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影响极为深远，被视为“民族复兴的枢纽”。但新中国成立后抗日战争史研究长期从属于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研究范畴，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资料搜集整理，均较为薄弱。在资料方面，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现代史料编辑委员会翻印了原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共5种，即《九一八以来国内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再版了作为该《丛刊》之一的《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作为补编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名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并补充编辑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1957年，内部印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印了《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汪精卫卖国投敌资料》（1964年，内部印行），复旦大学历史系翻译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还有一些相关史料，就是文史资料、党史资料中的部分回忆录，此外无更多的资料面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解放、学术禁区的打破，抗战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如正面战场、国民党政权、伪政权与沦陷区等问题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1982年，日本文部省修改历史教科书，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起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愤慨和抗议，并引发中国政府和民间对中日历史的高度关注。政治因素的推动，使得抗战史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同年，该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创刊，进一步推动了抗战史研究的深入，进而促使其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逐渐剥离，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而得益于政治气氛、学术观念的转变，以及国家的档案开放政策，作为抗战史研究基础的史料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不仅有力促进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发展，也极大地丰富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的内容，成为该学科建设中重要的一环。

与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相似，三十多年来抗战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出版工作，呈现出“周年纪”的特点，及逢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抗战胜利等周年纪念，资料的整理出版形成高潮。下面就目前所及，择其重点，分别加以叙述。

（一）综合性资料集

1997年，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六十周年之际，两套综合性的抗日战争大型资料集的面世，引起学界瞩目，分别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南京国民政府”第二编《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江苏古籍出版社版）[※注]，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辑的《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版）。这两套资料集各有特点，互为补充。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八年抗战》，是在该馆早年编辑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的基础上补充编辑而成。从史料学的角度看，该套资料有以下特点：第一，篇幅大，涵盖面广，资料系统全面。该编共27册，1000万字，包括抗战时期有关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五个主要方面。当中又以财政经济分册篇幅最大，共10册，分为财政和经济两大类。以财政为例，所收资料涵盖战时财政政策与措施；战时预决算与财政收支；战时财政施政报告；地方财政与自治财政；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概况等内容，基本反映了战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及概况。其次是军事分册，包括战时国民政府军事制度演变；对日作战方针、计划与部署；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作战概况；日军侵华暴行及其损失，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战时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方针变化和两个战场各个重要战役的战况。而政治分卷中，则收入国民政府战时体制形成与变化；抗战期间制定发布的重要方针、政策、法令；国民党中央历次重要会议；国民参政会与地方参议会；国共两党军事摩擦；抗战时期党派社团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与华侨；民众运动；重大惨案等方面的内容。外交和文化教育等分册虽然篇幅较小，但也注意资料的全面性，尽量收录能够反映这两方面历史的综合性资料。第二，资料权威，学术价值较高。所收资料，均来源于该馆所藏战时国民政府中央及各部原始档案，内容详于中央各部及省县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兼及执行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第三，在编辑方针上，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全貌。比如在军事分册中，辑录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大量档案资料，特别是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所进行的20次会战的详细资料，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正面战场的重要性。同时在编辑中尽量保持档案文件的原貌。这套资料出版后，极大促进了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至今仍然是规模最大的有关抗战史的综合性档案汇编。

作为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抗日战争》资料集，由长期从事资料编辑整理的专业工作者完成，在体例设计、结构安排、资料取舍以及考证等方面，均显示出较高的水准。

该资料集按专题划分为《从“九一八”至“七七”》《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民族奋起与国内政治》《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日伪政权与沦陷区》《侵华日军暴行日志》共7卷，900多万字，基本涵盖了抗战史的各个主要方面，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全貌和概况。所收资料来源丰富，包括文献档案、政府公报、报刊资料、回忆录、文史资料、日记、私人档案，以及美、英、日、苏、德、法等国外交文件。

