主，包含图书典籍和古旧报刊两个部分，主要收录前人著述，即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编撰的作品。

这套丛书，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特色。比如，湘籍人士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文库对这些人物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发掘，重新整理出版了《曾国藩全集》《郭嵩焘全集》《黄兴集》《杨度集》《蔡锷集》《陈天华集》《谭人凤集》等。湖南也是具有民族特色和民俗文化发达的地区，《文库》出版的民俗风物和民间文化文献，如《湖南民间歌曲集成》《湖湘印染》《湖湘木刻版画》《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等凸显了湖湘文化的特色。其次，在文献的编辑上，该文库严格按照史料整理的规范操作。在当前影印成风的出版形势下，文库不盲目追求影印，而是以点校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对每种文献，均撰写前言一篇，除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外，对其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都进行了说明。文库收入的部分文献，之前已有印本，此次又进行了认真的校订和补充，如《曾国藩全集》，补充收录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集作者的文稿书信；《郭嵩焘全集》除据云南省图书馆藏的郭嵩焘档案进行了重新校补外，并补充收录了英国外交部档案馆藏的郭嵩焘亲笔写的外交公文；而《章士钊诗词集》收集到的章士钊诗词为原来版本的10倍多。这些工作，使《湖湘文库》成为一部难得的精品。

继湖南之后，南京市政府2009年也启动了《金陵全书》编纂出版工程，拟全面整理、南京地方文献，编辑出版一套规模空前的南京综合性地方文献丛书。丛书共分方志、史料、档案三编，约400册，总文字量达4亿以上，目前已经出版了13个系列，约150册文献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地方史的研究，各地学术机构还从古籍中辑录或整理出版了一些综合记录地方社会的史料集，如新疆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1978—1979年，内部印行），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清实录山东史料》（齐鲁书社1984年版），王刚编《大清历朝实录四川史料》（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料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薛云等编《吉林省档案馆藏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1987、2009年版），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四川大学历史系等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等。特别是《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的编辑出版，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清代地方基层政权资料的匮乏，对于地方史乃至近代史研究都极具史料价值。

还有一些地区史料专辑，如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上海市文史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的《上海地方史资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天津历史资料》，湖南省文献委员会编辑的《湖南文献汇编》等，可以作为相应地区史研究的参考。其中《上海档案史料丛编》较有特色，其编辑的内容涉及上海历史的方方面面，突出体现了上海地方史的特色，如《清代上海房地契档案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旧中国的股份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近代广告业档案史料》（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厨味精厂卷》（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颜惠庆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地方史资料的面世，极大促进了地方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上海租界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上海城市史特别是租界史研究具有多重学术价值与意义。由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翻译的大型租界档案史料《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共28册，中英文对照，中文译文达700 多万字，收录了1854—1943年租界工部局历届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反映了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关政治、经济、市政、文化等事务讨论和决策的全过程，为迄今为止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有关上海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不仅是近代上海城市史、租界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研究极有价值的原始史料。全书未采取影印的捷径，而采取中英文对照的方式，不仅保留了资料的原貌和完整，也为使用者提供了便利，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有相当分量的史料集。

3.台湾史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台湾历史研究也成为大陆史学界的新领域。但由于台海相隔几十年，特别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有关台湾历史的文献资料散落各处，给台湾历史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搜寻发掘史料成为这一时期史料学的重要工作。经过各方数十年的努力，台湾历史文献资料的发掘和出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大陆方面对台湾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学者努力，先后出版了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辑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福建师范大学郑成功史料编辑组编选的《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辑的《清代台湾农民起义史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选的《郑成功档案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厦门市郑成功研究会、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整理的《郑成功族谱三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福建省档案馆等编辑的《闽台关系档案资料》（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编辑的《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辑的《台湾问题重要文献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湄洲妈祖庙董事会、湄洲妈祖文化研究中心、莆田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编辑的《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馆藏机构发掘整理的一些单篇专题资料，如叶志如选编的《蔡牵攻打大小担清军炮台史料》（《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张莉选编的《台湾朱一贵抗清史料》（上中下，《历史档案》1988年第2、3、4期）和《朱一贵余部抗清斗争史料》（《历史档案》1989年第4期），吕小鲜选编的《乾隆四十七年台湾漳泉民人械斗史料》（《历史档案》1996年第1 期），谢小华选编的《光绪年间台湾修建铁路史料》（《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等等，为大陆地区台湾历史研究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

从2000年起，台湾史资料的整理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从单本单册单篇转向规模较大的丛编、丛书的编辑出版。2004年，经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专家学者近10年的努力，由中国大陆整理编辑的首部大型台湾历史文献集《台湾文献汇刊》（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版）面世。全书分郑氏家族与清初南明相关史料、康熙统一台湾史料、闽台民间关系族谱、台湾舆地资料、台湾相关诗文、台湾事件史料、林尔嘉家族及民间文书资料7辑，共100册，收入有关台湾历史珍贵文献资料近200种，绝大多数是分藏于大陆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散落于民间的孤本、珍本、抄本，也有一部分是近年在中国台湾、日本等地新发现的珍贵文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汇刊》在编辑上重在拾遗补阙，避免与已刊资料重复，比如凡中国台湾出版的《台湾文献丛刊》（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1957—1972年台湾银行排印）已经收入的文献，除了少量有明显差异的原稿本、传抄本之外，基本上都不再编入。《汇刊》的问世，弥补了长期以来大陆方面有关台湾文献史料建设上的不足，为台湾问题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史料基础。

