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曾经取得过卓越的成就。“文革”爆发后，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陷于停滞状态，已经开始进行的一些专题资料未能完成，十年间几乎没有任何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出版。

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经济史研究步入正轨，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也逐渐恢复，“文革”前未能完成或未能出版的资料如《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得以恢复出版，新的资料成果不断推出。与新中国成立初的17年比较，这一时期出版的史料类别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得益于国家档案法的颁布，之前长期处于禁闭状态的档案资料逐渐开放，大量的档案资料得以整理出版。同时，资料领域不断拓展，打破了之前经济史资料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工业史、农业史、外贸史的局限，各种专题史、企业史、行业史、区域经济史等资料不断面世。在编辑和出版方式上，也不再拘于传统的丛刊、丛编或专题史料的选编、摘编和排印形式，而是大量采用原文档案影印或类书影印的形式。其中，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依托馆藏档案编辑的相关资料集，国家图书馆整理编辑的《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刊》经济部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规模最大。国家图书馆所藏财政经济史料极为丰富，且包含时段较长，《丛刊》中经济部分还包含大量的晚清经济史资料。数量众多的经济史资料的出版，为经济史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繁荣。

这一时期出版的经济史资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经济史资料

有关晚清综合性的财政经济史料，主要有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影印的《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2008年版），共收录中央及地方各种经济资料150余件。这些资料既包括各种钱粮清册、税收清册、进出口货物清册等，如道光年间的《汇核道光四年各直省出入钱粮清单》《保定府属豁免旗租底册》，光绪年间的《司库地丁等项岁入岁出清册》《比较进口货税清册》等，还收录了当时的各种经济文献，如《筹办四川票盐文稿》《闽省盐务纪略》《太平天国时代中国盐政概观》等，涉及田赋、差徭、盐务、烟酒等内容。陈振汉等选编的《〈清实录〉 经济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012年版），虽然系资料摘编，但因出自《清实录》，资料的权威性不言而喻。

有关民国时期综合性的财政经济资料，主要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财政经济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1997年版）、《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与江苏省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编写组合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999年版）、《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合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院经济会议、战区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财政经济卷》全面记录了民国时期财政税收、金融货币、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和交通设施等方面的情况。《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分5辑，收录了1912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的有关工商及其他各税的史料，包括税收的方针政策、法令章则、机构人事、稽征管理、会计统计以及各种税收实施情况，此外还收录了有关经济财政政策、施政方针、全国性财政会议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理财治税思想等。《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除收录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7年的财政、税收资料外，还收录了部分金融档案史料。《行政院经济会议、战区经济工作会议会议录》，收录了抗日战争时期行政院经济会议、国家总动员会议、战区经济委员会三个不同时期与类型的经济机构的会议录资料，不仅详细地记录了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和稳定后方经济秩序各项措施形成过程及具体内容，还记录了抗日大后方的物价变动情况以及国民政府对敌经济战的实施情况。这四部资料，各有侧重，互为补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民国时期财政经济的发展状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国家图书馆藏民国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2008年版），主要收录了有关民国年间财政经济的各类文献，如《全国田赋册》《重庆海关关税纪要》《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四川农村社会及工商社会苛捐杂税概录》等，内容涉及田赋、差徭、盐务、烟酒等方面内容，可以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版的资料互为参考。

由殷梦霞、李强编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影印出版的《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贸易册》《战时消费税国货类别统计表》，均系原国民政府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制的原始统计资料。1942年日伪强行接管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后，作为应对，国民政府紧急成立了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为抗战中后期我国海关的最高权力机关。《重庆海关总税务司署贸易册》系1942—1945年该司署编制的土货出口统计表、洋货进口统计表，进出口货物总值国别表、关别表的原始贸易表册。每月各一册，总计近百册。《战时消费税国货类别统计表》系该司署记录的1942年5月至1944年12月，国内各地税务机关的相关税收数据。这两套资料是研究抗战后期经济史、贸易史的最直接、最权威的文献。