在资料选材上，编者较为注意资料的全面性和核心性，同时力求在部分专题上有所突破，采取有所侧重，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少我多的编辑原则。比如在外交卷中，鉴于学界有关外交资料，特别是外文资料缺乏的局限，除重点编译了已刊布的美、英、德、法的《外交文件》《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等资料外，还搜集选译了英、美国家档案馆未刊的档案，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总馆所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陆军部作战计划处档案”“二次大战中缅战场档案”，罗斯福图书馆藏“地图室档案”，陆军部藏“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缩微胶卷；英国公共档案馆丘园新馆藏“外交部档案”“首相府档案”“内阁档案”等，近100万字，当中不乏一般研究者难以寻觅的罕见史料，为战时外交研究提供了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资料。

该书在编辑上也有特点。如第二卷《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编者摒弃了传统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分开直线叙述、各不关联的编选方法，而是依照历史发展的本来进程，按不同的阶段列出敌我友三方的资料，“在互动相挈关系中建构战争主体发展的宏伟画面，较好地体现出历史进程和逻辑发展的一致性。这样一种体系就为研究认识两个战场的战争规律和相互关系提供了方便”[※注]。又如第一卷《从“九一八”至“七七”》，为使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追溯日本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思想渊源，该卷以1927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作为资料编辑的起点，从而对研究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历史背景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上述两套综合性资料集，是改革开放以来抗战史料整理出版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综合性资料集，具有资料系统全面、涵盖面广、容量大等特点，便于对历史的全面把握，但对资料编辑者的水平要求也较高。虽然这一时期，有关抗战史的综合性资料种类不多，但上述两套资料相互补充，至今仍然是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最全面、系统的基础史料。

（二）专题类资料

将某一专题资料集中整理出版，以便对该历史问题或该领域历史发展状况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是史料编辑的最主要形式。改革开放后，有关抗日战争史专题类资料的大量问世，是这一时期史料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

1.有关日本侵华政策及进程的资料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侵华战争持续长达14年，其侵华政策及进程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战败前夕，日本政府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日文档案，因此，相对于其他专题资料，这方面资料较为缺乏。改革开放后，国内学界进行了多方面的资料搜集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中文资料方面，重要的有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8—2004年版），系国内首次全面系统公布日本侵华的专题档案集。全书按专题分为18卷（至2012年出版了16卷），约1000万字，包括《九一八事变》《东北大讨伐》《细菌战和毒气战》《东北历次大惨案》《东北经济掠夺》《华北事变》《伪满傀儡政权》《汪伪政权》《伪满宪警统治》《华北“大扫荡”》《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历次大惨案》《南京大屠杀》《日汪的清乡》《华北华中经济掠夺》《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涉及日军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及暴行等方面。资料来源于参加编辑的各档案馆馆藏档案，主要为日本战犯供词和审判档案，包括河本大作、佐佐木到一等高级军官的供词。这些供词，不仅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而且提供了许多不见于其他正史记载的日军侵华“内幕”和具体事实，对于了解和研究日本侵华政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有关日军实施细菌战和毒气战的资料一直较为缺乏，而《细菌战与毒气战》中，编者选用了150余名有真实姓名的日本官兵的供词，有力地证明日军在战争中违反国际公法、滥施细菌和毒气的罪行，极为珍贵。

九一八事变是14年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辽宁省档案馆珍藏张学良档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的《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部分，精选馆藏未刊有关奉系军阀的密电、密令，从档案史料的角度，揭示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及东北沦陷的经过，日军占领东北后种种暴行及地方损失情况，南京政府和张学良的应对措施，国联为解决“中日争端”历次会议情况及国际社会反响等历史史实。该馆另编辑有《九一八事变档案资料精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也是研究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参考资料。

北京档案馆编辑的《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收录了抗战期间日伪在北京地区为巩固其占领区域五次推行“强化治安”运动的有关文件，及1946年国民党政府对日军在“强化治安”期间所犯罪行的部分调查材料，是研究日军治安强化运动最直接的史料。