2005年，由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主持的“台湾文献史料出版工程”正式启动。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实施的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旨在全面、详细、系统地整理出版台湾文献史料，为台湾历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基础性的史料。该出版工程除已经出版的《台湾文献汇刊》外，根据资料来源，拟分别编辑出版《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和《海外遗存台湾文献选编》系列资料，共计500册，涵盖明清两代、民国时期约400年间有关台湾历史的官方档案、民间收藏及海外遗存等资料。目前前三种资料已经出版。《馆藏民国时期台湾档案汇编》，共300册，收录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时期台湾文献史料，包括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以及台湾人民的反抗、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台湾地区的接收、管理及经济、文化、教育重建工作等内容。《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明清档案出版项目。全书230册，辑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两朝台湾历史档案，总计16343件，按照编年体例编排，其中明代档案主要选自兵部题行稿，共25件；其余选自军机处上谕档、军机处“台湾档”、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清代档案。内容包括郑氏收复、康熙统一、乾隆平定、光绪设省等重大事件，还有官员任免、移民开发、海疆防务、甲午割让等诸多台湾大小政事。这些档案记载了明清中央政府管辖和治理台湾的真实情况，全面反映了台湾300多年来的历史变迁和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民间遗存台湾文献选编》共25 册，系统地整理了民间遗存的台湾文献史料，包括民间私家收藏的涉台契约文书、籍账、碑文及民间教科书、宗教礼仪等册籍内容。这套资料的出版，填补了台湾史研究中诸多史料方面的空白。

2009年，台湾大通书局、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影印出版了由台湾编辑的《台湾文献史料丛刊》。该丛刊收录了有关台湾的各种文献资料400余种，是成为迄今为止研究台湾历史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资料。

上述台湾文献资料的系统发掘和出版，为台湾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台湾史研究向深入发展，不但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边疆史地资料

改革开放后，边疆史地资料的编辑出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前面提及的方志外，档案、文献、日记、游记、调查报告等资料得到更深入发掘和整理，为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对于学科的建设和研究的推进都具有积极作用。

在专题档案方面，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八年至十五年）》（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联合翻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4年版），西藏档案馆编辑的《西藏历史档案汇萃》（中国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等资料。

在专题文献汇刊方面，有两部记录康藏历史的资料汇编值得关注。其一是任乃强编辑的《川边历史资料汇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1年，内部印行）。其二是由《汇编》未收入资料编辑而成的《川边历史资料丛书》（重庆出版社1982—1986年版）。该书仍由任乃强编辑，特别是收入记录清末藏北无人区历史地理概况的《艽野尘梦》。该书被任乃强称为“人奇，事奇，既奇且实，一切为康藏诸游记之最”。

在综合性的文献汇刊方面，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88—1992年版），包括综合卷和新疆卷、蒙古卷、滇贵卷等。

综合性的资料方面，主要有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编委会编辑的《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从2011年起，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分别出版），这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资料汇编。该文库在整合之前已经出版的有关边疆历史资料，并进一步发掘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编辑而成，分为《边疆民族研究资料》《边疆行政建制资料》《边疆界务资料》《边疆民族地区旧期刊资料》《边疆方志资料》《东北边疆史地文献》《北部边疆史地文献》《西北边疆史地文献》《西南边疆史地文献》《海疆史地文献》10个系列。每一系列下再按照地区分为若干专题。时间上起古代，下讫民国，但绝大多数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文献。与之前边疆史地资料注重局部地区或单一专题不同，该文库在基础重点文献与珍稀文献并重的前提下，注重系统发掘有关边疆史地的各类资料，包括各类体裁文献，如官方文件、档案史料、边事汇编、奏议、当事人文集日记、调查报告、地方志、报刊专论、研究报告等，力图为学者提供较为全面系统的基本资料。

或因为编者有贪大求全之心，因而该文库在资料收录以及编辑体例上不免产生一些问题。文库宗旨本为“补充前人遗漏”，但入选的一些文献在之前出版的资料集中早已收录，如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的《东三省经济调查录》，分别在《民国史料丛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已经收入；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已有收录；姚文栋《云南初勘缅界记》也收入《中国边境史料通编》（翟清福主编，蝠池书院2008年版）中，等等。另外在编辑体例也有不统一的地方，如“西南边疆”范围，文库确指为西藏、云南、广西三省区，但在“西南边疆文献”资料中却收录了西康省的资料。

