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逐渐升温，成立于1972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正式升格为民国史研究室。该室在编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开始《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由此带动了各大专院校民国史课程的开设和民国史研究的开展，也带动了民国史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

197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原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辑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1919—1949年）初稿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并补充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911—1949年），是为大规模整理出版民国史资料之滥觞。1978—2009年，民国史资料的整理编纂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料学关注度最高的内容，取得的成果也最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规模的综合性资料的问世；大量的专题资料，包括文集、年谱、日记、回忆录等资料的整理出版；民国时期文献以丛刊、丛编、丛书等形式大规模影印出版；民国时期报刊大规模地影印出版。[※注] 其特点是，档案资料依托于相关馆藏机构，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整理编辑，文献资料除依托各馆藏机构外，各学术机构和个人也加入到整理编辑之中。资料的搜集范围在2000年前主要集中在国内，之后随着美、英等国家馆藏民国政要及外交档案，如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等人的日记、信函、口述史资料的相继开放，史料的搜集范围向国外馆藏机构拓展。

民国史料的大规模整理出版，为民国史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由此推动民国史学科的确立、发展与繁荣，并使之成为“中国历史学诸学科中建立较晚，但发展较为迅速、成就较为显著的学科之一”[※注]。由于目前学界所言的民国史，主要还是民国政治史，故下面所述内容，侧重于这方面。对于本属于大民国史研究范畴的辛亥革命、中共党史、抗日战争等，由于事实上已经向独立的学科发展，将列为专章单独叙述。

（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编辑

民国历史经历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时期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除综合性的历史资料外，专题资料的整理编辑对促进这一时期民国史研究的深化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系列的专题资料外，其他档案机构以及学术机构和个人，也编辑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学者提议应重视中华民国史的研究，1956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周恩来总理也提出应撰修中华民国史，董必武在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 周年时，再次强调应撰修民国史和重修清史，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落实。直到1971年，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一问题，民国史研究才逐渐开展起来。为此，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72年成立民国史研究组。但修史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资料的匮乏，故新成立的民国史研究组提出修史与编辑资料并重的原则，首先进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编辑工作。《丛稿》包括大事记、人物传记、专题资料三个系列，拟通过这种方式，为撰写中华民国历史打下资料基础。其中专题资料涵盖档案文献、译稿等资料类型。其编辑途径除依托近代史所所藏档案资料外，并联合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各省市档案馆及其他学术机构共同合作编辑，由中华书局（其中数册由其他出版社出版）负责，以16开白皮书的形式排印，完成一本，排印一本。除数册公开出版外，大部分为内部印行。档案文献部分先后编辑印刷了《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民国史组编，1978年）、《清末新军编练沿革》（民国史研究室编，1978年）、《黄炎培日记摘录》（民国史研究室编，1979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陈漱渝、陶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应德田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金融史编写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蒙古自治运动始末》（卢明辉编，1980年）、《白朗起义》（杜春和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救国会》（民国史研究室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青年党》（李义彬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民国会门武装》（申仲铭编，1984年）、《奉系军阀密信》（辽宁省档案馆编，1985年）、《奉系军阀密电》（辽宁省档案馆编，1987年）、《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编辑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89年）、《长城抗战资料选辑》（民国史研究室编，1989年）等等。这些资料，大多为馆藏档案，系首次公布。比如《黄炎培日记摘录》源自近代史所藏黄炎培日记手稿。《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是根据近代史所馆藏的有关胡适档案编辑而成，共收录胡适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期间（1938年9月—1942年9月）的往来电稿493封，对于了解和研究战时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如《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奉系军阀密信》《中国农民银行》等资料，均系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近代史所所藏清代档案、辽宁省档案馆、中国农民银行所藏档案中选编而成。

