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晚清政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方面是基于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史在近代史学科中长期居于显学地位；另一方面也与清代以来留存下来的大量政治史资料的整理出版不无关系。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主持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所列的10个大专题，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是晚清政治史资料的集大成者，对推动晚清政治史的研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这套资料的编选，受那个时代的局限，存在着种种缺陷和问题，但它们的出版，为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文革”十年间，晚清史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基本上陷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渐恢复，晚清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1978年至2000年，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综合性的档案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馆藏明清档案的中心，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的发展，其馆藏达到1000 多万件档案，其中绝大多数是清代档案。这些档案分为73个全宗，包括内阁、内务府、军机处、宫中、宗人府、刑部—法部档案，是研究清朝一代特别是晚清时期国家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经济、文化的史料基础。为了满足清史研究的需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1978年起，开始编辑《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出版），每年1—2辑，每辑20万字左右，陆续整理公布馆藏清史档案资料，至1990年共出版14辑。在公布的档案中，相当部分是1840年后的档案资料，涉及晚清时期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李沅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辛酉政变、周福清贿赂科场案、北洋练兵案、毅军纪略、清末币制改革、辛亥革命等。《丛编》刊载的资料虽然零散，但在当时是公布晚清档案的唯一窗口，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晚清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因而受到学界高度重视。

1980年以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逐步开始对馆藏档案资料进行有系统的整理，除单独或与其他档案馆、学术机构合作整理出版专题档案资料外，并于1995年影印出版了根据光绪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的《光绪朝朱批奏折》（120辑）。该书共辑录光绪元年（1875）至三十四年（1908）的奏折近十万件，6000 余万字，按内容分为内政、军务、财政、外交等24大类。类下设项，各项奏折按时间先后编排。朱批奏折作为皇帝亲自批阅过的奏折，具有法律依据和行政效用，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光绪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据悉，光绪朝奏折现存18万件，其中2.3万件保存在台湾，已于1973年影印出版，保存在大陆的约15万件，其中约10万件为朱批奏折。《光绪朝朱批奏折》的出版，不仅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第一部综合性的档案汇编，也使得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下，光绪朝存世奏折绝大部分均公之于众。

随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辑的《清代历朝上谕档》也陆续面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000年版）。该书按时间次序编排，原档影印出版。上谕是皇帝发布的日常政令，是最高级的下行文书之一，具有法律和行政约束力。清代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以后，“上谕”由军机大臣秉承皇帝的意旨撰拟，经皇帝阅后颁发。“上谕档”即是清代皇帝所发布的日常政令的总汇，是研究清代最高政务活动的核心档案之一，涉及内容较广，极具史料价值。这套上谕档即是军机处所存，属于晚清的有《道光朝上谕档》（30册）、《咸丰朝上谕档》（11册）、《同治朝上谕档》（13册）、《光绪朝上谕档》（34册）、《宣统朝上谕档》（3册），资料连贯系统。嘉、道、咸、同、光、宣各朝是中国近代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社会变化最激烈、影响最深的时期。举凡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边疆危机、日本侵占琉球、左宗棠收复新疆、洋务运动的发展和衰落、新疆台湾建省、甲午战争、马关条约、香港问题的最终形成、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辛丑条约、预备立宪、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均发生在此期间，因此上谕档的出版，对晚清史研究的促进作用自不待言。

不过，历朝上谕均有不同的文本，史料整理的重要工作即是比对各种文本异同，为读者提供确实可靠的资料。但受当时出版经费、人力等条件的限制，《清代历朝上谕档》在整理编辑时，未能对馆藏上谕档进行必要的文本分析，特别是未能对馆藏相同年月的不同文本的上谕档档册进行相互比对和划分，仅采取了在相同年月的不同文本中选取品相相对完好的文本的选材方案，不仅遗漏了不同文本中一定数量的不相同的内容，而且占馆藏上谕档近34%的文本被视作无用的重复部分而未能入选，使读者在运用时缺失了从文本方面判定其史料价值的参考依据，难以真正了解和把握军机处上谕档的全貌。为弥补其缺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馆藏清代军机处上谕档进行了全面数字化处理，使读者能够查阅不同文本的上谕档。[※注] 这一弥补举措，体现了传统史料学重视版本比较的思想精髓。

这一时期，在综合性的资料方面，比较重要的还有《清实录》的影印（计60册，中华书局1985—1987年版）。《清实录》是清代历朝官修史料的汇编，其中的宣宗（道光）、文宗（咸丰）、穆宗（同治）、德宗（光绪）四朝实录及《宣统政纪》均属于晚清史料的范围。