国家图书馆对馆藏有关边疆事务的资料也进行了系统整理，凭借其丰富的馆藏，在《国家图书馆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出版）系列中，编录《清代新疆地区涉外档案汇编》（2008年版）、《清光绪经营新疆会议折奏》（2010年版），《清末边境界务档案》（2008年版），《西藏奏议川藏奏底合编》（2004年版），《游蜀疏稿》（2005年版）《新疆龙堆奏议》（2005年版），《伊犁将军马亮、广福奏稿》（2005年版），《散木居奏稿》（2004年版），《库伦奏议》（2004年版），《庆固奏稿》（2004年版），《伊犁文档汇钞》（2004年版），《清末边境界务档案》（2008年版）等档案文献资料。这套丛刊，因其独有的史料价值，一经出版，立刻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比如《西藏奏议川藏奏底合编》是反映清光绪朝处理有关西藏事务及藏区的实际状况的重要档案史料，《西藏奏议》收录了光绪二年正月至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清朝驻藏官员、西藏地方官员与清中央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书；《川藏奏底》则完整收录了光绪二十九年至光绪三十二年驻藏大臣有泰有关处理西藏事务的所有奏折，内容涉及藏兵抗英、藏区宗教事务、印藏边务用款以及差员补缺等方面。由于有关晚清时期清政府处理西藏事务的资料较为稀缺，这两部档案无疑是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有鉴于此，为了方便读者使用，吴彦勤对《西藏奏议川藏奏底》进行了点校，并于201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游蜀疏稿》是四川总督吴棠会同时任成都将军崇实、继任成都将军魁玉、四川提督胡中和等，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二年（1876）向清廷奏报关于治理四川，招降、镇压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处回、苗、汉等民族民众起义的奏折底稿，资料丰富翔实，可与其他资料互补。该书影印后，有学者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等档案对该书进行了认真校补，进一步提高了其史料价值。[※注] 该丛刊更多的是资料的汇集，起到了保存资料的作用，但也因编辑的学术目的不甚明确，影响了史料价值的发挥。

从2005年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推出了《历代边事资料辑刊》，收录历代边疆资料七种，内容涉及历代西北、东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的地理、政治、军事等方面，多为稀见史料，对于研究边疆史及民族关系史具有重要价值。

在地区性的资料方面，以《东北边疆档案选辑》规模最大。全书共151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共同整理、编辑，收录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黑龙江省档案馆所藏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的东北边疆档案资料。这些档案形成于东北各地方机构，始于清前期，止于20世纪30年代，时间跨度长达100 多年，资料涵盖面广，除汉文资料外，还有部分日文资料。

这一时期边疆史地资料的出版中，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资料特别值得关注。比如有关西藏历史的档案文献过去整理出版极少，而这一时期得到了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其中重要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编辑的《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金晖等编辑的《中国西藏社会历史资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1年版）等。由张羽新、张双志编纂的《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共30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收录有关西藏的官方文献、私家著述等各种史料120 余种，2500万字，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有关民国时期西藏历史的文献资料汇编。凡有关西藏的政府公文秘档、专家论著、社会调查、报刊资料等该书都收录其中，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机构、职官、民族宗教、文化教育、涉外事宜、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此外，还披露了一批鲜为人知的珍稀文献，例如，《藏文白话报》、前日本末次研究所《西藏问题》情报资料，以及一批重要著述的手稿或有名人题签的原刊本和孤本、秘本。该书收录的《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完整地保存了松潘等29 县的社会资料，极为珍贵。从2006年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对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民国时期有关西藏的档案资料进行系统整理，计划出版50册相关资料。201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1—10册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是这一项目阶段性的成果。这些档案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治藏方针政策、具体措施，以及中央政府关于西藏的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的处理情况；同时记载这一时期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藏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历史，可与其他资料互为补充。

此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马大正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清代蒙古史料合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清代蒙藏回部典汇》（吴燕绍纂，中华书局2005年影印版）、《清代川滇边务档案史料》（该书编辑组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王晓莉、仲益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也是这一时期出版的较为重要的边疆地区资料。

史料的发掘，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基础，大量史料的面世，使中国边疆史地学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

4.民族史资料

边疆史地资料中，实质上已经包含有丰富的民族史资料。改革开放后，作为专门的民族史资料首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问世。该资料系1956—1964年国家有关民族历史调查资料工作的集大成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相继组织16个调查组，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至1964年，调查任务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计2900 多万字；整理档案资料和文献摘录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注]“文革”开始后，此项工作陷于停顿。1979年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决定在之前调查工作的基础上，编辑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2005年，民族出版社又提出对该丛书重新修订补充再版。2009年修订后的“五种丛书”出版，共计401册，其中《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147册，全面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并补充了大量新的资料，涵盖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保留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对于促进民族史及民族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十三节 文集、日记、年谱、函札、笔记等个人资料的编纂

书分四部，经史子集。中国历来重视个人诗文的汇编和资料保存。所谓个人资料，包括历史人物的文集、别集、函札、日记、年谱、笔记等，以及围绕个人而形成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历史的诸多细节，也往往反映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一些重要人物，不仅经历的事情重大，而且与之交往应酬的也往往是政要名人，其日记、函电、文集、回忆录等资料内容已溢出私人空间，对于揭示历史的真相，厘清人物与史事之间的关系，把握其思想脉络和人际关系，细化相关研究，甚至纠正研究中的错误，均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历来受到重视，成果也颇为丰富。这些资料往往因持续时间长，涵盖内容广泛，无法简单将其归类于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一历史专题，故根据史料形式将其合并为一类叙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研究的深入与细化，文集、函札、日记、年谱、笔记等个人资料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并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具有学术价值的个人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出版成果显著，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远远超过了此前三十年的成果。这些资料还不断被补充修订完善，以求适应学术发展的需求。[※注]