译稿部分，重点翻译了日本方面关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战史著作，如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齐福霖译，1981年）、《昭和20（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1982年）、《昭和十七八年（1942、1943）的中国派遣军》（1984年）、《河南会战》（1982年）、《湖南会战》（1984年）、《广西会战》（1985年）、《长沙作战》（1985年）、《香港作战》（1985年）、《缅甸作战》（1987年），参谋本部编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1982年），以及《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1981年）、《土肥原秘录》（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1980年）等。这些战史著作及回忆录，虽然是站在日方的立场，但引用并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比如《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就引用了日本参谋本部的档案文件，对于了解日方的战略意图、作战计划、战斗经过、结果及影响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资料对改革开放后抗日战争研究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至今仍然是抗战史研究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外，译稿部分还翻译了其他一些专题资料，如[美]史迪威等著《史迪威资料》（瞿同祖编译，1978年）、《马歇尔使华》（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1979年）、[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英]毛里斯、柯立斯著《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1979年）、《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李铸、贾玉芹、高书全译，1982年）、[美]费正清著《中国之行——50年回忆录》（赵复三译，1983年）等。

《丛稿》继承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撰方式，部分专题资料在开篇撰写有长篇前言，实际是一篇该专题的研究论文；在正文后为了方便读者，编辑有各种形式的附录。比如《清末新军编练沿革》附录有“武昌起义前清末新军一览表”，《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附录有“重要人名表”，等等。

这些专题资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人物等内容，为改革开放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促进了民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但由于《丛稿》依托各档案馆编辑，或采取征稿的形式，事先并未有较为完善的编撰提纲和计划，在内容和体例方面缺乏系统性，且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仅供内部参考，并不对外，部分专题资料注明为“征求意见稿”，因此在选材、剪辑、校勘、点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也在所难免。

（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的整理编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中国大陆专业收藏民国档案资料的机构，从20世纪50年代的南京资料整理处开始，经过60 多年的发展，入藏了大量中华民国史的档案资料。据该馆统计，迄今已经收藏有民国档案932余个全宗，计180多万卷。自1978年起，为配合民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该馆着手整理编辑民国史系列档案资料，先后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以及其他专题档案资料，构筑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民国史研究资料体系。

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是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一套大型综合性的档案资料，共计五辑90册，5000余万字。汇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民国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民国各时期的重要档案。

汇编分为五辑，各辑内容为：

第一辑《辛亥革命》（1911年）、第二辑《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第一、二辑合为1册。

第三辑《北洋政府》（1912—1927年），共17册，约1000万字。按政治、军事、外交、财政、金融、工矿业、农商、教育、民众运动、文化共十大类编排。其主要内容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政府各部门各机关的重要档案，其中包括国会、国务院、内务部、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农商部、大理院、总检察厅、蒙藏院、总统府军事处、临时执政府军务厅、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陆军部、参陆办公处等机构的档案。

第四辑《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1917—1927年），共2册，约138万字，收辑了1917年至192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至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期间，有关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料，共计708 题，1091 件。由于南方革命政权几经辗转，相关档案多有散失，故现存的这部分资料虽然数量不多，却是研究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

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1928—1949年），共70册，4000余万字。由于相对而言持续时间长，内容众多，因此该辑又按历史时期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与十年内战》（1924年4月—1937年7月），第二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1937年7月—1945年8月），第三编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1945年8月—1949年9月）。以上各编按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六大类分为若干分册。其主要内容为：一、国民党及其他党派档案，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国防最高委员会等机构的档案。二、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档案。三、国民政府及其直辖机构档案，其中包括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主计部、国史馆、中央研究院等机构的档案。四、军事机构档案，其中包括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国防部保密局、参谋本部、国防设计委员会、军政部、国防部、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等机构档案。五、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机构档案。六、行政机构档案，其中包括行政院、内政部、卫生部、外交部、教育部、蒙藏委员会、社会部、财政部、国库署、关务署、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工商部、实业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交通部、邮政总局、电信总局等机构的档案。

以上各辑编纂体例基本沿袭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即以中华民国历史发展线索为经，按照时间顺序编排，而以民国历届政府总领各辑，勾勒了一条从辛亥革命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国史发展主线；以史料内容为纬，所辑录的档案资料涵盖了1912—1949年民国时期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完整地构成了民国史的资料系统，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一套民国史综合性档案汇编。