（二）专题资料

这一时期，在专题史料的发掘整理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不过，史料编辑的主题并未能超越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的范围，即仍然围绕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发掘整理，而各专题史料的整理出版成就也不均衡。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鸦片战争

全面反映鸦片战争的综合性史料，有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二次鸦片战争》属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之前出版的《鸦片战争》只搜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史料，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史料当时未来得及出版。该套资料共6 册，所辑资料起自《南京条约》以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止于《北京条约》签订的咸丰十年（1860），部分资料延续到咸丰十一年（1861）的辛酉政变。资料来源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二册）是以国内文献资料为主，也有少量旧译外文资料，共收集了记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各种私人著述、笔记、日记、奏稿、函牍以及地方志内的有关资料43种。其中有一些是从未发表过的稿本，如无名氏的《天津夷务实记》及《津门闻见录》、怡云轩主人的《平夷录》、梁应时的《粤民御夷录》、赵沅英的《平夷策》等。第二部分（第三至五册）是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清代官方档案，其中包括咸丰三年（1853）至咸丰十一年（1861）的清廷军机处上谕档、录副奏折、照会、咨呈、信函及朱批奏折等档案史料共1400 件。这些档案大都是第一次公布，全文发表。第三部分（第六册）是从英、法、俄、美等外文书刊中选译的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官方档案及参与此次战争的军人、外交官员的回忆录、游记、日记、信件以及一部分论著。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全书共200 多万字，辑录了清嘉庆十五年（1810）至道光三十年（1850）的上谕、奏折、清单、章程、信函、说贴等有关战争前后全面反映清朝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馆藏档案。资料收集范围不拘于战争本身，对于战前清政府的禁烟活动以及战争之外的资料也予以足够的重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和研究鸦片战争。

此外，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影印版），搜集了中英官方首次正式接触的档案资料，不仅是研究英使访华的背景、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又因此次访华对中英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也是了解鸦片战争前历史背景的重要参考资料。

反映鸦片战争在各地的情况的专题资料有《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研究室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1959年由中华书局初版，后增加了新的口述资料后重新再版。

改革开放后，有关林则徐的书信、函稿、手迹资料的整理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1985年，在林则徐200 周年诞辰之际，学术界集中推出了增订本《林则徐书简》（杨国祯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林则徐信稿》（黄泽德编，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林则徐书札手迹选》（刘九庵编选，肖燕翼释文，紫禁城出版社版）、《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陈锡祺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版），从而为林则徐研究和鸦片战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长期以来研究鸦片战争的学者主要依赖于中文资料，有关鸦片战争的外文资料虽然在一些资料集中有所反映，但较为零散。改革开放后，学界对于外文资料有目的地进行了选译。1993年，胡滨翻译编辑了《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中华书局版），是一部较早的有关鸦片战争研究的外文资料集。该书包括英国蓝皮书中有关鸦片战争和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有关鸦片战争两部分资料，属于英方最核心的资料之一，基本反映了鸦片战争全过程，尤详于英国制定侵华政策的经过。该书的出版，填补了国内鸦片战争研究外文资料缺乏的空白，为揭示鸦片战争中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如英国政府与鸦片贸易的利害关系、穿鼻草约是否签订等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注]

此外，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翻译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文库》中分别选译出58篇和48篇资料，前者提供了有关鸦片贩入华情况、林则徐的禁烟措施和英国如何制造舆论发动战争，以至《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人民不断进行斗争等内容；后者提供了一直未见原文的8篇林则徐文告和在华英美人士关于鸦片战争前后大事的报道和评论。

2.中法战争

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一定程度上与资料的搜集整理不够有关，长期以来学者研究所依赖的资料一直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法战争》资料集。改革开放后，这一局限有所改变。这一时期有关中法战争的资料，前期主要集中于对各地口碑及调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由广西通志馆编辑的《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该书是从广西通志馆在20世纪60年代对600多位中法战争的亲历者、目击者及其后代、亲属采访调查的基础上，选辑325位受访者的口碑资料编辑而成，分为黑旗军、镇南关大捷、中法战争后的侵略和反侵略斗争三部分，收录了许多生动具体的史料，特别是有关黑旗军的渊源、内部组织制度等资料，填补了已刊资料的空白。福建省福州市政协文史委以及相关单位组织编辑的有关中法战争的资料，以《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甲申马江战役专辑”、《福建文博》杂志（1985年第1期）“中法战争闽、台战场专辑”的形式刊载。1988年，浙江省镇海县也编辑出版了《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中法镇海之役资料选辑委员会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这些资料集，主要是有关中法战争资料的汇辑，以文献、口碑、报刊、碑文等资料为主，也有部分档案资料，总体来看，新史料不多。黄国安等编辑的《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选译了大量法国外交部档案及法国档案馆海军部档案，是这一时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一部学术资料。