2000年前，有关近代历史人物个人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还是依托国内的收藏。从2000年后，开始出现流散海外资料回归大陆的现象。另外，随着国内馆藏机构对档案的解禁和开放，历史上重要历史人物的函电、日记等陆续被发掘整理，结集出版。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相继推出的谢幼田整理的《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8册，2004年版），由陈红民辑注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15册，2006年版）、《谢持日记未刊稿》（6册，2007年版），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上海图书馆庋藏居正先生文献集录》（9册，2007年版），程焕文、张靖、周旖辑注的《邹鲁未刊稿》（2册，2008年版）。由于这些人物的特殊地位，其函电、日记等资料，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以下分别略加介绍。

1.文集

有关中共重要领导人或历史人物的文集继续受到国家和学界的重视，相继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早期文稿》 《毛泽东文集》 《朱德军事文选》《刘伯承军事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李大钊全集》《陈云文选》《陈云文集》《瞿秋白文集》等。这些文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大都从档案文献中选录，极为珍贵，成为新时期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比如《陈云文集》收入1935—1986年陈云的文章、手稿、讲话、谈话等388篇，共130万字。《刘伯承军事文选》收录1923年4月14日至1972年2月24日刘伯承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电报、命令、批示、信函、报告、谈话等文献394篇，共计约140万字。这些资料主要是依据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等单位保存的手稿、原抄件、油印件和当时出版的报纸杂志等历史文献资料整理选编的，弥足珍贵。

中华书局主持出版《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持续出版近代以来重要人物文集。1963—1965年曾经出版《林则徐集》，分为奏稿、公牍、日记卷。1976年编辑出版了《魏源集》《洪秀全选集》。改革开放后，这一工作继续进行，相继出版了重要人物的文集多种，如《章太炎政论选集》（1977年版）、《秋瑾集》（1979年版）、《朱执信集》（1979年版）、《唐才常集》（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1980年版）、《孙中山全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81—1986年版）、《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1981年版）、《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1981年版）、《宋教仁集》（陈旭麓主编，1981年版）、《黄兴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1981年版）、《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1981年版）、《廖仲恺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1983年版）、《王国维全集·书信》（吴泽主编，1984年版）、《邵力子文集》（傅学文编，1985年版）、《严复集》（王栻主编，1986年版）、《刘光第集》（《刘光第集》编辑组，1986年版）、《秦力山集》（彭国兴、刘晴波编，1987年版）、《蔡元培全集》（1988年版）、《饮冰室合集》（1989年版）、《文廷式集》（汪叔子编，1993年版）、《伍廷芳集》（1993年版）、《胡适学术文集》（1993年版）、《张荫桓集》（孔繁文、任青整理，2012年版）。1982年曾增补重印《魏源集》，2008年又重新进行编辑修订，出版了第三版。

除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外，“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也整理出版了许多晚清重要人物的文集资料。目前已经陆续完成出版的有《李鸿章全集》（顾廷龙、戴逸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张之洞全集》（赵德馨主编，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黄遵宪全集》（陈铮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陈宝箴集》（汪叔子、张求会编，中华书局2004—2005年版）、《翁同龢集》（谢俊美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丁日昌集》（赵春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祁寯藻集》（《祁寯藻集》编委会编，三晋出版社2011年版）、《张謇全集》（李明勋、尤世玮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等。由于集主均为晚清时期著名的历史人物，这些文集的出版，不仅对于晚清历史人物研究，而且对于整个晚清历史的研究，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由湖南出版社推出的“湖湘文库”，2008年出版了《黄兴集》（刘泱泱编）、《宋教仁集》（郭汉民编）、《杨度集》（刘晴波编）、《宁调元集》（杨天石、曾景忠编）、《蔡锷集》（曾业英编）、《谭人凤集》（石芳勤编）等。这些文集资料来源广泛，搜集了编辑时所能到的所有文献，较为齐全。比如《黄兴集》，是迄今为止收集到的黄兴全部著作的汇集，包括论文、序跋、诗词、书信、公牍等，甚至残篇、片断等亦收录其中。

这一时期，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很有分量的人物文集，如《陈天华集》（刘晴波、彭国兴编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蔡松坡集》（曾业英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梁启超选集》（李华兴、吴嘉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郑观应集》（夏东元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88年再版）、《庸庵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吴虞集》（赵清、郑城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薛福成选集》（丁凤麟、王欣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邵飘萍选集》（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孙中山集外集》（陈旭麓、郝盛潮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晏阳初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丘逢甲文集》（丘晨波主编，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章太炎集·杨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丁汝昌集》（戚俊杰、王记华编校，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瞿秋白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2001年版）、《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汤用彤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熊十力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005年版）、《熊希龄集》（周秋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左宗棠全集》（刘泱泱校点，岳麓书社2009年版）、《王国维全集》（谢维扬等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2010年版）、《汪康年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宋教仁全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丁文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陈垣全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科学与工业化——翁文灏文存》（李学通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

2.日记

在日记方面，仍然以中华书局主持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及“清史工程文献丛刊”系列规模最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王韬日记》（1987年版）、《李星沅日记》（袁英光整理，1987年版）、《李兴锐日记》（1987年版）、《王文韶日记》（袁英光、胡逢祥整理，1989年版）、《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1989—1998年版）、《郑孝胥日记》（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版）、《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2010年版）、《许宝蘅日记》（许恪儒整理，2010年版）、《翁文灏日记》（李学通等整理，2010年版）、《翁心存日记》（2011年版）等。