“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影印社”编辑的《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收入清末至民国时期财政史料54 种，内容包括各种档案、统计数据、地方政府财政报告等。所收的史料大致可归为以下三类：一是清末至民国政府时期中央和各省区政府有关财政的文书、表册、档案等；二是清末清理财政后编辑的“各省财政说明书”，以及地方史志等文献中保存的地方财政资料；三是私人和团体著述等其他文献。2008年，由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编辑的《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补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对其进行了补充，收录了上书中未收的直隶、黑龙江、四川、河南、奉天、安徽、江西、陕西、云南、贵州、湖北、山西等省的财政说明书以及湖南、江苏财政说明书的一部分补充内容。清末的各省财政说明书是根据清末度支部颁布的清理财政章程第十条的要求编制的，内容不仅涉及财政方面，还包括农、工、商、军事、教育、行政、司法、对外贸易等多方面，因此对清末民国财政史、经济史、地方史的研究颇有价值。在财政预算方面，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有《清代民国财政预算档案史料汇编》（2008年版），当中资料虽有散佚，但也提供了部分统计数据。

有关物价方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2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是最直接的史料。该书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文献丛刊》之一，系20世纪30年代由汤象龙等一批学者从清代历史档案中整理辑录的道光朝至宣统朝的粮价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各省的月度粮价报告2万余件，涉及21个行政省约450个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道级地区的月度粮价数据约400万条。除少数部分地区、部分时段因各种原因资料略有缺失外，绝大多数地区的粮价资料都是系统和连续的，全面地反映了清代自道光至宣统间粮食价格的全貌。该书出版后，学界评价极高，有学者认为，其“所覆盖的地域之广，粮价数据之密集，在中国经济史史料中是少见的”。“它对系统、全面、深入研究清代后期粮价变化的规律和趋势，粮价变动原因，粮价变动对清后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影响都有巨大价值。”[※注]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民国时期物价生活费工资史料汇编》（20册，2008年版），收集了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国民政府及全国主要省市政府有关物价、生活费、工资的经济统计数据，包括一些国民政府从未公开发布的机密文件，对于研究民国经济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商业部物价局编辑的《抗战前价格参考资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收录1955年商业部物价局编印的《抗战前价格参考资料》，资料主要来源于战前及战时出版的刊物上发表的资料和一些原始资料。全书共分7 辑，第1 辑“全国农村物价”，收录1933—1937年全国118处乡村的物价数据，后6辑收录1929—1937年全国各省区的商品批发及零售价格数据。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丰富的物价史料中筛选编辑而成，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研究也颇有参考价值。

海关档案及英国蓝皮书等资料的拓展，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史资料工作最大的成就之一。近代中国海关长期控制在外国人手中，赫德以海关为大本营，插手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颇深远。海关留下了大量的档案文献，尤其是详细的原始调查资料和统计数据资料，极具史料价值。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海关档案以及英国蓝皮书都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改革开放后，这些资料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陆续被翻译整理。主要有徐雪筠译编的《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穆和德、李策的《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李必樟编译、张仲礼校订的《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戴一峰主编的《厦门海关历史档案选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海关总署编辑的《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通令选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刘辉编辑的《中国旧海关稀见文献全编·民国时期关税史料》（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年版）。前两种系根据海关十年报告编译而成。《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系根据英国蓝皮书对华外交文件编译，书中包括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有关备忘录、函件和专题报告等共50余篇，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包括当时上海的商品价格、金融市场、房地产、港口设施、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工业发展和租界的经济情况以及各类统计数据等，是研究这一时期上海的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同时，赫德的部分书信、日记也被翻译出版。主要有《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陈霞飞主编，中华书局1990—1996年版）、《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美]布鲁纳、费正清等编，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内容极为丰富。该《汇编》收集了1874—1907年34年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与其亲信、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之间的全部来往函电，共计3528封信件，4486份电稿，另有赫德与其弟赫政在印藏条约订立期间往来的426份电报。正如有学者所言，由于海关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汇编》的出版“对于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关系等诸方面均提供了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料。比如就晚清社会经济而言，晚清财政体制的演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一演化与海关外籍税务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海关权势的不断扩张都是密切相关的，并因海关的介入而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对此，《汇编》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此外，关于晚清的许多外交事件，晚清洋务企业的兴办，近代海关的创建，同文馆的设立等等，《汇编》中也可找到许多第一手资料”[※注]。

2001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合作整理影印的《中国旧海关史料》（170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是至今规模最大的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献资料汇辑，收录了中国近代海关1859年至1948年出版发行的年报和十年报告，以及伪满洲国的外国贸易统计。涉及的省份有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西藏、湖南、湖北、江西等，城市多达60余个，时间跨度90年，为研究近代中国和各口岸的贸易情形以及经济变迁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学界关注。但该书也存在不足，比如收录的资料还不够完整，未能将所有海关贸易统计报告尽数囊括收录，诸如1865—1881年以前的各关贸易报告，1875—1881年的全国海关贸易报告等都没有被收集在内。[※注]