《汇编》的编辑原则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史料的原貌，在史料剪裁上，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全面地反映历史事实。据该书编者言，为保持历史档案文件的原来面貌，《汇编》“采用原件汇编的形式，唯将其竖行改为横排。其所辑录的档案文件，除对错漏的文字加以必要校勘注明外，均按原文照录，并加以标点；而对一些往来承办的文件，在‘等因奉此’前复述的文字内容过多重复者，则加以删略。这样，既避免了官样文书的重复内容，又保持了原来文书的格式，以示《汇编》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注]。在编选原则上，《汇编》对重大历史事件均能如实反映。比如《汇编》第五辑第二编的军事分册，辑录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国共两方的大量档案资料，特别是国民党军队所进行的20余次会战的档案，充分说明了正面战场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研究中避而不谈国民党抗战的偏颇倾向。

但《汇编》在编纂上也存在一定的缺憾。正如其编纂者言，由于资料来源主要依托馆藏档案，而藏档的不均衡，部分档案缺失，导致各辑在体例和比重上失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比如南京临时政府档案，第二历史档案馆仅藏100多卷，故第一、二辑只有1册，第三辑为17册，而第五辑则达70册，虽然相较而言，这与后期国民政府的发展历史较长有关，但前期资料的阙如也是易而显见的。从各辑具体内容上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汇编》从第三辑起，各按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等类分册编辑，但由于馆藏民国档案大部分是财经档案，在编辑过程中又过分强调从馆藏档案实际出发选编史料，结果出现了各分册辑录的资料繁简多少不一的失衡现象，财经分册与其他分册间，资料字数比例“超重”，而外交分册则显得很薄弱。如第三辑共17册，财政经济7 册，占41%；外交1 册，占5.8%。第五辑第一编共25册，财政经济9册，占36%；外交2 册，占8%。第二编共27 册，财政经济10册，占37%；外交1册，仅占3.7%。[※注]

同时，《汇编》在体系安排上也存在不妥之处，对某些档案资料缺少必要的说明，重要案卷未能保持其完整性，一定程度上也给研究者带来了某些不便。[※注] 此外，《汇编》在排印点校上也存在一些错误，如错讹字较多，破句之处也不少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质量。

2.《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

《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是为弥补《汇编》之不足而编辑的。《汇编》因采用综合性资料的编纂体例，在反映历史发展面的广度上具有较强的优势，但对于反映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的有关档案文件却囿于体例而无法纳入，故在编纂《汇编》的同时，第二历史档案馆又将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党派、社团以及企事业机构的档案资料编为专题史料，以补充《汇编》之不足。

《丛刊》从1979年开始编辑，1980年开始陆续出版。其内容主要有：一、反映民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档案，如《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护国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善后会议》（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二、反映国家行政机构的档案，如《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合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2册，与财政科学研究所合编，档案出版社1990—1992年版）、《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陈鸣钟，陈兴唐主编，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三、有关政治组织的档案，如《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

与其他专题资料比较，这套资料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资料来源为馆藏档案，大多为国民政府各部、会等机构的核心资料，具有第一手资料的特点；二是涵盖面广，涉及了民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这些档案相当部分都是首次公布，一些甚至填补了相关资料的空白。比如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情况，此前极少有档案史料面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填补了这方面的资料空白。又如有关民国时期经济史方面，之前较少有系统的档案史料的公布，在编辑财政金融税收史料过程中，不仅仅依赖于馆藏档案，还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合作，取长补短，故收录资料较为全面。又如兵变是之前民国史研究中较少关注到的问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收入档案资料378件，涉及的兵变达22个省区共49次，内容包括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运动军队的武装反袁起义，各地士兵因不堪忍受北洋军阀政府的残酷剥削、压迫而发生的反抗暴动，各种新思潮在士兵中的传播，以及北洋军阀政府对兵变的镇压等方面，反映了北洋时期兵变的原因、经过、后果以及各个阶级特别是北洋军阀和欧美列强对兵变所持的态度等。