在日文资料编译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最早开始翻译日本国内出版的相关资料，并汇编成《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1999年版），包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昭和十七、十八年的中国派遣军》《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香港作战》《长沙作战》《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缅甸作战》《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等专题。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翻译的《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是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依据日本大本营和陆军省的机密档案、日志和颁布的命令，以及日方主要决策者、高级指挥官的日记和回忆录，日本特务机关搜集的各种情报等资料编写的，是反映侵华日军在华北的侵略政策及进程的一部重要的资料汇编。此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 〈大本营陆军部〉 摘译》（1987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注] 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的翻译和出版，成为国内相关研究起步的基础性史料。

对日文档案材料的发掘，国内学界最重要的成果体现在对“满铁档案”的收集整理方面。作为在日本国家特定法令下设立的特殊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经营铁路”为幌子，在40多年的时间内，全面开展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活动，并设有各门类的调查机关，兼有为日本侵华政策提供情报支持的功能，因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机构。满铁在其历史上，积累了数十万件被称为“满铁资料”的调查报告和档案文书，记录和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全过程，以及当时中国和东北亚地区各方面的情况。这些资料虽然存量大、内容庞杂，但分散收藏于国内多家档案馆、图书馆，虽然有一些收藏机构和学者进行过整理编辑，但一直缺乏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资料汇编。

2011年，由解学诗、苏崇民主编的《满铁档案资料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面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满铁资料整理的最重要成果。该套资料的编辑历时50年，全书按照专题分为15 卷，约1200万字。在编辑上，编者颇具学术眼光，即不将满铁史作为孤立的企业史，而是以满铁为主线，通过资料，全面反映日本的殖民侵华政策和在“这种政策指引下满铁所进行的特殊的宽领域的侵华掠华实态”[※注]。该书在资料编辑上具有以下特点：一、选材广泛。全书按满铁档案文书、满铁资料、满铁图书以及个人文书四大类分别收集满铁资料，包括国内馆藏的满铁档案，中国官方历史档案，日本外务、陆海军省档案中有价值的资料，同时对中外有关代表性著述也做了必要的收选，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华北沦陷区统制、封锁以及强制掠夺乃至武装掠夺的全过程。二、严格按照史料学的方法，对史料进行认真清理、筛选、比对和整理，力求尽可能全面地涵盖反映满铁主要史实的基本史料，体现了编者对满铁历史以及满铁资料的熟悉程度。此外，汇编采取排印方式出版，在当下影印成为主流出版方式的形势下极为难得，不仅容量大，也方便了读者利用。这套资料是目前满铁资料整理编辑工作中，学术价值最高的资料汇编。

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方面，除满铁资料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还依托各档案馆所藏资料，相继编辑出版了日本对中国经济掠夺的区域性专题资料。重要的有居之芬主编的《日本对华北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对于研究日军在华北、华中经济侵略政策及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一时期，以出版社为中心，整合各档案馆资源，集中推出有关日本侵华战略方面的资料，成为抗战史料出版的新特点，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采用影印方式出版的抗日战争资料系列。1996年，该社首先出版了《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季啸风、沈友益主编），是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搜集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资料汇编（简称“末次资料”）。从1999年起，该社相继影印出版了《日本侵华罪证档案新辑》，以及“满铁密档”系列，包括《满铁与侵华日军》《满铁与移民》《满铁与劳工》《满铁机构》。此外还有《东北日本移民档案》《天津日本租界居留民团资料》《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等一大批关于日本侵华政策及进程方面的珍稀文献。这些资料，均来源于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珍藏的有关日本侵华机构、国民政府各级机关遗留下来的档案，包括满铁各机构搜集的中国情报、制定的侵华政策和计划、在中国实行的殖民统治情况等，极具学术价值。

此外，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国档案出版社影印刊出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2005年版），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审判的45名日本侵华战犯的亲笔供词，为研究和了解战时日本的侵华政策、揭露日军的罪行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

除档案文献外，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日军官兵的回忆录和日记，也为研究日军侵华战略及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些回忆录和日记的作者不仅有日本主要军政人物，也包括普通士兵，如《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重光葵的《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水野靖夫的《反战兵士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辑的《侵华日军战犯手记》（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