此外，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出版有《清末民初通商口岸档案汇编》（2009年版），收录清同治元年（1862）至民国四年（1915）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民国外交部通商事务档案十种，形式为清册或公文，可以作为上述海关史资料的补充。

改革开放后，有关地方财政经济史资料出版极为丰富，不仅涉及的地域较广，而且涉及的领域也不断扩展。主要有：《〈清实录〉 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何泉达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黄苇、夏林根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湖北近代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曾兆祥主编，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编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彭雨新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清代四川财政史料》（鲁子健编，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1988年版）、《山西清理财政局编辑现行财政十八种——宣统朝宪制改革财政文档》（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曾赛丰、曹有鹏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广东省档案馆等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辑出版的《民国与伪满洲时期东北经济史料丛书》（2006年版）、《近代中国西北五省经济史料汇编》（2006年版），等等。其中，有些资料特别值得关注。如《山西清理财政局编辑现行财政十八种——宣统朝宪制改革财政文档》，系山西清理财政局搜集全国的史料编成而成，包括山西、四川、安徽、顺天府直隶、黑龙江、河南、山东、吉林、察哈尔、广东、广西、江苏、云南、江西、湖北、贵州、湖南、陕西等十数省，内容涉及预算、地租、税厘、盐务、币制、实业、路矿、外债、公债等诸多方面，对于全面了解和研究清末新政特别是财政改革极具史料价值及学术价值。《民国时期广东财政史料》系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的官方数据和档案中，筛选辑录各种数据资料37种，档案204件，分为财政法规、财政概况、财政统计、田赋粮食、财政历史档案五大类别，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广东的财政经济发展状况。

这一时期，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变，中共党史的研究也从早期的注重政治史、组织史向经济史方向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得到了极大的发掘和整理，成绩斐然。从1980年以来陆续出版的相关史料，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辑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杜中主编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合编的《土地革命时期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魏宏运主编的《晋察冀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山东档案馆等编的《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资料选编》（1985年，内部印行），河南档案馆编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1986年版），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编的《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王礼琦编的《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青岛海关编的《山东解放区海关史料综览》（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版），魏克发主编的《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大行政区时期》（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等。这些资料基本涵盖了从1921年中共成立以来开辟的各革命根据地有关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的资料，包括纲领、政策、法令、条例、概况、统计等，涵盖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交通、互助合作、人民生活等方面。此外，杨德寿主编的《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是一部较有特色的专题资料，该书收录了1928—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合作社经济的历史资料，其中以消费、供销、粮食、运销以及综合性合作社资料为主，也收录了部分信用、手工业、运输等合作社的资料。

在外债史方面，主要有《民国外债史资料》（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外债史料汇编》（上海市档案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内部发行，1988年）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财政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中华民国档案史资料丛刊之一，档案出版社1991—1992年出版）。这些资料大部分选自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是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料。其中，《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在编辑上着力较多，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该资料按照历史发展顺序编排，内容分为文字资料和统计表两类。文字资料选辑同一时期反映外债情况的基本档案和文献，包括与外债有关的财政经济、中外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财政经济思想等方面的资料。统计表按借款用途归类，分为借款年月、借款人、贷款人、借款金额、币种、利息、期限、折合库平银8栏，而其依据的资料均采自清政府的正式文件，而非报刊书籍资料。这种编辑方式，大大超越了《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不仅方便了读者检索查询，而且汇辑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此外，该书不仅补充了一些有关外债史的新资料，同时还纠正了《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的错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统计资料方面，当推汤象龙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华书局1992年版）。该书从1930年开始搜集资料，至1985年最终完成，历时55年。其资料主要来源于清政府军机处档案中海关监督的6000件报销册，将海关档案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数字编成了118个统计表，其中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历年税收分配的综合统计表46个，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各关历年税收分配的关别统计表72个。该书出版后，为研究清代海关税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罗尔纲先生在该书“序言”中称：“著者在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进行研究工作规模之大，在我国史学界是仅有的，也是最早的。至于著者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财政经济档案更是我国史学界的第一人。”

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辑的《国家图书馆藏近代统计资料丛刊》（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共69 册，汇集了馆藏中有学术价值的统计资料，并采用影印的方式，收录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各类统计资料107种，涵盖中央政府、各省市及内阁各部的统计资料，内容包括内阁、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农工商、邮电、教育、军事、法律、地方事物、人口等方面，涉及领域广泛，相当部分是经济统计资料，虽然缺乏系统性，但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