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

《丛书》选辑馆藏档案资料中的日记、史稿、报告书、调查统计等资料编辑而成，这些资料虽然独立成帙，但因字数多、篇幅长，不适于全部编入《汇编》和《丛刊》，故以《丛书》的形式编辑成本，作为《汇编》的姊妹编。《丛书》先后出版了《冯玉祥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周佛海日记》（蔡德金编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等。但也有一些资料不是独立成帙，系选辑馆藏档案编辑而成，如《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共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前者系原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从当时的报刊、公报、档案及私家记载中原文摘录编纂的每日大事史料，时间起讫为1911—1948年，涉及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民族、文化、教育以及政策法令等；后者系从馆藏档案材料中筛选辑录714件有关国民政府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编辑而成。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的演变历史，该书还收录了孙中山先生有关政权建设的相关资料和北伐之前的广州国民政府档案内的有关政治制度方面的史料。

《汇编》《丛刊》《丛书》的出版，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并构成三位一体的资料系统，以经纬两条线索的编纂方式，基本覆盖了民国史的各主要方面，改变了之前民国史研究中档案资料不足的局面，为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为改变民国史研究的薄弱局面，促进民国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做出巨大贡献。

（三）其他专题资料的编辑

改革开放后，随着北洋军阀史研究的兴起，有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及北洋军阀的档案资料首先得到了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取得了很大成绩。北京政府时期指从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至1928年张作霖出逃，北伐军占领北京为止，而北洋军阀的历史一般要上溯到袁世凯编练北洋六镇新军乃至小站练兵。北京政府时期是民国史上的重要阶段，由于习惯上将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的历史单独划开，为叙述方面，这里也单独列出。

有关北洋时期的资料，分量较重的是作为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北洋军阀》资料汇编，有章伯锋主编（6 册，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和来新夏主编（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的两个版本。章伯锋主编本书名强调《北洋军阀（1912—1928）》显示史料是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时限，而来新夏主编本则对北洋军阀形成的早期历史略有涉及。两个版本编撰体例也不尽相同，章伯锋本字数稍多，叙事稍详，选录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的袁世凯帝制文电及张国淦存稿，以及一些稿本和未刊资料，包括翻译了部分外文资料。来新夏本第五册收录军阀人物传志、大事记、书目提要、论文摘要和附表等工具性内容。两本资料各具特色互为补充，较为全面详细地反映了北洋军阀发展的历史过程。

南开大学、天津社科院历史所、天津档案馆和天津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先后编辑出版了《北洋陆军史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北洋新军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有关北洋海军的资料，主要有谢忠厚编辑的《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版）。这些史料，规模大，内容丰富，为研究北洋军制及军史奠定了史料基础。

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辑的《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996年影印版），共分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吴景濂4卷，凡33 册，33000 余页。袁世凯等四人均为北洋政府最重要的军政人物。所收史料包括其家书、文稿、批示、圈阅文件、函电、条陈、说帖、呈单、报告、译呈等公私文件，涉及的历史内容和人物重要而且广泛，极富史料价值。

陈奋主编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收入了北洋时期有重要影响的“财神爷”梁士诒的生平活动忆述、著述、奏折、往来电函及有关的图片、手迹等史料，不仅是研究梁氏个人，而且是研究北洋政府历史的重要参考。

由原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委会、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编的《（民国）大事史料长编》，从历史档案及《申报》《民国日报》等民国时期的重要报刊中收集1919—1926年民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重大事件的相关资料汇编而成，对于研究民国北京政府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书系“文革”前编纂，曾以草稿的名义内部分册印刷，2008年列入《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之一，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公开出版。