在档案文献方面，张振鹍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中华书局1996—2006年版），是一份极有分量的资料汇编。目前已经出版5册。除选编了部分中文档案文献外，该书还选译了大量的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的档案。尤其是占全书近三分之二篇幅的法文档案，系由法国汉学家巴斯蒂夫人从法国数个馆藏机构中帮助搜集的，内容涉及中法战争时期法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殖民活动等，价值弥足珍贵。

此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辑出版的《光绪中法战争奏稿函电》（2010年版），收录国家图书馆藏1883年至1885年，李鸿章、岑毓英、邓承修等有关中法战争战事相关奏稿函电四种，并附录徐延旭奏折一种，虽数量不多，但都极有史料价值。

3.中日战争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有关中日战争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

改革开放后，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史料整理成绩较为突出，其中又首推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中日战争》。该书由戚其章主编，共12册，无论是规模，还是资料类别、文种上，都大大超越了之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中日战争》。所收史料，从时间上起于朝鲜东学党起义后，讫于台湾人民反对割台斗争。与旧的《中日战争》相较，新的《中日战争》收录了大量的清宫档案，除选自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朱批奏折、电报档、谕旨汇编、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洋务档及总理衙门档以外，还有盛京将军衙门档、吉林将军衙门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江苏巡抚衙门档等，均是首次整理公布，字数达250万字。而旧的《中日战争》仅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录了60万字的档案史料。此外，新书还收录了此前从未披露过的其他中文资料，如《张謇致翁同龢密信》《吴大澂文札》《甲午威海倭警电报》《龟蔽褊言》《慎宜轩日记》等。正如该书主编所言，“有关甲午战争的重要中文官私档案文书，可以说基本上都搜罗入编了”[※注]。而收入的外文资料，主要包含日文、英文，约占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以官方档案为主，兼及私人文书及其他资料。日文资料方面，除收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27、28 两卷、伊藤博文《机密日清战争》、杉村濬《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外，还收了《宗方小太郎日记》《向野坚一回忆录》及其《从军日记》等，字数达140万字；英文资料，除收《英国外交文件》（1894—1895）、《欧格讷外交报告》外，还收了李鸿章的顾问科士达的日记及马关议和期间他写给夫人玛丽的信件等。有些资料在英国也未公开发表，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奏稿》（2010年版），收录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开战、议和、签约各阶段翰林院编修丁立钧等上呈奏稿28件，内容涉及朝廷和战之议、甲午军务兵情、呈奏作战机宜、力谏议和签约、纠弹参奏专权误国大臣等，对于研究了解甲午战争期间朝廷主战、主和派及议和签约的斗争，帝后两党及清流派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李鸿章等封疆大吏和淮军、湘军、粤军在甲午战争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辑的《清季名人禀牍奏稿函札——甲午中日战争新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包括“徐邦道禀牍函稿”“张荫桓奏稿家书”及“清季文人函札”三部分内容，其中，总兵徐邦道作为甲午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其禀牍奏稿，记录了所经历的重大战役的过程，是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一手资料。

这一时期，较有价值的资料，还有陈旭麓、顾廷龙、江熙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982年版），以及张侠、杨志本等编的《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前者为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为李鸿章办理外交和军务的档案资料，多系李鸿章文集中所未载，可与李鸿章文集互补。后者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有关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和衰败的资料汇编，内容涉及海军建置沿革、舰船购造、海防思想与防务设施、海战纪略等，对于研究我国近代海军史、海防史，特别是中日战争中有关海战的情况具有重要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近代史资料》也刊发了多篇有关中日战争的资料，如《丘逢甲信稿》《长顺函稿》《台湾战争记》《让台记》《台湾思痛录》《辽阳防守日记》以及《在龙旗下——甲午战争经历记》，为已刊资料所未载，不仅记载翔实，而且与其他资料互为补充，纠正了不少相关史实的错误。例如，当时在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任职的英国人泰莱撰写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长期以来被视为研究中日海战战况的第一手资料，随着一批新史料的发现，如《船陈图说》、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甲午中日战争》，以及《近代史资料》刊发的相关资料，对泰莱记录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此外，相关历史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丁汝昌、李秉衡等的文集、全集，以及海关档案等，亦为研究中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4.义和团运动