2.金融货币史资料

改革开放以后，金融史研究逐步升温，20世纪8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内容涉及民国时期重要的金融法规、金融政策及各主要银行的经营发展状况。主要有《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合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农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金城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交通银行史料（1907—1949年）》（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5.5）》（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四联总处史料》（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四联总处会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五—中国通商银行》（陈旭麓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1988年版）、《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西北农民银行史料》（杨世源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云南近代金融档案史料选编（1908—1949）》（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合编，1992年，内部印行）等。

在货币史资料方面，主要有《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91年版）、《武汉近代货币史料》（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内部发行，1982年）、《贵州钱币资料》（中国人民银行贵州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内部发行，1984年）。此外还有反映票号的《山西票号史料》（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合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上述资料，主要依托各档案馆、各银行保存的档案资料编辑而成，具有第一手资料的性质，且收录全面，有的为影印出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资料的全貌。比如《四联总处会议录》，全书共64 册，记录了国民政府经济金融中枢机构四联总处379 次会议的全部内容。四联总处，全称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后改组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是战时国民政府最核心的金融决策机关，由四行及行政院、财政部、经济部负责人组成理事会，蒋介石亲任理事长。《四联总处会议录》反映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演变以及经济活动情况。上述资料的出版，对于研究中国近代以来金融发展史，特别是深化银行个案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活动，除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外，还往往从事超越银行业务之外的政治、经济与其他方面的活动，因此在充当列强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来，对近代来华外资银行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反映在资料方面，是有关外资银行的档案资料得以整理出版，先后出版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的《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详尽收录了花旗银行在华活动情况，特别是在旧中国参与并策划列强瓜分中国，控制中国财政、金融、铁路等重要活动的资料。在日资银行方面，有傅文龄主编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活动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该资料主要译自日文机密档案，包括日本天皇的敕令、内阁总理大臣及各省大臣的批文、侵华军事首脑机关及驻华大使的密令、正金银行总行与各支店的往来电以及该行董事长与中国政府部门进行交涉的内部报告、各国外交部为了瓜分中国利益的谈判记录，涉及正金银行在华强行印发钞票，操纵中国海关存款，满蒙铁路修筑与借款，扩充贷款及强化金融统治等内容，史料价值颇高。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清末民初外国在华银行交涉档案》（2009年版），汇编1896—1919年外国在华银行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之官方档案31种，包括函电、公文、照会等，反映这一时期外国在华银行设立、资本投放、业务交涉，以及清理押收德华银行事宜等内容，也是研究外资银行史、中国金融史的重要资料。

民国时期，各金融机构出版的刊物，往往刊载一些重要的经济资料。殷梦霞、李强选编的《民国金融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影印）是《民国文献资料丛编》之一，共280 册，汇编了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金融机构出版的各种月报、月刊、季刊、通讯，如《中央银行月报》《中行月刊》《交通银行月刊》《交行通信》《中国农民银行月刊》《中农月刊》等，以及金融、证券类刊物，如《金融周报》《金融导报》《金融周讯》等，对研究民国金融史、经济史，都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相较于文字资料，图像资料对了解和研究近代金融发展历史提供了直观的视觉资料。除传统的文献史料外，近年来，采取原件影印的图像资料逐渐受到学界的青睐，在经济史资料编纂中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姜宏业编著的《金融图集与史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收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货币、银行股票等实物图片，直观、真实，可视性较强，便于读者了解和认识。由傅为群编著的《近代民间金融图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以图册形式，分典当质押、山西票号、钱庄银号、银铺银楼银炉、金市金号、民间借贷及私营信用六大门类，刊载近代民间金融的实物照片，包含契纸、当簿、合同、账簿、质据、当票、庄票、钱票、股票、金锭、发票、借券、代价券等数十个品种，同时还附载了相关的官府告示、法令条例、同业公约、会馆碑记等大量的近代民间金融业的档案文献，以及各种行当的名录资讯和业务统计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民间金融的传统渊源和继承关系以及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这种出版方式，因成本较高，目前种类并不多。

3.商会史资料

中国近代商会诞生于20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会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商会活动成为近代经济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商会史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而商会史研究的起步完全得益于相关档案资料的整理和编辑。苏州、天津、上海、北京、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是晚清著名的商会城市，商会在自身发展以及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除部分城市的商会资料有所散佚外，大部分城市的商会档案极为丰富，且十分完整。如保存于天津市档案馆的“天津商会全宗”，起于1903年，止于1950年，共13817卷，居全国同类档案之首；而苏州市档案馆馆藏近代商会档案起于1905年，止于1949年，也有3500 卷。这些档案包括商会组织沿革、工商业发展、商事劳资纠纷、社会公共事业、财政税捐、政治军事活动等内容，详细系统地记录了商会从诞生到消亡的全过程。档案收藏的丰富，为商会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提供了条件。