2.有关两个战场的资料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构成了中国抗日的两个战场。所谓正面战场，是指在日军侵华推进线上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它主要位于中日两国正面军事对峙的大中城市附近，交通点线两侧和其他战略要地。[※注] 有关正面战场资料的整理出版，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主要由综合性的档案资料和回忆录资料构成。因为正面战场史料分藏海峡两岸，而大陆方面所藏相关档案的不足，因此相对于敌后战场，无论其数量和种类都偏少。

全面反映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概况的专题资料，主要有第二历史档案馆依托馆藏档案编辑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二者均为《中华民国史专题档案资料丛刊》之一。《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所收资料内容，主要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方针与计划部署，以及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战役战况，包括函电、作战计划、战斗详报、作战日记等。2005年，又补充了中国海军和空军作战史料，扩编为上中下三册（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档案，基本上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方针的变化和各个战役的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主要记载了1939年1月至1945年12月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对日作战情况。这两部资料，第一次从档案史料的角度揭示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概况，从而推动对国民政府抗战问题的学术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在各地区抗战史方面，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的《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1985年，内部印行），上海社科院编辑的《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及《“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武汉市档案馆等编辑的《武汉抗战史料选编》（1985年，内部印行），四川省和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分别编辑的《川军抗战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滇军出滇抗战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四川档案馆编辑的《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西南交通大学2005年版），厦门市档案馆编辑的《厦门抗日战争档案资料》（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湖南省档案馆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此外，西安市档案馆编辑的《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是关于国民政府筹备抗战的专题资料。

与正面战场相对应的敌后战场，指国共两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广大农村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因此有相当部分资料涵盖在同时期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中，比如《中共中央文件集》《朱德军事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聂荣臻回忆录》等资料。作为综合性反映中共抗战的资料，重要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之《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出版社1989—1994年版）两种，包括历史文献、综述、回忆史料、图片、表册等资料类型，从多个角度全面地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情况。军事博物馆编辑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收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等资料，所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各军区、各作战部队有关百团大战的文电，含各项指示、作战经过报告等，以及百团大战期间有关领导人的谈话和文章，对于全面了解和研究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作战概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中共在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与日军进行作战的重要基地。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持、中央档案馆及各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包含晋察冀、冀热辽、冀鲁豫、鄂豫边区、豫皖苏、华中、苏北、苏中、苏南、皖江、淮南、山东等19个抗日根据地开辟及建设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收录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方针指示。此外，各地党史工作委员会或档案馆也编辑出版或内部印行了相关的抗日根据地资料，如山西省档案馆编辑的《太行党史资料汇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内蒙古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辑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辑的《北京地区抗战史料》（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版），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辑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镇江地区茅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工作小组编辑的《新四军在茅山——抗日斗争史料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1988年版）、《豫皖苏抗日根据地》（1985年版），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编辑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1984年，内部印行），广东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琼崖抗日斗争史料选编》（1986年，内部印行）等等。这些资料，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概况，是研究敌后战场的第一手资料。

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下，国民政府承认其合法的地位，起着抗战领导核心的作用。有关边区及根据地的资料，主要有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编辑的《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资料选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甘肃省社科院编辑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1985年版）、陕西档案馆等编辑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开始出版，至2012年已出10多集）、中央档案馆等编辑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

在民族危机面前，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了两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这是抗日战争两个战场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有关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资料比较丰富，主要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的《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