在晚清专题史料的整理出版方面，义和团运动是最有成就者。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0—1990年，就出版相关专题史料共17部，因而被认为是义和团档案史料出版的黄金时期。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由齐鲁书社主持出版的《义和团资料丛编》。1980年，适逢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纪念之际，《丛编》集中出版了《山东义和团案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注]（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教案史料》（廉立之、王守中编）、《八国联军在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等专题。此后该《丛编》继续编辑，又陆续出版了《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84年版）、《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英]休·特雷费·罗珀著，胡滨、吴乃华译，1986年版）、《荣禄存札》（杜春和等编，1986年版）、《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徐绪典主编，1990年版）等专题资料。该《丛编》虽然是由不同编者分别整理编辑，存在主题不够鲜明、缺乏系统等缺点，但内容涵盖面较广，资料类别也很丰富，有的专题还是非常珍贵的档案材料。比如《山东义和团案卷》，系选编近代史所所藏有关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镇压山东义和团的案卷，汇录了新建陆军各防营和济南、泰安、武定、临清、沂州、兖州、曹州各府州县的禀报，其中批文大多出自袁世凯之手；还收录了大量团民抢教的口供材料，对于剖析抢教的性质提供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荣禄存札》是从近代史所藏荣禄档案中，选辑1900年夏至1903年春，各方致荣禄的函札禀稿共332件编辑而成。此外，《丛编》选译了有关英、美等外文资料。这些外文资料，与胡滨翻译的《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之前义和团研究中对中文材料的依赖，对于全面了解和研究义和团运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以《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先后出版的《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筹笔偶存》（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专题资料，史料类别极为丰富，特别是官方检察中不曾关注的民间文献，其价值可圈可点。

《义和团史料》共90余万字，按照资料类别编辑，分为四类：“义和团文献”4种，包括传单、揭帖、乩语和咒言等，是义和团本身的原始资料；“史籍汇录”67种，汇集了文集、函札、日记、笔记、纪事诗、年谱中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原始文件和记录；“四川红灯教”，收录清政府案卷75通，反映了义和团在四川的情况；“方志辑录”，共收199种方志，以直隶、山东、四川等省的方志为多，奉天、黑龙江、山西、陕西、浙江、广东、贵州等省较少。收入的资料中，相当部分为未刊的稿本和抄本，或流传不广的印本，以叙述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抵抗八国联军的侵略为主，也记述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情况。该资料是继《义和团》之后又一部有关义和团运动的综合性的资料集。

《筹笔偶存》原稿发现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外务部档案全宗》之内，是一份汇集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至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公元1903年3月）山东巡抚衙门经办有关洋务交涉方面的官方文牍，按年逐月逐日辑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来文摘抄，包括廷寄的谕旨、各部院的咨电以及省内各道、府、州、县、防营的禀、呈、申、详文书或外国传教士的函牍等；二是山东巡抚草拟的文电函札全文，包括奏折、咨呈文书，答复洋教士的信函及对各下属的札饬、通告、函电、批示等；三是少量的有关辑录者个人的行踪和活动的记载。内容涵盖丰富，凡此期间山东所发生的有关洋务各案，特别是有关拳教事件，都有详细记载和反映，对于弄清山东义和团的源流、山东义和拳的斗争性质以及参加者与反对者、义和团运动的起因问题、山东义和拳与直隶义和团的关系等，提供了最为直接的一手资料。其所反映的民众反抗活动，遍及全省各个州县，其中对一些著名案件及事件的记载甚详，为其他资料集所少见，也填补了《山东义和团案卷》所缺的登、莱、青三府一州的资料空白。

义和团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庚子事变的发生。《杨儒庚辛存稿》汇录清朝驻俄公使杨儒在庚子辛丑间，与俄国谈判、俄军撤出东北及交还东三省的文电、奏疏、谈判节略等资料，是有关庚子事变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是对1959年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的补充。共辑录档案文件1600余种，起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迄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包括清廷的上谕、官员奏稿，以及各衙门之间往来的电报、咨文、移文、札饬，通告，以及外交文书、部分官员的私人信函等档案，其中反映清廷议结各地庚子教案及义和团运动余波的文件占有相当比重。此外又辑录了近百件义和团运动以前有关清代梅花拳、义和拳等民间会社的档案文件作为附录。其目的正如编者所言，并不是“认为这些秘密组织与义和团运动有什么必然的渊源关系，而是鉴于长期以来学术界在研究和探索义和团运动的源流时，对这些史料颇为注意”[※注]，便于读者了解清代民间会社的发展源流和状况。