“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系列出版了《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版）、《薛福成日记》（蔡少卿、江世荣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晚清东游日记汇编》（王宝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姚永概《慎宜轩日记》（沈寂等标点，黄山书社2010年版）等。这些日记内容丰富，尤其是李慈铭积40年心力所记的《越缦堂日记》，与《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晚清四大日记。日记中对清咸丰到光绪近40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名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并记载了大量的读书札记，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骈文作品，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也颇具参考价值。又如《薛福成日记》，前后记录了自清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26年的见闻，涉及晚清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变化、灾异、运输以及中外交涉等方面的情况，不仅对于晚清诸多历史事件研究，且对于了解西学影响和冲击下晚清士大夫的心态，都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个人日记中较重要的还有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溥仪日记》（王庆祥编，2008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虞日记》（1986年版）、三联书店出版的《吴宓日记》（1998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邵元冲日记（1924—1936）》（1990年版）、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冯玉祥日记》（1992年版）、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文翰日记：解放战争时期（1947.1.1—1949.12.31）》（1998年版）、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注，1991年版）、安徽人民出版社的《胡适日记全编》（2001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2004年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杨度日记》（2001年版）、华文出版社出版的《黄炎培日记（1911—1949）》（2008年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周佛海日记》（2003年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陈光甫日记》（邢建榕、李培德编注，2002年版）、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的《赫德日记》（2003年版）等。这些日记，记录了著者经历的人和事，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参考。

近年来，民国时期的名人日记又有新的发现。如《谢持日记未刊稿》，收录谢持1913年5月至1916年6月、1917年至1918年、1924年至1928年、1931年共12年的亲笔日记，并附录其文章、来往电函、文件、演讲稿、筹款账目及家书，及由其口述、秘书代录的《天风海涛馆六十自述》。由于谢持的特殊地位，这些文献无疑是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国共两党关系史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谢持思想变迁的珍贵史料。又如《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系由居正家属捐赠上海图书馆的居正文献整理，包括家书、国民党政要函、公函、论文手稿、演讲稿、诗词墨迹、剪报、照片、狱中便条、日记、札记、偈语、随笔等，经整理编辑而成。为了反映资料全貌，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将全部捐赠文献影印出版，题为《上海图书馆庋藏居正先生文献集录》。这些文献，极为珍贵，比如当中收录的居正最后七年的日记（1945—1951），内容涉及居正晚年的活动、生活、思想和社会交往等情况。日记所记的七年，正是中国近代史的最后阶段，处于社会巨大变革时期，其日记记录了大变动时代的人和事，也记录了他自己在大变动时代的活动和思想，对研究居正晚年的思想以及民国史均有重要价值。

这一时期，来华外国人日记也开始纳入出版视角。比如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秦俊峰译）。该书是德国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在中国期间（1896—1899年）所写的日记节选，详细描写了在德国军事强占胶州湾和戊戌变法的历史大背景下，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现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英国随军记者乔治·林奇的《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李国庆等编，[美]王铮译，2011年版），记录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经过，和他在中国的见闻。

3.函札

“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系列推出的晚清名人函札，均采取影印出版方式。如《赵凤昌藏札》（李小文、唱春莲整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清代稿抄本》及《续编》《三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2010年版），《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等。这些资料，多属手稿真迹，极为珍贵。比如《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是从近代史所藏100多名人手稿、抄本中选录26人的信函、书札及各种公私档案编辑而成，包括邓廷桢、阎敬铭、翁同稣、陈宝箴、荣禄、奕劻、梁敦彦、梁鼎芬、端方等人资料。《清代稿抄本》系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清代稿本、抄本、孤本等珍稀文献中精选编辑而成，主要包括清代仕人的日记、书信，清岭南文人的诗文、杂记，清立宪准备时期咨议局档案以及各省财政说明书等。这些资料，长期分藏于各档案馆、图书馆，学人难窥全貌，其学术价值没能发挥，现通过“文献丛刊”的形式，将这些资料集中整理公布，无疑将促进晚清史研究的发展。

此外，由广州图书馆编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收录光绪六七年间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共计62通，另附有诗文、题记3件，均未见《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全集》，可补上述两书之阙。

已出版的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私人函札有：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辑的《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共收录胡适1907—1962年的书信1644封。刘大年主编的《孙中山书信手迹选》（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共收录孙中山亲笔书信74 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注的《陶成章信札》，共收信札38封，揭示了一些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分合的内幕，极具史料价值。邢建榕等编辑的《上海银行家书信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系第一部有关金融家的书信集，较有特色。该书选材于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金融业档案，按内容分为33个类别，揭示了近代银行业的一些重大事件及不为人知的内幕，如银行界由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张伯驹被绑架案、吴蕴斋入狱后的营救等。黄立人编辑的《卢作孚书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部近代企业家的书信集，对于了解和研究卢作孚所从事的近代企事业及其思想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收录手稿与演讲稿等近3000件，其中，来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和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收藏的胡汉民资料，均为首次公开发表。函电的往来者几乎涵盖了当时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所有重要人物，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张学良等，其内容涉及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是研究胡汉民极其重要的资料，同时也揭示了函电往来者的思想与生平，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坛高层的派系纷争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民国史和国民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研究视角。该书出版后，受到学者的重视和关注。《邹鲁未刊稿》，系根据邹鲁家属捐赠给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邹鲁来往书信、照片、书画作品，邹鲁去世后各方追悼的唁函、唁电、挽词，以及邹鲁的遗产表、地契等资料辑注而成。238书信分为“情书与家书”“公函与社交”函件两大类，下再按内容分为细目。此外还收录有96件遗产文件。这些资料，对于了解邹鲁的个人经历、情感生活、人际脉络以及政治、学术地位，都极有参考价值。