3.日伪政权与沦陷区资料

从“以华制华”战略出发，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先后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北平临时政府、伪南京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等傀儡政权，作为统治其占领区的工具。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持的第一个汉奸伪政权，且存续时间最长。但日本战败投降前，日伪机关销毁了几乎全部档案文书和秘密资料。改革开放后，经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努力，有关伪满洲国的资料逐步得到发掘，整理出版了不少资料成果。李茂杰主编的《伪满洲国政府公报全编》（线装书局2009年版），共163册，收入自1932年4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满洲国政权垮台为止14年间，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发行的全部3948 期公报，包括法律、法令、训令等，采用中日文对照双语版影印出版，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且版本最为精良的伪满政府官方文件汇编。《伪满洲国地方政府公报汇编》（线装书局2009年版），共48册，收集《新京特别市公报》《奉天市政公报》《吉林省公报》等5种、伪县政府公报6种。上述两套资料，涵盖了伪满洲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公报，互为补充，是研究伪满洲国史、日本侵华史最基础的史料之一。吉林省档案馆《溥仪宫廷活动录（1932—1945）》（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以伪满洲国宫内府所编的《宫廷汇报》为主，兼收其他档案资料，包括溥仪在伪满洲国时期发布的“诏书”“勒语”“教令”等官方文书，对其“赐酒”“赐宴”“亲任式”“巡狩”等活动亦有记叙。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溥仪私藏伪满秘档》（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1932—1936年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和皇帝后形成的档案共206 件，内容主要为溥仪与日本勾结建立伪满洲国的来往函电、密约、秘谕等资料。这两套资料，为了解和研究日伪勾结内幕、日本关东军操纵控制伪政权的手段，以及作为傀儡的溥仪及其追随者当时的活动及心理状态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吉林省图书馆特藏部编辑的《伪满洲国史料》（33册，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2002年版），汇集了1927—1945年出版的有关伪满洲国历史的书籍和资料，按照内容分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史志四编，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有关伪满洲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汇编。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中华书局2000年版），收录了曾任伪满洲国各级官员在战后的供述材料。孙邦主编的《伪满史料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选辑了1200多篇亲历者回忆录，对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了解伪满洲国的政权运行状况、对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政策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汪伪政权方面的史料，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影印的《汪伪国民政府公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编辑整理的专题资料《日伪在沦陷区的统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上述资料反映记录了汪伪中央政府实际运作的基本情况。由蔡德金编辑的《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所涉及内容极其广泛，特别是对于了解周佛海与日本勾结离渝叛逃的过程、思想，以及汪伪政权具体运作情形，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黄美真主编的《汪伪政权资料选编》专题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985年版），包括《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等专题，资料来源于汪伪政府档案、日本政府内阁和军部档案、亲历者忆述记录、审判汉奸档案，以及当时的报刊和国内外有关资料等。黄美真选编的《伪廷幽影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收录了汪伪集团要员罗君强、陈春圃等人的狱中供述以及个人回忆。此外还有南京档案馆编辑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编辑的《汪伪政府工商行政管理法规选编》（1985年印行）等等。

华北伪政权方面，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2010年版）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2012年版），全国政协编辑的《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南开大学历史系、唐山档案馆合编的《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北京政协编辑的《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等。其中《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均系国家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中的两部，前者系统地收录了1938年1月17日至1940年3月30 日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公报，后者收录了1940—1944年华北政务委员会出版324 期的公报，是研究华北伪政权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汇编。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资料不再单纯局限于揭露汉奸及其政权的卖国罪行，而是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更全面地反映伪政权的建立、运行过程及殖民地的形态特征，从本质上揭露日本对中国的殖民统治性质。

4.日军暴行及战后遗留问题资料

1980年以来，揭露日军在侵华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暴行，批判日本右翼否定战争的侵略性质及残暴特征，一直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内容，也出版了不少相关资料。如军事科学院编辑的《凶残的兽蹄：日军暴行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抗战史学会、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的《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日军侵华暴行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北京档案馆编辑的《日本侵华罪行实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辑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秉新等编辑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但这些资料也存在着来源和类别较为单一零散、规模不大的局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侵华日军暴行史研究从揭露控诉向实证研究的转变，在国家科研基金的支助下，资料整理出版出现了较大的转变。一方面是资料类别和范围逐步扩大，除档案外，注意对实证性资料的挖掘，比如幸存者的证言、证词、录音、录像，遗址遗迹的实证调查，以及第三方资料的搜集，文本从中文向多种文本扩大。二是资料规模扩大，特别是一些重大的惨案，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等暴行，均以资料丛书或丛编的形式编辑，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资料体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三是在战后遗留问题、中国战时人口与财产损失等资料方面，均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搜集整理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1980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第二历史档案馆相继整理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等。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在南京沦陷时留居南京的西方人士所积累的日军暴行资料，如《拉贝日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998年版、2000年版）；被称为“贝德士文献”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原侵华日军士兵本多胜一的《天皇的军队：“衣”师团侵华罪行录》（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上述资料的出版，大大丰富了大屠杀研究的史料来源。