从1980年开始，天津、苏州、上海、北京等档案馆及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共同合作，相继启动了商会档案的整理工作。1989年，由天津市档案馆和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整理出版《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1 辑（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1998年全书出齐，共5辑10册，1000万字，时间起止为1903—1950年。汇编按照天津商会的组织沿革、发展轨迹和职能活动，从馆藏天津商会档案中，精选出约7000份文件、近1000万字的档案材料，进行校点、注释，并将零散数据归纳统计，翻译了重要的外文原件，各件均拟制了标题，按照商会发展情况共分11个专题，完整记录了天津商会由官办商务局到商务公所再到商务总会的演变过程，记录了天津、北京等地商业市场的兴衰和旧式商业逐步向新式商业过渡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天津作为北方主要门户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其他商会经济的发展情况，不仅是研究商会史，也是研究天津城市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1991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与苏州档案馆共同整理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 辑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之一也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直至2012年《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全部出齐，共计6 辑12 册，795万字，时间起止为1905—1949年。全书按照苏州商会发展的历史，收录了商会组织沿革和分会概况、全国商联会及各地商会、发展实业、商品展览、劳资关系和商事、民事纠纷、社会公共事业、税捐和税捐斗争、金融财政、粮食流通、参与政治活动等方面的档案史料，按类编排，对于中国商会史及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苏州商团是苏州商会附设组织。《苏州商团档案汇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章开沅等编，巴蜀书社年版）2010年出版，该书收入商团组织沿革以及活动等多方面的档案，是研究商团组织的重要参考资料。

苏州和天津两地商会档案的发掘整理和公开出版，为商会史研究提供了极具学术价值的史料，为商会史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史料基础。这两部资料的出版，被学者认为是“大陆商会史研究真正发端的标志”，“标志着中国商会史学术研究的良好开端。近十余年来，依据一批批先后发现的商会档案，大量有关中国商会研究的学术论文和论著相继问世，中国商会史研究越来越为中外学者所瞩目，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和政治史诸研究领域的进展”[※注]。章开沅认为：“现在中外学者，凡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都绕不过苏州档案馆有关的商会和市民公社资料。这批珍贵资料，促成了一个学科的分支和一批学者的成长。”[※注]

上海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成立于1912年2月的上海总商会，是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者组建的新型工商团体。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2年组建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民间商人社团。以上海总商会为主体的上海工商社团，在民国时期各项重大经济，乃至政治活动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继天津、苏州之后，有关上海总商会的资料也开始整理面世，自2004年起，《上海总商会系列丛书》陆续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三种有关上海总商会的大型资料集，分别是由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由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的《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这三种资料，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上海总商会的发展历程。

《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约130万字，主要收录反映1644—1929年会馆公所，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务总会，上海总商会的产生、发展、结束的历史过程，以及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等与上海总商会相关组织的演变的档案资料。

《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为1912—1928年上海总商会会议记录及办事报告的档案汇编，对于研究上海近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以影像的形式直观反映了上海总商会的历史。这三种资料，构成相对完整的上海总商会的历史资料，从而为研究中国近代工商业史和社团史，以及上海史，提供了个案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近年来，有关商会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不再局限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是进一步向中小城市发展。《民国安顺县商会档案史料汇编》（贵州省安顺市档案馆、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合编，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保定商会档案》（姜锡东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影印版）的出版，即反映了学术视野的变化。同时，武汉、汕头、沈阳等地档案馆也发现收藏有大量的商会档案，其整理工作也在逐步展开。

贵州省安顺市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时期安顺商会档案，是西南地区现今保存较为完整、系统、集中的档案。《民国安顺县商会档案史料汇编》包括安顺县商会简况、章程法规、年度工作总结等内容，不仅是研究安顺地区商会历史，也是研究西南地区商会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反映了西南地区商会发展不同于天津、苏州等城市的地方特色，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保定商会是北方内陆中等城市商会的典型。《保定商会档案》较完整地记载了保定商会及其所属各同业公会在不同时期的机构设置、组织结构及人员更迭的情况，全面记录了保定商会与同业公会的历史沿革、职能作用与社会活动和影响。特别是商会档案中还保留了大量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政权强化金融统制、实施粮食统制、推行各业组合与物资统制，对保定及周围地区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的资料。这些珍贵的商会档案为研究近代保定及华北城市的发展变迁，提供了真实而可靠的记载。