改革开放后，有关私人书札资料出版数量最多的还是文化名人的书信集，如《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陈垣来往书信集》（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俞平伯书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行知书信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章太炎书信集》（马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马奔腾辑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4.年谱长编与年谱

年谱长编一般是根据谱主留存的文集、来往函札、日记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等资料，按年叙事，排比各类史料，记录个人事迹或经历的著作，因其含有大量的原始文献，往往被研究者视为史料的一种。改革开放后，编撰或整理的年谱长编数量虽不多，但都较有分量。

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大型的有关孙中山事迹的年谱长编，该书根据国内外大量已经刊布和未曾发表的孙中山著述和有关档案材料，经过认真鉴别考订，较为全面、系统、详细地记述孙中山的生平思想、言论和革命实践活动。

夏东元主编的《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从编者积累多年的已刊、未刊函电、条陈、企业章程、奏稿等史料中，反复排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内容，按年编次，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盛宣怀一生的重要经历及其事迹，对于重新认识和评价盛宣怀，以及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企业，都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丁文江、赵丰田编辑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经欧阳哲生整理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最早出版于1936年，仅油印了50 部，但一经问世即被视为年谱长编中的经典之作。书中除搜集大量谱主的著述和未曾公开的信札等材料外，还收集了有关的报刊及与之交往密切的人物的日记、年谱、来往书信等，极具史料价值。中华书局的整理本以油印本为底本，参校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赵丰田编辑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并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新的修订，并编辑了《人名索引》。不仅方便了读者利用，而且是一部规范的史料整理集，在当下资料出版以影印为主流的形势下，十分难得。

闻黎明、侯菊坤编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较有特色的年谱长编，全书由谱前、正谱、谱后三部分组成。谱前主要记录家世渊源，正谱包括家庭生活、求学经历、社会政治活动、文艺创作理论、学术研究、教学工作、思想发展、个人情操、友朋交谊等，谱后记录谱主殉难后，国内外的反响和查处过程以及各界人士的追悼、纪念活动等。该书收入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包括宣言、函电、演讲记录、听课笔记、时事答问、报刊报道、档案文献、友朋学生的回忆和日记等，同时也容纳了访问记录和信访复函等多种信息，不仅厘清了闻一多思想递进的线索及生平事迹，而且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此外，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高平叔编著的《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吴剑杰编著的《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人凤、柳和城编著的《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汤志钧编著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来新夏编著的《林则徐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胡宗刚编辑的《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都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史料参考。

年谱既是有关谱主生平事迹的学术著作，也因其含有大量史料信息而往往被学者作为史料引用。改革开放后，相关部门系统整理编撰的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聂荣臻、任弼时、贺龙、叶剑英、邓小平、陈毅、陈云、粟裕、罗荣桓、王稼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年谱，因其所含丰富的历史信息而备受研究者关注。此外，出版的《鲁迅年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梁漱溟先生年谱》（李渊庭、阎秉华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严复年谱》（孙应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严复年谱新编》（罗耀九等编，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龚自珍年谱考略》（樊克政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李四光年谱》（马兰编，地质出版社1991年版）、《翁文灏年谱》（李学通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丁文江年谱》（宋广波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除这些新编年谱外，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文献资料丛编》，将近代以来出版的名人年谱汇集成《近代人物年谱辑刊》（20 册，全国图书馆文献复制中心2012年版），收录旧刊近代著名人物年谱105种，其中谱主97人，包括王闿运、蒋萼、张德彝、徐世昌、高觐昌、陈夔龙、段兆鳌、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永、吴廷燮、朱启钤、潘鸣球、陈其美、王楫唐、蔡锷、郑裕孚、傅熊湘、钱基厚、牛惠生、刘咸炘、吴芳吉等晚清至民国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人物及文人。该社还出版了《清代民国藏书家年谱》（2004年版）、《历代妇女名人年谱》（2005年版）、《晚清名儒年谱》（2006年版）等分类年谱。

5.笔记杂著

在笔记杂著史料方面，改革开放后编辑最早，影响较大的是由荣孟源、章伯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稗海》（1985年陆续出版，共出版了14辑）。这是一套反映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有关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笔记类，内容涉及宫廷秘闻、政坛内幕、军阀兴衰、贵族政客生活百态、社会民风民俗、名人逸闻逸事等，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重要的参考资料。其中相当部分是关于民国时期重大史实的记述，如《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新华秘记》《劫余私志》《内务部官僚罪恶史》《直皖秘史》《复辟半月记》《复辟之黑幕》《安福祸国记》《段氏卖国记》《直奉大战实记》《奉直战云录》《黎元洪复职记》《北京政变记》《甲子内乱始宋纪实》《乙丑军阀变乱纪实》《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湘灾纪略》《四川内战详记》《禹城屠城记》《李烈军将军自传》《李烈钧出巡记》《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中山先生亲征录》《陈炯明叛国史》等。所选录的资料一是稿本、抄本和孤本，比如曾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的曾叔度所写的《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珍藏的未刊稿本，过去从未公开披露过。二是流传较少的印本。该套资料因系专门从事资料编辑整理的学者完成，因此整理水平较高，版本都经过严格鉴别。正如编者所言，《稗海》“选材都经过鉴别，不收伪品；尽力在各篇资料之前说明其来源、版本、阶级性及可注意之处……至于考订记事，一因编辑能力有限，二因资料书中难容考订的文字，所以必须等待史学研究者和史料整理者另写文章，这里一般只提供资料”。该套资料出版后，史学界普遍认为它为国家抢救和保存了一批珍贵文化遗产。