2000年以来，为了推动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建议并支持南京学者开展大规模、系统的资料搜集工作。2011年，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领衔，联合南京各学术及馆藏机构的学者共同编辑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历时10年、分3批全部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72 册，4000万字，是一套汇集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多种文献的多卷本资料丛书。该丛书不拘于体例结构，仅按照专题简单分册，把已知并能够搜集到的分散在海内外各个机构的相关资料进行较为完整的集中。除尽可能全面地收录之前已经出版的资料外，还挖掘整理了大量新发现的史料，其中三分之二的史料是此前稀见的重要文献。该丛书最具价值之处，是其史料来源突破了原来集中于中文资料的局限，搜集了多国机构馆藏的档案文献，涉及中、英、日、德、意、俄等多种文字，涵盖了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第三方（西方国家）三方面的资料，特别是侵华日军官兵日记、书信，以及当时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留下的各种文字资料，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史料，类别除原始档案、报刊资料、口述资料、日记、信函外，还收录了影像资料，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资料体系，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该资料集是南京大屠杀资料集大成式的出版，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最基础、最全面的史料，极大地促进学术研究的进展，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2012年，由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即是在编辑《史料集》基础上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该书以实证的手法，全方位、多视角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揭露，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史料集》出版后，在日本国内也引起反响，日本外务省对内阁会议的答辩书中称：“根据截至目前公开的文献等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否定日军进入南京后，对城内非战斗人员进行的杀害或掠夺行为”。[※注] 该资料集并获得教育部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1938—1944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无差别战略轰炸，历时之久，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给重庆人民和城市造成巨大损失和破坏，是侵华日军战争暴行的突出表现之一。但相对于南京大屠杀而言，战后对重庆大轰炸研究成果不多，这与史料挖掘出版不足有很大关系。有鉴于此，重庆市政府及学术机构近年来投入相当多的力量致力于大轰炸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出版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07年由周勇主编的《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史料丛书》（2007年，内部印行），分档案、文献、证言三类，共五编12卷，总计600万字。其中前四编包括“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反空袭斗争档案”“证人证言”部分，第五编由文献史料、重庆大轰炸日志、报刊资料和回忆里录组成。此书后又以《重庆大轰炸文献》之名列入由章开沅任总主编，周勇任副总主编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档案文献甲”，包括“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证人证言”系列。其中“轰炸经过”附列“重庆大隧道惨案专门档案”，搜集了未曾公布的65件重要档案。

自2000年以来，日军暴行资料的搜集，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战后遗留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苏智良等所编《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一次对日军在上海设立的100多所慰安所遗迹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调查。李秉刚主编的《日军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李晓方主编的《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通过田野调查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为揭露日军迫害劳工、对中国军民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提供了最直接的实证资料。这些资料的出版，对于促进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从政治上揭露日本右翼的言论，均大有裨益。