此外，杜春和等编辑的《北洋军阀史料选辑》选录了有关北洋军阀史的34篇回忆文章和部分重要函电，可以作为上述资料的补充。

国民党历史方面，重要的有荣孟源、孙彩霞编辑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系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公开出版的国民党历史的会议资料汇编。该书包括自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至1949年7月在广州召开最后一次非常委员会会议为止的25年中，国民党召开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形成的1575件文件和资料，包括开会词、宣言、决议案以及闭幕词，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中央执监委名单和官方报纸上有关会议经过的报道等。该书延续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方法，在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之前，均有编者所写的简短说明，介绍该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历史背景、会议的主要目的和内容，以及所收资料的来源等。其资料选录以原始资料为准，尽量摒弃第二手之外的资料。入选的资料，一部分是最初印行的单行本，一部分是当时报刊上所登载的资料，如果找不到最原始的版本，才使用第二手的材料。比如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料，最初编者选用的是孙中山先生手订本，但因是1930年国民党所印，其中“宣言”不是孙中山手订的原本，后编者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所印的“宣言”原本进行了替换。该书出版后，成为研究国民党党史的基础史料，被国民党史研究者经常引用。

其他专题档案，有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共6册，精选馆藏有关1928—1933年奉系军阀的档案资料近千份，分张学良与东北易帜、张学良与中原大战、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三部分，从档案史料的角度，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围绕张学良发生的中国历史上的三件大事。其中包含大量未刊的密电、密令。如张学良从筹备到东北易帜的大量函电、文件；中原大战中反蒋各方的往来函电，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各方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战场形势等电文；以及反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东北沦陷的经过的档案等，均属首次原文公布。

广东省档案馆编选的《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14 册，（1987—1988年，内部印行），按照专题分辑，是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广东省地方历史的重要资料。

此外，有关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个人函札、电稿、日记、回忆录等资料，也是有相当多整理出版，种类繁多。

（四）专业学术刊物刊载的资料

专业刊物是发布档案文献资料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资料》《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档案与史学》《北京档案史料》《湖北档案史料》《云南档案史料》《四川档案史料》等刊出了大量珍贵的民国档案资料，包含专题资料和一些单篇资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人物等方面，颇具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比如《近代史资料》先后刊载的《夏寿康往来电稿》 《冯国璋往来函电》《张勋藏札》《沈曾植电稿》《吴景濂函电存稿》等函电稿以及《郑孝胥丙丁日记》《退庐笺犊》《憩园存稿》等资料，涉及有关二次革命、南北议和、张勋复辟、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北洋军阀的私产状况等内容。《历史档案》《民国档案》等期刊从创刊以来，陆续公布了不少档案资料。如《一九一二年袁世凯被炸案》 《“二十一条”签订经过的史料一组》《袁世凯等有关张振武案的电文一组》《北洋政府处理日本在延吉等地非法设警文电》《民国初年日本制造奉天挤兑风潮档案选》《张敬尧在吴佩孚撤防北归期间致北洋政府的电报》《杨宇霆破坏曹锟贿选与各方来往信函》《北洋政府镇压奉天声援五卅运动函电选》《蒋介石日记类钞》《陈布雷日记》《北伐阵中日记》《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介石、何应钦、宋哲元等密电选》《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记录》等。这些资料，对民国史研究，特别是个案研究，都极有参考价值，不仅弥补了相关研究史料的空白，有一些资料还纠正了之前研究中的错误。比如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华北事变后，冀察行政当局于1936年10月，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签订了“华北经济开放协定”（即“中日经济提携八项原则”），而《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刊载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有关“华北经济开发”致实业部函三件》内“宋哲元感电”揭示，并未签订该协定。

整理出版有关民国时期图书、期刊等目录索引也是这一时期史料学的重要工作之一。民国时期出版了大量的书籍，据统计，民国时期文献数量超过了存世的古籍总量，现分藏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党史馆、博物馆以及研究机构等，编辑出版民国时期文献、期刊联合目录，无疑是一项嘉惠学林的有益工作。目录编纂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辑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了全国50家图书馆1957年以前所藏的中文期刊近两万种。北京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7年版）收录了1911—1949年9月的中文图书12.4万余种。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时期发行书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全面系统地收录了民国时期编印的各种图书发行目录。

这一时期，有关民国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为民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基础，有力地促进了民国史研究的深入。但相对于所存民国时期档案和文献来说，已整理出版者不过是沧海一粟，大量的档案资料需要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仍然流失海外，利用极为不便，也妨碍了其学术价值的发挥，因此，进一步搜集和整理民国史料的工作任重而道远，有待后来者努力之处尚有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