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史料笔记丛刊》“文革”前曾经出版了数种，“文革”后逐步恢复出版，除收录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之外，对于确能反映当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真实情况的随笔、日记、年谱及其他原始资料，亦予以选择性的辑录，先后出版了60余种笔记史料，包括《崇陵传信录》《东使纪程》《东游纪程》《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直皖秘史》《癸亥政变纪略》《滇輶日记》《庚子西狩丛谈》《陶庐老人随年录》《南屋述闻》《瓦德西拳乱笔记》《汪穰卿笔记》《湘军援鄂战史》《湘鄂川鄂战争纪略》《湘灾纪略》《辛壬日记》《新华秘记》《癸亥政变纪略》《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北京官僚罪恶史》等，是一部规模最大的笔记丛刊。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史料笔记丛刊》（1995—2000年版），收录25种民国时期的笔记史料，如《国闻备乘》《洪宪惨史》《旅俄日记》《民国政史拾遗》《死虎余腥录》《满宫残照记》《北洋述闻》《自勉斋随笔》《京话》《旅俄日记》《汪穰卿笔记》《新语林》《上海俗语图说》《睇向斋谈往》《故宫五年记》等。这些笔记杂著，内容广泛，记叙详细，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近代史料的范围，尤其对于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极有裨益。

徐德明、吴平主持编辑的《清代学术笔记丛刊》（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是一部专门收录清代学人笔记的资料集，共收录清代笔记240余种，其中相当部分为清代学术笔记之精华。

这一时期，除上述各类个人资料外，在有关人物研究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由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汇编，齐鲁书社影印出版的《三十三种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2009年版），共45册，系根据1932年杜联喆、房兆楹编辑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所对应的33种清代人物总传汇辑而成，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利用。

文集、日记、函札、笔记等，不仅是人物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与其他资料互为补充，甚至是研究政治、社会、经济等历史问题的关键史料。

综观这一时期个人资料的搜集整理，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涵盖面较广，从只关注重要的上层人物，逐步开始重视中下层人物，甚至外人资料。关注视角的下移和扩展，为多方面了解和研究近代历史，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也体现出史料学与历史研究的良好互动。二是随着个人资料的不断发现，不断对个人文集等进行补充完善，并修订其错误。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全集》。2005年，该社又出版了《〈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搜集补充了《饮冰室合集》之外的佚文。2011年，岳麓书社对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曾国藩全集》进行修订补充后再版。1995年，浙江教育出版社补充再版了《蔡元培全集》。此外，列入国家清史工程“文献丛刊”系列的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等人的全集，也是在进行多次增补后重新出版的。这反映了在近代史料学发展过程中，学者的精益求精精神，也体现了史料学为历史研究服务的本旨。但由于出版社间各自为政，难免出现重复出版的现象。

第十四节 回忆录资料的撰写

1.回忆录题材的拓展

回忆录是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包括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因此是史料的重要类别之一。改革开放后，回忆录的撰写经历了一个从题材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文革”结束之初，因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在“文革”蒙难或相继去世，使人们对抢救史料有了更迫切感觉，从而掀起一股撰写革命回忆录的高潮。1977—1980年，主要以回忆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事迹为主题。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回忆毛主席》（1977年版）、《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1977年版）、《横刀立马彭将军》（1979年版）、《回忆贺龙同志》（1979年版）、《回忆陈毅》（1980年版）、贺清华著《跟随毛主席在陕北》（1978年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毛主席》（1977年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毛主席在陕北》（1977年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辑的《忆董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这些回忆录，最直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纪念，同时也有在党史领域拨乱反正重新塑造在“文革”中被歪曲乃至丑化了的形象。

1980年，学术界开始有意识地从保存史料及学术研究角度收集回忆录资料，但这一时期，主要还是以革命回忆录为主题。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80—1985年，出版的各种以“革命回忆录”命名的作品近100部。“文革”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开始恢复，但出版的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总第56辑）选录的内容全部是写于1978年8月的革命史资料。1980年，人民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革命回忆录》大型丛刊。同年，冀东革命回忆录编辑组开始编辑《河北革命回忆录》丛刊（河北人民出版社版）。198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星火：革命回忆录》丛刊。1983年，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始编辑《山西革命回忆录》丛刊（山西人民出版社版），上述丛刊均按辑出版。1984年，皖西革命斗争史编写组编辑《皖西革命回忆录》（黄山书社版），分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回忆录丛刊主要发表有关中共党史的内容。比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在《编者的话》中，明确表明其编辑目的：“汇编老党员、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革命回忆录，以及对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对革命先烈写的传略、纪念文章等文稿，目的是收集、积累、保存党史参考资料，不使这类资料散失、失传，并供党史研究和教学人员参考。”这些丛刊规模较大，连续出版了多辑。比如《革命回忆录》就出版了20辑，收集和保存了大量的党史回忆录资料。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各种专题类革命回忆录，如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大回忆录》（1980年版）、谢立全著《挺进粤中：革命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王作尧著《东纵一叶：革命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林维先口述《敌后三年：革命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1984年版）、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辑的《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