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直是抗战史研究的难点，重要原因之一是资料的阙失和统计数据的不完整。2004年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党史部门和相关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编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已经完成并陆续出版，相信会填补长期以来抗战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资料空白，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5.战后审判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惩治战争犯罪，重建战后秩序，同盟各国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包括东京审判、苏联伯力审判、南京审判、印尼巴达维亚审判、澳大利亚审判等，留下了数量不等的庭审资料，如审判记录、法庭证据、判决书等。除了20世纪50年代，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又称《伯力审判资料》）、中国方面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其他资料一直没有在国内公开出版。近年来，随着日本右翼不断对战后审判进行攻击，为了回击日本右翼的言论，从国际法的角度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及实质，急需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整理。2012年，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全80册）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版），使得战后审判研究在资料上有了重大突破。该书收录了1946年5月3 日至1948年11月12日的东京法庭的庭审记录，内容包括法庭成立、立证准备、检方辩方立证、检方辩方反驳立证、检方最终论告、辩方最终辩论、检方回答、法庭判决的全部资料，其中涉及中国的部分有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在东北等地的鸦片毒化政策、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内容。曹群主编的《东京审判——庭审旧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汇辑从1943年12月起至1949年1月止，上海各大媒体围绕东京审判起源及审判过程的新闻报道，对于了解东京审判的过程及国内外舆论反映极有帮助。此外，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也搜集整理了有关战后审判中涉及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审判资料，如《东京审判书证及苏、意、德文献》《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等，可与上述资料互为补充。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及相关资料，特别是速记录在国内的出版，可以视为近年来抗战史资料工作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填补了相关资料的空白，全面展现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为东京审判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对于促进东京审判研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回击日本右翼抹杀战争罪责的言论，维护东京审判的正义与合法性，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在抗战史方面，还有一些专题资料较有新意。比如谢忠厚主编的《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宣教工作资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关注到中共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及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为中共敌后抗战研究的拓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国家图书馆编辑出版的《抗战阵亡将士资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辑录抗战时期阵亡将士的名录、传记等资料共计11种，虽然比较零散，但是第一部大陆方面出版的有关战争伤亡的统计资料，且书中也不乏较为珍贵的资料。比如国民政府联合勤务总司令部1947年编辑的《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收录了全面抗战时期阵亡将士的姓名、番号、阵亡地等信息，对于研究抗战时期国军伤亡及抚恤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上面述及的资料外，《民国档案》《近代史资料》等刊物刊发的单篇资料，达数百篇，数百万字。如《民国档案》刊发的《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政机关长官谈话记录》《孔祥熙等有关1942年五亿美元借款函电三件》《抗战爆发后中德易货档案史料选》《抗战时期杨杰等赴法寻求军援与孔祥熙等来往电文选》等；又如《近代史资料》刊发的《日本军部731部队长北野中将的密令》《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档案资料》《陈布雷有关抗战时期金融物资管理问题的手稿》等，这些资料大多为首次发现，弥足珍贵，有的甚至填补了相关资料的空白，并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此外，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个人文集、日记、年谱、回忆录等资料中，也包含大量有关抗战史的资料。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只能是空中楼阁。30多年来抗战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硕果累累。这些史料，为推动抗日战争研究的起步及深入，建立抗日战争史的学科体系，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纵观整个抗战史料的出版情况，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比如外交和军事资料，以及文化教育方面资料仍然很缺乏；一些资料还未能纳入资料整理出版的视野。比如战时民众动员、官兵生活、士兵伤亡处置、兵民关系、民众生活等。经济方面，目前比较注意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资料，一些企业史资料，特别是战时后方工矿企业资料，以及国营工业主管机关资源委员会的大量资料都尚待整理出版。有关战时交通、邮政方面的资料也较为薄弱。又如战时日本对中国的调查资料，不仅仅局限于满铁，同时期日本军方、大使馆、东亚同文会、兴亚院等都对中国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这些资料，也亟待发掘。同时网络上公布或拍卖的散落于民间的资料，也应引起关注。

为了促进抗战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抗战史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史料基础，需要加强国内外及海峡两岸的合作，进一步拓展资料的视野。首要的工作，是对于分藏国内和海外的史料进行摸底，条件成熟后，进一步进行整理。近年来随着国外档案机构资料的开放，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把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引进到国内。比如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美国胡佛研究所所藏宋子文档案中，选录、编辑的《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吴景平、郭岱君编，2008年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吴景平、林孝廷编，2009年版）、《战时岁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新编》（吴景平、林孝廷主编，2010年版）、《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1940—1949）》（吴景平、郭岱君主编，2010年版），这无疑会促进战时外交研究的深入。据了解，类似的资料在欧美一些档案馆还有大量的收藏，比如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日军细菌战资料等，急待发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