近年来，商会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商会史研究的时段不再局限于晚清时期，地域也不再集中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大城市，这与资料的不断拓展不无联系。而且商会档案的学术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商会本身，同时也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等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自然也会促进相关领域的研究。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和整理，相信商会史研究将更加走向深入。

4.行业史、企业史资料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商业、经贸、航运等行业史方面，新的资料进一步得到挖掘，涵盖的门类及地域都较为广泛。这一时期出版的较有影响的学术资料有：《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聂宝璋、朱荫贵编，第一辑（1840—189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二辑（1895—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北京电车公司档案史料（1921—1949）》（北京市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合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云南省档案馆等编，1987年，内部印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自贡市档案馆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卷（1912—1928）（赵宁渌主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清末民初涉外矿务档案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年版）、《北京经济史资料·近代北京商业部分》（刘娟等选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版）、《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等，以及由吉林省档案馆编辑的《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蚕业及工业部分（内部印行，1983—1985年）。其中有些资料之前关注较少，比如《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该书所辑档案，时间始自1651年，止于1911年，历时260年，所辑档案类型，包括谕旨、圣训、起居注、奏折、题本、照会、咨文、电报等，内容涉及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国策，清政府对进入粤港澳地区洋商的管理，粤海关及港澳等分关的任务，通商贸易中的中外纠纷等。《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收录1684—1887年清政府有关广州商贸问题的机要秘档共100余件，包括道光帝宣布恢复十三行制度的上谕，洋人在十三行商馆活动的记录；十三行火灾及中外商人间的债务纠纷等内容。这两部资料，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清代以广州为代表的口岸的开放及贸易历程。

企业史方面，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编辑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得以继续编辑完成，先后出版了《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刘鸿生企业史料》（上、中、下）以及《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等。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上海档案史料丛编》，先后出版了《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和“天厨味精厂卷”（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1992年版）。这两套资料，加上“文革”前出版的有关上海民族工业企业资料，基本上涵盖了上海重要的民族工业。

对汉冶萍公司资料的发掘，是这一时期资料整理编辑较为突出的方面，主要有武汉大学经济系编辑的《旧中国汉冶萍与日本关系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3 册，上海人民出版1984—2004年版），湖北省档案馆编辑的《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1994年版）。这些资料集的编辑出版，对深入研究汉冶萍公司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工业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还整理出版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广东、上海卷）（林金枝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1994年版）、《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北京市档案馆等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南通市档案馆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其中《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收集了1840—1949年华侨在上海、广东、福建投资资本主义企业的相关资料，在侨资企业史料方面，具有突破性的进展。

近代在华的外资商行、厂矿企业，曾在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占有独特而且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数量有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之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系根据英美烟公司上海总公司及该公司在各地烟厂的档案，以及对老职工访问资料和期刊资料整理编辑而成，对研究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外资企业给旧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外资企业史料整理又取得重要突破。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清末民初外国在华商号洋行档案汇编》（2009年版），汇编1904—1919年清朝总理衙门和北洋政府档案中所存25种外国在华商号、洋行交涉事宜官方档案，涉及美、英、法、德、日、葡等多国洋行。此外，该中心还出版有《清末民初铁路档案汇编》（2008年版）、《清末民初涉外矿务档案汇编》（共9册，2008年版），对于研究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利权争夺、投资经营情况，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自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资料的出版，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繁荣，深化了经济史的研究，为经济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深厚的资料基础。但也应看到，相对于经济史研究，资料的整理仍然滞后，体现在一些专题性的资料仍然较为缺乏，一些领域的资料也有待开发和挖掘。近年来虽然在资料领域中有拓展，比如契约档案方面，先后出版了《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刘海岩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清代地契档案史料》（熊敬笃编，四川新都档案局1987年，内部印行）、《吉昌契约文书汇编》（孙兆霞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保定房契档案汇编·清代民囯编》（刘秋根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但还远远不够，一些行业史、企业史方面的档案资料仍然薄弱，需要进一步挖掘。有关经济思想方面，目前仅见巫宝三、李普国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外，有关旧报刊如《银行周报》《银行月刊》《银行杂志》《中央银行月刊》等由于收藏较为分散，不便利用，也有待于集中整理。这些都给史料整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