路遥主编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专题史料之一。相较于之前出版的有关义和团的各类史料，该汇编最大的突破是在多语种外文文献的选译方面。全书5卷8册，其中中文卷2册，内容为中文报刊资料选辑；英、日译文卷各2册，法、德译文卷各1册。英译文卷收录了10 部英文著述，如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的《动乱中的中国》（1901年版）、司米德的《中国内幕：中国危机的故事》（1901年版）、弗拉里神父编写的《在北京的中心：樊国梁主教围困日记》（1901年版）、美国传教士卜舫济的《义和团暴乱析论》（1900年版）、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的《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1900年版）等。日译文卷包括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文书——北清事变》和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这两份文献是日本和欧美列强联合侵华、镇压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资料。法译文卷包括兰文田所著的《徐州：中国的主教辖区，1882—1931》（1955年版）；当时法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对义和团运动中遭遇的记载，包括书信和报刊文摘等；当时法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回应与评论等三部分资料。德译文卷也包括三部分：一是曾在山东传教的圣言会传教士、兖州教区主教韩宁镐所撰写的圣言会传教士福若瑟神父在山东南部传教的历史，特别是义和团运动的经历；二是当时德国对义和团运动的部分评论，包括德皇、传教士、德国教内外报刊等对义和团和传教运动的回应；三是曾到山东传教的德国方济各会士郎汝略所撰的《山东开教史》，记述龙华民“开教”以来到1929年天主教在山东传播的简史。正如有学者评价该书所言，“义和团运动不是一个单边或双边事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边性国际事件，《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的出版，为我们从多个国家的视角审视义和团运动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促使我们由重视义和团起源研究向重视义和团战争过程研究转变，对于了解基督宗教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境遇及传教士对运动的评价有很大的帮助，为我们理解义和团运动本身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注]。有关义和团的外文文献还有很多值得挖掘，《汇编》在多国、多语种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翻译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尽管《汇编》在编辑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主题不够集中，较为分散；英译文卷对档案资料的挖掘不够等，以及翻译错误的地方[※注]，但仍然不失为目前义和团研究中最为集中的外文资料汇编。

此外，这一时期，学术界还对有关东北、山西、四川、天津等地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进行了发掘，相继出版了《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乔志强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等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京津蒙难记》（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天津义和团调查》（南开大学历史系编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等资料，是了解和研究义和团在各地发展情况的重要参考。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编辑的《忠义军抗俄斗争档案史料》（辽沈书社1984年版），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忠义军”继义和团之后抗击沙俄入侵的斗争概况，对于研究忠义军的性质及与义和团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辑的《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于相关专题研究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近代史资料》这一时期陆续刊载的有关义和团资料，有《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义和团文献》《樊国梁等函牍》《荣禄集》《荣相国事实记略》《周馥辛丑办理教案电稿》《周馥辛丑办理教案函稿》等，对于相关专题资料也是重要的补充。

5.秘密会社

民间秘密会社在清代始终存在，弥漫较广，长期以来是晚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秘密会社的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出版了一批。改革开放后，又进行了新的发掘和整理，先后出版了《天地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1988年版）、《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资料室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自立会史料集》（杜迈之辑，岳麓书社1983年版）、《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萍乡市政协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其中《天地会》共7册，约250万字，是截止到2012年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清代民间秘密会社资料汇编，主要辑录了有关天地会创立及其反清斗争，以及在台湾、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新疆等地的频繁活动以及发动武装起义的档案文献。《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选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福建小刀会和上海小刀会的档案258件，包括乾隆七年（1742）至咸丰元年（1851）福建各地小刀会、闽南小刀会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三个方面内容。这些资料，为研究清代民间会社史提供了资料基础。

除上述专题资料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立宪运动等晚清史专题资料的编辑出版相对薄弱。在洋务运动方面，比较集中的资料有《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高时良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有关晚清经济史的资料中，也有部分洋务运动的资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辑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专题档案资料。该书系选辑馆藏清代档案中有关清末筹备立宪的录付奏折、原折等计370余件，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清末预备立宪的过程。此外，同时期编辑的政治人物文集，如汤志钧编辑的《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李兴华等编辑的《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其他文集，均可作为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的参考。

这一时期，比较有价值的专题资料还有秦国经、唐益年、叶秀云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整理编辑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30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是研究清代职官制度的原始档案资料。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78年至2000年，晚清史料的编辑出版主要集中于专题史料方面，综合性的汇编数量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