从1985年起，随着思想解放及学术研究的多元，回忆录的题材逐渐增多，不再单一地集中在革命史方面，而是向晚清史、民国史方面拓展，一些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关于旧政权的回忆录也得以公开出版，不仅数量增加，且题材丰富，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等多个方面。这些回忆录，或以人物、事件、地区、行业、单位等为中心，或自述，或他述，不拘体例，长短不一，极为丰富多样。

晚清史和民国史方面，主要有冯玉祥的《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钟毓龙著《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陈公博的《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邹鲁的《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美]芮恩施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以及《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李宗仁回忆录》[※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黄绍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何廉回忆录》（朱佑慈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丁韪良的《花甲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回忆录因出自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不仅反映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揭示出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李宗仁回忆录》中就揭露出国民党高层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及其内幕。

在中共党史方面，解放军出版社从1986年至199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回忆录》丛书，收录了30多位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包括《徐向前回忆录》《聂荣臻回忆录》《粟裕回忆录》《王新亭回忆录》《叶飞回忆录》《吕正操回忆录》《许世友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宋任穷回忆录》《张宗逊回忆录》《陈再道回忆录》《陈锡联回忆录》《洪学智回忆录》《杜平回忆录》《郑维山回忆录》《刘华清回忆录》《张震回忆录》等，这些回忆录，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单册的回忆录，如《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新华社回忆录》（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在“文革”中中断的大型回忆录资料集《红旗飘飘》也恢复出版，至1993年，共出版至32集。《星火燎原》出版了选编、丛书、丛编、《星火燎原未刊稿》等。

在敌后抗日战场方面，有张劲夫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大年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朱亚民的《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迪的《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位作战参谋的历史回眸》（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解放战争历史方面，包括国共双方的回忆录，如全国政协等编的《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郑维山著《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的《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陈士渠著的《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2.文史资料的专题化及对库藏史料的清理

为了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决定将编辑方针从综合性丛刊向专题资料转变，将征集到的4亿字的回忆录资料逐步整理编辑出版，使文史资料专题化、系统化。从1985年起，由全部政协文史委主持编辑的《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陆续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包括《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晋绥抗战》《中原抗战》《武汉会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远征印缅抗战》共12个专题。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记录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专题丛书，较为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史实。

1996年，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持编辑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问世（中国文史出版社版），该书系从1959年到1995年全国编印的4400种文史资料图书、共16亿字的资料中精选而成，分为《政治军事》《军政人物》《经济工商》《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华侨华人》《社会民情》共7 编20 卷3000万字。所收史料上起1898年戊戌变法，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该书不仅是对过去30多年文史资料工作编辑成果的总结，也使得过去大量内部印行的资料得以公开出版，为学界所利用。

2002年，全国政协文史委主持编辑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出版（中国文史出版社版），按照时经事纬的方法，以历史先后排序，按文稿内容分专题出版，全书分为《晚清·北洋》 《东征北伐》 《十年内战》《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日伪政权》《全面内战》《政府·政党》《特工组织》《军事机构》《军事派系》《军政人物》《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专题，含目录共26册，近3500万字。这套丛书是对过去认为史料价值不高或不宜公开发表而束之高阁的文史资料的一次大清理，大大地丰富了文史资料的范围和内容。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协也进行了本地库存资料的清理工作，如出版了《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等。

从20世纪80年代末，文史资料的征集题材逐渐扩展，从过去的集中于政治、军事方面，向经济、文化、少数民族等方面发展。1989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开展了《近代中国工商经济丛书》的征集出版工作，从1991年开始，先后出版了《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4种，《中华百年老药铺》《近代中国的典当业》等行业史2种，以及《抗战时期民营工厂内迁纪实》《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外商银行在中国》《回忆中国工合运动》《晚清企业纪事》《近代长芦盐务》《章元善与华洋义赈会》专题资料7种。此外还出版了《缪云台回忆录》《胡厥文回忆录》《钱昌照回忆录》《猪鬃大王古耕虞》《工商泰斗孙越崎》《陈光甫与上海银行》 《周作民与金城银行》 《追忆商海往事前尘——中国电光源之父胡西园自述》等近代工商人物回忆录8种等。

随着学术研究逐步走上正轨，以前仅限于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开始公开出版。同时，各种文史期刊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刊。继《纵横》1983年创刊后，《文史精华》（河北）、《文史月刊》（山西）、《钟山风雨》（江苏）、《江淮文史》（安徽）、《文史大观》（江西）、《春秋》（山东）、《文史博览》（湖南）、《文史春秋》（广西）、《文史天地》（贵州）等一批文史期刊先后编辑出版，在发掘地方文史资料工作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大量的回忆录的编辑和出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极大发展。有些资料，在弄清历史上的重大史实中，甚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比如有关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情况以及有关西路军问题，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打破了近五十年的沉默，率先说出了西路军西征的初步真相，从而使人们对西路军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